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7-0838-07
修回日期: 2014-1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7-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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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 鹏(1982-),男,回族,湖北宜昌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地理学。E-mail:lpok1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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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与权力密切相关,具有政治性。只有提升到社会建构层面来认知旅游资源内涵,才得以洞悉中国旅游资源规制发展演变的本质。以广东南昆山温泉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查、政府档案梳理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南昆山温泉资源规制的权力和社会过程进行深度考察,以期透过南昆山温泉的典型案例形成对中国旅游资源规制更为深入的理解。研究表明,中国在旅游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最近30 a时间里建立起一套资本逻辑的话语霸权。在国家拟定的市场化路径下,个人(开发商)逐渐取代国家成为各地温泉资源规制的主角;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联合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温泉资源地方规制的演变过程,进而导致了普遍的社会非正义的现象。要维护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正义原则,就需要破除国家与社会对发展的迷思,并借由普遍主义的阶级政治来抵抗不正义的资本积累过程。
关键词:
Abstract
Nature resource was dominantly understood in physical terms previously. When nature resource was not considered abundant and freely available anymore, the ‘management’ of non-human natures became important with the capit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nature resources. Resource, therefore, is political as a specific outcome of competing claims over access to, controling over, and definition of nature. This process of social negotiation is highly relevant with the regulation concept. Adopting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resource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survey,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wer and social process of the regulation on one of the hot spring destina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developer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are all play significant roles on the regulation process. Following the market path regul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rivate developer gradually takes the pla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ecomes the influential actor by allying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some extent,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private developer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dominates the regulation process of the hot spring destination, and even transgresses the market law.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are displaced or even depriv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legal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hot spring destination, the rights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e more standardized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regulation describes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inherent tensions over resource definition, resource access and resource use are managed and contained.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uch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on resources which circumscribes resource regulation as resource management enacted by an administrative state, we argue that the equation of resource regulation with state-based institution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nachronistic and unsatisfactory because this understanding ignores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and local communities play on regulation process. It is not a way of ensuring inputs from nature or controlling pollution to flow to nature, but the negotiation of a dynamic landscape that is neither fully natural nor fully social. This managerial approach to resource relaxes the absolute view of physical scarcity by recognizing how society can produce or historically has produced supply shortag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resource regulations is significant in practice.
Keywords:
20世纪以来有关自然资源的知识和技术发展扩大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空间尺度以及使用效率,保障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极大地缓解了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国家开始介入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规划、使用以及保护,成为资源管理的主体。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世界各地的流行,除了国家政府之外,其他形式的行动主体也参与进来,自然资源的规制不可避免地牵涉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合作、竞争和相互博弈。在此背景下,人类对自然资源内涵的认知就需要提升至社会建构的层面,自然资源的规制问题变得日益重要。资源是政治性的[1]。尤其在当前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谁拥有资源的可进入性,谁有权力控制资源,资源如何被各利益主体利用等均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资源”预示着与知识和控制有关的空间网络运作,通过这一运作方式,异质化的自然世界被分类、切割并向经济传送。因此,资源具有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政治属性。从物质性到社会性和政治性,正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
山川、河流与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中国近30 a旅游开发的主体,旅游地理学在中国的起端与旅游资源的研究密不可分[2]。改革开放伊始,构成旅游吸引物的自然资源是政府与市场最关心的话题,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旅游资源的产权问题是早期学界争论的焦点议题[3~5]。但是,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壮大,各地以资源换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背后的权力与政治经济制度日益成为学者追问的热点[6]。如保继刚等曾指出在中国旅游业招商引资过程中,由于东道地区与投资者的权力关系不平等,信息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等因素的存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演变为一种制度性机会主义行为[7]。更多的人则发现,旅游开发往往伴随着本地社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和贫困[8]。可见,旅游资源开发所引发的诸多非正义的社会结果,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中国旅游资源开发导致的各种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本质是资源规制中潜藏的资本逻辑及其霸权。之前的研究中有关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边缘化及社区增权问题已经受到较多关注[9],而投资者之间围绕资源分配的正义性问题的讨论还很欠缺。掌握资本的投资者是中国旅游资源市场化的主力军,其在中国旅游资源规制中的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本研究以广东省南昆山温泉资源的开发为例,并对温泉中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其不公平现象进行深入解读,并试图借此探讨旅游资源规制过程中的资本逻辑。
地理学家有关资源的规制问题在早期较为流行的认知集中于国家为中心的资源管理方式[10]。这类研究将资源规制狭隘地等同于国家管理(management),规制被理解为一系列由国家官方机构制定并实施的正式规则。然而这种理解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和制度发展的实践。一方面,决定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主体开始多元化,国家权威日益受到本土资源和地方保护政治的挑战。不管是发达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均发生了大量本地居民争夺开发和保护控制权力的斗争,社区参与的资源规制模式以及其他合作式的管理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除了本地社区的“争权”行动,资源规制的市场机制也日益成熟,自然资源经历了“新自由化”的历程。在规制过程中,持久的和非政府的形式大量涌现,原先由政府主导的行为也开始逐渐下放和让位给市场。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开始日益关注自然资源的市场化、私有部门决策权力的剧增、公共政策被市场机制替代以及自然管理制度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并对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11~13]。
霸权是葛兰西提出社会理论,指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的信仰、价值观等来实现其支配整个多元社会的目的。以往有关资源规制的研究关注的是行动者以及相互之间的组织关系和方式,而霸权理论则有助于理解治理实践是如何达到的,与理性和法律、规范、规则和风俗习惯等实践之间的关联[14]。已有西方地理学者指出,既往自然资源治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国家形态等政治地理因素的作用[15,16]。另有不少研究结论表明,资源所在的社会环境对其产业化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7~19]。也有研究者试图从身体政治、政府到制度的多维尺度下去考量地理因素对资源治理的影响[20~26]。从资源规制的文献综述可知,自然的和物质的角度远远不足以理解现实世界的资源问题。自然资源涉及的不仅仅是从自然界获取和控制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源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涉及权力运作过程。哈维更是从“空间的生产”推进到“自然的生产”,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自然的生产”必然引致环境正义问题[27]。总之,自然资源的规制过程不仅仅涉及行动主体、相互关系、组织方式等治理模式,也与自然资源所在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政治习惯、地域类型和发展政策等地方知识相关,甚至受社会转型、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等更大地理尺度影响。因此,从地方、区域到国家,甚至全球,资源规制的地理尺度以及各种尺度下的行动者影响均是不可或缺的分析要素。
本研究正是在上述理论背景下,采用对“资源”的深层次理解,将自然资源规制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应用于温泉资源的研究。之所以选择温泉资源,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温泉资源在我国很多地区属于遍在性资源,其资源规制的理论研究在全国各地都具有现实意义。再则,温泉资源属于典型的国有旅游资源,而国有旅游资源的规制是中国旅游市场化改革中的难点和重点。近年来,温泉旅游地的研究更多关注对温泉旅游地开发模式的描述性研究[28~30],及探讨技术进步对温泉资源利用范围的影响[31~33]、温泉水消耗量和旅游经济效益之间的数量联系[34]以及制定温泉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35]。国内的温泉旅游地研究则更注重经验的归纳和推广,以及有关数量关系,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决策和博弈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对地热水资源这一“生命源”缺乏相应的学术关照。本研究也试图填补当前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不足。
本研究属于定性研究。研究将建立于对事件过程详细回顾的基础上,采取“历时态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36]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数据(表1)。① 实地调查,笔者在2010年1月8~18日在案例地进行了为期10 d的田野调查,重点考察了南昆山温泉现有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主要企业的经营状况、周边社区的人口构成和生活方式等。② 深度访谈,通过关键人物的面对面的交谈,获取研究需要的信息和证实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假设。因为温泉、土地等主要自然资源的资本化过程是在国家既有的法律框架下政府、企业、社区多方博弈形成的,因此本文的研究过程也涉及到三类访谈者:政府官员、企业投资与管理者、社区村民,访谈涉及到15人,24次访谈记录。③ 文献资源,本文所涉及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者在永汉镇所在县档案局调阅与温泉地有关的政府批文,永汉镇所在县史志办提供的县志等文史材料,永汉镇所在县规划局提供的相关规划,永汉镇的温泉企业和永汉镇所在县旅游局获得与温泉旅游相关的宣传资料若干份,以及通过网络媒体和报刊搜寻与南昆山温泉开发相关的报道消息。
表1 访谈对象属性
Table 1 The attribute of interviewes
类别 | 编号 | 访谈次数 | |
---|---|---|---|
政府 | 永汉镇县政府 | B01 | 1 |
永汉镇县政府 | B02 | 1 | |
永汉镇县旅游局 | B03 | 3 | |
永汉镇县国土局 | B04 | 2 | |
永汉镇县水利局 | B05 | 1 | |
永汉镇镇政府 | B06 | 2 | |
企业 | A温泉 | A01 | 2 |
A温泉度假村 | A02 | 2 | |
A温泉度假村 | A03 | 1 | |
C温泉度假区 | C04 | 2 | |
C温泉度假区 | C05 | 1 | |
社区 | 叶屋村村长 | Y01 | 2 |
叶屋村村民 | Y02 | 2 | |
叶屋村村民 | Y03 | 1 | |
叶屋村村民 | Y04 | 1 | |
合计 | 共计三类人群15个人物、24次访谈记录 |
1) 社区对公共资源的共享。在1996年度假村A进驻永汉镇之前,南昆山温泉属于天然出露的温泉,叶屋村社区居民是南昆山温泉的实际管理者。村民集体建设的公共浴场是在社区管理时期温泉地唯一的建筑景观,公共浴场临近温泉出露点附近,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温泉出露点宰杀牲畜影响水质。此时由村民集体建设的公共浴场对所有人开放,没有建立任何排他性规则。即使是从本社区外来的人,在本地村民的指引下,也可以免费泡浴温泉(图1)。
2) 小资本与社区协商下的盈余温泉资源资本化。1996年,当地招商引资引来广州的投资商投入资金300万建设了温泉度假村A。度假村A的进驻第一次改变了南昆山温泉的地理景观。为了获取温泉资源,度假村A在温泉出露点附近投资打造了温泉水井A,通过管道输送到度假村A使用。度假村A的出现及其对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温泉开始向资本物转变。为了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度假村A必须将天然出露的温泉引入到经过精心设计的度假村中,用度假村A的整体环境和配套服务共同创建旅游吸引物。在这一阶段中,永汉镇政府作为温泉资源的国家代理人并没有严格执行其管理权(没有要求度假村A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采矿证)。在政府虚位的情况下,度假村A和叶屋村村民对永汉镇的天然温泉享有同等的权利,度假村A和叶屋村村民分享了南昆山温泉的实际管理权。在这一时期,叶屋村村民使用温泉的既得权利没有受到影响,度假村A通过打井引水也获得了自身需要的温泉资源。因此,这一阶段小资本与本地社区对温泉资源的规制是在不改变原先社区用水权利的前提下对盈余温泉资源的资本化改造。
3) 大资本资源垄断下的高效开发。2004年,来自香港的投资商与当地县政府达成开发协议,投资1.3亿元建设温泉度假区C。度假区C的进驻对南昆山温泉的资源规制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度假区C独立取得当地温泉资源开采权被列为投资者进场的先决条件。但是,此前度假村A已于2003年获得县政府水利局颁发的取水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大自然温泉山庄是当时抽取油田村地下水资源的唯一合法单位。为了达到度假区C提出的这一述求,县政府首先协助度假区C抢先办理了探矿与采矿证,并获得省政府授予的采矿权。之后县政府以温泉不仅属于地下水资源,同时也属于矿产资源为由,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取消了度假村A的取水许可证,随即为度假区C办理取水许可证。2005年度假区C成为南昆山温泉唯一的合法开采者,度假区C建立了明显有利于自身的供水管网。叶屋村和度假村A原先的自由提取权被剥夺,转而成为度假区C管理下的温泉水用户。虽然度假区C承诺为度假村A和叶屋村提供温泉水,但是在供水管网的走线和供应管理上都完全由度假区C决定,这实际上剥夺了度假村A和叶屋村对南昆山温泉的管理权,度假区C成为南昆山温泉的垄断管理者。
图1 南昆山温泉水资源利用的演变
Fig.1 The development of Nankun hot-spring resource regulation
叶屋村、度假村A、度假区C和当地政府共同参与了南昆山温泉的规制过程。南昆山温泉资源规制的变化过程给各方带来显著不同的规制结果。其中,当地政府是温泉资源规制变迁的主导者,度假区C成为规制变迁中的最大的受益者,而度假村A和叶屋村则成为规制变迁的牺牲品。
1) 由资源规制引致的不公平的企业间竞争。在度假区C确立了温泉资源的唯一合法采矿人地位后,度假区C与度假村A通过协商后双方同意由度假区C统一开采温泉水,并向度假村A保证供应300 m3/d的温泉水,以后政府统一向度假区C收取温泉资源费。2005年底,度假区C开始向度假村A 摊派“资源费”,至2009年底,度假村A已累计向度假区C缴纳190余万元的 “资源费”。
“收取的费用包括(开采井)每月4 200元电费,管理费每月4 000元,资源费每月9 600元,水费每月16 800元,设备折旧分摊19 600元。累计到去年年底已经交给他们(度假区C)190万。这190多万元温泉水费只开收据,没有发票。由于大观园温泉度假村对温泉水的提供,年年都有不能理解的做法,使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交的款,足够我们打一口热水井。我们的经营成本增加了不少,企业负担繁重”(A02,2010年1月15日)。
而度假区C在温泉资源的使用上则相当宽裕。度假区C设计了一个占地3×104 m2的温泉池区,包含79个温泉泡池。由于度假区C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又是温泉资源的开采方,政府对其温泉资源费的征收并不严格。
“我们对度假区C用水量测算的太大,度假区C不认可我们的数据,现在最后定多少我们还要与度假区C商量…现在的水量一般都由企业自己上报,只要它报上来的数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按照他报的数收费”(B04,2010年1月11日)。
2) 社区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和对基层政治的冲击。度假区C项目首期占地66.67 hm2,除少量用地是山地、河滩地和水面面积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征用附近村庄的农用地。而在征地的过程中,叶屋村被征土地最多,以至于度假区C建成之后,叶屋村成为一个夹在度假区C与山丘之间的孤村,剩下的农田人均只剩几分田。在度假区C的建设与征地过程中,基层村委受到极大质疑,叶屋村的村民对当年的征地过程非常不满意,并将原因归结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
“大观园和镇里签的合同与我们村和镇里签的征地合同的范围都不一样,我们和镇里签的合同只说包括我们叶屋村附近的范围,但是和大观园签的合同有5 km2这么大规模。现在的政府做事都是这样的,要你的土地就说如何如何,事后就过河拆桥,分明政府在摆乌龙…现在我们村没有村干部,没有人愿意做”(Y02,2010年1月15日)。
度假区C建成后,按照之前的征地承诺在旅游区旁边修建了几间简易的商铺供村民使用,并优先安排被征地村民进入度假区C就业。目前度假区C内员工近800人,龙门县内的员工占到80%,在大观园入口处的广场一侧,还有一条简易的土特产一条街,大约有20个铺位,以每个月100元的价格租给附近村庄的农民摆卖。这对于过惯了农业生活的叶屋村人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不管怎样,大观园落成之日,叶屋村的传统农业生活被彻底改变,无论是否愿意,昔日的农田已经成为围墙之内的红砖绿瓦,大多数人开始转变为一名旅游服务者的生活方式。
3)温泉资源开采的不可持续。2005年度假区C获得当地温泉资源开采权后,投资开发了大口径的温泉开采井,采用抽取地下温泉的方式开发温泉资源,将开采出的温泉水集中存储在温泉蓄水池内,再向温泉设施供水。温泉深井建成不久后,当地温泉的天然出露点就停止了自涌,属于度假村A的水井A也因为深度不够而废弃。这说明度假区C的深井取水的钻井较深,开挖到了深处的热储层,长期在深处热储层取水的方式导致浅层的温泉热储层遭到破坏,从而出现了温泉自涌消失等现象。即南昆山的温泉资源开采超过了其自然限度,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但是,因为度假区C获得了政府授予的温泉资源的直接开采权,其过度开采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制止。在调研中发现,度假区C甚至连客房洗手间中的淋浴和厕所都在使用温泉水。
“我们酒店没有其他供热设施,所有客房都是直接通入温泉水,我们员工宿舍区也都用温泉水”(C04,2010年1月13日)。
可见,南昆山温泉所形成的由度假区C垄断的温泉规制导致了温泉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滥用。对当地温泉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借由南昆山温泉资源规制的案例研究可见,南昆山温泉资源规制的演变因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建立起一套以“资本”为核心的霸权话语体系。资本的霸权一旦建立,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就随之发生。
首先,国家在这套资本霸权的体系里起到主导的作用。国家的角色有其历史背景,旅游资源的市场化始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停滞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意识形态。在温泉资源领域,1986年《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这标志着矿产资源成为了一种“有价”的商品,任何人都必须通过商品交易方式“有偿”使用矿产。这是国家从法律层面落实国有旅游资源市场化的合法性,为资本掌控旅游资源奠定了法理基础。正如本研究中的南昆山温泉一样,通过开采权证的办理将国家所有的温泉资源转换成排他性极强的准私有物品是普遍的现象。其实质是为了改善国家所有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提高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收益。国家主导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固然达到了其预期的维护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益回报的目的。但是,同时也为掌握“资本”的投资者掌控全国各地的旅游资源建立起了合法化的途径。
其次,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成为保障资本体系运转的最佳方式。在南昆山温泉的案例中,之所以后期进驻的投资商能够获取对温泉资源的垄断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通过选择性的信息披露和行政审批权,帮助最有能力投资的企业获得资源的开采权,并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驱逐可能的竞争者。发展经济不仅是开发商谋取利润的机会,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政治筹码。这一特点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密码所在[37]。但是,地方政府作为国有旅游资源的代理者,在纯粹追求经济收益的激励下为有能力的资本方保驾护航,其行为已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公平原则,制造了投资者之间的待遇差异,这一行为将旅游资源的规制导向了政企利益联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这一过程往往也伴随着对旅游资源的公平市场化环境的破坏。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典型症结。
以“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代名词的内涵着资本逻辑的话语透过国家政策、企业运作和社区诉求完成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政府所热衷的旅游招商引资,还是企业家所亲睐的旅游地产投资,都成为主导旅游资源开发的主流现象而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在这一旅游资源市场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出于不合理的考核制度而与拥有投资能力的大开发商建立起稳固的利益联盟。因此,中国旅游资源的规制建立过程本质是资本透过国家、企业和市民建立其霸权的过程。在旅游资源的规制领域中建立起资本霸权的同时,规制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除了既往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社区边缘化问题以外,作为旅游资源市场化主要参与者的投资者也处于一个危险的非公平的市场环境之中。在广东省南昆山温泉的案例中,早期获取温泉资源的开发商在地方政府的周旋下被迫转让温泉资源给后期进入的更有实力的开发商,其过程折射出中国的旅游资源市场环境中存在的不公平的一面。而这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的缔造者是地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的大开发商。但是,追踪溯源将政府与大开发商联系起来的还是国家主动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的资本逻辑及其霸权的话语体系。
借用哈维的语言来说,中国旅游资源领域过去所提出的各种“产权明晰”的举措,只不过是对资本积累来说充分有效又合理的“标准观点”[41]。这些“标准观点”的建立无外乎是为了资本积累来服务的,其目的是在控制制度和资源实践过程中发挥持续性的作用。要改变我国目前旅游资源规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则需要对制造这种资源分配和社会不公平的基本过程以及相关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制度、话语和信仰的全面反思。只有一次全社会的普遍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有望克服现有的旅游资源规制中的资本霸权,才能将资源规制的重心导向社会的正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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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ng resource us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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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学与旅游业 [J].,
<正> 一、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位置杨吾扬曾经用一个示意图(见下图)来说明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位置。 旅游地理学基本上偏向属于社会文化地理学(狭义的人文地理学),但与自然、经济地理都有关。从活动行为性质上讲,旅游活动具有社会文化性,因此它属于社会 文化地理学。但讨论风景旅游资源时离不开自然地理学。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是一项经济产业,因此,经济地理也要研究它。就是说,作为一种人文现象, 它是属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它的风景资源的自然部分要由自然地理学来研究,而作为旅游业则是属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或者可以这样说,旅游地理学是一门 带有综合性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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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0.09.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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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ng trees: capital, science and nature in Pacific Slope tree improvement [J]. ,https://doi.org/10.1111/1467-8306.93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tree improvement along the Pacific Slope of western Oregon and Washington. Anxieties about timber fam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mpted research on forest genetics and Douglas-fir provenance as far back as 1913, while diminishing supplies of old-growth timber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led to tree improvement—systematic tree breeding to enhance commercially attractive characteristics—on an industrial scale beginn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roughout, tree improvemen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preponderance of co-operation among private, otherwise competitive capitalist firms, with considerable support from state agencies and from science in both research and applied settings. Pacific Slope tree improvement is explored as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ature by capital and science, particularly the ways in which, in response to natural-resource constraints,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forest trees has been increasingly targeted, appropriated, and subsumed as a sour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he general absence of exclusively private, proprietary approaches to tree improvement is discussed as a reflection of a set of particular biophys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problem” of biological time. Thus, while biophysical nature is increasingly socially produced through tree improvemen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ee improvement bears the inscription of biophysical nature. The article clos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one of the main avenues by which biotechnology—including genetic engineering—i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ree improvement. The new technological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stablishing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over plant varieties that biotechnology entails may lead to a more complete model of commodification in tree improvement. Some evidence of such change is already apparent. Though forestry biotechnology is subject to regulatory and wider social sanction, its advent reinforces a main theme in the article: tha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re interlocking, dialectic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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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lution in the woods: Community forestryas hybrid neoliberalism [J]. ,https://doi.org/10.1068/a362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markable congruence between the prolifer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ry initiatives in North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ascendance of particular forms of neoliberalism. In it I argu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such initiatives are best understood as hybrids between 'rollout' neoliberalism and contemporaneous trends in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state-owned forests. This interpretation contributes to recent arguments that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understudied as an arena through which neoliberalism has been actively constituted, rather than simply a passive recipient of 'impacts'. Moreover, surprisingly little academic work has explored the imbrications of specific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volving neoliberalism in the latter's 'First World' geographic hearths, such as the US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is paper I undertake such an investigation with respect to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per traces the major antecedents, introduc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s of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ows how their conceptualizations and enactments of 'community' are structured by hegemonic neoliberal ideas, making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is context supplementary, rather than oppositional, t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s.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Bush administration's enthusiastic adoption of central elements of community forestry bolsters this interpretation. Finally, the conclusion draws implications from this case for debates in politic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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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iberalizing space [J].,https://doi.org/10.1111/1467-8330.002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ques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status of neoliberalism, making the case for a process–based analysis of “neoliberalization.”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heartlands of neoliberal discursive productio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argued that the transformative and adaptive capacity of this far–reaching political–economic project has been repeatedly underestimated. Amongst other things, this calls for a close reading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constitution of the process of neoliberalization and of the variabl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local neoliberalisms” are embedded within wider networks and structures of neoliberalism. The paper’s contribution to this project is to establish a styliz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estructive and creative moments of the process of neoliberalism—which are characterized in terms of “roll–back” and “roll–out” neoliberalism, respectively—and then to explore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neoliberalism, in its changing forms, is playing a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extralocal relations, pressures, and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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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lobalising food: Agrarian question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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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s golden road to rich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capitalism, 1848-1940 [J]. ,https://doi.org/10.1111/0004-5608.0023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California presents an important case of regional capitalism grounded in the wealth of nature. It belies the received wisdom that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is an anachronistic and inferior roa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or to World War II, California’s economy rested squarely on minerals, agriculture, timber, and fisheries, yet this was consonant with high income, capital accumulatio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a high rat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Indeed, the latter were crucial to an extraordinarily rapid rate of discovery and plunder of resources for over a century. With due regard to the gifts of nature, the secret of California’s success is to be found in its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especially open property rights and a syncretic class system,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 redoubtable state based firmly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at craft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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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iple trajectories: A critique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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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neoliberalism: The politics of reregulation in Mexico [J]. ,https://doi.org/10.2307/3177006 URL 摘要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rather than unleashing market forces, can result in new institutions for market governance. By vacating institutionalized policy domains, neoliberal reforms can trigger two-step reregulation processes, as first,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launch projects to build support coalitions by reregulating markets, and second, societal groups respond to these projects by mobilizing to influence the terms of reregulation. Depending on the strengths and strategies of politicians and societal groups, reregulation processes result in varied institutions for market governance. The article develops this argument by analyzing how neoliberal reforms in Mexico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tinct institutions for market governance across four states (Chiapas, Guerrero, Oaxaca, and Puebla). The findings from Mexic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moving beyond the questions of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choose neoliberal policies and how they implement them. Student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should shift their attention instead to understanding the kinds of new institutions that replace those destroyed or displaced by neoliber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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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uro Regions”: Loc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neoliberalism in postunificationGermman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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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 governance [J]. ,https://doi.org/10.1111/1467-8675.00253 URL 摘要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omestic laws are evolving from their traditional role as coordinating domestic governance within territorially bounded spaces to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Neoliberal economic management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has empowered private actors whose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can cause risk to the state and which demand some form of re-regulation. For instance, the high volume of capital flows in the privat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bankers in d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contagion and even systemic crisis unless control mechanisms are implemented to ensure adequate safety and soundness in the system. Similarly, the risk of trans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being undetected is heightened in the privatized transnational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systems unless controls are put in place. Finally, the risk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has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individualized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particularly the ease of use, speed of transactions, and low costs of sharing material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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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new localism” to th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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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环境资源关系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旅游学与环境资源领域相关SSCI/SCI 期刊论文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旅游与环境资源关系的研究现状, 总结了当前研究的重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对于4 个主要研究主题,旅游环境资源价 值评估的理论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加强多种评估方法的集成应用以及人文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实践。关于旅游 可持续与生态旅游,研究方法总体上定量化不足,方法应用比较局限,且研究内容不够丰富,所以内容充实与多种 方法运用及定量化研究是今后研究的突破点。关于旅游与环境资源耦合关系研究,研究内容相对分散,环境对旅游 的作用是研究的薄弱点,今后需要在旅游研究中多加考虑环境的作用,再者旅游与气候关系研究没有得到重视,所 以应该多加考虑旅游与气候关系研究,以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环境资源管理方面旅游税、环境税以及环境保 证或生态保证的研究,也是今后的研究重点。此外,研究主题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应实现多样化,全面考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视角并注意多视角综合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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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温泉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07.06.0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温泉旅游开发是目前国内旅游开 发的热点现象之一,通过对海南省温泉旅游开发的实地调查研究,对影响海南温泉品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目前海南温泉旅游开发中,普遍存在着功能单 一,缺乏温泉文化品味,开发利用水平低等问题。并据此提出海南温泉旅游应该根据区位条件选择适当的开发模式,在开发中要挖掘温泉医疗的保健价值;要注重温 泉旅游设施的配套和建立完善的温泉检验检疫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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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地特性及空间竞争分析——以从化新旧温泉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04.06.020 URL 摘要
温泉是一种异类资源替代性弱而同类资源替代性强的旅游资源,因而温泉旅游地开发的模式易呈现同质化的趋势,旅游地空间竞争异常剧烈.文章主要从温泉旅游地的特性研究出发,通过对邻近温泉旅游地的空间竞争的特征分析,探讨温泉旅游地在不同层面资源竞争的一般规律,以促进温泉旅游地空间竞争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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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开发模式探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3580.2010.11.04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温泉旅游开发是目前国内旅游开发的热点,依托我国丰富的温泉旅游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温泉旅游开发的模式,温泉旅游在我国逐渐兴起。本文对国内现有的温泉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梳理、归类,提出建设差异化温泉旅游产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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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空间布局研究 [J].,
湖南省是我国温泉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重要的温泉旅游目的地。从温泉资源和温泉旅游流两个方面阐述了湖南省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通过分析湖南省温泉旅游系统的现状,提出了采用点轴式的空间布局模式,最终形成湖南省的“一心两点、五轴三区”的温泉旅游空间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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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移动及大温泉旅游度假建设——兼论熊岳温泉开发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0.02.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超越旅游资源不能移动概念,本文就温泉移动的条件进行了逐级的技术分析。通过温泉移动,温泉所在区域具有了扩大空间规模的可能,文章进而讨论了大温泉度假建设的有关技术和发展中应给予注意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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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经济效益四圈层结构研究——以辽宁省弓长岭温泉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9.01.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经济学家认为,旅游可以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在 温泉旅游研究中,由于所消耗的温泉水是可以准确度量的,如果仅坚持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二分法,势必忽视温泉资源与各种收入的关联.本论文提出了温泉旅游经 济效益具有四圈层结构,并给出了具有资源可持续利用意义的吨水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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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以广东龙门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7105.2007.04.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结合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温泉旅游资源特点,制定出温泉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判断方法和系统聚类方法,对龙门县温泉资源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2种评价方法的结果分析与修正,将龙门县温泉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分为高、一般、低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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