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山
, 杨高
Zhou Chunshan, Yang Gao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11-1643-11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12-9
修回日期: 2016-04-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1-1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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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春山(1964-),男,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城市地理学研究。E-mail:zhoucs@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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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sus and the question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2008,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ing out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including their social-economical features, spatial distribution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the factors that lie behind such changes. And five discoveries have been made through this study. First, the major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are well-educated youngsters with diverse vocational transformations, low willingness to live there as a city dweller, and high level of segregation. Second, the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regularity. The density is highest in the northwest part, diminishes in the central area, and is lowest in the coastal regions. High density regions are found to be around the downtown areas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reas. “Hot zones”, i.e. high density areas, lie mainly in the district of Baoan and Longhua, which are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part of the city respectively, while “cold zones”, i.e. low density areas, are around the downtown area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ity, which is also the place wher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located. Third, the change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stable over the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slight growth in their density among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their concentration has been shifting towards the northwestern part. While “hot zones” remain almost unchanged, “cold zones” have extended a little bi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ir population density is changed from “1 high center + 1 peripheral center” to “1 high center + 2 peripheral centers”. In so far as different blocks are concerned, the change in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together with the type of growth in their total number, varies greatly. Fourth, migrant workers differ sharply from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change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Fifth, the factors that lie behind such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are housing and employment, traff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但201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5.7%,这意味着有超过2亿多农民工处在半城镇化状态。
与中国跨地域流动的农民工相对应的概念在国外是移民,国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住房、居住隔离和移民聚居区等方面。移民住房研究主要探析其住房选择和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包括区位条件、收入、住房因素、制度因素、人口特征和家庭生命周期[1~4];移民的居住隔离研究主要分析隔离的程度[5]以及影响因素,包括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政府行为[6,7];移民聚居区研究经历了同化主义[8,9]、多元主义[10,11]、异质本地化[12,13]和跨国主义[14,15],研究内容主要有区位选择、空间形态、社会网络、族裔经济和形成机制[16~20]。中国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演变[21~28]、时空间结构[29]以及外来人口聚居区[30~34]等方面。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研究主要探讨其形成机制、空间特征、形态类型以及治理对策[30~34];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可概括为全国[21]、省域[22]和城市3种尺度[23~28],但以城市尺度为主。大都市地区的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近郊区、远郊区以及城中村[23~25,27];其空间演变可划分为强减少区、减少区、变化不大区、增加区和强增加区等地域类型[26,28];经济发展、城区工业和居住区的近域扩散、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是影响外来人口分布演变的根本动力或者主导因素[23,26],此外,还有制度、个人和社会资本、城市建设、年龄和婚姻等其它影响因素[24,25,28,35]。对农民工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更多地以定性研究和静态研究为主。
深圳是外来人口聚集的大都市,本文选择深圳作为研究地,集中探讨外来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深圳2004年已取消本地农业户口,2010年六普数据中的农业户口即可归为外来农民工。2000年深圳农业户口499万,其中本地户籍农业人口不到23万。结合各区户籍农业人口总数,根据各街道户籍人口占该区的比例进行拆分,推测出各街道的户籍农业人口和非户籍农业人口（即农民工）。]在城市内的分布时空演变,通过与常住人口的对比研究,进一步突显该群体的特征,并从多维视角分析农民工分布演变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丰富中国农民工空间视角的研究,为政府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制定分区分类的市民化政策提供依据。
研究范围为深圳市行政区域,包括6个行政区和4个新区,共57个街道,总面积为1 996.85 km2。深圳农民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1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662.73万人,占同年深圳常住人口的64.54%。深圳农民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① 1980~1992年,受益于特区优惠的政策和区位优势,“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发展,促使农民工爆发性增长,该时期农民工年均增长率在50%左右,1992年深圳农民工达到148万;② 1993~2000年,深圳改革进入了新阶段,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部分中小规模的“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外迁,该时期农民工年均增长率接近16%,2000年深圳农民工达到476.55万;③ 2001~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开始加速,制造业继续外迁,加上“1+5”人口政策的实施,该时期农民工年均增长率下降至3.35%,2010年深圳农民工为662.73万。
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08年深圳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该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2008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外来工调查”,共2 510份,其中深圳609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街道数量有所变化,新增街道主要从原有街道划分而来,因此,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对比性,本文以2000年行政区划为准,将2010年的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处理。
1.3.1 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
分异指数（IS）和隔离指数（II）主要用来判断深圳农民工的分异隔离度[35],其中,IS用来表示某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在空间上的分异程度,II主要表示人口的绝对集中程度,公式如下：
式(1)中,xi为第i空间单元中群体x的人数,X为群体x的总人数,yi为第i空间单元中除群体x外的总人数,Y指区域中除群体x外的总人数,n为空间单元数量。IS的取值范围为[0,1],IS=0表示均匀分布,IS=1表示绝对分异,IS>0.6表示分异度高,IS<0.3表示分异度低。式（2）中,xi、X 同式（1）,pi为第i空间单元的总人数。II的取值范围为[0,1],II>0.6表示隔离度高,II<0.3表示隔离度低。
1.3.2 人口重心分析（Mean pointer centre）
人口重心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人口空间分布的发展方向[36],计算公式为：
式中,U、V为研究区域的人口重心坐标,Bi为空间单元i的人口数,Ui、Vi为空间单元i的几何中心坐标,n为空间单元数量。
1.3.3 人口集中度和区位熵
人口集中指数（C）反映的是研究区域内人口分布的整体集中程度[37],区位熵（LQi）主要衡量研究区域内的某一分要素在总要素中的空间分布情况[24],计算公式分别为：
式（4）中,Ei、E为空间单元i的人口和研究区域的总人口,Si、S分别为空间单元i的面积和研究区域的总面积。C的取值范围为[0,1],C>0.7表示集中度极高,0.5<C≤0.7表示集中度高,0.3<C≤0.5表示集中度一般,C≤0.3表示集中度低。式（5）中,LQi表示空间单元i的某一分要素的区位熵,Fi和Gi分别为空间单元i的某一分要素的值和总要素的值,Ft和Gt分别为整个区域某一分要素的值和总要素的值。LQi=1表示某一分要素在空间单元i的分布与区域平均分布一样,LQi < 1表示相对分散,LQi > 1表示相对集中。此外,LQv表示2010年与2000年各街道农民工区位熵的差值,以此衡量其变化程度。
表1 深圳市以及各区的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
Table 1 Index of segregation, and index of isolation
| 地区 | 2000年 | 2010年 | |||
|---|---|---|---|---|---|
| 分异指数（IS） | 隔离指数（II） | 分异指数（IS） | 隔离指数（II） | ||
| 全市 | 0.39 | 0.73 | 0.42 | 0.72 | |
| 罗湖区 | 0.09 | 0.45 | 0.13 | 0.47 | |
| 福田区 | 0.18 | 0.44 | 0.22 | 0.39 | |
| 南山区 | 0.16 | 0.54 | 0.26 | 0.41 | |
| 宝安区 | 0.23 | 0.86 | 0.32 | 0.82 | |
| 龙岗区 | 0.20 | 0.86 | 0.23 | 0.73 | |
| 盐田区 | 0.02 | 0.65 | 0.10 | 0.62 | |
1.3.4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用于揭示区域内某空间单元上某种属性与邻近空间单元上同一属性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及空间异质性现象,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前者采用Moran’s I指数,后者采用Getis-OrdGeneral Gi*。本文用Moran’s I 指数来判断深圳农民工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现象,用Getis-OrdGeneral Gi*进一步分析集聚的空间位置。
1.3.5 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是把多个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因子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对可能影响农民工聚集空间演变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因子。并以主因子作为自变量,将农民工分布的聚集程度作为因变量（设为农民工高、低聚集区的二分虚拟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1） 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根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外来工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深圳30岁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为74.18%,高于珠三角地区的66.27%和全国的61.6%。此外,深圳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比重为42.9%,高于珠三角地区（39.6%）及全国（23.5%）。
2） 职业转型模式呈多样性。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部分农民工转型为中高层管理人员;部分农民工转型为个体经营户,根据2008年深圳经济普查年鉴数据推算,年末深圳农民工个体经营户超过2万户;部分农民工在深圳创业,根据深圳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年营业收入2 000万元以下）名录库推算,2011年农民工在深圳创办企业近4 000家;此外,还有少数农民工进入了国家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系统[38]。
3） 社会空间分异程度较高。全市层面,2010年深圳农民工的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分别为0.42和0.72,说明深圳农民工分异度较高（表1）,相较于2000年,分异指数有上升,隔离指数有下降。分区层面,2010年深圳农民工隔离指数较高的是宝安区和龙岗区,较低的是福田区和罗湖区,大部分地区都有下降的趋势。
4） 留城意愿较低。2008年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农民工留城意愿为42%,与全国其他城市农民工留城意愿（武汉2007年为63%、上海2010年为55%）[39]相比相对较低。
5） 省外农民工来源地集中在邻近省份。2010年深圳有462.59万农民工来自外省,省外农民工来源地覆盖了内地30个省级行政地区,其中来自湖南、湖北、广西、四川、江西、河南等6省农民工占省外农民工总量的75%。此外,省外农民工分布总体上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和经济排斥性,距离广东越近,农民工规模越大;经济越发达,农民工规模越小,因此深圳省外农民工主要来自邻近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1）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2010年深圳农民工规模超过20万的街道分布在西部的宝安区、龙华新区和光明新区,三区农民工占全市总量的68%;10~20万规模的街道则集中在中部地区;规模小于10万的街道则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农民工的这种地带性分布规律,与深圳的产业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相比农民工,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的规模明显增大（图1）。
图1 2010年深圳市农民工和常住人口总量分布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resident population in Shenzhen in 2010
2） 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将2010年深圳市农民工密度按四等法划分为高密度地区、次高密度地区、次低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其中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龙华新区、宝安区、罗湖区和福田区,龙华新区和宝安区主要布局有大量的工业（拥有全市50%以上的工业园区）,而罗湖和福田交界的城市中心区出现高密度区,则与街区面积、第三产业和大量的城中村（如贝岭村、湖贝新村,岗厦村,赤尾村,沙埔头村等）密切相关;低密度地区则主要分布在广大的东部地区和南山区;次高密度地区和次低密度地区则与高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交错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图2）。而常住人口高密度区则集中在中心城区（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
图2 2010年深圳市农民工和常住人口密度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resident population density in Shenzhen in 2010
2000年深圳常住人口分布重心位于龙华新区的民治街道,农民工和户籍人口分布重心位于常住人口分布重心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距离分别为2 665 m和5 620 m。与2000年相比,2010年深圳农民工和常住人口分布重心分别向西北移动1 007 m和506 m,户籍人口分布重心则向西南移动1 132 m（图3）。一是说明西部和北部的农民工增长较快,主要源于宝安区和龙华新区传统制造业（比如龙华和观澜富士康）的大量增加和扩张,从而促使该地区农民工的较快增长。二是表明深圳农民工分布对全市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大。
图3 深圳市农民工分布重心变化
Fig.3 The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mean pointer center in Shenzhen in 2000-2010
2000~2010年,深圳农民工集中度从0.315 6上升到0.316 8,常住人口集中度从0.349 9下降到0.332 3。表明深圳农民工集中度较低,略微呈现集中的趋势。相比整体的稳定格局,各街道农民工区位熵的变化较为显著,以变化幅度为衡量标准（LQv>0.03表示集中度上升,-0.03≤ LQv ≤0.03表示集中度稳定,LQv<-0.03表示集中度下降）,集中度下降的街道有18个,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盐田区;集中度上升的街道有18个,主要分布在宝安区和罗湖区,其它地区则相对稳定（图4）。
图4 2000年、2010年深圳市各街道农民工区位熵
Fig.4 Location quoti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00 and 2010
农民工区位熵是相对于总人口的分布状况,高区位熵并不一定是高聚居区。空间自相关可分析农民工绝对量的聚集分布及演变。2000年和2010年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检验并大于0,说明各街道农民工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全局空间正相关。2000年深圳农民工Moran’s I值为0.28,与2000年相比,2010年Moran’s I值上升0.03,即存在小幅变化,但总体较为稳定。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计算出各街道Getis-OrdGeneral Gi*指数值,并结合最佳自然断裂法将不同年份的Gi*值从高到低划分为4类,即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图5）。2010年农民工分布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宝安区以及龙华新区;冷点区集中在中心城区,即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次热区集中在西部的光明新区、宝安区以及龙岗区的北部;次冷区则分布在广大的中东部地区。与2000年相比,2010年的主要变化则是冷点区的扩大,包括南山区的粤海、招商、蛇口和南山街道,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既缺乏传统制造业,又缺乏低租金的住房供给。
图5 2000年和2010年深圳市农民工分布的冷热区格局
Fig.5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in 2000 and 2010
人口密度大于5 000人/km2的街道由2000年的13个增长到2010年的16个,表明深圳农民工人口密度在持续上升。此外,人口密度向北、向西增长较快,向西的沙头、福永街道和向北的龙华、观澜街道尤为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工人口重心向西北移动相符合。东部农民工人口密度变化不大,介于0~2 000人/km2之间。2000年农民工人口峰值出现在城市中心区,并伴随分布着1个外围中心,即新安街道。2010年人口峰值在原有中心进一步加强的基础上,在西北方向上出现了第二个外围中心,即龙华街道。因此,2000~2010年深圳农民工高人口密度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向“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转变（图6）。
图6 2000年、2010年深圳市农民工人口密度三维模型
Fig.6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n population dens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in 2000 and 2010
2000~2010年各街道农民工年均递增率平均值
图7 2000~2010年深圳市街道农民工增长类型
Fig.7 Comparison of migrant workers growth in neighborhoods in Shenzhen in 2000-2010
农民工在大都市区的居住选择是个人需求与城市供给共同决定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城市部门中大量的就业岗位是促进人口乡城迁移的主要动力[40],寻找就业机会是农民工到大都市区的主要目的,是影响农民工居住选择的首要因素。其次,以Muth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者结合效用理论分析居民的居住选择,将其考虑为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和通勤成本的平衡,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41]。以上理论可以推断,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可能是就业岗位集中的地区,或是交通便利的城市外围区,亦或是有廉价住房供应的城市中心区。此外,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城市规划也将影响其居住选择。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
首先选取可能影响农民工集聚的相关变量,包括年龄结构（“65岁以上人口比例”）、婚姻状况（“已婚比例”）、家庭结构（“户均人数”）、教育水平（“受高等教育比例”）、职业性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例”）、租金水平（“月租高于1 000元的比例”）、住房来源（“购买商品房比例”）、住房层高（“住房高度高于7层的比例”）、住房新旧（“住房建于1989年以前的比例”）、住房用途（“兼作生产经营住房比例”）和住房面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例”）。
对选取的11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0.15%的3个主因子。第1主因子反映的是住房特征（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住房高度高于7层的比例、住房建于1989年以前的比例的因子载荷量较高）,第2主因子反映的是住房市场特征（月租高于1 000元的比例、购买商品房的比例的因载荷量较高）,第3主因子反映的是人口特征（65岁以上人口比重、户均人数、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因子载荷量较高）。以主因子作为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将LQi=1作为农民工高低聚集区的分界点,LQi>1的街道设定为农民工高聚集区,LQi<1的街道设定为农民工低聚集区,以此建立因变量（农民工高聚集区=1,农民工低聚集区=0）和logistic回归模型。从表2可知,3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表示3个变量对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有显著影响。
表2 logistic总体模型
Table 2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 of all variables
| B | S.E. | Sig. | |
|---|---|---|---|
| 人口特征 | -5.346 | 1.996 | 0.007 |
| 住房市场 | -4.758 | 2.125 | 0.025 |
| 住房特征 | -2.500 | 1.166 | 0.032 |
| 常量 | -3.952 | 1.723 | 0.022 |
| -2 Log likelihood | 12.370 | ||
| Cox & Snell R2 | 0.660 | ||
| Nagelkerke R2 | 0.909 |
住房因素是农民工集聚空间形成和演变的核心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住房市场与农民工聚集的高低呈负相关,通过相关分析进一步发现“购买商品房的比例”、“月租高于1 000元的比例”与农民工聚集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13、-0.709,说明农民工的住房模式以非购买为主,房屋租金较低。2008年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住房模式中,购房不到2%,租赁接近40%,员工宿舍超过56%,深圳农民工的住房模式以员工宿舍为主,传统制造业集中布局的地方便是农民工的高集聚地,其迁移必将带来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同时,租金水平与农民工聚集的高低呈负相关,即租金水平高于1 000元住房的比例越大,农民工高聚集区出现的概率越低,深圳农民工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区,与租金分布相吻合（图8）。此外,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知,住房特征与农民工聚集的高低呈负相关,通过相关分析进一步发现“人均住房面积”、“住房高度高于7层的比例”与农民工聚集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75、-0.668,住房仍然是农民工与户籍人口的重大差异,农民工的住房更为拥挤,层高较低。但“兼作生产经营住房比例”、“住房建于1989年以前的比例”与农民工聚居区的相关性较小（相关系数分别为0.376、-0.351）,深圳并没有展现出其他大城市农民工住房功能的复合性以及住房的新旧特性,这与深圳的城市发展历史相关。
图8 2010年深圳农民工区位熵和房屋租金分布耦合
Fig.8 The coupling between location quoti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nt in Shenzhen in 2010
logistic回归结果还表明,人口因素与农民工聚集的高低呈负相关,通过相关分析进一步发现“受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户均人数”与农民工聚集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95、-0.660、-0.615。农民工相对于其他群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农民工带老、带孩系数相对于本地户籍居民低,导致家庭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农民工高聚集区里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老年人和家庭人数相对较少。
就业机会主要受产业布局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专项调查显示,深圳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接近65%,因此制造业的分布与变迁成为农民工集聚分布演变的又一核心影响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特区内的“三来一补”企业逐渐向非中心城区（原特区外）转移,原特区外逐渐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集中地。工业园区尤其是市级以下工业园区的布局反映了传统制造业的分布。根据深圳贸易工业局的统计数据,2005年宝安区和龙岗区的工业园区数量为536个,占全市（共626个）的86%,与农民工高聚集区的分布相对一致。与2000年相比,2010年在龙华街道新增一个农民工高聚集中心,主要由于龙华富士康等大型制造业的布局与扩展。
根据效用理论,农民工会综合考虑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和通勤成本的平衡,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农民工的居住选择首先追求的是职住近邻,集体宿舍是重要的居住地。但职住分离也必然存在,虽然中心城区有一定的就业机会,通勤成本较低,但鉴于其较高的住房和生活成本,远离中心城区,在外围交通便利的地区寻求落脚成为农民工的重要居住选择。深圳中心城区外围（尤其是宝安区、龙华新区和龙岗区）住房成本相对较低,且交通较为便利（以地铁站为例,深圳共有131个地铁站,中心城区67个,宝安区、龙华新区和龙岗区64个,而大鹏新区、坪山新区和光明新区暂无地铁站）,便成为农民工重要的聚集地。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聚集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的初级关系网络为主,带有明显的乡土性、持久性和同质性。农民工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其进入城市以及寻求自我保护的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支持作用[42],有利于在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方面的资源,因此农民工选择与老乡、亲人聚居在一起。据统计,深圳2005年有600多个“同乡村”,近200万人,其形成需有大量的低成本的住房供给,深圳中心城区的城中村、以及外围地区（以宝安区、龙岗区、龙华新区为主）是同乡村的主要分布地。
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干预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起着基础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已编制完成3版城市总体规划,86版强调“以工业为重点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工业集中布局在特区内,导致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主要分布在特区内及其邻近地区;96版确立“现代产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原特区外,从而吸引大量农民工迁往该地区;07版提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加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原特区内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迁,促使原特区外的农民工进一步增长。此外,城市规划影响交通布局,交通线路尤其是对外联系通道的发展方向引导着制造业的分布,深圳的对外联系通道以西部和中部走廊为主,从而吸引大量的制造业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这与深圳农民工分布重心位于西北地区相符合。城中村是廉价住房的主要供给源,《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年）》中,80%的城中村重建项目位于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成为中心城区农民工聚集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21世纪以来,深圳农民工整体上进入缓慢增长阶段,但城市内部迁移突显,农民工增长的空间差异变大。整体上呈现西北向移动的趋势,由于龙华富士康等大型制造业的布局与扩张,深圳农民工人口高密度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
深圳农民工与常住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相比,其差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工高密度区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而常住人口高密度区则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二是农民工内部的空间变化差异更为显著,农民工离散系数为1.28,负增长街道达到13个,其中50%分布在中心城区,而常住人口离散系数仅为0.66,负增长街道仅有3个,主要分布在相对偏远地区;三是人口重心变化的差异性,常住人口的分布重心受到户籍人口的影响,向西北向的移动与农民工分布重心的移动相比较为缓慢;四是人口集中度的变化,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常住人口集中度则呈下降趋势。基于农民工集中度的变化提出设问：西方移民的同化理论或者异质本地化是否适用于深圳农民工的居住选择,这是未来研究重要的理论对话点和切入点之一。
作为移民城市,原有本地户籍居民规模较小,因此本文未将户籍制度作为影响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分布演变的因素,结合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效用理论,认为住房因素和就业机会等核心因素、交通条件和社会网络等次要因素、以及城市规划基础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目前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未来可借鉴社会空间辩证法,从微观视角探讨农民工与聚集区的相互作用关系。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受教育水平与其它地区相比相对较高、职业转型模式呈多样性、留城意愿较低。在劳动力短缺的今天,政府需要加大市民化的力度。此外,作为快速城市化的移民城市,深圳农民工的社会隔离度较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重要任务之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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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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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ousing demand and access to homeownership in the UK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0388952 URL 摘要
Since the mid 1980s, the UK has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ne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 debate as to its impact on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A third of projected new households in the next 15-20 years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net migr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using demand in light of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British housing marke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emand and access to homeownership across international migrant groups.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as length of residence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homeownership. However,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homeownership attainment that may be related to ethno-cultural differences or unobserved wealth effects and mortgage market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has implications for skills-based migration to the UK if a policy concern is house price pressure and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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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across income, education, and age: Findings from the multi-city study of urban inequality [J].https://doi.org/10.1177/107808740832149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and their role in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re a subject of intense interest in ongoing debates about race and residential sorting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are central in work based on the Schelling tolerance models of residential selec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change across income, education, and age and provides new information on how rac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 to create patterns of preference in particular locations. In general, African-Americans with increasing income show a distinct shift to greater willingness to live in integrated settings but also a distinct shift to own-race selections with second choices for neighborhood composition. Whites' unwillingness to move to African-American neighborhoods of more than 50% other race exacerbates the tendency to separate. Socioeconomic status plays a similar role for other ethnic groups. These findings parallel those from agent-based modeling about the low probability of achieving substantial mixing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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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90-2000 [J].https://doi.org/10.1353/dem.2008.0009 URL PMID: 1839029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of spatial assimilation among immigrants of different racial and ethnic origins. We use restricted data from the 1990 and 2000 censuses to calculate the levels of dissimilarity by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nativity, and year of entry, and then run multivariate models to examine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findings provide broad support for spatial assimilation theory. Foreign-born Hispanics, Asians, and blacks are more segregated from native-born non-Hispanic whites than are the U.S.-born of these groups. The patterns for Hispanics and Asian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aver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ign-born that are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segregation, such as lower levels of income,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and homeownership. We also find that immigrants who have b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longer periods are generally less segregated than new arrivals, and once again, much of this differe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igrants. However, patterns also vary across groups. Levels of segregation are much higher for black immigrants than for Asian, Hispanic, and white immigrants. In addition, because black immigrants are, on average, of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an native-born blacks, such characteristics do not help explain their very high levels of se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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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southern European cities: Housing and urban regimes as mechanisms of marginaliz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26730308021170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marginalisation in Southern European cities represents the most critical and controversial of urban condi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and inclusion of immigrants. However, these issues are conspicuously under-researched in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rn Europe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complexity of ethnic housing hardship and segregation is often de-problematised and misleadingly attributed solely to market mechanisms or inevitable polarisation dynam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within wider societal and urban contexts, drawing on an analysis of eight Mediterranean citi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ole of housing systems and processes of ethnic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Problems and drivers are reconceptualised within an holistic, comparative framework.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low levels of ethnic spatial segregation conceal a real problem of social residential marginalisation. This paradox predominantly originat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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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city and the poor: social polarization, social segregation and life chances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4200809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spite its appeal and apparent clarity the dual city idea hides a rather vague and confused image of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and its socio-spatial patter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dual city as a spatial model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modern poverty idea. First, the presuppositions of the dual city concept are discussed, underlining the ambigu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al polaris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ocio-spatial divide the dual city suggests.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is used to sustain the argument. Secondly, the concept of life chances is introduced to clarify the role of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in shaping the urban poverty problem. Following the discerned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life chances concept as a lead, it is argued that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is both an outcome and a part of the restricted life chances of the urban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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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ion, soci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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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the human ecologist [J].
Examines some of the arguments used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s necessarily disintegrative. Suggests that pluralism should receive greater attention as a model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uthor/J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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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localism: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the sociospatial behavior of immigrant ethnic communities [J].https://doi.org/10.1002/(SICI)1099-1220(199812)4:43.0.CO;2-O URL PMID: 12294528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valuates criticall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well-known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t models to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landscape of the US. The two models, despite their strengths, fail to account satisfactorily for the sociospatial behaviour of recent immigrants or of previously established minority groups. Their deficiencies lead us to propose a third model which we label heterolocalism, which can supplement and partially replace the older two. A late 20th-century phenomenon, heterolocalism is a function of the profound restructur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a globalising society among people, plac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entities. The term itself refers to recent populations of shared ethnic identity which enter an area from distant sources, then quickly adopt a dispersed pattern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all the while managing to remain cohesive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s. Heterolocal situations are readily observed in metropolitan areas, but such ethnic ‘communities without propinquity' may exist at the regional scale, within non-metropolitan settings, or – under the designation of ‘transnational' – as something approaching ‘deterritorialised nations' that span the boundaries of two or more conventional nation-states. Although the most conspicuous heterolocal communities involve the relatively privileged, the model is also valid for certain lower-status groups whose economic survival relies upon movement and transactions over long distances while retaining or creating a sense of peoplehood. Copyright 08 1998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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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al heteroloc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at the United States-Canadian border [J].https://doi.org/10.1111/j.1931-0846.2006.tb0005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90s Wilbur Zelinsky's theory of “heterolocalism’ has provided human geographer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with a new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ethnic identities of recent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Zelinsky's heterolocal model suggests that, to a degree unknown in the past, new 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n cities may choose to settle in widely dispersed places, rather than in more concentrated ethnic enclave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expands on and critiques prior work on heterolocalism in Oregon by examin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of two recent refugee groups in three urban area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Using data from U.S. and Canadian census records, refugee resettlement agency files, survey questionnaires,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post-Soviet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in the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Seattle, Washington, and Portland, Oregon metropolitan areas, I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related social networks that define the identities and residential and religious spaces of these groups to test the efficacy of relating heteroloc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across a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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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 [J].https://doi.org/10.2307/308889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points to an alternative form of economic adaptation of foreign minorities in advanced societies that is based on the mobilization of their cross-country social networks. Case studies have noted the phenomenon's potential significance f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into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of origin. Despite their suggestive character, these studies consistently sample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ransnationalism), failing to establish the empirical existence of these activities beyond a few descriptive examples and their possible determinants. These issues are addressed using a survey designed explicitly for this purpose and conducted among selected Latin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mainstream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so far, it has the potential of alter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ethnic communities spawned by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 empirical existence of transnationalism is examined on the basis of discriminant functions of migra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ve probabilities of engaging in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hypotheses drawn from the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s well as for broader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conom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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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nada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J].https://doi.org/10.1111/j.0020-7985.2004.0028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igra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to Canada and their transnationalism. Their presence in Canada is documented and described with statistical data on thei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An assessment of their transnationalism is provided by primary qualitative data gather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Overall, th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aiwanese migration to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ir transnationalism, indicates that research has primarily been conducted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remained understudied in Canada. The article makes a case for contextualizing Taiwanese 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 in terms of a global immigration marketplace and the specific business migration programmes in Australia,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urther, the article argues fo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nceptualizing these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s operating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The findings o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transnational familial networks, transnational business circuits, and transmigration. Transnational familial networks constitute a form of “capital” as the dispersal is a “resource”. The transnational business circuits include three types: (1) Asian production-North American distribution; (2) retail chains; and (3) import-export, all spatially distributed with their multiple national sites. In selected areas of the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data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explored. These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transnationalism on Canadian policies such as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ism, 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hip. There is clearly a lack of harmonization among migration policy and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Canada. While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facilitates transnationalism, Canadian citizenship policy is shown to conflict with and discourage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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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homo economicus: The Canadian state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 business immigration program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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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Cuban enclave economy of Miami [J].https://doi.org/10.2307/1389209 URL 摘要
Scitation is the online home of leading journal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from AIP Publishing and AIP Member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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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regation dimensions and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of ethnic enclave [J].https://doi.org/10.1108/IJSE-06-2013-0144 URL 摘要
Purpose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mploy enclave econom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ociology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and process of the Thai enclave in Hong Kong.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are employed in relation to Thai restaurant and grocery shop owners and employees in Hong Kong. Findings –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clustering of Thai ethnic small businesses in Kowloon City through a discourse on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The Thai migrant enclave in Hong Kong is explored with dimensions of segregation, namely evenness, exposure, clustering,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Massey and Denton’s, 1988).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se Thai enclave businesses have two differentials compared to the findings of Zhou (1992) in Chinatown restaurants in New York. Social implications – Th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s for social workers, 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policy makers in developing ideas of ethnic business enabling. There should be 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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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making and Latino urbanism in a Phoenix Mexican immigrant community [J].https://doi.org/10.1080/17549175.2012.69374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Latino immigrants are remaking residential landscapes in Phoenix, Arizona. This case study explores Garfield, a Mexican immigrant neighborhood, where transformations to residential landscape have altered existing community space creating Latino cultural space. Landscape study and visual documentation in Garfield demonstrate how Latino immigrants transfor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a once decayed inner-city neighborhood. Findings suggest that placemaking changes brought by Latino immigrants, particularly residential housescapes, can be a culturally sustainable practice that enhances the neighborhood aesthetic. It remains problematic whether Mexican housescapes can be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d into Latino Urbanism because the creation process carries social meaning that is difficult to re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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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 [J].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1-0827-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1-0827-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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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广东省流入人口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年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 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 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 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low population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年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 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 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 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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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特点、形成机制及其调控对策 [J] .
外来人口冲击大城市是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发展遇到的难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分析和微观调查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北京市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点、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思路，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of formation and governing measur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外来人口冲击大城市是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发展遇到的难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分析和微观调查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北京市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点、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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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J].
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首先系统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近30年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分布具有近郊区指向、文化程度较高者多集聚于发展新区、产业转型与转移对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有重要影响、以户籍地为基础的集聚区经济形态已经出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出现了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基本雏形。其次，对其原因进行归纳，包括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及产业地域转移、户籍和劳动力二元市场等制度因素及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ve law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首先系统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近30年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分布具有近郊区指向、文化程度较高者多集聚于发展新区、产业转型与转移对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有重要影响、以户籍地为基础的集聚区经济形态已经出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出现了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基本雏形。其次，对其原因进行归纳，包括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及产业地域转移、户籍和劳动力二元市场等制度因素及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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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影响机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9.12.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上海市2000年"五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揭示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并结合社区案例的实证调查分析.从就业机会、住所选择、开发建设、政策管理四个方面剖析了外来人口的空间影响机制.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Shanghai.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9.12.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上海市2000年"五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揭示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并结合社区案例的实证调查分析.从就业机会、住所选择、开发建设、政策管理四个方面剖析了外来人口的空间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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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广州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对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4.05.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大都市常住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大都市多中心城市空间发展。本文基于广州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外来人口数据,运用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洛伦茨曲线、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0-2010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规律是由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缓慢增长并向四周扩散(即郊区化,但只是近郊),与人口空间分布规律雷同,是形成广州次中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动力。
Guangzhou non-registere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mpact on poloycentricity spatial structur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4.05.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大都市常住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大都市多中心城市空间发展。本文基于广州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外来人口数据,运用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洛伦茨曲线、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0-2010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规律是由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缓慢增长并向四周扩散(即郊区化,但只是近郊),与人口空间分布规律雷同,是形成广州次中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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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和近远郊区分布差异的调查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为深入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内不同地带就业、生活的分布状态与分布差异,选择北京为例,着重社会学角度,分析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地带的分布差异.发现:①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地、来京时间长度、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带分布梯度差异;②除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外,中心区是来源地较近、年龄较大、来京时间较长、收入相对较高、就业相对稳定、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之外来人口聚集地;③近远郊区是来源地较远、年龄较轻、来京时间较短、收入相对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而教育程度却相对较高的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区.
Meng Jian et al. Distribution differentiation of imigrants in central part near suburb and outer suburb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为深入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内不同地带就业、生活的分布状态与分布差异,选择北京为例,着重社会学角度,分析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地带的分布差异.发现:①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地、来京时间长度、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带分布梯度差异;②除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外,中心区是来源地较近、年龄较大、来京时间较长、收入相对较高、就业相对稳定、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之外来人口聚集地;③近远郊区是来源地较远、年龄较轻、来京时间较短、收入相对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而教育程度却相对较高的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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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1990-2000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2.017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首先分析1990—2000年间广州大都市范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发现区际绝对差异减少、相对差异增加,人口相对面积的空间分布集中性减弱;空间分布从第一、二圈层向第三圈层外推。然后在主要圈层的街道层面划分外来人口空间分布演变为五种地域类型强减少区、强增加区、减少区、增加区和变化不大区。10年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演变一方面跟分区/市产业、就业、投资等经济要素之间的规律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也与低成本居住空间供给有密切关系。而经济和社会因素背后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壁垒、住房供给和社会福利的二元性等更深层的体制和政策影响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non-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Gu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in 1990-200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2.017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首先分析1990—2000年间广州大都市范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发现区际绝对差异减少、相对差异增加,人口相对面积的空间分布集中性减弱;空间分布从第一、二圈层向第三圈层外推。然后在主要圈层的街道层面划分外来人口空间分布演变为五种地域类型强减少区、强增加区、减少区、增加区和变化不大区。10年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演变一方面跟分区/市产业、就业、投资等经济要素之间的规律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也与低成本居住空间供给有密切关系。而经济和社会因素背后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壁垒、住房供给和社会福利的二元性等更深层的体制和政策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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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基于北京若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 [J].
在对北京5个城中村进行24 h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Th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daily activities of village in city: Case of typical villages in city of Beijing, China.
在对北京5个城中村进行24 h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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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 [J].
本文以北京“浙江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类学调查为基础，修正了人们过去对“移民聚居区”的想象；讨论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社区”概念的含义。强调聚居区的聚合和开放是统一的。提出不能再把社区看成“实体”。单个的社区不再是整个社会的“具体而微”，而是人们在“大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
What is the community: The study of a float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community in Beijing.
本文以北京“浙江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类学调查为基础，修正了人们过去对“移民聚居区”的想象；讨论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社区”概念的含义。强调聚居区的聚合和开放是统一的。提出不能再把社区看成“实体”。单个的社区不再是整个社会的“具体而微”，而是人们在“大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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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neo-migrants’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bei village, Guangzhou.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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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聚集区土地利用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J].https://doi.org/10.1088/0256-307X/16/9/020 URL 摘要
根据ＳＰＯＴ卫星影像的解和实地调查资料，选择“浙江村”、“河南村”为重点，从宏观分析与微观调查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土地利用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并对其蕴含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
Study on land use of rural immigrant settlements in Chinese big City: Case study in Beijing. https://doi.org/10.1088/0256-307X/16/9/020 URL 摘要
根据ＳＰＯＴ卫星影像的解和实地调查资料，选择“浙江村”、“河南村”为重点，从宏观分析与微观调查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土地利用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并对其蕴含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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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6.015 URL 摘要
依据不同城市区位,将流动人口聚居形态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 两大类型;并从空间特征、服务管理、运作模式等特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7个亚类分别考察:即位于城郊边缘带的商贸集散地混居区、再利用的临时住房、流动人口 大院、城市老旧小区4类以及位于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与村民的混居区、统一租赁的农村居民点以及新建流动人口公寓3类.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典型案例分别代 表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的聚居区,从居住满意度与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对聚居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不同聚居类型社会融合特征.分析结 果显示,不同聚居形态的居住人群与城市的融合度存在显著差异:即居住于城市郊区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社区事务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良好 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则较低.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diffe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aggregation types in Shangha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8.06.015 URL 摘要
依据不同城市区位,将流动人口聚居形态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 两大类型;并从空间特征、服务管理、运作模式等特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7个亚类分别考察:即位于城郊边缘带的商贸集散地混居区、再利用的临时住房、流动人口 大院、城市老旧小区4类以及位于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与村民的混居区、统一租赁的农村居民点以及新建流动人口公寓3类.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典型案例分别代 表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的聚居区,从居住满意度与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对聚居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不同聚居类型社会融合特征.分析结 果显示,不同聚居形态的居住人群与城市的融合度存在显著差异:即居住于城市郊区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社区事务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良好 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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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 [J].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in Beijing.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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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p>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A study of the 6th censu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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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 年来广州市人口增长与分布的时空间演化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内部迁居也频繁.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广州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20年要缓,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其次分析了广州市的人口分布状况,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均衡化,人口分布重心向东北向偏移,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最后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Spatial-temporal evolvement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n recent twenty year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内部迁居也频繁.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广州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20年要缓,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其次分析了广州市的人口分布状况,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均衡化,人口分布重心向东北向偏移,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最后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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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J].
<p>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 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 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 年代末，2000 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p>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city in 1982-2000.
<p>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 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 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 年代末，2000 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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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结构转型的艰难进程——深圳对中国农民工转型的主要贡献的研究(下) [J].
正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助推农民工实现素质提升转型面对城市发展对知识技能、技术的高要求与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形成的矛盾,深圳着力于建立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充分激发并满足农民工参加学习、增长知识、提升技能的愿望和需求,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素质,进而促进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ructure: Research on Shenzhen's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2).
正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助推农民工实现素质提升转型面对城市发展对知识技能、技术的高要求与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形成的矛盾,深圳着力于建立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充分激发并满足农民工参加学习、增长知识、提升技能的愿望和需求,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素质,进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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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0.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be urban citizens in Shangha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0.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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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J].
This study examines why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persists and is even increasing in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positive marginal products in agriculture and significant levels of urban unemployment. Conventional economic models have difficulty reconciling rational behavioral explanations with growing levels of urban unemployment in the absence of absolute labor redundancy in the overall economy. This paper formulates a 2-sector model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which recognizes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ly determined minimum urban wage at level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agricultural earning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e model is that migration proceeds in response to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expected earnings with the urban employment rate acting as an equilibrating force on such migration. The overall model is used to demonstrate 1) that given the politically determined high minimum wage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spite of substantial urban unemployment represents an economically rational choice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migrants and 2) that economists stand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 of generating urb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use of "shadow prices" implemented by means of wage subsidies or direct government hiring may lead to a worsening of the urban unemployment problem.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programs to retain rural population are assessed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full wage flexibility suggested by economic theory is politically unfeasible;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wage flexibility an optimal policy would include both partial wage subsidies or direct government employment and measures to restrict free migration. The basic model is a 2-sector internal trade model with unemployment the 2 sectors being the permanent urban sector which specializes in production of manufactured goods and the rural which either uses all available labor to produce agricultural goods or exports part of the labor to the urban sector. It is assumed that the typical migrant retains his ties to the rural sector but the assumption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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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J].
流动民工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社会学的参与推动了流动民工研究的地进一步深化。本文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流动民工的生活状况、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使读者在把握民工的一般“自然”状况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从事社会流动研究的同行来说本文亦不乏借鉴与启示之功用。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流动民工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社会学的参与推动了流动民工研究的地进一步深化。本文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流动民工的生活状况、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使读者在把握民工的一般“自然”状况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从事社会流动研究的同行来说本文亦不乏借鉴与启示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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