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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 34 (6): 687-69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6.687

Orginal Article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

薛德升, 黄鹤绵, 王阳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275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shan, Guangzhou in 1890s-1930s

XUE De-sheng, HUANG He-mian, WANG Yang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4)06-0687-09

收稿日期: 2013-10-20

修回日期:  2014-03-3

网络出版日期:  2014-06-10

版权声明:  2014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1307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41320104001）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薛德升（1969-）,男,山西祁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eesxds@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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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证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但仍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性动力。20世纪初期,广州东山地区完成由“乡村地区”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互作用、相继推动的结果。东山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除经济联系外,城市的全球文化联系对空间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或城市中的特定地区,社会文化动力对城市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 世界城市 ; 全球化 ; 空间转变 ; 广州 ; 城市史

Abstract

Criticizing the classical world city theories as “presentism”,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world cities have become emerging research subjects in this new century. Although many researches have examine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cities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ew lights are shed on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U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maps, literatures and reports, this article chooses Dongshan, a well-known historical district in the east side of Guangzhou, as a case, and attempts to rediscover it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iz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t finds that,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ngshan, from village to residential area of bureaucratic elites, extends the urban area sharply and chang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whole city. Four kinds of dynamics are identified and integrated as a special model in promoting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1) The Christianity, as the beginning one, invests in the district first and provides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to returnees and bureaucratic elites; 2) The oversea Chinese, as the basic one, chooses to dwell here and provides capital to the Christianity and governmental projects; 3) The government, as the guiding one, promotes modern urban planning to reshape the space and plays as a policy constitutor. Its permissions for mission work and encouragement in investment from overseas Chinese are crucial for the former two dynamics; 4) The bureaucratic elites build houses here and finally create the image of the district as a prosperous place. The story of Dongshan could challenge the classical world city theories in three aspects: 1) It provides a Chinese case to prov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views again; 2) Not just global economic links, the global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hristianity, the cultural link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homeland, could als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s. The economic variable is not as decisive as Friedmann argues; 3) Especially in Chinese citi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bureaucratic elites are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in classical theories. Influenced by the classical theories, most of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n world cities still focus on the economic facto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rgue that, non-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ones, should be involved in future analysis.

Keywords： world cities ; globalization ;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 Guanghzou ; urb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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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升, 黄鹤绵, 王阳.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J]. , 2014, 34(6): 687-69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6.687

XUE De-sheng, HUANG He-mian, WANG Yang.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shan, Guangzhou in 1890s-1930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6): 687-69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6.687

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是世界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Friedmann指出,城市嵌入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对城市内部包括空间转变在内的结构性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1,2]。Sassen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时期,生产活动的全球扩散和控制管理职能的集中,导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聚,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和城市空间的碎片化[3]。

以Friedmann和Sassen为代表的经典理论,从城市的经济职能解释内部空间转变,并将世界城市视为现代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针对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Presentism）视角,世纪之交西方学界曾发生一场重要的争论[4],促使世界城市历史研究成为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例如Taylor为首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Network）近年来即致力于世界城市历史网络的研究[5,6]。世界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突破之一是证明了世界城市不只出现于新国际劳动分工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曾出现具有全球控制力的城市[7,8],如处于不同霸权周期的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等。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9]。回归“世界体系理论”意味着世界城市历史研究可以获得证明全球化的长期性的理论工具,但仍然难以摆脱以经济动力为中心的分析模式。

Abu-Lughod是世界城市历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她以2个人口指标（规模、多样性）和5个经济指标（对外交通和贸易、公司总部、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国际化、跨国投资）为基础,研究纽约、芝加哥、洛杉矶3座美国的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发现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城市的职能也发生转变,并由此产生国际移民聚集区等城市空间[10,11]。King是世界城市历史研究另一位重要的倡导者,他对伦敦的城市空间转变开展了深入研究,伦敦在18世纪是世界贸易中心,城市空间转变围绕国际码头区展开;19世纪由于英国殖民体系的发展,以白厅街（Whitehall）为中心产生大量殖民地管理机构;20世纪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聚集了大量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12]。此外,一些学者对阿姆斯特丹[13]、莫斯科[14]、里约热内卢[15]、加尔各答[16]、孟买和阿克拉[17]等城市历史的研究,都旨在说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的连续性”[18]。

总体而言,世界城市历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界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全球化作用下城市空间的历史转变作为重要议题得到学者的关注。这类研究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但仍局限于“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对城市空间转变中的非经济因素缺乏充分讨论。

广州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世界城市,历史上曾是顶级的世界贸易中心,目前是全球排名第50位的世界城市[19]。然而,促使广州城市空间转变的全球化动力并非只有经济因素,如广州目前形成的多个国际移民聚居区[20,21],在城市的特定区域,非经济动力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1890s~1930s的近40 a间,东山地区的城市空间转变即是全球化社会文化动力直接推动的结果。

1 研究区域和资料来源

东山,因广州城墙外的“东山寺”而得名,东山寺“在城东,明太监韦眷建”[22]。东山原泛指东山寺周边的岗台地,即现在的庙前街、署前路、寺贝通津一带,后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所指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1960年广州市成立东山区①(① 2005年广州行政区调整,“东山区”并入“越秀区”。),“东山”成为一个行政区概念,面积17 km2。本研究的“东山地区”是清末民国时期东山发展的核心区,指东至达道路、梅花村,西到东湖路、东川路,北至东风路,南至珠江的地域范围,面积约4.3 km2。据陈代光研究,建国前广州城区面积为36.2 km2[23],东山地区约占1/9。

学界就广州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24]、城市形态[25]和空间结构[26]等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城墙内部和西关地区,很少涉及东山地区。本研究收集、整理和比对了相关历史资料,除各种地方志外,还利用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选辑》[27],《中外旧约章汇编》[28],民国《广州市市政报告会刊》②(② (民国)广州市市政厅,广州市市政报告会刊,1928.)等资料。本文中历史地图选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所藏的1947年“再新大广州市马路图”,是建国前最能清晰反映东山地区城市空间格局的历史地图。

2 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历史意义

清代广州的城市空间格局有“东村西富,南富北贫”之说：城墙内部地区是官衙、书院等政治文化机构所在地;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西关地区是商业中心和富商居住地;河南地区的沿江一带具有大量手工工厂和成片居民区;东山地区由于地势较高,多丘陵台地,未得到充分建设。广州“四关”之中,西关人烟最为稠密,也是达官贵人的居处;其次为南关,虽不如西关的人烟稠密,亦颇兴旺;东、北二关比较贫瘠”[29]。清代的东山地区大部分是郊野和荒地,仅有3个自然村,发展水平与西关地区、城墙内部地区相去甚远。

到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空间格局已被描述为“东贵西富”。由于欧美教会,归国华侨,官僚阶层的投资开发,政府的规划建设,东山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与西关“东西并列”的“富丽之区”[30]。东山地区由“村”到“贵”的历史性转变,是广州城市向东拓展的开端,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至今犹存。

3 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动力

东山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继推动的结果,非经济因素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3.1 教会的触发性动力

西方宗教信仰的传播是城市空间转变的全球文化动力[31]。鸦片战争后,广州基督教景观以十三行、南关一带为中心,逐步向城市其他区域扩散[32]。东山地区教会的投资建设开始于1890年代,当时东山地区“遍布着山岗、稻田、菜地、鱼塘、坟墓、竹林”[33],教会是东山地区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触发性动力。

3.1.1 教会传教和建房的权利

中国清朝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是欧美教会得以在东山地区建造教堂,兴办学校和医院等设施的先决条件。鸦片战争前,欧美教会并未获得传教许可,传教士只能进行隐蔽的活动,如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即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从而获得居留广州的机会[34]。

鸦片战争后,通过签订多个有“利益均沾”规定的不平等条约,欧美教会逐步获得传教和建房权利。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的开放格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8]。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外国人在“五口”拥有传教和建筑教堂的权利,“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和殡葬之处”[28]。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教堂等产业应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严惩”[28]。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则开启了乡村地区的传教权。“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馆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28]。《天津条约》进一步规定,中国政府应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28]。“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28]。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逐步放宽,欧美教会纷纷涌入广州。“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传入广州的外国差会共14个,其中美国8个,英国3个,德国2个,美加联合1个”[35]。

3.1.2 教会在东山地区的投资建设

宗教是塑造城市景观,促使空间转变的重要因素[36]。欧美教会在东山地区的建设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20 a形成高潮。 两广浸信会联会是在东山投资建设的主要教会,它将该区作为其在两广地区的传教中心,把之前散布在广州城市各地的附属机构迁至东山地区进行成片集中建设。此外圣公会、安息日会、金巴伦长老会、天主教会等也先后在东山地区投资建房。这些教会机构的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教堂、教育机构、医疗慈善机构和文化机构等4类（表1;图1）。这些早期的教会建设营造了东山地区的氛围,引发了后续其它动力的进入。

表1   东山地区教会建设项目

Table 1   List of Christian buildings in Dongshan

时间（年）项 目所属教会地址
1895美华书局两广浸信会联会新河浦
1906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两广浸信会联会寺贝通津
1907培道女子中学两广浸信会联会寺贝通津、庙
前西街
1908培正中学两广浸信会联会培正路
1908培贤女子神学院两广浸信会联会三育路
1908东山浸信会堂两广浸信会联会寺贝通津
1909浸信会暮光瞽目院两广浸信会联会寺贝通津
1909圣三一中学英国圣公会东沙路
1910东山天主教堂天主教会新河浦
1911恤孤院两广浸信会联会恤孤院路
1911浸信会礼拜堂两广浸信会联会寺贝通津
1913培灵幼儿园两广浸信会联会烟墩路
1915东山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三育路
1918光东堂中华基督教会光东前街
1919两广浸信会医院两广浸信会联会东山木棉岗
1920两广浸信联会事务所两广浸信会联会庙前直街
1921梅花村安老院天主教会梅花村
1921光东小学中华基督教会光东前街
1922两广浸信会安老院两广浸信会联会山河村
1922三育中学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犀牛路
1925赖神浸信会堂两广浸信会联会庙前西街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宗教志》[3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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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会在东山地区的建设项目

Fig.1   Distribution of Christian buildings in Dongshan

3.2 华侨的基础性动力

继欧美教会之后,20世纪初华侨归国置业为东山地区的城市空间转变注入了新的动力。由于投资量大,持续时间长,开发面积广,华侨成为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基础性动力。

3.2.1 华侨政策的演变

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变是华侨得以归国投资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前,华侨被清政府视为不服教化的“海外弃民”,回归乡土受到诸多限制。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华工出国的合法性。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28]。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28]。华工出国得到清政府许可,掀起19世纪中后期沿海民众移民海外的高潮,使华侨数量急剧增加,职业类型趋于多样化,海外移居地也显著扩展。跨国移民群体拥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亟欲“富国强兵”的清政府逐步承认了华侨的地位。1893年清政府正式放弃对华侨的归国限制,“嗣后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盖准由使臣领事馆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并听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藉端讹索”①(① 《清德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二.)。

民国时期,华侨更成为政府赖以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华侨回归兴办实业奖励法》,鼓励华侨归国投资。随后,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省政府也颁布了《广东省奖励归国华侨投资兴办实业暂行办法》等多项具体法令。在政策鼓励下,建国前华侨在广州的投资达1.45亿元,占广东省的37.74%,全国的20.73%,是国内吸引华侨投资最多的城市[38]。

3.2.2 华侨在东山地区的投资建设

华侨作为跨国移民群体,仍保持着对中国文化和乡土地域的认同。在“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华侨在东山地区投资房产,兴建洋楼。1909年,美国华侨钟树荣等购买烟墩新街一带的土地,开创华侨购地建房的先河。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华侨在东山地区共投资建房884座,其中,晚清时期（1911年以前）21座,抗日战争前（1912~1937年）764座,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5年）14座,抗战后至建国前（1946~1949年）85座[28]。“东山的建筑物除了教会学校、教堂、医院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住宅外,其余基本上是华侨和归侨所建的房屋”[39],华侨也构成了东山地区人口的主要部分。这些华侨的祖籍地以广东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邑为主,侨居地集中于美洲、东南亚和大洋洲。据统计,投资于东山地区的华侨51.8%来自美国,17.8%来自加拿大,13.4%来自东南亚各国,9.8%来自新西兰,这4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总量的92.8%（表2）。

表2   广州东山地区华侨房地产投资及侨居国分布

Table 2   World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vesting in Dongshan

大洲国家房屋数(座)比例大洲国家房屋数（座）比例
北美洲美国17051.8%亚洲印尼113.4%
加拿大5817.8%泰国30.9%
其它10.3%越南92.7%
南美洲墨西哥30.9%菲律宾51.5%
古巴51.5%新加坡113.4%
其它30.9%缅甸51.5%
大洋洲澳大利亚20.6%欧洲英国82.4%
新西兰329.8%法国20.6%

注：资料来源：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选辑（广东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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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的引导性动力

政府的规划引导,对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具有重要作用[40],如上海政府制定的“大上海计划”即推动了江湾地区的发展[41]。20世纪20年代,经过教会和华侨的开发,东山地区已现城市雏形。广州市政府通过引入西方规划理念,开展市政建设,成为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引导性动力。

3.3.1 “田园城市”规划理念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率先在国内建立现代市政制度,通过拆城墙,修马路等方式,扩大市区范围,进行城市空间重组[42,43]。东山地区被纳入市区范围,其规划明显受到西方“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

民国广州首任市长孙科早年曾留学美国,对西方规划多有研究,曾发表《都市规划之进境》一文,是“田园城市”理念的引入者 [44]。东山地区“地方幽美,人烟稀少,既无城市的嚣尘,也非穷乡僻壤”[45],契合“田园城市”的环境要求,孙科遂将之划定为广州的“住宅区域”。“厥惟东山故中外人士之乐恬静者,多萃居于是,孙前任时划定本市权宜区域,即有以东山附近为住宅区之议”①。

继任广州市长林云陔进一步将“田园城市”理念运用于东山地区的“模范住宅区”建设。“查改良都市住宅一事,自欧战结束后,各国城市政府多注意于此,其时英国有所谓田园市者,可为新式住宅之模范,各国群相仿效”①。“本市模范住宅区即依据此等原则而成立,辟地于东山百子路北之官有旷地,加以新式之设计”①。

3.3.2 “模范住宅区”建设

民国广州市政府在东山地区推动“竹丝岗模范住宅区”建设项目,该项目于1928年启动,占地0.41 km2,共分6个地段,除执信学校外,全部纳入建设范围（表3）。广州市政府制定了建设章程,对住宅区的道路等级、用地比例、建筑密度、建设技术等进行详细规定,并设计了多种住宅建筑式样对市民建设提供引导。同时,模范住宅区还配备了中心公园、图书馆、篮球场等公共设施。优质的城市环境和先进的规划设计,吸引社会精英阶层到此投资、居住,引导东山地区进一步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区转变。

表3   竹丝岗模范住宅区范围和面积

Table 3   Historical scope of Zhusigang residential district

段名东界西界南界北界面积(km2)
第一段冠慈路公医院百子路马棚路0.06
第二段浩东路,仲元路执信路百子路竹丝南路0.08
第三段执信路冠慈路冠慈路荫南路0.03
第四段仲元路执信路竹丝南路竹丝北路0.08
第五段执信路生财路冠慈路,荫南路东沙马路0.07
第六段浩东路
执行学校仲元路执信路竹丝北路东沙马路0.09
全区六段浩东路,仲元路生财路,冠慈路,马棚路,公医院百子路东沙马路0.41

资料来源：广州市市政报告会刊①(① （民国）广州市市政厅,广州市市政报告会刊,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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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官僚阶层的形象性动力

与欧美城市相比,东亚城市的官僚阶层对城市转变具有更显著的影响①。继教会、华侨、政府之后,1930年代民国军政官僚精英的购地建房,促使东山地区实现由“村”到“贵”的最终转变,官僚阶层投资是城市空间转变的形象性动力。

官僚阶层的投资以梅花村最为集中（表4）。陈济棠、孙科等2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此兴建别墅、公馆,故梅花村又有“岭南第一村”之称。如陈济棠公馆占地超5 000 m2,有楼房4座,建筑面积超2 000 m2,院内建有假山、水池、六角亭,环境优雅别致,兼具中西建筑风格。该建筑由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罗明燏设计建造,目前仍保存良好,1993年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47]。由于官僚阶层的投资,东山地区最终成为“街市清洁、马路宽敞、洋楼高耸”[48]的精英阶层居住区。

表4   官僚阶层在东山地区的房产

Table 4   Bureaucratic elites' real estate in Dongshan

姓名曾任职务/职衔居住地姓名曾任职务/职衔居住地
陈济棠广东省政府主席梅花村邓龙光国民党中将新河浦路
陈维周国民党中将梅花村周宝衡广东航空军校校长梅花村
林翼中广东参议会议长梅花村陈庆云广东省航政总局局长梅花村
林云陔广州市市长梅花村杜益谦广东省防空司令梅花村
魏邦平广州卫戍司令恤院路黄光锐广东空军司令梅花村
余汉谋国民党陆军司令保安后街张瑞贵国民党中将梅花村
李汉魂广东省政府主席新河浦路周景臻广东省政府委员梅花村
李扬敬广州市市长梅花村李务滋国民党中将梅花村
孙科广州市市长保安前街胡汉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达道路
香翰屏广东中区绥靖委员达道路林森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烟墩路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东山区志》[39]和《中国国民党全书》[49]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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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山地区的开发时序和动力模式

4.1 东山地区的开发时序

东山地区历史性的空间转变开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19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陷入停滞。空间上以烟墩路、寺贝通津一带的教会建筑群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教会、华侨、政府、官僚在不同时段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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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山地区的开发时序

Fig.2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ongshan

① 1900年代,教会动力为主,华侨动力为辅。教会在东山地区的投资建设最早,主要集中于寺贝通津一带,成为主要动力;华侨在烟墩路一带零星购地建房,成为辅助动力。② 1910年代,教会动力和华侨动力并重。教会延续在寺贝通津一带的建设,并在东山地区北部的三育路兴建学校,安老院等;华侨的投资逐渐增加,在启明路、龟岗直街一带兴建住宅。③ 1920年代,政府动力与华侨动力并重,教会投资逐渐减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城市建设,在东山地区北部的竹丝岗、马棚岗一带建设“模范住宅区”;华侨投资大幅增长,空间上以教会建筑群为中心,逐渐遍及整个龟岗地区。④ 1930年代,华侨动力为主,官僚动力为辅。在政策鼓励下,华侨归国投资不断增加,逐渐遍及整个东山地区;官僚精英开始以梅花村为中心在东山地区投资建房。

4.2 东山地区空间转变的动力模式

东山地区的城市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四种动力相继推动的结果,4种动力之间形成相互作用,构成特殊的动力模式：

① 教会兴建的教堂、学校,满足了华侨的宗教信仰和教育需求,是吸引华侨投资的重要因素。“东山的宗教气氛甚浓,而不少华侨在外国已信仰基督教,颇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东山有教会兴办的中、小学校及幼稚园,华侨定居于此,子女入学方便”[39]。另外,教会引入了西方建筑风格,对东山地区后来的空间景观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成为华侨、官僚大规模建设“洋楼”的先导。② 华侨捐助是教会重要的资金来源。1908年由两广浸信会联会兴建的培正学校即得到华侨的捐助,至今该校校址仍保留着古巴堂、澳洲堂、美洲堂等以华侨侨居地命名的文物建筑[49];同时,华侨的投资有助于官僚阶层建设理念的实现。美洲华侨杨廷霭、朱广成等曾向广州市长林云陔呈文：“正拟约同各归国华侨十余同志,建筑园林小舍,仿效美国家庭之小植牧”①(① (民国)广州市市政厅,广州市市政报告会刊,1928.)。③ 政府宗教政策是教会得以在东山地区投资建设的先决条件;同时,政府机构也为任职的官僚阶层提供了相关的信息。④ 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同时引发了官僚阶层对华侨印象和态度的转变,为官僚与华侨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曾任广州卫戍司令的魏邦平即与华侨合作,为培正中学的建设提供帮助[51]（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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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动力模式

Fig.3   Dynamic model of Dongshan's space transformation

5 结论与讨论

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化动力的推动下,广州市东山地区完成了由乡村地区向城市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使整个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教会、华侨、政府、官僚四种动力的相继推动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城市空间转变的特殊的动力模式。

在世界城市研究视野下,广州市东山地区空间转变的案例具有3个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世界城市历史研究突破了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认为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广州市东山地区的案例提供了又一扎实的中国案例。第二,受经典理论影响,世界城市历史研究并未摆脱“经济主义”的理论框架,认为城市与世界经济的外部联系是城市内部空间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东山地区的案例表明,城市与全球的文化和社会联系,对其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教会是一种重要的全球化文化动力,华侨是典型的全球化（跨国移民）社会动力,广州城市政府对西方“田园城市”规划理论的引入和实施,是文化观念全球传播的结果,政府的规划引导和官僚阶层的作用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动力。第三,世界城市历史研究的先驱King非常强调城市空间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和政策环境。但在其对伦敦的经典研究[12]中,King所强调的文化因素是指城市空间转变背后的建筑理念,经济因素仍是直接的决定性推动力;其对政策环境的分析,旨在强调经济全球化历史过程中政府作用的逐步弱化。广州东山地区城市空间转变的案例表明：文化因素并不止是潜藏的建筑理念,更是空间转变的直接推动力;政府的作用并非逐步弱化,而是呈现出由被动接受全球化向主动迎接全球化的转变过程。在广州东山地区空间转变的作用机制中,政府有关宗教和华侨政策的转变,是二者得以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实施“模范住宅区”运动,以及吸引华侨投资,充当了东山地区空间转变的直接推动者。广州区别于伦敦的经历表明,对中国城市在全球化历史作用下的空间转变进行研究,将能够极大地拓展现有研究的分析视野。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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