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 37 (6): 817-8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6.002

研究论文

轨道交通站域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轨迹与组织模式——以北京为例

邓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The Spatial Succession and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Urban Material Space Within the Rail Transit Station: A Case in Beijing

Deng Yu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6-0817-08

收稿日期: 2016-08-28

修回日期:  2016-1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6-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64)、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DXB-ZKQN-2016-010)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邓羽(1985-),湖北恩施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导,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与空间管治研究。E-mail: dengy@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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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居住为导向的北部回龙观区域和产业导向的南部亦庄为区域,以时间剖面遥感影像图为基础,综合运用土地利用数据、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判别、回顾并解译物质空间的基本变化过程,凝练物质空间的演替规律与组织模式,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支撑。研究发现:居住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居住空间持续扩大、居民数量不断增多为特征,伴随着城乡景观和生活方式的角逐。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产业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套建设,加之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大大降低了居住舒适度。产业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产业空间持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特征。但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建设的时滞性显著,造成了人气不足、土地利用效益低下。建立和完善轨道交通站域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知识库,将为交通导向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北京 ; 轨道交通 ; 物质空间 ; 组织模式 ; 区域差异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use of the land use data, remote sensing image, field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northern Huilongguan area and the southern Yizhuang area in order to formulate a scientific urban development plan. 1) Living function oriented physical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living space expanding and the number of residents increasing, along with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as well as life-style.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ial spac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re always ignored to construct, coupled with a high density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which greatly leads to reduce the living comfort. 2) Industry function oriented physical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dustrial space expanding,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creasing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ing. However, there is a temporal hysteresi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which causes the lack of popularity and poor benefit of the land use. 3)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physical space so as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raff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Keywords: Beijing ; rail transportation ; physical space ; organization pattern ; 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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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羽. 轨道交通站域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轨迹与组织模式——以北京为例[J]. , 2017, 37(6): 817-8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6.002

Deng Yu. The Spatial Succession and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Urban Material Space Within the Rail Transit Station: A Case in Beij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6): 817-82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6.002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产业链更替、空间利用强度以及建筑资产拆损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加速[1-3]。旧城通过产业升级与区位条件优化等城市更新方式保持吸引力[4]。与此同时,中心城区物质空间利用强度在不断增加,并出现多类产业共存的综合物质空间[5]。长期以来在全球化和市场转型背景下,旨在追逐单纯经济效益的对城市资源进行过度的破坏性开发更新导致了北京传统城市文化风貌的迅速消退。大量工业企业向地价较低的近郊开发区迁移,且逐步由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转变[6-8]。伴随着旧居住区更新改造、住房郊区化以及住房商品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分异[9],解困小区、安居工程与高档别墅区也在近郊区逐步兴起[10,11]。城市空间的快速蔓延引发了原始农村聚落向“城中村”转变,并逐步更新为居住社区或商业业态[12]。公共空间、生态旅游区、高教园区等多类城市物质空间的出现以满足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发展需求[13]

交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骨架,交通工具及运输方式的变革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演替和组织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14,15],交通可达性的快速变化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演替和组织有着重要影响[16-19]。但是,既有研究成果鲜有针对物质空间的演替轨迹梳理和空间组织模式提炼。因此,本文选取以居住为导向的北部回龙观区域和产业导向的南部亦庄区域,梳理其微观地域的物质空间演替特征,进而凝练物质空间的组织模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先行的战略安排下,迫切需要对交通可达性快速变化区域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进行提炼与总结,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提供支撑。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微观案例选择

顾及综合交通可达性的改善状况与城市功能区域分异特征,分别选取了可达性和物质空间快速变化北五环地区(回龙观)和南五环地区(亦庄)作为微观研究案例。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加大了中心城区的工业用地置换力度,特别是从1999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北京市三、四环路内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以来,引导并要求占地大、效益低、扰民严重的大型企业迁入郊区,鼓励进入工业园区集中发展,以城市的东南区域为主要集中空间。根据北京市城区企业密度变化的相互关系,分别求取局部自相关空间分析图(图1a)。第二产业企业密度的高-高区域集中在城市的东南部,包括了地铁亦庄线万源街站区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功能地域的置换,在交通基础设施与通信技术的引导下,北京市人口郊区化的现象日益明显,有效遏制了中心城市人口膨胀的趋势。考察常住人口密度变化的相互关系,求取局部自相关空间分析图。如图1b所示,人口密度变化的自相关空间分布,其高-高区域在朝阳中北部的北七家镇、东小口镇、回龙观镇,以及通州的马驹桥镇、台湖镇、张家湾镇等,其中包括了13号线龙泽站区域。

图1   局部自相关

Fig.1   Auto-correlation results

选取地铁为中心1 km2区域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其2000年以来物质空间演替轨迹,探讨不同功能区位下物质空间的组织模式。微观案例范围是:亦庄:以地铁万源街站为中心的1 km2区域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是公共服务设施最为完备、产业入住率高、发展最为迅捷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窗口区域。 回龙观:以地铁龙泽站为中心,顾及地块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选择八达岭高速与地铁13号线交叉处的近1 km2区域。

1.2 数据来源与方法

鉴于地铁十三号线于2002年贯通,本文选择2003、2006、2008及2010年4个研究时段,以各时间剖面遥感影像图为基础,综合运用土地利用数据、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判别、回顾并解译物质空间的基本变化过程。本次物质空间的判定综合考虑了土地利用数据的分类特点、遥感影像的可识别地类以及主要关注的物质空间功能,微观样点的物质空间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微观样点物质空间变化情况(km2

Table 1   Succession of the material space in study areas (km2

物质空间类型亦庄万源街站回龙观龙泽站
2002年2004年2006年2010年2003年2006年2008年2010年
农用地----0.03000
农村居民点----0.310.310.310
公共服务设施----0.050.050.040.02
空闲地0.380.310.260.040.090.1300.42
绿地0.20.220.250.310.090.090.090.09
城市住宅0.10.130.140.160.190.200.320.32
道路0.260.260.260.260.390.390.390.37
临时性住宅--------
产业用地0.580.580.60.740.170.160.160.11
特殊用地--------

资料来源:参见文献[20],“-”为无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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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质空间的演替轨迹

2.1 地铁亦庄线万源街站

亦庄物质空间类型中,产业空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2006年产业空间相对于2004年增长了0.02 km2,而2010年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0.14 km2,是前一阶段增速的7倍。伴随着产业空间的增多,区域内空闲空间迅速减少,从2002年的0.38 km2,减少至0.04 km2,减幅为0.34 km2。早在20世纪90年代,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以低容积率、高绿化率吸引消费者置业。随着区域的发展与建设,城市绿地空间不断增加,2010年相对于2002年,城市空间增加了0.11 km2。住宅空间作为区内的重要配套建设,其面积也有所增加,至2010年末城镇住宅空间增加了0.06 km2

图2   2000~2010年亦庄物质空间演替

Fig. 2   Spatial succession of the material space in Yizhuang in 2000-2010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重点打造的新城,具有承接城市功能转移的战略任务。万源街地区更是承担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以及居住配套等多方面功能,但从物质空间类型及数量上看,区内依然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其中包括了四大产业种类,如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燃气供应业以及金融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比例高达90%以上,包括北京海关SMC第一工厂、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95%的企业是2000年以前进驻园区的,极少企业如CORNING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北京草原兴发绿食商业连锁公司分别在2005、2007及2003年进驻园区。北京草原兴发绿食商业连锁公司由于债务原因于2006年破产,至今其厂房依然闲置无用。另外,金融业也在万源街地区集聚发展,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在此处均有支行。同时,区内布设了大量的开发区行政机构,如规划中心、社会保障中心、采购中心等。2004年以来,一品亦庄、国融国、博客雅居等住宅与公寓相继建设完成,但其楼盘入住率偏低。区内仅仅拥有一家大型的星级宾馆,而且缺乏商业服务中心,居住与商服配套设施建设的时滞性显著。

2.2 地铁13号线龙泽站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回龙观镇开发经济适用房,随着龙泽地区龙华园二期、龙泽苑西区的建成入住,加之北郊农场的家属居住区,至2003年全区共有城市社区住户近8 400人(图3)。2003~2006年,仅有的0.034 km2的农用地也被平整为空闲地,于此同时,农用地南侧的村办变压器厂亦被关闭。农村宅基地基本无变化,而13号线东北侧的龙泽苑西住宅小区增加了多栋住宅高楼,至此该区城市社区居住人口高达10 800人。2006~2008年,龙泽站东南角的新龙城一期住宅工程建设完毕。由于该区住宅价格相对较为低廉,且2003年以来区域的房价稳步上升,由此引发了大量的住房投资。与龙华园二期及龙泽苑西区高达90%的入住率而言,2007年入住的新龙城空置率达到20%,且有近20%的租赁住房。2008~2010年是龙泽地区物质空间变化最为迅捷、变化强度最大的时间段,回龙观村拆迁在2009年被纳入到北京市1 000亿元土地储备投资计划中,并从当年6月份开始接受整体拆迁,直接涉及到区域内3 000多户籍人口与近30 000余流动人口的搬迁问题。

图3   2000~2010年龙泽物质空间演替[20]

Fig. 3   Succession of the material space in Longze in 2000-2010[20]

在“旧城逐步改建、近郊调整配套、远郊积极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北京市产业结构空间重构与人口郊区化进程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整体经济实力,有利于郊区城镇的人口集聚。龙泽地区紧靠八达岭高速,紧邻地铁口,其交通便捷性吸引了来京创业群体。龙泽地区中,与不断成熟的城市社区隔路相望的是有着500 a历史的回龙观村。回龙观村共700户人家,近3 000人。由于其优越的交通区位,使得大量的流动人口集聚于此,包括大学生、软件园内的营销人员以及公司的普通工作人员等。2008年末,回龙观村的常住人口数量高达31 000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几近1∶10。但是,相对于城市中心功能集聚、就业岗位密度不断加大,边缘组团的发展较为缓慢,旨在构建功能完善、分担城市中心压力的边缘新城往往功能单一、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京郊“卧城”。

3 物质空间的组织模式与特征

图4展示了产业功能主导和居住功能主导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与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带来了经济活动转移与重组。第三产业逐步置换了占据城市中心位置、集约条件差的第二产业。大量的CBD、写字楼以及高层住宅楼林立在城市中心,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与岗位需求,致使城市中心形成了一个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人口、劳动力、资本密度徒增也带来了城市中心地价的飙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地价与资本具有可替代性,紧邻城市中心的地价攀升预示着以粗放、低密度土地利用为特征的第二产业必须朝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发展。在政府引导以及工业企业进园的强烈要求下,大批企业放弃了区位条件较好的市区,转向郊区开始了新的发展和竞争。由此,诸如亦庄等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迅速发展起来。万源街区域是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区域,以站域内产业功能为主导的物质空间持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特征。在产业功能主导模式的起始阶段,由于政府的统一引导和规划,大量企业成批入驻,产业空间迅速极化,并有不断延扩的强烈趋势。为了完善面向企业的公共服务工作,公共设施空间也在逐步兴起;而居住空间和开敞空间的配套则有利于丰富和提升地域的综合功能。一般而言,处于该阶段的各类物质空间功能发挥相对独立,地域内部物质空间互动较少,公共设施空间、公共开敞空间的利用程度和使用率较低,区际联系的便捷程度不高。随着产业空间的扩展和产业功能的集聚,围绕目标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空间臻于完善,迈向职住一体化、物质空间联动发展的地域功能初显雏形。在产业功能不断强化、工作人群持续增加的同时,对居住空间、生活环境和交通便捷性的诉求将陆续变为现实。区际可达性的提升又进一步增强了地域的综合职能,有利促动了物质空间朝着产城联动成熟阶段演化。

图4   物质空间的组织模式与特征分类

Fig.4   Organization mode of the material space

高密度的人力与资本在城市中心集中,必然致使交通负荷进一步加重、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由于昂贵地价的制约,城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极高,现代服务业等优势第三产业盘踞于此。在大量人口在此区域工作的背景下,住宅小区建设却严重滞后。内城区的新建住宅建筑面积明显不足,而近郊与远郊区则是明显增加,住宅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北京市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使城区土地开发受到严重制约,加上旧城区人口密度大,城区住宅严格限高,地价昂贵,从而使大部分居民迁往了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居住环境和质量相对较高的郊区居住,于是诸如回龙观等一系列以居住职能为主导功能的地域逐步发展起来。地铁13号线龙泽站域是回龙观地区的典型区域,以站域内居住功能为主导的物质空间持续扩大、居民数量不断增多为特征,伴随着城乡景观和生活方式的角逐。在居住功能主导模式的起始阶段,城镇居住空间快速扩大,不断挤占农村居民空间和带有低端色彩的产业空间,同时肆意的扩张和人口集聚使得公共设施空间、开敞空间建设明显滞后。总体看来,地域内大量的居住空间和常住人口对综合公共服务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频繁的区际通勤需求也只能在低水平层面勉强维持。随着居住空间的延展,地域内部的农村居民空间和产业空间被逐步吞噬,形成了物质空间同化、社会空间异化的典型区域。围绕居住职能的公共服务空间得以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浓厚生活空间色彩的地域功能。在居住功能不断强化、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同时,农村居住空间和产业空间已经消失殆尽,居民空间的容积率持续抬高。同时,社区级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开敞空间逐步完善,区际交通便捷性得到改善,进一步固化和提升了地域的居住职并有利于物质空间朝着完备生活空间的成熟阶段演化。

4 结论与讨论

1) 产业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产业功能为主导的物质空间持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特征。该模式始于政府的统一引导和规划,在产业功能不断强化、工作人群持续增加与区际可达性提升的促动下又进一步增强了地域的综合职能,有利于物质空间朝着产城联动成熟阶段演化。居民导向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以站域内居住功能为主导的物质空间持续扩大、居民数量不断增多为特征,伴随着城乡景观和生活模式的角逐。随着公共服务设施和开敞空间逐步完善,区际交通便捷性得到改善,进一步固化和提升了地域的居住职并有利于物质空间朝着完备生活空间的成熟阶段演化。

2) 在以产业为导向的城市功能区域,居住与商服配套设施建设的时滞性显著。区域应当倡导与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针对工作人群的属性特色,打造实用优质的居住生活空间,建立空间布局优化、结构合理的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高端商品房的住房体系,构建综合商服中心,稳步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与集聚力。在以居住为导向的城市功能区域,要注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好居住人数与交通最高载荷的相互关系,让居民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交通基础设施所带来的通勤方便度。同时,也要关注区域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尽力规避“睡城”现象的发生。再者,加强区域社区的文化建设,增加新旧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注重社区之间、人群之间沟通平台建设,解决社区隔离现象,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舒适感。

3) 微观案例并没有覆盖到北京全域,且其主导功能类型没有揽括所有地域功能,比如混合主导型或者细化产业主导型。再者,由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原始数据获得烦琐且工作量巨大,缺乏基于历史典籍、3S技术与大数据的内外业综合识别方案的演替规律定量分析与组织模式系统凝练。因此,进一步完善微观案例的区域分布与功能类型,综合运用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定量分析各类主导功能的物质空间分布与演化格局,凝练物质空间的演替规律与组织模式,进而建立完善轨道交通站域的物质空间组织模式知识库,将有助于提供科学、切实、可行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综合开发方案。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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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1土地价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2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3在时间可达性0.75 h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处,1 h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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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 26(4): 93-1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Feng Jian, Liu Yu.

Restructuring of urban internal space in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Characteristics, models and mechanisms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7, 26(4): 93-1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6301.2007.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7] 张晓平, 孙磊.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J]. 地理学报, 2012, 67(10): 1308-131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2      URL      摘要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km的空间范围内,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Zhang Xiaoping, Sun Lei.

Manufacture restructuring and main determinants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0): 1308-131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2      URL      摘要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km的空间范围内,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8] 杨浩,张京祥.

城市开发区空间转型背景下的更新规划探索

[J].规划师,2013,29(1):29-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普遍出现了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区转变的趋势,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的城市更新发展诉求.通过分析转型中开发区的空间特征和传统城市更新困境可知,开发区的更新规划应探索城市更新“主体多元化和策略差异化”的体制和理念的创新.无锡新区的更新规划从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两个层面,提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差异化更新改造模式,为推动开发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Yang hao, Zhang Jingxiang.

Development Zone Regeneration Planning With Spatial Transition

. Planners,2013,29(1):29-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3.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普遍出现了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区转变的趋势,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强烈的城市更新发展诉求.通过分析转型中开发区的空间特征和传统城市更新困境可知,开发区的更新规划应探索城市更新“主体多元化和策略差异化”的体制和理念的创新.无锡新区的更新规划从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两个层面,提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差异化更新改造模式,为推动开发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9] 周一星.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J].地理科学,1996,16(3):198-2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P.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 ̄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6%,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的问题。

[Zhou Yixing.

O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6, 16(3):198-2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P.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 ̄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6%,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的问题。
[10] 李志刚, 刘晔, 陈宏胜.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 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910-192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quot;湖北村&quot;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quot;乡缘社区&quot;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quot;湖北村&quot;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quot;湖北村&quot;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quot;湖北村&quot;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quot;助推器&quot;。

[Li Zhigang, Liu Ye, Chen Hongsheng.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neo-migrants'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bei village, Gr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910-192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quot;湖北村&quot;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quot;乡缘社区&quot;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quot;湖北村&quot;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quot;湖北村&quot;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强化。&quot;湖北村&quot;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制度和区域因素,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张与设施完善因素,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quot;助推器&quot;。
[11] 周素红, 程璐萍, 吴志东, .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J]. 地理研究, 2010, 29(10): 1735-1743.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100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p>

[Zhou Suhong, Chen Luping, Wu Zhidong et al.

The job-housing relocation and spatial matching of residents in alleviatory housing neighborhoods in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0): 1735-1743.]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100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p>
[12] 张京祥,胡毅,孙东琪.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J].人文地理,2014,12(2):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Zhang Jingxiang, Hu Yi, Sun Dongqi.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and social variation on urb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dong village in Nanjing

.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13] Huu P H, Wakely P.

Status, quality and the other trade-off: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 Urban Studies, 2000, 37(1): 7-35.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022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xisting model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in explaining new trends in urban development such as gentrification and abandonment. The mainstream approach which stresses the bid-rent formulations and the access/space trade-off seems to be at variance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of dispersal of both industry and housing in modern cities. In this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ocus on the city centre(s) and distance(s) from it (or them) should be shifted to two other categories of parameter: housing status and dwelling quality. A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parameters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describe but also to predict various types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urban contexts. The components of a new theory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are proposed.
[14] 沈体雁, 冯等田, 李迅,.

北京地区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研究

.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6):29-3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8.0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交通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在适应性因素,并直接牵引城市空间扩展方向。论文选择北京市最具 代表性的3个区域(中心城、通州区和密云区),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发现不同交通道路对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影响力不 同,中心城主要是受环路、高速、地铁和铁路的影响,而郊区则主要受国道和省道的影响。

[Shen Tiyan, Feng Dengtian, Li Xu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on the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Beijing

. Urban Studies, 2009, (6):29-3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8.0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交通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在适应性因素,并直接牵引城市空间扩展方向。论文选择北京市最具 代表性的3个区域(中心城、通州区和密云区),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发现不同交通道路对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影响力不 同,中心城主要是受环路、高速、地铁和铁路的影响,而郊区则主要受国道和省道的影响。
[15] 邓羽,司月芳.

北京市城区扩展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J].地理研究,2015,34(12): 2247-225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1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2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3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4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5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Deng Yu, Si Yuefang.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expansion: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2): 2247-225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1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2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3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4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5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16] Knight R L.

Land use impacts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implications of recent experience

[M]. Washington DC: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1977.

[本文引用: 1]     

[17] Nelson A C, Sanchez T L.

The influence of MARTA on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location

[M]//Presented at the 7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7.

[18] 刘保奎,冯长春.

城市轨道交通对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J]. 城市发展研究,2009,16(4): 149-1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4.023      URL      摘要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得到广泛研究。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定量评价模型,以往研究中侧重于交通对土地利用结构影响机制的定性阐述,定量研究较少,难以从客观上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过程及其复杂性特征。本文以GIS空间分析工具为基础,运用信息熵模型和土地利用均衡度模型对深圳地铁1号线的5个站点在地铁开工前与建成后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轨道交通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在传统中心区和新区表现为不同的特点,传统商业中心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下降,新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尤以连接传统中心区与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更为明显)使得传统中心区在交通通达性上的优势相对弱化,而新区的交通通达性在绝对和相对两方面均有所提高。

[ Liu Baokui, Feng Changchun.

Research of Impact of Urba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on Land Use Structure Based on GIS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 Urban Studies , 2009, 16(4): 149-1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4.023      URL      摘要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得到广泛研究。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定量评价模型,以往研究中侧重于交通对土地利用结构影响机制的定性阐述,定量研究较少,难以从客观上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过程及其复杂性特征。本文以GIS空间分析工具为基础,运用信息熵模型和土地利用均衡度模型对深圳地铁1号线的5个站点在地铁开工前与建成后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轨道交通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在传统中心区和新区表现为不同的特点,传统商业中心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下降,新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尤以连接传统中心区与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更为明显)使得传统中心区在交通通达性上的优势相对弱化,而新区的交通通达性在绝对和相对两方面均有所提高。
[19] 周素红, 闫小培.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 以广州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005, 25(6): 664-67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 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 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Zhou Suhong, Yan Xiaopei.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and organization in Guangzhou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25(6): 664-67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 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 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20] 邓羽. 综合交通可达性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本文引用: 2]     

[Dengyu.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Dengyu.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A Case Study of Beijing.Beijing: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16.]

[本文引用: 2]     

[21] 柯文前,陆玉麒,朱宇,.

交通流网络的时空特征解析——基于张量分解方法视角

[J]. 地理科学,2016,36(11): 1679-1687.

[Ke Wenqian, Lu Yuqi, Zhu Yu et al.

Traffic Flow Network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Basis on the Tensor Decomposition Method Perspective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36(11): 1679-1687.]

[22] 王丽,曹有挥,仇方道.

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及驱动机制——以沪宁城际南京站为例

[J]. 地理科学,2017,37(1): 19-27.

[Wang Li, Cao Youhui, Qiu Fangdao.

Spatial Chang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y in Regions of HSR S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HSR Station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37(1): 19-27.]

[23] 陈忠暖,刘松,王帅.

城市常规公交空间演化过程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J]. 地理科学,2017,37(1): 55-63.

[Chen Zhongnuan, Liu Song, Wang Shuai.

Spatial Evolution Features of Transit Bus: An Empirical Study of Guangzhou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7,37(1):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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