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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 34 (9): 1139-114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9.1139

Orginal Article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

刘博1, 2, , 朱竑2, 

1.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东 广州 510091
2.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地理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

LIU Bo1, 2, , ZHU Hong2, 

1. Guangzhou Op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1, China
2.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4)09-1139-06

通讯作者:  朱 竑,教授。E-mail: zhuh@scnu.edu.cn

收稿日期: 2013-04-11

修回日期:  2013-10-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4-09-10

版权声明:  2014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25、41171128、41201137、41201140、41301140）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 博（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文化地理研究。E-mail: 1146595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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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

关键词： 地名 ; 批判视角 ; 命名权 ; 广州地铁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y and taxonomy, studies on traditional place names or toponymy usually adopt the descriptive method to explore the origin, classif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specific place names. However, in social reality, place names are usually dominated by the authority, like the social elites. Social elites possess the rights of naming and renaming and thereby decide what will be remembered or forgotten. Therefore, local memory of some certain groups may be retained or erased in this process. Und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contemporary China, various spatial organizations are experiencing tremendous changes, while some other social group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of social space. Place naming and renaming controvers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hotspot issues. Obviously, the descriptive method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explana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controversy.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adopted by the Anglophonic toponymy studi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y shed light on the place naming studies in Chines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nglophonic studies, the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of the change of place names, the rewritten of local memory with the regime change,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due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aming rights, and so on. From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cesses of place naming and renaming and adopts the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naming controvers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wer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naming and renaming Guangzhou Metro st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naming and renaming processes involve commer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ll of which point to the core essence of naming rights. The prominent actors, including business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general social groups, hold different positions which are 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hey actively struggle for the naming rights and continue to negotiate with other actors. The general social groups usually participate in place naming and renaming processes by expressing their dissatisfactions and doubts via the virtual network with non-resistant discourses. News media provide platforms and channels for the disadvantaged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nd help them win some benefits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Nonetheless, what the place will be named or renamed still depends mainly on the authority. However, place identity will be strengthened forcefully when the government holds cultural conservation ideas. The article will make up for the “emphasizing description, but ignoring analysis” weakness of the descriptive method by way of textual analysis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China.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oponymy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lace identity through properly naming and renaming a specific place.

Keywords： place name ; critical perspective ; naming rights ; Guangzhou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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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 朱竑.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J]. , 2014, 34(9): 1139-114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9.1139

LIU Bo, ZHU Hong.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9): 1139-114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4.09.1139

全球化力量扎根于地方化形式之中[1]。在全球化与传统相互冲突的背景下,“选择性记忆”和“有意识忘却”居于中心地位,所有地方记忆都在不断被重新书写[2]。在广州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大城市,随着地方记忆不断被改写、抹掉,老地名大量消失,新地名不断增加,群体的地方认同面临挑战[3]。2005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将东山区撤并入越秀区,“东山”成为记忆,特定时期“东山”身份认同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以加强[3],但能否继续保持仍待时间检验。可见,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记,更是根植于日常生活、为群体共享的文化实践,具有“世俗的”、“日常的”力量,在城市生活的细微之处激发群体的地方文化认同[2]。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激烈变革,不同社会群体逐渐以多种形式广泛参与到各类社会空间的建构中[4],许多地方命名事件则成为众多争议焦点之一。地方命名过程常被作为文化策略,书写或改写地方的意义[5,6],成为受争议的空间实践,而命名权成为争议的核心问题[7]。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社会文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4],为解读地方命名与更名过程提供有益的新视角。

传统地名研究从词源学和分类学角度、采用描述性方法（Descriptive Approach）探讨地名的起源[8~10]、分类[11]、传播与扩散[12]等主题,提供了丰富、有价值的地名文化资料。2007年以来,GIS方法[13~15]、地名文化价值定量评估体系与方法[16,17]等推动了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地名文化保护[18]等研究进展。此类研究已提及命名权[19],但尚未深入探讨命名权参与地方命名实践的文化政治过程[5,7]。地方命名通常由权力机构控制,精英有权选择记住或忘记什么[20],由此保留或抹掉某些群体的地方记忆。然而,本地社会普通群体常会基于自身的地方认同和社会网络组织,积极抵抗以捍卫自身文化想象中的地方性意义[1,21],尽管抵抗经常是象征性的[22]。城市地方命名与更名现实亟需研究者转变将地名看作僵化的文化意义与遗产的传统研究范式,转而将地名视作社会过程的产物。与新文化地理学不谋而合,西方地名研究经历了批判转向[5,23],采用批判研究方法（Critical Approach）探讨地方命名实践的文化政治过程[5],具体分析政权更迭导致地名变更与地方记忆重置[24~31]、命名权商品化引发公共空间私有化[5,32]等情境下不同群体就地名进行协商的过程及结果。遗憾的是,西方研究大都在殖民与后殖民背景下展开,缺乏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地方命名与更名过程的探讨。

综上,地名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8,12,13,17]。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从地方命名过程入手,采用批判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地方命名中的权力关系,将弥补以往地名研究重描述、轻分析的不足,为中国地名研究提供新视角,也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地名文化、延续地方文化记忆、增强群体地方认同。鉴此,本文将以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若干实例为研究对象,指出新文化地理视角下城市地名研究的新思路,也为城市地方命名与更名提供实际借鉴。

表1   研究对象及其代表性

Table 1   Study objects and representatives

编号研究对象代表性
1三号线“汉溪长隆站”和“京溪南方医院站”、四号线“黄阁汽车城站”地方命名的商业过程
2六号线原定“越秀南站”最终命名为“团一大广场站”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
3三号线“五山站”、四号线“大学城南站”和“大学城北站”、三号线“赤岗塔站”更名为“广州塔站”、一号线“西朗站”欲更名为“西塱站”地方命名的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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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

本文以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地铁不仅是物质空间,而且成为城市新兴文化空间,甚至被视为当代文学乃至文化发生转折的信号①(① 不少文学作品选择地铁为题材,例如村上春树的《地下》、俄国作家德米特里•格鲁克夫斯基的《地铁2033》、几米的绘本《地下铁》和《地铁中的情书》、李海鹏的《佛祖在一号线》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要素都在争夺地铁空间的表征权力[33]。广州地铁站内的企业广告体现了“全球化的广州”这一城市形象,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34]。事实上,自1863年英国伦敦建成并投入使用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大都会铁路”,世界各国地铁建设事业便迅速发展。中国自1965年开始地铁建设,目前已有14个城市有地铁运营,其中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地铁建设最快。广州地铁已于2012年7月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新增建设7条地铁线路,共设92个站点。武汉地铁2号线于2012年12月28日正式开通,而此前社会各界已就武汉地铁站命名商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争议[35]。可以预知,各大城市围绕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问题亦将不断出现。

作者于2011年10月利用百度检索“广州地铁站名”,共找到相关结果约547万条,2012年9月再次进行同样的检索,结果为约1 100万条,共计76页。争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地铁站命名与更名问题。“区区地铁站名,广大市民也做不了主么?”的报道直指地铁站命名权[36]。这表明,市民公共决策的权力意识逐渐增强,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本文将曾经引发广泛争议的地铁站名作为素材（表1）,所有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地铁站命名权这一核心。作者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不同行动者如何在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中进行协商,阐释争议产生的内在原因,从理论上与国际研究对话,也为合理命名地铁站提供有益建议。

2 商业、政治与文化要素参与地铁站命名与更名过程

自1993年12月28日广州市地铁一号线开始动工建设,至1999年6月28日全线开通运营,广州地铁建设即快速发展。命名实践常与城市新规划与发展前景相结合。例如,二号线北延段“飞翔公园”、“白云公园”、“白云文化广场”地铁站的选址与命名都以市政规划建设项目为依据。尽管普通市民基本没有地铁站选址与建设的话语权,但地铁站名是市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成为市民的热议话题,而这些议论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了地铁站的命名与更名。

2.1 商业要素的参与

地铁的发展与商业经济关系密切,可以带动周边住宅升值[37]、带来零售等商业机会[38],因此商业企业瞄准这一广告机会,试图将企业名称书写在地铁站名上。2006年5月10日,《羊城晚报》报道“地铁站改名,能否先请市民把关?”中提到“根据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的批复,三号线靠近长隆欢乐世界的汉溪站,正式改名为长隆站。位于四号线北延段的奥林匹克中心站更改为黄村站,位于南延段的冲尾站更改为金洲站。另外,北亭站、南亭站分别更名为大学城北站和大学城南站,途经南沙区的黄阁北站更名为广州丰田汽车城站”[39]。2个以企业命名的站名引发市民广泛争议。若“长隆”取代“汉溪”,将抹掉历史悠久的汉溪村的村落记忆,并且可能由于企业兴衰导致地铁站名不稳定。广泛的争议给地铁公司和地名办施加了无形压力,最终改名为“汉溪长隆站”[40]。而4号线“黄阁北站”更名为“广州丰田汽车城”,媒体和网友的话语给广州地铁公司、广州地名办等机构施加压力,最终该站三易其名为“黄阁汽车城站”,充分体现了市民对地铁站名商业化现象的剧烈抗争以及命名权力机构的妥协①(①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739501.shtml,检索日期：2012.01.07。 )。大洋网报道“地铁站改名,应遵从怎样的‘民意’?”反思地名究竟应该为文化还是为经济服务[41]。概言之,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优先发展实践与现代化压倒一切思潮的缩影,又体现了市民对经济发展思路的忧虑。

而“京溪南方医院站”命名长达7个字,被网友调侃与恶搞②(② http://www.ditiezu.com/thread-26726-1-1.html,检索日期：2012.01.07。),争议的焦点仍是命名权。企业、医院等城市空间元素体现了现代性,其文化意义为规划人士认可,却与普通市民的日常文化实践脱节,因此往往与根植于地方认同的传统地名间存在紧张关系。地铁站名商业化试图抹掉城市群体的记忆,影响普通百姓对地方意义的理解而受到抵抗,在经济发展逻辑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协商与博弈[42]。但若政府的主导话语持有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保育思想,那么商业化行为并不会伤害地方群体原有的认同[43]。地铁站名商业化也有多种可能影响,值得后续研究探讨。

2.2 政治要素的参与

地方命名从来都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42]。1922年5月,在广州占地面积约24 000 m2的著名园林东园（现越秀南一带）室外广场上,举行了中国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配合2012年建团90周年庆祝活动,广州市政府批准在越秀南建成东园历史文化广场和团一大纪念广场,这段尘封的历史重现。2011年12月媒体报道6号线“越秀南站”将改名为“团一大广场站”。这引发广州本地居民的强烈质疑。

网友们争议的核心是团一大的政治性。天涯网网友强烈要求恢复越秀南站名称,认为那里应叫东园广场,反对地名政治化,也破坏广州文化,伤害广州本地人的感情③(③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5004/1/17541.shtml,检索日期：2012.01.07。)。地铁族网站上一则“[6号线] 悲催,团一大广场站批准了”的帖子④(④ http://www.ditiezu.com/thread-205241-1-1.html,检索日期：2012.01.07。)于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1月12日期间被查看9 120次,回复142次。“有无征询民意”、“政治第一”等话语,表达了部分网友对地名政治化的不满。

也有很多网友担心“团一大”不为市民熟知,不能被市民认同[44],忧虑“再这样下去,以后广州城就没有回忆了”、“广州没有真正的本地文化了”、“老广州人都要变新广州人了”等⑤(⑤ http://www.gzmama.com/thread-2819441-1-1.html,检索日期：2012.01.07。)。这起看似是政治参与地方命名而引发的争议,实则仍是有关保留谁的记忆、体现谁的文化的问题[2]。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地方的过去会被重新书写,这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2],政治力量参与其中,而所谓的“无权者”则与政治力量不断协商。尽管协商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一协商过程确实发生了。事实是,2012年12月28日6号线正式运营,“团一大广场站”也正式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2.3 文化要素的参与

命名是选择性记忆过程,地方被赋予新的意义,地名亦成为地方的象征性资本。城市不断更新改造,城市新地标取代旧地标,新的记忆取代旧的记忆,政府以其想象的地方形象来规划地方,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与地方认同。但是地名既是政治和集体记忆的工具,也是市民社会论争的场域[45]。

并非所有的地铁站更名都受到质疑,有时市民也会表示认同。在三号线“汉溪站”更名为“长隆站”、四号线“黄阁北站”更名为“丰田汽车城站”深受质疑的同时,四号线“北亭站”和“南亭站”分别更名为“大学城北站”和“大学城南站”,对此,市民普遍认为符合民意、改的好。权力的博弈有不同的结果,南亭、北亭这样的小村远不敌大学城“威风”,大学城成为当地人炫耀的文化资本,符合他们对地方的想象,具有象征意义。地名的变化使得地方意义被重写、地方身份被重塑[46]。城市更新改造需要考虑时间性和地方性,地方命名与更名也需要考虑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地方未来身份的集体想象[47]。

城市内部存在不同尺度地方和不同行动者,他们基于各自身份认同,可能对地方命名实践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建于华南农业大学正门口的地铁站最初命名为“华农站”,后改为“五山站”,这引起华南农业大学全校师生反对。固然,华南农业大学大门被毁、地铁建设过程给其师生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学校品牌这一象征性资本不能得以宣传则是更大的导火索。华南农业大学的“邻居”华南理工大学似乎失语,五山附近居民也没有异议。可见,地铁站命名需要顾及多方的记忆与认同,在不同地方尺度上思考问题。

广州地铁3号线“赤岗塔”站是广州首个以地标命名的地铁站,却被更名为“广州塔”[48]。网友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在向地铁公司施压,以此刺激观光旅游的发展,彰显政府政绩。赤岗塔还是广州塔,保留城市过去的记忆还是着眼未来,这是争论的关键。大洋网曾发起“你认为地铁站改名有必要吗?”的网络调查①( ① http://research.dayoo.com/vote_result.dy?id=4909,检索日期：2012.01.07。),部分网友（约44%）持支持态度,认为广州已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广州塔作为新地标,地铁站名理应与时俱进地更改,才能提升城市形象、方便观光游客;而约56%的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保留地方的历史特色,同时可避免劳民伤财,并免去本地市民适应新站名的麻烦。讨论涉及城市更新改造与发展思路等,已超出地名本身,但仍是对文化表征权力的协商。

更有网友认为如果这2个站有必要改,那么“鹭江站”与“客村站”等地铁站名更要改[49]。而沉寂多年的一号线西朗站争议也由西塱村村民重新发起更正请求。借助媒体力量,普通市民的意见被重新考虑,广州地铁首次承认地铁一号线“西朗站”也将正名为“西塱站”[50],但最终仍是赤岗塔站更名为广州塔站,但西朗仍缺“土”,未采用“塱”字[48]。尽管很多事情需要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但是争议本身或许更加重要,因为公众参与地方记忆的重建非常重要[20]。而且,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他们争取到更大的地方命名话语权,广州市民从2014年起可参与市政设施、自然地理实体、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物等四类地名的命名与更名[51],这将对地方文化的保留有更多积极影响。总之,有关地名的争议主要围绕商业、政治、文化等要素展开,这些讨论对于城市积累文化资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将有助于地方命名与更名的合理化。

3 结论与讨论

地铁站命名与更名是拥有命名权的一方选择性记忆的过程。谁拥有命名与更名的权力与政治有关,亦与商业或文化资本密切相关。保留谁的记忆,抹掉谁的记忆,这既与地方过去的记忆及其衍生的象征性资本有关,也与群体对地方未来的想象有关。拥有命名权或更名权的一方赋予地名以合法性,地名亦借助这一合法性进入地方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命名与更名本身会受到认同,网络等媒体的引导和市民的争论都可能挑战地名的民间合法性,甚至将其推翻重来。地铁站命名与更名涉及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商业企业、政府、普通市民群体等基于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的考虑,积极争夺地铁站命名权或更名权,这使得从批判视角探讨地方命名与更名过程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地方命名与更名应允许多类行动者参与讨论,尊重普通百姓的合理意见,才能促进城市保持其独特的地方感并一定程度上增强群体的地方认同。本研究进行了网络文本分析,后续研究将对相关权力机构（包括广州地铁公司、广州市地名办公室等）和普通群体（参与争夺命名与更名权的村民、学校等）进行深度访谈,以更加深入地剖析地方命名与更名的权力协商过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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