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军
, 宁燕
Ding Jianjun, Ning Yan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7-1027-09
收稿日期: 2015-09-25
修回日期: 2016-03-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7-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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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丁建军（1980-）,男,湖南衡东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研究。E-mail:latt5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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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定量分析方法,测度并探讨了2000~2012年间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的多样性程度不高且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不同县市区间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差距不断缩小;多样性程度相似县市区在少数年份呈现出空间集聚而在大多数年份为随机分布;片区内娄邵片区、张家界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相对较高,怀化片区最低,湘西州片区则提升幅度最大,整体上高多样化县市区向娄邵片区和湘西州片区集中;局部空间格局中高-高（HH）、低-高（LH）类型有较大的空间迁移,而高-低（HL）、低-低（LL）类型在空间上分布相对稳定且大多数年份驻留在怀化片区,湘西州片区内县市区跨空间格局类型变迁最为剧烈;农民收入多样性对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贫困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Abstract
Applying the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n poverty of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1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the diversity degree was low and followed the “U” shape trace, and the diversity gap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ies were narrowing gradually. Secondly, the counties which had the similar degrees of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were clustered in a few years while scattered randomly in most of other years. Thirdly, the farmers who lived in the subareas of Loushao, Zhangjiajie had more diverse sources of income than those who lived in subareas of Huaihua and Xiangxi, and the farmers who lived in Huaihua subarea had the lowest income diversity degrees and those who lived in Xiangxi subarea experienced the fastest increase of income diversity, generally, more and more counties in the subareas of Loushao and Xiangxi had high diversity of farmers’ income sources. Fourthly,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12, the local spatial patterns of HH(High-High) and LH (Low-High) had moved dramatically from counties to counties, while the other patterns of HL and LL were stable relatively and stayed in Huaihua subarea in most of years, and the counties which belong to Xiangxi subarea changed their local spatial patterns more frequently. Lastly, the diversity of income had obviousl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reducing poverty.
Keywords：
连片特困区的广大农村是当前贫困的集中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又是贫困的集中体现。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关键在于提高连片特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1]。理论上,拓展农民的生计方式、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应成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支点”[2]。然而,实践中鲜有探讨农村收入多样性的演变特征及其对贫困的影响。与之相关的研究大体有2类,一是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3]、分解和变动趋势[4],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演变趋势及构成[5,6]以及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及影响因素[7,8]3个方面;二是关于经济多样性与经济稳定性、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9~11]。大部分实证文献支持区域经济多样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且大的经济体相对于较小的经济体更加多样化和稳定[9]。经济多样性则通过更多的产业、产业内部乘数效应、创新等促进经济增长[11],不过两者之间的经验关系并不明确,经济多样性与收入水平、收入增长之间甚至存在相互冲突的实证结论[9]。显然,上述2类文献虽涉及农民收入或经济多样性,但并没有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多样性特征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考察连片特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多样性状况、演变规律及与贫困的关系对实现“精准扶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应用探索性和验证性两类分析方法阐释连片特困区的典型区域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村居民收入多样性特征及其对贫困的影响,以期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实践提供参考。
湖南武陵山片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划定的14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中隶属湖南省的部分。该部分共涉及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市等地的37个县市区①（ ① 本文选择2000~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而不是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是贵州、湖北和重庆3省市并没有统计各县市区农民收入的来源及构成,此外,湖南省自2013年起也不再统计各县市区农民收入来源及构成。）,占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总数的1/2多,湖南省51个贫困县的近3/4,是武陵山片区和湖南省贫困的核心区和反贫困主战场,该区域的减贫脱贫对武陵山片区和湖南省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意义重大。此外,文章分析所用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3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12]。
1.2.1 收入多样性测度
现有的多样性测度方法主要有国家平均法（National Averages）、肩形图法（Ogive）、熵值法（Entropy Index）和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耐用品指数（The Durable Goods Index）以及组合方差法（Portfolio Variance）[13]等。其中,熵值法是最常用的多样化测度方法之一,通过对比区域收入结构与指定的参照对象来测度多样性[14]。本文选取该方法测度农民收入的多样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1.2.2 ESDA法
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目前公认的较为理想的数据驱动分析方法[15],该方法通过度量事物或现象之间空间关联或者依赖程度来检验特定空间模式是否显著[16]。ESDA空间关联分析包括全局空间关联和局部空间关联分析两类。前者旨在反映事物或现象在总体空间上的平均关联程度,以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Global Moran’s I）估计;后者则通过测算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的显著性,应用Moran散点图和Local Moran’s I指数来分析每个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鉴于篇幅,本文并不对这些方法进行详细介绍,可参考文献[15]和[17]。
1.2.3 回归分析法
为了验证收入多样性与贫困的关系,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首先,采用常规的OLS方法,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检验收入多样性对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贫困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如下②（ ② 模型中将“农民人均纯收入”表征“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一方面是基于“收入贫困论”及贫困经济学研究文献中的做法,另一方面则由于各县“贫困率”、“低保户占比”等指标缺乏权威和连续的公开数据来源。此外,同样由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模型中“忽视”了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影响。）：
式中,
然而,OLS模型没有考虑变量在空间维度上可能存在的相互依赖性,故可能导致“伪回归”。事实上,ESDA空间关联分析也为变量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提供了依据。为了修正空间依赖性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回归分析方法。空间截面回归分析模型有2种形式③（③ 在空间计量分析中,空间截面回归分析模型及其检验更为成熟,应用也最为广泛。）,分别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15,17],其具体形式分别为：
其中,（3）式是在（2）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滞后变量,
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纯收入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仅为59.07%）,并且绝对差距不断扩大（2012年差距为3 240元）[8],但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趋势却大体相似,作为农民纯收入第一大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呈持续下降趋势,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作为第二大来源的工资性收入则恰好相反,年均上升约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较低,两者分别从200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12年的9%、从2000年的10%下降至2012年的1%,总体上,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结构有所升级和优化[8]。应用熵值法,本文计算了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2000~2012年的农民收入多样化指数（表1）。与同期全国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如2012年为1.04）和理想值（约为1.39）相比②（ ② 数据为计算所得,限于篇幅未能给出。）,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的多样性指数并不高,13 a的均值为0.94,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4年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变异系数持续下降表明片区内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多样化程度的差异在稳步缩小。
进一步地,根据地域邻近原则将湖南武陵山片区划分为娄邵片区、张家界片区、怀化片区和湘西州片区4个分片区③（③ 娄邵片区包括分属娄底和邵阳两市的11县市区,张家界片区含张家界市2区2县以及常德的石门县,怀化片区包括怀化市所辖县市区和益阳的安化县在内的共13县市区,湘西州片区则为湘西州8县市。）,并对比各分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的演变趋势,发现虽然总体上各分片区农民收入的多样化程度在上升,但不同片区的差异仍非常明显（图1）。其中,湘西州片区农民收入多样化程度上升最明显,由2000年的0.77上升到2012年的0.97;怀化片区在2002~2003年间有较大幅度下降,然后持续上升,2009年后又开始缓慢下降,并且自2003年以来,多样化程度一直最低,与其它片区存在较大差距;张家界片区和娄邵片区与片区整体的演变趋势较为同步,2007年以前,张家界片区的多样化程度明显高于娄邵片区,但2007年以后,娄邵片区超越张家界片区。此外,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表明,2000~2012年间,4个分片区内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差异程度均呈缩小趋势,其中,张家界片区和怀化片区缩小幅度较大,变异系数分别降低了0.08和0.05,娄邵片区缩小幅度最小,只降低了0.02,湘西州片区降低了0.04,而从绝对差异程度上看,怀化片区和湘西州片区内部各县市区差异较大,13 a变异系数均值均达到了0.11,张家界片区和娄邵片区相对较低,均值分别为0.06和0.07。
事实上,2000~2012年间,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中除了新邵、绥宁、冷水江、石门、永定、武陵源、安化、鹤城、中方外,其它28个县市区农民收入的多样化程度都有所提升。上升幅度较大的有邵阳、洞口、新化、桑植、靖州、洪江、吉首、凤凰、保靖、古丈和永顺等11个县市区,都上升了0.15以上,凤凰县上升幅度最大,达到0.36,这表明凤凰旅游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多样化。而下降幅度最大的为鹤城区和中方县,分别下降了0.25和0.24,这可能与近年来怀化市城市快速扩张导致失地农民增加、生计模式转型有关。
表1 2000~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多样性指数时序演变趋势
Table 1 The evolution trend of diversity index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in 2000-2012
| 年份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 均值 | 0.94 | 0.92 | 0.96 | 0.89 | 0.88 | 0.91 | 0.92 | 0.91 | 0.95 | 0.98 | 0.97 | 0.98 | 0.94 |
| 变异系数 | 0.16 | 0.13 | 0.15 | 0.15 | 0.12 | 0.12 | 0.12 | 0.11 | 0.10 | 0.10 | 0.10 | 0.10 | 0.09 |
图1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演变趋势
Fig.1 The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index evolutionary tren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应用ArcGIS10.0软件测算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的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值,以进行全局空间格局和局部空间格局分析。Global Moran’s I旨在识别离散-随机-集聚的总体格局趋势,而Local Moran’s I主要用于识别相似、相异的局部空间。其中,Global Moran’s I显著小于0、趋近0和大于0分别对应离散、随机和集聚的总体空间格局态势,而Local Moran’s I则与其对应的标准值Z一起将局部空间格局划分为4种类型,即HH型（高值扩散分布型,I>0且Z>0）、HL型（高值极化分布型,I<0且Z>0）、LH型（低值塌陷分布型,I<0且Z<0）和LL型（低值制约分布型,I>0且Z<0）。
2.2.1 全局格局演化
Global Moran’s I计算结果显示（表2）,2000~2012年间,共有4个年份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趋势,即多样性相似的区域趋向于集聚,这4个年份分别为2000年、2001年、2011年和2012年,并且指数都在0.10以上,最近2 a更是达到0.20和0.25。其余年份趋近于0,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年份中,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随机,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
表2 2000~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多样性Global Moran’s I变化趋势
Table 2 The evolution trend of income diversity’s Global Moran’s I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 年份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 Moran’s I值 | 0.19** | 0.11** | -0.02 | -0.05 | -0.03 | -0.06 | -0.08 | -0.07 | -0.02 | -0.06 | -0.00 | 0.20** | 0.25*** |
| Z值 | 1.94 | 1.36 | 0.07 | -0.23 | -0.01 | -0.31 | -0.62 | -0.38 | -0.02 | -0.27 | 0.22 | 2.16 | 2.85 |
图2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等级空间分布
Fig. 2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lassified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本文绘制了基于13 a均值、前6 a均值和后6 a均值的多样性等级空间分布图（图2）。不难发现,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娄邵片区和张家界片区,湘西州片区也有一半的县市区属于高多样化区,怀化片区则只有会同、通道等极少数县市属于高多样化区;低多样化区主要分布在怀化片区,共有5个县市区,占低多样化县市区总数的71.42%,湘西州片区和娄邵片区分别有永顺、城步属于低多样化区。从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来看,高多样化区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变,2000~2005年间,4个分片区都有高多样化类型县市区,湘西州片区2个、张家界片区3个、怀化片区2个、娄邵片区4个;而2007~2012年间,高多样化县市区向湘西州片区和娄邵片区集中,其中,湘西州片区5个,娄邵片区5个,这2个片区中高多样性县市区数量占总数的90.9%,此外,湘西州片区低多样化县市区数量也有显著减少,减少了3个,减幅达75%。
2.2.2 局部格局演化
依据Local Moran’s I计算结果,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上识别出显著的局部空间格局类型,同时,统计了不同县市区出现在各空间格局类型的频次和概率。由表3可知,2000~2012年间,有11个县市区曾出现在HH类型空间格局中,它们与邻近高多样性县市区相互推动,其中武冈、吉首、隆回和新邵4县市出现的概率较高,为15.38%;出现在HL型空间格局中的县市区有8个,这些县市区有较高的多样性并阻滞了邻近县市区多样性的提升,其中中方和芷江分别以46.5%和38.46%的高概率出现在这一格局中;隆回、城步等9个县市区曾出现在LH型空间格局类型中,这些县市区自身的多样化程度不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边多样化程度较高县市区多样性的提升,隆回、慈利、新邵和永顺4县以15.38%的概率处于该类型;LL类型中出现的县市区数量最多,为13个,其中新晃、花垣、芷江、辰溪、中方和鹤城等6县市区出现的概率较高,特别是芷江,出现的概率为38.46%,这些县市区与周边多样性较低的县市区相互制约,呈现低多样性集聚特点。
表3 2000~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局部空间格局类型
Table 3 The local spatial pattern types of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12
| 显著类型 | 县市区（次数,概率） |
|---|---|
| HH类型 | 新化（1,7.69%）、涟源（1,7.69%）、武冈（2,15.38%）、石门（1,7.69%）、慈利（1,7.69%）、吉首（2,15.38%）、泸溪（1,7.69%）、古丈（1,7.69%）、隆回（2,15.38%）、新邵（2,15.38%）、冷水江（1,7.69%） |
| HL类型 | 龙山（2,15.38%）、吉首（1,7.69%）、永顺（1,7.69%）、泸溪（1,7.69%）、中方（6,46.15%）、芷江（5,38.46%）、永定（1,7.69%）、凤凰（1,7.69%） |
| LH类型 | 隆回（2,15.38%）、城步（1,7.69%）、慈利（2,15.38%）、辰溪（1,7.69%）、新邵（2,15.38%）、吉首（1,7.69%）、凤凰（1,7.69%）、永顺（2,15.38%）、花垣（1,7.69%） |
| LL类型 | 新晃（2,15.38%）、会同（1,7.69%）、泸溪（1,7.69%）、吉首（1,7.69%）、古丈（1,7.69%）、花垣（2,15.38%）、保靖（1,7.69%）、芷江（5,38.46%）、龙山（1,7.69%）、洪江（1,7.69%）、辰溪（2,15.38%）、中方（2,15.38%）、鹤城（2,15.38%） |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县市区,如吉首市在4种空间格局类型中都曾出现,这表明2000~2012年间,局部空间格局也有过显著的变化。表4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空间格局变迁的轨迹。总体而言,HH类型空间分布经历了“娄邵片区（新化、涟源、武冈）-张家界片区（石门、慈利）-湘西州片区（吉首、泸溪、古丈）-娄邵片区（新邵、冷水江、隆回、武冈）”变迁的轨迹;HL类型空间分布的变动相对较小,除2008年以外,基本上都在湘西州片区（龙山、吉首、永顺、泸溪、凤凰）和怀化片区（中方、芷江）两地徘徊且大部分时间停留在怀化片区;LH类型空间分布则沿着“娄邵片区（隆回、城步）-张家界片区（慈利）-湘西州片区（吉首、凤凰、永顺、花垣）”的路径变迁;LL类型除2001年、2002年分布在湘西州片区以外长期驻留在怀化片区,特别是芷江、洪江地区,最近则出现在辰溪、中方和鹤城3县区。就个体而言,吉首市是唯一经历了4种空间分布类型变迁的地区,其变迁轨迹为“HL类型-LL类型-LH类型-HH类型”;其次,泸溪经历了“LL类型-HL类型-HH类型”3种类型的变迁;此外,慈利、古丈、隆回、新邵、龙山、永顺、中方、芷江、凤凰、花垣、辰溪等11县市也经历了2种类型的变迁。
农民收入多样性与贫困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以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为研究样本,采用前文中构建的OLS、SLM和SEM等3个回归模型,应用Eviews7.0和OpenGeoda软件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概况如表5所示,考虑到异方差性、空间相关性等问题,在实际回归分析时,进行了相应的修正,比如,在OLS回归分析时,使用怀特异方差一致协方差估计量等,在空间相关性检验时,测算了37县市区相关变量的Moran’s I值及其显著性等。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于采用ML参数估计法,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相对于基于残差平方和分解的拟合优度（Adj.R2）更具参考价值。此外,OLS模型虽是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但忽略了空间自相关性,这使得其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误,SLM模型和SEM模型分别考虑了2种不同形式的空间自相关性,理论上要优于OLS模型。通过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 Criterion,AIC）、施瓦茨信息准则（Schwarz Criterion,SC）的对比可识别最合适的模型。显然,在3个模型中,SEM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最大,在SEM和SLM这2个模型中,SEM的AIC和SC值较小,因而,SEM模型相对于SLM和OLS模型而言更合适。
SEM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报告了各影响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湖南武陵山片区中,农民收入多样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着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2 802.57,即收入多样性指数增加1可以带来2 802.57元的收入上涨,这一结果在OLS、SLM模型中也得到了支持。同时,表征空间依赖关系的λ值为-0.60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片区内37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受到来自相邻县市区不可观察因素较为显著的影响。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每万元人均GDP的增长能带来约765.98元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现代化（机耕面积占比）的提升、教育条件改善和教育程度提升（每万人专任教师数）都能显著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而城乡分割（城乡人均收入比）和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却阻碍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①（ ① 产生这一结果可能与公共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有关,由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农民实际受益可能非常少。）,自然资源禀赋（人均耕地面积）和产业高级化程度（二三产业占比）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仍然是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降低贫困的基本途径,而多样化农民的生计方式、多元化其收入来源,特别是拓展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渠道,让农民更好地分享县域经济发展成果则应成为贫困县市区经济发展与扶贫攻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农民收入的“多样化”与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的产业“专业化”发展并不矛盾,现代意义上农民收入的多样化并不是传统“自给自足”式小农经济的重复,相反,充分发挥产业“专业化”生产率优势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县域经济“多样化”战略是提升农民收入“多样化”和促进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前提和保障。
表4 2000~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局部空间格局类型的年际变化
Table 4 The inter-annual changes of local spatial pattern types of farmers’ income divers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 年份 | HH类型 | HL类型 | LH类型 | LL类型 |
|---|---|---|---|---|
| 2000 | 新化、涟源 | 龙山、吉首 | 隆回 | 新晃、会同 |
| 2001 | 武冈 | 龙山 | 隆回、城步 | 新晃、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 |
| 2002 | —— | 永顺、泸溪、中方 | 慈利、辰溪 | 龙山、花垣、芷江 |
| 2003 | —— | —— | 慈利 | 芷江 |
| 2004 | 石门、慈利 | 中方 | —— | 芷江 |
| 2005 | —— | 中方 | 新邵、吉首 | 芷江 |
| 2006 | —— | 芷江 | —— | —— |
| 2007 | 吉首 | 中方 | —— | 芷江 |
| 2008 | 泸溪 | 永定 | 凤凰 | 洪江 |
| 2009 | —— | 芷江、中方 | 永顺 | —— |
| 2010 | 古丈、吉首、隆回 | 芷江、中方 | 新邵 | —— |
| 2011 | 新邵 | 凤凰、芷江 | 永顺、花垣 | 辰溪、中方、鹤城 |
| 2012 | 新邵、冷水江、隆回、武冈 | 芷江 | —— | 辰溪、中方、鹤城 |
表5 模型中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5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4677.84 | 4308.00 | 3178.00 | 10441.00 | 1389.42 |
| 收入多样性指数 | 0.94 | 0.97 | 0.68 | 1.09 | 0.09 |
| 人均GDP（万元） | 1.94 | 1.46 | 0.96 | 6.43 | 1.21 |
| 二三产业占比 | 0.80 | 0.79 | 0.60 | 0.97 | 0.09 |
| 人均耕地面积（×103hm2/万人） | 2.09 | 1.96 | 1.34 | 5.37 | 0.73 |
| 机耕面积占比 | 0.38 | 0.31 | 0.07 | 0.97 | 0.20 |
|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元) | 4300.58 | 4087.56 | 2235.30 | 10419.97 | 1484.68 |
| 城乡收入比 | 3.29 | 3.23 | 2.17 | 4.29 | 0.52 |
| 每万人专任教师数（人） | 82.81 | 80.38 | 61.39 | 128.20 | 14.34 |
| 样本量 | 37 | 37 | 37 | 37 | 37 |
表6 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6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different models
| 项目（变量） |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 空间滞后模型（SLM） | 空间误差模型（SEM） |
|---|---|---|---|
| ρ | —— | -0.04（-0.52） | —— |
| 收入多样性指数 | 2590***(4.48) | 2508.98***（3.68） | 2802.57***（4.89） |
| 人均GDP | 723.34**(9.13) | 734.26***（10.17） | 765.98***（13.24） |
| 二三产业占比 | 814.45(0.78) | 810.22（0.95） | 556.18（0.74） |
| 人均耕地面积 | -125.06(-1.68) | -125.61（-1.50） | -117.09（-1.55） |
| 机耕面积占比 | 742.37**(2.26) | 671.68*（1.92） | 751.17**（2.54） |
|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 -0.33***(-8.29) | -0.34***（-7.11） | -0.37***（-9.01） |
| 城乡收入比 | -1408.06***（-10.09） | -1373.18***（-9.43） | -1421.41***（-11.53） |
| 每万人专任教师数 | 25.50***（5.98） | 24.76***（5.26） | 27.33***（7.18） |
| λ | —— | —— | -0.60**（-2.47） |
| 对数似然函数值 | -263.98 | -263.85 | -262.59 |
| 调整R2 | 0.94 | 0.95 | 0.96 |
| 赤池信息 | 14.76 | 547.70 | 543.19 |
| 施瓦茨信息 | 15.15 | 563.81 | 557.69 |
应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了2000~2012年间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检验了农民收入多样性对贫困的影响,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①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的多样性程度不高并且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同时,不同县市区间差距不断缩小;② 片区内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相似,县市区呈现出在少数年份（2000年、2001年、2011年、2012年）空间集聚而在大多数年份随机分布的特征;③ 4个分片区中,娄邵片区和张家界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相对较高,怀化片区最低,湘西州片区则提升幅度最大,整体上,高多样化县市区向娄邵片区和湘西州片区集中;④ 局部空间格局演变上,HH类型、LH类型在空间上有较大的迁移,而HL类型、LL类型在空间上分布相对稳定,且大多数年份驻留在怀化片区,湘西州片区内县市区跨空间格局类型变迁最为剧烈,吉首市在13 a间经历了全部4种空间格局类型;⑤ 在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化对农民收入增加、降低贫困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多样性指数增加1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约2 802.57元。
上述结论对于当前促进“精准扶贫”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为扶贫实践中大力拓展农民收入渠道、提升农民收入多样性提供了经验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提升策略实施明确了空间指向。具体地,有以下建议可供参考：① 针对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偏低且主要依赖家庭经营性收入来源的现实,以“生计方式”多元化为抓手,积极创造更多的生计岗位,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提高这些收入来源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提升农民收入多样性程度。② 怀化片区、湘西州片区以及新晃、麻阳、辰溪、鹤城、洪江、安化、永顺、城步等8县市区应成为农民收入多样化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区面积扩张导致农民失地,破坏了农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也可能降低农民收入的多样性。因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加快其生计方式转型、升级,以提升郊区农民收入多样性和增加农民收入。③ 结合4种局部空间格局类型,注重邻近县市区的相互作用,采取有针对性的农民收入多样性优化对策。如在HL类型空间格局中,要尽可能降低高多样性县市区对邻近低多样性县市区的阻滞效应,LL类型空间格局中则需消除低多样性县市区的相互制约作用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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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程度比较研究 [J].
<p>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①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②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③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p>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poverty degree of China’s 11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with view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p>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①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②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③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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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与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因和机理 [J].
本文构建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生产模型.分析多样性和创新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在因素.证明资源多样性、经济规模性和价值创新是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产生的资源创新和供给创新克服了农业自然资源约束和农产品需求无弹性,降低了农业生产收益递减率,扩大了农村就业,这些是农民增加收入的核心机理.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of farmer increasing income.
本文构建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生产模型.分析多样性和创新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在因素.证明资源多样性、经济规模性和价值创新是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产生的资源创新和供给创新克服了农业自然资源约束和农产品需求无弹性,降低了农业生产收益递减率,扩大了农村就业,这些是农民增加收入的核心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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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 [J].https://doi.org/10.1016/S0304-3878(02)00058-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sing household data from samples covering 18 provinces in 1988 and 1995,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between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is assessed. The approach enables us to aggregate average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o the levels of provinces and the three regions comprisi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Most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in 1995 was found to be spatial 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mean income across counties stood for most, but not all, of the rapid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Mean income of the three regions diverged most forc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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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nonfarm incomes in reduc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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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变化的因子解析 [J].
<p>在GINI 系数因子分解的基础上, 提出了测度区域差异变化影响因子贡献来源的分解方法, 将影响因子对区域差异变化的贡献分解为因子的结构性贡献和集中性贡献两种类型。对1993-2005 年中国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因子分解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格局最重要的因素, 但对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反, 近年来工资性收入集中度的不断下降超过了结构性增加对区域差异扩大的贡献, 二者共同作用促进了农村区域差异的缩小。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 越小, 且结构性和集中性对区域差异的贡献都在下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格局的贡献虽然不大, 但对收入差异扩大的贡献不断增加, 已成为影响农村区域差异变化的重要因素。财产性收入贡献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结构性贡献, 集中性变化影响的趋势并不明显, 而转移性收入贡献的增加除结构性增加影响之外, 集中性下降的影响同样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p>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rural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changes in China.
<p>在GINI 系数因子分解的基础上, 提出了测度区域差异变化影响因子贡献来源的分解方法, 将影响因子对区域差异变化的贡献分解为因子的结构性贡献和集中性贡献两种类型。对1993-2005 年中国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因子分解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格局最重要的因素, 但对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反, 近年来工资性收入集中度的不断下降超过了结构性增加对区域差异扩大的贡献, 二者共同作用促进了农村区域差异的缩小。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 越小, 且结构性和集中性对区域差异的贡献都在下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格局的贡献虽然不大, 但对收入差异扩大的贡献不断增加, 已成为影响农村区域差异变化的重要因素。财产性收入贡献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结构性贡献, 集中性变化影响的趋势并不明显, 而转移性收入贡献的增加除结构性增加影响之外, 集中性下降的影响同样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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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万广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农经系）一、引言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中心论题之一，而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则是该论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讲，这种差异的存在及其变化不但关系到社会与政局的稳定...
The positive analysis on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inter-regional rural residents’ income of China .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万广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农经系）一、引言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中心论题之一，而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则是该论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讲，这种差异的存在及其变化不但关系到社会与政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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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一份额法的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演进的省际比较 [J].
在对我国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偏离—份额法对我国1997～2009年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及演进态势进行探讨。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在降低,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大多数省区的重要收入来源。静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而中西部省区的地区竞争优势高于东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快;根据结构和竞争偏离分量的优劣势把各省区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收入增长滞后型、结构优势推动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4种类型。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的增速在降低,竞争劣势更加突出,部分中西部省区竞争优势逐步增强,但结构优势并不明朗,对收入增长贡献不大。由此认为,加大力度提升农民收入结构层次,尤其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对于协调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Inter-provincial comparison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Based on shift-share method.
在对我国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偏离—份额法对我国1997～2009年各省区农民收入结构及演进态势进行探讨。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在降低,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大多数省区的重要收入来源。静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而中西部省区的地区竞争优势高于东部省区,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速较快;根据结构和竞争偏离分量的优劣势把各省区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收入增长滞后型、结构优势推动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4种类型。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的增速在降低,竞争劣势更加突出,部分中西部省区竞争优势逐步增强,但结构优势并不明朗,对收入增长贡献不大。由此认为,加大力度提升农民收入结构层次,尤其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对于协调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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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增长及演变特征的县际差异 [J].
以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各县市区2000—2011年农民收入增长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扩大,但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与全国大体一致;少数市辖区、县级市及经济发达县市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在四种增长类型中,快速增长和滞后增长型县市区较少,而结构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型县市区较多;相对于2000—2006年,2006—201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加快,且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分异、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除快速增长型以外,其他三种类型的县市区在空间上趋于同类集聚;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增长差异对各县市区收入增长差异的贡献较大。
Differences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cross counti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with Shift-Share Method.
以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各县市区2000—2011年农民收入增长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扩大,但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与全国大体一致;少数市辖区、县级市及经济发达县市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在四种增长类型中,快速增长和滞后增长型县市区较少,而结构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型县市区较多;相对于2000—2006年,2006—2011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加快,且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分异、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除快速增长型以外,其他三种类型的县市区在空间上趋于同类集聚;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增长差异对各县市区收入增长差异的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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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US area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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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divers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Research results and agenda [J].https://doi.org/10.1177/0160017603259083 URL 摘要
This article on regional economic diversity addresses several issues: (1)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arguments forwarding increased economic diversity as a development goal, (2) common empirical measures of economic diversity, and (3)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economic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This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suggests four main directions in which future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ic diversity could go. First, it is shown tha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iversity and reg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s scarce yet critical. Second,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pplication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hold the potential for integrative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ed to economic diversity. Third, an examination of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scientists could use the concept of 鈥渄iversified specializations鈥to classify economic regions and evaluate clusters. Fourth, the literature on ecological diversity suggests additional ways to look at the issue of economic diversity-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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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60112029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Frenken K., Van Oort F. and Verburg T. (2007)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In economic theory, on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ety as a source of 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called Jacobs externalities, and variety as a portfolio protecting a region from external shocks. It is argued that Jacobs externalities are best measured by related variety (within sectors), while the portfolio argument is better captured by unrelated variety (between sectors). A methodology based on entropy measures is introduced to compute related variety and unrelated variety. Using data at the NUTS 3 level in the Netherlands for 1996-2002, it was found that Jacobs externalities enhance employment growth, while unrelated variety dampens unemployment growth. Productivity growth can be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determinants including investment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olicy follow. Frenken K., Van Oort F. et Verburg T. (2007) La variete connexe, la variete sans rapport et la croissance economique regionale.,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Dans la theorie economique, on peut distinguer entre la variete comme la source des retombees de connaissance regionales, dites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et la variete comme un portefeuille qui protege la region des chocs externes. On affirme que l'on peut mieux mesurer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a partir de la notion de variete connexe (au sein des secteurs), tandis que l'argument qui prone plutot la notion de portefeuille est mieux saisi par la notion de variete sans rapport (entre les secteurs). On presente une methodologie fondee sur des mesures d'entropie afin d'estimer la variete connexe et la variete sans rapport. A partir des donnees au niveau NUTS 3 aupres des Pays-Bas pour la periode de 1996 a 2002, on trouve que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augmentent la croissance de l'emploi, alors que la variete sans rapport attenue la croissance du chomage. La croissance de la productivite s'explique par des determinants traditionnels, y compris l'investissement et les depenses de recherche-developpement. Il s'ensuit les implications pour la politique regionale. Variete Croissance;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Economies d'agglomeration; Retombees Entropie Frenken K., Van Oort F. und Verburg T. (2007)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nicht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und regionales Wirtschaftswachstum,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In der Wirtschaftstheorie unterscheidet man zwischen der Vielfalt als Quelle regionaler Wissensubertragung (den so genannten Jacobs-Externalitaten) und der Vielfalt als Portfolio zum Schutz einer Region vor externen Erschutterungen. Wir stellen die These auf, dass sich die Jacobs-Externalitaten am besten anhand der zusammenhangenden Vielfalt (innerhalb von Sektoren) messen lassen, wahrend sich das Portfolio-Argument besser durch nicht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zwischen verschiedenen Sektoren) darstellen lasst. Mit Hilfe einer Methodologie auf der Grundlage entropischer Messungen ermitteln wir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und nicht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Anhand von Daten auf dem NUTS 3-Niveau in den Niederlanden fur den Zeitraum von 1996 bis 2002 stellen wir fest, dass die Jacobs-Externalitaten zu einem Anstieg des Beschaftigungsniveaus fuhren, wahrend nicht zusammenhangende Vielfalt den Anstieg der Arbeitslosigkeit dampft. Der Anstieg der Produktivitat lasst sich durch traditionelle Determinanten wie Investitionen und Ausgaben fur F&E erklaren. Im Anschluss werden die Konsequenzen fur die Regionalpolitik beschrieben. Vielfalt; Wachstum; Jacobs-Externalitaten; Agglomerationswirtschaften; Ubertragung; Entropie; Frenken K., Van Oort F. y Verburg T. (2007) Variedad relacionad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y el crecimiento economico regional,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En la teoria economica, podemos distinguir entre la variedad como una fuente de desbordamientos de conocimiento regionales, llamados externalidades Jacobs, y la variedad como una cartera que protege una region de choques externos. Sostenemos que las externalidades Jacobs se miden mejor segun la variedad relacionada (dentro de los sectores), mientras que el argumento de la cartera se capta mejor con un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entre sectores). Para calcular la variedad relacionada y l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introducimos una metodologia basada en las medidas de entropia. Usando datos en el nivel NUTS 3 en los Paises Bajos para el periodo 1996-2002, observamos que las externalidades Jacobs aumentan el crecimiento de empleo mientras que l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desestimula el crecimiento de desempleo. El crecimiento de productividad puede explicarse mediante determinantes tradicionales incluyendo las inversiones y los gastos en I + D. Tambien explicamos las implicaciones para la politica regional. Variedad; Crecimiento; Externalidades Jacobs; Economias de aglomeracion; Desbordamiento; Entr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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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es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mposition [J].https://doi.org/10.1111/j.1468-2257.2007.0038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ttempts to differentiate regions from one another, whether in social, demographic, or economic terms,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umerous indices to summarize the economic composition of regions. This study revisits classic indices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to evaluate their applicability for benchmarking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es. Specifically, we explore a multivariate extension of these diversity indices for measuring concentration in an effort to evaluate their ability to accurately depict spatial relationships of county level resources for the contiguous U.S. The relative abilities of the classic indices are compared to a developed measure of resource concentration, the County Similarity Index (CS-Index), which represents a computationally simple and flexible alternative to these indices. Results suggest the CS-Index produces superior results to the indices evaluated,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of county resource concentrations, which are quantified using global and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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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乡经济多样化测度方法及其演变特征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上海市为例,从作物多样化、产业发展多样化、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城市经济功能多样化等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定量测度方法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50年以来,尽管大多数区县的作物多样化程度趋于下降态势,但上海郊区的作物多样化程度依然较高;近郊区的作物多样化程度的下降幅度大于远郊区,且两者的作物多样化程度在1990年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2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农业发展日益趋于多样化;上海工业则经历了＂两升两降＂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优势工业行业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与其它工业行业的分散化和多样化交替演进;上海服务业的多样化程度总体上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态势。31996年以来,上海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指数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且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总体较高。41980年以来,上海城市经济功能多样化态势日益明显,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多样化互动发展。
Measuring methods and evolution features of urban-rural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Shangha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上海市为例,从作物多样化、产业发展多样化、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城市经济功能多样化等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定量测度方法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50年以来,尽管大多数区县的作物多样化程度趋于下降态势,但上海郊区的作物多样化程度依然较高;近郊区的作物多样化程度的下降幅度大于远郊区,且两者的作物多样化程度在1990年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2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农业发展日益趋于多样化;上海工业则经历了＂两升两降＂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优势工业行业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与其它工业行业的分散化和多样化交替演进;上海服务业的多样化程度总体上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态势。31996年以来,上海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指数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且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总体较高。41980年以来,上海城市经济功能多样化态势日益明显,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多样化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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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technique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ichael F Goodchild et 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Technical Issues, Management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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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R&D活动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597.2008.06.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空间统计学对中国1990～2002年期闻省域 R&D活动的空问分布进行了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对全局的Moran's I统计分析表明:省际R&D之间存在着空间自相关Moran散点图进一步揭示了省际R&D活动水平的总体差异.对局部的Moran's I分析确定了R&D活动的空间集聚模式及空问演变态势,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省际间R&D水平总体差异在空问上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减 少,但R&D活动的地域性很明显.
An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of R&D activiti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597.2008.06.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空间统计学对中国1990～2002年期闻省域 R&D活动的空问分布进行了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对全局的Moran's I统计分析表明:省际R&D之间存在着空间自相关Moran散点图进一步揭示了省际R&D活动水平的总体差异.对局部的Moran's I分析确定了R&D活动的空间集聚模式及空问演变态势,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省际间R&D水平总体差异在空问上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减 少,但R&D活动的地域性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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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cssociation-LIS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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