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
, 林李月
Zhu Yu, Lin Liyue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6-0820-09
收稿日期: 2015-05-28
修回日期: 2015-11-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0-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朱宇（1961-）,男,福建闽清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zhu300@fjnu.edu.cn
展开
摘要
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揭示了中国迄今这方面工作在研究内容、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未来发展,认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历时数据的基础上,分阶段系统考察人口迁移流动各具体环节及相关就业、住房、家庭等特征的时空变化及其机制,填补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缺漏,并把对各单个流迁阶段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这将拓展和深化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相关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temporal aspect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view on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temporal processes of migration and their spatial effects in China. The review suggests that in China’s migration research, som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emporal processes of migration and their spatial effect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temporal factor has been considered in some research concerning migrants’subsequent migration following their first move to the cities, the stepwise reunion for members of migrant split famil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volution of their 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s, and their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or settlement in the cities in the last stage of their migr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review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into various stages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temporal changes in migrants’ livelihood in terms of their employment, housing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The review also suggests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factors affecting migrants’ spatial behavior in the lengthy and multi-stage migration process is inadequate, and that the exploration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is constrained by the lack of individual-level event history data.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 China’s future migration research, more efforts should be devoted to collect event history data relating to the migration process, divide it into various stages,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 detaile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igration stage and the related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in migrants’ employment, housing and families, in order to fill in the gap in understanding the temporal processes of migration. The article further advocates that efforts need to be devoted to integrating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 each specific stage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as a whole.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research as described above will expand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their formulating mechanism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heories.
Keywords：
人口迁移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地理过程之一,并一直是人口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理过程的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在人口迁移流动的宏观空间格局和微观区位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上产生了大量成果。就宏观空间格局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具有从乡村向城镇,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省份迁移流动的鲜明的流向特征,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新疆等边境地区为主的流入区域,以及以中西部、尤其是中部省份为主的主要流出区域[1~6]。就微观区位特征而言,大量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郊区或城郊结合部,城中村是其集居的主要场所[7,8];流动人口还往往通过血缘、宗缘和地缘的纽带与同乡聚居,从而在特定的微观地域形成了独特的乡缘社区[9]。相关研究还分析了上述宏观空间格局和微观区位特征的形成原因,揭示了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理距离、投资等宏观因素,以及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水平、迁移流动人口所在家庭和社区、社会网络等微观因素对迁移流动人口流迁决策、流迁方向和流入地区位选择的影响[3,4,8~14]。这些工作已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这一地理过程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空间特征的认识。
然而应当看到,人口迁移流动的过程包括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但迄今研究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的探索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薄弱环节[15,16]。这一问题在国际上普遍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今中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与许多研究中所刻画、发达国家人口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从乡村迁出后直接在城市定居的过程不同,中国大量的迁移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后长期处在一种在城乡间循环流动的非永久性迁移状态,有着漫长的后续流动过程[15,17~19];在决定最终定居之前,需要经历在暂时迁移和永久定居间长期、复杂的选择和转变过程,其间还伴随着其生存发展状况的两大要素,即就业和居住,以及其家庭特征的相应变化①[15,20~22]( ① 这里我们把迁移流动人口首次离开其家乡到外地工作或生活的事件定义为初次流动,将他们在进入首个流入地后在不同流入地、同一流入地的不同社区和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流动定义为后续流动,将流动人口向其稳定定居地迁移的行为视为其流迁过程的最终定居阶段。
)。这种由初次流动-后续流动-最终定居所构成的人口多阶段流迁有着比迄今文献中所刻画的乡-城迁移远为丰富的空间效应,其中蕴含的大量空间特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有待揭示[15,16,23]。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这种时间过程的具体环节、演变规律、空间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远未得以充分揭示。这不仅使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认识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重要缺漏,而且也影响了对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认识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拟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评估迄今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和机制研究的进展,剖析其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不足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科学问题,希望这一工作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85年Ravenstein所发表《人口迁移规律》一文[24],由此所产生的逐步迁移（step-wise migration）的概念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25]。但整体而言,由于受到相关数据的限制,这方面研究并未在人口迁移流动、尤其是乡城迁移的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期主导人口乡城迁移研究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托达罗理论并未把人口的乡城迁移视为一个在空间上分步完成的过程[26,27],人口乡城迁移的空间效应也被简化为人口在乡村和城市2个空间单元间的简单移位。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学者在对其城市内部人口居住迁移和城市间迁移的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对认识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和相关理论、方法。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与家庭生命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相联系,认为家庭在其生命过程中都将经历一系列因新的住房需求而导致的在不同社区或地区间的移动[28]。Rossi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在1955年对费城城市社区人口居住迁移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在这一理论中,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依其户主离开父母求学或开始第一份工作、结婚、生育、家庭规模的变化、夫妻分居或离异、家庭成员死亡、子女的离去、以及夫妻退休等事件而分为有序的不同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所发生的生命事件将引起住房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家庭成员的迁移流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这种由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发生的生命事件引起的家庭成员的迁移流动过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预测性,成人期人口都将经历由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所决定的统一的居住迁移轨迹[29]。一些学者在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0]。
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是严格而有序的,家庭结构和特征的变化甚至可以为户主年龄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所代表。这种过于严格的假定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生命过程方法（life course approach）也因此应运而生。与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生命过程方法强调生命事件发生时间和顺序的可变性,认为年龄并不是理解个人生命事件的唯一变量。事实上,当今西方社会成人的生命过程模式是多样化的。随着离婚率的上升,从一而终已不是唯一的婚姻模式,同居和多次婚姻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推迟婚龄,年龄与婚育间的关系也日益松散。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带来了人们在整个成年期生命事件和家庭状况的多样性,并与年龄一起共同决定着家庭的居住迁移。生命过程方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强调社会背景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认为不同的人口群体有其特有的生活状况和经历,并因此形成不同的迁移轨迹[28,29,31]。显然,生命过程方法的提出和发展使发达国家对人口居住迁移时间过程的研究更为全面、准确和深入。
此外,西方学者还将主要因居住变动引起的短距离迁移与主要因就业变动引起的长距离迁移相联系,探讨由两者组合而形成的人口迁移的时间过程。这些研究表明,许多家庭因为其成员就业或其它原因而发生长距离迁移时,由于对迁入地缺乏了解,往往需要在迁入城市进行后续的短距离迁移以调整其居住区位[32]。同时,对迁入地知识的缺乏使不少长距离迁移者的首次迁移可能失败,从而引发另一次长距离迁移,及随之而来的调整性短距离迁移[33]。这些研究都表明,许多西方社会的人口迁移也需要经历一个多阶段的复杂时间过程。西方学者早已致力于对这种迁移过程的定量分析,对迁移者在每个迁入地滞留的时长和离开前一个迁入地前往下一个迁入地的时点做出了详细准确的刻画（如Odland and Shumway[31]）。尽管这些工作主要考察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的现象,它们对研究中国当今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还是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发达国家对人口迁移时间过程的研究聚焦于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迁移过程不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迄今乡村-城市人口迁移流动仍在相关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研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些侧面涉及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 将时间因素纳入对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的考察之中,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阶段研究。如蔡昉[34]将中国劳动力迁移分为从迁出地转移出来和在迁入地定居2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劳动力的迁移过程及其制度障碍。刘建波等[35]在有限数据的基础上,对19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的二次迁移进行了定量考察和分析,得出二次迁移者有很多不同于一般迁移者的特征,而且回归迁移者的特点更鲜明的结论。朱宝树和任远的研究则发现,流入地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有着后续流动行为,他们在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以后将返回流出地或再次迁移;而定居城镇也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已滞留时间越长,其继续滞留的可能性就越大[36~39]。张翼的研究也表明,流动人口的户口迁移意愿与其流动时间密切相关,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城市生活与工作时间越长,其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意愿就越强烈[40]。一些研究还初步考察了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以及省内、省际流动的地位随流动次数的增加而发生的变化[41~44]。近年来还有少数学者涉足流动人口进城后的就业流动这一领域,其工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口迁移流动后续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41,45]。这些研究都表明,迁移流动人口的流迁行为是一时间的函数,其自身特征、在流入地的去留及由此导致的空间分布的演变都与其所处的流迁阶段有关。
2） 对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分离家庭成员的空间组合及其演变的初步研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迁移流动与重新定居是2个相互联系但在时间上分离的过程,处于非定居状态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与一个流出地和一个或多个流入地相关的多重地域归属。迁移流动人口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往往在迁出地留守,即使全家最终迁往他乡,家庭中不同成员的迁移流动过程也不是同步的,并因此使得分离家庭（split family）及其跨地区生计（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分离家庭成员间的空间组合及其变化成为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1,46]。在中国,近年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进程的加快,这方面的研究也已引起重视。如杨菊华和陈传波[47]、盛亦男[48]、侯佳伟[49]的研究都表明,中国流动人口中分离家庭成员的团聚具有梯次性,流动家庭的成员一般分批次到达流入地。Fan等[21]的研究则表明,分离家庭是迁移流动人口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流入地和流出地资源而做出的有意识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他们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分离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地在流入地共同生活的现象,但他们认为这还只是分离家庭成员内部劳动分工的重新安排,而不是流动人口从暂时迁移向永久迁移的转变。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出地和流入地间就学地选择行为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如梁宏、任焰[50]）。显然,流动人口的多重地域归属和分离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分离和重聚过程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并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3） 进入21世纪以来,对迁移流动人口定居或回流趋势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尽管由于数据上的原因,学者们还难以对回流人口的规模做出令人满意的估计,但他们的工作无疑确证了回流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地位[51~54]。一些研究在回流人口的特征上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认为回流人口有着年龄较大、已婚、男性、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配偶未发生迁移等特征[52~54],而这些特征与一般迁移流动人口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些重要区别。与对回流人口的研究相对应,近年来对迁移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意愿和行为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如蔡禾[55];Zhu[23];Zhu and Chen[15];张翼[40]）。尽管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但在不同程度上都证实了迁移流动人口长期流迁后在流迁方向上所形成的在定居、回流和继续保持流动上的三维分化,并初步揭示了影响迁移流动人口这种多元分化的因素,其中一些结果,如定居意愿较高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年轻、未婚、女性等人口学特征的结论,恰与对回流人口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上述研究为人们认识迁移流动人口在其流迁过程最后阶段的空间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打下了重要基础。
由前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时间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迄今研究也已或多或少地引入这个因素,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某些阶段和某些侧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整体而言,迄今研究还远未完整深入地揭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这主要表现在：
1） 缺乏对各流迁阶段人口迁移流动的具体环节和演变规律,以及由此引发的就业、居住和家庭特征时空变化的完整、系统和深入的探讨。由于缺乏能全面反映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的相关历时数据,迄今文献中关于是否迁移、迁往何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考察的大都是调查时点上的相关状况（如段成荣[11];高更和等[14];刘家强等[56]）,仅有个别研究专门考察迁移流动人口初次流动行为和流向的工作[45]。一些研究虽已认识到迁移流动人口后续流动的可能性并通过追溯性调查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如田明[43];林李月、朱宇[44]）,但其分析仍较粗糙,主要侧重于利用流动频数、频率、平均居留时间等指标刻画迁移流动人口后续流动过程的平均状况,缺乏对后续流动过程随时间变化规律的探讨和对迁移流动人口在此过程中主要就业、居住特征时空变化的详细刻画,以及对整个家庭生命周期过程中家庭成员迁移流动过程变化规律的研究,而在基于严格的概率抽样方法获得的数据基础上进行的这方面研究则更为缺乏。在跟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迁移流动人口后续流动的进一步演变（尤其是向在流入地定居或回流定居的实际转变过程）及其时空特征作专门考察的工作也十分鲜见。此外,迄今研究在分离家庭成员空间重聚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机制上尚未达成一致认识,对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分离家庭成员的跨地区生计也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更为重要的是,迄今对人口迁移流动某些环节的研究往往是在互不关联的情况下分别进行的,缺乏将人口流迁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演变规律的工作,更缺乏在国际对比的背景下对多阶段人口流迁过程演变规律的审视。
2） 对不同流迁阶段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的特点及其变化的研究还受到相关数据的限制。迄今大量对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的研究使用的是通过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统计得到的宏观合计数据,由此得到的是处于不同流迁阶段的迁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平均状况。而处于不同流迁阶段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不同的空间行为特征,需要通过分析能够识别迁移流动时间或阶段的历时数据才能得以揭示。遗憾的是,此类工作受到研究数据的限制[35],迄今仍十分有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不少研究对未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的判断是建立在对前述宏观合计数据所反映的趋势进行外推的基础之上。这种判断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淡化甚至掩盖了迁移流动人口在其流迁过程中在流迁方向上的分化,同时难以及时反映迁移流动人口流迁方向的改变,因此无法准确把握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效应。
3） 尚未全面揭示迁移流动人口在多阶段长期流迁过程中空间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少有涉及对多阶段流迁视角下人口流迁时空过程演变机理的理论意义的探讨。在迄今研究中,迁移流动人口在城乡间长期的循环流动和非定居状态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所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产物（如蔡昉[34];陶然、徐志刚[57]）。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的特例,它在没有与中国类似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大量存在,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必须在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中予以进一步揭示[17,21,46]。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一些阻碍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制度已经消亡或大为减弱,然而迁移流动人口在城乡间保持长期循环流动和非定居状态的意愿和行为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5,22,23,40]。而笔者近期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迁移流动人口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高度集中的状况,是造成他们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和定居意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一因素对迁移流动人口在定居和非定居状态间选择和转变的制约作用在迄今的研究中仍受到忽视[22,58]。同时,迄今大部分研究仍是在推拉理论[59,60]、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和托达罗模型[26,27]、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61]、新迁移经济学理论[62]等经典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过程。尽管上述理论对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未能完整地解释迁移流动人口在不同流迁阶段的行为和决策及其变化。如林李月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在流迁过程的初期,人力资本、经济理性、家庭特征和户籍制度都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流动行为决策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和流动经历的增加,经济理性、家庭特征和户籍制度的作用逐渐减弱,社会理性等因素开始发挥作用[63]。上述各种影响因素在人口流迁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也是多阶段流迁视角下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将其纳入人口迁移流动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而改进对人口迁移流动不同阶段和整体过程的理论解释,对人口迁移流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迄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加强对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的分阶段研究,完整考察由初次流动-后续流动-最终定居所构成的人口多阶段流迁的时间过程,揭示其具体环节和演变规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空间效应。今后研究要通过追溯性调查分阶段重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尤其要重视对迁移流动人口后续城市间流动和最终定居阶段的动向及其空间效应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入城镇化进程的中后期,人口的乡城迁移将趋于减缓,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也将减弱。事实上,根据Zelinsky[64]的人口移动转变理论和前述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乡城迁移趋缓之后,人口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迁移流动将趋于上升,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是否也将经历这一转变是一值得密切关注的动向。同时,中国近年来已出现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向流出地回流的现象,其发展趋势也需要予以密切观察。显然,在基于宏观合计数据和单个调查时点数据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都无法达到上述目的,只有加强对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的分阶段研究,尤其是后续流动和最终定居阶段的研究,才能在上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上做出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将对单个阶段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行为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其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揭示人口多阶段流迁时空过程的发展演变规律。
2） 将迁移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家庭成员的空间配置以及家庭跨地区生计在流迁过程中的变化纳入研究框架,以反映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的全貌及其空间效应。这些变化都是人口迁移流动整体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纳入研究框架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而且也有助于更为深刻地把握这一过程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前述发达国家对居住迁移的研究和对长距离迁移和短距离迁移间组合状况的研究就是鲜明的例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迁移流动人口的跨地区生计特征及其演变是影响其未来迁移流动动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因素的作用及其变化更需引起关注。
3） 组织回顾性调查和长期跟踪调查,以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的历时数据,并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动态分析。近几年,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已有一些学者在回顾性调查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过程进行初步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粗糙,相关数据收集方法还需要予以进一步改进,以获得人口迁移流动在时间过程和生计特征上的完整信息,而后通过生存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动态分析。同时还应当看到,上述调查大部分是地区性的,其中一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率性抽样调查,适时组织对全国迁移流动人口有代表性的回顾性调查和长期跟踪调查也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跟踪调查基础上对迁移流动人口进行的研究在中国十分薄弱,今后尤其需要倡导和加强。在这方面,前述发达国家在家庭生命过程的框架下考察家庭及其成员迁移过程的工作是值得借鉴的。事实上,来自农村的中国流动人口的打工生涯也有着随年龄变化的生命周期,组织这方面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对于完整地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4） 在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改进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理论。应当看到,前述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所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城镇化进程已接近尾声甚至完成后的情况,针对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的研究在国际上仍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则更为缺乏。同时,迄今国际上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理论所解释的都是一种其时间过程已被高度简化的现象;在多阶段流迁的视角下,对比、分析不同流迁阶段迁移流动人口主要空间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揭示现有理论在此视角下的不足,进而发展适合不同阶段迁移流动人口主要空间行为及其演变的综合理论框架,无疑将是中国人口地理学者在国际上能为相关理论的改进、丰富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研究还必须打破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过程“特例化”的倾向[17],加强国际合作和对比研究,在更为宽广的空间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演变中概括和总结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的发展演变规律,并将中国所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与在发展中国普遍发生作用的流动人口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家庭策略、以及其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特征和二元分割等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影响因素的全面认识,为人口迁移流动流动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J].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04.00024.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uses tabulations from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along with a micro-level data sample from the census to provide a pictur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migrants without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hukou ), a statu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s. By 2000, the siz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had grown to nearly 79 million, if that category is defined as migrants who moved between provinces or counties and resided at their destinations for six months or more. Intra-county floating migration is similarly large, contributing another 66 million to the siz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moving as reported by migrant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noted.
|
| [2] |
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5.01.012 URL Magsci 摘要
<p>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异性,以及不同原因的流场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部塌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口省际迁移的辐合流场与辐散流场在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的迁移辐合中心;东北与山东的对流渐趋消失,西北取代东北成为非沿海区域新的人口引力中心;以秦岭－淮河线东段和黑河－腾冲线南段为界,人口迁移分裂为东南和西北两大“流域”。就业迁移的优势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第一动力;婚姻迁移的主流方向是西南贫困山区指向华东农村,形成了西南“喀斯特新娘输出区”。</p>
Cheng Danming et al. Areal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5.01.012 URL Magsci 摘要
<p>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异性,以及不同原因的流场新模式。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部塌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口省际迁移的辐合流场与辐散流场在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大的迁移辐合中心;东北与山东的对流渐趋消失,西北取代东北成为非沿海区域新的人口引力中心;以秦岭－淮河线东段和黑河－腾冲线南段为界,人口迁移分裂为东南和西北两大“流域”。就业迁移的优势程度在进一步加大,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人口和人才流动的第一动力;婚姻迁移的主流方向是西南贫困山区指向华东农村,形成了西南“喀斯特新娘输出区”。</p>
|
| [3] |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J].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2005.0047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ntil recently, migration has had a limited role to play in China's space economy because of central-planning logic and mechanisms. Mobility increase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call for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migration. Us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data from China's 1990 and 2000 censuses, I analyze migration rates, migration effectiveness, population growth, net migration flows, and spatial focusing of migration. The analysis supports the notions that migr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effective factor of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at it ha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documente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been less well addressed in the case of China. Regional diverg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90s was accompanied by a marked increase i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sharply concentrated migration flows, especially from relatively poor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to the rapidly growing eastern reg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gration theories that draw from experiences of capitalist economies may be of increased relevance to China.
|
| [4] |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J].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year 2000 and 201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
| [5] |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7.05.002 URL Magsci 摘要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Future tren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7.05.002 URL Magsci 摘要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
| [6] |
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研究 [J].
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区域、省份、城市等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从区域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省份,前5个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区)吸纳了全国一半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城市,表现出突出的极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由35个左右城市构成的沿海城市带,它们吸收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集中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此乃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
Trends in destination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区域、省份、城市等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从区域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省份,前5个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区)吸纳了全国一半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城市,表现出突出的极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由35个左右城市构成的沿海城市带,它们吸收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集中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此乃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
|
| [7] |
城市农民工的分布、居住与社会融合——以上海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5.04.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与城市本地居民"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农民工在迁入城市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界面"的大小和交流机会的多少;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社会差异的大小及相互融合的程度.
The distribution, living,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5.04.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与城市本地居民"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农民工在迁入城市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界面"的大小和交流机会的多少;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社会差异的大小及相互融合的程度.
|
| [8] |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p>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A study of the 6th censu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p>
|
| [9] |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30(10): 191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湖北村"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
|
| [10] |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 [J].URL 摘要
１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形成日益高涨的浪潮。本文认为，中国目前迁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而改革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为迁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对人口迁移特征的分析表明，这个迁移过程是符合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规律的，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并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和可能的政策取向。
The causes, trends and policies of migration and flow. URL 摘要
１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形成日益高涨的浪潮。本文认为，中国目前迁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而改革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为迁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对人口迁移特征的分析表明，这个迁移过程是符合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规律的，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并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和可能的政策取向。
|
| [11] |
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1.0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一个人作出迁移的决定之后 ,还需要作出向何处迁移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过程缺乏研究。本文利用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人口迁移分析矩阵 ,探讨了对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过程进行分析的实现方法
Factors influencing choices of in-migrant places i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1.0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一个人作出迁移的决定之后 ,还需要作出向何处迁移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过程缺乏研究。本文利用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人口迁移分析矩阵 ,探讨了对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过程进行分析的实现方法
|
| [12] |
A study of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J].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02)00013-9 URL Magsci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Since the early 1980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have moved into Chinese cities. Most rural migrants are not granted perman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city and are only registered temporarily.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refers to such rural migrants. They have a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do not enjoy many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served for the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Due to thei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ousing conditions for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is poor. The current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has entirely focused on the local urban residents while the needs of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have been overlooked. How do the rural migrants make a living in Chinese cities? How are cities accommodating this large temporary population? What kind of policies might be adopted to manage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ituations, and the causes of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China.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is also discussed.</p>
|
| [13] |
|
| [14] |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0906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p>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ment location choice for farm households in agriculture area of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for three sampling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1/yj200906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p>
|
| [15] |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J].https://doi.org/10.1002/psp.544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wo surveys conduct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6 and 2002 to examine the recent situ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flow.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has increased, the places of origin remain important final destinat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their circulating process and looking for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citie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and their real action to do so, and that they are cautious in turning such intention into immediate act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a set of complex determinants for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and indicates that female, young, unmarried, better educated, non-production workers, and Fujian-origin membe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Having non-agricultural Hukou status,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longer working contracts,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 higher administrative status and bigger population size of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r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onitor and understand this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Copyright 漏 2009 John Wiley & Sons, Ltd.
|
| [16] |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J].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Mobility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ocial protection: Moving from "urban inclusion" to "social inclusion".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
| [17] |
国外对非永久性迁移的研究及其对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启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4.03.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循环流动等非永久性人口迁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及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我国还少有对有关文献的介绍和评论。本文就非永久性迁移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外的有关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作者在福建省对流动人口所作的若干调查 ,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重新审视了我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Overseas research on non-permanent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ssu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4.03.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循环流动等非永久性人口迁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及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我国还少有对有关文献的介绍和评论。本文就非永久性迁移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外的有关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作者在福建省对流动人口所作的若干调查 ,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重新审视了我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
| [18] |
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 [J].
文章从假设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出发,建立了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根据模型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通过分析和计算三类农户四种劳动配置净收益和相应的约束条件,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中国乡城迁移的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的预测.
Analizing the process and predicting the trend of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
文章从假设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出发,建立了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根据模型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通过分析和计算三类农户四种劳动配置净收益和相应的约束条件,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中国乡城迁移的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的预测.
|
| [19] |
Living in two worlds: 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 arrangement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J]. |
| [20] |
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极为特殊,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集团.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城市化模型解释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殊性,并为打通中国城市化推进的瓶颈、解决庞大外来人口集团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政策思路.以上海为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就业"生态"及其在社会生态金字塔中的"生态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相对恶化,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乡"差异呈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社会稳定.据提出的城市化新模型和对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的实证结论,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中国推进社会融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思路.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immigrants in Shanghai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极为特殊,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集团.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城市化模型解释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殊性,并为打通中国城市化推进的瓶颈、解决庞大外来人口集团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政策思路.以上海为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就业"生态"及其在社会生态金字塔中的"生态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相对恶化,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乡"差异呈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社会稳定.据提出的城市化新模型和对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的实证结论,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中国推进社会融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思路.
|
| [21] |
ZhengSiqi. Migra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A comparison of sole, couple, and family migrants in Beijing,China [J].https://doi.org/10.1068/a4412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e practice of split households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has persiste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three forms of split households, differentiated by whether the migrant's spouse and children are left behind or have joined the migrant: sole migration, couple migr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Our survey of fifty chengzhongcun (urban villages) in Beijing conducted in 2008 shows that couple migr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are outcomes of rural Chinese actively rearranging their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order to maximize earnings from urban work opportunities. Migrants' decision to leave the children behind or to bring them along depends on the children's age and whether migrants' parents are available to help.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more household members in the city signals neither stronger intention to stay nor greater trust in the host society.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inking about migrants as circulators and thinking about migration, including family migration, as not necessarily a prelude to permanent settlement. They also underscore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experiences of long-term split households, a discourse that has received much less attention than one that assumes that a family lives together most of the time.
|
| [22] |
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J].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 migrants: Based on a survey in Fujian Province.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
| [23] |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6.04.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mobile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Most of its members take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doubl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ial status. In recent years,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m>Hukou</em>) system,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an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uch reform has been limited. Bas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result of not only the <em>Hukou</em> system, but als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for temporary migrants, the household strategy of migrants to diversify and maximiz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pread economic risk, and certain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draws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calling for policies not only to facilitat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the cities but also catering for their needs arising from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s.</p>
|
| [24] |
|
| [25] |
Step-wise migration: 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the mechanism [J].https://doi.org/10.2307/25450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re exists a state of confusion in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over the concept of step-wise migration. Inconsistencies occur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scale at which the process operates and there are a host of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step-wise progress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tep-wise migration that appears consistent from both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oints of view. (authors)
|
| [26]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957.1954.tb00021.x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Written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etermine what can be made of the classical framework in solving problems of distribution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first in a closed and then in an open economy. The purpose is to bring the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writers up to dat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and to see if it helps facilit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large areas of the earth. The 1st task is to elaborate the assumption of an unlimited labor supply and by establishing that it is a useful assumption. The objective is merely to elaborate a different framework for those countries which the 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assumptions do not fit. In the 1st place an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may be said to exist in those countries where population is so large relative to capi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at there are larg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here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is negligible zero or even negative. Several writers have drawn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such "disguised" unemploy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f unlimited labor is available while capital is scarce it is known from the 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 that the capital should not be spread thinly over all the labor. Only so much labor should be used with capital as will reduce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to zero. The key to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expansion is the use that is made of the capitalist surplus. In so far as this is reinvested in creating new capital the capital sector expands taking more people into capitalist employment out of the subsistence sector. The surplus is then larger still and capital formation is still greater and so the process continues until the labor surplus disappears. 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a community which was previously saving and investing 4 or 5%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less converts itself into an economy where voluntary saving is running at about 12-15% of national income or more. This is the crucial problem because the central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lu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capital). Much of the plau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people save more because they have more to save. The model used here states that if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are available at a constant real wage and if any part of profits is reinvested in productive capacity profits will grow continuously relative to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 will also grow relatively to the national income. As capitalists also create capital as a result of a net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money particularly bank credi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ccount of this. Governments affect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many ways and not least by the inflations which they experience. The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sector may be stopped because the price of subsistence goods rises or because the price is not falling as fast as subsistence productivity per head is rising or because capitalist workers raise their subsistence standards.
|
| [27] |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
| [28] |
Famil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 course [J].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07.17.2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Significant changes in family composition in the past quarter-century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life-course outcomes embedded in these family change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migratory and mobility pattern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e classic distinction between long-distance/employment and short-distance/housing-related moves may be eroding. Patterns of movement appear much less dichotomous and more diverse as family structures become more diverse. Using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suggested relatively simple links between long-distance and short-distance moves,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Moreover, there is much more unintended movement at both migratory and mobility scales suggesting the economic models of employment migration may be missing important family dynamics in the migration mobility process.
|
| [29] |
McManus P A.Geographical mo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https://doi.org/10.1002/psp.5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Studies of geographical mobility are typically divided into studie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which are assumed to be motivated by family factors, and studies of migration, which are assumed to be motivated by the opportunities for realising economic gains as a result of the move. We use a life course approach and data from the 1999鈥2005 March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of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age trajectories of both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 among American adults. We find that mobility trajectories and motivations for moves vary by economic status and family status; that quality of life motivations and family factors account for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long-distance as well as short-distance moves; and that both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family and employment changes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move. Copyright 漏 2008 John Wiley & Sons, Ltd.
|
| [30] |
|
| [31] |
Interdependencies in the timing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events [J].https://doi.org/10.1007/BF0143427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Methods for examining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the timing of migration events and other major events in the life histories of individuals are presented. Individual locational histories are treated as realizations of discrete-state, continuous-time random variables, with migration or mobility events corresponding to transitions between states. The timing of migration is compared to the timing of other transitions in individual life histories, including changes in household organization and labor force status, by investigating the durations of time separating the two kinds of transition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are carried out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
| [32] |
Linking local mobility rates to migration rates:Repeat movers and place effects. [ |
| [33] |
Linking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ffects in British housing markets [J].https://doi.org/10.1080/0034340420002409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lark W. A. V. and Huang Y. (2004) Linking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ffects in housing markets in the UK, Regional Studies38, 617-628. Most migration work continues to separate long- and short-distance moves and their outcomes, but clearly, they are part of a complex process of relocation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While we know that long-distance moves are largely driven by labour market differences and moves at the local scale are the way in which households translate those long-distance moves into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local housing markets,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and their likelihoods. Som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long-distance moves are followed by local adjustment moves at an early point after the relocation. This paper evaluates those empirical find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ritish housing market. It takes up a number of previously unexamined issues related to these linkages and to the timing of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moves....
|
| [34] |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 [J].Two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migration. |
| [35] |
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4.04.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采用嵌套Logit模型 ,考察和分析1 9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一般迁移、再迁移和回归迁移的考察分析发现 ,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区域经济因素 ,都对其迁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再迁移者明显受到潜在目的地区域环境因素的吸引 ;而回归迁移者对出生地的经济状况敏感程度较弱 ,但个人因素对其迁移选择有较大影响。
Determinant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Nested logit model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4.04.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采用嵌套Logit模型 ,考察和分析1 9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一般迁移、再迁移和回归迁移的考察分析发现 ,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区域经济因素 ,都对其迁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再迁移者明显受到潜在目的地区域环境因素的吸引 ;而回归迁移者对出生地的经济状况敏感程度较弱 ,但个人因素对其迁移选择有较大影响。
|
| [36] |
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滞留与更替——以上海市为例 [J].
以上海市1993年和1988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数据作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趋于缩短,更替强度趋于增强。笔者认为,不同滞留时间的流入人口,都是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乡—城流动人口的总体归宿趋向是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城市流入人口都将以目前所流入的城市为永久居留的归宿;大量跨区域乡—城流动人口都将在流返流出地以后继续完成其城镇化过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新老更替而“永远年轻”的人口群体;人口有序流动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大出路;中国人口变动的活力将进一步体现于新世纪的人口流动。
Stay and replacement of the urban non-nativ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以上海市1993年和1988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数据作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趋于缩短,更替强度趋于增强。笔者认为,不同滞留时间的流入人口,都是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乡—城流动人口的总体归宿趋向是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城市流入人口都将以目前所流入的城市为永久居留的归宿;大量跨区域乡—城流动人口都将在流返流出地以后继续完成其城镇化过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新老更替而“永远年轻”的人口群体;人口有序流动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大出路;中国人口变动的活力将进一步体现于新世纪的人口流动。
|
| [37] |
上海市流入人口滞留态势分析 [J].URL 摘要
本文利用上海市历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上海市流入人口的滞留态势进行类似生命表方法的时期性比较分析，揭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和深层次特点。
The analysi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tranded situation of Shanghai province. URL 摘要
本文利用上海市历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上海市流入人口的滞留态势进行类似生命表方法的时期性比较分析，揭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和深层次特点。
|
| [38] |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881.2006.03.008 URL 摘要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 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 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Gradual precipitation and residence-induced long term residence: Analysis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residence pattern in urba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881.2006.03.008 URL 摘要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 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 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
| [39] |
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7.03.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流动人口居留行为研究的意义推拉模型的分析、以及大量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发生,但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完成。实际上多数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逐步地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形成一种非永久定居的移民。从城市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逐步地沉淀下来的。同时,他们的居留行为表现出“居留决定居留”的特点,也就是居留时间越长,就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产生了新的判断。五普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是36%,而考虑到1.4亿的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多数是
Patterns of sta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hanges and urban managemen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7.03.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流动人口居留行为研究的意义推拉模型的分析、以及大量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发生,但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完成。实际上多数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逐步地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形成一种非永久定居的移民。从城市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逐步地沉淀下来的。同时,他们的居留行为表现出“居留决定居留”的特点,也就是居留时间越长,就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产生了新的判断。五普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是36%,而考虑到1.4亿的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多数是
|
| [40] |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J].
文章通过对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1）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 户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只有10%左右愿意转为非农户口。（2）＂为了孩子的教育与升学＂是少数农民工愿意转户的主要原因。（3）＂想保留承包 地＂是大多数农民工不愿转户的主要原因。（4）在转为非农户口这一问题上,80前与80后农民工不存在显著区别。由此作者认为,推进城镇化的优选之路是＂ 常住化城镇化＂而非＂户籍化城镇化＂;要在不强迫改变农民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市民;应给予进城的＂80前＂与＂80后＂同等重要的政策 关注。深层城镇化的政策配置重点,应是＂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配置的均等化＂,而不是强化户籍的制度区隔功能。
Migrant workers' willing of hukou register and policy choice of China urbanization.
文章通过对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1）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 户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只有10%左右愿意转为非农户口。（2）＂为了孩子的教育与升学＂是少数农民工愿意转户的主要原因。（3）＂想保留承包 地＂是大多数农民工不愿转户的主要原因。（4）在转为非农户口这一问题上,80前与80后农民工不存在显著区别。由此作者认为,推进城镇化的优选之路是＂ 常住化城镇化＂而非＂户籍化城镇化＂;要在不强迫改变农民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市民;应给予进城的＂80前＂与＂80后＂同等重要的政策 关注。深层城镇化的政策配置重点,应是＂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配置的均等化＂,而不是强化户籍的制度区隔功能。
|
| [41] |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J].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Inverted U-shaped Trajectory and the Social Mo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
| [42] |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J].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addering migra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
| [43] |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J].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The migration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cross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
| [44] |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J].
<p>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p>
The space-time paths of the migrants' mobility across cities and their gender difference: Based on a survey in Fujian province.
<p>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p>
|
| [45] |
流动人口初职时间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J].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migrants' duration of the first job and its determinants: Case studies of Fujian province. |
| [46] |
A new paradigm of urban transition: Tracing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s [J].
The conventional paradigm of urban transition assumed that migrants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a once- in-a-lifetime decision to leave their home village and to settle in the city and that, by the second genera- tion at the latest, the transition from a rural to an urban lifestyle would be complete. This model, however, does not hold true for Africa, Asia and parts of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dica- tions are that seasonal, circular and other forms of temporary migration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type of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key element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he urban transition is the concept of multi-locational house- holds. These households consciously live in two locations, a rural and an urban one, which are often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Tentatively, a typology of three distinct forms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i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namely a) 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which economic reciprocity is the dominant feature; b) strategies in which, in addition to the material flows, the exchange of non- material servi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
| [47] |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3.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特征。人口流动模式存在家庭式和非家庭式流动双峰并存的特点；家庭成员多分批达到流入地，家庭团聚具有梯次性。但是，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批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折射出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门槛或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
The process of familization of migra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3.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特征。人口流动模式存在家庭式和非家庭式流动双峰并存的特点；家庭成员多分批达到流入地，家庭团聚具有梯次性。但是，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批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折射出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门槛或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
|
| [48] |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4.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 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 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 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 定居。
The determinants of whole family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behaviors decis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4.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 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 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 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 定居。
|
| [49] |
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 [J].
近年来,人口流动家庭化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显著特点之一,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已经相对提高了很多,71.9%的家庭户已经全部成员入京。2000年进入家庭化的鼎盛期,人们不再单身外出,或是举家同迁,或是接亲属入京。流动人口外出后平均约三年可接来一批亲属。随着时间的推进,流动人口家庭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受教育程度越高,一次性迁入的可能性越小,但是接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性增大,它们的间隔时间缩短。此外,第一批"当家人"的来京时年龄及其家庭规模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individual factors.
近年来,人口流动家庭化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显著特点之一,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已经相对提高了很多,71.9%的家庭户已经全部成员入京。2000年进入家庭化的鼎盛期,人们不再单身外出,或是举家同迁,或是接亲属入京。流动人口外出后平均约三年可接来一批亲属。随着时间的推进,流动人口家庭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受教育程度越高,一次性迁入的可能性越小,但是接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性增大,它们的间隔时间缩短。此外,第一批"当家人"的来京时年龄及其家庭规模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
| [50] |
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J].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Being migration or being left behind: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of children of the peasant workers.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
| [51] |
Urban labo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J]. |
| [52] |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https://doi.org/10.1006/jcec.2002.178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Return migr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ural to 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Using recent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return migrant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return migration is of limited scale and out-migration is still dominant. Second, both push and pull factors affect the return decision. Third, return migrants invest significantly more in productive farm assets but are no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local nonfarm activities than are nonmigrants and migra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turn migrant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em>J. Comp. Econ.</em>, June 2002, <strong class="boldFont">30</strong>(2), pp. 376–394.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m>© 2002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Science (USA). All rights reserved.</em></p><p id=""><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em> Classification Numbers: J61, J24, R23.</p>
|
| [53] |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3.012 URL Magsci 摘要
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Fifth Census Dat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3.012 URL Magsci 摘要
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
| [54] |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J].https://doi.org/10.1068/a3742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urban – 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success – failure dichotomy approach used for analyzing return migration is inadequate and that it must be expanded to address better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Us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Sichuan and Anhui provinces, we analyze the selectivity of return migrants and their reasons for return, focusing not only on how returnees compare with continuing migrants, but also on their decisionmaking.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eturnees are negatively selected among migrants and suggests that failure migrants are more prevalent than are typically portray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results also highlight family demand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etur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grant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inferiority in the city undermines their likelihood to succeed in the destination and reinforces their desire to return when family needs arise. Our analys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optimism of existing studies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return migrants in China’s countryside.
|
| [55] |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分析 [J].A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permanent migration intentions. |
| [56] |
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J].
文章利用多项选择Logit(MNL)模型，通过2009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3.67%；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技能优势主要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越高、非农收入比值越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低;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此外，人均耕地、就业途径、居住地类型、交通便利度以及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Factors affecting decision on employment destination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文章利用多项选择Logit(MNL)模型，通过2009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3.67%；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技能优势主要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越高、非农收入比值越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低;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此外，人均耕地、就业途径、居住地类型、交通便利度以及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
| [57] |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 [J].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Urbanization, rural land system and migrant's social security.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
| [58]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Insights from a survey in Fujian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3.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migrants in Fujian Province, a major migrant destin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a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pictu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and their differences from and similarities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migrants. While the paper confirms som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s of migrants in th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 attitudes,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are often exaggerated by some popular perceptions of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ir readiness for integration into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in these aspects.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modelling also suggest that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per se plays insignificant roles in determining migrants' situation in the cit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wo structural factors,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rural鈥搖rban disparity and the dominance of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economy, constrain mor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that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
| [59] |
|
| [60] |
A theory of migration [J]. |
| [61] |
|
| [62] |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BSTRACT
|
| [63] |
女性流动人口流迁的时空过程与其分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rocesses and their diversification of women migrants' mobility: The case of Fujian Province. |
| [64] |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J].https://doi.org/10.2307/21399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ynthesizing methyl orange in the laboratory is low temperature two-step method.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For example,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and it is exhausting,time consuming and low productivity.At the room temperature,methyl orange can be synthesized by one-step method.The result shows that if we add p-aminobenzenesulfonic acid,sodium nitrite and water into the reactor at once on room temperature firstly,stir the solution as we add the N,N-dimethylaniline secondly,then stirring the solution 20 minutes for reaction thirdly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this method could be 85%.Through testing infra-red spectrum of product made by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ethods,it can find that the spectrum lines are in substantially agreement.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