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回顾并对比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国外研究起步早、进展快、主题多，持续深入拓展，国内研究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2019年以来在经济管理学者主导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②国外研究基于批判性视角和需求端，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社会–空间不平等和弱势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国内研究强调功能性视角和供给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总体而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国内外研究议题相近但研究重点、视角和导向相异。展望未来，建议：① 平衡供给和需求端的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强化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系统性；② 将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地理学既有理论框架，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③ 充分挖掘地理学综合性优势，引领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① 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② 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③ 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对发展成果共享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两者关系。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化对发展成果共享差距起到缩小作用，而产业数字化则呈现拉大作用；相比数字产业化，“两化”协同的缩小作用不高；“两化”与发展成果共享差距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产业化对东部未起到缩小作用，而产业数字化对中西部共享差距的拉大作用则明显高于东部；共享差距较低时，数字产业化的缩小作用较小，而共享差距较大时，产业数字化的拉大作用较高；数字产业化的缩小作用随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先增大后减小，而产业数字化的拉大作用随数字产业化水平提升转变为缩小作用。

拟搭建一个航空流网络结构化解析的方法论框架并应用于京昆、广兰和沪兰大通道，旨在查找航空流运行关键制约因素。研究发现：① “空中大通道”途中航空流延误吸收明显，这主要源于飞行路径分化和航空流调整。② “空中大通道”建设使以往共享航段/活动范围设置发生较大改变，空中过流能力得到显著加强，途中航空流已具有灵活空域使用特性。但是不同大通道整体航空流运行性能也呈现个性化差异。③ 广兰大通道具有最为典型的空域均衡使用特征，京昆大通道日内高密度空域位置及范围较为固定而广兰和沪兰大通道则分别呈现范围多变和范围递减特征，在有限空域容量条件下即造成拥堵时段和持续时间的差异，航空流参与量及其稳定性、上/下行飞行路径汇聚等在其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能源效率成为反映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不断提升能源效率是必然的趋势。本文使用非参数的super-SBM模型、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法、面板Tobit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黄河流域2007—2018年城市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基本保持平稳，但有下降趋势。效率分布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且呈现出明显的连片分布特征，具体来说上游城市多处于低效、中低效率区间，中下游城市多位于中低和中高效率区间；② 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创新对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不变；③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存在并且具有一定分布规律。研究结论为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能源综合效率提供思路。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 ① “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② 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③ 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与以往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由于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不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力图改善其分工地位，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方向发展，让开放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包容性开放效应的表征变量，基于2010—2019年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HDI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开放特征，并且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改善分工地位2个作用机制产生，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据此可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已经走在推动包容性开放道路上，包容性开放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步显现。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韧性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其发展水平，运用双指数函数验证其交互胁迫效应，借助哈肯模型测度协同发展态势，利用VAR模型判断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区域整体两大系统水平均有所提升，东部处于“翘楚”地位，中、西部实现对东部的“追赶”，但存在低水平趋同与城市韧性不足的困境。② 交互胁迫关系证实，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相互胁迫约束效应且存在时空异质性，城市韧性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压力越大。③ 区域协同水平在时间维度呈现由失调向协同转化的利好态势，空间分异特征呈现由“东部领衔”到“西部崛起”再到“中部追赶”的动态演化过程，稳态均衡收敛趋势增强。④ 区域脉冲响应差异显著，江苏、上海分别对城市韧性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冲击的起伏波动较大；中部两大系统的脉冲响应均呈现“先波动后平稳”特征；西部两大系统的脉冲响应表现出较为突出的起伏。

城区面积与绿地面积发展关系是影响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关键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2000―2020年城区面积与绿地面积的发展关系，分析城区面积−绿地面积异速增长与耦合协调的交互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区面积和绿地面积呈现出“一极多核”的空间结构，其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时间上，异速增长关系类型沿着绿地扩张弱型−城区绿地基本协调型−绿地扩张弱型演进；空间上，以绿地扩张弱型城市为主，即正异速增长型城市数量占据主导地位。② 长三角城区面积与绿地面积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协调度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态势。③ 长三角城区面积与绿地面积协调度类型的数量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正异速增长型城市协调度趋于上升且空间差异较大，负异速增长型城市协调度趋于下降且空间差异较大。④ 城镇化率、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对耦合协调度影响较强，第三产业比重、固定资产投资率、财政自给率耦合协调度和异速增长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超过异速增长。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经济−社会−生态−工程”4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综合评价法对2005—2019年南京市分维度、分阶段的城市韧性进行量化评估；借助系统动力学构建南京城市韧性动态仿真模型，对2020—2035年南京城市韧性发展水平进行长时序预测及多情景模拟，以比较不同情景的发展潜力。结果表明：2005—2019年，南京市综合韧性与分维度韧性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各维度韧性占比在2005—2010年间存在显著差异，自2010年起位序转换剧烈，各韧性占比差距开始缩小，2019年经济韧性占比超越工程韧性跃居第1；相较于2019年，2035年时南京市综合韧性水平在自然状态发展、人口高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生态优先发展及综合协调发展情景下将分别提高25.62%、27.59%、28.40%、27.19%和30.29%，可见，综合协调发展情景能最大限度提升南京市城市韧性水平，且最早达成强度韧性，其余发展情景则会对部分社会经济等典型指标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因此，今后南京市应注重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综合协调发展路径，平衡经济、社会、生态、工程子系统间的关系，打造韧性城市建设的新范式，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选取原中央苏区范围内的闽、赣、粤97个县，从生态韧性、经济韧性、文化韧性、社会韧性4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韧性（RSD）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研究区内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维度上的特征与类别进行分类识别。研究结果如下：① 研究区RSD韧性系统水平总体为中低韧性，整体呈现“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红色旅游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性，同时也有小部分处于零星分布的状态，根据其规模和影响力从高到低划分为聚类V~I共5种聚类类型。③ 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RSD韧性水平存在明显关联性，其中经济韧性较低、社会韧性中等，文化韧性和生态韧性较高。④ 基于全域旅游等规划理念，充分考量县域韧性水平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发展现状，规划出“三区、两带、两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空间格局。

随着修订风蚀方程（RWEQ）的提出，采用增加了冻结因子的气候因子（WF）表达风蚀气候侵蚀力更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基于中国北方风蚀区157个气象站1980—2016年的观测数据，逐月计算了各站点气候因子，并探讨了气候因子时空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80—1997年，年气候因子值表现为快速下降，从940.46 kg/m下降到273.03 kg/m；而1998—2016年，年气候因子值表现相对稳定，在139.81~398.85 kg/m范围内波动。② 春季气候因子值约占全年63%，其变化也显著高于其它季节，这也是土壤风蚀发生在春季的主要原因。 ③ 气候因子的高值区分布在新疆东部、青海西部、40°N以北的内蒙古中西部，这与气压中心和高大山体地形分布有关。

为了揭示人群动态活动对城市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本文引入场所视角，建立了考虑人群活动的城市场所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以深圳市福田区4个典型社区为例分析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白天、晚上4个时段下不同类型场所的洪涝灾害风险变化。结果表明：① 除危险性以外，频繁的人群活动亦会增加场所的洪涝灾害风险，与人群活动相关的指标权重达0.31；② 不同类型场所的洪涝灾害风险差异显著，且随着人群活动动态变化，生活场所平均风险最高，在4个时段波动较小；居住型混合场所洪涝平均风险次之，但晚上时段比白天高25%左右；商业场所、公共服务场所和办公型混合场所平均风险也较高，在工作日白天高于其他时段；绿色休闲场所在4个时段风险都最低；③ 居住型社区和综合型社区的洪涝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型社区为持续性高风险社区，其高风险场所占比在4个时段均超过40%，尤其在晚上达60%，而综合型社区风险呈现出工作日白天高于其他时段的特征，其高风险场所比例最高达54%。

基于权衡−协同关系视角，从长时间序列和多层次空间尺度探讨1998—2017年黄土高原PM_2.5质量浓度与微雨事件的作用关系、时空演化及地域分异。结果表明：① 黄土高原PM_2.5质量浓度和微雨事件均表现出以5 a或4 a为周期的“三峰三谷”波动小幅上升趋势。② PM_2.5质量浓度和微雨事件间的作用关系呈现出“过程上的协同性+增量上的权衡性”特征；从过程演化来看，协同关系是研究期内黄土高原PM_2.5质量浓度和微雨事件的主导关系，但从基于倾斜率的增量变化上看，二者以异向的权衡关系为主导，表明微雨事件的强化在黄土高原未来的雾霾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③ 不同微雨事件指标与PM_2.5质量浓度的空间关系和演化趋势存在差异；冬春季节微雨事件，尤其是冬春微雨天数与PM_2.5质量浓度的作用关系明显强于年尺度。④ PM_2.5质量浓度和微雨事件权衡−协同关系及演化在不同治理分区差异显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河谷平原区和土石山区是二者关系敏感区。

本文以中国西北阿尔泰山铁力沙汗和哈拉萨孜泥炭地为研究对象，结合AMS¹⁴C年代框架，高分辨率测定两处泥炭地柱芯中的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分析中国西北高山区泥炭记录的全新世大气粉尘历史沉降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铁力沙汗和哈拉萨孜记录的全新世大气粉尘通量分别为22.74~76.92 g/(m²·a)和18.60~198.38 g/(m²·a)。与铁力沙汗相比，哈拉萨孜泥炭中矿物元素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表现为早全新世和早−中全新世时期粉尘通量较高，中全新世后粉尘通量较低，更能代表区域粉尘活动历史变化。阿尔泰地区泥炭记录的全新世粉尘通量高于季风区，且在中全新世后通量下降的特征，与季风区泥炭记录的高粉尘通量的结论相反。粉尘来源和气候环境是导致不同区域粉尘通量变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西北干旱区粉尘源区的湿度和温度通过影响植被覆盖状况，对区域大气沉降过程产生影响，但局地环境和冻土变化差异，也会导致区域内不同载体记录的大气粉尘信息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对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区域大气环境变化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具有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