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下,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居民差异化的行为方式。心理学与社会学对文化差异的研究通常忽略了日常性,价值观其实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实践^[1]。中国的文化传统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尽管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背景下被批驳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桎梏,但200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和现代化生活反思,儒家文化的回归开始被重新审视和探讨^[2~4]。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人利益,由此而衍生出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性别差异^[5,6]。而西方社会遵从于基督教文化,相对崇尚自由思想。1990年以来,西方社会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比例下降,更为个性化以及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7]。已有研究表明,与东亚社会相比,欧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更为强烈,而集体主义观念相对薄弱^[8]。可见,在日常行为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全球化影响下城市生活方式研究的必要需求,也是理解中国城市居民时空行为特征的重要途径。

社会文化心理学中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框架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基本价值观。Oyserman等^[8]对其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剖析。在个人主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每个人的幸福感;个人被视作独立于他人的个体。而在集体主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团体;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生存应当适应团体的特征;个人从根本上被视作与团体具备某种联系或关系。在东亚社会,个人通常被认为与某些团体发生着联系,如家庭、单位;人际交往通常是完成日常工作与生活非常重要的环节;人们的自我介绍,通常用“我是^**团队的成员”开篇^[9]。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儒学思想的传统,强调遵从权威、个人服从集体。然而,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则源自于注重选择、自由与自我的基督教文明。青年一代宗教信仰的淡化促进了自由思想的盛行^[7,10],人们开始从个性化社交网络中获取和形成价值观。个人主义的普及在西方社会也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公共空间变得冷漠,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困难,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滋生^[2,11],以上提到的这些现象促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视团队意识与人际信任的价值^[12],并尝试从日常行为视角加以阐释。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居民行为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居住空间选择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空间研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差异。国际“移民潮”形成了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异域空间”^[9,13],通过外籍移民的行为特征来透视由生活习惯和民族性格而造成的文化特性^[14]。城市外来移民、低收入者的日常活动行为表现出由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及成长经历不同而引起的行为方式差异^[15,16]。家庭行为角度的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家庭责任分工与西方社会的行为习惯存在差异^[17]。日常短期的活动-移动行为研究更多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城市公交可靠性分析等主题相结合^[18~21],而较少涉及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考虑。

本文立足于活动-移动行为模式分析,基于活动分析法中对于活动需求的关注,抓住行为同伴选择的分析维度,通过居民非工作活动同伴选择分析,折射中西方社会与文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从理论上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引入居民时空行为的分析,弥补现有研究仅停留在模式描述和特征分析的弊端;从实践上将中国城市居民的行为分析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与西方社会的直接比较,超越就中国特征而论中国特征的经验研究。本文借鉴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框架,选择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支活动日志调查的案例数据,挖掘行为同伴选择所反映的社会变革、文化特性以及全球化进程,吸取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讨论解决之道。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本文所讨论的行为同伴是指“与谁一起”发生了在固定地点的活动,包括一起讨论与分享观点、一起完成工作与生活任务、一起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等,以此来从他人获取帮助和信息,进而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22]。行为同伴的选择过程是社会人际联系与个人选择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22,23],可作为认识不同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偏好与特征的一个维度。

行为同伴选择可能受到多因素的影响。① 社会联系。其组成了居民“是否选择同伴及选择谁一起活动”的资源库^[24],并随着归属认同的差异而变化,如美国与加拿大居民社交休闲活动通常选择朋友作为同伴^[22,25],而在中国社会认同“血浓于水”的古训,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作为同伴^[22]。② 家庭责任。中国的家庭观念强调“养儿防老”,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具有一定的互惠互利关系^[9],“大家庭”或“扩展家庭”广泛存在,日常交往的临近性促进了家庭成员作为行为同伴^[12,26]。欧美社会的家庭责任主要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很少涉及扩展家庭成员（如祖父母、成年兄弟姐妹等） ^[8],其变化具有家庭生命周期特征^[27~29]。③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活动目的。女性善于维系感情与人际^[22],使其与核心家庭成员的日常接触增多^[30,31];高收入、高受教育水平的居民具备更广泛的社会交际圈^[27];弱势群体为了抵御外部压迫,更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的团体行为^[32];社交与休闲活动通常有同伴参与^[28],其发生频率、地点和时间因活动目的有所差异^[25],并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28,29]。

综上,行为同伴选择不仅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到社会联系、家庭责任、社会经济属性与活动目的的影响。在考虑与控制以上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假设居民在个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倾向于独立活动,如果有同伴,则倾向于选择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朋友;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联合活动,同伴选择倾向于与生俱来的家庭成员。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2个区域的一手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北京数据是2007年10~11月由北京大学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采集的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调查根据居住区的不同地域、建设年代和建筑形态在北京市建成区范围选取了10个典型居住区,在每个居住区随机选取60户家庭,并对16岁以上家庭成员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活动日志进行调查,问卷中同时包括了活动目的、时间、地点、同伴等信息。北京调查共回收520份问卷,有效样本为1 119人。乌特勒支数据是2007年2~7月乌特勒支大学在Utrecht-Amsterfoort-Hilversum都市连绵区进行的2 d活动日志调查,根据收入水平、建设密度和交通可达性选取了26个居住区,随机抽取了13 500户家庭,调查中活动日志的有效问卷数为742人。

北京与乌特勒支的调查数据具备可比性,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① 调查区域范围基本相当,均在1 000 km²左右的面积。尽管人口密度存在差异,但北京的人口密度过高,与此相当的国际城市大多分布在亚洲,很难体现出中西差异;而荷兰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乌特勒支都市连绵区又处在兰斯塔德城市群的核心区域,是荷兰境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之一。因此,选择乌特勒支作为西方城市的案例,是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案。② 调查的抽样方式、调查内容及数据规模相似。2个调查均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即选择典型社区后对其居民进行随机选择。活动日志均是调查主体内容,其设计都基于时间地理学,在问题及选项设置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本文基于这2个调查数据库,进行中西方居民行为模式差异的探索。

由于本文研究只关注非工作活动,并考虑到活动日志完整性问题,最终北京有973个居民样本、乌特勒支有569个居民样本组成了同伴分析数据库,样本特征统计如表1所示。性别与年龄的组成基本平衡,样本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高,这可能是由于目标人群通常是工作人口,且北京和乌特勒支作为大城市,会吸引一定的高技术移民。驾照和私家车拥有量在两城市存在明显差异,乌特勒支明显高于北京。家庭结构方面,中国社会“大家庭”的普遍存在,使北京样本的家庭结构中“其他家庭”一项的比例偏高。

1.3 分类与度量

为了反映居民同伴的原始选择,本文只选择了家外非工作活动,原因有二。第一,居民对非工作活动的安排通常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像工作活动大多与同事一起完成、学习活动大多与同学一起完成,是被动选择的。第二,家内的活动一般会与具有空间临近性的家庭成员一起完成,会引起误差。

首先,本文将活动目的进行分类使分析与对比具有可行性,划分为4类：① 购物,前往商店购买商品;② 休闲,包括体育锻炼、参加派对、社交访友、一起就餐等;③ 日常事务,包括照顾老人小孩、接送亲友、外出办事（邮局、银行）等;④ 其他,包括上网、宗教活动等。

其次,本文将同伴作为因变量,对其分类包括4种：① 单独：居民在活动中没有选择任何人一起。② 朋友：没有血缘关系但保持良好且频繁联系的人,是自主选择而后天形成的。③ 核心家庭成员：这是日常活动中交往最为频繁的群体,通常包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配偶和子女。④ 其他家庭成员：除了核心家庭成员以外的、具有血缘或姻缘联系的群体。通常包括父母（对成年子女而言）、祖父母、兄弟姐妹等。

这些同伴选择类别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不同程度。单独代表最强烈的个人主义表现;朋友因为具有自主选择权,代表次级的个人主义;核心家庭成员中配偶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但子女没有选择权,因此代表次级的集体主义;而其他家庭成员,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又没有家庭责任义务及日常临近性,所以与这一群体的活动代表了最高级的集体主义。

2 行为同伴选择的差异性分析

同伴选择的整体情况如表2所示,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存在明显的差异。乌特勒支居民选择单独完成活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占到54%。这表明,个人主义思想在乌特勒支社会环境中表现明显。而北京居民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作为活动同伴（核心成员占28.8%,其他成员占10.4%）,说明家庭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促使居民较为频繁与家庭成员一起活动。对于不同活动目的,购物活动通常单独完成,如果有同伴,则主要是核心家庭成员,可能由于日常购物与家庭责任相关联。其他活动目的中,乌特勒支居民具有较高的单独活动比例,这可能由于这类活动目的包含了上网等现代通讯技术（ICT）相关活动,有研究表明ICT的使用会促使居民更多的单独活动,促使个人主义、个体化的行为模式^[33]。

为了分析同伴选择的深层规律,本文进一步度量了“如果有同伴存在”、“如果有家庭成员陪伴”2种情况下,同伴选择比例的差别（图1）。如果有同伴存在的活动（图1a,1b）,北京居民选择核心家庭成员与选择朋友的比例基本持平,其中主要与朋友进行休闲活动,与核心家庭成员进行购物和事务活动;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于选择朋友,主要进行休闲活动。如果有家庭成员陪伴（图1c,1d）,其他家庭成员对于北京居民仍然是重要的同伴群体,而对于乌特勒支居民相对不重要。其他家庭成员主要参与北京居民的休闲社交活动和日常事务活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居民的集体主义社会文化更为强烈,而乌特勒支居民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

3 行为同伴选择的特征解释

为了探索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同伴选择的影响,本文以同伴选择类别为因变量,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别对2个城市居民的行为同伴选择进行模拟研究。如表3所示,2个模型均选择单独活动作为参照变量,模型结果均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显著。

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的同伴选择影响显著。北京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进行有同伴的联合活动,女性在生活中表现出更感性、更容易提供情感帮助或时间陪伴来减少同伴的孤独和焦虑,同时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务活动,如照顾子女、照顾老人,这些都是有同伴存在的活动。乌特勒支居民同伴选择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尽管荷兰女性参与就业市场的比例不高（适龄女性全职工作者仅占45.8%）^[34],但有研究表明,荷兰社会崇尚性别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强烈^[35],因而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网络以及行为模式并没有明显差异。在年龄方面,北京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倾向于选择单独活动,但在50岁之后,会逐渐增加与朋友的交往活动。与核心家庭成员相比,其他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会随年龄减少得更明显。个人社交网络通常会在结婚与生子后变得较窄,尤其在而立和不惑之年。但随着家庭稳定和子女成年,人们会慢慢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参与自主选择同伴的活动。年龄在乌特勒支未表现显著影响,说明荷兰自给自足、自我独立的生活方式使居民的行为模式相对稳定,年龄变化不会使同伴选择产生波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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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非单独活动的同伴选择特征

Fig. 1   Compan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joint activities in Beijing and Utrecht

注：^*** 表示置信水平为99%;^**表示置信水平为95%;^*表示置信水平为90%。

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均有显著的影响。居民来自夫妻二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均会产生较多由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说明对比于单身家庭,这2类家庭会肩负更多的陪伴配偶或子女的家庭责任。有所不同的是,来自这2类家庭的乌特勒支居民会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这表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尽管子女成年独立,但都与父母保持频繁联系。成年子女应当负责老人赡养,而退休老人可能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如表1中家庭结构所示）,照顾孙子女或分担家务,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的互惠模式^[37]。荷兰家庭通常只负责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子女一旦成年便会独立生活,老人赡养通常交给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因此形成了其他家庭成员联系变少的现象。

活动目的对2个城市居民的影响模式相似。休闲活动会促进居民与他人一起活动 ^[25,31] ,尤其表现在与朋友的交往。日常事务活动多数与核心家庭成员共同完成。此外,乌特勒支的高收入居民更倾向于单独完成活动,说明作为社会先锋的高社会地位群体更容易接受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驾照与私家车的拥有对联合活动的产生,在北京有正面作用,而在乌特勒支有负面作用,这可能与两地区汽车普及率的差异有关,北京相对稀缺的私家车增加了联合使用的可能性。高密度居住环境会增加居民与核心家庭成员活动的机会。

总之,北京居民在行为同伴选择表现出集体特征,来自大家庭、拥有小汽车的中年女性参加休闲活动时更倾向与家庭成员一起。而在乌特勒支,来自单身家庭、高收入、拥有小汽车的男性更倾向单独活动,在行为模式上体现出强烈的独立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日常行为的分析出发,通过活动-移动行为中同伴选择的差异分析,折射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借鉴文化价值观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支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分析同伴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的差异,认识活动-移动行为的社会文化效应。结果表明,乌特勒支居民比北京进行更多的单独活动。如果有同伴存在,北京居民倾向选择家庭成员,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选择朋友。除配偶和子女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是北京居民重要的同伴群体,而在乌特勒支并不重要。模型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更倾向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民产生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也对同伴选择具有一定影响。这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荷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对日常生活中居民活动-移动行为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带来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荷社会发展未来的深层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现代化水平提高,社会文化价值观表现出变革与固守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青年一代表现出接受外来文化、走向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居民行为方式通常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儒家思想、集体观念仍占社会主导,如北京居民倾向的联合活动。从荷兰社会的角度看,其现代化进程与文明程度均高于中国,居民个性化、个人主义倾向强烈,如上文所体现的高比例单独活动。然而,二战后土耳其、摩洛哥等劳动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社会结构,荷兰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层与社交网络造成了移民与本土荷兰人沟通不畅的社会现实,酿成了诸多社会矛盾。中荷社会的现状很难判断孰好孰坏,社会发展既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也要避免过度个人主义带来的危机。

本文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2方面。首先,中国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第二,从活动-移动行为所表现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看,城市规划与管理者想要鼓励居民更多地与人交往和扩大社交网络,则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并针对就业女性、大家庭等中国特有情况,提供个性化的交往空间与平台。

本文尚存在不足之处。第一,鉴于篇幅所限以及比较研究的复杂性,本文仅聚焦于活动-移动行为中的同伴选择,与同伴相关联的时空维度暂未涉及。第二,与家庭责任相关的同伴选择难以界定。本研究是想讨论居民自主选择时,如何来决定与谁一起活动。尽管聚焦于非工作活动,但部分购物和事务性活动也很难区分是自愿选择,还是责任驱使。居民（尤其是女性）出于家庭责任义务而被迫与某类群体一起进行活动,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一些误差。这仍然是未来从行为透视社会文化差异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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