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② 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③ 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④ 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⑤ 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在核心–边缘理论的框架下，基于“极化”与“扩散”的研究视角，以蚌埠为例，对其从省域核心城市到边缘城市的变迁进程、阶段特征及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 交通、工业、创新3个维度核心地位的建立是蚌埠“核心”崛起的动力来源与表征，遵循了“核心”形成的理论路径；② 城市的边缘化主要表现为战略、交通地位下降以及工业、创新维度的“核心”竞争力下滑；③ “核心”的边缘化以及“边缘”锁定的动因源于政策的倾斜与市场经济自发的不均衡性，其中政策力量起主导作用；同时边缘化与城市收缩的不断累积形成负向反馈，削弱了“核心”的扩散效应；④ 创新提出“核心”逆向演替的本土化理论解释，即政策力量成为核心–边缘结构的主导机制，能够强化“核心”的极化作用并引导“核心”发挥扩散效应，但市场机制对于扩散效应的具体实施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单元，对民族自治区语境下收缩城镇的发展特征、形成机理与响应模式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证验证。结果表明：①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有62.5%的城镇被诊断为收缩城镇，但整个自治州并未被诊断为收缩城市，被识别的5个收缩城镇在产业发展、人口结构、经济理念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② 收缩城镇的形成是中圈功能关联区（整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的空间分异“驱动”主导、内圈收缩城镇自身发展转型“挤出”＋外圈外部性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外部环境）空间关联“拉动”辅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收缩城镇规划响应的路径设计为“加强与中圈功能关联区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夜间灯光数据为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但其具体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GIS及遥感技术，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数据进行校正获取1992―2018年蒙古国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夜间灯光数据对欠发达国家研究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蒙古国夜间灯光在首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呈现“中北部集中，铁路沿线增长较快”的空间格局；灯光总值在2010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表明电力供应实现快速、稳定增长。② 空间尺度越大，夜间灯光数据适用性越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估算精度越高；在同一省级尺度上，只有当城镇化率大于30%并且人口未大量流失时夜间灯光数据才与人口数量有正相关性，否则呈负相关或不相关。③ NPP/VIIRS监测到的定居点数量多于DMSP/OLS，稳定的电力供应是定居点是否被监测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