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德林
, 杨羊, 晋盛武, 韩荣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Zhuang Delin, Yang Yang, Jin Shengwu, Han Rong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4-0546-08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7-9
修回日期: 2016-09-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4-2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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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庄德林（1976-）,男,山东青岛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qddlzhu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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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
关键词：
Abstract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listed companies data in 2004-2013.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irstly, the traditional “Z”-shaped backb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city network turned into pyramid-shape which is anchored by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Hefei and Ningbo.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accelerated growth in network linkage dens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city network structure is obviously polycentric and the centralization level has been constantly increasing. Various network linkage patterns coexis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econdly, core node cities have played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s in resources allocatio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sub-provincial cities show overwhelming advantage of resources agglomeration and radiation in the urban network, but a U-shaped pattern can be found in their betweenness centrality. Thirdly,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Ningbo, Suzhou, Hefei constitute the core laye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city network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core cities and peripheral ones has become the dominating pattern. The member structure of cohesive subgroups presents obviously regional trend. Shanghai-Nanjing cohesive subgroup and Hangzhou cohesive subgroup are the leading one in the field of intra-subgroup linkage and inter-subgroup linkage respectively.
Keywords：
优化城市间分工协作和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效率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要求[1],而如何准确把握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2]。随着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体系明显呈现出由“等级体系”向“关系网络”转变的态势[3,4]。网络连接介质的选择是城市网络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尝试了多种连接介质,比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5,6],交通流、知识流等要素流[7~9]。随着企业组织结构关系的网络化发展[10],企业作为知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跨区域布局形成的企业网络已成为塑造城市网络的关键推动力[11]。因此,学者们开始将企业组织关系网络作为更具解释力的连接介质引入到城市网络的研究中。
在企业类型选择上,受泰勒等开创者的影响,多数学者聚焦于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12~15],2010年以来有学者扩展到制造业等更多类型企业[16]。现有研究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受数据收集难度的影响,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单一时间截面的研究,仅个别学者进行了城市网络演化研究[16,17]。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得到应有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被全球主要经济体作为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国家战略[18],也被认为是城市“产业转型和功能升级”的引擎[19],它所具有的战略性、新兴性和市场结构的高流动性等特征将引发城市网络的重塑[20]。因此,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组织关系视角的城市网络演化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规律,并且有助于明晰其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将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2004~2013年间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总体演变趋势、节点城市演变趋势和网络分层结构演变趋势,为优化城市间分工协作,提升一体化水平提供参考。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市网络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 [21,22]。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3次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长三角城市群成员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是2004~2013年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协调机制,其成员已经扩容至30个城市,具体包括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安徽的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淮南,这与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核心范围一致。两个名单的主要差异是前者的城市总量比后者多4个;前者包括所有江浙城市,而后者有7个江浙城市没有入选,且安徽城市增加到8个。二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员名单是学术界广泛采用的长三角城市群标准[23]。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国家战略,其后《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系列政策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因此,本文选择2009年之前和之后的5 a,即2004~2013年作为研究区间,以期更好地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城市网络结构的塑造作用。以研究时期内注册地在长三角的所有A股和B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的选择范围,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等七大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Wind 资讯金融终端。
本文对城市网络数据的处理与网络关系的分析主要借助于城市网络联系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等测度指标[24]。计算公式简述如下：
1） 城市网络联系度模型。基于企业组织关系的城市网络研究在构建城市网络联系时主要借助所有权关联模型[11]。为准确刻画母公司与其子公司、孙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等多层级关联企业形成的网络联系,笔者通过对上市公司等相关领域专家的调研得出了衡量多层级关联企业要素联系强度的赋值方案,并提出了修正的基于所有权关联的城市网络联系度模型[25]。基于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组织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网络联系度公式为：
式中,
2） 城市网络密度。采用城市网络密度衡量城市网络联结的紧密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城市网络规模,即城市个数,若城市i与城市j间有联系则
3） 城市网络点度中心度。采用点度中心度衡量城市在网络中的权利与声望,公式为：
式中,
4） 城市网络中介中心度。借助中介中心度衡量节点城市控制资源的能力,公式为：
式中,
5） 城市网络中心势。借助中心势来衡量城市网络的整体集中趋势,公式为：
式中,
利用UCINET6对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密度等整体网络结构指标进行了测度,使用ArcGIS绘制出2004年和2013年的可视化结构图（图1）,发现存在4个主要特征。
1） 长三角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在2004年的长三角城市网络中,以上海、杭州、南京和宁波4个城市为顶点,形成了由沪宁、沪杭和杭甬3条城市联系轴构成的“Z”字形结构。自2009年国家正式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之后,长三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影响并改变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在2013年的长三角城市网络中,苏州、合肥、无锡和嘉兴等城市成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并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和合肥5城市为顶点,由沪宁、沪杭、合宁和杭甬4条城市联系轴构成的“金字塔”形结构。
2） 长三角城市网络呈现出多重联系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从联系方向看,长三角城市网络呈现出省内纵向联系、省内水平联系和跨省联系交织发展的特征。2004年多以围绕省会城市展开的省级行政区划内纵向联系为主,而到2013年要素资源跨行政区域流动和普通城市间的水平化流动成为新趋势。苏州、宁波、无锡、南通和芜湖等非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与辐射能力大为增强,它们与其他城市的网络联系大幅增加。从联系空间距离看,长三角城市网络呈现出临近连接和跳跃式连接并存的趋势。2004年网络联系范围主要集中于长三角最初的15个核心城市之间,且以临近连接为主。随着长三角的扩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省内近程连接不断深化（图1）;同时,跳跃式连接成为常态化连接方式,比如 “苏州-杭州”、 “合肥-杭州”等跨省“城市对”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
3） 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联系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网络密度来看,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密度由11.49%增长至21.38%（图2）,其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深化。从有效“城市对”来看,2004年存在有效联系的“城市对”为100个,2013年则增长至186个。2009年之后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网络结构的迅速演变,2010~2013年间长三角城市网络密度和有效“城市对”数量的增长幅度均为2004~2007年间的1.6倍。
4） 长三角城市网络中心化趋势不断增强,网络等级程度加速下降。从中心势来看,2004~2013年出度中心势由18.21%增长至24.22%,入度中心势由9.16%上升至16.10%（图2）,说明长三角城市网络的中心化趋势不断增强。产业集聚与扩散并存是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的明显特征[26],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和苏州等城市基于优良的产业基础,牢牢抓住中央与地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双重优惠政策,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它们在城市网络中的资源集聚与辐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从网络等级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网络等级度先由2004年的74.21%缓慢下降至2007年的71.17%,之后迅速下降至2010年的62.01%,最后急剧下降至2013年的35.29%,这说明长三角城市体系正由“等级体系”加速向“网络化”转变,而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则是背后的重要原因。2010年之后,长三角内部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城市群的扩容大大推动了要素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得益于国家对全球产业“战略制高点”的角逐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上市公司数量大幅攀升和加速跨区布局的发展态势,这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城市间的水平联系和跨行政区域联系。
图2 长三角城市网络整体演变特征
Fig.2 Overall evolution featur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city network
1） 要素资源集聚与辐射能力演化特征如下：
（1） 节点城市的要素资源配置力持续增强。以点度中心度（点出中心度和点入中心度）来衡量城市的要素资源配置力（辐射力和集聚力）,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均值由2004年的22.7上升为2013年的78.8,节点城市的平均要素资源配置力增幅明显（图3）。然而多数城市的要素资源配置力结构并不均衡,上海、杭州和南京三大核心城市在所有年份的要素资源辐射能力均大于集聚能力;苏州在2010年左右实现了这两种能力的转置,辐射能力开始超过集聚能力;其他大部分城市的要素资源集聚能力都要高于辐射能力,其中浙南、苏北和安徽城市尤为明显。
图3 长三角节点城市点度中心度
注：柱状图例右侧数字充当比例尺,是最右侧柱图长度所代表的网络指标数值。
Fig.3 Point centrality of nod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2）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点度中心度来看,上海、杭州和南京三大城市一直稳居前3,其点出度之和在2004年和2013年分别占网络总值的58.1%和62.2%,展现出高水平的要素资源辐射力。合肥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点出度排名由2004年的并列11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6位。从点入度看,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和苏州是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资源的最大集聚地,2004年和2013年其点入度之和分别占网络总值的55.6%和43.8%。上海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分支机构首选入驻城市;南京和杭州在2004年排序分别为第2和第3,之后略有下降,2013年依次排序为第4和第5;副省级城市宁波一直是浙东、浙中和浙西地区的经济中心,是该区域承接杭州、上海和江苏要素辐射的中心城市,2007年开始在长三角稳居第2。合肥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也在迅速提高,2010年后稳居前6。
2） 中介能力演化特征。在中介能力方面,沪杭宁三大城市一直稳居中介中心度前三甲,成为主要的“中介城市”。2004年和2013年沪杭宁的中介中心度之和分别占网络总值的71.5%和76%,它们在构建边缘城市间联系和整合全网要素资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的中介能力呈 “倒U”型发展趋势。样本期间内上海和南京的中介中心度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杭州和合肥的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图4）。中介能力的“倒U ”形发展趋势体现了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日渐成熟的过程。2004~2007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网络化发展初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总部集中在沪杭宁等核心城市,这些公司的跨区布局更多是省会与地级城市间的纵向扩张和城市间的临近扩张,边缘城市间的联系需要借助沪杭宁等“中介城市”来实现。2008年之后,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迅猛发展,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化程度明显升级,更多边缘城市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沪杭宁等城市的中介作用逐渐降低。
图4 长三角节点城市中介中心度
注：柱状图例右侧数字同
Fig.4 Betweenness centrality of nod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 长三角城市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利用Core/Periphery算法计算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27],结果显示2013年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由沪、杭、宁、甬、苏、合6个城市构成。比较2004年和2013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以及边缘层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图5）发现,核心-边缘层联系是占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核心层城市间的联系位居次席,它们分别占2013年长三角城市网络内部联系总量的59.5%和32.9%。另外,2004~2013年间城市网络联系量的增长程度显示核心-边缘层联系总量、核心层联系总量和边缘层联系总量分别增长了319%,214%和165%,说明核心层与边缘层之间以及核心城市间的要素资源互动是塑造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主导力量。
图5 长三角城市网络分层联系演变
Fig.5 Evolution of inter-layer linkage and intra-layer linkag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city network
2） 长三角城市网络凝聚子群演化分析。本文运用UCINET中的factions程序进行聚类分析,为验证凝聚子群划分的合理性,计算了凝聚子群的派系林立指数,2004~2013年间4个时点的值分别为-0.21,-0.06,-0.07和0.03,表明城市网络存在相当程度的小团体聚集现象。从聚类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网络被清楚地划分为3个凝聚子群（图6）。
图6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凝聚子群演变
注：括号内数值为群际联系量净值,正数为净输入量,负数为净输出量
Fig.6 Evolution of cohesive subgroup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city network
（1） 长三角城市网络凝聚子群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2004~2013年间,长三角城市网络的三大凝聚子群均以省级行政中心为核心,以行政区划内城市或地理上临近城市为主构成。具体而言,以沪宁为代表的凝聚子群（简称沪宁凝聚子群）,包括上海和大部分江苏城市“成员”结构稳定,仅淮安和宿迁等个别城市的归属不稳定。以杭州为代表的凝聚子群（简称杭州凝聚子群）主要成员为浙江城市,杭州、温州、宁波、金华、衢州、台州、舟山和丽水等均是稳定成员,湖州和绍兴则多数年份归属于其他凝聚子群。以合肥为代表的凝聚子群（简称合肥凝聚子群）是成员结构最不稳定的群体,其中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4个安徽城市是其稳定成员,宿迁、扬州和嘉兴等3个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与本省城市联系度不高的城市也是稳定成员,其他半数成员都在不断地变化更替。
（2） 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从群内联系看,沪宁凝聚子群的群内联系最为密切,其群内联系量在2004年分别是杭州、合肥凝聚子群的1.6倍和12.6倍;2013年这一数值仍然高达2.3倍和11.2倍。同时,三大凝聚子群的群内联系量都实现了翻番式增长,合肥、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在2004~2013年群内联系量分别增长了272%,230%和129%。从群际联系来看,三大凝集子群可以分为净输出型和净输入型两类。其中,杭州凝聚子群一直是最大的净输出型群体,并且其对外辐射力度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净输出值增长了451%。沪宁凝聚子群也一直是净输出群体,由于它接受了大量来自杭州凝聚子群的要素资源输入,因此其一直是弱净输出群体。合肥凝聚子群一直是要素资源的净输入群体,2004~2013年间其净输入量增长了478%。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局经营形成的企业组织关系数据对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整体网络结构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结构演变为 “金字塔”形结构;城市网络联系方式呈现出省内纵向联系与水平联系交织发展,临近连接和跳跃式连接并存,省内近程连接不断加深与跨省远程连接不断拓展的发展趋势;长三角城市网络表现为多中心化结构,且中心化趋势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体系正由 “等级体系”加速向“网络化”形态转变。其次,从节点城市功能演变来看,各城市的要素资源配置力持续增强,沪杭宁三大城市的要素资源辐射能力均大于集聚能力,苏州的要素资源辐射能力从2010年开始超过集聚能力,其余城市基本上都是集聚能力强于辐射能力;高行政级别城市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 “倒U”型发展趋势。再次,从核心-边缘结构来看,沪、杭、宁、甬、苏、合6个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层与边缘层之间以及核心城市之间的要素资源互动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主导力量;长三角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地理粘着性,形成了以沪宁、杭州和合肥为代表的三大凝聚子群,其中沪宁凝聚子群的群内联系最为密切,杭州凝聚子群是最强的要素资源净输出群体,合肥凝聚子群是群内联系最稀疏的群体和群际要素资源净输入群体。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优化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政府规划引导与市场主导相衔接,推动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虽然长三角城市群已处于加速网络化发展的进程中,但是其城市网络联系密度仍然较低、有效“城市对”比例不高、各种级别的“规划城市群”与现实中的凝聚子群有较大的不耦合性,迫切需要政府有效引导与市场主导的无缝对接来破除制约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瓶颈,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深度一体化。其次,明晰城市网络定位,提升要素资源配置能级。随着城市体系的网络化转向,网络连通性和连通强度将决定城市在整个网络中的能级和地位,城市必须准确把握在长三角乃至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定位,研判现实以及潜在战略性网络要素资源,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自身在城市网络中的要素资源集聚与辐射能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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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 [J].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论文采用系统数据深刻揭示了这种大城市偏向的两极化倾向．并从传统发展理念、资源配置偏向、市场极化效应、农民迁移意愿和政府调控失效等综合视角考察了其形成机理，探讨了重构城镇化规模格局的科学基础和战略选择。本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由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由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城市内部三重二元结构相互叠加的多元结构：考虑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镇人口吸纳能力、公共设施容量、农民迁移意愿和设市工作的恢复，未来中国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建制镇吸纳新增城镇人12的比例由目前的36：8：9：47转变为30：18：18：34比较合适：提高城市规模等级的人12标准弊多利少，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应侧重增加层级，以巨型城市（1000万以上）、超大城市（400万-1000万）、特大城市（100万-400万）、大城市（50万-100万）、中等城市（20万-50万）和小城市（20万以下）6级为宜；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积极培育壮大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城市群，推动形成全国三级城市群结构体系，使之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实行差别化的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严格控制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着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等级有序的城镇化规模格局。
Polarization Trend and Optimization of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论文采用系统数据深刻揭示了这种大城市偏向的两极化倾向．并从传统发展理念、资源配置偏向、市场极化效应、农民迁移意愿和政府调控失效等综合视角考察了其形成机理，探讨了重构城镇化规模格局的科学基础和战略选择。本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由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由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城市内部三重二元结构相互叠加的多元结构：考虑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镇人口吸纳能力、公共设施容量、农民迁移意愿和设市工作的恢复，未来中国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建制镇吸纳新增城镇人12的比例由目前的36：8：9：47转变为30：18：18：34比较合适：提高城市规模等级的人12标准弊多利少，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应侧重增加层级，以巨型城市（1000万以上）、超大城市（400万-1000万）、特大城市（100万-400万）、大城市（50万-100万）、中等城市（20万-50万）和小城市（20万以下）6级为宜；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积极培育壮大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城市群，推动形成全国三级城市群结构体系，使之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实行差别化的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严格控制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着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等级有序的城镇化规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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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J].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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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 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 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 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 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p>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Complexity of Chinese Intercity Network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 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 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 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 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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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流动空间整合与全球城市网络构建 [J].
流动空间作为新时期的新空间形式已经开始影响区域空间的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文章通过区域流动空间的整合研究,发现在流动空间中,连接性弱化物理邻近性,关系论更新区位论,区域空间关系被重新整合。在新的区域空间关系中,流动空间的网络动力与结构表现出集聚与扩散、等级结构与地域差异等特征。这种关系进一步作用于传统的中心地体系,形成流动空间的网络城市体系,进而构筑全球城市网络体系。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pace of Flows and Construction of Global Urban Network .
流动空间作为新时期的新空间形式已经开始影响区域空间的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文章通过区域流动空间的整合研究,发现在流动空间中,连接性弱化物理邻近性,关系论更新区位论,区域空间关系被重新整合。在新的区域空间关系中,流动空间的网络动力与结构表现出集聚与扩散、等级结构与地域差异等特征。这种关系进一步作用于传统的中心地体系,形成流动空间的网络城市体系,进而构筑全球城市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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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使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了1983-2006年中国城际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格局变迁。主要结论有：①城际航空网络作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网络的稠密化趋势显著;②＂轴—辐＂空间组织模式已成为我国城际航空网络发展的基本模式。已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轴心,以其他城市与轴心的空间联系为＂辐网＂的多轴心网络。同时,以乌鲁木齐和昆明为单轴心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局部＂轴—辐＂网络日益完善;③城际航空网络演进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鞍型＂模式。东部比中西部地区航空的网络结构更加完善;④城际航空网络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表现出社群结构特征。枢纽性城市、地域邻近的城市以及城市职能相近的城市之间具有相似的空间关联特征;⑤随着城际航空网络的演进,35个大中城市在网络中的枢纽性地位表现出差异化趋势。此外,黄山、丽江等旅游城市、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以及拉萨等西部城市航空联系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明显。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hina’s Inter-urban Organ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4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使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了1983-2006年中国城际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格局变迁。主要结论有：①城际航空网络作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网络的稠密化趋势显著;②＂轴—辐＂空间组织模式已成为我国城际航空网络发展的基本模式。已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轴心,以其他城市与轴心的空间联系为＂辐网＂的多轴心网络。同时,以乌鲁木齐和昆明为单轴心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局部＂轴—辐＂网络日益完善;③城际航空网络演进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鞍型＂模式。东部比中西部地区航空的网络结构更加完善;④城际航空网络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表现出社群结构特征。枢纽性城市、地域邻近的城市以及城市职能相近的城市之间具有相似的空间关联特征;⑤随着城际航空网络的演进,35个大中城市在网络中的枢纽性地位表现出差异化趋势。此外,黄山、丽江等旅游城市、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以及拉萨等西部城市航空联系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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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ectivity of South Asian Cities in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J].https://doi.org/10.1080/17445647.2013.85808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map summarizes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ivity of 67 important South Asian cities concerning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The map combines four information layers to reveal a city's overall stature in the region's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i.e. rail, road, ai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s. Three dimensions of connectivity are shown: edge thickness reflecting tie strength between pairs of cities; node size reflecting a city's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node color reflecting the dominant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a city's connections. A threshold is used for the edges to ensure the map does not appear clogged. The map shows that major connections tend to be within-country linkages between large cities. There are five communities in South Asia's urban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which largely follow national borders. Delhi, Mumbai, Lahore, Karachi, Chennai, Colombo and Dhaka are shown to be important nodes for the infrastructural integration of South Asia, as these cities mediate flows between relatively unconnected communities and cities. 2013 Ben Deru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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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与区域差异 [J].https://doi.org/10.1117/12.83887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空间联系是不同客体之间基于空间法则下的相互作用现象,航空联系是诸多空间联系的一种。依据中国国内航班运营信息数据,运用基于O-D联系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法,通过在大尺度数据空间内刻画每一条运营航线,深入解析全国通航中心城市间(不含港澳台)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并与按重力模型计算的空间联系进行对比,分运距区段绘制中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联系与航空联系网络结构图谱,深入揭示航空联系的空间相互作用本质。进而分析东、中、西部及东北4区域间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差异,揭示中国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区域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城市航空联系网络与人口、经济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高度吻合,大城市集聚特征显著,空间分布较不平衡。依据进出港航班数量,可将通航中心城市划分为全国性、区域性、省域及地方性中心4个等级,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为全国性中心。城市航空联系主要集中在600~2000 km空间距离范围内,总体上服从空间距离衰减规律。全国航空客流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东部航空运输地位极其突出,西部相对较强,中部与东北相对较弱。
Network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Aviation Links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17/12.83887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空间联系是不同客体之间基于空间法则下的相互作用现象,航空联系是诸多空间联系的一种。依据中国国内航班运营信息数据,运用基于O-D联系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法,通过在大尺度数据空间内刻画每一条运营航线,深入解析全国通航中心城市间(不含港澳台)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并与按重力模型计算的空间联系进行对比,分运距区段绘制中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联系与航空联系网络结构图谱,深入揭示航空联系的空间相互作用本质。进而分析东、中、西部及东北4区域间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差异,揭示中国航空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区域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城市航空联系网络与人口、经济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高度吻合,大城市集聚特征显著,空间分布较不平衡。依据进出港航班数量,可将通航中心城市划分为全国性、区域性、省域及地方性中心4个等级,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为全国性中心。城市航空联系主要集中在600~2000 km空间距离范围内,总体上服从空间距离衰减规律。全国航空客流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东部航空运输地位极其突出,西部相对较强,中部与东北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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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的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研究 [J].Magsci 摘要
<p>城市区域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功能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最为重要和本质的特征以及最为关键的演化阶段。以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的研究可以从城际功能联系展开，通过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成果。以珠三角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城际轨道流为功能联系的数据基础，对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功能联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在世界上典型的城市区域中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东西两翼多中心度的测度与分析发现，东西两翼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城际轨道交通功能联系，对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将趋于成熟。</p>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of the Urban Region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Based on Intercity Rail Traffic Flow .Magsci 摘要
<p>城市区域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功能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最为重要和本质的特征以及最为关键的演化阶段。以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的研究可以从城际功能联系展开，通过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成果。以珠三角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城际轨道流为功能联系的数据基础，对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功能联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在世界上典型的城市区域中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东西两翼多中心度的测度与分析发现，东西两翼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城际轨道交通功能联系，对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将趋于成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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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Chinese City Network as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Flows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4-073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patent cooperation data,this study used a range of city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ity network which is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flows.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spatial structure,composition structure,hierarchical structure,group structure,and contro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y network,as well as its dynamic factors.The major findings are:1) the spatial pattern presents a diamond structure,in which Wuhan is the central city;2) although the invention patent knowledge network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broader inter-city innovative cooperation network,it is weaker than the utility model patent;3) as the senior level cities,Beijing,Shanghai and the cities in the Zhujiang(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how a strong capability of both spreading and controll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4) whilst a national technology alliance has preliminarily formed,regional alliance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stablished;5) even though the cooperation level amongst weak connection cities is not high,such citie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twork as a result of their location within tructural holes in the network;and 6)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facilitating inter-city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re geographical proximity,hierarchical proxim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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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的演化趋势 [J].The Evolutionary Trend of Enterprises Networ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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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Urban Networks through the Lens of Corporate Networks: A Critical Review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2.07.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ree major empirical models for approximating urban networks based on corporate networks: the ownership linkage model,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and the two-mode network model. We review the assumptions, implementations, strength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se models through pedagogic examples. Based on this review, we suggest that (1) there exists a need to synthesize analytical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odels; (2) calibration approaches are needed to improve the falsifiability of modeling results; and (3) the two-mode network approach seems to be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for analyzing urban networks through corporate networks as it is capable of assessing cities and firms simultaneously, as well as modeling the underlying network form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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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网络 [J].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金流动明显加速。跨越空间的投资活动成为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形塑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入分析风险投资的空间行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进而理解城市和区域在网络时代中的空间组织机制和特征。文章基于中国风险投资事件的数据库,探究了其城市分布特征,并用网络中心度、凝集子群等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供需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投资城市网络。其中,全球化、市场化、空间邻近效应以及政府引导是形塑这一新兴网络的主要力量。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Network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金流动明显加速。跨越空间的投资活动成为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形塑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入分析风险投资的空间行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进而理解城市和区域在网络时代中的空间组织机制和特征。文章基于中国风险投资事件的数据库,探究了其城市分布特征,并用网络中心度、凝集子群等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供需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投资城市网络。其中,全球化、市场化、空间邻近效应以及政府引导是形塑这一新兴网络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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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流企业网络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J].URL 摘要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代表性学者Taylor等提出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以中国主要物流企业总部及分公司的分布数据为基础,生成国内物流企业网络,并从物流企业网络中各城市网络连接度、网络总体形态结构和三大城市群网络格局比较三方面分析解读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发现了中国城市网络节点城市连接度层次分布情况,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分等,以及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巨型城市群内外部网络格局差异等结构现象,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研究做出了有效尝试。
The Study on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ity Network Based on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Network .URL 摘要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代表性学者Taylor等提出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以中国主要物流企业总部及分公司的分布数据为基础,生成国内物流企业网络,并从物流企业网络中各城市网络连接度、网络总体形态结构和三大城市群网络格局比较三方面分析解读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发现了中国城市网络节点城市连接度层次分布情况,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分等,以及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巨型城市群内外部网络格局差异等结构现象,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研究做出了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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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3 Magsci 摘要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前沿。借鉴西方有关的研究工具，从城市网络的层级特征、网络模式、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发展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与已有的城市等级体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城市如昆山、义乌等城市承担了重要的网络联系中心的作用。同时，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关系，三大核心节点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网络的最主要的联系。从影响范围来看，上海的网络指向性最强，涉及面也最广，但南京和杭州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在省份之内，扁平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显著。网络联系的核心区域开始由传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所围合的“Z”字型区域向北部的南通、扬州以及南部的绍兴等地区扩散。根据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形成的网络特征的不同，将11个部门分为完善型、扁平型、专业型等三种类型。
Study on Urban Network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ased on Producer Service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3 Magsci 摘要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前沿。借鉴西方有关的研究工具，从城市网络的层级特征、网络模式、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发展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与已有的城市等级体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城市如昆山、义乌等城市承担了重要的网络联系中心的作用。同时，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关系，三大核心节点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网络的最主要的联系。从影响范围来看，上海的网络指向性最强，涉及面也最广，但南京和杭州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在省份之内，扁平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显著。网络联系的核心区域开始由传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所围合的“Z”字型区域向北部的南通、扬州以及南部的绍兴等地区扩散。根据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形成的网络特征的不同，将11个部门分为完善型、扁平型、专业型等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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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as Strategic Networks,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J].https://doi.org/10.1111/ecge.1204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Sassen's identification of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is explored through world city network analysis. This involves searching out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firms that constitute "strategic networks," from whose activities strategic places can be defined. Twenty-five out of 175 APS firms are found to be strategic, and from their office networks, 45 cities out of 526 are designated as strategic places. A measure of "strategicness" of cities is devised, and individual findings from this are discussed by drawing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how APS firms use specific cities. A key finding shows that New York and London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strategicness, and this is related to the former's innovation prowess and the latter's role in global consumption of services. Other cases of strategicness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PSs are Beij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Palo Alto; Mexico City; Johannesburg; and Dubai and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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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onnect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Extending Research on ‘Multiple Globalizations’ [J].https://doi.org/10.1111/glob.12036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this article, I concentrate on a ma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urban linkages in a 'world city network'.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a world city network has mostly concentrated on global service providers. Yet, globally operating manufacturing firms also choose distinct urban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locational anchoring points. In this article,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 present the first global-scale analysis of how manufacturing firms connected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in 2010). To detect the differing 'sectoral profiles' and nodal centralities of cities functioning as geographical hubs of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distinct industrial subsectors within the global urban system. The data collected for analysis cover 120 top global firms from three manufacturing subsectors, of which two are analysed in more detail than the third. I then compare the nodal centralities of cities included in these subsectors' global networks with the GaWC research on the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that has been at the centre of previous analyses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The comparison reveals the cities' differing positioning within 'multiple globalizations'.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extend research on world cit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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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视角下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长三角区域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城市体系演化表现出新的特征。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采用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的3个主要特征:①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发挥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②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关联网络具有层级和地域的双重属性,企业是城市之间关联网络的"作用者";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劳动分工导致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正在从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转变成为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Interlocking Network and Value-added Hierarch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长三角区域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城市体系演化表现出新的特征。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采用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的3个主要特征:①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发挥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②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关联网络具有层级和地域的双重属性,企业是城市之间关联网络的"作用者";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劳动分工导致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正在从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转变成为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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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系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J].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国家创新系统等既有理论,本文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学家或环境学家将产业生态系统看做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体系不同,本文将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包括创新生态系统、生产生态系统与应用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以及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政策体系等辅助因素。产业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等特征。产业的发展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产业生态系统的竞争,那些能够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的国家将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据先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仅支持产业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要促进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协调。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国家创新系统等既有理论,本文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学家或环境学家将产业生态系统看做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体系不同,本文将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包括创新生态系统、生产生态系统与应用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以及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政策体系等辅助因素。产业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等特征。产业的发展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产业生态系统的竞争,那些能够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的国家将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据先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仅支持产业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要促进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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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4.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中,必须通过 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产业体系,来积极推进中国城市的主动转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构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支 撑体系,在创新驱动的轨道中实现产业转型与城市的功能升级.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必须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提高“瞄准效率”,通过创 新环境、创新网络的培育、建设,为新兴产业的生长、壮大提供生态化、系统性的支持,形成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推进机制,探索出产业转型与功能 升级的实践路径.
The Path Selection about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ow to Lead Urban Transform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4.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中,必须通过 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产业体系,来积极推进中国城市的主动转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构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支 撑体系,在创新驱动的轨道中实现产业转型与城市的功能升级.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必须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提高“瞄准效率”,通过创 新环境、创新网络的培育、建设,为新兴产业的生长、壮大提供生态化、系统性的支持,形成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推进机制,探索出产业转型与功能 升级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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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 [J].
适用于传统产业及其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工具不能简单应用于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学属性进行抽象和提炼,从而完成问题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恰当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理论研究的起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于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这一时期的产业,刻画这类产业经济学特征的两个重要维度分别是主导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本文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和自洽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分析框架,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主要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然后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性,最后分析这些要素和互动主要发生在国家、产业或企业的哪个层次和位置。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From Policy Concept to Theoretical Issue .
适用于传统产业及其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工具不能简单应用于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学属性进行抽象和提炼,从而完成问题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恰当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理论研究的起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于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这一时期的产业,刻画这类产业经济学特征的两个重要维度分别是主导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本文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和自洽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分析框架,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主要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然后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性,最后分析这些要素和互动主要发生在国家、产业或企业的哪个层次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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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现状与前景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5.1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西南、中部的部分地区。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要注重效率、兼顾均衡,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的投入。加强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中西部产业结构,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引导大型国有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成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由自然资源集中向技术资源集中转变,在西部地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企业。
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Prospects of the Strategically Emerg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15.1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西南、中部的部分地区。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要注重效率、兼顾均衡,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的投入。加强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中西部产业结构,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引导大型国有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成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由自然资源集中向技术资源集中转变,在西部地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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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研究 [J].Study on Network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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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效率测度研究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p>
The Spatial Efficiency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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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特征 [J].An Empirical Study on Urban Network Spatial Structure of Yangtze River Econ- omic Be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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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变动的实证研究 [J].China’s Strategic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Emerging Chang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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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J].https://doi.org/10.1016/S0378-8733(99)00019-2 URL 摘要
A common but informal notion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other fields is the concept of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The intuitive conception entails a dense, cohesive core and a sparse, unconnected periphery. This paper seeks to formalize the intuitive notion of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suggests algorithms for detecting this structure, along with statistical tests for testing a priori hypotheses. Different models are presente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graphs (directed and undirected, valued and nonvalued). In addition, the close relation of the continuous models developed to certain centrality measures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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