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李月
, 朱宇
LIN Li-yue, ZHU Yu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6-0725-08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4-03-5
修回日期: 2014-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6-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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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林李月（1985-）,女,福建霞浦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迁移和社会政策研究。E-mail:lly3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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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
关键词：
Abstract
Migration in China is not a simple one-step process and usually involves two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for migrants to leave the place of origin and arrive in the first place of destin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stage for them to move across different cities before their finally settlement. So far most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first stage and have neglected the subsequent stage, which is nevertheless indispensable for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patter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dividual-level event-history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 977 migr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9, this article examines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in the subsequent stage of their migration, using various migration indicators and survival analysis. The article first analyses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in terms of mobility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the destination city’s size categories and distance categories, the duration in the first destination cities, the mean residence time in each destination cities, and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events by their seque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time-space paths of the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nd its mobility patterns are complex in terms of both migration direction and spatial trajectory. Migrants tend to move to places of longer distance and larger citie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imes of their subsequent migration; but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initial stage migration, the distance of the subsequent stage migration is usually shorter. The majority of migrants’ movements across cities occu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ir migration career, and they become less mobile with the increasing duration of their migration. On gender differences, although the mobility frequency of women migrants is lower than men migrants, their mobility intensity is stronger than men migrants. Furthermore, women 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move to large-sized cities than men migrants, and men migrants tend to move in wider spatial ranges and stay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for longer periods of time, with no preference in their selection of destination cities between small-sized and large-sized citi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om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subsequent stage of migration that have not been revealed by conventional research treating migration as a one-step and gender-neutral process, and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achieve a better and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m.
Keywords：
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种典型的空间行为。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空间行为的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在人口流动的宏观空间格局和微观区位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上产生了大量成果[1~10]。然而应当看到,人口流动的过程包括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但迄今研究在人口流动时间过程的探索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薄弱环节,忽略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后续流动过程。事实上,与以往研究中所刻画、发达国家人口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从乡村流出后直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不同,中国的人口流动过程至少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流动人口初次离开家乡到其户籍所在县（市）以外的其他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可称其为“初次流动”;第二个阶段是流动人口到达初次流入地后在不同流入地城市间或不同工作单位间持续流动的过程,可称其为“后续流动”[11~14]。迄今,大部分研究侧重于对前一种流动过程（以及由此引发回流和定居意愿等问题）的考察 [15~23],对后一种流动过程的研究不多,针对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间持续流动的时空轨迹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一些研究考察了流动人口在选择目标城市过程中在流动距离、目标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流动的区域路径等方面呈现的特征和规律 [24~26]以及城市间流动的次数及其影响因素 [27~29],但对其城市间流动过程空间特征的认识仍过于简单化,对城市间流动的时间过程和在此过程中的群体分异更是缺乏关注。
首先,这些研究虽考察了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和调查时点城市的空间特征及其经过多次流动后的变化[24~26],但却忽略了流动过程中经历的其它城市的空间特点及变化,很少涉及流动过程中每个城市的规模及这些城市相对于流动人口来源地的位置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特征,需要予以进一步完善。其次,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后续流动是一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其在各城市滞留时间的长短并不一致。而迄今研究仅给出流动人口在各城市的平均滞留时间和在当前城市的滞留时间 [25],尚未涉及其在城市间流动的动态变化,再次,迄今相关研究明显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多将流动人口看成是性别中立的一个均质整体,忽视流动过程中的性别特性。而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安排,女性在流动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家庭的羁绊,个体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结婚、生育等重要事件对女性影响更大,从而可能导致其流动距离短、流动速度慢、易提前结束或暂时退出流动过程等特点 [13,15,30,31]。这些特点在当前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被逐步打破,在流动过程中的从属地位趋于弱化的条件下[32,33]是否仍具有普遍性,其对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时空结构特征的性别差异有何具体影响,也需要予以进一步论证。因此,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路径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基于上述,本文拟在笔者对初次流动研究的[14]基础上,采用抽样调查获得的个体历时数据,基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速度、流动范围、流动距离、流入地城镇规模、在各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历次流动的时间分布等方面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这一研究突出了社会性别视角并涵盖了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完整时间过程。研究结论不仅将拓展和深化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认识,弥补现有研究在人口流动过程时间维度上存在的不足,推动人口迁移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且可以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研究数据来自于2009年12月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涵盖全省17个县（市、区）的60个街道（乡、镇）流动人口入户问卷调查。该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满1个月、年龄在15~64周岁的跨县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以2009年福建省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的方式在全省共调查了3 011份问卷（女性1 994份、男性1 017份）,有效问卷2 977份（女性1 963份,男性1 014份）,有效率达到98.87%。由于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部署建立的福建省全员流动人口数据库涵盖所有流动人口,为本研究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抽样框;调查过程又严格遵循了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的原则,同时样本量已远超出将抽样误差控制在社会科学界普遍接受的3%误差水平所需的规模[39,40],由此所获得的数据对福建省流动人口有着充分和有效的代表性。表1是问卷调查中男、女被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及分布。尽管男、女流动人口在某些特征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都有相似特征：年轻、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来自农村,这与中国其他主要流入地省份流动人口的整体特征基本上也是相一致[18,19]。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和所得的结果对认识中国沿海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表1 被调查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
| 指标 | 男性样本 | 女性样本 | 指标 | 男性样本 | 女性样本 |
|---|---|---|---|---|---|
| 文化程度 | 婚姻状况 | ||||
| 小学及以下 | 25.9 | 40.7 | 未婚 | 33.9 | 28.8 |
| 初中 | 49.2 | 41.6 | 已婚 | 65.3 | 69.8 |
| 高中/中专 | 19.3 | 12.7 | 其他 | 0.8 | 1.4 |
| 大专及以下 | 5.6 | 5.0 | 户口性质 | ||
| 年龄结构 | 农业 | 89.8 | 91.7 | ||
| 15~19岁 | 7.3 | 8.5 | 非农业 | 10.2 | 8.3 |
| 20~24岁 | 19.6 | 20.2 | 样本城市分布 | ||
| 25~29岁 | 18.6 | 19.2 | 福州市 | 17.6 | 17.6 |
| 30~34岁 | 17.8 | 17.3 | 龙岩市 | 4.3 | 4.6 |
| 35~39岁 | 16.3 | 17.6 | 南平市 | 4.4 | 4.5 |
| 40~44岁 | 11.7 | 11.9 | 宁德市 | 4.3 | 4.4 |
| 45~49岁 | 4.3 | 4.1 | 泉州市 | 36.4 | 37.5 |
| 50~54岁 | 3.3 | 1.0 | 厦门市 | 27.4 | 27.0 |
| 55~64岁 | 1.1 | 0.3 | 漳州市 | 5.4 | 4.4 |
问卷中追溯调查了流动人口自初次离开家乡后跨县（市、区）流动的轨迹以及在各流入城市滞留和就业情况,包括起止时间、行职业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求职途径和工资水平等,以便从动态的角度实证分析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流动就业情况。
1.2.1 城市间流动强度的衡量指标与计算方法
主要通过计算流动率、流动频率和流动周期3个指标来衡量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一般特征。流动率是调查样本中到调查时点为止的流动过程中更换城市的比率;流动频率是每个调查样本到调查时点为止的流动过程中更换城市的次数;流动周期是将每个调查样本在外流动总时间除以城市间流动次数后得到的值。
表 2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流动频率和流动率
Table 2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 男性流动人口 | 女性流动人口 | |||
|---|---|---|---|---|
| 人数（人） | 比例（%） | 人数（人） | 比例（%） | |
| 0次 | 543 | 53.6 | 1177 | 60.0 |
| 1次 | 235 | 23.2 | 494 | 25.2 |
| 2次 | 130 | 12.8 | 188 | 9.6 |
| ≥3次 | 106 | 10.5 | 104 | 5.3 |
| 合计 | 1014 | 100 | 1963 | 100 |
| 均值（标准差） | 1.86 （1.10） | 1.56 （0.86） | ||
1.2.2 城市间流动时间特征的计算方法
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的时间间隔”是个以“年”为单位具有时间属性的动态变量,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不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类时序性变量 [36],因此本研究选择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方法中的Kaplan-Meier方法来估计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的时间间隔。该方法是生存分析方法中的生存函数非参数估计法之一,Kaplan-Meier生存函数是关于生存时间超过某一个时间t的估计是在时间t与在此以前各时期生存概率的连乘积,因此Kaplan-Meier估计方法也被称作乘积限估计[37,38]。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用“是否更换城市”作为事件状态,引入模型时,被编码为“1=是,0=否”。
由表2,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平均的流动频率为1.56次,略小于男性流动人口的1.86次。从流动率看,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发生过城市间流动的比例分别为46.4%和40.0%,流动最为频繁的流动人口在到现流入地前已发生过7次城市间流动。这种流动率介于已有研究所得结果[24,25]之间,其原因可能与调查的区域、时点和对象不同有关。这一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发生城市间流动的比例较高,且男性的流动率大于女性,从而证实了男性比女性更具流动性这一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
然而,在对流动周期的分析中得出了不同于已有研究[30,31]得到的观点。从流动周期看,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周期为59.38 个月、中位数为48.60个月,而男性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周期的均值则为69.19 个月、中位数为58.67个月。从流动周期的间隔分布看,以4 a为分界点,当流动周期在4 a及其以下时,男性的比例低于女性,而当流动周期上升到4 a以上时,男性的比例开始高于女性,流动周期越长,男性的比例越大（如图1）。可见,男性在每个城市滞留的时间要高于女性,男性的流动速度要低于女性。假设男、女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相当,那么可推出女性的流动率和流动频率与男性相当,甚至可能超过男性。这一结果颠覆了已有研究中男性比女性更具流动性的观点,它表明,近年来女性流动人口打破其传统性别角色,在流动过程中主动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对其流动过程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图1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流动周期间隔
Fig.1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ean duration of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本研究将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分为县外市内、市外省内和省外国内① 【① 历次流动范围的划分均是根据各流入地相对于来源地的位置关系进行界定。】3类,以判断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历次流动空间范围的变化。计算结果表明,尽管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初次流动时选择市内流动和跨市流动,但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比例逐步提高,市内跨县和省内跨市的比例大幅下降。比较流动范围变化的性别差异可发现,男女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空间范围的变化特征趋于一致,但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男性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下降幅度大于女性（表3）。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主流是由近及远,具有明显的梯次流动特征。
表3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流动范围变化(%)
Table 3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destination city’s distance categories of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
| 流动次数 （次） | 县外市内 | 市外省内 | 省外国内 | 合计 | ||||
|---|---|---|---|---|---|---|---|---|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
| 1 | 14.3 | 16.6 | 20.6 | 21.2 | 65.1 | 62.2 | 100 | 100 |
| 2 | 12.8 | 14.2 | 21.1 | 23.2 | 66.1 | 62.7 | 100 | 100 |
| 3 | 12.2 | 11.9 | 23.2 | 25.5 | 64.6 | 62.6 | 100 | 100 |
| 4 | 9.3 | 9.7 | 21.1 | 19.1 | 69.6 | 71.1 | 100 | 100 |
| 5 | 5.4 | 7.7 | 21.7 | 20.5 | 72.8 | 71.8 | 100 | 100 |
| 6+ | 3.3 | 5.8 | 14.8 | 13.0 | 82.0 | 81.2 | 100 | 100 |
| 合计 | 12.4 | 14.3 | 25.9 | 27.7 | 61.8 | 58.0 | 100 | 100 |
在考察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范围的基础上,计算了从来源地到初次流入城市、初次流入城市到现流入城市和来源地到现流入城市的直线距离来判断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流动距离变动趋势。结果发现,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平均距离在600 km左右（男性为600 km、女性为588 km）;经过多次流动之后,男、女流动人口从来源地到现流入城市的直线距离分别上升至632 km和615 km;但在初次流入地到现流入城市的直线距离①中,男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距离为382 km,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距离则仅为291 km,二者相差了接近100 km。这些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流动距离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加大,遵循着由近及远的流动规则,这与前述流动范围的变化趋势相互吻合;相对于初次流动,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的距离范围更小,体现流动的就近性,但这种就近性并不是指流入地与来源地间,而是指不同流动城市之间的就近性,这一结果与前人近期的研究结论[25]相近。同时,整个流动过程中女性的流动距离始终小于男性,尤其是后续流动过程中的城市间流动,性别差异更为明显,说明女性流动距离短的迁移规律[8,9,39,40]同样适用于后续流动阶段的城市间流动。这一结果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丰富了对人口流动时空过程的认识。
由表4可知,大城市始终是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主流流入地,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女性流动人口流入大城市的比例逐步攀升,流入中小城镇的比例持续下降,说明女流动人口在城市间流动过程中的经济指向性十分明显;而男性流动人口由规模小的城市流向规模大的城市虽是主流,但是由规模大的城市向规模小的城市的反向流动规模也很大,且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小城镇占比逐步提高。男性流入城镇规模的变化特征与近期研究中流动人口整体的相应情况[25]较为相似,而女性流入城镇规模的变化特征存在较为明显的由小到大的递补规律,恰与已有研究结论[25]相反。这说明,将男性和女性作为两个独立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十分必要;否则,将流动人口作为性别中立的均质整体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无法揭示流动人口流入城镇变化特征的上述性别差异。
表 4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城镇规模变化(%)
Table 4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destination city’s size categories of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
| 流动次数 （次） | 大城市 | 中等城市 | 小城镇 | 合计 | ||||
|---|---|---|---|---|---|---|---|---|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
| 1 | 46.8 | 46.4 | 20.5 | 20.2 | 32.6 | 33.4 | 100 | 100 |
| 2 | 50.7 | 48.0 | 23.1 | 21.8 | 26.2 | 30.2 | 100 | 100 |
| 3 | 46.8 | 47.7 | 22.9 | 21.0 | 30.3 | 31.3 | 100 | 100 |
| 4 | 42.2 | 46.2 | 26.5 | 18.8 | 31.4 | 35.0 | 100 | 100 |
| 5 | 41.3 | 53.8 | 20.7 | 18.8 | 38.0 | 27.4 | 100 | 100 |
| 6+ | 39.3 | 50.7 | 14.8 | 20.3 | 45.9 | 29.0 | 100 | 100 |
| 合计 | 46.8 | 47.0 | 22.1 | 20.7 | 31.1 | 32.3 | 100 | 100 |
综上,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空间选择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流动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了由近及远的流动,但流动距离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近期研究的结论相吻合。在性别差异层面,女性的流动距离小于男性,这支持了以往研究中得到的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长距离迁移的结论;但上述分析得出的一个新的认识是,女性在城市选择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由小到大的递补规律,完全不同于男性大城市和小城镇并重型的格局。
为考察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间特征和性别差异,本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了男女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的时间间隔。结果表明,女性在初次流入城市时间间隔的均值①【① 在初次流入地到现流入城市的直线距离中只计算有过城市间流动经历样本的再次流动距离。这里的“均值”不是常用的算术平均值,而是用特定方法估计的,因为有截尾案例。】为12.31 a,短于男性的13.05 a,因此若将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的性别差异考虑在内,男性的流动性则弱于女性。
为了进一步刻画初次流入城市时间间隔的性别差异,图2显示了男女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的生存函数曲线。在小于5 a阶段女性生存率略高于男性,在6~16 a阶段性别差距不明显,在大于16 a阶段,女性生存率急速下降,与男性的差距逐渐拉开。可见,女性在流动的初期,其流动概率偏低,随着流动时间延长,其流动概率开始逐渐上升。然而,由于女性在外流动时间通常小于男性,因此才出现前述女性的流动率和流动频率低于男性,但流动周期却短于男性的研究结论。
图 2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入城市的生存函数曲线
Fig. 2 The survival function curve of leaving the first destination city for men and women migrants
与现有研究[25]用比较概括和笼统的“平均每个城市的滞留时间”来分析滞留时间的变化不同,本研究分析的是经历过城市间流动的流动人口在每个城市的滞留时间及其变化特征。由图3可见,流动人口在不同流入城市的滞留时间长短不一;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其在每个流入城市滞留的时间逐步缩短。这反映出惯性累计原理：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次数越多,在某一具体城市停留的时间越短,则越有可能发生再次的城市间流动;反之亦反。在性别差异上,除第6个流入城市外,女性在每个城市的滞留时间始终短于男性,且性别差距始终相当。值得指出的是,流动人口滞留时间曲线在第6个流入城市所表现出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到第6个流入城市时,样本量都已经明显偏小。由此可以判断,男性在每个城市滞留的时间要长于女性,流动状态较为稳定。
图 3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在不同流入地的平均滞留时间
Fig. 3 The gender difference on the mean residence time in the different destinations of migrants
从历次城市间流动发生的时间看,女性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有25.0%发生在其流动生涯的第1 a内,在流动生涯的4 a内完成了初次流动的比例高达67.9%,到第5 年,第2次、第3次和第4次流动已经发生了55.2%、37.5%和20.9%,只有6.0%的女性流动人口在进城后的10 a以后才发生再次的流动行为（表5）。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发现一个结论：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前期,城市间流动非常频繁,经历过数次流动之后,流动模式便逐渐趋于稳定。
与女性流动人口相比,男性流动人口在流动生涯初期的流动更加频繁一些,与生存函数曲线图的分析结果（如图2）不谋而合。如表6所示,男性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有25.8%是发生在流动生涯的第1年,4 a内完成了初次流动的70.8%,到第5年,第2次、第3次和第4次流动已经发生了55.0%、34.8%和22.0%。由此可见,尽管男、女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都颇为频繁,但其中的大部分城市间流动发生在其流动生涯开始的前5 a内,流动状态随着在外流动的延长不断趋于稳定。事实上,到流动生涯的后半期,流动人口便开始在某一个城市滞留,城市间流动趋于缓慢。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近期研究中得到的流动人口滞留长期化和居住稳定化的结论[41]。
表5 女性流动人口历次流动的时间分布(%)
Table 5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omen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by sequence of mobility (%)
| 流动时间 | 第1次流动 | 第2次流动 | 第3次流动 | 第4次流动 | 第5次流动 | |||||
|---|---|---|---|---|---|---|---|---|---|---|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
| 1 a以内 | 25.0 | 25.0 | 3.5 | 3.5 | 0.4 | 0.4 | 0.0 | 0.0 | 0.0 | 0.0 |
| 第2年 | 19.7 | 44.8 | 14.6 | 18.1 | 6.3 | 6.6 | 3.5 | 3.5 | 0.0 | 0.0 |
| 第3年 | 13.7 | 58.4 | 15.4 | 33.6 | 7.4 | 14.0 | 6.1 | 9.6 | 2.2 | 2.2 |
| 第4年 | 9.5 | 67.9 | 11.1 | 44.6 | 11.8 | 25.7 | 7.0 | 16.5 | 8.9 | 11.1 |
| 第5年 | 6.6 | 74.6 | 10.6 | 55.2 | 11.8 | 37.5 | 4.3 | 20.9 | 8.9 | 20.0 |
| 第6~10年 | 19.4 | 94.0 | 30.7 | 85.9 | 42.6 | 80.1 | 46.1 | 67.0 | 44.4 | 64.4 |
| 10 a以上 | 6.0 | 100 | 14.1 | 100 | 19.9 | 100 | 33.0 | 100 | 35.6 | 100 |
表6 男性流动人口历次流动的时间分布(%)
Table 6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en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by sequence of mobility (%)
| 流动时间 | 第一次流动 | 第二次流动 | 第三次流动 | 第四次流动 | 第五次流动 | |||||
|---|---|---|---|---|---|---|---|---|---|---|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比例 | 累积比例 | |
| 1 a以内 | 25.8 | 25.8 | 3.6 | 3.6 | 0.5 | 0.5 | 0.0 | 0.0 | 0.0 | 0.0 |
| 第2年 | 20.4 | 46.3 | 14.3 | 17.9 | 3.0 | 3.5 | 1.1 | 1.1 | 0.0 | 0.0 |
| 第3年 | 15.2 | 61.5 | 13.3 | 31.2 | 11.9 | 15.4 | 3.3 | 4.4 | 0.0 | 0.0 |
| 第4年 | 9.3 | 70.8 | 12.8 | 44.0 | 11.9 | 27.4 | 8.8 | 13.2 | 2.5 | 2.5 |
| 第5年 | 7.3 | 78.1 | 11.0 | 55.0 | 7.5 | 34.8 | 8.8 | 22.0 | 7.5 | 10.0 |
| 第6~10年 | 15.0 | 93.1 | 29.7 | 84.7 | 37.3 | 72.1 | 34.1 | 56.0 | 37.5 | 47.5 |
| 10 a以上 | 6.9 | 100 | 15.3 | 100 | 27.9 | 100 | 44.0 | 100 | 52.5 | 100 |
本文采用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流动人口个体历时数据对男、女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特征、规律和时空结构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分析结论：① 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常见的现象,四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在进城后存在着至少一次以上的城市间流动行为,说明人口流动过程并不都是简单地从乡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的过程;对许多流动人口而言,在初次流动和最终定居间还有着长期的后续流动过程。②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空间选择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流动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了由近及远逐步向更远距离的流动,但在后续流动过程中城市间流动的距离趋于缩小,城市间流动主要是在某些特定区域内的流动,依然秉承就近性的流动原则。③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间特征反映出惯性累积原理的另一面,即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越频繁,越有可能发生再一次的城市间流动。然而,这不意味着流动人口会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流动性,实际上该群体的流动模式会随着流动经历和在外流动年限的增加而逐渐趋于稳定,并表现出逐步在现流入城市沉淀的趋势。④ 男性的流动率和流动频率均大于女性,但男性的流动周期、在每个城市滞留时间及在初次流入城市的时间间隔均高于女性,说明男性的流动速度低于女性;女性城市间流动的距离和范围均小于男性,城市间流动的就近性原则更为明显;女性城市间流动的空间选择存在着由小城镇逐步向大城市的递补特征,而男性的空间选择虽也以大城市为主,但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向小城镇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当今中国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多阶段、逐步演变的过程,流动人口后续流动阶段的城市间流动有着尚未被初次流动阶段规律所覆盖的复杂且独特的空间特征和规律;此外,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间过程有着比传统认识上从乡村向城市一步到位的流动远为丰富的空间效应和社会政策意义。因此,迄今以从乡村向城市一步到位的单向迁移过程和以“城市融入”（即通过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变成市民）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需要根据人口流动的特性予以完善、拓展和调整。同时,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特征和规律的性别差异说明,若将流动人口当成一个性别中立的均质整体笼统地进行分析,可能会得到模糊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此在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也应对社会性别差异的视角予以高度重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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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7.05.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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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5.01.012 URL Magsci 摘要
<p>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异性,以及不同原因的流场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部塌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口省际迁移的辐合流场与辐散流场在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的迁移辐合中心;东北与山东的对流渐趋消失,西北取代东北成为非沿海区域新的人口引力中心;以秦岭－淮河线东段和黑河－腾冲线南段为界,人口迁移分裂为东南和西北两大“流域”。就业迁移的优势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第一动力;婚姻迁移的主流方向是西南贫困山区指向华东农村,形成了西南“喀斯特新娘输出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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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研究 [J].URL 摘要
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区域、省份、城市等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从区域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省份，前5个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区）吸纳了全国一半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城市，表现出突出的极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由35个左右城市构成的沿海城市带，它们吸收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集中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此乃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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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J].URL 摘要
文章利用多项选择 Logit(MNL)模型,通过2009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年龄选 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3.67%;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技能优势主要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家庭农业生 产机械化程度越高、非农收入比值越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低;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此外,人均耕地、就业途径、居住 地类型、交通便利度以及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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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 [J].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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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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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migration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01.0049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sing data from the 1987 and 1995 China One Percent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s, this article examines migration patterns during 1982-95, a period of sweep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Several major patterns are evident: the increase in overall migration and especially in temporary migratio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igrants in the coastal region. Over time, migrants of rural origin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cities as destinations than towns. The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hanges in migration patterns are explored. Copyright 2001 by The Population Counci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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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J].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2005.0047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ntil recently, migration has had a limited role to play in China's space economy because of central-planning logic and mechanisms. Mobility increase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call for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migration. Us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data from China's 1990 and 2000 censuses, I analyze migration rates, migration effectiveness, population growth, net migration flows, and spatial focusing of migration. The analysis supports the notions that migr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effective factor of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at it ha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documente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been less well addressed in the case of China. Regional diverg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90s was accompanied by a marked increase i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sharply concentrated migration flows, especially from relatively poor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to the rapidly growing eastern reg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gration theories that draw from experiences of capitalist economies may be of increased relevance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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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J].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04.0002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uses tabulations from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along with a micro-level data sample from the census to provide a pictur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migrants without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hukou ), a statu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s. By 2000, the siz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had grown to nearly 79 million, if that category is defined as migrants who moved between provinces or counties and resided at their destinations for six months or more. Intra-county floating migration is similarly large, contributing another 66 million to the siz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moving as reported by migrant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n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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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 [J].
一、 引 言劳动力流动或人口迁移 ,并不是中国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 ,而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生的事情。所以 ,在研究中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寻找一个参照系 ,以便观察其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现象 ,究竟与其他国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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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J].URL 摘要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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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流动人口流迁的时空过程与其分异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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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J].
利用福建省近3 000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 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 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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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22038990842257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tremendous abundance of labour in rural areas is one of the most perplexing issues currently facing policy‐mak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ntral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fear that large‐scale labour movement out of rural China will have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destabilising effects on the cities and towns to which workers migrate. Recognising that there may be positive economic aspects associated with rural labour outflow, this research seeks to shed light on the transfer process with an emphasis on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which motivate the observed frequent movement of migrants between their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oints. Using household data collected in rural China, we investigate both out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decis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observed migration patterns are the outcome of informed, rational responses to an environment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and incomplete markets. To the extent that policymakers wish to minimise the more transient component of rural out‐migration,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underlying rural and urban institutions which give rise to the observed migra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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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https://doi.org/10.1006/jcec.2002.1781 Magsci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Return migr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ural to 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Using recent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return migrant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return migration is of limited scale and out-migration is still dominant. Second, both push and pull factors affect the return decision. Third, return migrants invest significantly more in productive farm assets but are no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local nonfarm activities than are nonmigrants and migra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turn migrant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em>J. Comp. Econ.</em>, June 2002, <strong class="boldFont">30</strong>(2), pp. 376–394.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m>© 2002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Science (USA). All rights reserved.</em></p><p id=""><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em> Classification Numbers: J61, J24, R2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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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J].https://doi.org/10.1068/a37428 URL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urban – 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success – failure dichotomy approach used for analyzing return migration is inadequate and that it must be expanded to address better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Us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Sichuan and Anhui provinces, we analyze the selectivity of return migrants and their reasons for return, focusing not only on how returnees compare with continuing migrants, but also on their decisionmaking.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eturnees are negatively selected among migrants and suggests that failure migrants are more prevalent than are typically portray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results also highlight family demand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etur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grant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inferiority in the city undermines their likelihood to succeed in the destination and reinforces their desire to return when family needs arise. Our analys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optimism of existing studies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return migrants in China’s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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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6.04.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mobile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Most of its members take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doubl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ial status. In recent years,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m>Hukou</em>) system,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an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uch reform has been limited. Bas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result of not only the <em>Hukou</em> system, but als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for temporary migrants, the household strategy of migrants to diversify and maximiz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pread economic risk, and certain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draws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calling for policies not only to facilitat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the cities but also catering for their needs arising from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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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J].https://doi.org/10.1002/psp.54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wo surveys conduct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6 and 2002 to examine the recent situ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flow.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has increased, the places of origin remain important final destinat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their circulating process and looking for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citie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and their real action to do so, and that they are cautious in turning such intention into immediate act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a set of complex determinants for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and indicates that female, young, unmarried, better educated, non-production workers, and Fujian-origin membe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Having non-agricultural Hukou status,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longer working contracts,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 higher administrative status and bigger population size of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r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onitor and understand this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Copyright 漏 2009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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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分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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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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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J].URL 摘要
文章通过对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1）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只有10%左右愿意转为非农户口。（2）＂为了孩子的教育与升学＂是少数农民工愿意转户的主要原因。（3）＂想保留承包地＂是大多数农民工不愿转户的主要原因。（4）在转为非农户口这一问题上,80前与80后农民工不存在显著区别。由此作者认为,推进城镇化的优选之路是＂常住化城镇化＂而非＂户籍化城镇化＂;要在不强迫改变农民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市民;应给予进城的＂80前＂与＂80后＂同等重要的政策关注。深层城镇化的政策配置重点,应是＂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配置的均等化＂,而不是强化户籍的制度区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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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J].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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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1.04.002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 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 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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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J].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 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 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 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 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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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253.2009.12.00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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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及其解释 [J].
中国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不仅造成 人力和经济效率的损失,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了严峻的社会管理问题,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互动。从农民工的角度看,高流动性是在劳动力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在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等愿望的促使下,通过自身不断"试错"的方式,以期获得匹配的工作。因此,外出年限、社会融入等差异所导致 的获取和鉴别市场信息能力的不同使其流动速度存在差异。从企业的角度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努力保持劳动力的低工资是 必然的选择。企业非正规的用工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分割和外出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隔离造成政府监管缺位,社会监督失灵,道德约束失效,农民工正当的权益 得不到保障,年轻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不断换工作,或中年后被企业辞退,导致过高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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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及其决定机制 [J].URL 摘要
本文利用湖北省4442名城乡 女性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点描述了受金融危机影响下城乡女性的就业流动状况,利用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了决定流动女性外地就业、在外流动次数和回流的主要因素 及其影响程度。本文主体部分有三组对比研究,一组是贯穿全文的城镇和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及影响因素对比,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 决定因素对比,还有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对比。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而一旦外地就业 后,其职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受个人因素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尤其明显。另外,家庭因素对于农村女性的回流决策影响较大,而城市女性是否选择回 流则主要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更为频繁,农村女性在外流动时间明显长于城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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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9713.2010.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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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初职时间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613.2014.01.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福建省2977个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的个体历时数据,应用Kaplan-Meyer方法和 Cox比例风险模型方法,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初职时间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男性流动人口相比,女性流动人口离开初职的概率略 小,但在初职的时间间隔偏短.在初职时间间隔的影响因素中,初职收入、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家庭迁移类型和流入地城镇等级规模的影响存在性别共性,而家庭 抚养比、职业类型、企业性质和来源地类型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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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J].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模式体现?(2)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预测人 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 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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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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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变迁及政策启示 [J].
文章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以往的特点，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更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并且其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非农就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上升。从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年龄模式看，男女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行列。“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化进程中，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当考虑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及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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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s in Social Research (4th Editio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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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研究与事件史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881.2001.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截面研究与历时研究对于因果关系研究的有效性,论述了不同类型的历时研究,提出了本源性变化的新概念,并对事件史分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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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https://doi.org/10.2307/293846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configur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come today diverse and multiethnic du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single coher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s lacking. The aim of this discussion was the gen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rrent theories that clarify basic assumptions and hypotheses of the various models. Theories were differentiated as explaining the initiation of migration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ovement. Initiation theories discussed were 1) macro theori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2) micro theori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3) the new economics with examples for crop insurance markets futures market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capital markets; 4)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structural inflation motivational problems economic dualism and the demography of labor supply; and 5) world systems theory and the impacts of land raw materials labor material links ideological links and global cities. Perpetuation theories were indicated as network theories of declining risks and costs; institutional theory cumulative causation through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land organization of agrarian production culture of migra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labeling factors; and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 The assumption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se theories although divergent were not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 but had very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he policy decisions over the next decade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and carry with them the potential for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lict. Policy options based on the explicated models range from regulation by changing wages and employment conditions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of origin to changing structural market econom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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