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辉
, 法念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Deng Hui, Fa Nianzhen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7-1008-09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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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邓辉（1964-）,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E-mail：denghui@urba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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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城市形态发生学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调查,结合古地图、航片、遥感影像等资料,对河南商丘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复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归德府古城呈圆形的外边缘带,与呈方形的内边缘带,分别修筑于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外圆内方”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城市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作用。归德府城市形态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并不一致,其中外郭城的变化最大,内城的变化相对较小,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基本与清代的格局一致。内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棋盘格式街道格局、标志性建筑物（如文庙、府学等）,以及少量的呈点片状分布的古建筑和民居,构成了归德府城市形态主体,在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值得特别关注和保护。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pot, using historical records,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cient maps, aerial photographs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is article has re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the urban morphology of ancient prefecture city, Guidefu (Shangqiu) in Henan, from the angle of urban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Guide City has a circular outer edge and a square inner edge, buil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had different functions, which means that the special form of Guide City “round outside but square inside” in fact is the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flection of time changes, while it is not a simple product of “Feng-shui” thought. The changes of parts of the urban morphology of Guide City do not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 outer part of the city changed a lot while the inner city changed less, and the streets and blocks in the city are nearly the same as it was in Qing Dynasty. The urban morphology and scale of Guide City represent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fecture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ulture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Central China, typical and unique. The walls-gates-moat, the chessboard street pattern, landmark building, such as Confucius' temple, and ancient residence distributed in dots and patches, constitute the main morphology of the ancient Guide City, and deserve special concern and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Guide City to develop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planners should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urba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ancient c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内部文化功能区的物质形式,如街道宽窄、街道格局、街区组合、地块结构、建筑形式、建筑组合、城墙城门等。城市形态反映了城市营造者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吉米· 怀特汉德（Jeremy Whitehand）认为,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发轫于19世纪末的德国景观地理学[1]。20世纪60年代,德裔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康泽恩（M R G Conzen）将德国地理学的形态学研究方法引入到英国的历史城镇研究工作中,其关于诺森伯兰郡安尼克古城的城市形态学研究,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成为康泽恩学派的典范之作[2]。康泽恩认为,城市形态主要由街道（streets）、街区（blocks）、地块（plots）、建筑纹理（building fabric）、边缘带（fringe belts）及固结线（fixation line）等形态要素构成,研究这些形态要素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相互关系,是城市形态学的核心。
除了重视城市形态的平面格局（town plan）分析,康泽恩还格外重视对城市形态及其组成要素的变化过程的研究,即发生学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安尼克的城市形态学案例研究,充分体现了康恩泽的这些形态学研究的思想。1986年,康泽恩进一步提出了城市形态发生学（urban morphogenesis）的概念。他认为,城市形态发生学关注的是城镇景观的形态变化过程,而城市形态在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过程,往往是由于当地城镇社会群体或个人处于在功能上或环境上的需要而造成的。开展形态学的研究,需要建立一个时间框架作为参照,也就是形态期（morphological periods）序列[3]。这些不同时间阶段的形态期,分别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并与城镇平面格局、建筑与土地类型、功能建筑类型、技术条件等相联系。康恩泽的城市形态发生学概念,将一般意义上城市形态学的三维空间差异与发生学的时间维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四维研究体系。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形态的复原与分析,揭示出城市的变化过程,找出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从而为城市规划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1990年,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在其著作《连续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中也系统阐述了城市形态发生学的概念和含义,并将此概念自始至终地贯穿于这部城市历史地理名著中[4]。
近些年来,康泽恩城市形态学派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和加强,1994年成立了“城市形态国际论坛” （ISU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Form）,目前的参加人员包括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学者。康泽恩城市形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逐步被介绍到中国[5,6],在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受到关注,相关的理论介绍与实践探索论文已有数十篇。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对于康泽恩学派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仅仅看重其三维空间的分析方法,而相对忽略了其发生学,也即时间序列变化的分析。
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的归德府古城,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建城史。它是中原地区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明清时期府级城市,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古地图、航片、遥感影像等资料,运用城市形态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对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时间序列复原与分析,以期深刻了解古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把握其总体形态特征,从而为城市规划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基础参考。
特殊的地理区位,对商丘归德府古城的起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归德府历史上曾被称为睢阳,缘于城市位于睢水之北。历史时期,睢水是一条属于淮河水系的重要河流,与淮水、泗水、菏水等河流相互沟通,构成了淮北平原的河流交通系统。位于商丘归德府古城南侧的睢水（汴水）,向北可以通达黄河,向南可以通达淮河、长江,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之间的联系,成为城市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位条件。
考古调查表明,早在商代,商丘附近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城市[7],东周时期的城市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8]。据《嘉庆重修一统志》[9]记载,商丘在商代为南亳之都,周为宋国,战国属魏,秦置砀郡,汉为梁国。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宋州,大业初复为梁郡。唐武德四年（621年）复为宋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睢阳郡,建中二年（781年）置宣武军节度使。后唐改为归德军。宋为宋州睢阳郡归德军,景德三年（1006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建为南京。金天会八年（1130年）改为归德府并置宣武军,属南京路。元仍为归德府。明洪武初降为归德州,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复升为府。清代因明之旧,设归德府,领州一县七[9]。
现存的归德府古城,其前身是明代洪武二十二年修筑的归德州,位于今归德府古城的南面。明正德六年（1511年）,由于睢水泛滥,老城被淹,城址北移,遂因旧城北墙改筑新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改归德州为归德府。归德府城分别在顺治初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9]。以后,又经过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改造,成为不同时期城市文化景观的复合体。
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分析,商丘归德府城拥有两条城市边缘带,形成其独特的双层空间封闭系统。清康熙《商丘县志》[10]中的“县境图”（图1）,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归德府城的基本形态：归德府城的最外层,是空间形态上近似圆形的护城堤和堤河,构成归德府城市形态的外边缘带（the outer fringe belt）;在外边缘带之内,是形态上呈方形的内城城墙-城门-护城河,构成归德府的内边缘带（the inner fringe belt）。
1.2.1 内边缘带
一般所说的归德府古城,实际上是指归德府的内城。它的城墙-城门-护城河系统构成了归德府城的内边缘带,也就是第一边缘带。
内边缘带是从正德六年以后逐渐修筑的。康熙《商丘县志》记载,归德府老城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圮于水”,正德六年（1511年）“乃徙而北之,今南门即北门故址也”[10]。新城形状近方形,“周长七里二分五厘,共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顶阔二丈,址阔三丈①（① 明清时期度量单位：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里。其中1尺=31.1cm。）。”
归德府新城的城墙早期只是夯土筑成,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将夯土城墙用砖包砌。城墙上开有4门,“东宾阳,西垤泽,南拱阳,北拱辰”。门上建有敌楼,东、南两门各有两楼,北、西两门各有一楼。四门之外,则建瓮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城墙四角增置角楼,共4个,沿城墙修建敌台13个。
此外,归德府城的南墙上还建有2个水门, “水门二：一在南门东,一在南门西”, 水门上也同样建有敌楼。环绕城墙之外,则开挖了护城河,“池距城丈余,阔五丈二尺,深二丈”。城墙、城门、敌楼、敌台、角楼、水门、护城河,共同构成了归德府城的内边缘带,即第一边缘带。
1.2.2 外边缘带
历史上黄河曾不断摆动。从北宋末年到明清时期,黄河从东向西,横扫了淮北平原[11]。归德府所在地,明清时期属于黄泛区,当时分布在这个地区的府、县城市,普遍修筑有护城堤,以抵御黄河河水的泛滥。康熙《商丘县志》载,归德府“城堤距城一里许,围一十六里,阔二丈,址阔六丈一尺”,“人行其上如堤之道路,若黄河冲决,堤防可恃”[10]。这道护城堤平时用作交通道路,洪水来时,则起到防洪堤的作用。此外,明代在归德府护城堤的外侧还开挖了堤河,“距堤丈余,深阔不等” [10]。堤河与护城堤一起,构成了空间形态上近乎圆形的归德府城的外边缘带,即第二边缘带。
明崇祯年间,战乱频仍,大量难民涌入归德府城避难。由于内城空间有限,大部分难民只能滞留在护城堤与内城之间,约有10~20万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为了加强城市防卫,护城堤被包砖,逐渐被改造成为外郭城墙,同时还在这道改筑而成的外郭城墙上开辟了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7个城门（图1）。
从城市形态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构成归德府内城与外郭城的边缘带,不仅形状不同,功能不同,修筑的时间也不同。虽然现在看起来形态上近乎圆形的归德府外郭城墙-堤河,与接近正方形的内城城墙-城门-护城河,构成了归德府城独特的“外圆内方”的城市边缘形态,但实际上它们是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分别修筑的,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现存的明清归德府内城图共有两幅,一幅是康熙《商丘县志》中的“城图”,成图时间大约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另一幅是光绪十九年刻印的《重刻归德府志》中的“归德府城池图”,成图时间大约为乾隆十九年（1754年）年[12]。两图制作时间相近,内容虽小有差异,且均非实测,但内城的基本形态表现得非常清楚。综合分析两图,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绘制出清代归德府内城空间结构复原图（图2）。
康熙《商丘县志》详细记载了归德府内城的街道名称与分布位置[10]。根据历史文献分析,清代归德府内城的大小街道共有88条,具有整齐划一的棋盘格式布局（图2）。街区规模大致分为200 m×200 m和130 m×130 m两类,也有一些不太规范的长方形,大致为130 m×230 m。城内主要街道有4条,分别是从大隅首通向东门的义字一、二街;大隅首北侧通向西门泽字一、二、三街;大隅首通向北门的礼字一、二、三、四街;大隅首通向南门的元字一、二、三、四街。可能是出于军事的考虑,东西走向的义字街、泽字街被有意错开,不在一条直线上。南北走向的礼字四街、元字四街,虽然位于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但由于沿街没有布置重要的建筑物,并没有构成纵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归德府内城没有突出的南北轴线,这一点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明清时期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内部街道、街区、建筑物的布局制度。相对而言,自大隅首至东门的义字一、二街显得比较重要,归德府府衙、府学、文庙、文政书院、税课司都分布在这条街上。位于大隅首以西的老字一、二、三街,也比较重要,分布着废归德府衙、府城隍庙、六忠祠。总体来看,归德府内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主要集中在大隅首周围的核心地区。
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内城“城七里有奇,门四,池广五丈两尺”[9],遥感影像的量算结果为971 m×1 198 m。位于归德府南面不远的夏邑县,“城周五里,门四,池广八尺”[9],遥感影像量算结果为743 m×985 m,比归德府的规模要略小一点。明清时期的陈州府（今淮阳市）,“府城周七里有奇,门四,池广二丈,外有护城堤”[13],遥感影像量算结果为1 272 m×1 025 m。明清时期的曹州府（今菏泽市）,“府城周十二里,门四,池广四丈,……,嘉靖元年环城五里外筑护城堤”[14],遥感影像量算结果为1 457 m×1 493 m。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遥感影像测量,明清时期的归德府、陈州府、曹州府的城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不仅规模大小相当,而且空间结构相似。从目前实际保存情况来看,商丘归德府古城是中原地区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明清府级城市,其城市形态、等级规模,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府级城市的总体特征,反映了中原地区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特点,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
1938年前后,内城四门的城楼陆续在战火中被破坏,城门之外的瓮城也被拆除。民国时期,城内出现了一些变化,原府衙改设为县政府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原县衙改设为县法院;在北门口、原县学、原府衙北、原府学北分别新建了4所小学;在西门口、原府学、原察院地新建了3所中学;在原察院南新建了天主教堂[15]。在原府衙东边新开辟了街道（图3）,君子街向东延伸,原有的府衙-府学街区被分为两个。从市中心（即清代的大隅首）往南,依次为中山南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往北,依次为中山北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往东,依次为中山东一街、二街、三街;往西,经中山北一街,为民权十五街、十四街、十三街。这个时期全城共有街道90条,其中中山街14条,大同街18条,博爱街19条,民权街19条,平等街20条。
1949年以后,内城街道由原来的土路改为水泥路或沥青路,路面增宽,内城街道总数减少到74条。1985年的商丘城图显示,分布在中山大街两侧的南北向街道,分别为人民、东风、胜利、红旗4个街道。自市中心往南,为中山南一街、二街、三街、四街,至南门口;市中心往北为中山北一街、二街、三街、四街,至北门口;市中心往东为中山东一街、二街、三街,至东门口;经中山北一街往西为小隅首西一街、二街、三街,至西门。此时街道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内城南部和东南部（图3）,部分街道被占,成为建筑用地。内城东北部的南北向街道仅余一条,即原节字街。义字街两边的街区合并成为一个长方形街区。城内中心,即大隅首,仍然最为繁华,分布有县政府、县委、银行、剧院、公安局,利用了原有的府衙、府学、城隍庙、察院等旧址。另外,在靠近4个城门的几个街区都有工厂分布[16]。
现在的归德府内城,从南向北,东西向街道有南马道西街2条,娄隅首街4条,叶隅首街4条,察院隅首街6条,中山街6条,小隅首街5条,刘隅首街5条,四牌楼街4条,闹龙街1条,北马道东街2条;从东向西,南北向道路有东马道街4条、凤池街2条、广场街7条、中山街8条、红阁街2条、菜市街4条、当铺街4条、双牌坊街3条、西马道街6条。现在的归德府内城共有79条街道,比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5条街道。街道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内城的南部,原来堵塞的道路被打通,开通了南马道西街,娄隅首街向东延伸出一条新街道,双牌坊街和菜市街则向南延伸至马道街。
综合分析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归德府城图,以及近现代航片、卫星影像,绘制 “归德府内城街道变迁图”（图3）。可以看到,归德府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变化不大,清代的整体格局基本上保存了下来。一些小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内城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内城东北部的街道减少,原来3组较小的街区合二为一,成为长方形。内城东南部,因有水门和坑塘分布,原来的街道一直较为杂乱。随着城内坑塘被填埋,以及君子街向东打通,凤池街南部被拆除,原本杂乱的街道格局变得比较规整（图3）。
图3 归德府内城的空间结构变迁
Fig.3 Change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inner city of Guidefu
1940年,日本人石割平造（Ishiwari Heizo）对商丘归德府城做了第一次系统测绘,测绘图比例尺约为1∶10 000（图4）。比较图1、图2、图4,可以看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归德府的城市形态变化不大,护城堤、堤河、内城城墙、内城护城河都保存完好。根据石割平造的测量,当时护城堤上打开的通道共有8个,护城堤的高度约3 m,顶宽2 m;护城堤外的堤河深约2.5 m,宽约3 m。内城城墙高为4~8 m;内城护城河深约1 m,宽度6~15 m。不同地段的护城河宽度变化较大,其中北、东、东南侧的河道较宽,西、西南段的河道较窄[17]。此时,护城堤与内城之间尚存在大量空地,在内城东、南门外的低洼处零星分布着积水坑塘。内城的四个城门附近,由于便利的交通条件,形成了独立的关厢区,其中北门、东门、西门的关厢规模较大,南门外的关厢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响,规模较小。
归德府城的传统城市形态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70年代。1974年拍摄的航片上显示,归德府城原来的护城堤、堤河仍基本保存完好。护城堤与内城之间仍有大量空地,而坑塘的面积和数量则有较多的增加,位于内城南门外的护城河此时已经被扩展成为较大的人工湖（图5a）。
归德府城市形态的变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2012年的高分辨卫星影像（Spot,2012.11.27）上显示,堤河已经被填埋,护城堤被改造成环城公路。1940年各自独立分布于内城西、北、东城门之外的关厢,此时已绵延成片,护城堤以内、内城与外郭城之间的空地完全消失,形成了与内城相仿佛的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南门外的关厢则基本消失。内城的护城河被系统改造,南门外的护城河被扩大成两个巨大的人工湖,成为大型的公众游憩场所（图5b）。
图5 1974年与2012年归德府古城对照图
Fig.5 The aerial photo of Guidefu in 1974 and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2012
根据城市形态发生学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存商丘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是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形成的。空间形态上呈圆形的外边缘带,与空间形态上呈方形的内边缘带,分别修筑于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实用功能,归德府古城“外圆内方”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城市发展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作用。
比较不同形态期（morphological period）的归德府古城,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形态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并不一致。其中外郭城的变化最大,堤河彻底消失,护城堤先是被改造为外郭城墙,然后再被改造为环城公路,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国时期分布在内城西、北、东门外的独立关厢,发展成为连片的居民区,填满了外郭城与内城之间的空地;与此相反,南门外的关厢则基本消失,被大片的水域所取代。相对而言,内城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虽然内城的明清建筑物大部分已经消失,仅保留了文庙、府学、侯氏宅院、穆氏宅院等少量古建,但是内边缘带上的城墙、城门、护城河仍然基本保存完好,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基本与清代的格局一致。内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棋盘格式街道格局、标志性建筑物（如文庙、府学等）,以及少量呈点片状分布的古建筑和民居,构成了归德府城市形态的主体,在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
城市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文化景观一旦形成之后,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18]。每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会在城市文化景观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现在的归德府古城文化景观中,既包含了明清时期的文化景观要素,也包含有晚近的文化景观要素,反映了不同时期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变化特点。在古城的规划与开发利用中,应该特别注意保护与继承古城城市形态和文化景观上的这些特点。2011年11月29日商丘《京九晚报》“商丘古城重建五百周年纪念特刊”,报道了新一轮归德府古城规划方案,拟将内城划分为5区,即“天下归德历史文化博览区”、“古商会馆商务会所区”、“古韵遗风市井俚俗体验区”、“翰林天下文化休闲区”、“归德驿馆服务接待区”;内城与外郭城之间的区域,拟将开挖出大面积的人工水面,“以水为魂,营造成环湖十八里的风情画廊,分为史、演、养、艺4区”[19]。这个内5外4,共9个功能区的规划方案,显然脱离了归德府古城的历史文化基础,把一个现代旅游城市直接叠加在一个古代城市之上,不仅破坏了归德府内城、外郭城原有的城市形态与结构,而且破坏了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城市文化景观,割断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脉。
在商丘地区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地理条件,尤其是特殊的水运条件,对城市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水运交通区位条件,催生了商丘城的出现和发展。在今后归德府古城的复原与开发利用过程中,还应该充分重视对古水系的恢复,把堤河、护城河、古睢水、古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归德府古城建设成一个既具有地方文化景观特色,又结合了地方自然景观特色的旅游休闲胜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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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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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J].
城市形态学起源于古希腊对生物形态的研究.城市形态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形态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城镇平面图作为研究主题、二战前城市形态学研究、二战后城市形态学理论更新以及当代城市形态学研究整合等四个阶段.1996年城市形态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Seminar OH UrbanForm,即ISUF)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城市形态学研究进入一个广泛交流和融合的新阶段.包括三大学派(即英国Conzen学派、意大利Muratori-Caniggia学派和法国Versailles学派)在内的ISUF谱系已经形成;理论基础的整合及其未来发展的课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urban morphology study.
城市形态学起源于古希腊对生物形态的研究.城市形态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形态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城镇平面图作为研究主题、二战前城市形态学研究、二战后城市形态学理论更新以及当代城市形态学研究整合等四个阶段.1996年城市形态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Seminar OH UrbanForm,即ISUF)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城市形态学研究进入一个广泛交流和融合的新阶段.包括三大学派(即英国Conzen学派、意大利Muratori-Caniggia学派和法国Versailles学派)在内的ISUF谱系已经形成;理论基础的整合及其未来发展的课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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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态区域化与城镇历史景观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664.2010.09.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景观＂（landscape）一词运用广泛,不仅用法各异,而且涉及学科众多——考古、建筑、美术、生态、地理、历史、风景园林、规划、城市设计等。此外,还有一些比喻性的用法,例如：＂语言景观＂＂政治景观＂。旨在研究城市形态学范畴中的城市历史景观以及城市形态。首先,介绍了地理学早期城市形态研究发展中城市景观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着重结合案例阐述了在当前关注城市保护和景观管理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形态学对于认知城市历史景观的重要作用。
Urban Morph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664.2010.09.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景观＂（landscape）一词运用广泛,不仅用法各异,而且涉及学科众多——考古、建筑、美术、生态、地理、历史、风景园林、规划、城市设计等。此外,还有一些比喻性的用法,例如：＂语言景观＂＂政治景观＂。旨在研究城市形态学范畴中的城市历史景观以及城市形态。首先,介绍了地理学早期城市形态研究发展中城市景观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着重结合案例阐述了在当前关注城市保护和景观管理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形态学对于认知城市历史景观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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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 [J].
一、商丘与商城在殷商研究史上的地位中国现代古史学者对于殷商文明史的了解,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末叶殷代甲骨文的问世,终于抗战开始,史语所停止发掘殷墟。这个阶段的研究,产生了以前不知道的古文字学和考古的新材料,改变了过去只有以文献资料为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hang Civilization Survey in Shangqiu, Henan.
一、商丘与商城在殷商研究史上的地位中国现代古史学者对于殷商文明史的了解,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末叶殷代甲骨文的问世,终于抗战开始,史语所停止发掘殷墟。这个阶段的研究,产生了以前不知道的古文字学和考古的新材料,改变了过去只有以文献资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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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 [J].
一、引言商丘地区处在历史上所称的黄泛区,自北宋末至清咸丰年问黄河南泛所引起的大量泥砂堆积,导致了大部分史前和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址被深埋于黄河冲积物之下。1936年李景聃先生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曾在商丘一带作过调查,对当地
一、引言商丘地区处在历史上所称的黄泛区,自北宋末至清咸丰年问黄河南泛所引起的大量泥砂堆积,导致了大部分史前和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址被深埋于黄河冲积物之下。1936年李景聃先生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曾在商丘一带作过调查,对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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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M].Imperial Geography of the Qing Empi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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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重刻归德府志 [M].Antiquarian Committee in Shangqiu. (Qing) Re-engrave of Local Gazetteer of the Prefecture of Guidefu. Shangqi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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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M].Imperial Geography of the Qing Empi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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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 [J].
<p>“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是一个由卡尔·苏尔创立的、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美国人文地理学派,在欧美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对伯克利学派创始人卡尔·苏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苏尔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1)农业起源问题研究;2)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3)美洲探险史和发现史研究;4)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5)文化生态学方法论探索。指导苏尔学术实践活动的核心思想,是他在《景观的形态》和《历史地理学序言》中系统阐述和倡导的文化生态学思想,这就是强调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有机联系的分析,重视文化景观的发生学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p>
On sauer'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ecology.
<p>“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是一个由卡尔·苏尔创立的、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美国人文地理学派,在欧美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对伯克利学派创始人卡尔·苏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苏尔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1)农业起源问题研究;2)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3)美洲探险史和发现史研究;4)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5)文化生态学方法论探索。指导苏尔学术实践活动的核心思想,是他在《景观的形态》和《历史地理学序言》中系统阐述和倡导的文化生态学思想,这就是强调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有机联系的分析,重视文化景观的发生学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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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归德,盛世商丘 [N/OL].Prosperous from ancient Guidefu period till n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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