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现有城市公园绿地服务的评估常以给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和公园绿地为前提,评估对象及其空间范围具有较大随意性,致使很难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或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本文对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的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梳理,从公园绿地的类别、等级、服务范围和可选择性等要素着眼,提出了以城市建成区内居民至周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为核心的评估指标和模型方法。运用开源空间数据和Densi-Graph分析方法,解决了城市公园绿地空间数据的提取、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界定、指标构建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城市公园绿地的评估获得了客观性、统一性和可比性的保障。对全国273个地级的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级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平均值达到64.8%,尚有超过两成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不到50.0%,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与现行国家标准之间尚有差距。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显著集中于特大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同时,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应呈现出S型曲线上升趋势。为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应增加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公共服务的投入。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
基于长沙市中心城区1979年、1989年、2003年、2011年、2014年5个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借助ArcGIS、SPSS分析工具,提取居住、工业、服务三大功能用地,从方向、圈层、强度、用地间转变及轴带趋向对长沙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用地扩展模式以“圈层式、轴带式”为主,并逐渐向“多组团式”过渡,由单一的向外扩展向内部功能间演替和外部扩展相结合转变。整体扩展方向经历了由“东、南、东南-西北、东、东南、北”的变化,但各类用地的扩展方向有所差异;② 从扩展强度看,居住用地远远高于城市总体扩展强度,造成了城市功能空间失衡的现象,服务配套明显滞后,部分分区在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与规划定位严重不符的矛盾;③ 功能用地间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表现出以核心-外围明显分异的差距。外围片区的功能较为单一,融合度不够,未来应增强配套服务功能。④ 从经济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生态制约力与吸引力、社会助推力四个方面分析了功能用地扩展时空差异的驱动因素。⑤ 从“问题导向-现象归纳-本质剖析-策略应对”提出了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
城市空间扩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响应研究备受关注。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借助1977—2014年遥感影像,基于城市用地扩展定量分析及相关评估方法,从资源、环境、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及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风险变化等角度,对其空间扩展所致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呼和浩特市建成区面积扩大5.65倍,生态用地减少18.18%,城市排污总量增加1.62倍,热岛比例指数升高0.40倍,斑块数量增加1.12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8.30%,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8.37%,生态压力指数升高6.11倍。可见,呼和浩特城市空间扩展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是导致生态用地减少、环境污染加重、热岛效应显著、景观格局破碎、生态功能减退、环境质量降低、生态风险加剧的原因之一。研究结论可为有效遏制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活动主体的城市系统微观模拟可能在未来城市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通常受到微观个体数据稀缺的限制。空间微观模拟方法（spatial microsimulation）主要基于家庭、个人等微观分析单元,通过整合不同层面的数据源,如宏观汇总层面的人口普查统计表以及微观层面的家庭活动日志调查等,合成大样本微观个体数据集,可以在精细化空间尺度上对微观个体行为进行模拟研究。该方法在城市系统微观模拟、空间分析以及政策评估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在西方国家城市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但在国内较为缺乏。本文尝试对空间微观模拟方法的起源、三种核心算法,包括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确定性加权（deterministic reweighting）以及模拟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进行介绍,并从国际层面综述该方法在城市研究,如收入与贫困、交通出行、健康等领域中的应用,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判识城市旅游综合体用地格局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安曲江城市旅游综合体为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和GIS分析技术,探究其用地分异过程及机制。结果显示,曲江由农业生产和村居功能为主导的乡镇聚落,转变为以旅游功能为核心、多元用地形态圈层布局的城市旅游综合体过程中,其用地形态共经历了均质无序、极化–扩散和均衡集约三个阶段。而这一演化过程,实则是在土地差异化增值形成级差地租的条件下,多元用地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文章认为,保证城市旅游综合体合理的发展用地、有序实现土地增值及发挥地价杠杆的调节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集约利用和功能协同发展的根本前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旅游移民现象不断演变和研究的深入,大量旅游劳工移民在迁入地的半定居和永久性定居行为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一些著名的自然观光地因开发早、区域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等原因,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主的迁入和集聚,因而成为研究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合适案例地。本文以黄山汤口为例,以旅游劳工移民中的企业主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判别移民定居意愿的支持因素,并据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活满意度、经营满意度、继续经营意愿、社会融合意愿、总体感知对移民定居的影响,进而分析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与国外发达经济体旅游企业主移民相比,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男性比例明显偏高且更为年轻,其家庭主要收入高度依赖迁移后的工作。经营收益情况是其考虑后续定居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意愿可分为购房定居意愿和退休定居意愿。② 探索性分析表明,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的购房定居和退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经营满意因素、生活满意因素、社会融合状况。③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显示,衡量经营目标和动机的总体感知变量对继续经营意愿有替代作用。移民经营满意度是其定居意愿的本质驱动力。④ 社会融合意愿和总体感知构成了购房定居意愿的直接驱动力。除经营满意度外,对居住条件等生活因素的满意与否是购房定居意愿的间接驱动力。⑤ 退休定居意愿最强的直接驱动力是购房定居意愿,总体感知既是其直接弱驱动力又通过购房定居意愿对其产生影响,其余变量均是其间接驱动力。
以往旅游对植被影响的评价成果较多,但是旅游影响下植被景观与地理因子之间的关系报道较少。本文利用多种数量生态学方法探讨了五台山旅游开发与植被景观之间的生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旅游开发影响下五台山植被景观可分为单优乔木区、草本区、差级乔草区、中级乔草区、中级灌草区、良级灌草区、良级乔灌草区、优级乔灌草区、以及寺庙区、商业区或居民区9种类型。② 在除趋势对应分析中,第一轴与所有因子的相关性都较大,第二轴与旅游干扰度和海拔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各植被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关键性指标的空间格局。③ 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间的相关性,并将其直观地表达于排序图中。在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关系上,第一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858DCCA>0.828DCA,第二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583DCCA>0.501DCA,这说明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更优。
教育绅士化现象已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以长春市郊区出现的教育绅士化社区为例,对其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及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私立学校与房地产开发活动在郊区的结合催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绅士化现象,其实质是由教育资源引发的绅士化现象。② 教育绅士化社区采用“房地产+名校”的模式进行开发,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阶层四大主体。教育绅士化缘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开发商是物质景观改造的主体,学校则是吸引绅士阶层集聚的关键。③ 教育绅士化社区一方面引导了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的迁移,促进了郊区物质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的分层和极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同时对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贫困地区缓解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探讨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现状,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以西南地区1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对旅游发展分别与综合贫困以及、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不同维度贫困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随着旅游的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的综合贫困状况得到改善,但改善程度表现出不稳定性并逐渐放缓;② 随着旅游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经济和社会福利贫困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医疗贫困得到较大改善,教育贫困基本未得到改变;③ 西南地区不同省份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存在空间差异性,贵州贫困县表现最好。本研究对于深度了解旅游扶贫现状,进一步发挥旅游的多维扶贫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5例县改市更改专名的历史经验是,应尽量维持地名稳定,能不改的尽量不要改,必须更改专名时,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新市名的命名要参考更名经验中得出的禁止性、建议性原则,原有政区专名存在问题的,应借区划调整之机加以改正。禁止性原则包括,全国范围内县市及以上政区不能同名、同音;不能以跨政区的地物、驻地以外的乡镇、捏造的历史政区和不稳定时期或破坏领土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地名命名新市名。建议性原则包括,不以驻地为名;不要改掉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应出现单名市;不要叠加政区通名;以历史政区命名,应尽量与当时所代表的地域范围相吻合。新时期有序推动县改市应谨慎更名、科学命名。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本文研究了1971—2015年世界铁矿石供需与流动格局的时空变化,结果显示：① 世界铁矿石年产量期末比期初增加了12.26亿t,年均增长2.17%;1992年以前,欧洲曾是世界铁矿石的消费重心,但随后亚洲后来居上。② 研究期内世界铁矿石输出量年均增长达3.7%,大洋洲和南美洲成为铁矿石的主要输出地,2015年占世界的比重分别达53.73%和26.23%;本世纪以来铁矿石输入量最大的是中国、日本和韩国,2015年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5.07%、8.94%和5%。③ 基于“场”理论,采用位势、“源”、“汇”、迹线等概念审视全球铁矿石流场的基本特征和流场成因,发现世界铁矿石流动的“位势”北半球较低,而南半球较高;亚洲、欧洲是主要的汇流场,大洋洲、南美洲是主要的源流场。本文研究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铁矿石资源的流动状态及其演变过程,对于我国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的专业化测算,本研究对中国种植业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回顾和评价,创新性地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种植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了各阶段中国种植业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① 各省区市种植业的专业化系数FRi逐步增强;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快的增速,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则刚好相反,西北地区的基础及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② 6种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粮食、棉花和油料增长较快,糖料、水果和蔬菜增长较慢;糖料为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长期表现为高度地方化,粮食、蔬菜和油料属于低度地方化农产品。③ 相较于农业总产值10.66%的年均增速,中国种植业发展的国家专业化系数Fmn保持平稳而缓慢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仅2.83%。④ 可将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3年的第一阶段为奠定制度基础阶段、1984—1995年的第二阶段为稳步复苏和扩张阶段、1996—2014年的第三阶段为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深入阶段、2015—2017年的第四阶段为追求全面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本研究对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植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为种植业专业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