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家的影响已经超出学科专业的范围。这其中,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当然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深切体会到：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通过研究、规划、咨询及科学普及等实现我们学科的目标,依靠科学性与前瞻性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同时发展学科本身。在现阶段,我们正经历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信息化迅速发展以及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国家、世界的变化都从一些方面影响学科的发展,学者需要认真思考与面对。

1 研究领域乃至方向都处于变化中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是长期稳定的,这是本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方向是一个时期的目标、领域的综合,领域是阶段性的,课题则是具体的方向领域实施具体包含的内容。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领域乃至方向皆处于变化中的学科。如何对时代做出及时、准确的响应,是我们要考虑的头等问题。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的确定是学科发展的灵魂。领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近代地理学萌芽、发展。特别是18~19世纪,那是近代地理学学说纷起、学派林立的大发展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由“物理学化”而带来的计量化发展在一部分国家十分盛行。其中,以模型化最为流行。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学者,开展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分析研究。现阶段,欧洲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大多聚焦于全球变化、区域治理、国别地理等。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大方向是由生产力布局转到社会经济空间组织与空间分析,这种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但主要领域的变化是：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生产力布局与规划-区域发展（综合分析研究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预测、规划）,等。未来会如何呢?功能区,生态经济补偿,信息化与可持续发展会成为主要领域吗?

城市地理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发展迅速。开始是学科特点与一般问题,城市总体规划与区域城镇体系,此后是城镇化与城镇化模式以及近些年来对城市空间重构、全球城镇体系、城乡关系发展以及数字城市、生态城市的研究,等。

旅游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学科发展大致经历了：国外旅游地理学发展态势、资源的分类评价,旅游点（区）布局、旅游路线设计、客源地研究等,近些年关于地区旅游发展战略及生态旅游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上述那些不同时期学科研究方向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作用呢?主要是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城镇化、社会发展等）程度与任务不同,发展中的问题和方针、政策等当然各异。还由于当今世界大格局及中国与世界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强烈作用等,这些变化发挥了共同的影响。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又要重新审视发展方向呢?美国人“重新发现了”地理学,提出了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很有高度,但没有得到国内外广泛响应,也没有人在这方面工作。“人-地系统”概念在中国地理学界很有影响,但长期坚持去研究的学者不多。为学科长远发展考虑,应该进行以理论建设为目标,结合应用性实践研究,组织较大规模的探讨,很有必要。现在是,一些不是我们学科的东西,我们并不具备特长的东西,也很感兴趣。难道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就可不务正业吗?

2 现阶段转型发展的背景及对学科应做何种响应的思考

从近现代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得到启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主要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需求。当然,还与科学技术发展大背景的变化有关。1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发生了哪些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关系密切的重要变化呢?这些变化如何带来新的要求、理念以及新的发展环境?

1) 经济发展实施战略性转型,经济增长率将会趋于中速增长,各地区发展态势与问题不同,内涵与解决途径也就不同。

2) 城镇化发展实际上也在转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会使以往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下降。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建设更加需要重视。

3) 信息化的大规模深入发展,正在引起社会经济的空间重组。信息革命新因素作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将可能改变其运动规律。如何改变的,改变了什么,改变之后又如何（改变了空间组织、空间联系,提高了效能,提高了竞争力,等等）,这些就是新的地理学理念和观念,牵连着我们的大部分研究。

4)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问题和区域治理及精细化管理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5) 中国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国发展与世界上广大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压力。

6) “70后”和“80后”的地理学人正在成为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年轻人多了,好事,但也有问题。主要是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积累不够,在实际研究中难有自己的独到看法。

迎接这些新的变化,研究工作可能要实现某种转型。一方面要坚持交叉学科的性质、以“人-地系统”为理论方向和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专业价值观与信仰仍然应该是空间经济、空间节约与空间合理（便利、连接、通达、管理、安全等）,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这些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念,是不变的。但同时,要以新的心态、新的视野,来思考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理念以及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

长期以来我们学科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如：区域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生态补偿,功能区,贫困地区与农村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等。除这些“传统”领域外,明天将还会出现新的重要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去“重新发现”?

做如何选择,可能关系到未来的学科命运。如果对学科的方向感没有了,就很危险。我想,我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政府与学术界认同）的领域或正在攀登某制高点的领域,是要坚持不能放弃的。如中国区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区域与城镇发展的模型模拟、信息化与空间组织、旅游发展理论等。放弃了或者失去了,学科在国家的地位就成了问题,迟早也会在科学体系中消失。

由于经济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也不同于以往,规划任务可能会有所减少,而规划任务的性质和内容也会改变。如果规划类工作逐渐发生变化,将不能再以大部分时间做“工作队”了。需要开发多元化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战略性、咨询性、预测性甚至总结经验性（成果表现为发展学科理论）的工作将会逐渐增加,重要性将逐渐显现。而且这类研究也一样会提出新的要求。

各种类型的区域、城市以及各领域的主要问题,都会共同要求我们开展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组织的预测预报。对于许多战略性研究与规划来说,要求更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同时,承担引领当今国际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重任。

与以往相比,要求我们的工作目标、知识及知识结构、成果深度及表现方式等逐渐有新的变化和质量提高。以区域发展为例,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将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新技术、新行业、新集群等以及新的产销关系等,这些将影响区域发展的方向、增长空间和增长内涵,我们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必须跟上。再以信息化发展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为例,信息化发展正在带来空间、距离、地理邻近性等空间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的变化,通信技术降低空间距离的摩擦力,导致时空压缩和时空汇聚,改变一系列空间客体之间的关系,曾经遥远的地方可能不再遥远,等。

对于如何与政府需求进行对接,对政府已经有的正在实施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已有的政策和设想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科学性及与地方政府意见一致的问题的关系,等,都可能成为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专业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也面临着多元化情况。

3 对一些重要领域和问题及其研究工作的认识

3.1 如何看待“国际热点”与“与国际前沿”

地理学及其重要分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区域性很强的学科,因而也必然具有本土性。必须立足于国情,但同时又要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需求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我认为,中国地理科学发展方向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中国地理学科学发展却可以代表当今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势。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地理学部分学者迷念于纯自然科学化乃至“物理学化”方向,其结果是反映这种倾向的计量化也被学者们自己基本否定了。可以说真正的自然地理学在美国已经消失了^[1]。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地理学者曾经提倡的“社会-环境动力学”的理论,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地理学不仅在科学体系中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应用价值受到质疑。值得思考的是,今天的美国地理学能否引领世界地理科学的方向?

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在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对空间分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此后,特别是近20多年来,由于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都居于稳定状态,地理学者长期集中于区域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地生态学以及对世界上主要的国别地理进行研究。无论科学实践的规模和理论方法的进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不突出,值得借鉴的成果相当有限。

近20 a来,西方个别国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生了“社会转向”。地理学发展中所奉行的实证主义以及被部分学者称之为的“科学主义”等,也在部分地理学家那里被否定了,转而强调人本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所谓“后现代”等基本理念。这样,地理学的方向就从长期以来的“人-地关系”转移到人与社会关系系统的研究。他们提出“在人与其社会环境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 (sociospatial dialectic) ^[2],即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城市空间,这个空间又影响人本身。表现为居民的价值、态度和行为不可避免地被其周围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的价值、态度和行为所影响。例如：邻里关系、内部阶级间冲突、宗教信仰的要求、不同族群的空间领地边界划分等。他们以一些隐喻来解释和描述城市的社会空间。

吴传钧先生针对少数国家的“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zation)思潮,认为这“实则是反映一些新的哲学观点”,“要着重人在塑造地区特点方面的作用”,“一个地方人的行动、思想、经验赋予该地方个性”等,最后吴先生强调：“对于种种所谓‘新’的学科,我们要吸取以往片面学习国外经验的教训,认真判断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要有所筛选,不能盲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转”^[3] 。

对于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地理学要不要空间范畴?不要,不是地理学。如果要,那就要阐述其中的空间效益（经济、节约）、空间效应（方便、合理、安全等）。仅仅是研究实体空间才需要吗?如果不要,研究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对于人本主义转向即社会转向,建议大家结合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实际予以评价。这种转向代表多大的地域范畴?是整个“西方”吗^[4]?在西方得到多大范围的社会认同?据资料知,欧洲这种研究并不盛行^[5] 。

这种“辩证法”,与“人-地关系”不是一样的吗?地理学“人-地系统”研究早就强调“人”与“地”两大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全球变化”大概是当今全球科学研究最为前沿和热点了。然而,本文认为并不能作为地理学最主要的前沿与热点。全球变化研究却曾经统领了中国地理学20多年的主导方向,用去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计其数。但同时,却放弃了国家日益突出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那些主张将全球变化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主导方向,甚至要使地理学主导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学者,曾经忽视了黄秉维老先生当时的谆谆告诫^[6]。使我感到欣喜的是,部分著名学者已经明确表述了全球变化并不能成为地理科学主导方向的观念。

一些学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出政府的资助,做着脱离实际的“国际前沿”课题。热心从外国人的书上找方向、找课题,在中国做“实验”,写文章。有的学者在唱衰地理学,总想走一条“科学”的道路。对此,我难以理解。

3.2 关于理论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研究及其中的学科方法论研究对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以什么样的理念去进行理论研究?我认为,地理学是属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科。社会经济客体（要素）的空间联系、格局与过程等规律,是实践中产生,经学者们认识与提炼成为地理学思想并为实践服务。当然,属于概念性的纯理论,可以算作理论地理学。前一种是各个具体领域都有的应用型理论。后者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掉具体事物的空间关系与结构。

理论研究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行呢?我认为社会经济事物（要素）的空间集聚-集聚规模-合理集聚-集聚形态-空间组织是一条基本的主线。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就是沿这个主线展开的。在中国,沿这条主线延伸,就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合理城镇化、城市体系与城市群、旅游产品设计及其空间组织,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竞争力,等。

合理集聚与合理规模,连接着空间节约与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而这一点又会支配地理学者的专业信仰与行动。

阐述任何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从国外引进的研究成果和阐述外国学者的学术思想,都要使同行学者看得见,摸得着。例如,现在关于城市内的社会空间研究,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小区的邻里关系、组群关系、族群关系等微观研究,人的特性、心理等在某种特定空间中如何受到塑造,这种特性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心理,等。现在一些著作和论文有普遍的倾向：就是阐述一些空间作用效果、目标时,缺乏关于何种具体要素作用于何种具体的客体的描述。给人的感觉：其一,是以“空间特性”、“创新系统”的影响、作用解释“空间特性”、“创新系统”的影响、作用;其二,以外人（绕过要素作用客体）论点来解释空间过程和空间效果。我觉得需要自己先消化,明确要素与客体是如何关联的,然后再下笔。都谈“空间组织”,信息化都可能赋予各领域的区域、“空间”等概念以新的含义,等。这些都要结合具体的内容,有所交代。空间的内涵及如何产生创新,因素作用于哪些客体,等,最好在心里能够做出示意图。仅仅引用一些他人的论述,叙述一些特点,还是飘在上面。要扎下来,使其落地。要有较多的资料和情况,叙述才能有立体感,有纵深。如果完全脱离大量的具体的实际事物,仍会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如何进行模型与模拟工作?如何看待和运用统计数据?不能仅仅只懂得数学结构、计算机结构而不了解实际事物的结构与关联。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是开始搞模型模拟的基础和前提。

我们可以编制一系列方程式进行预测,方程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要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关系,要符合实际事物内部和外部的关联。对参数的判断如何才能准确呢?如果没有对实际事物之间关联的了解,对公式计算的结果就很难说是科学的。哪些因素跟哪些因素相关呢?统计上可以都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可能没有相关,这就是我们对实际事物的结构要深刻了解。如果没有对实际事物的内外部结构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对参数的判断和运用那就是游戏。对此,就要求了解中国各有关领域的基本数据与情况和知识（国情、区情等）,还要懂得学科的一些基本原理。

3.3 信息化与社会经济空间组织

信息化与社会和经济空间组织问题是新时代的大课题、大方向,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要求。我们的任务是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总揽当今国内外信息化发展的态势,将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应用与学科方向、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发展新的空间经济模式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也许,20世纪50~70年代的“计量革命”不算成功,互联网与大数据被引入地理学可能会取得理想的进展。

在一定程度上,信息技术正在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景观和社会景观。大数据的应用将使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区域发展一系列重要领域）变化的预测预报及其模型化成为可实际应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学科的新领域、新方向,也是前沿与热点。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中30%~40%在物流业,而发达国家只有10%,原因是中国物流业与交通运输业之间的空间结合不合理。我们很多的物流园区与公路网不结合。所以,互联网与物流业的密切结合大约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应注意的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空间距离效应改变了,企业、集群、园区等事物为什么还要考虑合理的空间区位及合理集聚呢?那是因为信息流的背后还是“物质（性）流”、“客流”,等。生产用的原料、燃料、零部件及半成品、产品（商品）、生产工具等物资还需要运输、人员地点等实体也发生位移。当然运费就不等于零。互联网造就了一系列“新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扁平的。但除信息、互联网各种信息空间以外,还存在一系列实体空间（铁路、公路、水运、管道）,各种类型的交通运输平台（空间）、企业生产的前后左右协作形成的多重空间,管理机构、消费实体分布的空间,等。不管信息化如何发达,空间距离对社会经济的意义仍然存在——这一点,是地理学的灵魂之一。

不要离开具体的事物、客体、因素等讲 “道理”（作用机制、创新形成,竞争力提高,社会空间合理等）。信息化条件下的“空间”,有些与我们以往的“地域空间”不同,要解释清楚。以往我们所说的“地域空间”,就是“区域”。现在我们说的“空间”含义广泛,其“本质”是什么呢?我读一些著作中的“空间“,觉得十分难懂。这个“空间”,我体会有多重含义。例如：一些银行家,经常以各种形式交换信息、危机判断与处理等,形成为一种对汇率、利率、货币交易等方面的决策,这是一种决策的群体运作空间;某几种物资,以特定的运输方式,由某一群体人员操作,形成为一个位移和产销系统,也可称之为产销“空间”;某一地点的若干企业（产品生产、供应、销售等）组成一个合理的前后左右链接的系统,也是一种“空间”,等等。

信息化背景下,各种功能和范畴的空间、决策和运作群体的空间,与真实的三维的物理空间不同。这些范畴的空间,可算作柔性的空间。当然,这其中有的“空间”,也有物理的特性。在全球、国家、地区等地理空间的范畴中,这些较为专业性的空间,综合在一起,会形成为多层次的、多领域、多范畴的彼此相互链接更为复杂结构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内部具有不同层次的节点和相应的“流”,成为这样空间的控制和运作系统。是不是?如果这样认识是正确的,就可以进一步解释。

要较深刻阐述信息时代各种地理单元的创新能力如何能获得提升,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如何能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准确描述各种新因素（信息、网络、节点等）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客体及其运动、集聚扩散现象和过程等,使其获得新的动力。我们的理念应该如何变化?

3.4 区域经济新格局与新型城镇化

1） 在国内强调建设经济区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必要。“经济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曾经是我们专业及社会上的重要概念,直到近年来,这2个概念仍然大量出现。但是,在当今国际化、信息化及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宏观区域经济正在形成以沿海大城市群为枢纽区、以其广阔的内陆为腹地的“沿海-腹地”型的大经济合作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大格局。这种大经济合作区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当今世界上的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大格局将使中国及其主要区域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促进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

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其带起的大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联系较少。未来,实力强大的经济合作区,使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区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即在中国国内提“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意义。传统的经济区概念已经过时。现在有些文献和报告中所称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看不出未来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区的前景,就不应该还强调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在环渤海地区,正在形成3个经济合作区。

三大城市群正在造就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这里的“地理枢纽”是由于全球经济空间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中新的“流”的节点的形成。其特征是高端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大规模区域性集聚与不断创新,以及产业链的龙头部分与核心部分以及价值链高端部分的集聚,而成为各大经济区域之间连接交汇的战略部位,成为全球与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带动与控制中心。

2） 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有客观科学的分析与展望。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作了重要报告。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强调了城镇化发展的“稳中求进”、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等方针。在此之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实施?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宗旨⁽ ①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目标只能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太多的目标。因此,需要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10多年来高速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中长期内各种类型城市（大中小城市、城市群等）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可能规模和城镇化的合理进程。实际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而转为城市人口的速度会有所下降。但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为居住证户口。这样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数量可能会明显增加。但问题是,产业支撑能力可否真正相应增加?城镇化的质量又会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需要创新多样性的城镇化模式。关于生态城市,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生态城市应该包括3方面的内涵：其一,城市发展（包括布局、建筑、基础设施系统等）应该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其二,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产生的废料及其相应的处理系统尽可能不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其三,城市的景观和景观结构应该与其所处的大的自然地带性相一致。

4 人文地理学还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

“Human Geography” 应该如何翻译?《新英汉词典》中“Human”译有“人的,人类的”、“具有人的特点的”、“有人性的”等几种含义,并没有“人文的”的含义^[7]。“Human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吗?人文地理学还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或社会与经济地理学?能否还有另外的译法?在中国许多场合,“人文地理学”是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通常我们说的人文交流,是与经济交流并列的。“Human Geography”的直译是“人的地理学”。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人文地理学”显然不是“人的地理学”。能否还有另外的译法?如果意译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或“社会与经济地理学”,会展现出更好的印象和发展前景。

概念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事情及事业的“兴衰”。例如,“国土规划”是由日文译过来的,在日文里“国土”本来是指的是“国土,领土,国家的土地”。但中国翻译成“国土”和“国土规划”,就带来了国家管理体制长时期的不顺。在欧洲,普遍运用的是“空间规划”、“区域规划”、“领土规划”。在日本将欧洲的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翻译成“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实践中是国土空间的规划。但日本并没有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我们现在所用“国土规划”很容易与“国家土地的规划”相混淆。而编制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土资源部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的“国土规划”,本意也是全国区域规划,是中央政府的综合性职能部门（原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进行的工作。中国的国土资源部门,挂的牌子有“国土”概念,就被赋予了国土规划的职能。但国土资源部毕竟是专业性职能部门。多年来实践证明,编制综合性、全国性的“国土规划”对该部门是难为之事。在一段时间内（1998年后）,综合计划部门没有组织进行全国国土规划（即全国性的区域规划）,导致区域规划的缺失。城市建设部门为了使城市规划有所依据,将城市规划中的城市总体规划扩大成了区域规划,并且,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法。这种情况,带来了部门间的矛盾,即国家任务与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能定位不符。至今如此,带来了工作损失。与此类似还有“城市圈”的“圈”字。“圈”,在日文里是“区域”、“范围”的意思,而不是一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圆（环）形范围^[8]①（ ① 见参考文献[8]。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将缅甸及印度部分地区称作与英国的“决战圈”,将大洋洲称作是日本的“资源供应圈”。 ^）。所以,要建议用“城市区”、“城市地区”等。

建国以后,中国的地理学科分类沿用前苏联的理论与方法,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学两门独立的学科（传统两分法）。在很长的时期内地理学界和教育部门对于地理学的概念只是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实践也说明应该做出改变。2006~2007的《地理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4],阐述人文地理学时并不包括经济地理学在内。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和吴传钧院士倡导大力“复兴人文地理学”。但他们这里是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也因此,在具体称谓时,经济地理学往往与人文地理学并提。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大量的以“人文地理学”命名的专著和教材。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都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而是指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在国家对学科目录进行修订时,将“人文地理学”改称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这样的调整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有利于学科的生存和发展。理由是客观存在的。

5 发扬科学精神,坚持专业信仰

5.1 科学精神来源于不断学习和严谨的思考

无论进行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都要读书,研究问题,辨明概念,具备必要的相关知识,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土开发的阶段及全局概况,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以及政府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及国内外地理科学的发展态势,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方面的大背景,不去深入思考,辨别真伪,就不可能的对相关概念和内涵有准确而深刻的理解。而学科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与前瞻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多年来,在一些重要关头,总有少数不了解地理学研究的社会经济重要领域问题的社会人士借着（与社会经济决策有关的）学科门槛低的特点,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高见。结果往往是挑起或参与各种炒作。炒作成功,对有些人士来说就是“成就”。这类炒作有时候产生了“绑架政府”的负面作用。

对于需要政府决策的问题或正在实施的政策措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学习、考察和思考。对于不合理的决策和实施中的问题,要有洞察力,也要有科学精神与正义感。对于权力化与政治化的发展概念,学者们不应该“率先”或参与炒作。这里可以举出一些过往的例子。

1） 最早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1983~1985年）,出现了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向西部实行战略转移之说,学术界出现了多种为此服务的的战略转移理论：向西部进行“转移论”、“梯度论”、“均衡论”等,十分盛行。很显然,这有可能要进行第四次国土开发、经济布局战略重点的大调整^②（ ② 第一次,1953~1963年将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区域）由沿海地带转移到“内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内地。第二次,国土开发与就经济布局大尺度（战略）转移,1964~1978年,一二三线的划分,重点建设三线地区。第三次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大尺度战略转移：重点建设向沿海地区大幅度倾斜。这一次的战略转移是对以往两次战略转移的大调整,是导致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世界并获得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保障,完全是必须的,意义特别重大。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实行（第四次）“战略转移”,那将使沿海地区大量的开发区、重点工程、政策配套体系建设形成无数的“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资者和商人将陷入不知所措乃至大规模撤资的混乱局面,这是完全违背空间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可能中途而废。经分析,中国沿海地区要基本建成一批开放开发的城市并形成较强的综合实力,包括开放政策制定、总体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大型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建设、外资引进及开发区规划建设、进出口机构以及大量的管理、立法、政策制定等,需要12~15 a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决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十二五”的“国家区域战略”带有明显的不足。从“十一五”开始,几乎各省区市都非常重视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许多省区市都努力使自己的一部分区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即将本地区的重点区域进入“十二五”国家战略（区域）的清单,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文本。这次的“国家区域战略”是不完整、不清晰的。一些成分是不科学的^①(① 一些学者按照委托方的要求,编制出规划文本。在得到上报的同时,就开展关于某某区域已经升格为“国家战略”的宣传。这些“重点地区”大部分被批准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进入了“十二五”规划文本。主要名目有“经济区”、“生态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等。由于各地区编制的“国家区域战略”规划是一个一个上报的,也就一个一个被审批。“十二五”规划文本将“国家战略”区域分别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两种类型中列出。看起来,它们都是国家的战略重点区域。但仔细分析,它们中相当一部分不可能是国家的战略重点区域。各地区提出“国家战略”的重点区域,区域名称多种多样,类型和内涵也各不相同。有些区域肯定不能作为国家战略（组成部分）,名不符实。一些省区市将自己范围内的欠发达地区经过规划（“包装”）上报要求成为“国家战略”的,基本上是省内平衡发展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另外,这些“国家战略”区域整合后不成为一个全国性系统,且国土范围过大。这种整合而成的“国家战略”区域,在相当的程度上只是反映了部分地区各种需要和诉求,而不能充分体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

3）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发与特区建设开始后,社会上和学术界就要求在北方地区（环渤海地区）也要建设类似于浦东的新区。大家不约而同聚焦于天津（滨海新区）,呼吁像深圳与浦东那样成为北方的“政策高地”而成为“国家战略”。而不主张在首都北京发展以金融、商贸等为主体的高端服务业（中心）。今天看来,这种舆论和要求,源自于对当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及其控制因素的不了解,对首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核心经济功能密切结合的战略必要性的不了解,对天津市几十年来发展的特点和优势不了解。但却给当时的决策带来了误导和难以估量的损失。2015年中央批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种态势得到了根本的调整^②( ② “纲要”开宗明义就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纲要”对京津冀整体功能定位特别强调：“ 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要“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大力推进内部功能重组”。首都北京的发展要“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绿色经济,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这实际上就赋予首都北京要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之一的目标。以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构建应对全球竞争的中国国家竞争力平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北京正在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及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级核心城市之一。在中国,只有首都北京可以担当这一功能。天津发展及滨海新区开发的目标和方向不宜与上海(及其浦东)、香港类比。更不可代替北京成为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首位核心城市。天津市几十年来关于“天津市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诉求,不符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家体制不同于美国,即中国不是移民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中国的政治不是金权政治。历史上有七任美国在职总统被刺,都与对金融决策与货币发行权的争夺有关。美国的经济中心,早在独立之前就在纽约形成了。纽约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伦敦-华尔街金融家势力天下。独立战争后当然不将首都定在纽约。北京作为中国首都,首位金融中心必须在首都,这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安全。因为,国家金融中心依附于国家政治中心,也护卫于国家政治中心。⁾。

4） 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张。多年来,大凡涉及几个区域的规划,学者们都要提区域经济一体化。前面已经提到：在中国,建立传统意义的经济区观念已经过时。多年来学术界广泛呼吁的环渤海（经济区）要加强一体化,是不符合实际的炒作。该范围内有3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他们以往未曾有过、未来更加不可能实行经济一体化。

5） 大城市群,不仅仅是地域上的一组城市或一群城市。在全国及各地区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在发展,城市群和诸多的城市与产业集聚带正在形成。但现在,由于地方政府的需求,加上学术界部分学者热衷于炒作,各地力争进行城市群规划,以便上报以获批为目的。被批示的全国城市群,也就上升为国家战略了^[9]③(③ 2017年2月媒体报道：“标志着中原城市群正式跻身七大国家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范围涵盖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山东等5省30个市,将重点打造郑州大都市区,构建“一核四轴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等了14 a”,“终于等来了国家批复。 ”⁾。现在,许多地方都要求将彼此间没有实质上密切联系的一些城市说成是城市群,经过规划“包装”,上报并辅以大量的游说工作,等待最终被批准为全国第几、第几大城市群,从而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些“城市群”实质上只能是工业与城市集聚区。没有1~2个能够起统领作用的特大城市做核心,也没有统一管理的高效的基础设施系统为其支撑,城市间很少具有产业链的密切联系。这样划一划范围,给予一个富有光环的名称,有多大意义呢?但这个过程却花去大量的行政成本和财力、物力。

近年来,地缘政治学及地缘政治问题引起学界很大重视,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局面。但有的学者,为了某种需要,竭力回避“政治”二字,强调运用“地缘关系”、“地缘环境”。实际上,研究的仍然是国家关系与国家安全问题。这两个概念,当然就是“地理关系”、“地理环境”了,违背原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如此随意更改学科的内涵,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不严肃。

5.2 地理学者依然需要信仰

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地理学者为什么依然需要信仰?信仰又体现在何处?这门学科,专业价值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聚合理以及“人-地关系”和谐,也可以概括为空间的节约、效能与合理。这三者构成了学者的伦理道德。其含义中包含有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强烈意识和理念。为什么克鲁格曼要用“新经济地理学”?大家可以想一想。

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总量和日益复杂而重要的国际关系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和新的态势。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发展战略、方针和各种政策的连续性、应变性以及重新制定等方面需要及时作出科学的调整。政府各部门都有一定的职能分工,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条条分割现象仍然严重,条条内往往是“一支笔”、“一张嘴”。政府职能的分割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部门利益”,致使决策过程不透明。政府关于某某问题的政策文件,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干部行为的标准和理念是很复杂的。往往只接受正反馈,负反馈不易上达。“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的弊病流行还难以避免。这就使得一旦出现政策偏差,要被上层了解并加以纠正往往要延迟许久,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完成各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政府部门的发展设想。在这类工作中,专业的研究和工作人员,也需要具有独立的观察和分析精神。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问题的苗头,都要及时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坚持的,即对那些还没有作出决策的问题,只要拥有充分的依据,应该发表意见或建议。我认为,几乎所有起了重要作用的战略研究、规划及咨询报告,都应该有“yes/no”的观点。甚至可以说,都要说“no”。在权力面前,在潮流面前,在所谓“主流观点”面前,需要敢于坚持科学真理,说真话。明确地提出地理学者自己的主张。我们不能仅仅充当政府的“秘书班子”,也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

我相信,今天的高层领导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中国高层领导重视智库建设的情况下,做好各种战略研究和咨询工作,大环境会更好。当然,要求也会更高。我们对一些关系到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问题,应当做到深刻、准确的分析和预警。要为国内外有影响力和对国家决策作出真正分析与判断,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价值观也包括看得起自己。我们学科已经涌现一批本专业的权威学者,他们的工作和学术影响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相当高的评价,在国内外有关的专业同行中通过接触了解而扩大了影响力。其中,2016年中国地理学会向第33届国际地理大会提交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一书^[10]。对此,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主席罗·F·阿尔伯特在评价中强调：“在一些国家,地理学者和同领域专家正希望自己的学科能够拥有比当前更大的影响力和声望,而《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中所强调的案例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书正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力声明,它应作为全世界各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良好榜样”^[11]。现任主席弗·科洛索夫认为“这部著作是独一无二的知识源泉,展示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过去70 a的理论范式、主要子学科及其与实践需求的密切关系。……该书值得国外的读者们探究拜读！” ^[12] 我希望我们应该关注到这一点,改变长期以来在国际交往中过于谦卑的表现。这将有利于我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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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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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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