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系统梳理了节点-场所模型及其应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模型分析枢纽地区节点与场所发展特点、探究枢纽地区类型特点、预测枢纽地区发展潜力等方面。基于高速交通网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出未来节点-场所模型应用研究的重点方向：开展不同类型交通枢纽地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协同作用研究,探索旅游地空间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平衡发展路径,探究不同要素流网络中节点城市的节点和场所协同发展,揭示节点-场所模型视域下地域空间演化的特征与规律,构建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通过加强节点-场所模型的应用研究,有利于优化地域空间结构,提升地域空间功能,丰富地域空间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制定地域空间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启示。

从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4个方面梳理了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元性,并区分了这些多元性的性质,即哪些是缺乏交流和整合的“散见”、哪些是需要统一和弥合的“歧见”、哪些是认识局限导致的“偏见”。据此建议加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原创性理论研究;减少对“主义”的过度推崇和对方法的盲目崇拜;加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交流及论证过程的严谨性;在政策取向上取得“求真”和“务实”的平衡;提高学科发展的自信和对不同研究视角的包容。此外,应该在研究选题、杂志建设和奖项设置等操作层面推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整合。

回顾传统城市研究范式,指出其“重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而轻微观居民个体需求分析”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进而抛出“数据亦或人本驱动?”的争论;从大数据自身的缺陷、智慧社会的到来及未来城市发展维度3个方面分析未来城市研究数据和人本之间的关系,提出应遵循“人本驱动、数据支撑”的研究范式,扩展了“人本驱动”的内涵。最后,从城市居民生活（生活圈打造、社会网络构建、满足生命周期需求）、企业生产（人才流动网络构建、产业链打造、营销模式转变）、政府管治（数据共享与融合、社会服务供应、公众参与机制创新）3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城市研究的新框架。

以交通网络出行迂回作为交通网络效率分析的切入点,选取形状指数、紧凑度作为空间形态分析指标,对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进行类型划分,并挖掘各城市交通网络效率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各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① 5种类型城市交通效率高低分布差异明显,紧凑圆形城市边缘区交通网络效率较低,而非紧凑带形交通效率低的区域多分布于城市核心区,紧凑方形城市交通网络效率高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而非紧凑方形交通效率低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紧凑带形城市面积越小则交通效率越高。② 就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影响关系而言,随着城市形状指数的增大,城市交通迂回值未进一步增大,说明城市形态布局接近圆形均匀分布时,其城市交通网络效率较高;随着城市紧凑度值的增加,城市交通迂回程度值亦不断增加,说明城市形态布局程度越紧密,反而其交通网络效率越低,当城市形态布局紧密程度适中时,交通网络效率水平较高。

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年和2014年2个时点,通过分析各地级市市辖区、非市辖区的人口变化及二者相对变化情况判断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基于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内涵,构建涵盖房地产、环境、交通、教育、医疗及就业等方面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收缩及潜在收缩城市发展的负外部性,并分析其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城市发展仍然以增长为主,收缩城市及潜在收缩城市比例并不高,收缩城市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及西北地区,潜在收缩城市则集中分布于河南、湖南等中部人口大省及广西、贵州等省、自治区;② 收缩城市发展过程中其负外部性显著改善,尤其是处于稳定收缩阶段的绝对收缩城市最为明显,辐射式收缩城市次之,而处于收缩初始阶段的郊区化收缩城市则表现出两极分化特征;③ 大部分潜在收缩城市其负外部性有不同程度的加剧,且负外部性加剧的城市主要以湖南、河南的潜在收缩城市为主。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的警情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警用治安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结果表明,视频监控对犯罪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在案件类型上,视频监控对盗窃类案件的防控效果较好,但对盗窃电动自行车、盗窃电动车电瓶的防控效果较小。在时间维度上,与节假日相比,对工作日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与晚上相比,对白天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针对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所获取的重点区域,与警务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后发现,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与周边地理环境、人流密集程度、警务情况等密切相关。

对生态地理学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和辨析,并将它与相近学科如生物地理学、生态地理区划、宏生态学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界定了生态地理学的概念。研究认为：生态地理学是生态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或/和时间演变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耦合机制的学科。生态地理学的目的是揭示不同环境梯度下或不同时间尺度上生态系统各组分关系和生态过程的普适性规律及其成因。同时,结合国内外野外实验平台介绍,在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列举了经典案例进行分析：① 全球不同气候带森林凋落物分解和碳汇功能的研究;② 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和碳汇功能研究;③ 中国东北样带和南北样带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④ 中国北方草地样带尺度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主要目的是在辨析生态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生态地理学的发展。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物流联系是城市间联系的重要形式,能够反映城市网络的格局、结构和功能。当前研究主要借助引力模型、企业分支、货运班次等对物流联系进行间接估算,常常难以准确反映货物流通的实际格局。因此以宅急送为例,直接基于快递运单提取微观物流数据,探讨中国物流网络的空间格局、结构特征和功能组织。研究表明,物流网络呈现高度不均衡的空间格局,区域尺度上轴辐结构明显;在结构特征上具有较强的时空衰减效应,并呈现幂律分布特征;在功能组织上由少数中转枢纽和主干联系所支撑,对网络效率影响较强的枢纽呈点状分布。

从区域分布视角出发,采用价差法估算了中国2006~2015年化石能源补贴量。结果表明：能源补贴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格局,分别为2.72万亿元、1.80万亿元和1.53万亿元;能源补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显著的“俱乐部”现象;取消能源补贴对于中国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可使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由19.10%提升为22.36%;取消能源补贴的东部地区节能减排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敏感程度相对较弱;同时,取消能源补贴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不同幅度上涨,其中中部地区居民面临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居民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化石能源补贴改革进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居民扶持力度,以抵消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风险。

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C2C（Consumer to Consumer,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网购指数为基础,尝试从宏观尺度分析中国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空间分异规律。② 年轻人口比例、收入水平以及实体商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对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空间特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发达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更高,这表明技术扩散假说在中国更具解释力。

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对分析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依据经济增速划分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通过构建反事实函数测度不同阶段城市和分产业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揭示了区域经济弹性的演化特征,反映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过程,结果发现：同一经济周期中抵抗力和恢复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抵抗力低受冲击影响严重的城市在随后的经济振兴过程中经济恢复发展好,存在“创造性破坏”过程;区域经济弹性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区域对冲击的抵抗力水平受前一经济周期恢复力的影响,区域经济弹性在引起区域应对冲击能力的变化同时其自身也因此而发生改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振兴经历了衰退-恢复-下滑的波动历程,呈现倒“N”型,其面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第二产业更易受到冲击影响,第三产业抵抗力相对较高,老工业基地长期存在路径依赖、制度锁定现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严重,突破能力弱,过度依赖传统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针对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的规律特征,提出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以大连市中山区的遥感和建筑数据为基础,利用单窗算法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2007年、2017年研究区的地表温度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2007年、2017年研究区最低温度由22.497℃增长到29.015℃,最高温度由36.091℃增长到43.213℃。研究区北部、解放路和中南路沿线、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温度明显增高。 2007年、2017年,研究区区域内建筑都有所增高,中山区北部和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建筑明显增高,研究区建筑有向南蔓延的趋势。 2007年、2017年,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呈现低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46、0.331。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是牧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地牧户为研究案例,分析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结果：① 草原旅游使牧户生计模式分化为纯牧户、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且呈现纯牧户向务工主导型牧户过度,务工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主导型牧户过度,旅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牧户过度的一般演替规律;② 草原旅游发展总体上提高了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但不同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显著差异,生计资本存量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专营型牧户、旅游主导型牧户、务工主导型牧户、纯牧户;③ 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障碍度指数前6位的指标层因子分别是：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劳动力人数、借债情况、社团网络、生产生活设备、社会参与;④ 不 同类型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发展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牧户是受教育程度,务工主导型牧户是家庭人均收入,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牧户是借债情况。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采用 DPSIR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本形态,引入网络 DEA模型测度系统运行效率,从“投入-产出”的研究视角探究旅游生态安全系统内部作用机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 DEA模型的结构及权重加以限制,构建具有节点权重约束的网络 DEA评价模型,对主要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实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将生态安全系统分为自然运行阶段、管理反馈阶段2阶段进行效率评价,加权综合得出各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以此为依据将样本城市划分为按系统效率的评价结果将其分划为绿色发展型、稳步发展型、高效发展型、双向提升型和管理能力缺失型,针对各类型旅游城生态安全系统特点提出改善其生态安全系统状况的建议。

以云南东川和甘肃舟曲两个泥石流易发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对比两地区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后果关注程度和对泥石流灾害可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川公众最关注财产损失,舟曲公众最关注疾病发生,两地区公众对环境破坏和房屋损失的关注程度都较高。② 东川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发生次数（简称次数）和每年愿意支付的防灾保险费用（简称保险费用）可接受程度高的人数百分比高于舟曲公众;舟曲公众对泥石流灾害提前预告时间（简称预告时间）、居住地到泥石流灾害点距离（简称距离）可接受程度高的人数百分比高于东川公众。③ 两地区公众对 “次数”的可接受程度最低,对“保险费用”的可接受程度最高,对“预告时间”和“距离”的可接受程度中等。④ 两地区公众对泥石流灾害可接受程度有共同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对“距离”的影响,性别对“次数”和“距离”的影响,文化程度对“预告时间”和“保险费用”的影响,收入对“次数”“距离”和“保险费用”的影响。其它影响泥石流可接受程度的因素,两地区公众各有差异。

为应对现代城市发展在用地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保护上遇到的巨大挑战,研究在综合复杂系统理论、城市经济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学科技术的前提下,应用多智能体建模软件NetLogo构建了一个以“由下至上”运行机制为主的城市用地拓展模型,通过不同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反馈行为来实现对圣地亚哥城市宏观用地布局的模拟,并应用逐点比对和整体比对两种不同的精度检验方法来测算模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针对当前模型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进行了归纳分析。

利用从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新疆策勒绿洲-荒漠过渡带及绿洲内部4个观测点的风速、大气相对湿度（RH）、温度、太阳辐射能、光合有效辐射（PAR）同步观测资料,分析了小气候差异并初步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不同空间的下垫面性质对小气候影响明显不同。在8月,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和绿洲内部与流沙地前沿相比,日平均风速在2 m高处分别依次降低了42.69%、50.71%和94.32%,日平均风速在10 m高处分别依次降低了7.94%、13.66%和59.59%,这表明植被覆盖度越大,防风阻沙效果越好。夏季植被能够降温增湿,冬季12月份,绿洲内部在0.5 m高处日平均温度依次高于流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1.47℃、1.20℃、2.74℃。4个下垫面的PAR与太阳辐射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绿洲内部的PAR值相对最小,太阳辐射能在6月达到最高值。夏季晴天在20:00~09:00左右近地表层会出现逆温现象。冬季晴天白天午后易出现大于起沙风的阵风,从流沙前沿到绿洲内部气温逐渐升高,大气相对湿度先逐渐降低后增大。

基于全球库存建模与绘图研究第三代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GIMMS 3g NDVI）、土地利用和气温降水数据,利用NDVI时间序列谐波分析法(HANTS)重构了中国北部地区原始植被NDVI,用一元六次多项式拟合了植被生长曲线并结合逐像元动态阈值法提取了中国北部地区1983~2012年植被生长季始期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及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①GIMMS 3g NDVI具有较长的时序特征和较好的数据质量,经HANTS时间序列谐波分析后能很好的表现植被生长季曲线特征,可用于后续植被生长季的研究。② 北部地区生长季始期均值主要集中分布在80~150βd之间,全区30βa平均为111.6βd,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地区生长季始期早于其它区域。③ 研究时段内北部地区生长季始期总体上呈提前趋势（R²=0.19）,空间上由西北向东北逐渐推移,明显提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平原、陕西南部和新疆天山的部分地区,明显推迟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④ 因植被类型的不同和区域的差异,生长季始期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程度不同,春季气温是影响生长季始期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选取1960~2014年淮河上中游流域19个气象站点的月降水量、气温和日照时数等数据,采用气候倾向率、Mann-Kendall、Morlet小波和相关系数法,对流域年和四季降水、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变化趋势、多时间尺度演变特征以及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降水在年和四季线性变化趋势不显著;气温除夏季不显著外,年和春、秋、冬季变暖趋势显著;日照时数除春季不显著外,年和夏、秋、冬季节变短趋势显著;② 降水、气温、日照时数在年和四季分别表现出多个时间尺度的相对丰枯、冷暖和长短交替特征;第一主周期尺度及其相应的平均变化周期在年和四季有的较接近有的相差较大,第一主要平均周期介于2~10 a之间;③ 气温的复相关系数均小于降水和日照时数;除冬季气温复相关系数较小外,其他季节各要素均较大。降水-日照的偏相关系数绝对值在年和四季均最大。降水-日照时数、降水-气温大部分情况呈反相关系,冬季气温和日照时数在主周期尺度28 a下呈同相变化。

以辽宁省宽甸县为例,利用1955~2012年逐日降水数据,提取年暴雨日数（D₅₀）、年暴雨量（P₅₀）、年均暴雨强度（I）和暴雨比（R）共4个暴雨要素,运用K-S法确定各单要素最优概率分布函数;针对暴雨要素多面性,通过引入Copula函数,构建三维联合分布并进行AIC和RMSE优度检验,确定适合暴雨要素的最优Copula函数,分析多要素联合后暴雨的概率和重现期特征。研究表明： ① 单变量拟合仅反映暴雨单个要素本身的信息,无法涉及要素间的联系;三维Copula联合可从3方面呈现暴雨要素间的内在信息,更贴近实际;暴雨本身的多要素性,为Copula函数在暴雨分析上提供了广阔前景; ② 年暴雨日数、年暴雨量和年均暴雨强度的联合适合反映宽甸县暴雨重现期;宽甸县暴雨联合重现期短,多为0~2 a,同现重现期较长,集中于200 a左右;2种重现期变化趋势一致,存在同步效应,反映了暴雨要素的不可分割性。

以广西龙州县边境乡村的法式民居景观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法式民居景观兴盛的缘由,并探讨其象征意义及认同建构。研究发现,法式民居景观作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又因其宫殿式形态,成为当地人幻想更大权欲以获得自我满足的源泉。此外,法式民居景观强化了当地村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建构,并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缅怀、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地方的认同感。研究既是对新文化地理学关于景观研究向社会文化意义转向的例证,也是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地方、景观与认同关系研究的回应。

基于武威市1949~2013年65 a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和分异指数来分析乡村性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并从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性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49~2013年间武威市各县区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减弱趋势,但减弱幅度和速度存在差异。② 各县区乡村性分异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00年以后乡村性分异指数急剧增长,表明各县区乡村性差异越来越大。③ 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是影响乡村性变动的两大动因,各因素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性水平减弱、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招、拍、挂出让的住宅用地数据,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单元,建立区域住宅地价综合模型,选取地价水平、地价增长率和交易宗数作为评价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综合分析了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的发育特征,利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了各类地价发育形态的潜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出让地价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城市群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城市群内部围绕中心城市增长等空间格局特征;中西部地价高增长的单元多于东部,西北、东北中南部、四川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价高增长的聚集区;住宅市场活跃度呈阶梯状变化,活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长三角、长江中游、辽宁中部、哈尔滨、成渝、滇中、呼包鄂等城市群。② 根据综合特征,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空间发育可分为成熟稳健型、发展完善型、成长发展型、萌芽起步型和成长受阻型5类,相邻发育形态在空间关系上表现出互为邻里的特征。③ 各类发育区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区位条件、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是地价发育成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均GDP、国土开发度提升将促进地价形态发育程度;而人口吸引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将导致地价形态发育受阻。

基于3S技术构建城乡一体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以浙江嘉善县为例开展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嘉善县各乡镇城乡一体化程度综合指数差值不超过1.95倍,发展较均衡;2003~2015年间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20.4%;各乡镇内部道路系统密度差异由18倍缩小到4.3倍,城乡道路网络系统由单核向多核演变;各乡镇城乡收入差距在2倍之内且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地空间布局比较均衡,城镇带动周边农村居民点快速发展。该指标体系在客观性和空间表达等方面发展了城乡统筹定量研究方法。

基于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数据,以西安市典型社区贫困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语义差别法研究生活环境感知、熵权TOPSIS 法测算主观满意度、关联网络法分析生活感受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群体对生活环境感知存在局限性,感知能力较差,大多数人群感知结果偏向于正,形成主观感知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的特征。② 贫困群体对生活质量感知较为敏感。就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而言,贫困群体主观满意度不高,离各指标的最优状态还相差甚远。4个典型地区贫困人群的主观满意度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就生活质量感受特征而言,贫困群体对其生活状况的感受整体上是消极的和负面的,生活的不满主要与工作状况、薪资水平密切相关,生活的满意感主要与邻里关系及交通条件等有关。③ 不同类型社区贫困群体感知差异显著,形成原因与典型社区的规划建设背景、所处地理位置、现有功能定位等因素有关。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