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胜生
, 李孜沫
Gong Shengsheng, Li Zimo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3-0416-10
收稿日期: 2016-03-24
修回日期: 2016-07-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3-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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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龚胜生（1965-）,男,湖南涟源人,博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医学地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shshgong@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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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山西省303个国家级和省级历史名村和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与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古村落的形成与区域开发进程密切相关,宋代以前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南,宋元时期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中,明清时期形成的仍以晋中为主但晋北比重明显上升,整个历史时期总体上有由南向北推进的时序。山西古村落具有“聚盆、近水、沿边、偏中南”的空间分布特征,63.70%分布于盆地地区,67.66%分布于距河流10 km的地域,50.50%分布于省界四边的县域,晋中、晋南又分别集中了41.58%和43.89%。山西古村落主要有农耕、商贸、军事、工矿4种类型,农耕型和商贸型的分布由晋南向晋北递减,军事型的分布由晋北向晋南递减,工矿型集中分布于晋南。303个古村落中,46.53%在历史时期发生过转型,转型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转型方式主要是农耕型转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以及军事型转商贸型、农耕型。总之,山西古村落的时空演化揭示了其由晋南向晋北、由平原向山区、由中原向塞外的区域开发过程。
关键词：
Abstract
Shanxi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of ancient villages in China,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of its ancient villages has typical meaning for research.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Shanxi’s ancient villages (303 famous traditional villages approved b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epartments) by using such methods as historical time section analysis, historical documental analysi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formation of Shanxi’s ancient villages has closely relationship with its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which, the villages formed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i.e. before A.D.960)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Shanxi, those formed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D.960-1368)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Shanxi, and those form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D.1368-1911) still mainly distributed in central Shanxi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northern Shanxi. Overall there was a trend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south to north. 2) As for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303 ancient villages of Shanxi, of them, 63.70% located in basins; 67.66% distributed within the range of 10 km away from the rivers; 50.50% distributed along provincial boundaries; 41.58% and 43.89% respectively gathered in central Shanxi and the southern Shanxi. 3) Shanxi’s ancient villag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agricultural, commercial, military and mining. Both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ones had the similar spatial distribution quantitatively decreased from the southern Shanxi to the northern Shanxi, instead, the military ones had a spatial distribution decreased from the northern Shanxi to the southern Shanxi, and mining on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rn Shanxi. Of 303 ancient villages, 46.53% have been transformed, which mainly happen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most transformation happened from agricultural to commercial, military and mining as well as from military to commercial and agricultural. 4) In brie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hanxi’s ancient villages revealed the regional exploit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south to north, from plains to mountains an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beyond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Keywords：
古村落是形成于历史时期而保存至今的古老聚落,由于其自然地理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文化氛围都保存比较完好,因此又称传统村落。2000年以来,中国古村落已成为地理学者、旅游学者和规划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1~3];二是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结构[4~8];三是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9~11];四是典型区域古村落的分布特征与演化机理[12~15]。具体到山西省的古村落,主要是对娘子关镇、泉掌镇、右卫镇、梁村等单个村镇的保护与开发的研究[16~19]。
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与区域开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两湖平原[20,21]、赣江流域[22]、三峡库区[23]的城市发展,都反映了人类由易到难、由低到高、溯江而上的区域开发时序。城市是聚邑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历史城市莫不由古村落演化而来,因此,古村落不仅承载着区域的历史空间,而且也凝结着区域的空间历史,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区域开发时序的“活化石”。山西省地域开发历史悠久,其古村落的分布与演化具有典型研究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山西省古村落的时空分布变迁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山西省区域开发的时序与规律。
本文研究的区域是现代山西省域,其地理差异以南北分异为主（图1）。晋南以盆地为主,地势平衍,平均海拔949 m,包括临汾、长治、运城、晋城4市,国土面积5.81万km2;晋中山地、盆地相间,平均海拔1 199 m,包括太原、吕梁、晋中、阳泉4市,国土面积4.90万km2;晋北地势高耸,山原广布,平均海拔1 360 m,包括大同、朔州、忻州3市,国土面积5.01万km2。
古村落数据来源于山西省住建厅的“山西省古村落名录”。截至2015年,山西省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4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2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129个,省级传统村落286个。将历史名镇计入该镇所驻行政村,剔除重复,共得303个古村落。2006年,山西省共有行政村31 025个,这303个古村落,大致相当于山西全部村落1%抽样的“样本”（图1）。
图1 山西省古村落的形成阶段与地理分布
Fig.1 Formation stage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主要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历史文献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① 将历史时期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等8个时间断面,将静态的时间断面连缀起来,动态揭示古村落的时间发展过程。② 广泛搜集历史文献,辅以实地调研考证,编制古村落的“三脉属性表”（地脉、文脉、人脉）,确定其肇始、鼎盛和转型时间。肇始时间按照以下3个标准确定：一是文献明确记载的建村时间;二是古村落现存最早的历史遗迹;三是考古发掘的推断。转型时间根据村落主体功能重大改变的时间确定,如军事格局、政策导向、灾害影响、交通通道等的重大变化。③ 通过GIS技术进行空间定位,在DEM图上提取古村落的海拔高程;通过ArcGIS10.0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分析古村落与河流、边界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221 a B.C.以前）,晋南地区的汾、涑河流域就已得到开发,陶寺、丁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就是明证,典籍所载“尧都平阳、禹都安邑、舜都蒲坂”也发生在该区域。303个古村落中,肇始于该时期的有56个,古村落密度（每万km2国土面积上的古村落数,这只是一个用来比较的“样本”密度,非实际密度）为3.56个/万km2;古村落区域比（晋北、晋中、晋南古村落个数的比值）为0.16:0.65:1,晋南显著多于晋中,晋中显著多于晋北,说明先秦时期晋南的开发程度最深刻（图2a）。
图2 历史时期山西省古村落类型格局演化
Fig.2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type in Shanxi Province in historical period
秦汉时期（221 a B.C.至220年）,山西成为秦汉帝国发展的重要腹地,聚落发展较快,新增古村落32个,古村落总数达88个,古村落密度为5.60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0.36:0.93:1,晋南与晋中基本持平,但仍然显著多于晋北,说明秦汉时期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有较快速发展（图2b）。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山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军事地位再次凸显,新增古村落24个,古村落总数达112个,古村落密度为7.12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1:0.67:1,说明该时期晋北地区的聚落有较大发展（图2c）。究其原因主要是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促进了晋北地区的开发。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国家重归一统,“北边宴然,烽燧无惊”[24],是山西区域开发的重要阶段。新增古村落50个,古村落总数增加到162个,古村落密度为10.31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0.07:0.71:1,又回到晋南多于晋中、晋中多于晋北的分布格局（图2d）。这些都是因为晋南地处中原,密迩“两京”（长安和洛阳）,区域开发更加深刻。
宋辽金时期（960~1234年）,山西聚落发展相对放缓,新增古村落37个,古村落总数增加到199个,古村落密度为12.66个/万km2,新增古村落区域比为0.14:1:0.62,晋中、晋南显著多于晋北（图2e）。晋北成为宋辽、宋金对峙的前沿,宋廷推行“令民内徙,空塞不下耕”[25]的禁垦之策,新增古村落只有3个;晋中、晋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地沃民勤,颇多积谷”[26],古村落增加较多,晋中因为太原战略地位的凸显,新增古村落比晋南还多。
元时期（1234~1368年）,国祚短促,统治民族又是游牧民族,山西地区更与内蒙牧区接壤,聚落发展缓慢,古村落仅增加11个,古村落总数累计达210个,古村落密度提升到13.36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0:1:0.83,说明该时期村落的发展仍然集中于晋中、晋南,晋北作为畜牧区,没有古村落的新增（图2f）。
明时期（1368~1644年）,山西地区进入深度开发时期,新增古村落高达73个,为历代之最,古村落总数增至283个,古村落密度达18.00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0.47:1:0.81,三区都有不少古村落形成,成为山西省乡村聚落的大发展时期（图2g）。究其原因,一是人口大增,耕地垦殖向纵深发展,“即山之悬崖峭壁,亦无尺寸不耕”①(① 《明经世文编》卷359庞向鹏《清理山西三关屯田疏》。),形成了很多农耕型村落;二是边防大变,大同（驻今大同市）、太原（先驻今偏关县,后驻今宁武县）两军镇的设置,形成了不少军事型村落;三是晋商崛起,各地新增了不少商贸型村落。
清时期（1644~1911年）,山西地区耕地垦殖已近饱和[27],人地矛盾加剧,聚落发展放缓,新增古村落只20个,古村落总数累计达到303个,古村落密度达19.27个/万km2,新增古村落的区域比为0.63:1:0.88,晋北、晋中、晋南三区聚落发展步入稳定期（图2h）。
古村落是空间历史上的“点”,承载与浓缩着空间历史上“面”的信息。研究表明,城市在空间上的拓展过程能够揭示区域土地开发的时序,作为城市“胚胎”的村落,是否也具有这种指示意义?图3所示,历史时期新增的古村落,宋代以前主要分布于晋南,宋元时期主要分布于晋中,明清时期虽仍以晋中为主,但晋北所占比重明显上升,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山西省古村落的肇始具有由南向北拓展的时序。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总是首先在盆地、河谷、平原等易于垦殖的地方建立聚落,当平原土地开垦殆尽、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以后,人们才会到人居条件较差的山区和边疆去建立聚落。由于晋北人居条件（主要是农耕条件）不若晋中,晋中又不如晋南,这就使得山西省古村落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由晋南向晋北拓展的特点。不过,山西地域辽阔,其区域开发并非完全是“线性式”拓展,而是经历了两个由南而北的“轮回”：第一轮回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晋北新增古村落的比重不断提升,晋南新增古村落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轮回是隋唐五代到清代,同样是晋北新增古村落的比重不断增加,而晋南新增古村落的比重不断降低。
图3 山西省古村落肇始的时空差异
Fig.3 Temporal-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birth of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1） 95.71%的古村落在海拔1 500 m以下,新增古村落的海拔不断提升。山西省303个古村落的平均海拔919 m,比全省平均（1 609 m）低690 m,说明人类聚落具有低地性。其中,海拔500 m以下的16个（5.28%）,501~1 000 m的196个（64.69%）,1 001~1 500 m的78个（25.74%）,1 500 m以上的13个（4.29%）,即95.71%的古村落分布在海拔1 500 m以下。考察各历史阶段新增古村落的海拔高度,发现新增古村落的海拔高度与时俱升：先秦时期仅817 m,秦汉时期增至927 m,魏晋迄宋金时期略有回落,在880 m左右徘徊,元明清时期持续上升,从924 m上升到1 031 m（图4）。聚落海拔与时俱升,反映了人类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平原向山区的区域开发时序[23],有力证明了山西省由南而北即由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区域开发时序。
图4 历史时期山西省古村落数及其海拔高度变化
Fig.4 Change in the quantities and elev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in historical period
2） 63.70%的古村落分布于盆地、河谷地带,尤其是泽州盆地和太原盆地。山西省山地、丘陵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省的80.10%,而古村落数仅占全省的36.30%（110个）,古村落密度8.80个/万km2;盆地、河谷地区的国土面积仅占全省的19.90%,古村落数则占全省的63.70%（193个）,古村落密度62.25个/万km2,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27个/万km2）,从而形成了“大珠（古镇）小珠（古村）落玉盘（盆地）”的古村落分布格局。其中,泽州盆地、太原盆地分布的古村落最多,二者合占全省的35.64%（108个）。
1） 67.66%的古村落分布于距河10 km的范围内,35.31%分布于距河3 km的范围内。聚落与河流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20,23],城市如此,村落亦然。在ArcGIS10.0中,使用缓冲区分析工具,以五级以上河流为基础,以3 km、10 km为半径作缓冲区,并用相交工具计算分布在缓冲区内的古村落数量。结果显示：3 km缓冲区内分布着107个古村落,占35.31%;10 km缓冲区内分布着205个古村落,占67.66%。这种“近水”分布特征的形成,与中国古人的聚落布局观念直接相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用水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①(① 《管子·乘马》。),即必使聚落处于近水域,同时又是安全域的范围内。
2） 69.64%的古村落分布于黄河流域,其中53.80%分布于汾河和沁河流域。山西境内河流分属黄河、海河两大水系。303个古村落中,211个（69.64%）分布于黄河流域,92个（30.36%）分布于海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中,汾、沁河流域又集中了全省半数以上的古村落,其中汾河流域96个（31.68%）,沁河流域67个（22.12%）,二者合计163个（53.80%）。
1） 50.50%的古村落分布于边缘区,其中35.97%分布于东部边缘太行山区。山西素有表里山河、地势险要之称。西部黄河沿岸、东部太行山区、北部农牧交错带、南部中条-王屋山区的沿边各县,共分布着古村落153个,占全省的50.50%。其中,有“天下之脊,兵要之地”之称的太行山区,即分布着古村落109个,占全省的35.97%。
2） 24.09%的古村落分布在“四边”20 km缓冲区内,3.30%分布在“内边”20 km缓冲区内。在ArcGIS10.0中,以山西省“四边”为对象,向省内作20 km缓冲区,并用相交工具计算分布在缓冲区内的古村落数。结果表明：有73个（24.09%）古村落分布在该缓冲区内。山西北部为农牧交错地带,曾长期作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分界线。“外长城”俗称“北边”,是山西省的北部边界,已列入“四边”之中;“内长城”横亘晋北,历史上曾是重要边界,俗称“内边”②(② 外长城俗称“外边”,自偏关县老牛湾沿山西、内蒙古交界线经偏关县老营堡向东北经平鲁、朔县、清水河（内蒙古境内）、右玉、左云、大同市、阳高至天镇县新平堡之马市口,东接河北、内蒙古交界处,全长380 km。内长城俗称“内边”,自偏关县老营个角墩向东南转经平鲁、神池、朔县、宁武、原平、山阴、代县、应县、繁峙、浑源至灵丘县的平型关,东南方向接河北交界处,全长约400 km。),以之作20 km缓冲区,区内分布古村落10个（3.30%）。“四边”加“内边”合占27.39%,即山西古村落近3/10属于沿边分布。
1） 以地市论,85.48%的古村落分布于晋中、晋南8市,晋城市最突出。从古村落数量看,晋南4市集中了全省的43.89%（133个）,晋中4市集中了全省的41.58%（126个）,晋北3市仅分布着全省的14.52%（44个）,古村落区域比为0.33:0.95:1,显然是偏重于晋南和晋中。从古村落密度看,晋南为22.89个/万km2,晋中为25.71个/万km2,晋北为8.78个/万km2,晋中比晋南显得更为集中。所有地市中,晋城市的古村落最丰富（68个）,也最密集（71.58个/万km2）。
2） 以县区论,58.09%的古村落分布于20个县市区,泽州县最突出。山西省119个县市区中有75个（63.03%）有古村落分布。在ArcGIS10.0中使用平均最近邻工具计算,得出古村落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60,小于1,检验置信度为99%,说明山西省古村落为“集聚型”分布。如表1所示,山西省有13个古村落高比重县,17个古村落高密度县,剔除重叠,两者合计共20个县①(① 高平、介休、孝义3市,泽州、临县、灵石、陵川、柳林、平定、平顺、平遥、文水、昔阳、新绛、阳城、长治、乡宁14县,阳泉郊区、长治郊区、晋源3区。),它们分布着全省58.09%（176个）的古村落,是山西省古村落开发的重点区域。
表1 山西省古村落分类分级县数统计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grad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 古村落比重分级 | 县数（个） | 古村落数（个） | 古村落密度分级 | 县数（个） | 古村落数（个） |
|---|---|---|---|---|---|
| 高比重县（≥2.31%） | 13 | 147 | 高密度县（≥50个/万km2） | 17 | 154 |
| 中比重县（1.32%~2.31%） | 14 | 67 | 中密度县（20~50个/万km2） | 20 | 82 |
| 低比重县（≤1.32%） | 48 | 89 | 低密度县（≤20个/万km2） | 38 | 67 |
| 合计 | 75 | 303 | 合计 | 75 | 303 |
综上所述,从地貌、流域、地缘、行政4个方面分布格局看,山西省古村落的总体分布特征是“聚盆近水沿边关,南北分异偏中南”。综合图1~4发现,山西省的聚落格局是历史层累地形成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与国家进程密切相关,农耕民族占据的一统时期聚落发展迅速,游牧民族占据的分裂时期聚落发展缓慢;其空间分布既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形条件有关,也与人类活动特别是垦殖活动有关,盆地与河流沿线是聚落集中分布的地区;其时空变迁表现为由晋南到晋中再到晋北的推进时序,既反映了山西由南而北的区域开发大势,也反映了人类先易后难的土地垦殖规律。
对于古村落（镇）类型的划分,学界尚无划一标准。历史地理学者将其分为农耕、工贸、行政、军事、交通、宗教、纪念等7类[28];规划学者将其分为完整古镇、历史街区、传统古村、民族村落、家族聚落等5类[29]。严格意义上来说,规划学者的划分是对村落历史文化的分类,旨在文化保护;而历史地理学者的分类存在重叠和交叉,如工贸类包括工矿业和商贸业驱动的两类村落,交通类与军事类、工贸类很难截然区分,行政类多是古城市盛极而衰的产物。
鉴此,本文根据古村落肇始的原始驱动力,将山西省古村落分为农耕型、商贸型、工矿型、军事型4类。农耕型的主要特征物是农田、农具、农舍等农耕遗迹;商贸型的主要特征物是钱庄、货栈、驿站、税关等商贸遗迹;工矿型的主要特征物是磁窑、矿场、酒坊等工矿遗迹;军事型的主要特征物是城墙、地道、关隘、津渡等军事遗迹。古村落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会经历形成期、稳定期、鼎盛期、衰落期的演化[12]。历史时期,山西省古村落也有许多转型（表2,图2）。
表2 山西省各类古村落的分布变化
Table 2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various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 农耕型 | 商贸型 | 工矿型 | 军事型 | 累计 （个） | 转型（个） | |||||||||||||
|---|---|---|---|---|---|---|---|---|---|---|---|---|---|---|---|---|---|---|
| 晋北 | 晋中 | 晋南 | 合计 | 晋北 | 晋中 | 晋南 | 合计 | 晋北 | 晋中 | 晋南 | 合计 | 晋北 | 晋中 | 晋南 | 合计 | |||
| 先秦 | 3 | 17 | 23 | 43 | 0 | 0 | 0 | 0 | 0 | 0 | 2 | 2 | 2 | 3 | 6 | 11 | 56 | 0 |
| 秦汉 | 4 | 28 | 36 | 68 | 0 | 0 | 2 | 2 | 0 | 0 | 2 | 2 | 6 | 5 | 5 | 16 | 88 | 10 |
| 魏晋南北朝 | 13 | 32 | 46 | 91 | 0 | 0 | 1 | 1 | 0 | 0 | 2 | 2 | 6 | 7 | 5 | 18 | 112 | 2 |
| 隋唐五代 | 14 | 47 | 74 | 135 | 0 | 1 | 2 | 3 | 0 | 3 | 2 | 5 | 7 | 8 | 4 | 19 | 162 | 8 |
| 宋辽金 | 14 | 61 | 89 | 164 | 0 | 4 | 0 | 4 | 0 | 4 | 2 | 6 | 10 | 11 | 4 | 25 | 199 | 7 |
| 元代 | 17 | 76 | 96 | 189 | 0 | 2 | 0 | 2 | 0 | 4 | 2 | 6 | 7 | 4 | 2 | 13 | 210 | 13 |
| 明代 | 12 | 59 | 50 | 121 | 5 | 48 | 60 | 113 | 0 | 6 | 15 | 21 | 22 | 5 | 1 | 28 | 283 | 110 |
| 清代 | 26 | 65 | 55 | 146 | 15 | 54 | 63 | 132 | 1 | 6 | 15 | 22 | 2 | 1 | 0 | 3 | 303 | 26 |
农耕型古村落是土地依赖型聚落。明代以前,随着农业垦殖的深入,山西地区的农耕型古村落不断增加,从先秦时期的43个增加到元代的189个;明代以后有些村落向军事型、商贸型转化,农耕型古村落数降至121个（表2）。山西古村落以农耕型为主,形成最早,分布也最广,主要分布于晋南和晋中,区域比为0.22:0.82:1。山西南北差异显著,晋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高田耸”②(② 民国《偏关志》卷上《风土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加之地处农牧交错带,军事因素扰动大,农耕型古村落分布较少;晋中、晋南“土地平旷,天气稍温煦”①(① （清）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14《致各府州厅公函》。),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开发历史悠久,农耕型古村落因之也分布较多。
“晋俗以商贾为重”②(② （清）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经商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30],但明代以前,商贸型古村落发展十分缓慢。明清两代,晋商崛起,商贸大兴,商贸型古村落迅速增加,分别占古村落总数的39.93%和43.56%,是仅次于农耕型的古村落类型（表2）。交通是商业繁盛的必要条件,商贸型古村落属于交通依赖型聚落,山西商贸型古村落沿交通要道分布的特征十分明显（图2h）。虽然山西各地的商人统称为“晋商”,但其实晋中、晋南的商帮最繁盛,时人称“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③(③ （清）康基田《晋乘蒐略》卷2。),“平阳（今临汾市）、泽（今晋城市）、潞（今长治市）,豪富大贾甲于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④(④ （明）沈思孝《晋录》。)。因此,山西商贸型古村落也多分布于晋中、晋南,晋北则相形见绌,区域比为0.16:0.85:1。
山西在春秋时期已出现铁铸业[31],但工矿型古村落的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明清时期,由于“潞绸、汾酒、铁货”等产品的行销,才有较大发展,但比重仍不过一成（表2）。工矿型古村落是一种资源依赖型聚落,山西工矿型古村落主要分布于晋南,区域比为0.02:0.55:1（图2）。晋南地区的凤台县（今晋城市）“民以铁炭为生涯”⑤(⑤ （清）光绪《凤台县志》卷1《舆地志》。);潞安府（今长治市）“富于冶铁”⑥(⑥ （明）唐甄《潜书•富民》。),铁产品行销省内外,有“铁器出潞安”⑦(⑦ （清）光绪《寿阳县志》卷10《物产》。)之说,甚至“潞铁作钉,为南省造船所必需”⑧(⑧ （清）光绪《山西通志》卷100《物产》。)。晋中、晋北有少量工矿型古村落,以酿酒、制瓷为主[31]。
军事型古村落是一种关隘依赖型聚落。山西乃“四战之地”,历史时期各阶段都有军事型村落形成,空间分布以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为秩：晋北最多,晋中为次,晋南最少,区域比为1:0.71:0.44,这种地域结构正好与农耕型古村落相反（图2）。分裂时期,部族政权或因河为屏,或沿山置隘,山西境内就有不少军事型村落形成;统一时期,晋北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的“边疆”,也形成了许多军事型村落,尤其是明代以后,大同、太原二个军事重镇的设置,晋北大量卫、所、堡、寨的修建,使军事型古村落的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至于清朝,蒙古内附,有些军事型古村落向“亦守亦居亦耕”[16]的农耕型古村落和“战时防御、和时通商”的商贸型古村落转变（表2）。
山西省303个古村落中,历史时期发生过转型的有141个（46.53%）,主要转型阶段是明清时期（表2）。转型形式有6种：农耕型转军事型（11个）,农耕型转商贸型（94个）,农耕型转工矿型（12个）;军事型转农耕型（36个）,军事型转商贸型（18个）;商贸型转农耕型（5个）（图5）。农耕型村落是最基本的乡村聚落,农耕型向其他类型转化是最基本的转化形式。农耕型向工矿型、商贸型的转变,是生产方式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军事型向农耕型、商贸型转变,与军事形势变化有关,许多因军事活动兴起的村落在军事对峙结束后,或因军士就地屯垦转为农耕型村落,或因交通贸易便利转为商贸型村落。右卫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清代以前,它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来侵略的军事要地[18],清代以后,它由“晋北锁钥”的军事重镇转变为“道通北藩,商贾络绎”①(① （清）雍正《朔平府志》卷7《税课》。)的商贸重镇。至于商贸型向农耕型的转变,主要是贸易通道衰落的缘故。总之,古村落类型是人类生产方式在聚落上的体现,其类型的转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化都有着密切关系。
图5 历史时期山西省古村落的转型格局点越大代表转型古村落数量越多
Fig.5 The pattern of change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type in Shanxi Province over time
通过对山西省303个古村落的历史溯源,分析其时空特征和类型演化,得到以下结论：
1） 古村落是空间历史上的“点”,承载与浓缩着空间历史上“面”的信息。如同城市一样,村落空间过程也可以揭示区域开发时序。山西省宋代以前形成的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晋南,宋元时期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中,明清时期形成的仍以晋中为主,但晋北比重明显上升,这说明山西省的区域开发时序是由南向北拓展。不仅如此,山西省新形成村落的平均海拔不断攀升,也反映了其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平原向山区、由中原向塞外的土地开发过程。
2） 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具有“聚盆近水沿边关,南北分异偏中南”的特征。63.70%分布于盆地地区,67.66%分布于距河流10 km的范围内,50.50%分布于省界四边的县域,41.58%分布于晋中,43.89%分布于晋南。
3） 山西省古村落有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4种。农耕型最多,其分布由晋南向晋北递减;商贸型其次,主要形成于明清时期,其分布亦由晋南向晋北递减;军事型又次,明代创建最多,主要分布于晋北;工矿型最少,集中分布于晋南。古村落转型的阶段主要是明清时期,转型的形式包括农耕型转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军事型转商贸型、农耕型,商贸型转农耕型;古村落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化有着密切关系。
应该指出,上述结论只是根据303个古村落“样本”分析得出的,尽管这些“样本”具有典型性,但毕竟不是全部,其随机性也受到一定局限;同时,由于资料所限,对古村落肇始年代的断定和类型的划分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本文的定量性结论可能有一定的误差。但是,所揭示的山西古村落“聚盆近水沿边偏中南”的分布特征和由晋南而晋中再到晋北的区域开发时序的定性结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坚信：村落是城市的“胚胎”,如同城市发展的空间过程,村落发展的空间过程也可以反映和揭示区域开发的时序;古村落不仅承载着区域的历史空间,而且凝结着区域的空间历史,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区域发展和环境变迁的“活化石”。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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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文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命名公布,遗产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欠深入全面,导致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颇具价值特色的古村镇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历史小城镇、村落保护的演变发展,然后指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在价值特性方面,不同于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内容方面,要在以往偏重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保护方法方面,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方法,才能达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towns & villag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文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命名公布,遗产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欠深入全面,导致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颇具价值特色的古村镇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历史小城镇、村落保护的演变发展,然后指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在价值特性方面,不同于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内容方面,要在以往偏重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保护方法方面,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方法,才能达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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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6.04.019 URL 摘要
历史文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在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首批名镇(村)的保护状况进行分析评价,证明了环境风貌、建筑古迹、民俗文化、街巷空间和价值影响是决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按照保护状况将首批名镇(村)划分为4种类型并做出相应评价.
The study on conserv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 on the historic cultural towns &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the first group famous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villag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6.04.019 URL 摘要
历史文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在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首批名镇(村)的保护状况进行分析评价,证明了环境风貌、建筑古迹、民俗文化、街巷空间和价值影响是决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按照保护状况将首批名镇(村)划分为4种类型并做出相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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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p>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nostalg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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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结构分析 [J].Research on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villages) in Chi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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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相关性研究 [J].Research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villages)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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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J].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 villages and tow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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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 [J].https://doi.org/10.3724/SP.J.1142.2010.40466 URL Magsci 摘要
传统聚落景观区划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是文化景观区划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本身存在的地域性、系统性、稳定性、发展性、一致性、典型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本方案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Image) 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原则，如环境制约性原则、文化主导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面的覆盖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等，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 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 个景观区和76 个景观亚区。以往关于文化区的识别，主要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区的识别，主要是从景观基因的角度进行的。区域景观基因成为判断传统聚落景观区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可以重点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 个方面入手。
Landscap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effect elements of landscape gene in China. https://doi.org/10.3724/SP.J.1142.2010.40466 URL Magsci 摘要
传统聚落景观区划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是文化景观区划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本身存在的地域性、系统性、稳定性、发展性、一致性、典型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本方案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Image) 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原则，如环境制约性原则、文化主导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面的覆盖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等，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 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 个景观区和76 个景观亚区。以往关于文化区的识别，主要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区的识别，主要是从景观基因的角度进行的。区域景观基因成为判断传统聚落景观区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可以重点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 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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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以侗族村寨为例 [J].
<p>将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的基础上, 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对通道芋头、黎平肇兴、三江高定3 个侗寨的272 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① 侗寨景观的4 个基因均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且呈现“萨坛>围鼓楼布局> 杉山溪田> 鼓楼”强弱顺序; ②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是意向认同>情感认同>认知认同; ③ 在地方认同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出生地、职业、收入、村落发展、教育程度、居民类型、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 ④ 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3 个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对个人特征影响最明显, 村落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强, 萨坛对景观基因感知贡献最大; ⑤ 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景观基因感知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p>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s as an example.
<p>将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的基础上, 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对通道芋头、黎平肇兴、三江高定3 个侗寨的272 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① 侗寨景观的4 个基因均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且呈现“萨坛>围鼓楼布局> 杉山溪田> 鼓楼”强弱顺序; ②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是意向认同>情感认同>认知认同; ③ 在地方认同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出生地、职业、收入、村落发展、教育程度、居民类型、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 ④ 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3 个测量模型中, 居住时间对个人特征影响最明显, 村落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强, 萨坛对景观基因感知贡献最大; ⑤ 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景观基因感知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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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 [J].
古村落是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乡村聚落,选取古村落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分布原因,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乡村地区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①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塞和文明的发祥地,并形成了3 大集中区、3 大相对集中区和4 大过渡扩散区,孕育了6 个文化区;②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造时间跨度较大,但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 个朝代,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③ 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有资源禀赋特点、评定标准的局限、依托腹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区域政策导向。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in China.
古村落是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乡村聚落,选取古村落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分布原因,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乡村地区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①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塞和文明的发祥地,并形成了3 大集中区、3 大相对集中区和4 大过渡扩散区,孕育了6 个文化区;②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造时间跨度较大,但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 个朝代,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③ 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有资源禀赋特点、评定标准的局限、依托腹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区域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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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 [J].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G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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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4.04.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法,对全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进 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存在滇西北、黔东南、中原以及皖南—浙西等4 个明显的集聚区,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②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省际差异较为明显,云南、贵州2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8％, 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辽宁等10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此外,全国传统村落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 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③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 性,而是传统村落分布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两极分化现象明显.④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热点区一次热点区一次冷点区一冷点区由南向北 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The stud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4.04.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法,对全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进 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存在滇西北、黔东南、中原以及皖南—浙西等4 个明显的集聚区,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②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省际差异较为明显,云南、贵州2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8％, 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辽宁等10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此外,全国传统村落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 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③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 性,而是传统村落分布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两极分化现象明显.④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热点区一次热点区一次冷点区一冷点区由南向北 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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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J].
<p>古时徽州景色秀美、地形闭塞 ,是历史上因战乱等原因中原人口三次南迁的重要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 ,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在徽州境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 ,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勃兴鼎盛期和衰落期。徽州古村落鼎盛期的经济基础是徽商 ,在徽商的支持下形成许多至今仍有影响力的古村落 ,晚清徽商失势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呈坎、棠樾、宏村和西递 4处典型古村落的发展验证了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p>
Study on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p>古时徽州景色秀美、地形闭塞 ,是历史上因战乱等原因中原人口三次南迁的重要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 ,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在徽州境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 ,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勃兴鼎盛期和衰落期。徽州古村落鼎盛期的经济基础是徽商 ,在徽商的支持下形成许多至今仍有影响力的古村落 ,晚清徽商失势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呈坎、棠樾、宏村和西递 4处典型古村落的发展验证了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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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4 URL 摘要
富接江南、文风昌盛和秀丽山水是明清时期徽州地理环境的主要内涵,创造了灿烂的徽州文化。古村落是历史上徽州人生产生活的中心之一,是徽州文化的主要载体。聚族而居、宛如城廓的村落以及村落中众多高大的祠堂、牌坊形成直观可视的文化景观,极大地渲染了古时徽州的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文风犹存的书香村落拥有大量的书院、私塾等文化建筑,淡雅明快的居民等建筑大多饰以典雅工丽、寓意深刻的雕刻和楹联,体现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园林化是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园林化村落拥有的水口园林、书院园林和宅院园林等多种园林烘托了徽州古村落的园林情调。
Landscape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4 URL 摘要
富接江南、文风昌盛和秀丽山水是明清时期徽州地理环境的主要内涵,创造了灿烂的徽州文化。古村落是历史上徽州人生产生活的中心之一,是徽州文化的主要载体。聚族而居、宛如城廓的村落以及村落中众多高大的祠堂、牌坊形成直观可视的文化景观,极大地渲染了古时徽州的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文风犹存的书香村落拥有大量的书院、私塾等文化建筑,淡雅明快的居民等建筑大多饰以典雅工丽、寓意深刻的雕刻和楹联,体现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园林化是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园林化村落拥有的水口园林、书院园林和宅院园林等多种园林烘托了徽州古村落的园林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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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27 URL 摘要
为合理开发和保护传统村落,通过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湖南省101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州尺度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郴州、永州、怀化、邵阳五市;传统村落在五大地理区域中集中分布均衡性较低,最集中的为湘西地区,其次是湘南地区;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险要的地形、不太便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都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影响湖南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unan province.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27 URL 摘要
为合理开发和保护传统村落,通过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湖南省101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州尺度来看,湖南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郴州、永州、怀化、邵阳五市;传统村落在五大地理区域中集中分布均衡性较低,最集中的为湘西地区,其次是湘南地区;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险要的地形、不太便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都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影响湖南传统村落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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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3.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受制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以贵州省292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以Arc GIS10.2和Geo Da为技术平台,综合多种数据来源,阐释贵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地形地貌、坡向、海拔高程等自然因素,民族构成、中心城市、人口、经济发展等人文条件上探索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传统村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几点建议。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factors of ethnic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izhou.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3.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受制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以贵州省292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以Arc GIS10.2和Geo Da为技术平台,综合多种数据来源,阐释贵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地形地貌、坡向、海拔高程等自然因素,民族构成、中心城市、人口、经济发展等人文条件上探索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传统村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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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隘型古村落整体保护研究——以山西省娘子关历史文化名镇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1.02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 关隘型古村镇的形成和发展 1．1防御因素 防御因素体现了关隘型古村镇的基本特征，关隘型古村镇大多为防御起源，在关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隘作为古村镇的组成部分，在聚落选址、整体布局和空间构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The overall protection study on strategic town: Niangzigu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 in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8.01.02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 关隘型古村镇的形成和发展 1．1防御因素 防御因素体现了关隘型古村镇的基本特征，关隘型古村镇大多为防御起源，在关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隘作为古村镇的组成部分，在聚落选址、整体布局和空间构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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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与重生——泉掌古镇历史遗址的景观再生方式探寻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39X.2011.10.040 URL 摘要
以山西泉掌古镇为倒，对镇域范围内各类遗址的特征进行归纳，探讨古村镇型历史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方法。提出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原真性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景观设计方法的适当介入，揭示遗址的文化内涵，增加识别性和可读性，使得对于历史遗址的保护，在形式上不再是纯粹的复古，而是一种抽象的“传神式”表达。从而实现历史遗址在文化上的延续。同时，积极寻求历史遗址的利用方式，遵循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实现历史遗址的多元重生，达到动态保护的目的：
Continuation and regeneratio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cities in Quanzhang tow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39X.2011.10.040 URL 摘要
以山西泉掌古镇为倒，对镇域范围内各类遗址的特征进行归纳，探讨古村镇型历史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方法。提出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原真性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景观设计方法的适当介入，揭示遗址的文化内涵，增加识别性和可读性，使得对于历史遗址的保护，在形式上不再是纯粹的复古，而是一种抽象的“传神式”表达。从而实现历史遗址在文化上的延续。同时，积极寻求历史遗址的利用方式，遵循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实现历史遗址的多元重生，达到动态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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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古镇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558.2013.04.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聚积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提倡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mode of border towns i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Taking Youwei town in Youy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558.2013.04.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聚积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提倡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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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形态演变浅析——以山西梁村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1.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形态学的方法,探讨山西梁村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村落选址、聚落肌理、公共场所和民居形态四个物质要素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环境、传统习俗、民俗活动、地域文化、产权变化等相关因素与物质空间演变的内在关系,总结演变过程中的积极、消极因素。以期对传统村落在今后的发展中,既满足新生活需求,又传承和体现当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attern: Case study of Liang village in Shanx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000.2011.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形态学的方法,探讨山西梁村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村落选址、聚落肌理、公共场所和民居形态四个物质要素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环境、传统习俗、民俗活动、地域文化、产权变化等相关因素与物质空间演变的内在关系,总结演变过程中的积极、消极因素。以期对传统村落在今后的发展中,既满足新生活需求,又传承和体现当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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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 [J].https://doi.org/10.11821/xb199606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２０００多年来，两湖平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由两级演变为四级，分别经历了以江陵和武汉为首位城市的两大阶段；城市分布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螺旋式上升发展，城市重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城市空间扩展呈圈层辐合型，丘陵与平原交错带的外缘中心城边缘效应强烈；城市空间结构为雏形的交通－市场最优原则复合型中心地体系。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lake Plain’s cities for the past more than 2000 years. https://doi.org/10.11821/xb199606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２０００多年来，两湖平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由两级演变为四级，分别经历了以江陵和武汉为首位城市的两大阶段；城市分布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螺旋式上升发展，城市重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城市空间扩展呈圈层辐合型，丘陵与平原交错带的外缘中心城边缘效应强烈；城市空间结构为雏形的交通－市场最优原则复合型中心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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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氏族移民地理研究(121~1735年)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6.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人口迁移是历史时期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最直接的动力。通过对121-1375年间湘阴县外来氏族移民过程与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他们无论是直接迁入还是辗转迁入,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土地和生存而来;67.2%的氏族祖籍江西,地缘上的亲和力和血缘上的凝聚力导致了氏族移民迁出地的邻近性和入居地的集聚性;69.6%的外来氏族在明代迁入,后唐同光年间,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为三个氏族移民高峰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氏族移民来源地,不同时期的氏族移民入居到不同的地理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湘阴县氏族移民入居地从丘陵平原向河湖滩地拓展的演变,反映了湘阴县域乃至整个洞庭湖区从丘陵到平原再到湖区的区域开发过程。
A ge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immigrating clans of Xiangyin county during A.D.121-1735.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6.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历史人口迁移是历史时期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最直接的动力。通过对121-1375年间湘阴县外来氏族移民过程与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他们无论是直接迁入还是辗转迁入,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土地和生存而来;67.2%的氏族祖籍江西,地缘上的亲和力和血缘上的凝聚力导致了氏族移民迁出地的邻近性和入居地的集聚性;69.6%的外来氏族在明代迁入,后唐同光年间,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为三个氏族移民高峰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氏族移民来源地,不同时期的氏族移民入居到不同的地理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湘阴县氏族移民入居地从丘陵平原向河湖滩地拓展的演变,反映了湘阴县域乃至整个洞庭湖区从丘陵到平原再到湖区的区域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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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核心-边缘结构模式探讨——以赣江流域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5.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流域作为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域单元，其总体空间结构规律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在介绍与评价施坚雅流域核心边缘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对赣江流域空间结构特征与历史演化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赣江流域可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体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山、江、湖，作为构成赣江流域的三大要素，其间存在着内在的时空耦合关系。具体而言，赣江流域最大的河流赣江纵贯流域南北，注入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成为连结上游山区和下游湖区的纽带，山、江、湖彼此相连，息息相关，构成一个互相关联、互为依托的生态大系统。因此，有必要将山江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论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资源综合开发上，还是在工农业发展布局上，都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进行全面的、有步骤的综合开发治理和建设。
Model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a basin: on case in a Ganjiang basi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227.2005.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流域作为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域单元，其总体空间结构规律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在介绍与评价施坚雅流域核心边缘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对赣江流域空间结构特征与历史演化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赣江流域可分为核心区、过渡区、边缘区，体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山、江、湖，作为构成赣江流域的三大要素，其间存在着内在的时空耦合关系。具体而言，赣江流域最大的河流赣江纵贯流域南北，注入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成为连结上游山区和下游湖区的纽带，山、江、湖彼此相连，息息相关，构成一个互相关联、互为依托的生态大系统。因此，有必要将山江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论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资源综合开发上，还是在工农业发展布局上，都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进行全面的、有步骤的综合开发治理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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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城市与河流关系的时空演化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和城市沿革分析，对314BC-AD2013 年间三峡地区城市与河流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宏观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看，战国西汉时期，三峡地区城市主要沿长江干流缓慢增长；东汉隋唐时期，三峡地区城市由长江干流向支流迅速蔓延；宋元明清时期，三峡地区城市沿长江干流调整稳固；民国以来，三峡地区城市主要依托重庆、宜昌两市极化增长；唐代是三峡地区城市发展的分水岭，明清是三峡地区城市格局的成型期，现代则是三峡地区核心城市的极化期。从空间分布看，2300 年来，以城址论，三峡地区共出现过61 个城市，其中71%的城市分布于长江干流沿岸，73%的城市分布于两河交汇处，82%的城市分布于海拔3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小河流域城市多从河流下游向上游拓展。总体来看，三峡地区的城市发展体现了其由易到难、由低到高、溯江而上的区域开发时序。
A research on the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and rivers of the Three Gorges Are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和城市沿革分析，对314BC-AD2013 年间三峡地区城市与河流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宏观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看，战国西汉时期，三峡地区城市主要沿长江干流缓慢增长；东汉隋唐时期，三峡地区城市由长江干流向支流迅速蔓延；宋元明清时期，三峡地区城市沿长江干流调整稳固；民国以来，三峡地区城市主要依托重庆、宜昌两市极化增长；唐代是三峡地区城市发展的分水岭，明清是三峡地区城市格局的成型期，现代则是三峡地区核心城市的极化期。从空间分布看，2300 年来，以城址论，三峡地区共出现过61 个城市，其中71%的城市分布于长江干流沿岸，73%的城市分布于两河交汇处，82%的城市分布于海拔3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小河流域城市多从河流下游向上游拓展。总体来看，三峡地区的城市发展体现了其由易到难、由低到高、溯江而上的区域开发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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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 [J].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李辅斌一清前期口外新垦区的发屐清代属于直隶和山西省统辖的口外地区包括热河、察哈尔及土默特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没有被大规模垦殖，或虽有垦殖，也因种种缘故旋垦旋废，难得赓续长久。清朝建立后，案理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长城作...
The study on Kouwai area’s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of Zhili & Sh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李辅斌一清前期口外新垦区的发屐清代属于直隶和山西省统辖的口外地区包括热河、察哈尔及土默特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没有被大规模垦殖，或虽有垦殖，也因种种缘故旋垦旋废，难得赓续长久。清朝建立后，案理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长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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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功能视角的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类型探讨 [J].The type of China’s historic &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 an analysis from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 perspec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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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规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439.2010.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乡巨大的变化,但由于建设的不当也使城市中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for historical & cultural towns(villag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439.2010.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乡巨大的变化,但由于建设的不当也使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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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商贸活动扩展的时空演变分析 [J].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expansion of Shanxi merch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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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 [J].The research on handicraft industry of Shanxi in the Ming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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