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以青藏高原中部的普若岗日冰原为例，探讨了快速批量处理遥感数据并获取冰川面积变化的方法。结果表明，利用GEE平台结合像元级影像合成和最小归一化积雪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 NDSI)，可快速获取年度合成影像，提取冰川边界。通过对1988—2020年共512景遥感影像合成计算，获得了1988—2020年普若岗日冰川面积变化特征，分析发现：33 a间冰川面积减小了31.08 km²，年均退缩率为0.23%/a，冰川面积退缩主要发生在冰川末端，部分末端在20 a间退缩了1506 m。相对于冰川的实地观测或传统遥感监测法，本方法提高了影像利用率和数据处理效率，可快速实现冰川面积变化长时序分析，为现代冰川变化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为前提，聚焦大城市边缘区特殊空间区位，在科学理解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梳理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发展历程，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得到以下结论：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交流日益频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具有功能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组织结构体系化等特征，由此对应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3方面内容。② 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不断参与到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行为机制。③ 基于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同，文章提炼出5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内生驱动型、村企联合型、多元协作型，不同类型具有相应优势和缺陷。基于以上研究，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综合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及叠置分析、Logistic模型和岭回归模型，探究了海南岛村庄空间格局及其对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响应关系，并进一步划分了村庄类型。研究发现：① 海南岛村庄分布呈现“沿海稠密，内陆稀疏”和“东部密集，西部分散”的空间格局；村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空间分异整体上亦与中央山区–外围沿海的自然地理分异基底相吻合；② 乡村转型背景下，村庄空间分布主要受海拔、坡度等自然条件和乡镇交通可达性表征的经济区位影响，而村庄空间规模更受人口、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外部驱动；相对而言，建设用地的分布与扩展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耕地对自然环境仍然具有较高依赖性；③ 在此基础上，划分了5种海南岛村庄类型，希望以此作为“因村制宜”的一个科学依据，助力海南岛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促进人地关系耦合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其水系统变化特征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基于GRACE重力卫星、归一化植被指数和蒸腾、气温和降水等数据，分析青藏高原陆地水储量变化时空格局，解读水储量变化对植被变化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青藏高原陆地水储量变化可分为2个阶段：2003―2012年，水储量变化相对稳定；2012―2016年，水储量呈递减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南部外流区显著亏损（部分区域达–12 mm/a，P<0.01），而中北部羌塘内流区则显著盈余。但内流区水储量的盈余趋势在2012年发生了逆转，由盈余转为亏损。② 2002―2016年，青藏高原呈变绿趋势，61%的格点植被变绿，39%的格点植被褐化（位于高原南部、北部及西北部区域）。③ 青藏高原植被指数与陆地水储量的直接关系不明显，因为高原植被主要位于东南部，其他区域植被稀疏。但植被通过蒸腾作用可间接影响该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当青藏高原植被变绿，植被蒸腾增加，导致土壤水储量亏损，进而影响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认识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大气圈–生物圈–水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川藏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干线铁路，完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融合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川藏铁路为研究对象，以各类路网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结合川藏地区的特殊性，从全国尺度测度川藏铁路对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剖析其对区域潜在联系和高铁网络结构的影响，以期为中国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川藏铁路建设极大改善了西藏城市的区位条件，不仅对沿线城市有重要影响，也提高了其他城市的可达性，在空间上促使沿线分散的圈层结构拓展为沿川藏铁路的廊道结构，尤其便利了西藏与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联系；川藏铁路促进了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完善了高铁网络结构，有利于西藏与四川形成紧密关系；川藏铁路促进了边疆地区、贫困县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县等特殊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腹地和周边地区61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等观测数据，选取了通用的24种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了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增温趋势明显，不同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显著，并且空间差异较小。其中，气温极值指数显著上升，并且年极端低温的上升幅度最大。霜冻日数、冷昼日数等极端冷事件显著减少，夏日日数、暖昼日数等极端暖事件显著增加。②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降水指数的年际波动较大，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西部沙漠的年降水量以5.11 mm/10a的速率显著增加，一日最大降水量、强降水量等其他极端降水指数也显著增加。而东部沙地的极端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明显的干旱化趋势。③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变化幅度大多超过了北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陆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幅度。④ 北极涛动（AO）对东部沙地极端低温和极端冷事件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近几十年来东亚夏季风的减弱是导致东部沙地极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西部沙漠极端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M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② 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③ 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④ 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⑤ 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综合利用多源遥感卫星资料，分析了1989—2019年塔里木河流域及其各水系水体面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调水影响下的年际变化趋势与各水系地表水变化对典型区域（罗布泊）地下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近30 a来，塔里木河流域地表水面积增长趋势明显；② 降水是引起流域内地表水面积变化的主要气候因素，生态调水则影响着流域内地表水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流域内各水系地表水的增长变化对罗布泊地区地下水储量的恢复作用显著。对于了解塔里木河流域地表?地下水系统的长期变化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长白山天池区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研究结合天池区地形地貌条件以及特殊的地质岩性和环状-放射状断裂构造特征，分析了天池水循环条件和水动力特征，明确了环状断裂构造的水力“消峰”作用和放射状断裂的导水作用，论证了天池补给区的地下水分水岭外扩的可能性。在天池区水循环与水动力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天池区2003—2020年气象水文监测数据，利用水均衡法对天池水量平衡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天池区的降水条件可以维持天池的水量平衡，距离环天池地表分水岭外侧高程850~2200 m范围内的大气降水可以维持天池年排泄量3600万m³的水量平衡，水量平衡区对应的地表高程平均高于天池水面（2189.7 m）约125 m。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将损失最小化并寻求转型发展的能力，是乡村研究的前沿议题。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截至2022年1月28日的国内外乡村韧性(Rural Resilience)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梳理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前沿方向与趋势。研究发现：① 国外乡村韧性研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从基础概念、理论与实证延伸到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从多元视角揭示了不同压力冲击下的乡村韧性。② 国内乡村韧性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局限性，且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布局分散，关联性低。文章指出，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仿真模拟技术，揭示乡村系统演化规律、韧性阈值与短板因素，聚焦多重挑战影响下的乡村韧性能力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流域地貌熵和室内人工降雨条件下的9期人工模拟黄土小流域地貌演化DEM数据，从小流域、子流域和坡面与沟谷3个尺度开展流域地貌熵熵变量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室内黄土小流域地貌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人工降雨条件下的黄土地貌演化过程中，流域地貌熵的局部熵增过程是该区域黄土堆积或以黄土堆积为主的地貌演化过程；② 在时间上，该流域幼年期的熵变量变化速率大于壮年期的熵变速率，反映出其幼年期的黄土侵蚀速率快于壮年期的演化特征；③ 在空间上，坡面侵蚀具有在幼年期逐渐增强而在壮年期逐渐减弱的特点；沟谷侵蚀在黄土侵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幼年期以沟谷边缘侵蚀为主，壮年期以沟头侵蚀为主的演化特征；④ 黄土小流域具有位于下游的子流域侵蚀能力更强，位于主沟谷左右两侧相同位置的子流域侵蚀能力相近的演化特征。

定量评价人类出行活动强度（下文简称“人类出行强度”）是进行人类干扰研究的基础，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城市与非城市区域之间的差异，为了提高人类出行强度对环境变量的响应程度，本文针对云南省非城市区域，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和最大熵模型探究环境变量对人类出行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云南省人类出行强度的各环境变量在交互作用下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类型，距居民点距离与地表覆盖类型共同作用下对人类出行强度的解释力达到最大；最大熵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好”的标准（Area Under Curve，AUC=0.855），研究区内的人类出行强度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距居民点距离、地表覆盖类型、距道路距离和坡度是主要的影响变量，累积贡献率超过90%；从整体上看，云南省内的人类出行活动集中于地势平缓、气候温暖、雨量适中且交通便利的居民区附近，实验结果对于揭示人类出行的分异性影响因素有价值，可为云南省的物种保护与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本文选取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基于GEE（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应用PML_V2（2002―2017年）和NDVI（1990―2020年）数据集，利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对黄土高原长时间尺度植被变化影响下的蒸散发分量变化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黄土高原植被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植被变化总体以基本不变（31.2%）和轻微改善（59.4%）趋势为主，空间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小；② 2002―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蒸腾、冠层截留蒸发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土壤蒸发呈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③ NDVI的增加导致了土壤蒸发的降低（P<0.05），增加了植被蒸腾和冠层截留蒸发（P<0.05）。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定量阐释植被生长过程和季节变化对蒸散发分量的影响，对进一步理解植被变化与流域生态水文过程的互馈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关联关系的协调，是保障跨境水安全与生态安全、维系流域国家地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通过系统梳理跨境流域水-能源-粮食关联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前沿进展，将研究层次划分为针对内部核心指标的关联关系研究、耦合外部关键指标的关联关系研究、未来不确定性引发的应对措施的关联关系研究以及考虑水利益共享的跨境合作研究。判识了当前定量评估方法的类型、特点和面临的挑战，从跨境流域现实需求的视角指出今后亟需重点关注的发展方向，即加强信息共享和数据挖掘、促进关联关系的耦合互馈机制研究、增强关联关系定量评估模型的开发和应用、深化关联关系未来不确定性的研究、推动多利益主体的互利互惠合作，以便更好地促进跨境流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更深层次的地缘合作。

对若尔盖盆地进行实地考察，选取盆地西端黄河出口段典型的一级阶地沉积序列为研究对象。通过沉积物粒度和端元特征分析及OSL测年断代，对若尔盖盆地出口段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阶地底部的河床相砂卵石与河漫滩沙层构成了二元结构沉积层，其中河漫滩沙层夹有5.0—4.2 ka B.P.期间堆积形成的浅洼地泥沼土透镜状层，表明该河段黄河一级阶地从5.0 ka B.P.开始形成。河漫滩上为高原强劲风力改造成的风沙层，夹有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组，表明4.2—4.0 ka B.P.期间气候恶化，黄河源曾发生多期特大洪水事件。4.0—2.8 ka B.P.期间气候湿润，阶地面浅洼地有淤泥质沼泽形成。其后沙尘暴搬运堆积的粗粉沙覆盖阶地面，形成了风成黄土，其上部经生物风化成壤改造，发育成为具有团粒构造的现代亚高山草甸黑土土壤层。

过剩通勤分析对于提高城市通勤效率、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5年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街道尺度数据，采用过剩通勤的空间离散方法，分析不同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差异及其城市内部空间异质性，并探讨职住空间关系对通勤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上海中心城区通勤出行中有52.14%属于过剩通勤，通勤潜能利用率为26.14%，表明通勤出行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② 从学历看，过剩通勤存在明显群体差异，高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程度远高于低学历群体。③ 从空间看，过剩通勤在城市内部呈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中心地区远高于外围地区。④ 从作用机制看，除微观层面的职住平衡，宏观层面的职住离散也对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二者对不同学历群体的影响效力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低学历群体的影响更大而后者对高学历群体影响更大。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 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 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 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梳理关系地理学的学术内涵、理论主张、研究范式以及热点议题，指出关系地理学研究体现以行动主体为中心，既注重国际流动、连通性、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注重个体经验、认知与能动性方面的发掘；既关注全球化对地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广泛影响，又考察发生的在地化、文化再造、差异生产等现象，有明显的去地域和去尺度化的趋势；对区域政策或社会事件的解读，多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注重情景、互动、阐释与偶然性的分析，而不仅仅是总结模式或规律。关系地理学显示，当下已不是某一单一理论或主要思想所能解释的时代，它以一种去中心、异质化、动态化、多维度的特征体现了地理学思想的多元、包容与深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潮与范式，关系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经验时需要有效地落地和对接，而中国的传统“关系”概念、“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其可落地的最佳案例。

本文基于非期望Super-SBM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国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以6.26%的年均增幅持续性改善，但距离有效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规模效率优化速率停滞，持续改进动力不足。② 全国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较落后”的阶梯状分布格局，东部、中部地区保持快速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缓步改善，仅有东北地区在2014年后出现严重下滑。③ 各省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效应日渐增强，当前正处于高水平集聚阶段，低水平集聚基本固化。④ 产业规模、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转型效率的提升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体制机制和能源强度抑制产业转型效率的改善，研发强度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促进作用，其他地区的科技转化驱动较弱。

基于2000—2019年的全国机场区位、旅客及地区经济等数据，考虑航空运输需求和供给的差异，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比分析了全国航空客运和机场格局演变特征，并探究了地区层面航空客运格局演变特征，通过空间格局相似性分析方法，识别了中国航空客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00—2019年，中国航空客运格局表现出空间扩张和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相较于中国民用机场格局，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②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航空客运演化对全国航空客运空间格局的扩张和重心北移具有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起了一定抑制作用。③ 中国航空客运格局演变主要受旅游、经济、收入、规模等因素影响，但航空客运格局相较于影响因素的格局呈偏南分布，表明航空客运格局仍有较大的优化发展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航空客运健康发展的建议。

本文以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域，通过识别气象干旱的三维连续时空体，剖析了1982—2018年夏秋季节气象干旱（SPEI）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与区域植被覆盖（NDVI）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基于空间聚类识别的黄土高原三维气象干旱事件与历史真实干旱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基本吻合；②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综合来看，黄土高原气象干旱发生区域NDVI往往会比同区域非干旱时期减少，且NDVI减少程度与气象干旱强度显著相关（R²=0.4389，P<0.05）；③ 从黄土高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耕地、草地和林地）对干旱事件响应关系来看，草地最易受干旱胁迫且对干旱强度的变化最敏感，抗旱性最差；而耕地在干旱强度较大的干旱事件中更易受到影响。本研究对科学合理地理解区域干旱的动态格局演变及阐明其对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基于访谈录音文本与各类统计数据，采用行动者网络方法，研究敦煌旅游建设治理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敦煌的旅游治理可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2个阶段运作过程。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建设阶段，莫高窟与敦煌学的全球声望吸引大量入境游客，市政府与敦煌研究院通过征召方式动员其他行动者，实现敦煌旅游供给；在集中化运营与城市营销阶段，市政府统一收编市属旅游资源建立国企进行集中市场化运作，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大事件，发展敦煌文化旅游与智慧旅游。过程中异议与博弈主要围绕市场监管与利润分配、土地利用、资源开发展开。敦煌研究院保护弘扬敦煌石窟文化为敦煌旅游注入生命力，市场驱动敦煌遗产旅游的社会参与与旅游供给，不同层级政府驱动敦煌的集中化治理与文化资产存量发展。

乡村聚落在聚落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缺乏对乡村聚落规模时空演变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导致乡村聚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获取 1980年、1995年、2005年、2015 年4期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数据，以乡村聚落斑块为单元，使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总结影响机制的阶段性规律。 研究结论如下：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规模演变呈现出增加–平稳–减少的趋势，35 a间总规模略有减少但区域结构性差异明显。珠三角地区乡村聚落演化与全省趋势一致；粤东地区原有乡村聚落不断扩张导致总规模持续上升，但趋势逐渐减弱；粤西北乡村聚落以部分聚落原地扩张和部分聚落日渐收缩并行为主，新增乡村聚落和乡村聚落城市化幅度均不高。② 各影响因素对乡村聚落规模演变的作用力存在明显时空差异，地形条件、路网密度、县域人均 GDP和基期聚落面积对乡村聚落规模的影响普遍呈现“倒 U 型”趋势，其它自然环境本底、区位可达性、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方向稳定，但影响力随阶段变化。③ 35 a 间广东省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冲击和城乡融合3个发展阶段，各阶段乡村聚落规模演变的动力呈现出显著差别，在城乡分割阶段，乡村聚落发展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在城乡冲击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聚落更易发生城市化；在城乡融合阶段，自然环境本底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可达性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基于理论著作和其他文献，分析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和交叉，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在制度研究上有交叉；政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重视“过程”或“演化”研究；政治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学在人与组织关系上有共同之处；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注重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与经济演化的关系，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它们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形成交错。各学派的核心特征为：政治经济地理聚焦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地理过程，制度经济地理学研究特定地域制度塑造或制约经济行为及经济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演化，关系经济地理学注重形成经济景观的各相关因素的关联作用。这些学派弥补了经济地理学规范分析的一些不足，同时在普遍规律研究上有明显缺陷。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建设在鼓励学术观点争鸣的同时，应注意兼顾现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一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