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辉
, 段学军
Zou Hui, Duan Xuejun
中图分类号: F129.9;X50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9-1408-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12-23
修回日期: 2016-06-29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9-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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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邹辉(1989-),男,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zouca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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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对经济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格局与态势展开探讨。研究表明：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沿江地区高于非沿江地区。高度协调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及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高度失调型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鄂中等地区;江西与四川是协调型转为失调型的集中地区。长三角核心城市经济地位依然凸显,但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经济位序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经济位序上升明显。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工业SO2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是长三角边缘地区以及中西部沿江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与工业SO2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长江干流断面水质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较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最后,从树立发展与保护双重使命,创新经济带开发体制机制;推进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中上游新的经济增长极;落实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共建生态文明示范带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
Abstrac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which can promote economy development, both hinder economy development sometimes.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and study,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CREB) become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ought to take task of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ly evaluate space and time patterns of economic-environment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REB, and then analyze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ituation of CREB. Results show below. Economic-environment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reveals spatial differences that degree of the eastern CREB is bigger than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nd regions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is higher than other regions. Regions with hig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d parts in the capital ci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CREB. Otherwise, regions with low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mainly are located in Chongqing, central Hubei Province, the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sou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 Industrial wastewater discharges mostly in Chongqing, Suzhou and Hangzhou. Cities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declined mainly are located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Sichuan Province. Economic status of cities in the core of Changjiang River Delta is still prominent, but that of peripheral citie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is in a downward trend; and economy level rank of some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REB rises significantly. Chongqing, Suzhou and Hangzhou are the regions which discharge industrial wastewater emissions mostly. Regions with most industrial SO2 emissions reveal three concentrated areas where are “Z” glyph area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southwest area and central area. Shanghai, Hangzhou, Nanjing, Nantong, Xuzhou discharge industrial fumes emissions mostly. Cities with poor air quality are located in peripheral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CREB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Section water quality of Changjiang Rive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s poorer; nevertheless that in middle is better. Thre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for CREB development: 1) To shoulder the dual responsib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REB development (e.g. green GDP). 2) To promote downstream urb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foster new economic growth poles in the upstream and midstream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t the same time, cities in the upstream and midstream should transfer concep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race to bottom” to “race to up” and avoid serious pollution transfer in the industry transfer process. 3) To implement the most strict management and legal system and build demonstration bel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1]。虽然目前环境污染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了协调发展论,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统一、可协调的关系[2]。国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国内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环境经济学是主要的理论基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直是研究热点,许多经验和数据都验证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倒“U”关系的存在[3],并提出“绿色经济”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4~6]。国内外学者们更多地趋向于探讨经济、社会、资源、能源及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关系,如能源-环境-经济 [7~10]、环境-资源-经济 [11]、社会-经济-环境[12,13]、人类-环境-经济 [14]、人口-经济-空间-环境 [15]等,并且有学者从新李嘉图（Neo-Ricardian）视角审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强调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的重要性,而资源环境本底仅处于经济发展“倒金字塔”的底部 [16]。同时,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评价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评价方法主要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17]、耦合度模型[18]、协调度模型[19,20]、GM(1,1)灰色模型[21]等,研究尺度涉及到全国[22,23]、流域[24]、省域[19,25,26]。已有研究侧重协调度在时间上的变化,而空间格局研究较少,同时地级市尺度研究较少[27]。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28~30],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新一轮国家战略,并且“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是其重要战略定位。同时,长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功能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任重道远”[30]。可见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亦是环境保护的敏感区,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时空格局演变的大流域角度探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环境”系统是否协调采用协调发展度来反映,其含义为区域经济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要素产生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协调程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过程为：首先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各自综合水平进行计算,再结合各子系统综合水平结果进行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价。
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独立性和针对性的原则,结合已有相关研究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活力与经济效益4类指标反映经济子系统综合水平,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2类指标反映环境子系统综合水平（表1）,以期最大限度地反映各子系统的实际状态和综合水平。其中,环境污染大类中的3项指标为负向指标,其余皆为正向指标。
表1 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s
| 子系统 | 指标大类 | 指标 |
|---|---|---|
| 经济 | 经济实力 | GDP,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 |
| 经济结构 |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 |
| 经济活力 | GDP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
| 经济效益 | 人均GDP,地均工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收入 | |
| 环境 | 环境污染 |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
| 环境治理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选取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中的108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评价对象（ 地级以上城市包含地级市、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以2012年行政区划为依据;另为使评价对象前后一致,本文研究对象未包括贵州省毕节市、铜仁市（皆于2011年设立地级市）。长江经济带包含地级以上行政区（包括自治州等）近130个,选取108个城市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地级以上城市承担了区域内最主要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比重,并且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能较好地反映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环境协调的空间特征。而2000年以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愈加凸出,选取2003年、2007年、2012年作为评价的时间节点。经济与环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2]及《长江年鉴》[33],并结合地级以上城市部分年份的统计年鉴进行数据的修正与补充。
首先, 计算子系统综合水平。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出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水平f（x）与g（x）。其次,计算协调发展度。协调度的计算模型较多,主要采用的模型是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其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本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中的模型[18,19,27],模型如下：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
再者,划分协调发展类型。为了更直观的分析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差异性,依据协调发展度对城市协调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根据均匀分布函数法拟定协调发展的类型及划分标准。结合本文分析结果,协调发展度值皆位于0~0.8之间,为了更具针对性与可比性,在此区间内划分为4种类型。依据协调发展度区间[0, 0.2]、(0.2, 0.4]、(0.4, 0.6]与(0.6, 0.8],依次划分为高度失调型、低度失调型、低度协调型与高度协调型。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极不均衡,3个研究年份中协调发展度最高值为苏州（2003年）0.795,最低值为0。2003年,协调发展度最高值为0.795（苏州）,最低值为0（重庆、宿州）;2007年,最高值为0.763（无锡）,最低值为0（重庆、巴中）;2012年,最高值为0.771（无锡）,最低值为0（重庆、张家界）。其中重庆由于环境综合水平一直处于极低水平,导致协调发展度表现为极低的情况。经济带平均协调发展度值分别为0.420、0.380和0.379（2003、2007和2012年,下同）,处于低度协调型与低度失调型阶段。
依据3个研究时间点协调发展度持续上升、下降、先上升后下降或先下降后上升依次划分为升高型、降低型及波动型地区,分别包含9、39及60个城市,近半数城市处于协调发展波动趋势（图1）。升高型反映研究时期内经济环境协调程度向积极方向稳定发展,而降低型地区与前者相反,波动型地区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排放及治理的调整与磨合状态。升高型主要集中在苏北、皖北等少数城市,以及武汉、长沙等地;降低型主要集中在浙南、赣南、湘西、黔西、四川等地,该类型城市组团分布现象明显,大部分分布于相对偏远的丘陵山区。
图1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变化趋势
空白区域为非研究区域,下图同此
Fig.1 Change trend of economy-environ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CREB)
2.2.1 东中西三大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上海、江苏、浙江）明显大于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与西部地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东、中、西部地区3个研究年份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57, 0.57, 0.53）、（0.37, 0.34, 0.35）、（0.37, 0.30, 0.30）;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下降趋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在2007年后呈现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尤为显著。可知,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突出的成果,并且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的平衡中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2.2.2 各省及省会城市地区差异
各省（市）协调发展度最高的为上海市,最低的为重庆市（图2a）。其中上海处于高度协调阶段,江苏、浙江以及江西部分年份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其他地区处于低度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度变化趋势上看,江苏、湖北呈上升趋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呈下降趋势,其他省份呈波动趋势。省会城市中,协调发展度较高的有上海、南京与杭州,较低的有贵阳、昆明与重庆（图2b）。协调发展度较高的4个城市与合肥、武汉、长沙、成都的部分年份协调发展度处于高协调阶段。
2.2.3 沿江城市差异
经济带沿江城市（滨江城市）一共有32个,3个年份沿江地区协调发展度平均值为0.474、0.463和0.464,非沿江地区为0.408、0.356和0.354,可知沿江地区协调发展度较非沿江地区高,且呈现差距扩大的态势;沿江地区平均处于经济环境低度协调阶段,非沿江地区则处于低度失调阶段。而在沿江地区内部（图3）,协调发展度较高的有无锡、上海、苏州等,较低的为重庆、昭通、丽江、荆州等城市。平均协调发展度下游城市（上海、安庆等14个城市）为0.586、0.592和0.572,中游城市（九江、宜昌等9个城市）为0.388、0.404和0.397,而上游城市（重庆、丽江等9个城市）为0.334、0.270和0.311,下游城市总体高于上游城市,与东中西部的对比结果相似且差距更大。下游城市总体处于协调发展度的高位,且城市之间差距相对较小;而中上游地区总体处于协调发展度的低位,城市之间差距显著,且同一城市不同年份之间协调发展度波动亦较大（如咸宁、丽江等）,同样说明生态环境相对更为敏感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处于震荡与磨合期。
图2 各省及省会城市协调发展度
各省协调发展度依据城市协调发展度平均值计算;重庆协调发展度为0,图中未表现
Fig.2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provinc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CREB
图3 沿江城市协调发展度
Fig.3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cities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将长江经济带108个地市划分为高度协调型、低度协调型、低度失调型与高度失调型,3个年份中此4个类型的城市个数分别为（11、46、43与8）、（14、32、47与15）和（12、33、51与12）（图4）。
高度协调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传统长三角16城市）与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武汉、长沙与成都）,呈现中西部省会城市逐步向高度协调型转变的趋势。而长三角内部该类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与浙北等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分布形态由“Z”字型演变为“只”字型,反映该区域城市经济环境高度协调格局的逐步萎缩,并且可以与长三角经济增长优势的相对减弱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压力增大相联系。
低度协调型城市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边缘及外围地区、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成都、长沙、南昌等）及其外围地区等。该类型城市随时间变化显著减少,减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与江西,该地区近十年来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更大环境污染代价,而江西、四川正是承接长三角重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部分城市在时间段内保持着类型稳定态势,主要集中在浙南、江苏中东部、长株潭以及其他个别城市（宜昌、攀枝花等）,前2个地区受到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但是在经济与环境上表现出了相对较好的平衡;而长株潭地区作为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建设上表现出来了较好的协调性。
低度失调型城市同低度协调型一样分布广泛,时间上该类型数量上呈增加趋势,增加的部分主要来源于低度协调型地区。该类型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北、四川、苏北、皖西、湘西地区以及贵阳至普洱一带。结合前文协调发展度变化趋势（图1）及低度协调型城市的分布格局可知,2003~2012年间江西（大部）、四川（成都周边近10市）及浙南（丽水、衢州）等地区为低度失调型城市增加的主要地区。
高度失调型城市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湖北中部等地区,数量上先上升后下降。重庆与皖北地区是该类型的重要分布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特别是重庆市单位经济增长的污染排放为经济带最高,环境问题突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滇西南地区该类型城市逐步增多（保山、临沧与普洱）,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相对更为突出或者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过度牺牲了经济发展。
表2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序位变化
Table 2 Chan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ank of cities in CREB
| 城市 | 上升型 | 城市 | 下降型 | ||||
|---|---|---|---|---|---|---|---|
| 2003年 | 2012年 | 升幅 | 2003年 | 2012年 | 降幅 | ||
| 襄阳 | 89 | 34 | 55 | 临沧 | 43 | 106 | 63 |
| 玉溪 | 81 | 42 | 39 | 南充 | 41 | 82 | 41 |
| 蚌埠 | 95 | 65 | 30 | 张家界 | 68 | 108 | 40 |
| 滁州 | 100 | 70 | 30 | 眉山 | 40 | 78 | 38 |
| 淮安 | 61 | 32 | 29 | 广安 | 48 | 85 | 37 |
| 安庆 | 87 | 60 | 27 | 吉安 | 39 | 74 | 35 |
| 宜昌 | 50 | 26 | 24 | 丽水 | 32 | 64 | 32 |
| 鄂州 | 53 | 33 | 20 | 台州 | 13 | 43 | 30 |
| 重庆 | 22 | 4 | 18 | 贵阳 | 31 | 59 | 28 |
| 徐州 | 38 | 21 | 17 | 金华 | 10 | 37 | 27 |
基于前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的评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评估,对经济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格局、关系及态势展开分析。
依据经济子系统综合水平值对3个典型年份的城市进行排序。3 a平均序位前10位分别为上海、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南京、常州、嘉兴、武汉与镇江,重庆与成都在2012年进入前10位,总的来看长三角核心城市依然是经济带经济增长“龙头”,且中上游省会城市经济潜力较大且呈现快速崛起的态势。另外,通过3个年份序位变化,梳理出“上升型”、“下降型”两类城市,襄阳等17个城市呈现明显的经济地位提升,临沧等20个城市反之（表2,仅列举典型）。序位上升型城市主要分布在苏北、安徽、重庆、鄂西（襄阳、宜昌）、湘中（长沙、湘潭）以及攀枝花等传统工业城市及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地区;序位下降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边缘地区（温州、湖州、嘉兴、绍兴等）、四川部分地区（南充、眉山、广安、遂宁等）、以及西南部分地市。经济带城市经济发展不仅注重传统的“GDP”,也应注重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效益;在进一步推进传统核心经济城市发展、传统工业城市升级的同时,积极培育经济带新的经济增长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与沿江地区。
通过工业污染排放来反映经济带环境污染特征,选取经济带108个地市2003~2012年工业废水、工业SO2与工业烟尘的排放总量。3项排放总体格局较为近似,呈长三角、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地区、重庆为核心的西部地区的集中格局。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其次是沪宁沿线、绍兴、武汉,再次是其他长三角地市、苏北的徐州与盐城、湖北西部的宜昌与襄阳、湖南西北部的常德等地市、四川成都与宜宾（图5a）。工业SO2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首先是长三角“Z”字形地带（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其中以苏州、上海、宁波为最甚;其次是西南带,重庆-贵阳-六盘水-昆明-攀枝花-成都;再者是中部带,武汉-黄石-九江-宜春-株洲。工业SO2排放次之的地区广泛分布于长三角其他城市及湘赣、鄂中大部分城市（图5b）。工业烟尘排放较多的地市中,东部为上海、杭州、南京、南通、徐州等,中西部未呈现集中连片的地带,中部包括武汉、郴州、娄底,西部包括重庆、成都、乐山、六盘水与曲靖等地市（图5c）。结合上文可知,重庆、苏北、皖北、鄂中、湘西南等地亦多处于失调型状态,因此这些地区在承接产业与发展经济的同时应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排放。
图5 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格局
Fig.5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patterns of cities in CREB
城市空气质量格局中（图6a）,湘潭相对最差,其次较差的包括长三角边缘地市（南京、湖州、绍兴与宁波）及外围地市（合肥与盐城）,中部的武汉及湖北中部、岳阳及常德等,西部的成都与重庆。再次者,广泛分布于长三角地区、攀枝花-昭通-泸州西南沿江地区、长株潭地区以及湖北沿江地区。而省会城市的城市空气质量变化见图6b,2003~2012年平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分别为昆明(363)、贵阳(346)、南昌(338)、上海(329)、杭州(310)、成都(310)、南京(309)、合肥(308)、长沙(296)、重庆(290)与武汉(282)。可知武汉、重庆、长沙等中西部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较差,而长江南岸的经济带二级轴线沿线省会城市（上海-杭州-南昌-贵阳-昆明）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且经济带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趋好。结合上文可知,城市空气质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空气质量受到地形、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但是总体上与工业SO2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
长江经济带是以长江为纽带的经济带,长江水环境是经济带较为敏感的环境问题。长江干流断面上,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水质较差,中游水质较好（鄂赣皖）;时间上,上游与下游水质波动更大,中游波动相对较小（图7a）;长江干流32个断面水质中（2012年）,水质最差为朱沱（四川-重庆）,最好为直门达（青海-四川）。另外由图7b可知,2002~2012年,长江流域及长江干流水质整体呈先恶化再好转的趋势。长江水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工业废水污染不可忽视,由图5a可知,重庆、苏南-上海两个地区是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最多的地区,而长江川渝段、苏沪段水质亦是相对较差的水域,一定程度上反映长江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另外虽然长江水质近年来表现为略微转好的趋势,但是工业废水排放的环境影响依然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图6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格局及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①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标准为API<100（二级及以上）;②a图数据为2011年;③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6 Air quality patterns of main cities and days with standard air quality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CREB
图7 长江干流断面水质格局及流域水质变化
① 图中1~6分别代表Ⅰ,Ⅱ,Ⅲ,Ⅳ,Ⅴ,劣Ⅴ类水质;② 长江干流断面一共选取13处,皆为交界省市的断面,水质监测断面名称依次为直门达、江边乡渡口、新市镇、朱沱、巴东官渡口、螺山、武穴闸、湖口江心洲、马垱、马鞍山、白茆口、启东港与浏河;③ 长江流域水质断面一共选取60个（各年份监测断面数不同,选取大部分年份共同监测的断面）,皆取平均值;④ 数据源于《长江年鉴》[
Fig.7 Water quality pattern and change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Basin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平均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420（2003年）、0.380（2007年）、0.379（2012年）,处于低度协调型与低度失调型阶段。协调发展度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而东部地区下降趋势明显,中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沿江地区较非沿江地区高,且呈差距扩大趋势。 协调发展度整体格局上,高度协调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及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低度协调型分布广泛,集中于长三角边缘及外围地区、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及其外围地区等;低度失调型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北、四川、苏北、皖西、湘西地区以及贵阳至普洱一带;高度失调型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湖北中部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四川2省是协调型转为失调型的主要地区。 从经济发展格局来看,长三角核心城市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心,重庆与成都快速崛起;传统工业城市及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地区经济序位上升;长三角边缘地区、四川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分地市经济序位下降。 环境污染格局方面,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工业SO2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长三角“Z”字形地带、西南带与中部带）;工业烟尘排放较多的为成都、重庆等地。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格局中较差为长三角边缘及外围地市;而中部包括武汉及湖北中部,岳阳及常德等;西部主要为成都与重庆。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与工业SO2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长江干流断面水质方面,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水质较差,中游水质较好（鄂赣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
经济环境失调是“环境没跟上经济”还是“经济没跟上环境”,展开进一步探讨。首先,主要针对高度失调型城市,2003~2012年该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湖北中部等地区。其中,重庆是典型的经济相对发达而环境持续落后型;宿州、保山、荆门是典型的经济发展而过度牺牲环境型,经济水平持续增高,但环境水平位序下降显著;张家界、普洱、安顺等城市环境水平持续向好,而经济水平持续降低。其次,针对39个协调发展度持续下降型城市进行讨论,26个城市表现为“经济没跟上环境”（环境水平未持续下降而经济水平持续下降）,并且其中鹰潭、台州、贵阳、资阳、眉山、遂宁等6个城市环境水平持续提升而经济水平持续下降;仅苏州与遵义表现为“环境没跟上经济”。可见协调发展度明显持续下降的城市中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乏力,应该注意到持续保持环境水平低位、污染水平高位情况下的经济乏力现象,如常德,城市空气质量最差、工业废水排放处于中高水平,而经济发展乏力;另外浙江许多地市处于环境水平较低、污染水平升高,而经济水平持续下滑的态势,该地区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压力。
长江经济带开发的几点建议： 树立发展与保护双重使命,创新经济带开发体制机制。长江经济带开发过程中应牢固树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使命,进一步推行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推进基于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经济带地区差异化发展与管理体制。并在经济带综合管理机构建立、综合规划、法制建设、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等方面开展体制机制创新。 推进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中上游新的经济增长极。中下游特别是浙江地区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的态势,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游城市经济发展亟需探索转型升级的新途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上游某些地区（如湖北中西部、湘中、四川等地）的城市已经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应以城市群为依托,进一步培育中上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中上游城市应由“竞次”增长转变为“竞优”增长的思路,避免产业转移带来严重的污染转移。 落实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共建生态文明示范带。国家相继推行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出台新的《水法》、《环保法》等法律,为新时期的经济带开发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长江经济带不仅是一条“经济带”,更是一条“生态带”。应深入落实国家战略对经济带开发的要求,充分利用法律保障与管理制度,严格执法、创新管理,共同促进经济带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带。
区域（流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新高度等战略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关于大尺度基于模型的经济环境协调度（耦合度）测算相关研究已经形成较多成果,但是基于大范围（大流域、国家战略区域）的小尺度（地市及以下行政单元）的时空格局研究较少。由于数据的制约,本文选择的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亦未能覆盖到整个11省（市）,同时协调度的测算与探讨亦主要从数值规律上反映,而经济与环境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关系尤为复杂,且环境污染受到工业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可知本文只是在长江经济带大尺度上的经济环境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索,将来应在城镇化、经济发展（重点突出产业发展特别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效应、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精细化测算等方面加强进一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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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4版)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 [J].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Tang Qing et al. Academic though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V 2014).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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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能源、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方法[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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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国内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多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章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形式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3种表现形式:①对投入产出模型、非线性的扩展型生产函数及新古典经济模型等经典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②以协调发展指标、环境承载力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评判；③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未来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应该注意: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少环境数据欠缺的限制；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注重探究经济与环境背后作用机制；通过拓宽环境指标、模型改进、改变内生缺陷等方式来完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Tong Weiming et al. Research advances and review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hina Popul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国内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多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章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形式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3种表现形式:①对投入产出模型、非线性的扩展型生产函数及新古典经济模型等经典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②以协调发展指标、环境承载力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评判；③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未来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应该注意: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少环境数据欠缺的限制；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注重探究经济与环境背后作用机制；通过拓宽环境指标、模型改进、改变内生缺陷等方式来完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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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m-ur-Rahim, Kohler Thomas et al. Can the green economy enhance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role of awareness building [J].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14.08.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ounta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produce valuable but complex ecosystem services resulting from biomes stratified by altitude and gravity. These systems are often managed and shaped by smallholders whose marginalization is exacerbated by uncertainties and a lack of policy attention. Human鈥揺nvironment interfaces in mountains hence require holistic policies. We analyse the potential of the Global Mountain Green Economy Agenda (GMGEA) in building awareness and thus prompting cross-sectoral policy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critique of the green economy presented at the Rio+20 conference, we argue that the GMGEA can nevertheless structure knowledge and inform regional institutions about the complexity of mounta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to prompt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and cross-sectoral policy formula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content of the GMGEA, we draw on two empirical cases in the Pakistani and Nepali Himalayas. First, we show that lack of awareness has led to a sequence of fragmented interventions with unanticipated, and unwanted, consequences for communities. Second, using a green economy lens, we show how fragmentation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and cross-sectoral policies yielded more beneficial results. Project fragmentation reflects disconnected or layered policie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inherently keep specialized agendas and have no incentive to collaborate. Awareness makes agencies more likely to collaborate and adopt cross-sectoral approaches, allowing them to target more beneficiaries, be more visible, and raise more funds. Nevertheless, we also identify four factors that may currently still limit the effect of the GMGEA: high costs of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lack of legitimacy of the green economy, insufficiently-secured small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lobal agendas influence loc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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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economy in China: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policy drivers [J].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14.12.001 URL 摘要
For policy maker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a green economy presen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not only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provincial and city governments. This study measures clean energy economy at the city level in China, by counting green jobs and firms through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s shown in this study, green jobs and green firms are distributed unevenly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This study also quantifies provincial clean energy policies in China and finds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clean energy policy actions.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analyses indicate that local clean energy policies, along with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missions of sulfur dioxide,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green economy across cities. Cities located in a province with clean energy policies have 54.3% more green jobs and 61.8% more green businesses, compared with cities located in a province without such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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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in South Africa [J].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3.12.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n analysis carried out using an integrat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customised to South Africa, which was developed to study the contribution of technology policies to a green economy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Two business-as-usual scenarios (BAU1 and BAU2) and two green economy scenarios (GE2% and GETS) were si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economy interventions impact positively on the main indicators selected across sectors: reducing emissions, lowering the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particularly for the power sector, and contributing to a more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urther, it is determined that investments in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services management also yield a more resilien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edium and longer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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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s——A case study [J].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14.07.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nerg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 EEE ) system is a typical parameter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ordination index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were proposed for the EEE systems. With the proposed model, Shandong Province is employed for case study with the data inputs which covers a time frame of 2004鈥2012.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speeds of energy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were decreasing but their development quality kept increasing. There is an obvious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system fluctuated a lot and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The average annual decreasing rate for environmental system was 19.44%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trend of coordination index for energy and economic systems is the same with the overall index of the EEE system, indicating it is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the overall index. All the three systems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with the result implying a relation of firm conn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a strong support of energy. But this could also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 due to the industry-lead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oal-leading energy consumption. High-energy consumption,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w environmental quality occur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andong has to optimiz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h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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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objective multi-sectoral economy-energy-environment model: Application to Portugal [J].https://doi.org/10.1016/j.energy.2011.02.028 URL 摘要
Portugal is faced with important challenge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policies to achiev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targets, taking also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A multi-sectoral economy鈥揺nergy鈥揺nvironment model has been developed to perform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energy system, as well as to assess the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providing decision support in policy making. This model is a 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that allows for the explicit consideration of distinct axes of evaluation, generally conflicting and non-commensurate, of the merit of distinct policie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btained are subject to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l coefficients and, therefore, they may not be robust in face of changes of the input data. The specification of less energy or carbon-intensive technologies is done by considering pollutant/energy coefficients defined as intervals. This analysis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carbon mitigation efforts and other energy system planning settings, allow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stinct policies on the total system costs, the fuel and technology mix, and the levels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other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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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an Zou et al.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assessment of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from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 Model development and case study [J].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3.09.037 URL 摘要
How to choose an energy-efficien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conomically affordable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a major challenge to be taken up by decision makers. Although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burden, the economic factor is not considered yet in LCA procedures. Thus, in the present study life cycle 2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ssessment is extended to a 3E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model. To evalu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life cycle cost (LCC) is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LCA. Afterwards,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method is improved to integrate 3E factors. Besides, a two-step weight factor analysis is added, not only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but also to adopt different preferences proposed by different stakeholder groups. This novel 3E model is then appli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SW treatment technologies: (1) landfill; (2) landfill with biogas conversion to electricity; (3) incineration with energy recovery. Results show that incineration scores 0.944/1 and performs best among all scenarios; landfill with biogas to electricity, with final score 0.722/1, ranks second; and landfill without energy recovery (score: 0/1) is the worst choice. Furthermore, the weight factor analysis also shows a highly credibility of the results: when changing each factor鈥檚 weight from 0 to 1, less than 30% of the cases exhibit the variation in ranking order; almost no change in ranking order occurs whe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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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the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3E) System—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egypro.2011.03.4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form a mutually-influenced circulatory system. This paper uses econometric theory, according to time series data of energy consumption, GDP and industrial sewage emission from 1983 to 2009 about China,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 the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s among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The improving ac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s far less tha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en the system deviated from the equilibrium, the adjusting speed about industry waste gas emiss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economy. This paper further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among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achieve coordinated growth of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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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ju Wang et al.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resource-economy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bio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J].https://doi.org/10.1016/j.ijhydene.2013.03.07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cusing on the incompatible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property, resources property and economy property, the article aims to make a generalized environment-resource-economy analysis of the processes and to present an overview of different bio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whole commercialization chain. One part of the model is the emergy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ndex calculation model, the other is the ternary diagram of structure coefficient for emergy input. The model is used to the organic wastewater of the biohydrogen industrializa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and then compared with other biohydrogen and typical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e outputs indicate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biohydrogen production is available. After the application case of demonstration project, the exploratory work enlightens the similar literature from several aspects. Firstly,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 supplies a scientific judgment foundation stone for future laboratory research. Secondly, it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logic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Thirdly,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at the components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biohydrogen technology change with the different technology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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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PCA-VAR model: As a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regio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14.07.0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Ongoing success throughout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ontingent on maintaining the function, quality and harmony progress i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domains, so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 among them should be considerable significant. The model by coupl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vector autoregressive, which relate the aggregated values and dynamic analysis among factors, is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 among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 providing a framework to conceptualize the influences among their changes and simulate the future scenarios in the Bohai Rim reg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vector autoregressive method, in particular, permit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every two systems and display clear decomposition of contribution for each change,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virtuous circle of promo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no matter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endogenous variabl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yet the negative effect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d been produced; wha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need most might be advancing its own progress; it is also reflected that the entire complicated system walk on the path of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evident disequilibrium of three subsystems; and the scenario analysis results obviously tell that in order to attai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12% to 16% of overall environmental level should be anticipated along with 8%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improve. The study guide future possibilities for relatively more harmonious interconnections among social, economic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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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put-state-output model and related indicator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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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es: From vicious relationships to virtuous responsibility [J].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11.09.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ebates questioning the meaning of growth point to a need for a mor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and of the economic actor, fundamental to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contribution turns to virtue ethics in order to reframe the self in more reflexive, rel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terms. W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human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at is quintessentially relational, and of their capacity and need to relate to nature as well as community and society. We begin by reviewing the main arguments in the thriving debate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around w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being can contribute to implement an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aim is then to draw a link between this debate and that of virtue ethics, that leads to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being, of what can contribute to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a good life): responsibility, we argue, is not only a value but a virtue,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find meaning in acting responsibly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emphasising the multiple benefits that arise from framing good lives in active terms. We conclude reflecting on the challenges to, and implications of our proposition for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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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and Environment in Shenyang Since 1990 [J].https://doi.org/10.1016/S1872-583X(09)60004-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urbanization,the conflict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economy,space and environment are intensified and appear complexity.The coordinate assessment system of urban population,economy,space and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 in the scale of urban size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etc..The demonstration analysis took Shenyang as an example.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population,economy and space in a poor occasion during 1993 and 1999,which turned better after 2000,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improved after 1998.The static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howed obvious stage and fluctuant characteristic,and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degree appeared smoothness and lag.The static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not coordinative from 1993 to 1994,which turned to be coordinate between 1995 and 2005,and it dropped to the bottom in 1999 with the falling down trend.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not coordinate from 1993 to 1996,and became coordinate aft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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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rted pyramid: A neo-Ricardian view 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J].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14.08.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natural resources – which may contribute only a small amount to GDP – are viewed as fundament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conomy. They are sometimes pictured as sitting at the base of an inverted pyramid, with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balanced on top of them. In this paper we show that when prices are set by markup, a standard heterodox assumption, then the “inverted pyramid” picture of the economy emerges naturally in a neo-Ricardian model. We demonstrate the use of the model with brief applications to biophysical economics. The paper is one of a growing number that use heterodox macroeconomics to address questions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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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拟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9.08.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模可以充分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从而对环境约束下的城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预测。在分析了苏州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苏州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围绕三产固定资产比重、三产劳动力比重、万元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投资比重等调控参数设计了3种发展模式，得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最优方案。通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提出苏州市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增大环保投资，同时控制单位产值污染物的排放。必须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才能实现苏州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Gao Qian et al.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9.08.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模可以充分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从而对环境约束下的城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预测。在分析了苏州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苏州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围绕三产固定资产比重、三产劳动力比重、万元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投资比重等调控参数设计了3种发展模式，得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为最优方案。通过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提出苏州市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增大环保投资，同时控制单位产值污染物的排放。必须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才能实现苏州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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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6.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强烈.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①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 而在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9 4,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的0.551 1降至2004年的-0.147 9;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中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37 9;③1994年,我国人均GDP仅有3 923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④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 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Guo Xiaodong et al. Evolutional analysis of coupling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environment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6.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强烈.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①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 而在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9 4,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的0.551 1降至2004年的-0.147 9;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中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37 9;③1994年,我国人均GDP仅有3 923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④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 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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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J].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中通过对协调、发展及协调发展这3个概念的定义和论述,分别推导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并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大小等作为评判标准,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从简洁到详细不同的 3个层次,共30种基本类型.最后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评价对象,给出了上述计算方法和分类体系的应用实例,同时证明其可靠性.
Quantitative judg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Grou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中通过对协调、发展及协调发展这3个概念的定义和论述,分别推导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并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大小等作为评判标准,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从简洁到详细不同的 3个层次,共30种基本类型.最后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评价对象,给出了上述计算方法和分类体系的应用实例,同时证明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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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14 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定量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4.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重要理论。本文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 上,建立了经济环境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辽宁省14市10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技术处理和分析：辽宁省1996-2005年经济环境协调 度整体处于调和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值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值低的大部分在辽宁省东部和西部;1996年以来辽宁省经济环境协调 度的发展趋势呈＂V＂型变化,＂九五＂向＂十五＂过渡阶段协调度最低;经济环境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工业化初中期即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 协调度最低;1996-2005年期间14个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其中大连市的协调度值较高。最后,本文认为应以大连市为龙头,与其他协 调度值较低的城市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从而达到全省各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同步。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4.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重要理论。本文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 上,建立了经济环境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辽宁省14市10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技术处理和分析：辽宁省1996-2005年经济环境协调 度整体处于调和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值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值低的大部分在辽宁省东部和西部;1996年以来辽宁省经济环境协调 度的发展趋势呈＂V＂型变化,＂九五＂向＂十五＂过渡阶段协调度最低;经济环境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工业化初中期即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 协调度最低;1996-2005年期间14个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其中大连市的协调度值较高。最后,本文认为应以大连市为龙头,与其他协 调度值较低的城市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从而达到全省各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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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连云港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3825.2014.20.12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协调评价的模型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应用方面多集中在现状评价,预测的案例较少;另外现有的研究多以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与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协调性评价,忽略了发展潜力这一重要变量。以连云港为分析案例,把发展潜力作为重要变量与发展水平变量相结合计算得到的综合发展指数纳入经济与环境协调评价模型中,并尝试根据系统历史与现状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运用GM(1,1)灰色模型预测系统未来的协调发展状态。现状评价与未来的预测结果表明:(1)1996—1999年连云港经济与环境系统从低级共生向环境资源的粗放利用转变;(2)2000—2006年,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入快速调整期,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不断增强,协调程度较上一阶段变化稳定;(3)到2007—2009年,环境对经济的限制作用将又逐渐显现;(4)2010—2015年,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指数都相应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综合来看,1999年以后连云港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度均处于0°以下,说明连云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往往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应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速度和公平问题。
Sun Xiang et al. A dynamic assessment fo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Lianyungang,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3825.2014.20.12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协调评价的模型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应用方面多集中在现状评价,预测的案例较少;另外现有的研究多以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与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协调性评价,忽略了发展潜力这一重要变量。以连云港为分析案例,把发展潜力作为重要变量与发展水平变量相结合计算得到的综合发展指数纳入经济与环境协调评价模型中,并尝试根据系统历史与现状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运用GM(1,1)灰色模型预测系统未来的协调发展状态。现状评价与未来的预测结果表明:(1)1996—1999年连云港经济与环境系统从低级共生向环境资源的粗放利用转变;(2)2000—2006年,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入快速调整期,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不断增强,协调程度较上一阶段变化稳定;(3)到2007—2009年,环境对经济的限制作用将又逐渐显现;(4)2010—2015年,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指数都相应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综合来看,1999年以后连云港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度均处于0°以下,说明连云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往往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应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速度和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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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及其地区差异分析 [J].
为定量探索各省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面板数据对1996年以来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协调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过程,但总体上大幅提高,全国平均水平由0.399上升到0.617,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历程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②协调度在地域格局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③经济是促进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接近于环境对协调发展贡献的2倍,在经济系统内部,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又要大于经济存量因素;④协调发展的所有障碍性因素均来自环境系统,但是制约作用并不明显;⑤经济—环境协调度与塞尔指数的变动呈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地区差异性越小;⑥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带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为62.6%,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的建设水平相对均衡。
Economic-environment harmony degree evolvement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
为定量探索各省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面板数据对1996年以来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协调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过程,但总体上大幅提高,全国平均水平由0.399上升到0.617,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历程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②协调度在地域格局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③经济是促进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接近于环境对协调发展贡献的2倍,在经济系统内部,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又要大于经济存量因素;④协调发展的所有障碍性因素均来自环境系统,但是制约作用并不明显;⑤经济—环境协调度与塞尔指数的变动呈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地区差异性越小;⑥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带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为62.6%,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的建设水平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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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1.04.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阐述经济环境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空间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度基本符合“U”型曲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比较严重。</p>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of provinces (region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1.04.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阐述经济环境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空间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度基本符合“U”型曲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比较严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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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优化与情景分析 [J].
以环境承载力为理论依据，在滇池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约束下以滇池流域内人口和经济最大化为目标的滇池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优化模型，并分别对是否考虑从牛栏江调水这两种情景下的高、中、低3种规划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估，发现调水对滇池流域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有较大提高，而同一情景下中、低两种规划方案对滇池流域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差异很小。为此，从灵敏度范围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优选出中方案作为滇池流域综合管理最佳的规划方案。
Wang Cuiyu et al.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and Scenario Analysis of Soci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Dianchi Watershed.
以环境承载力为理论依据，在滇池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约束下以滇池流域内人口和经济最大化为目标的滇池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优化模型，并分别对是否考虑从牛栏江调水这两种情景下的高、中、低3种规划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估，发现调水对滇池流域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有较大提高，而同一情景下中、低两种规划方案对滇池流域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差异很小。为此，从灵敏度范围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优选出中方案作为滇池流域综合管理最佳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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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经济-环境系统的稳定性研究[D] .The study of stability of 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Jili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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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实证分析研究[D]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Hebei Provi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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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50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Spatial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50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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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J].
<p>自1984 年，“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提出以来，“Ｔ”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在20 世纪80~90 年代得到大规模实施。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 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构成“T”字型，长江经济带将内地2 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是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海岸带和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已经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同，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将是长期的。</p>
Economic belt construction is the best cho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yout: the enormous potential for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p>自1984 年，“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提出以来，“Ｔ”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在20 世纪80~90 年代得到大规模实施。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 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构成“T”字型，长江经济带将内地2 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是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海岸带和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已经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同，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将是长期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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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开发成就卓著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热烈祝贺“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周年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年来,刊物随着长江大开发的脉搏而跳动,科学地刻画了"长江战略"的实施历程,履行了为开发和保护长江鸣锣开道的"先声"使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课题组论证了长江沿江产业带的建设目标和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长江沿江已经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国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重道远。长江流域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无数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Outst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development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a long way to go.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年来,刊物随着长江大开发的脉搏而跳动,科学地刻画了"长江战略"的实施历程,履行了为开发和保护长江鸣锣开道的"先声"使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课题组论证了长江沿江产业带的建设目标和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长江沿江已经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国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重道远。长江流域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无数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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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年鉴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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