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毓
, 孙根年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Zhang Yu, Sun Gennian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12-1877-08
收稿日期: 2015-12-14
修回日期: 2016-04-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2-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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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毓（1985-）,女,安徽宿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经济运行研究。E-mail:yuzhang08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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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关键词：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geostatistical method and the Origin technology, the article sets up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d a space-time process model of “city size-tourism growth-city level” on the basis of “reve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regularity”. A range of basic data of the year 1995-2014 about the urban syste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were collect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city size and tourism growth, 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1) Since 20 years ago, the mathemat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ity size, tourism growth and city level have been demonstrated as three parts in the shape of pyramid, meaning that the higher city level, the less number of city distribution. And this feature is especially applicable to some big cities with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prosperous tourism. 2) In the ternary spatial relations, three stages during 1995-2009 behaved as the line “A” relations of the evolution model, and this feature is very typical like “A” line in the model. In 2010-2014, the relations graph was in the shape of an oval, indicating that tourism growth forced the expansion of city size. In order to achieve tourism economic benefits, cities has realized by way of increased infrastructure. This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ycle feedback model. 3)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4 basic quadrants, Quarter I is for cities have highest level.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ty size and the growing tourism, Quarter IV is related to Quarters II and III. 4) The pattern and evolu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tourism growth, is a system within three factors. The higher city level, the government has greater efforts with policy system, power alloc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to accelerate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then city size effect has been obvious. The analysis of driving factors shows that support policies adopted by governments, city size and rapid tourism growth have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nary relations.
Keywords：
城市空间是旅游活动的重要载体,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匹配的进程,关系到城市功能完善及区域间旅游活动的有效合作,也日渐成为旅游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模型阐释以及案例研究,中心地理论[1]对城市级别模式的研究影响深远,随后城市规模的概念进一步明确[2],相关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3]等问题逐步被分析验证,为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探索[4]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理论[5]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城市规模相关概念理论引入中国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00年以来,相关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位序-规模”模型理论的应用以及延伸[6-10],在计量分析方法上多采用首位度、标准差、基尼系数以及赫芬达尔系数等衡量规模指标[11-13]。中国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的关系[14]不断论证,得出中国城市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趋势的结论;基于层次与级别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的提出[15]以及导致城市发展和城市旅游发展非线性特征内部结构的研究[16]是关于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关系的重要部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的相关研究也引发相关学者的讨论[17,18]。在过往研究基础上,本文结合旅游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规模和旅游成长的研究,在时间与空间上首次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关系规律模型与演变规律模型,立足长江三角洲地区,研究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分布关系、空间演变以及驱动因子,在理论上丰富了旅游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为城市规模与旅游增长的合理匹配以及区域旅游协调合作提供参考。
依据国务院2010年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本研究主要选取本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在时间序列上,系统搜集整理1995~2014年基础数据,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南京、杭州 、宁波于1994年成为副省级城市（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1994一号文件）;二是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此年为本文分析政府主导下行政转向对城市规模及旅游的影响提供时间界点。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1995~2014）,旅游资源数据参考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全国A级景点名录》、旅游人次以及旅游收入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95~2014）以及部分城市《统计公报》[21]。
城市规模指数的测定方面,在单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计量经济学中的加法模型,计算得出城市规模指数：
式中,CSCI代表城市规模指数;PR代表城市人口;LS代表城市建设面积;GRP代表地区生产总值;LR代表城市交通指数;TRV代表旅游资源禀赋;IT代表投资强度。城市交通指数[22] (LR)和旅游资源禀赋[22] (TRV),依据文献[22]计算模型进行测算;投资强度(IS),本文以各城市投资额占全区投资总额的比值,来反映该城市的投资实力。
动态演变测度方面,年际变动系数[23]Yv是用来说明年际间差异的相对量,计算方式依据文献[23]进行;位序移动指数[24]M是用来描述城市地位变化的指标,反映多年变化数值,RMI在-1.0与+1.0之间变化,负值RMI表示位序的降低,而正值RMI反映位序的增长,零值意味着位序不变。
科学理论的形成一般是特定理论假设与证明事实的过程。本研究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以基础数据为依据,归纳总结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三元数理空间分布规律（图1a）,呈塔式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相关问题在地理空间上的单一向度。城市规模指数与旅游成长水平相对越高,城市级别也就越高;城镇、县级市、地级市分布的数量最多,随着城市级别的提高,高级别城市分布数量越少。
图1 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和三元关系时空演变模型
Fig.1 Mathematical space distribution model of ternary relationship and time-space evolution model of ternary relationship
城市动力学认为人口变迁对城市地理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口决定了城市的规模、结构以及分布[24]。从城市规模角度看,城市级别越高,城市功能越完善,相对规模会扩大,为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从旅游者选择行为角度看,游客对经济发达、城市功能完善的大都市认知度较高,旅游的成长会促使城市功能及规模与之匹配,推进城市成长,即旅游对城市发展会有倒逼效应。因此,级别越高的城市,尤其是直辖市、副省级及省会城市的旅游成长水平与城市规模指数呈现双高态势。
从时间、空间视角研究要素关系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城市规模、城市旅游成长与城市级别是一个发展系统中的三元关系,表现为动态变化的过程（图1b）。结合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城市规模指数3项指标基础数据走向趋势,表述时间演递,依据城市规模指数与旅游成长水平的平均数值将其划分为4个象限类：Ⅰ类城市一般是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或者旅游大都市;Ⅳ类城市一般是地级市、县级市、城镇等;城市发展为了与旅游成长匹配,完善功能,规模扩大,Ⅳ类城市向Ⅲ类、Ⅱ类转变,表现为分布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时,4类城市空间分布面积不同：Ⅳ类城市分布面积最大,Ⅰ类城市分布面积较小;Ⅱ类、Ⅲ类城市一般有两种现象,一是Ⅳ类城市向Ⅱ、Ⅲ类城市的演变,二是城市规模指数高旅游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或者是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规模暂未与之匹配的地区。该模型采用闭合式表述,是考虑到区域空间分布中存在“极值”的可能。城市在演变过程中可以呈A线走向或者B线分布,也可是A、B构成的“核”状。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平均规模与旅游关系分布等级结构明显,3段分布关系清晰。城市规模指数水平,20 a平均数值结果全部在1~2之间,因此依据数值特征可以细分为4种类型,即按照数值与平稳水平线的差值,0≤Yv<0.1是平稳区,0.1≤Yv<0.2是较平稳区,0.2≤Yv<0.3是较不平稳区,0.3≤Yv≤0.4是不平稳区。上海市独霸地位居高不下,城市平均年际变动系数低于平均平稳线0.07,总体演变平稳;南京低于平均平稳线0.02,杭州高于平均平稳线0.06,宁波与平均平稳线持平,20 a来平均变动系数数相对稳定。淮安与丽水城市平均规模指数变动最大,分别超出水平线0.39和0.40;其次是徐州和常州,分别超出水平线0.21和0.20 ;其他城市规模指数变动在0.1上下浮动。
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结构体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结构在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分段期,将时间序列分为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4个阶段,反映关系变化及时空演变过程（图2）。20 a来4个发展阶段在总体空间分布上,符合本文提出的“城市规模-旅游成长-行政级别”三元数理分布关系假设模型。
图2 1995~2014年城市规模与旅游时空分布关系
Fig. 2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of city scale and tourism from 1995 to 2014
1995~1999年是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培育阶段。本区城市发展面临新机遇, 5 a间,上海城市规模指数为84.11,是本区最小值宿迁市的15.66倍,位于塔尖结构区;杭州、南京、宁波、苏州位居其后,分别是最小值的9.71倍、9.31倍、7.5倍以及8.96倍,分布在塔中位置;台州市、金华市等19 个城市规模差距在5 倍以内,呈簇团状结构分布,位于塔底。该时期内,本区旅游事业发展整体稳定,上海平均入境旅游人次占全区总体数值的33%,国内旅游人次占总体数值的32.7%,位于塔尖;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旅游事业的发展位居其次,位于塔中;温州、扬州等城市旅游位于塔底。整体验证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在空间数理分布上,城市行政等级以及发展地位高的地区,城市规模较大,旅游发展水平也较高,符合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模型。
2000~2004 年是长三角地区加速发展阶段。此阶段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入境旅游快速增长,国内旅游加速发展,2003 年SARS危机虽重创全国,但从整体平均趋势来看,相比上一阶段仍是在前进的,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金字塔”三段结构分布更加明显。5 a间,上海平均城市规模指数达到100.52,比上一阶段增长了16.41,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人次分别占全区的31%和30.1%,位于塔尖高地;杭州、南京、宁波、苏州等城市规模与国内外旅游事业呈“双高”,其中城市规模分别是本区最低值的7.08倍、7.35倍、6.89倍以及7.06倍,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发展也是本区的核心片区,这与城市的行政级别以及经济地位是密不可分的;温州、金华、绍兴等城市分布在塔底,相比上一阶段城市差距有所扩大。整体验证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在空间数理分布上,城市行政等级以及发展地位高的地区,城市规模较大,旅游发展水平也较高,符合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模型。
2005~2009年是长三角经济区的突破发展期。尤其是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本区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该阶段城市规模增长速度加快,旅游事业也是加速发展,数理分布三段结构依然鲜明。上海城市规模指数达到139.83,是宿迁城市规模的9.17倍,入境旅游人次与国内旅游人次分别占全区总数的30.53%与29.98%,独霸性特征明显;杭州、南京、宁波、无锡、苏州的城市规模与国内外旅游发展呈双高;台州、金华城市规模与旅游水平发展速度逐年加快。长三角城市规模以突破式的速度与旅游成长相匹配,城市级别、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符合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模型。
2010~2014年是长三角增长极的腾飞时期。该阶段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入境旅游发展缓慢,国内旅游发展迅速,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力不断增强,整体数理分布仍是三段塔式结构。上海城市规模指数达到历史峰值220.17,是本区城市规模最小区的6.78倍,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人次占全区的30.01%和31%;杭州、南京、宁波、苏州等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匹配的速度在加快,在整体结构分布处于塔中位置;温州、台州、南通等城市在该阶段加速发展,城市规模指数增长速度与高级别城市速度距离在缩短,整体上分布符合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模型。
由于省会及以上城市一般是入境游客进入中国的口岸地,同时外国游客对中国的省会城市、热点城市的偏好度较高[25],此处选取入境旅游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演变格局分析的基础数据之一,国内旅游可进行同此模式分析。依据长三角城市规模、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的均值水平线,将数理空间划分为4类象限结构（图3）。
图3 1995~2014年城市规模与旅游时空演变
Fig.3 Time and space evolution of city scale and tourism from 1995 to 2014
1995~1999年,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等城市分布在Ⅰ类象限区;Ⅳ类城市一般是地级市、县级市等,即本区的镇江、嘉兴等地级市;温州、绍兴等城市分布在Ⅱ类象限区;5 a间本区城市规模与入境旅游发展基本呈线性关系,即是本文假设模型中的A线趋势走向,分布在Ⅳ类象限区的城市数量远多于Ⅰ类象限区,上海市是本区在该时期内的极值顶点,宿迁市是本区在该时期内的极值底点。城市规模位序在该时段内前5位分别是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入境旅游综合发展位序前五位分别是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市作为工商业港口城市,在1994年被列为副省级城市,入境旅游起步低,但发展迅速。整体符合三元关系的时空演变模型。
2000~2004年,Ⅰ类象限区的城市数量没有变化,相比上一阶段宁波、无锡与杭州、南京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Ⅰ类象限区的数值与Ⅳ类区的差距在增加。该时期,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线性关系呈A线趋势走向,城市发展为满足旅游成长的需要,不断完善功能,规模扩大,Ⅳ类城市向Ⅱ类转变,再向Ⅰ类演变,表现出分布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此阶段的城市规模变异系数大致在1~1.5之间,其中嘉兴的城市规模变动强度最大,为1.45,其次是衢州,为1.37,Ⅰ类象限中的宁波为1.23,变动较强;入境旅游方面泰州变动系数为1.86,强度最大,南通变动系数为1.12,变动最小;入境旅游收入,嘉兴变动系数为1.43,变动最强,宿迁系数是1.14,变动最弱。该时期,核心城市位序方面城市规模苏州由上阶段的第四上升到第二位,入境旅游人次与收入前6位城市位序该阶段没有发生变化;地级市中旅游发展位序常州由上阶段的20位上升到14位,上升最快;嘉兴城市规模由14上升到11。整体符合三元关系的时空演变模型。
2005~2009年,Ⅰ类象限区的数值与Ⅳ类区的差距相对减小,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线性关系呈A线趋势走向,上海是本区极大值,宿迁是极小值。该阶段城市规模变异系数大致在1~2之间,其中金华市的变动系数为1.79,强度最大,其次是宿迁市,变动系数为1.65;入境旅游人次方面,湖州与衢州变动系数为1.63,强度最大,无锡变动系数是1.13,变动强度最小;入境旅游收入方面,丽水市的变动系数为1.63,强度最大,上海变动最小,系数为0.91。位序变化中,城市规模位序无锡由5降到6位,常州由11升到9位;入境旅游方面徐州由20上升到17位,绍兴由14上升到11位。相比上阶段,Ⅳ类城市向Ⅱ类演变的数量在增加,地级城市发展速度在加快。整体符合三元关系的时空演变模型。
2010~2014年,Ⅰ类象限区的城市分布数量明显增加,在Ⅱ、Ⅲ类象限区都有分布,Ⅲ类象限区城市数量多于Ⅱ类,说明城市旅游事业的发展对城市规模的增长存在倒逼效应,城市规模可以是先扩大推动旅游的成长,也可以是旅游发展推动城市建设引起规模扩大,城市规模与旅游时空演变呈“核”式分布,重心在右,即Ⅳ类区城市分布多于Ⅰ类区,Ⅲ类多于Ⅱ类。该阶段Ⅳ类区向Ⅱ类、Ⅲ类区发展,再向Ⅰ类区演变。该阶段城市规模变异系数大致在1~2.5之间,其中金华与衢州变动系数分别为2.2和1.9,变动强度较大,南京城市变动相对较弱,系数为1.17;入境旅游人次变动系数泰州是1.89,幅度较大,南京变动系数是0.97,幅度最小;入境旅游收入变动系数丽水是1.53,强度较大,常州变动系数是1.01,强度相对较小。位序变化中,城市规模位序常州由10上升到7位,入境旅游人次泰州由16上升到8位,入境旅游收入丽水由12上升到9位。整体符合三元关系的时空演变模型。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关系格局以及演变,是一个体系内三元关系驱动导致的,城市级别越高,政府在政策制度、权力配置、财力支持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城市加以倾斜,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规模通过城市交通、GRP、资源丰度、投资强度等中间调节变量以及衍生出的城市规模效应,作用于旅游的发展;新时期旅游经济的崛起,对城市规模的变化产生了倒逼效应。因此,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1） 政府政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倾斜政策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政策有效激励城市规模的发展,行政因素的倾向,引起上层建筑对地方在投资力度、权力配置、资源补给等方面的加大投入,必然驱动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20 a来,长三角地区有目共睹的利好政策主要有：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之后杭州、南京、宁波等地相继出台此类意见,增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以及《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长三角地区城市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深;随后,该地区相继出台关于公路、水路以及航运等交通合作发展纲要,地理区位关系网逐步构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以及《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的出台,本区将迎来新的契机。
2） 城市效应方面,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三大效应。首先是密度增强效应,伴随着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建设密度以及资源密度的不断提高,潜在需求增加,相应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城市规模效应显现,促进城市群的形成,旅游的区域联动效应越发明显;其次是交通距离效应,城市交通网络体系不断完善,缩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交通成本下降,贸易距离缩短,加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是兼容效应,政府合作交流密切,贸易自由度提高,同时城间人口流动限制少,有益推动城市规模的发展,进而促进旅游的成长。城市级别越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这三大效应表现以及优越性就越明显,进而推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3） 旅游倒逼效应,旅游者大批进入城市,数量是城市人口的多倍,城市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要实现旅游经济效益,首先要满足旅游者活动的吃、住、行、游等需求,原有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不能够满足,城市势必会通过增加设施建设等方式扩大规模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倒逼效应也会出现,这也是经济发展动力循环反馈模式的体现。
新经济常态下,旅游的快速发展对城市格局提出了新要求。本文梳理了“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三元关系,提出数理空间分布及其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验证案例,研究结果表明：
1） 本文在时间与空间上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关系规律与演变规律假设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验证假设模型的成立,即城市级别越高,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水平也就越高,城市规模指标越大,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发展层次越高;在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规律,依然符合关系分布模型。
2） 将20 a基本数据划分4个阶段进行空间关系分布剖析,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三元关系数理空间分布“金字塔”式结构清晰,城市的级别越高,分布的数量越少,符合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在演变过程中,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级别低的城市大多分布在Ⅳ类区,Ⅳ类区城市数量一直多于Ⅰ类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旅游的不断成长,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4个阶段的演变空间分布符合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
3） 系统梳理长三角地区政府政策以及城市规模的效应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倾斜、本区城市规模产生的三大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了三元关系的形成及其格局演化。
新时期大批量的旅游客流量不断进入城市,城市规模与旅游的合理匹配规模研究变得非常关键。本文虽然试图从普遍意义上构建了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关系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但是在模型的权威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事实支撑和论证,在关系研究过程中属于空间分布归纳分析,对于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的平衡协调以及格局的升级优化是下一步的研究关键,同时长三角地区城市体系本身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在以后的探索中应选取不同地域、性质差异明显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充分验证规律模型的普适性。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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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 [J].https://doi.org/10.2307/209944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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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iz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https://doi.org/10.1086/4499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bonding in the molecule ion VO(H2O)(5)(2+)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lecular orbitals. In particular,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VO2+ seems to be the existence of considerable oxygen to vanadium pi-bonding. A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level scheme is estimated which is able to account for both the "crystal field" and the "charge transfer" spectra of VO(H2O)(5)(2+) and related vanadyl complexes. The paramagnetic resonance g factors and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ies of vanadyl complex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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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ity Sizes: Review and Prospec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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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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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及主要旅游城市旅游规模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5.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较成熟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理论,以多年入境游客数为指标,研究了中国省际层次和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规模分布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省际区域的旅游规模分布呈现首位分布,但位序—规模分布拟合度不高。根据各省市旅游规模变化和位序变化的协调关系,可以将我国省市分成:均衡型、增长缓慢型和加速增长型等三种类型。但对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旅游规模的分析表明,虽然其也基本符合首位分布,但是特征不明显。通过对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表明,城市旅游规模分布更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发展、城市职能变化、旅游资源、边境口岸、重大事件、市场营销、突破型产品等因素对旅游规模分布的影响。文章旨在为区域旅游规模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途径,进而为国家旅游产业发展和大区域旅游投资政策的制定等宏观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参照。
Study on tourism size of provinces and primary citi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5.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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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4.035 URL 摘要
文章以长三角16个市1991年以来入境游人数为基础,运用变差 系数(CV)、基尼系数(G)、首位度(S)、赫芬达尔系数(H5)4个指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之间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波动中逐渐下 降.既而在差异研究的基础上去探讨其背后的差异机制--规模分布.根据规模的变化,将长三角各市旅游发展划分为四类:平稳发展型、波动发展型、加速发展型 和减速发展型.然后对14年的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基础设 施、服务设施、城市职能、资源分布对差异和规模分布的影响.文章将为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旅游发展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参考.
Study on disparity of tourism scale for cities in Yangtze-Delta and construction for the system of rank-size distribu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7.04.035 URL 摘要
文章以长三角16个市1991年以来入境游人数为基础,运用变差 系数(CV)、基尼系数(G)、首位度(S)、赫芬达尔系数(H5)4个指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之间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波动中逐渐下 降.既而在差异研究的基础上去探讨其背后的差异机制--规模分布.根据规模的变化,将长三角各市旅游发展划分为四类:平稳发展型、波动发展型、加速发展型 和减速发展型.然后对14年的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基础设 施、服务设施、城市职能、资源分布对差异和规模分布的影响.文章将为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旅游发展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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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指标，对江西省11个市（1997-2006年）国内、国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西省各市的国内、国际旅游经济相对差异的变化都呈下降趋势；但绝对差异的变化有所不同，国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国际绝对差异表现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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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规模分布 [J].Magsci 摘要
借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较成熟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理论,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指标,对1999~2009年安徽省17个城市国内旅游收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总体不均衡;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小,分散分布明显;高位序城市旅游规模近年相对集中。通过对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发现安徽省城市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旅游规模位序变化呈现两种态势四种类型,即平稳发展和徘徊发展态势,具体为高位序平稳发展型和低位序平稳发展型,徘徊发展"M"型和徘徊发展"W"型。究其原因主要有资源、城市经济和区位交通等因素。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受主导因素影响明显,少有城市旅游多年位序表现单边上升或下降趋势,城市旅游规模发展相对不成熟。研究为地方旅游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Study on dispar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size for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Magsci 摘要
借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较成熟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理论,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指标,对1999~2009年安徽省17个城市国内旅游收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总体不均衡;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小,分散分布明显;高位序城市旅游规模近年相对集中。通过对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发现安徽省城市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旅游规模位序变化呈现两种态势四种类型,即平稳发展和徘徊发展态势,具体为高位序平稳发展型和低位序平稳发展型,徘徊发展"M"型和徘徊发展"W"型。究其原因主要有资源、城市经济和区位交通等因素。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受主导因素影响明显,少有城市旅游多年位序表现单边上升或下降趋势,城市旅游规模发展相对不成熟。研究为地方旅游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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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研究 [J].
通过运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指标,对江苏省13个地市(2000-2009年)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绝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国内旅游规模相对差异先上升后下降,而入境旅游规模相对差异则逐渐下降。为探究产生上述差异的背后机制,运用位序规模分布理论研究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的位序规模分布,发现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国内旅游规模主要呈现集中型分布与首位型分布,尚未进入分散均衡型,集中化现象仍然明显;入境旅游规模呈现首位型分布,入境旅游规模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入境旅游位序规模变化表现出由首位型向集中型、甚至分散均衡型方向演变的趋势。
Disparity of tourism scale in Jiangsu and construction of its system rank-scale distribution .
通过运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指标,对江苏省13个地市(2000-2009年)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绝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国内旅游规模相对差异先上升后下降,而入境旅游规模相对差异则逐渐下降。为探究产生上述差异的背后机制,运用位序规模分布理论研究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的位序规模分布,发现江苏省国内与入境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国内旅游规模主要呈现集中型分布与首位型分布,尚未进入分散均衡型,集中化现象仍然明显;入境旅游规模呈现首位型分布,入境旅游规模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入境旅游位序规模变化表现出由首位型向集中型、甚至分散均衡型方向演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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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演变及启示 [J].
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一体化对城市旅游规模差异产生深刻影响。运用区域规模差异的相关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对南京都市圈建设10年（2001—2010）的城市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都市圈城市旅游总体发展态势不均衡，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明显，但相对差异呈缩小态势；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异常明显，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都市圈城市旅游的总体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区域旅游亟需深化合作，寻求协同发展。基于这一前提，从完善地区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借力行政区划调整、打造跨地区的特色旅游线路、建立健全区域旅游协作渠道、塑造区域一体化旅游形象等角度提出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思路。
The evolu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Urban Tourism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n Nanjing metropolitan .
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一体化对城市旅游规模差异产生深刻影响。运用区域规模差异的相关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对南京都市圈建设10年（2001—2010）的城市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都市圈城市旅游总体发展态势不均衡，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明显，但相对差异呈缩小态势；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异常明显，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都市圈城市旅游的总体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区域旅游亟需深化合作，寻求协同发展。基于这一前提，从完善地区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借力行政区划调整、打造跨地区的特色旅游线路、建立健全区域旅游协作渠道、塑造区域一体化旅游形象等角度提出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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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市入境旅游规模与位序差异化 [J].URL 摘要
选取河南18个地市2000—2010年入境旅游人数,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方法,对入境旅游规模差异与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2000—2010年,河南城市入境旅游差异化明显,首位度呈现交替性变化,入境旅游差异化逐渐降低。②通过对数据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发现,入境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首位城市主要在郑州与洛阳之间交替分布。③入境旅游发展态势呈现四种形态：平稳发展型、波动发展型、快速进步型、减速衰退型。并从资源禀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服务设施、交通区位、政治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河南入境旅游发展态势的原因,提出发展建议,以期对河南入境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Research on disparity of inbound tourism size and rank for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URL 摘要
选取河南18个地市2000—2010年入境旅游人数,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方法,对入境旅游规模差异与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2000—2010年,河南城市入境旅游差异化明显,首位度呈现交替性变化,入境旅游差异化逐渐降低。②通过对数据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发现,入境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首位城市主要在郑州与洛阳之间交替分布。③入境旅游发展态势呈现四种形态：平稳发展型、波动发展型、快速进步型、减速衰退型。并从资源禀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服务设施、交通区位、政治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河南入境旅游发展态势的原因,提出发展建议,以期对河南入境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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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比较 [J].
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一百多个城市1999～2009年的入境旅游人数为基础，运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和赫芬达尔系数等4个指标分析了十大城市群之间旅游规模存在的差异；然后对11年的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发现十大城市群的旅游规模基本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十大城市群旅游规模及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子；中国十大城市群之间的旅游规模存在着非均衡性差异。
LuoYan.The comparison of tourism size difference and order size system about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
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一百多个城市1999～2009年的入境旅游人数为基础，运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首位度和赫芬达尔系数等4个指标分析了十大城市群之间旅游规模存在的差异；然后对11年的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发现十大城市群的旅游规模基本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十大城市群旅游规模及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子；中国十大城市群之间的旅游规模存在着非均衡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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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行政级别与规模增长 [J].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growth of scale in China .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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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与级别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 [J].
在总结和评价已有城市旅游分析思路和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层次与等级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强调了旅游供给层次和旅游城市等级的重要性，特别给定了层次与等级之间的重要程度，适用于比较城市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张力。本文以苏州、桂林和黄山为例，具体应用和检验了该分析框架，并解释了三市城市旅游发展方式的差异：苏州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城市旅游向结构性增长方式转变；黄山单一的城市功能结构严重制约城市旅游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桂林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化，具备城市旅游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但仍需要在城市旅游核心要素和旅游形象上做相应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相应的基础条件，并不是所有旅游城市都具备。城市旅游的发展方式是多样化的，以旅游为单一核心产业的城市旅游发展方式也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基于层次和等级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城市旅游发展演变，比较不同城市旅游发展的差异，为城市旅游发展方式的研究提供帮助。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supply-side of urban tourism .
在总结和评价已有城市旅游分析思路和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层次与等级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强调了旅游供给层次和旅游城市等级的重要性，特别给定了层次与等级之间的重要程度，适用于比较城市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张力。本文以苏州、桂林和黄山为例，具体应用和检验了该分析框架，并解释了三市城市旅游发展方式的差异：苏州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城市旅游向结构性增长方式转变；黄山单一的城市功能结构严重制约城市旅游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桂林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化，具备城市旅游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但仍需要在城市旅游核心要素和旅游形象上做相应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相应的基础条件，并不是所有旅游城市都具备。城市旅游的发展方式是多样化的，以旅游为单一核心产业的城市旅游发展方式也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基于层次和等级的城市旅游供给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城市旅游发展演变，比较不同城市旅游发展的差异，为城市旅游发展方式的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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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探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发展与旅游发展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因此在不同的地域和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和城市旅游发展的行为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和多种模式.本研究总结了和研究了旅游城市化、都市城市旅游、环城游憩带、旅游与城市转型、旅游城镇的衰落等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并建立城市旅游与发展的一般反馈模型,找出导致城市发展和城市旅游发展非线性特征的内部结构.研究表明驱动城市旅游增长的正反馈结构力量不够大,而旅游和城市增长引发的负反馈机制在短期内就会蓄积力量,限制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增长.城市旅游政策只有预见并避免这些限制性结构,同时加强正反馈才能达到长期有效的目标.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ynamic pattern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tourism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发展与旅游发展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因此在不同的地域和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和城市旅游发展的行为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和多种模式.本研究总结了和研究了旅游城市化、都市城市旅游、环城游憩带、旅游与城市转型、旅游城镇的衰落等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并建立城市旅游与发展的一般反馈模型,找出导致城市发展和城市旅游发展非线性特征的内部结构.研究表明驱动城市旅游增长的正反馈结构力量不够大,而旅游和城市增长引发的负反馈机制在短期内就会蓄积力量,限制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增长.城市旅游政策只有预见并避免这些限制性结构,同时加强正反馈才能达到长期有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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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的定量评价——以杭州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60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2009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发现:杭州市9年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系数呈现持续递增趋势,2009年为0.8043,达到"非常协调"等级水平。尽管如此,但各年之间的改善系数却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同步推进规律,两者之间协调状态会持续朝着理想最优方向推进。然而,各年协调状态改善程度非持续递增现象说明杭州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态存在"恶化"的风险,需要对其密切关注。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a case of Hangzhou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60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2009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发现:杭州市9年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系数呈现持续递增趋势,2009年为0.8043,达到"非常协调"等级水平。尽管如此,但各年之间的改善系数却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同步推进规律,两者之间协调状态会持续朝着理想最优方向推进。然而,各年协调状态改善程度非持续递增现象说明杭州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态存在"恶化"的风险,需要对其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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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2.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旅游业作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部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运用信息熵赋权法和TOPSIS法相结合,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旅游发展6个方面对长江三角洲2003年和2008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借助ArcGIS软件的空间聚类法分析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演变,最后探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城市旅游协调水平在研究期间相对稳定,具体可被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二等级城市数量较少,得分显著高于第三、四等级城市。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北部城市得分高于南部城市,基本格局保持稳定,呈现以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城市为核心向外围边缘城市的空间衰减。产业发展、城市旅游发展模式、城市旅游重大项目投资、区位条件是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协调水平产生空间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制定以城市旅游发展为手段的方式推动城市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Coordin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urban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e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2.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旅游业作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部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运用信息熵赋权法和TOPSIS法相结合,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旅游发展6个方面对长江三角洲2003年和2008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借助ArcGIS软件的空间聚类法分析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演变,最后探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城市旅游协调水平在研究期间相对稳定,具体可被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二等级城市数量较少,得分显著高于第三、四等级城市。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北部城市得分高于南部城市,基本格局保持稳定,呈现以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城市为核心向外围边缘城市的空间衰减。产业发展、城市旅游发展模式、城市旅游重大项目投资、区位条件是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协调水平产生空间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制定以城市旅游发展为手段的方式推动城市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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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信息网, China’s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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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区位-贸易三大因素对日本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J].
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分别选取了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三大因素,在广泛市场调查和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三因素假设,即:旅游景点择高、空间距离择近和经济联系择富。并以日本游客入境中国旅游地域分布为例,系统收集整理了日本游客在中国31个省区的分布及各省区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对日贸易联系度等数据,分析了游客到访率与上述3个因素的关系。结果显示:区位指数、贸易联系度对日本游客到访率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三大因素的综合解释率高达97%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入境游客地域分布和目的地选择的宏观规律。
Scenery attraction,lo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trade connection:Three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destination choice of Japanese tourists .
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分别选取了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三大因素,在广泛市场调查和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三因素假设,即:旅游景点择高、空间距离择近和经济联系择富。并以日本游客入境中国旅游地域分布为例,系统收集整理了日本游客在中国31个省区的分布及各省区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对日贸易联系度等数据,分析了游客到访率与上述3个因素的关系。结果显示:区位指数、贸易联系度对日本游客到访率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三大因素的综合解释率高达97%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入境游客地域分布和目的地选择的宏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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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台湾入境旅游流时间特征对比及成因分析 [J].
旅游流时间特征研究是旅游地规划、市场营销和景区容量管理的基础。本文以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为研究对象,应用快速样本聚类法、基尼系数、季节变动指数和年际变动指数对1997年-2010年间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的季节性变化和年际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的季节性均不强,其中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性相对较强。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模式均呈“四峰”型,但是港澳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曲线呈现明显的“双W”型,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曲线则呈现明显的“双M”型;②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市场仍是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但是其占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份额呈下降趋势;③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受国际旅游环境和国内旅游环境的双重影响,其中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受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更显著,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市场受中国大陆危机事件的影响更显著;④港澳台入境旅游流季节性变化受自然因素影响不大,主要受制度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中的公共假期因素是影响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年内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s Inbound Tourist Flows .
旅游流时间特征研究是旅游地规划、市场营销和景区容量管理的基础。本文以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为研究对象,应用快速样本聚类法、基尼系数、季节变动指数和年际变动指数对1997年-2010年间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的季节性变化和年际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的季节性均不强,其中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性相对较强。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模式均呈“四峰”型,但是港澳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曲线呈现明显的“双W”型,台湾入境旅游流季节分布曲线则呈现明显的“双M”型;②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市场仍是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但是其占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份额呈下降趋势;③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受国际旅游环境和国内旅游环境的双重影响,其中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受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更显著,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市场受中国大陆危机事件的影响更显著;④港澳台入境旅游流季节性变化受自然因素影响不大,主要受制度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中的公共假期因素是影响港澳和台湾入境旅游流年内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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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J].
<p>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 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 年和2010 年的Top1、Top5 和Top10 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p>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t in Major Cities of China .
<p>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 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 年和2010 年的Top1、Top5 和Top10 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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