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空间过程之一,3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空间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迄今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集中于两点：一是关注宏观层面上流动人口群体的空间分布格局^[1-9];二是关注微观主体流动行为的具体空间流向,并针对是否迁移、流往何处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10-17]。研究结果表明,迁移者的空间选择行为不仅受预期收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18-22],还往往与家庭特征、社会网络、制度安排等宏观背景有很大关系^[23-30]。此外,研究还发现来源地村庄的地形、经济发达程度、交通通达度等地理环境因素也能对迁移者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影响^[31,32]。

然而,前类研究多是基于普查或统计年鉴等合计数据对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进行“汇总性”研究,属于事后的描述性研究,缺少对流动行为的微观主体在此状态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分析。后者虽是对微观主体流动行为的决策研究,但仅聚焦于特定区域抽样调查对象在某一调查时点上的状态,并无法从中准确地得知调查时点前后调查对象的空间分布、决策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因此,这些研究虽然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视角解析了不同尺度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基本规律,但得到的仅是某一时点处于不同流动阶段的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平均状况。应当看到的是,人口流动是一个具有时间跨度、逐步演变的多阶段过程,不同流动阶段的空间特点和规律既存在连续性、相似性,但也有其各自特征。只有通过分析能够识别流动人口不同流动阶段的数据,才能彻底地了解不同流动阶段的特点与规律,进而对不同流动阶段的流动人口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服务措施,进而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为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初步尝试。笔者利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流动人口个体的流动史数据,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空间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获得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女性迁移人口在迁移过程中的分化与其权益问题：中国福建的个案研究》课题组与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于2009年12月进行的一项覆盖福建省17个县（市、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该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龄在15~64周岁的跨县市务工经商的流入人口为调查对象,以2009年福建省全员流动人口数据库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四阶段分层随机概率抽样的方法,在全省抽取了3 011个样本,去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余下有效问卷2 977份（女性1 963份^①(① 女性样本量大于男性是由于调查所依托的课题是以女性流动人口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男性1 014份）,问卷有效率为98.87%。样本在不同地级市间的分布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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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案例地与样本分布

Fig. 1   A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s

此项调查问卷中包括一部分回顾性调查,该部分记录了被调查流动人口自初次离开家乡后的流动轨迹以及在各地停留时的职业类型等相关信息,这部分流动史数据集使得本文能够对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追溯性分析。

1.2 变量选择及分析方法

因变量为“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包含“省内中小城市”、“省内大城市”、“省外中小城市”和“省外大城市”4个类别。与以往研究选择的因变量只能反映迁移距离或城镇等级与规模两者之一不同,本文因变量的选择既体现了迁移距离的长短,又折射出了城镇的等级与规模,更能有效地体现流动人口的空间类型选择。同时,根据相关的人口迁移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也应是其在遵循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的理性选择,即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中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因个体人力资本的禀赋而异,而且还可能受到家庭特征、社会网络、制度因素和社区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人力资本、家庭特征、社会网络、制度因素和社区环境5个组别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模型变量的定义及其解释请参见表 1。

由于因变量为多分类无序变量,故选用多项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其模型结构为：

Lnp(y=j/x)p(y=J/x)=αj+∑k=1nβjkxk(1)

式中,j为各类因变量,J为因变量的参照变量,p表示选择j类空间类型的概率,x_k为表 1中的各类自变量,α_j表示常量,β_jk为偏回归系数。

2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 2为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分布格局,从中可见跨省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分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在地域上与福建省距离较近的省份;二是经济上属于欠发达的地区,中、西部省份整体较多。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来源地覆盖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但来自福建、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北省、市的比例高达77.8%;男性流动人口也广泛地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但亦相对集中于福建、江西、四川、湖北和重庆5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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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省份分布

Fig. 2   Source provinces of men and women migrants

图 3为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初次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从中可见,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作为其初次流入地,只有极少数者选择中、西部省份。具体而言,尽管男、女性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入地分别广泛地分布于全国25和27个省、市、自治区,但福建和广东两省却吸纳了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其比例分别为75.4%,10.9%和81.7%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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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入地省份分布

Fig. 3   Destination provinces of men and women migrants for their first-time migration

从流动人口初次跨省迁移流看（图4）,女性最大的初次跨省迁移流为江西至福建,第二位是四川至福建,第三位是重庆至福建;男性前两位跨省迁移流与女性一致,排位第三的为湖北至福建。女性的初次跨省迁移流中还有从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福建等省流至广东的迁移流,而男性除上述迁移流之外还有河南至北京、安徽至天津的两条迁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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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初次流动时主要的跨省迁移流

Fig. 4   The main inter-provinces migration flows of men and women migrants for their first-time migration

表 2为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初次流动和目前状态下的空间类型选择。从迁移距离的长短看,6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时就选择流向省外的城市,其中又以省外中小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比重为甚,其次才是省外的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等大城市。从城镇的等级与规模来看,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时选择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比例差距并不如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明显,53%的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时选择流向中小城市,且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时更倾向于选择省际迁移,且较为明显地集聚在中小城市。与流动人口目前所处的状态,即61.4%为省际迁移和55.3%集中在中小城市的空间类型选择相比,其初次流入地的空间类型分布与其目前流入地的空间类型分布显然是极为相似的,这突出反映了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选择行为对其后续流动阶段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但应该看到的是,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与其后续流动阶段并非完全一致,随着在外流动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在其后续流动阶段的空间类型选择上逐渐倾向于流向省内大城市和省外中小城市。

综上分析,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格局和类型选择具有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聚的特征。此外,作为现流入地的福建省在初次流动阶段就已吸纳了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且流动人口初次流入地的空间类型分布与其目前流入地的空间类型分布极为接近,说明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类型选择及由此产生的空间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续流动行为（尤其是目前状态）及相关空间特征。然而,同样必须看到的是,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最初的流入地并非为福建省,而是广东省和来源地及其附近的一些省份,说明人口流动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过程,其中还有分流和继续流动。与男性相比,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入地的空间分布更加集聚,且更可能一步到位到达现流入地。

3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空间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4种不同的空间类型选择中,本文将“省外大城市”作为因变量的参照组,采用将所有变量一次性全部进入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从中可知,两个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和解释力都具有显著意义,说明基于模型结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

3.1 人力资本与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具有一定的年龄选择性特征,且充分体现了受教育程度竞争的结果;此外,男性流动人口的空间类型选择还具有技能遴选效应。初次流动时的年龄越大,其选择远距离或流向大城市的概率越低;教育是流动人口空间类型选择的重要资本,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选择流向本省大城市。培训仅在男性流动人口中发挥作用,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流动人口显著地不倾向选择流向本省中小城市。这可能与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动前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偏低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仅8.7%的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动前接受过技能培训,且培训存在项目简单、时间短、组织不正规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培训在女性流动人口中不具有显著影响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3.2 家庭特征与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

无论是婚姻状态、家庭抚养比,还是土地拥有情况或是在原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感,均对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初次流动时就处于已婚状态、家庭抚养比越大的女性流动人口,其选择远距离流动或流向大城市的概率越大;初次流动时家庭在原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感较弱和没有土地的女性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流向省内或中小型城市。这说明家庭特征在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女性流动人口相比,家庭特征虽然也对男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构成影响,但影响程度明显不如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家庭抚养比对其决策的形成不构成任何影响。

3.3 社会网络与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

体现社会网络作用的两个变量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模型中都有显著影响。相对于省外大城市,与单独外出的流动人口相比,结伴外出的流动人口选择省内大城市的概率更大,而选择省外中小城市的概率更小。相对于省外大城市,与通过社会网络实现初次就业者相比,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初次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显著地倾向于选择省内大城市而不是省外中小城市,而男性流动人口则显著地不倾向于选择省外中小城市。由此可见,借助于社会网络能够让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时就选择流入等级规模较大的城市。

3.4 制度因素与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表征变量在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空间类型选择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在男性流动人口中却不是十分重要的决策变量,说明制度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约束性和制约力大于男性流动人口。首先,户口性质显著影响了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在省内空间类型的选择,但户口所在地仅对女性流动人口选择省外中小城市影响显著,对男性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不显著。其次,土地流转程度仅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空间类型选择具有一定指向性,相对于省外大城市就业,家乡土地已经流转出去的女性,反而倾向于选择在省内大城市就业。这可能与省外就业未必能够为女性带来高收益,而省内大城市反而能够带来高收益有关。这种推测在调查结果中得到证实,比较女性流动人口初职时的收入发现,在省内大城市就业的收入最高,随后依次是省外大城市、省外中小城市和省内中小城市。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因素都视为阻碍人口流动的因素,而应将这种制度安排视为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33]。

3.5 社区环境与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

社区环境是影响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空间类型选择的外在因素,尤其是良好的交通状况在此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相对于省外大城市,村庄到县城的交通距离越远,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省内的概率就越低,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只是这种影响作用在女性的省内大、中小城市和男性的省内大城市类别中才具有统计意义。这可能是因为省内与省际间的差别较大,而若一旦选择省外迁移,就可能意味着城镇等级规模大小已不再是重要的事情。

4 结 语

本文利用2009年福建省抽样调查获得的流动史数据,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与对处于不同流动阶段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平均状况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较为接近的是,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类型选择具有明显的群聚特征,且为其后续流动阶段,尤其是目前状态下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类型选择模式奠定了基础。然而,并非所有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都是一步到位的,其中还存在着分流与继续流动现象;且现流入地的空间格局也与初次流动的空间格局并非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更为突出,且更可能一步到位到达现流入地。其次,流动人口初次流动阶段的空间类型选择是在对个人、家庭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社区状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尤其是流出地特征和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和家庭资源、流动人口家庭在社区中所处的地位等以往研究中容易被淡化的因素在其初次空间类型选择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流动人口相比,女性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在受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社区环境因素影响的同时,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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