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君
, 田俊峰, 王彬燕
Wang Shijun, Tian Junfeng, Wang Binyan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0-1449-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5-15
修回日期: 2017-07-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0-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士君(1963-),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学研究。E-mail:wangsj@nenu.edu.cn
展开
摘要
基于结构性问卷,采用入户访谈及问卷调查的方法,解析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地域性特征,并对区域内部典型农村贫困区贫困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与解构。研究认为：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县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麓和黑、吉、辽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交界地区以及中俄、中朝边境地区,形成东、西两大片区,西部片区呈带状自北向南延伸,东部片区内存在两个团块状贫困人口集聚区,整体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区域内部存在5个农村贫困高发区,分别为中俄北部边境贫困高发区、中俄东部边境贫困高发区、松嫩平原贫困高发区、西部贫困高发区、中朝边境贫困高发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北高南低,西低东高”的特征明显。③ 农村贫困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吃穿与医疗保障问题突出;罹患疾病以及耕地不足、耕地利用率低是导致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的主因,发展现代农业和外出务工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④ 区域内部存在西部农牧交错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三大典型农村贫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农村贫困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行、农户自身思想认识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不利等多种因素的协同影响;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农村贫困问题主要由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性外流所引发的系列效应导致;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出现主要受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导致自然灾害多发、耕地资源不足的影响。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problems in the typical rural poor areas is discussed and deconstruc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and poor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are central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rn piedmont region of the Da Hinggan Mountains, the provincial boundaries between three provinces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 border areas of Sino-Korean and Sino-Russia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2 major poverty area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west area extends from north to south in a belt, and two mass poverty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areas are in the east area. On the whole, the poor population sh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g agglomeration and small dispersion”. 2) There are 5 high incidence areas of rural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 including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border of Sino-Russian, the Songnen Plain, the west, and the border areas of Sino-Korea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s high in the north and east, low in the south and west. 3) The poor are mainly consisted i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a low education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ir food and clothing and medical security problems are severe. Disease, lack of cultivated land and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are the main causes of rural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 thus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going out to work are important ways to eliminate poverty. 4)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 are 3 typical rural poverty areas: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of the western region, Korean nationality community of the eastern border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eastern plains and hills transition zone. The pover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singl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prices, backward farmer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ideas, wea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arsh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s. While the rural poverty in the Korean nationality community in the eastern border mountainous area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outflow of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rural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 areas of the eastern plain and hilly area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remote location and complicated topography, which leads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Keywords：
受自然资源禀赋差、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城乡二元割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较大困难,农村贫困问题凸出。2013年,伴随着“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中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冲刺阶段,要求扶贫工作应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与贫困地域有针对性的施策。因此,掌握区域贫困的地域性特征,剖析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路径,对于提升扶贫工作成效,加速推进脱贫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农村贫困问题是社会学、管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国外学者相关研究较为深入,涉及贫困群体空间分布模式与空间贫困陷阱[1]、多因素（特别是社会性因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2,3]、农业发展对减贫的作用、贫困程度评估与减贫效果评价[4~6]以及农村贫困对政策的反作用[7]等。中国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开展较晚,研究内容与方向集中于贫困的空间异质性与成因[8~12]、农村区域贫困的识别与测度[13,14]以及扶贫政策与体制机制建设[15~18],部分学者对农村贫困与新型城镇化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19]。整体上看,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快速兴起,但多集中于国家与省区、典型片区尺度,对大区域层面的农村贫困问题关注不足。同时,现有研究虽对区域农村贫困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但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关注较弱,对区域农村贫困问题的动态性认识有失精准。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开展,对贫困群体家庭情况、收入支出结构等掌握不足,影响了对区域贫困特征认识的精准性。基于以上方面,本文通过设计结构型问卷,采用入户调查及开展问卷访谈的方法,获取农户家庭结构及日常收入支出结构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为有效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提供参考。
图1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抽样县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poor in Northeast China
本文所指东北地区仅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省份。国土总面积78.73万km2;域内地表结构复杂,地貌类型多样;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由于纬度高,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暖而短促。截止2015年底,地区总人口10 947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7.96%;农村人口4 232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38.66%。
研究数据包括： ① 表征贫困空间格局的贫困县、贫困人口数量、贫困发生率等数据;② 表征贫困个体家庭生活状况的人力资本、致贫原因、“两不愁三保障”状态、日常收入支出等数据。其中,贫困空间格局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贫困个体家庭生活典型案例数据以对贫困个体家庭进行实地问卷访谈的方式获取。通过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机抽样,共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12个市,20个县（图1）,选取73个样本村、2 000户贫困户,最后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 960份,问卷平均有效率为89.09%。
东北地区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元292个,内有5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贫困县”）,其中22个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国贫县”）,36个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省贫县”）,在全部县级行政区中占比分别为7.53%和12.33%;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县（简称“片区县”）与普通贫困县的数量比例为0.32:1（表1）。黑吉辽三省贫困县的数量分别为28、15、15个,其中辽宁省无国贫县,黑吉两省内部国贫县与省贫县的数量基本相当;片区贫困县集中于黑龙江与吉林两省,黑龙江省数量最多（11个）。综合来看,无论国贫县还是片区县的数量,黑龙江省均远高于吉林与辽宁两省。
表1 东北地区各类型贫困县数量 （个）
Table 1 Number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 省份 | 县级行 政单元 | 贫困县（按级别分） | 贫困县（按片区分） | |||
|---|---|---|---|---|---|---|
| 小计 | 国贫县 | 省贫县 | 片区贫困县 | 普通贫困县 | ||
| 黑龙江 | 132 | 28 | 14 | 14 | 11 | 17 |
| 吉林 | 60 | 15 | 8 | 7 | 3 | 12 |
| 辽宁 | 100 | 15 | 0 | 15 | 0 | 15 |
| 合计 | 292 | 58 | 22 | 36 | 14 | 44 |
整体来看,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形成东西两大片区。贫困县多分布于东西两翼（图2）。西部地区贫困县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南麓以及三省与内蒙古交界地区,其中辽宁省40%的贫困县邻接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省西部白城市的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拜泉县,绥化市的明水县、青冈县、望奎县、兰西县以及大庆市的林甸县均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为片区贫困县。东部地区贫困县主要集中于中俄边境（黑龙江省的绥滨县、同江市、抚远县、饶河县）以及中朝边境（吉林省的安图县、图们市、龙井市、和龙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辽宁省宽甸县）地区,且多为少数民族集聚区。
图2 东北地区贫困县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截止2016年底,东北地区共有5 026个贫困村,145.74万贫困人口,占其农村总人口的3.44%。黑、吉、辽三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区域农村总贫困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8.84%、27.63%、33.52%,可见经济相对发达,没有国贫县的辽宁省贫困人口总量并不低。东北地区贫困县的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94.62万（省贫县56.08万、国贫县38.54万）,占农村总贫困人口的64.93%;非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为51.12万,占农村总贫困人口的35.07%。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北地区贫困人口聚集区与贫困县的空间分布高度耦合（图3a）。区域西部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自北向南形成一条较为连续的贫困带;东部地区则分别形成以黑、吉两省国贫县为主的两个团块状贫困人口集聚区。与贫困地区空间分布存在区别的是,黑龙江东北部边境地区的绥滨县、同江市、抚远县、饶河县等虽为国贫县,但贫困人口相对较少。具体来看,贫困人口最多的为黑龙江省的海伦市（4.45万人）,其次为辽宁省的建昌县（3.98万）,值得注意的是两县均为省贫县而非国贫县;桦南县、青冈县、大安市等的贫困人口分布亦相对集中。
图3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population and poverty incidence in Northeast China
进一步采用贫困发生率（表征贫困广度的指标）深入分析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的空间特征。由图3b可知,区域内主要形成5个农村贫困高发区,由南至北分别有中俄北部边境贫困高发区（呼玛县-黑河市市区-孙吴县）、中俄东部边境贫困高发区（绥滨县-桦川县-汤原县-桦南县）、松嫩平原贫困高发区（克东县-拜泉县-海伦市-富裕县-青冈县-林甸县）、西部贫困高发区（镇赉县-洮北区-洮南市-大安市-通榆县）、中朝边境贫困高发区（汪清县-图们市-龙井市-和龙市-安图县）。与贫困人口分布的重心位置相比,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重心相对靠北,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辽宁省,同时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亦存在“东高西低”的特征。具体来看,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龙井市,达17.53%,其次为靖宇县和汤原县,分别为17.36%和17.01%,显著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3.44%）,此外,黑河市的孙吴县以及延边州的汪清县和安图县贫困发生率也相对较高,均在15%以上。
3.1.1 中、老年人口是贫困多发群体
对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群体年龄的层级性特征突出,近80.00%年龄在46~75岁之间。其中,56~65岁占比最大,达31.60%,该年龄段贫困群体大多处于自身劳动能力显著衰减且子女刚组建新家庭赡养能力较弱的过渡阶段,其次分别为46~55岁（24.54%）和66~75岁（23.67%）,其余年龄段相对较少。而从脱贫群体年龄结构看,主要为46~55岁（39.25%）和36~45岁（29.57%）,65岁以上仅占0.61%。
3.1.2 贫困群体文化水平偏低
从受教育程度看,贫困群体显著偏低。70.11%的贫困个体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24.09%为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4.80%,贫困群体文化程度整体偏低,而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不利于贫困群体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进而制约生产,对其摆脱贫困造成较大障碍。
3.2.1 温饱问题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商品粮种植一直是农村人口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由于自然环境、耕作方式及农民思想认识的约束,东北地区种植结构较为单一,以玉米种植为主,长期以来农户依靠玉米售卖来获取资金,用以购买生活物资。而近年来玉米保护价的取消及旱涝灾害的发生,给东北地区农户玉米种植与销售带来较大影响,导致贫困群体无法换购到充足的大米、面粉等细粮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此外,该地区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导致农村人口取暖成本高昂,对过冬衣物的数量与质量要求均较高,从而导致贫困群体日常吃穿保障相对困难。统计结果显示,东北地区有4.33%的农村贫困家庭愁吃（不能保证饮食以大米白面为主）,5.22%的农村贫困家庭愁穿（主要表现为冬季无换洗衣物）,这一数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2.2 医疗问题
罹患疾病是导致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77.05%的贫困群体认为当前制约其家庭可持续发展的主因为“家庭成员患病”,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贫困群体家庭成员中存在慢性病患者的比例高达72.38%,存在重病患者的比例达26.61%,存在残疾人的比例达13.49%,部分贫困家庭存在两类及以上患者。进一步对贫困家庭病患医疗费用负担能力的分析发现,超过85%的贫困家庭因收入来源有限而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除此以外,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也不尽完善。当前东北农村地区部分村屯缺乏基层卫生与医疗机构,私人小诊所是农村居民最易接近的治疗场所,但该类诊所普遍存在治疗水平低、药品严重缺乏的问题。对于贫困患病群体,获取高等级治疗服务更为困难,虽然数据表明,98%的农村贫困人口已获得农村医疗保险,但受治疗费用须达一定标准方可报销及需先垫付再报销等条件的限制,大量贫困群体直接获取正规医疗的可接近性降低。另一方面,高强度的人力劳动、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导致东北地区农村人口腰椎键盘突出、类风湿、心脏病等慢性病高发,但当前能报销的慢性病治疗费用有限,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生活负担,使其在医疗方面的保障率较低。
3.3.1 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对政府帮扶资金依赖严重
东北地区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种养殖结构未能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及时调节,粗放式的种植业仍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亦是贫困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将其作为第一收入来源的家庭占到总体36.82%。此外,贫困群体对政府提供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保障性资金依赖性极强,以该收入作为第一收入来源的家庭比例高达34.17%,一方面揭示贫困群体家庭收入微薄,另一方面亦显示其家庭收入结构畸形。家庭第二收入来源中,土地出租、亲友赠送及粮食直补等占比较大（32.53%）,而政府提供的保障性资金亦是部分贫困群体家庭的重要第二收入来源,占比达25.22%,进一步表明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群体对政府帮扶资金的依赖较为严重。
3.3.2 衣食与医疗保障为家庭支出主体
家庭支出结构中,“医疗保障”是70%以上贫困群体家庭的首要支出,其次为“衣食保障”支出,占13.75%,而将“农业生产”作为家庭首要支出的仅占8.20%,另有6.43%的贫困群体将“文化教育”作为家庭首要支出。贫困群体家庭次要支出中,“衣食保障”占比最大,达58.51%,其次分别为“医疗保健”和“农业生产”,占比分别为18.54%和11.60%。综合来看,贫困群体家庭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医疗,难以兼顾农业生产和子女教育。
以大兴安岭南麓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农村贫困是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行、农户自身思想认识局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不利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间联系密切,共同导致东北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农村贫困并制约贫困群体脱贫进程。
4.1.1 不利的自然生态条件
东北地区西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降水波动与年际变化剧烈,导致区域内旱涝灾害频繁。该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中纬度巨型沙带的东部边缘[20],土地沙化与盐渍化严重。整体来看,其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较差。这直接产生短期与长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在短期内因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出现减产乃至绝收的情况,农户收入不稳定,导致因灾致贫。另一方面,不利的自然生态条件导致区域内水土资源配置失衡,土地资源广而薄,地下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21],农村人口农业生产过程中在改良土壤、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等方面的生产成本高于其他水土资源配置条件较好的地区。同时,部分不利的自然条件（多风沙,夏季酷暑,地下水碱度大、硬度大、矿化度大）对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带来了潜在的不良影响,区域内以地方病（例如氟中毒）为代表的慢性病多发,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家庭生活负担加重。由此可见,由不利自然条件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导致了贫困问题的发生。
4.1.2 单一的农业种养殖结构
受传统生产习惯与政府政策路径依赖的双重作用,东北地区农业种养殖结构单一化趋势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显著。相关研究表明,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西部粮食生产明显向玉米与水稻两种作物集中,其中玉米的播种面积与产量增长迅速,其产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56%[22]。在养殖方面,受前些年羊肉价格上涨的影响,东北地区西部羊的养殖量快速增长。种养殖结构的单一化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农牧产品价格下降（调查显示,2016年东北农户养羊净利润仅为100~200元/头;玉米价格下降达400~600元/t）,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也使农户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灾害、疫病等突发性事件抗性减弱,带来农牧业生产收入的下降。此外,种植业结构单一化会造成土壤营养成分的持续性下降,使农业生产条件更趋恶劣,进一步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农业生产效益。
4.1.3 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
由于中国2008~2014年玉米种植面积与产量快速增长,导致玉米供过于求以及粮食进口量暴增、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自2016年起,国内玉米价格下跌明显,东北地区表现尤为显著,价格下降达400~600元/t,而同期生产资料的价格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虽然国家对农户进行了补贴,但农户收入依然出现了下降,东北地区西部玉米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超过60%,玉米是大部分农户种植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农作物,所受影响更为突出,玉米市场价格的下降与单一的种植结构共同加剧了东北地区西部农村贫困问题。
4.1.4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东北地区西部经济发展整体较为落后（例如：2015年吉林省白城市GDP仅占全省的4.97%,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3;辽宁省朝阳市GDP仅占全省的2.98%,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3）,导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部分村镇道路损毁较为严重,灌溉所需的水利设施建设落后,难以满足农业生产活动的需要,也是导致东北地区西部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
4.1.5 农户自身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农户自身思想认识落后是诱发东北地区西部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调查访问过程中发现,该区域内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超过70%的被访农户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这使其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其对政府的帮扶产生依赖心理,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其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接受与吸收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脱贫解困的进程。
东北地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主要位于吉林省,农村贫困问题集中发生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和龙市、汪清县、图们市,白山市靖宇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该区域自然与经济社会条件独特（地处山区,邻近中朝边境,朝鲜族在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与东北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其农村贫困问题也具有特殊性,突出表现为致贫因素单一,农村人口特别是以青壮年为代表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性外流所引发的系列效应是导致该地区农村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图4）。
图4 东北地区东部边境朝鲜族聚居区农村贫困问题形成机制
Fig.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the Korean nationality community of the eastern border mountainous region
因历史的原因,中国东北朝鲜族与朝鲜及韩国在人员关系、语言文化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伴随着朝鲜的自我封闭以及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中韩建交,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交流猛增[23],大量的朝鲜族人口外出到韩国务工,导致东北地区东部朝鲜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放缓,近年来甚至出现下降。如图5所示,吉林省东部朝鲜族聚居的5个贫困县2010~2015年人口数量均出现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波动下滑,部分县市长期为负值,且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和龙市与龙井市）人口减少趋势更明显。
图5 东北地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人口变动
Fig.5 Population change of the Korean nationality community of the eastern border mountainous region
4.2.1 人口外流加剧老龄化过程
虽然因受数据获取性的限制,未能获取各县人口迁入与迁出的数量信息,导致各县人口数量的下降更多是自然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图5）。但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乃至变为负值,实质仍是人口流失的结果。实地调研发现,朝鲜族聚居区人口流失明显,但农村人口流失较城市更加突出,部分乡镇当前总人口已不足千人,一年无人嫁娶,无婴儿出生。劳动年龄人口流失所引起的连锁效应引发并加重了该区域的农村贫困问题。首先,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区域内人口老龄化过程加剧,该地区被访农户中65岁以上被访者占到访问总体的38.36%,远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而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贫困群体劳动能力的下降,家庭收入减少,同时这些老年贫困群体多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家庭日常医疗支出较大,负担沉重。调研结果亦显示,东北地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贫困群体最主要的致贫原因为患病,有82.76%的被访户因此而进入贫困行列。
4.2.2 人口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
劳动年龄人口流失导致农村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负增长,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空心化一方面造成农村丧失发展活力,剩余的老弱群体无法吸收和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建设主体缺失和弱化（老弱妇孺无法参与建设活动）,进而导致水利、道路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缺乏和滞后[24],而山区农业生产对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又相对较高,这进一步加重了农户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因劳动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必须外包,加重了村集体的经济负担,不易脱贫。
4.2.3 人口外流诱发并加剧了农村社会问题
与其它地区不同,东北地区东部边疆山地朝鲜族聚居区外出务工人员多为跨国务工,外出时间长,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妇女、老人。调研走访中发现,部分务工人员很少与家里人联系,也很少对家庭给予资金支持,甚至有部分人在韩国工作几年后一去不复返,留守人员失去经济支持后经济状况崩溃,陷入贫困。同时还发现,该区域内的部分村屯,因海拔高、与外界联系不便,农业发展存在困难,外出务工是脱贫的重要途径,但受政策、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汉族人外出赴韩务工受到极大限制,收入有限,陷入贫困。这也导致村内贫富两极分化,朝鲜族群众与汉族群众间出现隔阂,在部分涉及到村庄建设的重要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影响了村庄建设活动,阻碍脱贫进程。
东北地区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问题集中发生于黑龙江与辽宁两省,包括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桦川县、汤原县,双鸭山市饶河县,哈尔滨市延寿县以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凤城市。该区域内市县地形地貌多样,处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自然地理要素的过渡性与波动性较大[25],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灾害多发、耕地资源不足是导致该区域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
4.3.1 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发展落后
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集中分布于东北地区东部边缘,其中饶河县与宽甸县分别地处中俄、中朝边境地区,地理位置偏远,远离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区域中心城市。同时,该类型区靠近山区与边境地带,位于中国主要交通线末端,对外交通联系困难,且区域内部分贫困村对外联系道路为砂石路与土路,路况差、通车率低,综合导致该地区农产品外运困难,难以获取外部市场资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
4.3.2 地形复杂导致自然灾害多发
该类型区位于东北地区东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地貌上以丘陵与平原为主,部分市县低山也占有较大比例,其地形地貌整体较为复杂,洪涝、水土流失、暴雨、滑坡、泥石流以及低温霜冻[26]等自然灾害多发且灾害类型多样,破坏力强,灾害连续性强。多发的自然灾害与建设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叠合,每年均使大量农田受灾,阻碍农户收入提高,导致大量致贫与返贫人口出现。
4.3.3 耕地资源不足
受地形地貌条件的限制,该类型区耕地比重低,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五山四分田”“三山一水四分田”等说法是对该地区耕地资源的真实写照,其耕地生产能力一般且其利用潜力已挖掘殆尽,可实现利用潜力低[27],农户已难以通过传统的农业生产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在落后的交通条件与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导致发生农村贫困问题。
4.3.4 县域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
该类型区为典型的农业区,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县域中心城市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普遍滞后。其中,桦南县2015年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3%,但第二产业占比仅为26%;饶河县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更高达72%,第二产业占比则仅为9%。工业与服务业发展落后制约了区域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能力,同时也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但调研中发现,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中多有成员患有疾病,需要人照顾,导致家中劳动力不能离开本县到外地务工,因此在县内务工是其实现家庭增收的重要途径（有16.67%的脱贫户通过在本县务工实现脱贫,是仅次于“发展特色产业”的第二重要脱贫原因）。因此,县域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也是导致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
本文基于结构性问卷,从地理学的视角较系统的分析了中国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的空间格局与地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内3类典型贫困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
1） 中国东北地区贫困县主要分布于东西两翼,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麓和黑、吉、辽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交界地区以及中俄、中朝边境地区,形成两大片区,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农村贫困人口空间分布与贫困县空间分布高度耦合,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连续的贫困带,东部存在两个团块状贫困人口集聚区。在贫困发生率方面,东北地区内部存在5个农村贫困高发区,贫困发生率“北高南低,西低东高”的特征明显。
2）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衣食与医疗问题仍是农村贫困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其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市场条件使贫困群体吃穿问题更为严峻,慢性疾病高发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影响较大;罹患疾病以及耕地不足、耕地利用率低是导致东北地区农村贫困的主因,发展现代农业和外出务工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3） 东北地区内部存在三大典型农村贫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东北地区西部农牧交错区农村贫困是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行、农户自身思想认识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不利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农村贫困主要是由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性外流引发的系列效应（老龄化进程加剧,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社会问题加剧）所导致;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导致自然灾害多发,耕地资源不足则是引发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农产品主产区与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村贫困问题不可忽视。针对该区域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文化水平低、自身发展能力弱,衣食与医疗保障困难较大的现状以及因病致贫、缺土地致贫为主的贫困特点,并结合区域自身环境特点,在下一步精准扶贫工作中应贯彻“引导外出务工,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对农户生活综合性保障,多样化扶贫措施”的精准扶贫策略,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通过政企合作、政府间对接等多种方式组织外出务工,特别是在冬季,使贫困群体全年都能有持续性的收入;对于有劳动能力但相对较弱的群体,通过政府补贴、组织专业化合作社等多种方式,发展以棚膜经济、庭院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绿色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对于贫困群体,特别是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要强化对其生活的综合性保障,将医疗保障,特别是慢性病保障置于首位,并结合贫困群体冬季购买衣物、取暖、吃蔬菜等需求,通过发放“冬季生活综合补贴”等方式减轻农户冬季生活压力,提升生活保障能力。同时,应注意到当前东北地区省贫县贫困人口已占多数,非贫困县贫困人口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做好重点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应将关注点向非重点地区以及非贫困地区倾斜。
除以上的总体策略外,对于西部农牧交错区,各级政府应将以道路、农田水利设施、饮用水设施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户“旱改水”,改善生产条件,改变种养殖业结构,打破致贫链条;东部边境山地朝鲜族聚居区应依托“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强化对韩招商引资,培育并壮大区域内部中心城市,创造工作岗位,以引导农村青壮年人口“回流”,实现就地城镇化,带动家庭摆脱贫困;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应强化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绿色现代农业以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Spatial Poverty Traps[R].New York: The World Bank, |
| [2] |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 pover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welfar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Bangladesh [J].https://doi.org/10.1016/j.foodpol.2005.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determines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rural poverty in Bangladesh and its relation to people livelihood assets affecting their ability to procure food. We estimated household income for over 1 million census households using a predictor model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 data set. We computed and mapped poverty indices for 415 rural subdistricts revealing distinct areas with high poverty incidence that correspond with ecologically depressed areas. However, other livelihood-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overty. This indicates the need for continued focus on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access to income-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so that the poor can better meet their food needs.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various poverty-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of the local parameter ( 尾 )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revealed distinct spatial relationships, which have implica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entions specific to the different regions.
|
| [3] |
The Landscape of Poverty in Nigeria: A Spatial Analysis Using Senatorial Districts-level Data [J].https://doi.org/10.5923/j.economics.20120205.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tudy decomposes the Landscape of Poverty in Nigeria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patial contiguity using Senatorial Districts - level Data. The data used for the study were obtained from National Living Standard Survey and Core Welfare Indicators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2004 and 2006 respectively.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were carried out on poverty incidence data. Average national poverty rate of the Senatorial Districts (SD) was 56.0%. Forty nine percent of the SD had poverty rate (PR)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global Moran I value obtained is strongly positive (0.6657), indicating that spillover of poverty exist among SD.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52% of the SD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association had low PR neighboured by low PR SD (Low-Low), 41% of the SD with high PR were neighboured by high PR SD (High-High) and 7% of SDs with low PR were surrounded by high PR SD (Low-High). The mean PR in high-high and low-low SDs was 82.6% and 31.8% respectively. The study recommends that for a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to be achieved in Nigeria, greater attention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on the senatorial districts that constitute the hotspots of poverty.
|
| [4] |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 [J].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0.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
| [5] |
An exercise to evaluate an anti-poverty program with multiple outcomes using program evaluation [J].https://doi.org/10.1016/j.econlet.2013.12.032 URL 摘要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s with multiple outcomes, I combin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s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atching estimators. I apply this technique on an anti-poverty program and show it is a more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an a unidimensional measure.
|
| [6] |
Evaluating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3.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the 8-7 Plan, the second wave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on rural income growth at the county level over the program's disbursement period, from 1994 to 2000. Program participation was largely determined by whether a county's pre-program income fell below a given poverty line; hence,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is employed to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program. Using a panel data set, we find that the 8-7 Plan resulted in an approximately 38-percent increase in rural income for counties that were treated between 1994 and 2000. Our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uggest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itial endowments in the path to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
| [7] |
Spatial patterns of poverty in Vietnam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J].https://doi.org/10.1016/j.foodpol.2005.09.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in Vietnam by applying small area estimation methods to household budget data and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e resulting district-level poverty estimates suggest that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s highest in the remote northern and central highlands and lowest in the south-east and in large urban centres. However, mapping the density of poverty reveals that most poor people do not live in the poorest districts but in the two lowland deltas, where poverty incidence is intermediat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present an important trade-off between targeting poor areas and poor people that can only be resolved with better information on the relative costs of delivering different programmes and their expected impact. Existing government estimates of poverty at the district level are not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our poverty estimates, perhaps because of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ir methods of collecting poverty data.
|
| [8] |
贵州省乡村贫困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分析 [J].Spati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A Case of Guizhou Province, China. |
| [9] |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区域贫困空间特征研究——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724/SP.J.1047.2015.00069 URL 摘要
随着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本文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县级行政区划为例，从自然和社会因素中选取主要贫困影响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GIS和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经济消贫指数，分析贫困的内在成因，探究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旨在为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辅助决策。结果表明，研究区自然因素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而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大部分县的自然致贫程度在中等以上，其中，铜仁、湘西地区程度较为严重，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缓解贫困的能力不强；黔江地区、张家界地区的贫困程度较低，铜仁地区和湘西地区的贫困程度较高。各县的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古丈、龙川，务川、正安，隆回、新化及道通、城步共同构成武陵山片区“大分散、小聚集”的贫困分布格局。今后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然致贫因素，深入挖掘区域资源优势，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协作。
Research 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Poverty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3724/SP.J.1047.2015.00069 URL 摘要
随着国家新一轮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本文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县级行政区划为例，从自然和社会因素中选取主要贫困影响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GIS和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经济消贫指数，分析贫困的内在成因，探究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旨在为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辅助决策。结果表明，研究区自然因素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而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大部分县的自然致贫程度在中等以上，其中，铜仁、湘西地区程度较为严重，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缓解贫困的能力不强；黔江地区、张家界地区的贫困程度较低，铜仁地区和湘西地区的贫困程度较高。各县的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古丈、龙川，务川、正安，隆回、新化及道通、城步共同构成武陵山片区“大分散、小聚集”的贫困分布格局。今后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然致贫因素，深入挖掘区域资源优势，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协作。
|
| [10] |
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4.018 URL 摘要
以秦巴山区11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2004年相比,2014年贫困村的空间集聚规模较小,集聚中心数量较多;库区是贫困村的主要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贫困村的分布呈现远离库区和向乡镇中心附近集聚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上,泊松回归的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政策因素均对贫困村区位具有显著影响.但随时间推移,贫困村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同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和影响方向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Villa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Qinba Mountains.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4.018 URL 摘要
以秦巴山区11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2004年相比,2014年贫困村的空间集聚规模较小,集聚中心数量较多;库区是贫困村的主要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贫困村的分布呈现远离库区和向乡镇中心附近集聚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上,泊松回归的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政策因素均对贫困村区位具有显著影响.但随时间推移,贫困村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同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和影响方向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
| [11] |
中国贫困地区时空格局与差别化脱贫政策研究 [J].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its Differential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
| [12] |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
| [13] |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J].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
| [14] |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辩证思考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对精准扶贫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识别出420户贫困户,其中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建档立卡农户相比,所识别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几乎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性,可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相应的帮扶措施。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辩证思考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对精准扶贫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识别出420户贫困户,其中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建档立卡农户相比,所识别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几乎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性,可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相应的帮扶措施。
|
| [15] |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J].
解决问题的因果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受到挑战,着眼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受到重视。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开发速度趋缓与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明显,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
Research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big data thinking.
解决问题的因果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受到挑战,着眼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受到重视。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开发速度趋缓与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明显,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
|
| [16] |
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 [J].
Study on Policy Innovation and Suggestion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ypical Investigation.
|
| [17] |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J].URL 摘要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型。文章在梳理我国贫困治理政策演变过程及趋向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我国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述了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论述了精准扶贫政策核心要义、内容体系及其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之处，阐明了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科学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境，从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创新路径。
Research on the Targeted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Innovative Ways in China. URL 摘要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型。文章在梳理我国贫困治理政策演变过程及趋向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我国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述了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论述了精准扶贫政策核心要义、内容体系及其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之处，阐明了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科学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境，从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创新路径。
|
| [18] |
我国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研究 [J].
在实现2020年如期脱贫过程中，贫困县全部构建涵盖贫困退出的动力、补偿、风险、激励与约束以及第三方评估的综合系统机制，从贫困基础、经济发展、人文发展和生存环境四个向度构建多维、动态的贫困退出监测框架，推动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序良性发展。
Study on Poverty Exit Mechanism Based on Dynamic Monitor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在实现2020年如期脱贫过程中，贫困县全部构建涵盖贫困退出的动力、补偿、风险、激励与约束以及第三方评估的综合系统机制，从贫困基础、经济发展、人文发展和生存环境四个向度构建多维、动态的贫困退出监测框架，推动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序良性发展。
|
| [19] |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J].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
| [20] |
东北平原西部沙地的气候变异与土地荒漠化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1.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东北平原西部沙地位于欧亚大陆中纬度巨型沙带的东部边缘，为我国 荒漠化土地的东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荒漠化景观日益明显，前景令人堪忧。气候因素是荒漠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东北平原西部沙地是 我国北方气候条件最好的沙区，但目前对于区域荒漠化驱动因子的气候因素影响方面的研究未开展系统的工作。论文系统分析了东北平原西部沙地影响荒漠化的现代 气候因素特点，探讨了在较好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异、人类活动与荒漠化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气候发展趋势预测了未来在自然因素作用下沙地的可能发展趋势。
Climatic vari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in west sandy land of Northeast China Plain.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1.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东北平原西部沙地位于欧亚大陆中纬度巨型沙带的东部边缘，为我国 荒漠化土地的东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荒漠化景观日益明显，前景令人堪忧。气候因素是荒漠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东北平原西部沙地是 我国北方气候条件最好的沙区，但目前对于区域荒漠化驱动因子的气候因素影响方面的研究未开展系统的工作。论文系统分析了东北平原西部沙地影响荒漠化的现代 气候因素特点，探讨了在较好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异、人类活动与荒漠化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气候发展趋势预测了未来在自然因素作用下沙地的可能发展趋势。
|
| [21] |
吉林西部地下水水质评价与分析 [J].Ground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nalyses in West Jilin Province. |
| [22] |
东北西部粮食生产时空格局变化及优化布局研究 [J].
利用2003~2013年东北西部各县市粮食生产统计数据,运用聚类分析、粮食贡献度和PSR模型方法,分析东北西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国家＂镰刀弯＂地区规划提出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目标,对各县市具体调减值进行核算,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2003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明显向玉米、水稻两种作物集中,而相对低产的大豆所占比例明显下降;粮食生产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多数地区被以玉米为主的类型区取代。2003~2013年东北西部粮食增产主要归因于种植面积扩大,其次是粮食单产提高,受粮食作物结构影响较小。东北西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值均小于0.6,处于不安全级至临界安全级阈值范围内,其中不安全级和较不安全级所占比重为97.01%,集中呈片状分布,亟待调整区域种植结构以提高耕地生态安全。东北西部玉米播种面积调减总目标为145.20万hm2,其中农牧交错带调减113.23万hm2,冷凉区调减31.97万hm2,调减地区主要集中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吉林西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市等玉米为主的类型区。东北西部各县市在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耕地生态安全、农民的生计替代和利益补偿等问题,做到科学、合理、有序地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Change and Optimum Layout of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West of Northeast China.
利用2003~2013年东北西部各县市粮食生产统计数据,运用聚类分析、粮食贡献度和PSR模型方法,分析东北西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国家＂镰刀弯＂地区规划提出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目标,对各县市具体调减值进行核算,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2003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明显向玉米、水稻两种作物集中,而相对低产的大豆所占比例明显下降;粮食生产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多数地区被以玉米为主的类型区取代。2003~2013年东北西部粮食增产主要归因于种植面积扩大,其次是粮食单产提高,受粮食作物结构影响较小。东北西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值均小于0.6,处于不安全级至临界安全级阈值范围内,其中不安全级和较不安全级所占比重为97.01%,集中呈片状分布,亟待调整区域种植结构以提高耕地生态安全。东北西部玉米播种面积调减总目标为145.20万hm2,其中农牧交错带调减113.23万hm2,冷凉区调减31.97万hm2,调减地区主要集中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吉林西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市等玉米为主的类型区。东北西部各县市在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耕地生态安全、农民的生计替代和利益补偿等问题,做到科学、合理、有序地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
| [23] |
韩国文化对延边朝鲜族的影响[D] .Influence of South Korean Culture to Yanbian Koreans. |
| [24] |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精准扶贫: 困境与路径 [J].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hollowing out of rural population: Dilemma and path. |
| [25] |
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域特征与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J].
黑龙江省作为2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省份之一，区别于其他大多位于山地、丘陵地带贫困地区，黑龙江省贫困区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带，因此黑龙江省贫困问题独具特殊性。以黑龙江省典型贫困县延寿、甘南、桦南、林甸、兰西县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黑龙江省贫困地域特征、贫困村分布规律，探明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化主导因素，旨在为黑龙江省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依据。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域具有数量多、面积大、分布集中、平原型贫困特征显著特点；且贫困户致贫因素单一、以土坯房为主、一宅多户现象较普遍；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力老弱化现象突出；家庭负担重。农村居民生活成本高，不良生活习惯致病率高，产业结构单一且单产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弱是主要原因。建议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医疗卫生和疾病防疫，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强种植和养殖业大户．培训力度，加强乡风民俗建设，改善干群关系，加强村级政权建设作为黑龙江省精准扶贫工作重点。
Study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Stricken Area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黑龙江省作为2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省份之一，区别于其他大多位于山地、丘陵地带贫困地区，黑龙江省贫困区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带，因此黑龙江省贫困问题独具特殊性。以黑龙江省典型贫困县延寿、甘南、桦南、林甸、兰西县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黑龙江省贫困地域特征、贫困村分布规律，探明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化主导因素，旨在为黑龙江省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依据。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域具有数量多、面积大、分布集中、平原型贫困特征显著特点；且贫困户致贫因素单一、以土坯房为主、一宅多户现象较普遍；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力老弱化现象突出；家庭负担重。农村居民生活成本高，不良生活习惯致病率高，产业结构单一且单产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弱是主要原因。建议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医疗卫生和疾病防疫，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强种植和养殖业大户．培训力度，加强乡风民俗建设，改善干群关系，加强村级政权建设作为黑龙江省精准扶贫工作重点。
|
| [26] |
东北地区自然灾害组合类型分析及灾害区划 [J].Analysis of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 assemblages and disaster zoning in Northeast China. |
| [27] |
东北地区耕地产能空间分异规律及产能提升主导因子分析 [J].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n reflect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cultivated land, which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analyze spatial pattern and vari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8 second-leve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production capacity accounting results of three levels.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explo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second-level area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factors on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production capacity, realiz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factors. The study area encompassed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one of the main national grain production areas of excellent nature resources condition and higher soil nutrient content.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farml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database about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survey sampling points of theoretical yield and realizable yield, and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from 2001 to 2008.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production capacity, realiz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ctual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2.6 10t, 1.8 10t, and 1.3 10t, respectively.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potential were 0.73 10t and 0.49 10t, respectively.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northeast region has a larg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The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s primarily distributed over the Xibu plains and Songnen plains.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potential gradually reduc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intensity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intensity gradually decrease in Jilin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Factors, such as soil constraint layer depth, organic matter content, degree of salinization, and slope, a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monitoring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quality, and dynamic balance of total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Spatial Vari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nalysis of Main Impact Factors for Promoting Production Capacity in Northeast China.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n reflect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cultivated land, which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analyze spatial pattern and vari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8 second-leve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production capacity accounting results of three levels.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explo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second-level area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factors on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production capacity, realiz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gricultural land gradation factors. The study area encompassed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one of the main national grain production areas of excellent nature resources condition and higher soil nutrient content.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farml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database about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survey sampling points of theoretical yield and realizable yield, and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from 2001 to 2008.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production capacity, realiz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ctual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2.6 10t, 1.8 10t, and 1.3 10t, respectively.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potential were 0.73 10t and 0.49 10t, respectively.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northeast region has a larg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The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s primarily distributed over the Xibu plains and Songnen plains.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potential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potential gradually reduc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utilization intensity and realizable utilization intensity gradually decrease in Jilin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Factors, such as soil constraint layer depth, organic matter content, degree of salinization, and slope, a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monitoring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quality, and dynamic balance of total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