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大批新移民涌入大城市。进入21世纪,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逐渐成为新移民的主体^[1,2]。新生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意愿更强烈,其落叶归根的观念也更为淡薄^[3,4]。然而,由于城乡分割、户籍藩篱、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存在,及迁移者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新移民在流入地仅维持一种暂居的状态,未能实现向所在城市永久居民的转变。近年来,“蜗居”、“蚁族”和“逃离北上广”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反映解决新移民定居问题的紧迫性。因此,有必要探讨新移民在大城市定居的意愿及其机制,从而为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当前人口迁移的主体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例如,新移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有所提升,外出目的从纯粹的赚钱养家糊口走向多元,更多考虑到个人发展和生活水准等因素^[3~5]。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新移民的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因素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6]。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的趋势,不再囿于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5, 7]}。新移民的迁移模式趋向多元,存在定居城市、循环流动和返回家乡等多种模式,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流入地定居^[8~10]。总而言之,新移民群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认同、居住模式、社会网络、流迁模式以及迁移目的等多个方面^{[6, 10~12]}。

已有文献通过 “出售老家房产”^[13]、“落户城市”^[14]以及“长期定居城市”^[15]等指标,从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测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定居意愿。结果显示,希望在迁入地定居的新移民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4%~27.4%^[16,1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希望留在迁入地城市发展和定居^[17]。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受到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9, 18]}。首先,女性、未婚、高学历、高收入、从事正规职业、在迁入地购房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者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9, 18,19]}。其次,户籍壁垒一向被认为是阻碍外来人口在迁入地定居的重要因素^{[14, 18]}。然而,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户籍对人口流动和定居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弱化,市场和迁移者自身因素的作用逐渐凸显^{[9, 15, 20]}。第三,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越大、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就越容易在迁入地定居,定居的意愿也更强烈^[20,21]。此外,对迁入地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能强化新移民的定居意愿^[22]。然而,大部分研究仅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新移民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问题。事实上,到异地求职和经商的大学毕业生以及经营者的数量正迅速增多,其社会经济特征和定居意愿与传统的农民工有较大的区别。

为此,本文将以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6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的数据,探讨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以及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分化。

1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所搜集的一手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数据。课题组于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组织问卷调查。案例城市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上述6市分别为华南、华东、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典型城市,也是各地区主要的新移民集中地;二,结合调查开展的现实条件,如案例城市是否有研究合作者等等。问卷含82条问题,涵盖住房、就业、社保、社会生活、城市管理、社会认同和个人基本状况等7个方面。本调查的新移民样本为在案例城市定居2 a或以上的外来迁移者,不包括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调查对象分为3类：智力型新移民、劳力型新移民和投资型新移民。智力型新移民指受过高等教育（大专或本科教育）,现在本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劳力型新移民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高中学历或以下）,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投资型移民,是指拥有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等产业的小业主。本研究采用“是否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这一指标测量定居意愿。

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收集样本550份。智力型移民、劳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配额为150∶200∶150。调查共派发问卷3 300份,回收3 234份,获得有效问卷3 168份,有效率为96%。同时,课题组采用滚雪球法寻找受访者,即通过既有调查对象寻找新的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对象最多推荐3位新的调查对象,依次滚动,并尽量避免样本过分集中在某个年龄段、性别以及职业类别。滚雪球法的缺点是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不足,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大量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目标,因此适用于本次调查。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为（表1）：① 平均年龄为28岁,智力型新移民相对于其他2个群体更年轻;② 智力型和劳力型新移民以未婚者居多,而投资型新移民大部分已成家;③ 3类新移民的本市户籍持有率很低,尤其以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为甚;④ 智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大专或以上,劳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以下,投资型移民介于两者之间;⑤ 职业方面,新移民的职业层次较低,大多从事一般职员等类型的工作,3类群体的职业结构差别不大;⑥ 收入方面,新移民的月可支配收入主要介于1 000~3 000元之间,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收入水平高于智力型新移民,而后者高于劳力型新移民;⑦ 就住房模式而言,新移民以租住为主,投资型新移民的住房自有率最高。

2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新移民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的说法,显示其强烈的定居意愿（表2）。其中,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的新移民高达58.80%,选择“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只占新移民总数的18.72%,表示难以做出决定的新移民比率仅为3.10%。就3类不同类型的新移民而言,高达64.47%的投资型移民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智力型移民次之（62.71%）,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52.19%）。同样地, 23.72%的劳力型移民不愿意在所在城市定居,高于投资型移民（17.82%）和智力型移民（12.71%）。

3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因素,参照前人研究,把全体新移民划分为定居者和非定居者2个组别^{[9, 18, 20]}。具体而言,对于问卷中“我愿意在这个城市定居”的说法,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访者划归为定居者,选择“一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受访者划归为非定居者,选择“说不清”的受访者被剔除出模型。将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经历、制度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理因素8个方面比较定居者和非定居者的差别（表3）。

和非定居者相比,定居者主要以女性为主（52.8%）,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42%）,收入较多（月收入3 001元以上达22.1%）,住房自有率较高（14.7%）。就制度因素而言,定居者在本市户籍拥有率（15.5%）以及本地公共福利享有率（43.2%）方面均高于非定居者。就社会网络而言,有意向定居的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仅在本地拥有更多的好朋友（2个）,与本地人的交往也更为密切（11.4%的定居者和本地人成为好朋友）。本文从语言、生活方式、身份和社会地位等4方面探讨社会认同感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作用。定居者对当地语言的熟悉程度较高,75.6%的定居者对当地语言“能听又能说”,高于非定居者（61.3%）;相对于非定居者（5.7%）,定居者（14.8%）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人更接近;身份认同方面,15.4%的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3.2%的非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社会地位方面,47.3%的定居者认为自己和本地人平等,远高于非定居者（28.0%）。由此可见,定居者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明显优于非定居者。生活满意度方面,定居者（57.93分）的评价明显高于非定居者（51.93分）,其在本地定居的能力也更强。而地理因素方面, 67.9%的新移民希望留在中西部城市定居,远高于东部的新移民（57.1%）。

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并依新移民的类型分别建立4个模型：模型1为全体新移民定居意愿模型,模型2为智力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模型3为劳力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模型4为投资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选取受访者的定居意愿为因变量,如果受访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在所在的城市定居”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的自变量涵盖表3所示的八大类18个指标,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年龄”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反映年龄越大,定居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新移民外出时间更长,已经较为适应现有的生存环境,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其中,投资型移民的分析模型明显受到年龄因素影响。“性别”与定居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男性的定居意愿仅为女性的77.6%。而这种变量关系同样存在于智力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分析模型中。“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大专及以上”样本的定居意愿是“初中及以下”样本的1.219倍。文化程度的影响作用在模型4中尤为明显,“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和中专”样本的定居意愿分别为参照组的2.257倍和1.525倍,但在模型1和模型3中不显著。“个人收入”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参照组相比,当新移民个人收入达到3 001元以上,其定居意愿达到1.54倍。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时候,“婚姻状况”、“职业”和“住房产权”对总体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新移民的职业层次和住房自有率普遍较低。例外的是,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受到“职业”和“住房产权”的显著影响：个体商户和自我雇佣者的定居意愿是其他职业从事者的1.451倍,而房产拥有者的定居意愿是租房者的2.219倍。

注：^*、^**、^***分别代表P<0.1、P<0.05、P<0.01;B为回归系数,S.E.为回归系数标准误差,Exp(B)为发生比。

在制度因素方面,“户籍”与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本地户籍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是没有本地户籍新移民的1.475倍。同样地,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也受户籍因素的显著影响,但劳力型移民不受户籍因素的影响。“公共福利差异”对总体新移民、劳力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仅与智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存在较弱的负相关。这说明公共福利方面的因素对智力型移民影响更大。

在社会网络方面,“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和“与本地人交往状况”均能显著地提高新移民在本市的定居意愿。对于所有新移民而言,在本市内每增加1位好朋友,其定居意愿提高12.1%。如果好朋友中有本地人,其定居意愿更会提高38.7%。社会网络在其余3个模型当中均发挥显著作用。其中,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主要受“好朋友数量”的影响,而智力型移民则主要受“与本地人交往”的影响。可见,前者在城市的社会关系偏重于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传统社会网络,但与本地人之间仍存在社会隔阂^[23],后者则致力于与本地人交往,通过本地化社会网络的建立,实现在迁入地扎根。

在社会认同方面,4组变量均与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反映社会心理因素是新移民迁移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模型1显示,新移民对本市语言越熟悉、其生活方式越接近于本地人、越具有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拥有本地人的社会地位,其在本市定居的意愿则越强烈。相对而言,社会认同因素在模型2（智力型移民）和模型3（劳力型移民）中十分显著,而在模型4中仅有“对本市语言熟悉程度”一项与因变量有显著关系,反映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社会认同感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地域差异。结果显示,对全体新移民而言,东部城市样本的定居意愿仅为中西部城市的68.7%。这可能是因为广州等东部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获得当地户口的难度很大,与中西部城市相比具有更高的进入门槛。不少新移民到这些城市只是抱着一种打工的心态,有一定积蓄后便回到家乡或到其他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相对于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而言,智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仅支付能力更高,也更容易获得当地户口。此外,东部大城市在文化娱乐和时尚消费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城市,智力型移民在这方面的需求更高,因此偏好于在东部城市定居。

其他方面,“迁移经历”与因变量呈现正相关,随着新移民在本市定居的时间增加,其定居意愿也不断提升。但是,这种变量关系仅存在于总体分析模型和劳力型移民分析模型中。在4个模型中,“城市生活满意度”与新移民定居意愿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新移民对在所在城市的生活越满意,其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烈。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女性、高学历、高收入、在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一定社会资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高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等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较高,反映了它们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模型2~4显示,3类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已出现分化。就智力型移民而言,性别、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最突出,而个人家庭特征、迁移经历、制度以及地理等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弱。这是因为智力型移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适应能力,更容易获得本地户口并与本地人建立社会关系,对其个人发展的前景也较为乐观,因此在定居决策的时候更偏重于迁入地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包容性,对当前的户籍状况和经济状况相对不太重视。就劳力型移民而言,职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以及所在城市等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这反映了对于低学历的外来工而言,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融入城市的途经十分有限。通过进城打工和熟人的帮助积累原始资金和经验,然后创业当老板并最终在本市购房入户是他们实现在迁入地永久定居的唯一方法^[23,24]。就投资型移民而言,对其定居意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年龄、性别、学历、好朋友数量、户籍以及地理等因素,而受社会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少,表明投资型新移民选择在迁入城市定居,所考虑的并非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而是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以及户籍壁垒等制度性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实证表明,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定居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下述特点：①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较高,超过一半的新移民有在所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就其内部而言,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移民次之,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② 新移民的个人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呈弱相关关系,反映了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的不匹配：希望定居的新移民不具备定居能力,而具备定居能力的新移民却不愿意留在所在城市。③ 女性、高学历、高收入、在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当地社会资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高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等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④ 由于智力型、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遵循不同的路径融入流入地社会,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对智力型新移民而言,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对劳力型新移民而言,职业、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对投资型新移民而言,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较强而文化因素的作用较弱,人力资本、社会网络、户籍和地理因素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何实现城市新移民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相结合,逐步建立完善的新移民安置机制,引导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是解决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之下,新移民定居意愿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流入城市的新移民承受了制度变迁与身份变迁的“双重”压力。实证表明,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其定居意愿以及影响机制正逐渐分化。因此,在新移民定居城市问题的政策应对上,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针对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实际需求,逐步消除制度壁垒,帮助新移民重塑市民身份,促进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实现政策融入和身份融入,以实现新型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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