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LU Da-dao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10-1207-13
收稿日期: 2015-09-16
修回日期: 2015-10-9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0-25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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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陆大道（1940-）,安徽省桐城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经济地理专业,长期从事国土开发、可持续发展及城镇化研究。E-mail:ludd@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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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但已面临着突出的结构性难题。针对这一问题,不循以投资、消费和出口论证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路径,而对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环境（承载力）及建立在资源环境基础上的城镇化和发展模式等支撑系统能力进行了分析。在这些分析基础上,进行了综合集成研究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将较快地进入中速增长。中速经济增长,将为建设经济强国和实现中国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机遇和空间。
关键词：
Abstract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rapid growth, but prominent structural problems have already appeared.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 of investigating the speed of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xpor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pacities of systems which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resource (energy), environment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t includes seven aspects: ① It points out that the long period of high-speed-but-low-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has led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t the current stage. ② It analyzes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③ It argues that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may bring about sever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④ It indicates that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 of the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⑤ It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world factory” of low-end products and relying on investment which have been practic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re important concepts and supports of the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⑥ It also argues that China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which has limits in fact. ⑦ Finally, based on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ntr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riefly.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a meta-synthetic research is conduct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arrived 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nter a stage of moderate-speed growth rather quickl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 moderate speed will creat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spaces for building economic superpower and achiev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获得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增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3万亿人民币,不变价GDP是1978年的28倍,同期名义GDP为174.6倍[1]①②（① 文中所用大部分统计分析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有些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专业性统计年鉴,全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都没有一一标注,特此说明。② 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分析资料。） (图1),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在长时期以GDP及其增速为主要目标引领下,社会经济及人与自然关系诸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环境和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支撑如此发展的国民经济[2]。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突出的结构性转型的难题。
如何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转型?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说明,调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值非常重要。如果持续地谋求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发展模式难以转变。
对于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问题,学术界和政府人士往往较多地从投资、消费和出口所谓“三驾马车”方面进行论证。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和衡量经济绩效时,我们已经习惯于指数增长。长时期维持较高的指数增长,由于需要支撑系统的相应增长和扩大,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规模将突然变得很大[1](图2),可能会遇到增长因素供应“极限”的阻碍。指数增长具有诱惑力,也具有欺骗性[3]。
图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a)及GDP年总量翻番(b)态势
Fig.1 The economic growth (a) and the doubling GDP year (b) in China since 1978
图2 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与高速增长的趋势
Fig.2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GDP growth rate in China since 1990
本文着重分析高速经济增长以来中国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以及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城镇化等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或制约作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直接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撑,发展模式、城镇化也直接关乎到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深刻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城镇化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强烈的正负反馈关系。因此,只分析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还是很不全面,必须将经济增长模式及城镇化纳入分析框架之中。通过这些分析,阐明资源（能源）、环境（承载力）等支撑系统能力的现状和扩大的可能,揭示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集成研究和判断,形成观点,提出建议。
从“十三五”开始,我们应当谋求多高的经济增长率（预期）,在学术界和社会人士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我们认为,从“十三五”开始,需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值调整为中速增长。
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同时通货膨胀问题逐渐突出。1996年中央政府提出实施国民经济的“软着陆”。但在1998年春天爆发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为保持经济增长,防治通货紧缩,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使中国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能一枝独秀。2000~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 a处于8%~13%的上升通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4]。为应对这次危机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冲击,中央政府实施追加投资人民币4万亿元（实际上包括各地区在内为近3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自2009年,中国经济又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GDP年增长率为8~8.5个百分点）。
2次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重化工的大发展,加强了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保障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过剩的产能和大量的投资浪费,透支了增长因素和环境的承载力。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平衡发展”、“和谐发展”等理念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重工业“过重”的不协调状况。然而,21世纪开始又来了一次大规模的能源重化工业扩张。这次重化工业的扩张使中国经济总量在很大基数之上翻了两番。引起全国轻重工业结构又一次大幅度重型化（图3）。高消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空前的自然资源消耗。1990~2013 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十分迅猛（图4）。其中,水泥增长了10.5倍,钢材和粗钢分别增长了19.7倍和10.7倍,塑料（初级形态）增长了24.7倍。
图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轻重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
Fig.3 The output value proportion of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in China since 1978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图4 1990~2013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迅猛增长
Fig.4 The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in China in 1990-2013
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4.16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11.73%。其中,从2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总值1.95万亿美元,向23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各国进口总和和出口总和的10.4%及13.2%。在进口总值中,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以及对工业化极为重要的铁矿、铝土矿、铜、铅、锌、锰、铬等大宗金属矿产资源。这种情况,不可避免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
政府在经济刺激政策和GDP政绩观的引导下,以高负债的方式,强力推进城市空间扩张,超前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与此同时,房地产商在政策鼓励和价格泡沫的刺激下盲目投资房地产项目,造就了大量的“鬼城”。可以说,在中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5]。现在,这种冒进式城镇化已无法持续,房地产业大幅下降。房地产业关联上下游50余个行业的发展,由此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20 a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积累,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下力气进行结构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虽强调要优化结构,但又采取财政、金融、税收等措施刺激经济,结果又使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
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环境和生态系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6]。环境污染及其对国民生命健康的威胁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成为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持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共同决定环境的状况。经济增长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或者经济结构不合理都会引起环境的恶化以致破坏。反过来,要免于对环境的破坏,就应限制经济增长的规模或速度,或者改变经济结构。环境与发展是公认的一对矛盾,但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速度时往往又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似乎环境的承载力是一个具有无限弹性的皮球,可以任意压缩。
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新世纪第一个10 a,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污染也直线上升。
水污染：从局部河段到区域和流域、从单一污染到复合型污染、从地表水到地下水,以很快的速度在全国扩展。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长江、黄河等大河的水质在恶化,而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滇池、巢湖等大湖在水质恶化的同时,还伴随着日趋严重的富营养化。近年来的总体状况是边治理、边污染,而治理赶不上污染。中国的水污染及影响,比雾霾污染更严重。
大气污染：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区,普遍存在城市群大气复合性污染[7]。2014年秋天至2015年春天,包括华北中南部、江淮以北、西北东部在内约150×104km2范围被雾霾天气所笼罩。其中,全年空气污染的天数：北京175 d,天津197 d,沈阳152 d,成都125 d,石家庄264 d,兰州112 d。雾霾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1952年的“伦敦雾”。经济、健康等方面的损失和代价有多大,无法估量。
土壤污染：全国0.2×108hm2（3亿亩）耕地（绝大部分为优质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的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11%左右。大量POPs和重金属污染物等毒性极大的物质通过种植的农产品进入人的食物链。这些耕地正在或已经丧失作为生产农产品、水产品的功能。
近海海洋污染：全国海湾大多数污染严重。杭州湾、长江口、辽东湾、珠江口和部分渤海湾的水质为重度污染。其他沿海近海海域,由于长期大规模高密度养殖,海水污染也同样突出。
2002~2008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各媒体报道的“癌症村”有 120多次,自2013~2015年3月底的15个月内,媒体报道的“癌症村”和特别严重的污染事件就有40次。致毒的类型主要有：砷中毒、铅中毒、镉中毒、汞中毒等。这些“癌症村”分布于中部、南方、西南、川陕甘的许多河流中下游,其中包括长江的若干中小支流及淮河、钱塘江等,有的山区几十公里的小河沿岸出现了多个“癌症村”。甚至在北京、天津、重庆、西安等特大城市的郊区也有“癌症村”。这些情况并不是有关部门说的是“中国个别地区出现了癌症村”。“癌症村”就其涉及到的地理范围人口规模,对居民生命和健康的摧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水俣病”。
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可以河北省为案例①（ ① 资料来源于河北省有关年份的统计年鉴。）。近10 a来河北省采取了追赶战略,大规模发展能源重化工。自2005年,河北省GDP的年增长率就超过10%,2006~2008年间每年增长14%,2006~2012年GDP实现了翻一番。这种超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能源重化工的大规模扩张实现的。2005~2012年间,河北省的钢和生铁产量都翻了一番,达到1.8×108t的惊人数字。水泥产量增加了85%,达到1.4×108t。火力发电量翻一番,达到2 400亿度。全省煤炭消费量达到2.7×108t标准煤。这7 a间,河北省的电力和煤炭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高达1.0和0.85。规模迅速扩张的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生产能力,落后设备的中小企业占到一半以上。由此,河北省成了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源。
① 在传统的有机污染相当严重的同时,持久性有毒有害物（POPs）已经在中国许多水体和土壤等环境中被广泛检出。②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一些地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态灾害事件频繁发生。③ 由于没有环境设施的大量中小企业和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的大发展,许多重要的农业地区正在成为“藏垢纳污”的主要场所,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广泛而突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成都平原等广大的农业区内,人们对环境改善的强烈要求已经超出了对实现温饱的愿望。④ 环境污染已经开始从周边环境进入生态系统并进一步浸入人的食物链和呼吸系统,导致多种疾病包括目前尚不知道确切病因的疾病增多。⑤ 环境污染的区域范围遍及到全国城市群和经济密集地区。严重的污染就连人烟稀少的内蒙古毛乌素沙漠腹地也无法幸免。那里发现10 km2污水湖（查汉淖尔湖）暗黑色的湖水上漂浮着泡沫,泡沫里时隐时现腐烂鸟儿的尸体。
现阶段环境和生态系统已经无法继续承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冒进式城镇化,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超出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发生了“过冲”现象。解决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良药”是在加大治理、保护力度的同时,坚决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的转型。而此阶段的经济转型在客观上无法要求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关于评价中国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适应状况,我们有以下判断：
基本适应（可承载）：局部区域环境污染,且影响不严重。涉及到的污染企业较少,经过治理和对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措施可基本恢复原来环境本底状况。
基本不适应（承载能力接近极限）：环境重污染的面积大,分布较广,环境事件与生态灾难时有发生,对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造成重大损失,治理能力和效果不能遏制污染的加重。
已经超越了承载能力（负荷已经超越了承载能力的极限,即产生“过冲”现象）：环境重污染遍及广大城乡地区,环境事件与生态灾难频发,对环境卫生、公共健康、社会经济乃至社会稳定造成诸多的损失,在局部范围内对环境本底、自然结构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结果[8]。
大范围环境恶化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其严峻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发展模式解决问题,遏制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加剧,环境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环境危机,严重影响发展进程。因此,要将环境问题上升到关乎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华民族能否平安崛起的高度来对待。
在全世界已知的有探明储量的170~180种矿种中的关键矿种是煤、铁、石油、天然气,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约70%。重要矿种有铜、铝、硫、磷、铅、锌、锰、盐等8种,对中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约20%。从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国家资源安全角度衡量,主要不在于国民经济耗用量极少的矿种的多寡,而在于意义重大、耗用量极大、很大的矿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保障程度①（ ① 此地的“贡献率”分析结论基本来源于19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彦先生的统计分析。本文作者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规模、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价格等因素对李先生的结论作了小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以能源重化工、低端产品“世界工厂”为特色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上快速城镇化、大规模空间扩张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引起钢铁、化工和石化、有色冶金、建筑材料、电力等工业产能与产品规模迅速扩张。至今,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已达到惊人的规模[9]。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37.5×108t标准煤。其中,煤炭37×108t,原油4.8×108t。中国2013年GDP占世界8.6 %,但能源消费却占到世界的22.4 %,是世界上一个极其粗放的大经济体。大宗金属矿资源的年消费量：铁矿石（精矿粉）12×108t以上,氧化铝4 000×104多吨（合铝土矿约8 000~9 000×104t）,锰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铬矿砂及其精矿都分别在2 000×104t以上。还有大量的非金属矿资源、木材、化工原料等。这些重要资源的消耗量都占世界上相当大的份额。
上述消费量的激增发生在2000年后的10多年,推动力是高速经济增长。2000~2013年,中国经济在较大的基数上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年GDP由9.8万亿元激增到56.6万亿元）,使得能源总消费由14.6×108t上升到37×108t标准煤,净增达到27×108t标准煤,年均增速达到7.6%。2013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22%以上（图5）[10]。
图5 1980年以来能源消费量（a）与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比重（b）
Fig.5 The energy consumption(a) and the proportion sharing in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b) in China since 1980
2001年以来,中国钢产量从1.29×108t增加到7.79×108t,在全球粗钢总产量中由17.8%攀升至约45.1%。电解铜产量从137.1×104t增加到649×104t,消费量从230.7×104t增加到930.6×104t,占到全球铜消费量的45%。氧化铝和电解铝的产能也迅速增长。在近10多年中,单位GDP的矿产资源消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攀高。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到0.8以上（图6）。单位GDP粗钢消耗从1998年的1 195t/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841t/亿元,精铜消耗从13.61t/亿元增加到23.34t/亿元,原铝消耗从1998年的25.97t/亿元增加2012年的59.6t/亿元,增幅均在50%以上。充分表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依靠能源重化工的大规模扩张取得的。
图6 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
Fig.6 The unit GDP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lasticity coefficient change in China
长期以来国内油气供不应求,缺口不断增大。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高达2.8×108t,进口依赖度60%。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由2001年的35.7%增加到2013年的70.1%。铜矿石的进口依赖度从1998年的70.8%上升到2012年的83.%,铝土矿的进口依赖度也从2006年的33.7%升高到2011年的55.5%（图7）。
图7 1995年以来中国原油、铁矿石和铜矿石进口依赖度
Fig.7 The import dependence of crude oil, iron and copper ore in China since 1995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具备庞大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支撑,对外的依赖程度在总体上肯定会愈来愈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设年增长速度7.0%~7.5%）情况下。如果按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5计,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规模将达到48.5×108t标准煤,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60×108t和70×108t标准煤。如果在经济中速发展（设年增长速度5%）情况下,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规模将达到47×108t,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54×108t和60×108t标准煤。
根据已有的勘探资料,今后10 a左右中国油气产量在目前年产量1.8~2.0×108t基础上,很难有大幅度增长。在考虑到缓解环境保护和减排压力情况下,进口油气的比重还可能大幅度提高。在上述中速和高速经济增长下,进口原油将分别达到4.0×108t和5.0×108t左右,进口依赖度将提高到接近70%和超过80%;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将达到40%和50%左右。进口原油部分大约60%的来自中东,20%的来自非洲。约15%的原油和60%的天然气来自中亚和俄罗斯。
进口如此大量的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资源,会遇到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压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地缘政治的严峻态势是长时期的：北部的俄罗斯是几百年来的地缘政治对手,现阶段仍然是潜在对手。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这几方面,中国的影响还差得多。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他们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他们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地缘政治上的“稳定装置”。印度逐渐强大,其地缘战略最主要目标是控制印度洋。未来中国在印度洋很可能同时面临美国和印度两个强权。当美国的世界独大地位受到挑战时,不可能接受一个不相信上帝的（民族）国家（中国）与其平起平坐[11]。美国不仅仅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一旦出现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如若干个对手联合起来对我实行军事围堵、控制进口能源航线、价格“围堵”等,那将使中国优质能源和诸多的矿产资源来源突然大幅度减少（图8）。
图8 中国进口物资的来源国（地区）及全球航线（2013年）①（① 本图由孙东琪、王成金分析绘制。）
Fig.8 The origin country (region) and global line of imported materials in China in 2013
如果中国持续保持现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对能源与矿产资源的需求规模将快速增加。如果考虑减少对国际资源的依赖程度,在一定量能源消费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加大对煤炭的开发利用规模,将每年煤炭开采和消费量提高到50×108t甚至60×108t。这就必须面临更严重的环境恶化压力,承受着更加高额的经济成本。
中国高消耗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状况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大幅度的扭转。要避免上述几种情况,比较可行的途径是选择中速经济增长,而下大力气进行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未来中国经济无论中速增长亦或高速增长,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量都将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的资源量,如果不能保障长期稳定的供应,必然会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即使量的方面能够保障,也因为各种原因,能源和资源价格过高而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就以铁矿石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近年来每年铁精矿进口量都在7×108t以上。但没有价格的定价权(全球四大贸易巨头控制了70%的铁矿石贸易量)。过去10 a,铁矿石价格涨6倍,钢铁业矿石原料超额支出达2万亿元。近年来维持巨大的金属矿产资源（精矿）进口,由于出口国的政治原因,使难度很大,也由于价格垄断的原因而使矿产资源的价格不断攀升,给国内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威胁。
多年来,部分地区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优势”,大规模发展能源重化工业,使GDP长期高速增长。这种所谓的“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表现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一些省区,近年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利润减少,出现大面积亏损。国有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国情出发,中国必须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体系。在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方面我们永远不能效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高消耗的国家。欧洲国家、日本已经走成了一条比美国、加拿大较低耗能、较低排放的发展道路,说明发达国家拥有几乎一样的现代化水平,但并不完全同样的发展方式。因此,是可以走上一条既经济增长、又资源节约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更需要走节约资源的道路,提倡“适度消费”。中华民族将需要永远过相对节俭的日子,即使到了现代化实现之时。
1973年西方世界发生石油危机,推动了其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对产业和资本向外实施大规模转移。中国空前规模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既是现实的压力、潜在的危机,也是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对外投资的重大机遇。
近20 a来的城镇化发展,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大规模工业化。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12]。城镇建设和居民生活大幅度改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城镇化,强烈地推动了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大规模投资;城镇化与大约50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中国的城镇化,是经济高速和超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和支撑因素。
中国城镇化在“九五”时期就开始了高速发展,有3 a的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7个百分点。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却又强调“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使本来已经高速行驶中的城镇化列车进一步“加速”。“十五”期间年平均增长1.4%。“十一五”以来年平均增长1.3个百分点,即每年城镇新增人口在1 800万人以上。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图9）。但是,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是35%。即城镇化速度过快,城镇化率虚高。2.6亿多农民工并没有市民化,是谓“半城市化”。农村空心化加剧,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面临严峻考验[13]。农民工和农村的上述状况说明了中国城镇化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图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及城镇化速率的变化
Fig.9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78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的起步阶段平均每年增加只有0.16~0.24个百分点,加速阶段每年增加也仅达0.30~0.52个百分点。西方发达的国家的城镇化率从20%发展到40%用了几十年至上百年,中国只用了21 a。自40%的城镇化率到今天的80%左右的城镇化率他们又经历了50~100 a。
在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以GDP为主导的干部绩效指标和土地财政的引领,全国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出现大规模占地和圈地,开发区之风、新区之风、新城之风愈刮愈烈。被媒体称之为的“鬼城”广泛出现。由此,耕地资源消耗过多。近10 a来每年征地失去耕地的农民平均有260万人。全国总计已造成了上亿失去耕地的农民。2009~2013年全国因城镇化占去耕地约100×104hm2（1 500万亩）,平均每年约20×104hm2（300万亩）,基本上都是优质耕地。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造成的耕地损失（重金属污染、POPs污染、其他类型污染）,每年因城镇化和环境污染而失去（不能恢复具有农产品、水产品生产功能的）耕地约67×104hm2（1 000万亩）。如此惊人的耕地资源消耗速度在整个地球上是没有先例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永续生存是巨大的威胁。
高速发展与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城镇化,使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持续上升,国家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突出的房地产化倾向。建筑业,其中主要是房地产建筑业,是10多年来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大的领域。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柱之一。许多省份的经济都高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第一财经日报》统计[14]各省（区、直辖市）的2014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对于地产投资依赖度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上海（55%）、北京（52%）、海南（46%）、贵州（33%）、重庆（33%）、广东（32%）、浙江（30%）、福建（26%）、云南（26%）、辽宁（22%）。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大规模投资、大规模“造城”带动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空前繁荣。
经济增长和产业支撑与高速城镇化不能相适应,一些地区是基本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环境污染代价巨大,一些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15]。上述严重态势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城乡对立、城市中人群之间的对立,给中国的现代化伟大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2013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会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进程上要稳中求进。之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方针实现了重大调整,城镇化进程正在转型之中。中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要求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而非速度,重点将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保持一致,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保持一致,与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保持一致。城镇化将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由此判断,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进一步趋缓。
长时期实行的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理念和支撑。现在,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这2种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仍然是资源和环境,其作用是通过相应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来体现的。即资源、环境→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3方面密切关联。
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在以往较长时间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图10）。钢铁、水泥、焦炭、铝及铜铅锌、基本化工产品、皮革、印染、造纸等部门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的项目,大量上马,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生产规模迅速扩大。2001~2013年,中国钢材年产量由1.29×108t增加到7.79×108t,发电量由1.36万亿度增加到5.4万亿度,煤产量从不到10×108t增加到36.8×108t。这种情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02~2012年主要高耗能产品铝材、铜材、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基础原材料的出口规模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这种模式导致国内重要资源在加速消耗,并引起“世界在污染中国”以及经济效益低、国内竞争国际化、加深国民经济结构性困境等问题,到2007年左右这种发展模式就已经到了“尽头”。但2008年美国人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得以持续。
大规模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在2000~2013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平均达到50%。其中,2009年这种贡献率高达87.6%。2000~2013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一直居于高位（图11,图12,图13）。
图11 2000~2013年投资所拉动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Fig.11 The GDP growth rate pulled by investment in China in 2000-2013
图12 2000~2013年投资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Fig.12 The contribution of investment to GDP growth in China in 2000-2013
图13 2000~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
Fig.13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China in 2000-2013
通过扩大投资,增加了产能,解决经济发展低迷乃至危机。在保障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也造成了巨量的投资浪费。
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到2012~2013年期间实际上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一,引起了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发放,形成了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以及调控也止不住的房价高涨。其二,地方政府的巨额投资,一方面来源于土地财政,另一方面大量举债。200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1 296亿元,到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首次超过4万亿元。13 a间增长超过30倍,累计达到19.4万亿元。这既表明了对土地资源的浩劫,也是政府资金来源的不可持续性。地方政府积聚的债务风险不断升高。如此高速增长的链条已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立特区、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吸收资本、吸引技术,并在各个行业和层面,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技术追赶。经济增长速度长时期都超过了发达国家相应的历史进程。
但是,“后发优势”也是有限度的。30多a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后发优势”得到超常规发挥的结果。如中国充分利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过去的10多a中,通过消化和研制,生产了大批60×104kW及其以上规模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用于国内改造旧设备。今天中国的燃煤发电总体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火电装机容量中的2/3（约5×108kW）是在2006~2013年间新安装的。也就是说,今后火电发电设备制造的更大发展需要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并且主要市场将由国内转到国外。发电设备制造面临的形势反映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情况。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是中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发展达到如此规模和整体水平的情况下,今后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模式,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是必然的。
近年来有些学者强调：中国人均经济指标刚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2008年中国人均经济只有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达到中国今天的人均经济指标后都持续地发展,现在都达到了当时的人均GDP水平的几倍,与美国等最发达国家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大为缩小。2014年中国是进入10万亿美元以上的俱乐部国家,但人均只有7 575美元,仅在世界的第80位左右。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可以保证今后20 a的高速增长。
现阶段考虑中国人均GDP指标,主要目标应是逐步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要使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在4万美元以上）,中国的年经济总量要求比现在总量增加4倍以上。达到如此规模的总量,各主要增长因素的供应能否达到所需的规模,那时候中国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情况,现在还很难预见。仅强调人均GDP指标在世界上的排位,不足以作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理由。
在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可以归之于要素驱动的发展。近20 a来以大规模投资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大规模生产而驱动经济增长。现在,中国正在逐步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中整个价值链的创新,特别是注重和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并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作为努力的目标。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企业的创造力表现在产品、流程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面,已经接近精致化程度。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缺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民族品牌。今后,在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过程中,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低端产品生产、投资拉动等模式,转型到创新发展（为主,提质升级）,本身就很难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实现。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水平时,也基本处在创新发展阶段,当时他们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并不高,从能耗、排放、污染等方面考察的三产结构都比中国明显优化。
7.1.1 导致就业增加趋缓的因素
经济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是使中国就业增加趋缓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
中国已经拥有庞大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依靠这些产业的继续扩张来扩大吸引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空间不大。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必然导致部分GDP所需的就业岗位数下降。
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将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提高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而高端产业对就业拉动的作用一般是减弱的。根据分析,2008年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增加值数量：资源密集型部门1.6万元,劳动密集型部门3万元,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则高达7万元。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不超过5万元,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普遍需要10万元以上。
重型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显著,同规模产出的用工数量大幅度减少。以轻纺产品为主的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驱使用工强度缩减。2010年以来,在中小企业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弹性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2005年后,就业弹性呈直线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0.118下降到2010年的0.068。就业弹性的下降预示着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少。以钢铁、合成氨、电力、汽车、水泥为代表的重型大企业的人均产出量逐年上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和单位增加值的就业岗位数下降（图14）。
图14 中国1980~2010年就业弹性变化
Fig.14 The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 in China in 1980-2010
7.1.2 促进社会就业增加的因素
1） 改善企业的规模结构。近年来政府非常重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区的各类资源,满足地方性的多样化需求,可以使地区经济较快增长。最重要的是在一定的经济总量情况下,可以容纳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改善企业的规模结构对那些欠发达且近年来经济重型化突出的地区更为重要。
2） 改善教育结构。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加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一可以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平,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增加出口规模;二可以“学以致用”,增加就业岗位。
3） 发展社会服务业。服务业是今后就业增加的主要领域。根据摩根大通2013年5月预计：当年全国与服务业（零售、旅游和休闲）有关的工作岗位在GDP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在过去2008~2012年,服务业共创造3 700万个就业岗位,而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业在内的工业领域仅仅创造2 900万就业岗位。但是,上述的统计数据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不正规的、稳定性差的就业岗位。
4） 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可以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的实践经验,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有可能增加就业岗位。为此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制度,创造城乡一体的制度环境。以分级门槛、柔性推进人口市民化,构建城乡无差别的聚落体系。以产业链延伸和服务化为路径,构筑城镇化的就业及经济支撑体系。适度保护乡村,积极探索参与式的绿色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
人们可能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不能降。速度一下来,中国国家对周围国家的影响势能就会减少。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但是还不是世界强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无疑是国家崛起的长期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不是在今天具体情况下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才能加强国家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国家影响力（大小）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国家影响力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影响力的培育与强化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做支撑。但国家形象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也不存在正比例关系。在发展史上,世界权力中心在转移过程中,退位者往往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承接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多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状态。但中心地位稳定之后,经济发展则降低为低速或中低速增长。
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呈现逆向的对应关系,经济发展速度较高的国家往往有着较低的竞争力,而竞争力较高的国家却保持着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超高速、高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是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国家,拥有较低的竞争力。
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条件下,转型和速度不可能同时兼得。如继续谋求高速,就难以实现转型。而要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必须下大力气,将较多的资金、人力、资源以及时间、空间等用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改善管理等,也难以高速。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具有经济转型的经历。德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时实现转型,一方面重视社会发展,同时提升“德国制造”上新台阶。在他们的经验中,实现技术含量较高的发展,也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速趋缓的过程。所以,在转型过程中由高速变为中速增长不是走下坡,不是下滑,是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型。是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
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还需要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很可能在需要坚决实施发展转型时又要谋求经济高速增长,结果使调整和转型不能坚持下去,或转型没有收到大的实效。
上述分析强调了：中国长时期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具有如此结构性问题的国民经济已经超越了环境承载力的极限,空前规模的资源消耗将可能给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难以承受的威胁,曾经支撑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和高速发展及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城镇化已经不可持续。
鉴于中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历程及国内外发展的大环境,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较快地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聚焦一下世界部分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轨迹：这些国家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水平之前的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除日本保持10 a左右的高速增长外,其它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并不高;在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水平之后的30 a发展中,经济增长率都基本维持在中、低速的发展态势。其中,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了中速发展的态势,英国近200 a的时间内经济增长率都比较稳定,除少数的特殊年份外,都保持在中、低速增长。近30 a来,这些国家在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重大领域即城镇化、产业结构、能源消耗、环境状况等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状态。
中国进入中速经济增长,将为建设经济强国和实现中国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机遇和空间。中速增长对于今后发展是精明增长,佳好增长,通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增长。不是差增长,更不是糟糕的增长。
长期以来,经济（GDP）增长率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号召力,不可侵犯的业绩衡量尺度。但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则需要充分认识到GDP指标的局限性。
由于经济增长指标由中央政府下达,各地区各部门极少有完不成的情况。其中难免会有GDP“兑水”的问题。
我们建议,今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时不以经济增长率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有关部门可以提出GDP的预期值。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等来促进经济发展,但不提出必须完成的经济增长率指标。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发展的3个主要目标。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增长几乎是唯一目标。之后,社会发展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向之一。到了工业化的中期,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民收入分配又一个主要目标。经济增长便在三维目标空间中运行。在三维目标空间中的经济发展,即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驱动,同时还受到社会公正和控制生态环境恶化因素的制约。因此,增长速度低于二维空间,更低于一维空间的结构状态。但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相互协调的角度衡量,是一种高级的常态化发展[17]。
致谢：本文由陆大道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要素和支撑系统研究”咨询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在编写过程中,项目秘书组陈明星、王成金、马丽、唐志鹏、周侃、宋涛、孙东琪等提供了有关的分析资料。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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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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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环流、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和金融危机 [J].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对于危 机引发原因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大都没有深入到危机背后的经济根源。本文首先基于次贷发生和演变的过程,对引发次贷危机的原因做了一个简要回顾,导出 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美元环流"下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以系统分析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典型特征为切入点,甄别出"美元环流"对全球经 济结构失衡的推动作用,进而引致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美元环流"-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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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 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 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 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 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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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alysis of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1990-2010 [J].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3-1038-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stress on the environment ha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This paper will assess the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over time, and its spatial variation using data from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1990,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These books provide a general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China. By using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SPSS, we analyzed the changing trend of China's eco-environment and calculated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in the gravity center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We conclude the following. (1) From 1990 to 2010, the rate of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ent down. We argue that the cause of this trend was neither the result as "the deterioration trend was under control" noticed by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cerned, nor "the deterioration rate of the environment wa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suggested by many researchers. (2) Since 1990,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has been worsening in China, but it was improved in some regions; however, the ecological deficit is still expanding and will last for a long time. (3)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China, the deteriorat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was slowed down. The reasons include a good natural environment, a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e in eastern China. (4) After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 are imbalances of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31 provincial regions.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positive measures such as controlling populatio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mart development to balance the socio-ecolog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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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中国大气PM10污染时空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1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为分析近10 年来中国PM<SUB>10</SUB>污染时空格局演变，运用统计学和GIS 方法对2002-2012 年PM<SUB>10</SUB>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地级及以上城市ρ（PM<SUB>10</SUB>）年均值由0.130 mg·m<SUP>-3</SUP>下降至0.076 mg·m<SUP>-3</SUP>，达标城市比例由37.6%上升至92.0%；环保重点城市ρ（PM<SUB>10</SUB>）日均值超标天数比例由24.7%下降至7.0%。② 12 月份PM<SUB>10</SUB>污染最重，其次为1 月和11 月；8 月份污染最轻，其次为7 月和9 月。③ PM<SUB>10</SUB>的重污染区域明显减小，由集中连片分布变为零星点状分布。但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及山东、江苏、湖北一直是PM<SUB>10</SUB>污染相对严重地区。④ 北方地区PM<SUB>10</SUB>污染重于南方地区，两者的差异主要发生在北方采暖期（1-4 月及11-12 月）。⑤ PM<SUB>10</SUB>污染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重污染城市的改善，1/10 左右的重污染城市对降低全国PM<SUB>10</SUB>平均浓度的贡献约占1/3，而清洁城市PM<SUB>10</SUB>污染则有加重趋势。⑥ 环保重点城市污染天气以轻度污染为主，占全部污染天数的80.4%。受沙尘天气影响，3、4 月份发生严重污染天气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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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3-0611-z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layout of the major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including coal, iron ore, copper and bauxite,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It also identifie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miner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 issues with China's mineral resource industry cause challeng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socio-economy.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ional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mining in the western China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is misaligned with its regional layou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have been over-exploited, and the mineral resources production in the eastern China is unsustainable. The continuously expanding produc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China has heavily endanger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 propose strategies to boo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including measure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domestic mineral resources. We also offer suggestions for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the mineral resource prospecting and exploit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s well as for proactively undertaking industry transfer in the eastern China and raising the environmental benchmark requirements for the mineral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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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J].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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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90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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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省份最依赖地产投资?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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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coercing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3-0602-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Objectively, a complex interactive coercing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nd the research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primarily divided into three schools, i.e., interactive coercion theory, interactive promotion theory and coupling symbiosis theory. Harmon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healthy urbaniz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co-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interactive coercing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urbanization,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s risk effects of the interactive coercion. Further, it shows six basic laws followed by interactive coerc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namely, coupling fission law, dynamic hierarchy law, stochastic fluctuation law, non-linear synergetic law, threshold value law and forewarning law, and divides the interactive coercing process into five stages, namely, low-level coordinate, antagonistic, break-in, ameliorative and high-grade coordinate. Based on the geometric derivation, the interactive coer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s judged to be non-linear and it can be explained by a double-exponential function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power and exponential functions. Then, the evolutionary types of the interactive coercing relationship are divided into nine ones: rudimentary coordinating, ecology-dominated, synchronal coordinating, urbanization lagging, stepwise break-in, exorbitant urbanization, fragile ecology, rudimentary break-in and unsustainable types. Finally, based on an interactive coercion model, the degree of interactive coercion can be examined, and then, an evolutionary cyc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namely rudimentary symbiosi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utmost increasing and spiral type rising. The study results offer a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healthy urbanization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moting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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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笑曲线的企业升级路线选择模型—理论框架的构建与案例研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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