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究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究发现：① 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 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究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究，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

企业作为产业的重要主体，其发展直接表征着产业的发展，企业的空间格局对产业的发展及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市工商注册在业的人工智能企业数据，提取企业注册地址并转化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改进有噪声的应用背景下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算法（DBSCAN），分析北京市细粒度层级下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在全市域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在DBSCAN算法改进方面，首先调整Minpts参数为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与企业数量2个维度，企业数量大于5家且注册资本总额大于一定数额，为形成产业集聚区的2个必要条件；其次提取簇内位于边界的企业位置点作为集聚区地理边界点，将边界点连线并绘制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本文重点分析了企业注册资本和地理聚合半径对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形成的影响，同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作为参照验证，表明改进DBSCAN方法具有精确刻画产业集聚区地理边界和确定不同规模产业集聚区的优势。通过分析得知，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中心分布特征，集中在城六区，呈现“两大龙头带动，北京市全域遍地开花”的分布情况，海淀区、朝阳区处于人工智能集聚程度高水平，相较其他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遥遥领先；西城区、东城区、丰台区、昌平区处于集聚程度较高水平；通州区、大兴区、平谷区、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顺义区处于集聚程度中等水平；延庆区集聚程度较低。通过改进DBSCAN算法精确定位出中关村区域、上地西二旗区域、五道口区域、望京区域、国贸区域、亦庄经开区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探究发现，海淀区的人工智能科研人才优势，朝阳区的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基础，是两区人工智能发展突出的直接原因。延庆区等郊区远离北京市中心城区，产业资源匮乏，同时由于区域功能定位限制等原因，导致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水平较低，表明这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风险影响的跨区域性凸显了城市网络在增强城市韧性中的重要性。立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密度−距离−分割三大要素（3D要素），从区域及城区层级上构建包含生态密度、空间距离及社会分割指标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数模型，以长三角41市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韧性指数特征、均衡发展状态及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区域中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偏低，在空间上呈现以“苏锡常”为核心向外梯度递减的圈层式+轴线型韧性发展格局；韧性等级与区位条件、规划衔接以及内外均衡发展状态高度相关。② 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城区层级上的抵御恢复力及区域层级上的适应转型力均衡趋势增强。高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趋向均衡发展，中低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存在失衡；③ 不同层级的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区域层级上的主导要素为距离，而城区层级上则为密度，二者交互后的影响更加显著。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② 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地理学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尽管地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幸福感如何表现为一种短暂的情感经历并与日常活动时空地理背景相联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获取实时的幸福感，通过GPS和移动传感器收集活动地的即时环境数据，来探索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瞬时幸福感体验受到活动地点即时环境的影响，适宜的温度、POI密度可以促进幸福感，而噪音、PM_2.5、人口密度、POI类型和交叉路口不利于幸福感。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的关系也受到时间和空间要素的调节，相比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动地即时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活动的离家距离会削弱建成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证实了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相关，并受到时空行为特征的调节，为指导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在传统观念中，非人类能动性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承认，随着“后人类主体”思想和地理学“重返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将非人与人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研究提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命题和假设，并结合大学校园微观地理空间，通过3组时间镜头进行了观察分析，认为非人具有重要的能动性，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在空间叠写过程中，通过双方情感的相互性和流动性，使人们产生了地理想象和地方意象，建构了空间关系和地方认同，塑造了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认知转换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其实践知识也比传统文化隐喻知识更具有科学性，通过他者导向的地方性形成机制对既往研究具有延伸意义。未来应重视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力量。研究对坚守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教育能动性实践主体的边界拓展以及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地和谐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与启发作用。

为了识别21世纪以来中国旅游经济适应性循环发展周期性阶段，采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发展演化规律及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适应性循环共经历了快速增长期（r-K阶段）、波动释放期（Ω-K-Ω阶段）、重组再发展期（α-r阶段）3个周期性阶段；② 不同属性的发展演化特征存在差异，潜力的空间扩散特征显著，关联度具有一定的“沿海沿边沿铁路”集聚倾向，韧性则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分布特征；③ 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快速增长期旅游经济适应性强劲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的内陆转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是波动释放期旅游经济适应性提升的重要保障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重组再发展期旅游经济适应性质变的核心支撑力；④ 不同阶段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呈现由旅游经济市场化，到创新合作与协调可持续，再到硬件设施与软件创新共同推动的影响要素转变。通过潜力（奠定基础）、关联度（协调合作）、韧性（提质升级）的三维驱动，推进要素更新、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阶段发展，逐步实现旅游经济整体的向前适应性发展。

以西北地区为例，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对高级别景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和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合作应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策略；② 短期来看高级别景区增加有助于本地旅游人次上涨，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对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本地旅游拉动更大；③ 高级别景区组合供给是提升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效应和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充分条件，仅依靠5A级景区的带动效用有限；④ 西北地区城市的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具有异质性，84.31%的城市与邻近城市为旅游空间合作关系，空间竞争型城市主要位于新疆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局地；⑤ 西北旅游发展稳态城市呈散点、随机分布，具有经济优势的城市更易从旅游合作中获益并成长为区域旅游增长极。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②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③ 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研究以遥感解译的东北地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土地覆被变化为基础，充分考虑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分别通过CLUE-S模型和Markov-CA模型对东北地区2015年和2030年土地覆被格局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与遥感解译的2015年实际土地覆被类型数据对比验证，CLUE-S模型和Markov-CA模型模拟结果的总体Kappa指数分别为0.9700和0.9649，结果表明2种模型的模拟结果较为理想，CLUE-S模型的模拟精度较Markov-CA模型更高。2015—2030年东北地区草地、耕地、湿地、其他用地和水体面积呈现下降趋势，林地、人工表面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人地关系越发紧张。东北地区作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区域需警惕不可持续的土地覆被变化，需权衡生态保护、粮食增加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和协调发展。

基于2009—2019 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以高淳区145 个行政村为研究单元，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研究高淳区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时空演变格局，并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损益情况，同时，利用敏感性系数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敏感程度。结果表明：① 高淳区生产生态功能、生态生产功能既是研究区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也是转型最剧烈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生产生态功能的转移面积和比重最大，而且转移速率远高于其同期的新增速率，属于转型收缩型土地利用功能；生态生产功能空间、生活生产功能空间和生态功能空间的新增速度大于同期转移速度，属于转型扩张型功能空间。② 2009—2019 年，高淳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33.78 亿元，其中，水域用地、耕地和林地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贡献最大的3 种土地类型；水文调节和废物处理是高淳区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③ 当土地利用功能从低利用指数向高利用指数转变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此时土地利用程度引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强度也较小。当土地利用功能呈现高利用指数向低利用指数的转变趋势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增加的趋势，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率越大。④ 具体来说，高淳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增加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不同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响应程度不尽相同，生产生态功能空间转向生活生产功能空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的贡献度达到15.02%，生产生态功能空间转为生态生产功能空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贡献度达到44.57%。

研究以青藏高原阿翁错和托素湖湖泊沉积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指标（总有机碳含量、有机碳同位素和有机碳埋藏速率等）综合分析，重建不同补给类型湖泊的生产力变化及碳循环过程。结果显示：全球变暖对不同类型湖泊的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以降水和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阿翁错，全球变暖造成冰川融水补给增加。当指示冰川融水补给量变化的δ¹⁸O_carb值逐渐偏负时，湖泊沉积物TOC含量逐渐升高；指示冰川融水输入造成湖泊面积持续扩张，营养物质增加，湖泊生产力提高；当湖泊面积扩张较快，即冰川融水在短时间内快速输入时，TOC含量下降，可能是由于当冰川融水输入过多，造成湖水温度下降过快时，底栖藻类生产力下降，进而湖泊固碳能力下降。对于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托素湖，全球变暖对湖泊水文过程及生产力的影响较小，δ¹⁸O_carb值变化主要受控于农业灌溉活动引起的湖泊补给水量的变化。当δ¹⁸O_carb值升高时，TOC含量增加；推测是由于农业灌溉耗水量增加导致湖泊补给水量减少，湖泊水位下降，湖泊底部接收到更多光照，湖泊生产力上升，固碳能力随之上升。

为评估忽略大气稳定性对潜在蒸散发（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PET）估算的影响，本文以亚热带森林下垫面为例，结合涡动相关观测及莫宁−奥布霍夫相似原理，探讨了冠层上方大气层结变化规律，比较了基于中性假设和考虑大气稳定性影响的PET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性、稳定和不稳定3种大气层结具有明显的日内与季节变化特征，不稳定层结在中午居多，稳定层结在早晨和傍晚居多，而中性层结在昼间均有分布；同时，春夏两季的不稳定层结高频时段较长，而秋冬两季相对较短；总体上，观测期内不稳定、中性和稳定3种层结平均占比分别为41.4%、34.7%与24.0%。② 基于中性假设的空气动力学阻力估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空气动力学阻力，导致PET存在低估现象（RMSE = 25.82 W/m²），且误差偏离随着PET增大而愈加明显。③ 在当地条件下当量空气动力学阻力$ {\hat {r}}_{a} $与风速呈显著的指数关系（$ {\hat {r}}_{a}=7.83{u}^{-2.92}+32.66 $，R² = 0.50，P < 0.05，N = 394），基于该关系估算的PET相对于中性假设而言具有更高的精度（R²提高了3.26%，RMSE降低了19.83%）。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具有引领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模型等，对1995—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深度剖析并对比差异成因。研究发现：① 三大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日益紧密且逐渐稠密化，1995—2007年发展较快，2008年后速度放缓。长三角创新网络最稀疏但最具创新活力，珠三角份额最小但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节点地位等级差异明显，呈“金字塔”型结构。京津冀等级“断层”现象最显著，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表现出均衡化和两极化趋势。③ 空间蔓延方面，京津冀呈现双核引领，倒“V”型蔓延态势，长三角表现为多核心引领，围绕主核心城市抱团状外延与围绕环杭州湾向南同时扩展的态势，珠三角基于成熟的一核三轴空间格局，向珠江口倒“V”型跳跃式蔓延。④ 影响因素方面，网络效应和城市双边属性是三大城市群创新合作的重要保障，多维邻近性则表现出典型的城市群异质性。

构建基于多尺度的生产关系、社会?空间关系和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城市比较分析框架，对比上海和洛杉矶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化的空间特征、组织规律和演化机制，以探究其中的中国特色。研究发现：① 新产业空间的增长与扩散促进了上海和洛杉矶产业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结构，但前者是中心转型主导的都市区功能扩散，后者是新兴经济中心增长主导的区域化发展。② 从推动演化的关系机制来看，部门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日益细分是二者遵循的共同规律，但在制度环境关系的塑造作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构建基于关系视角的多尺度比较分析框架，为理解和分析特定情境下的空间组织演变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伴随着城市经济向都市区经济的转变，城市空间加速向郊区扩张，远郊区域由此得到快速发展，郊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郊区化。研究将上海郊区置于后郊区化图景，用后郊区化的理论审视上海郊区空间增长。研究发现：① 后郊区化是郊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多元要素离心分散发展后呈现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在空间分布、空间利用、空间关系、空间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表现。② 上海郊区已经进入后郊区化时代，远郊功能空间更加复杂多元，郊区空间更加独立，类城市体形态凸显。③ 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49年后服务工业生产的工业卫星城镇；改革开放后先行先试的开发区；2000年后综合功能空间营造的新城。不同空间载体重塑着郊区景观格局，推动着新空间聚落形态的形成。④ 开发导向下的后郊区化空间建设，是地方政府新一轮郊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持自身增长的资本积累策略，其形成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增长联盟共同推动的结果。政府企业化行为；资本的空间修补；居民的空间生产参与，均对中国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以杭州市拱墅区智慧网谷小镇为例，剖析特色小镇如何通过行政职能重构和“政府?市场”关系重塑实现次城市尺度的空间转型。得出结论：① 为应对土地利用转型压力，浙江省与杭州市政府进行基于土地管制、治理网络与政策激励的尺度下移与外移，以强化次城市尺度行政机构的管制能力和自主性，实现网谷小镇空间的行政权力在地化。② 针对拱墅区工业发展瓶颈，多层级政府通过产业转型制度建设、政策动员与企业补偿、行政惩罚等方式淘汰低效产业；同时，通过资源注入、行政赋权和提高小镇社会影响力等手段引导新兴企业在地化，实现小镇产业“腾笼换鸟”与企业积累模式转型。③ 次城市尺度的行政职能配置和市场积累模式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网谷小镇成为承载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空间。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ASIF)，比较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1998—2010年，中国的企业区位和产业结构均发生明显变化。内资企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外资企业数量增加并同时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一些低技术传统制造业占比下降，而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逐渐上升。② 在中国，内、外资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影响程度不同。相比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更可能拓展区域能力基础，引起区域产业动态变化。③ 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企业倾向于在制造业分散区内引入无关产业，而在制造业集中区内发展相关产业，使得单个企业对制造业集中区的影响要小于制造业分散区。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区域产业动态的微观机制，为中国未来区域产业政策制定和经济战略性调整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2021年3月9日至4月28日百度迁徙大数据，应用分形理论、城市标度律、社会网络分析和SOM(Self-organizing Map)神经网络方法，从人口迁徙的视角探究了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的“层级?网络”结构。研究结论如下：① 以迁徙规模为基础的城市体系首位度较低，高位序城市分布集中、低位序城市分布松散，与迁徙路线的规模分形特征总体一致；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位于第一层级，迁徙规模与城市人口呈超线性增长关系；② 基于迁徙规模构建的网络中，沈阳、长春、四平、铁岭和哈尔滨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哈尔滨、沈阳、长春和大连为网络的关键枢纽城市；③ 城市间有向迁徙流动与净迁徙流动网络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沈阳与长春迁徙规模较大，而哈尔滨净流入量较高；④ 迁徙行为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核心区域在东北地区东部、中部与南部，区域内迁徙行为以省内迁徙为主，根据迁徙偏好可分为4个次级组团；⑤ 人口迁徙视角下，哈长城市群内部联系较弱，辽中南城市群已经显现集聚发展态势；⑥ 东北地区城市根据自身迁徙规模和网络位置分为高流入型核心城市、低流入型核心城市、高流出型半边缘城市等六大类型；研究表明“层级?网络”结合视角相比单一规模层级划分更能揭示城市的内在特质。

提出一种日照采光约束下的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快速评估方法，结合滑动T检验、Sen's Slope、Mann-Kendall检验及锡尔指数等模型，利用百度API所提供的房屋轮廓和高度数据，对武汉都市发展区1675个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运用文内方法判别房屋间距达标情况的总体精度为92.89%，评估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平均绝对误差为5.14%。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的总体达标率仅为65.57%，29.01%的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低于50%。③ 1982―2021年，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经历了快速下降、浮动增长、缓慢上升和快速增长4个阶段，各阶段房屋间距达标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异性。尽管如此，武汉都市发展区房屋间距达标率及其分异性分别呈增长和降低趋势，发展态势稳中向好。④ 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及其分异性在空间上呈较明显的环状分布格局。

采用InVEST模型对2000―2020年皖江城市带生境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运用MGWR模型对城镇化和景观格局变化对生境质量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2020年皖江城市带平均生境质量指数整体呈现衰减趋势，下降幅度为7.84%。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呈现“东南及西部高–中部及北部低”的态势。生境最优区主要分布于东南和西部山区及部分水域，低质量生境分布于沿江平原和北部的农业城市区。城镇化和景观格局指数对生境质量有正负“双向”效应。城镇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建设用地比例（LUR）对生境质量的影响以负面效应为主且愈加显著，两期回归系数的负值比例均达到80%以上。夜间灯光（NTL）对部分地区的生境质量有显著负效应，随着时间的演变，局部区域呈现正相关效应，而景观格局指数对生境质量影响的强弱和方向在时空上存在一定差异。这些结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城市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决策依据。

运用集对分析、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综合评价分析等方法，研究湘西地区2000—2020年旅游环境系统韧性和交通可达性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交通可达性对旅游环境系统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旅游环境系统韧性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上南部变化相对稳定，而中部和北部变动明显；基于旅游环境子系统韧性的测算结果，将各区县划分为高高高、高低低、高低高、低高高、低低高、低低低6种类型。② 交通可达性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结构，形成吉首?凤凰?鹤城?芷江?洪江?中方为可达性高值区的相对优势带。③ 交通可达性提升通过直接作用旅游经济和社会环境系统韧性，并对旅游经济环境系统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进而促进整体旅游环境系统韧性提升。

以黄河三角洲为例，利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多功能潜在冲突概念框架，从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城镇建设3个方面开展国土空间多功能适宜性评价，借助多维度潜在冲突识别模型揭示国土空间多功能潜在冲突类型、强度及空间格局，基于潜在冲突调解机制重构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格局。结果表明：①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多功能适宜性表现出“生态保护重要、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适宜”的特征。② 黄河三角洲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双功能型和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多功能型潜在冲突占据主导，冲突面积占比分别为84.12%和85.35%，冲突强度主要为重度和中度。③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多功能潜在冲突的空间分布在地理单元上呈现出显著的陆?河?海梯度分异特征，在行政单元上具有一定的非均衡性。④ 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利用现状在潜在冲突调解中发挥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效应，两者统筹作用下形成的国土空间优化格局是调节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和规范人类活动合理性的科学指南。

技术创新在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和STIRPAT模型等，探究中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国碳排放绩效在时间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较慢，平均值从2002年的0.3215上升到2018年的0.4150，年均增长率为1.61%，绩效值不断变化为中值集中、对称分布的形态；② 中国碳排放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类型多样，大致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Moran's I由2002年0.2265波动上升至2018年0.3687，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大；③ 技术创新要素中专利授权量、R&D经费占GDP比重、R&D人员全时当量与碳排放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中市场化程度与碳排放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率为负相关。研究从加大创新投入、加强人才引育、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国家和地区加大技术创新驱动与提高碳排放绩效等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