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7 , 37 (9): 1289-129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9.001

Orginal Article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

李伟,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The Rising Labor Costs and Spatial Restructu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 Wei, He Canfei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中图分类号:  F19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9-1289-11

收稿日期: 2016-11-14

修回日期:  2017-04-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1-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425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30)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伟(1990-),男,山东日照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研究。E-mail:xiari.liw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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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 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但出口型企业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体现出了不同的转移路线。 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向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迁移。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尽管产业向外转移,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尤其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率先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 ; 刘易斯拐点 ; 飞雁模式 ; 制造业 ; 出口型企业 ; 产业升级

Abstract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economic geographers. Using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 and panel data regression model,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on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rising labor cost has becoming a key factor that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developed area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relatively high labor costs before 2004, but after 2004, the rising labor cost in developed area drove enterprises, no matter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that served domestic marked, to migrate to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areas with relatively low labor costs. Secondly,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has occurred in China. Before 2004, China's manufacturing continuously agglomerated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Shandong Peninsula and other areas. However, after 2004,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egan to migrate to less developed area, such as the northern Jiangsu, the middle and western Shandong and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Enterprises that met the domestic market mainly migrated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hile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mainly migrated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Shandong Peninsula, Liaodong Peninsula and other area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Lastly, the eastern area showed little tendency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enterprises that met domestic market was still labor cost-drive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ed-oriented enterprises showed a tendency of capital-driven.

Keywords: labor cost ; Lewis turning point ; flying geese pattern ; manufacturing ;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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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贺灿飞.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J]. 地理科学, 2017, 37(9): 1289-129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9.001

Li Wei, He Canfei. The Rising Labor Costs and Spatial Restructu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9): 1289-129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9.001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劳动力及土地等方面的要素优势逐步释放出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开始出现,招工难问题时常见诸报端。蔡昉、张晓波等主流经济学者提出中国在2004年左右就已达到了刘易斯拐点[1, 2],劳动力成本提升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开始显现[3],其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许多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基于新古典框架发展而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4]以及雁形阵列理论[5]都强调了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可能导致制造业的空间转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模型则预测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所有制造业企业最终将集中于核心地区[6],这是由于制造业集中于核心地区所节省的交通成本可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7]。但同样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假设,Puga的理论模型则预测工资差距的存在仍将推动产业向低工资地区转移[8]。集聚外部性理论[9,10]则强调地方特殊的制度及社会网络会对产业集群产生粘性[11],从而使得要素成本差距对区域间产业转移的作用并不明显。总体而言,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并未得出一致结论。相关理论研究也较少探讨劳动力成本对出口型和非出口型企业空间转移的不同影响。

一些学者对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开展了实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12~17]。2005年以来,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18],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转移。他们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尺度[19, 20]、省市尺度[21~23]、县级尺度[24]上分析了中国产业转移的特征与原因,并就重点地区如长三角[25]、珠三角[26]及京津冀[27]内部的产业转移趋势展开了研究。许多学者还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关系,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4年左右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便宜的劳动力及土地成本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诱因[28~32]

总体而言,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已基本成为共识,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劳动力成本提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关系。但当前研究有以下两点不足。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制造业空间转移关系的研究多以定性说明为主[23, 33],定量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将建立城市-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研究劳动力成本与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关系。第二,现有研究多探讨制造业整体的空间转移,然而这掩盖了不同类型的企业空间转移路径存在的差异。本文将从中国制造业中分解出出口型企业和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定量研究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升对两种类型企业空间转移存在的差异,以期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国制造业的时空演变,为中国未来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空间布局提供决策支撑。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由国家统计局建立和维护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样本范围为中国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统计单位为企业法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因此选出了从第13~41类两位数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获取了1998~2009年企业层面较为完整的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从业人员、本年应付工资总额等数据。

1.2 空间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最初用来测量不均衡程度,产业的地理集聚也是一种不均衡现象,本文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测算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取值范围为0到1,数值越高表明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越高。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AGi=12N2μxijXi-xikXi(1)

式中, xijxik为产业ij市的工业产值(出口交货值), Xi为产业i的全国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 μ为产业i在各地级市比重均值,N为地级行政单元的数量。

2 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趋势

2.1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与扩散趋势

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降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存在空间转移的趋势。为全面分析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的变化,本文选取了第13~41类两位数行业作为分析对象,其中第38类行业空缺。本文将企业层面的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等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计算了4组数据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化(图1)。这4组数据分别为: 全部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其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制造业总体集聚程度的变化。 内销的工业总产值,即用企业层面的工业总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然后加总到城市层面,该值反应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部分,其空间基尼系数可以反映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变化。全部出口交货值,其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出口总体集聚水平的变化。 出口型企业出口交货值,将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于80%的企业定义为出口型企业,这类企业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企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对这类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大。

图1   1998~2009年制造业空间基尼系数变化

Fig.1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s’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from 1998 to 2009

图1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出口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其空间基尼系数大都在0.9以上,远大于制造业总体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出口型企业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因而表现出较高的空间集聚程度。第二,从不同类型企业的变化趋势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2004年,制造业总体表现出更加集中的特点,其中全部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由0.686提高到0.715,内销工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由0.666提高到0.685,出口型企业的空间基尼系数由0.902提高到0.915。第二阶段为2004年以后,制造业总体表现出空间分散化的特点,全部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制造业总体的空间分散化是由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空间扩散引起的,出口交货值及出口型企业出口交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这说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空间转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空间转移的程度相对较低。

2.2 经济区尺度的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从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的变化来看,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集中,但2004年以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全部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中西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不断提升(图2a)。从各区内销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来看,2004年以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不断降低而2004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不断提高(图2b)。从各区出口交货值的比重变化来看,2004年以前中国中西部及环渤海地区的出口比重不断降低,2004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出口并没有大规模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出口比重的不断提升和珠三角出口比重的不断降低(图2c)。从各区出口型企业出口交货值占总出口交货值的比重来看,2004年以前长三角的比重不断提升,而2004年以来各地区基本保持稳定(图2d),出口型企业也并未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因此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的增长,出口企业并没有大规模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口企业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出口比重的增加和珠三角出口比重的降低。

图2   经济区尺度产业及出口份额变化

Fig.2   Change of proportion of industry and export at subnational level

2.3 城市尺度的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从城市尺度看,中国制造业总体上经历了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再向沿海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过程,并且近年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来看,1998~2004年制造业份额增加的地区主要集中于浙北、苏南、珠三角、福建中部及山东半岛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制造业的份额在减小(图3a)。但2004~2009年,制造业主要向沿海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苏北、鲁中西、粤北以及河南地区转移,同时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城市制造业的份额也有所增加(图3b)。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经历了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再向沿海欠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过程。

满足国内市场的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变化与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的变化相对较为一致。从内销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来看,2004年以前沿海地区的长三角核心城市、珠三角、福建中部、山东半岛的份额明显增加(图3c),但2004年以后沿海地区相对较为落后的苏北、鲁中西以及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河南内销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增加(图3d)。然而总出口交货值及出口型企业的空间格局的变化与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的变化并不一致。2004年以前出口型企业向上海、苏南、浙北、珠三角和福建中部地区集中的趋势较为明显(图3e),2004年以后,苏南、浙北、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出口的份额仍然在增加(图3f),而此时这些城市内销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减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倾向仍然明显。与此同时,出口型企业也经历了空间扩散的过程,出口型企业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为沿海地区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京津冀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出口份额增加相对较小(图3g、h)。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企业经历了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然后向东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过程,但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这一过程主要是由满足国内市场的制造业迁移引起的,出口型企业的扩散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的扩散,其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相对较小。

图3   城市尺度产业及出口份额变化

Fig.3   Change of proportion of industry and export at city level

3 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空间转移分析

3.1 工资劳动成本水平

工资水平是制造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就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始终高于环渤海和其它中西部地区(图4)。结合前面的分析,2004年以前中国产业处于不断向东部沿海集聚的阶段,产业的集聚推高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水平,但由于这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制造业企业仍然可以不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但2004年以后,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提升,到2008年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水平约为3.2 万元/(人·a),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约为2.7 万元/(人·a),这时珠三角地区较高的工资水平可能已成为迫使企业向环渤海及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力量。

图4   经济区尺度工资水平变化

Fig.4   Change of wages at subnational level

3.2 成本收益分析

要素的成本收益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前面提到的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变。从所有企业的人均利润率来看,2004年以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人均利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图5a),因此制造业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中。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出口型企业的人均利润率高于同期珠三角、环渤海及其它中西部地区出口型企业的人均利润(图5b),这促进了出口型企业向长三角地区的集中。2004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环渤海及其它中西部地区所有企业的人均利润都在快速增长,并逐步超过了长三角地区(图5a),这促进了产业向环渤海及中西部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就出口型企业而言,2004~2009年,珠三角地区人均利润最低,而环渤海地区的人均利润逐步赶上了长三角地区(图5b),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04~2009年出口型企业向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扩散的现象。因此,有理由认为劳动力成本收益状况的改变可能是制造业空间格局调整的重要诱因,而发达地区人均利润的相对降低则可能是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结果。本文将在下一步将建立计量模型,详细分析劳动力成本提升对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

图5   经济区尺度所有企业和出口型企业成本收益分析

Fig.5   Cost-benefit change of all enterprises and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at economic zone level

4 计量分析

4.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否成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成本提升对出口型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以及发达地区在制造业空间转移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升级,本文借鉴Hanson[34]和Gao[35]等相关研究,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Gijt=β0+β1Wijt+β2KLijt+β3Aijt+β4Sijt+β5Dijt+β6Rijt+β7Pijt+vi+μj+εijt(2)

式中,i代表地级行政单元,j代表产业,t代表初始年份, vi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 μj是指不随时间变化的产业固定效应, εijt代表随机扰动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36],本文构建了1999~2008年地级市尺度两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指标构建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本文构建的因变量主要有3个:① Gijt为相对工业产出增长率。② GNijt为用内销工业总产值计算的相对工业产出增长率,所谓内销的工业总产值是指用企业层面的工业总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然后加总到城市层面,该值反映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的增长。③ GKijt为用出口型企业出口交货值计算的相对出口增长率,本文将出口型企业界定为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于80%的企业。

核心解释变量:① Wijt代表相对工资水平,2004年以后发达地区工资水平上涨可能是推动产业向相对落后地区迁移的重要因素。② KLijt代表相对资本劳动比,如果一个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靠劳动力驱动则该项为负,如果一个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靠资本驱动则该项为正,如果该项由负号变成了正号则说明该地区产业发展由劳动驱动变为资本驱动,即实现在产业升级。

表1   变量定义与解释

Table 1   Defin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符号计算与赋值
因变量
相对工业产出增长率GijtlnYijt+1Yt+1-lnYijtYt
自变量
相对工资水平WijtlnWijtLijt-lnWtLt
相对资本劳动比KLijtlnAijtLijt-lnAtLt
本地产业的绝对规模AijtlnLijtLt
本地产业的专业化水平SijtlnYijtYit-lnYjtYt
本地产业的多样化水平Dijtln[1jYijtYit2]
相对企业规模RijtlnLijtEijt-lnLtEt
相对资产利润率PijtlnPijtAijtPtAt+1

注:t代表初始年份,i代表地级行政单元,j代表产业,Y代表工业总产值,L代表从业人员,W代表本年应付工资总额,E代表企业数量,P代表利润总额,A代表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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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① Aijt代表地区产业的绝对规模。② Sijt代表本地的专业化水平。一般认为本地专业化程度越高则可以产生马歇尔外部性[9],这有利于该产业的增长。本地产业的多样化水平用Dijt来表示,该指数越小说明多样化水平越大,如果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多样化可促进地区产业的增长。就实证研究而言,专业化与多样化哪个有利于经济增长并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37, 38] 相对企业规模用Rijt来表示,企业规模越大越可以利用内部规模经济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因此地区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地区产业增长越快。产业相对资产利润率,即Pijt,一个产业的相对资产利润率越高,则会有越多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的增长。

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全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能够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由于西部地区的个别省份产业结构不合理,变量的异常值较多,这会影响模型的估计与检验,因此本文在全国尺度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时删掉了西藏、青海和新疆。

4.2 计量结果

运用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关系,计量结果见表2

表2   全国尺度上的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at national level

1999~2003年2004~2008年
模型1
G
模型2
GN
模型3
GK
模型4
G
模型5
GN
模型6
GK
W0.0189*0.0323**-0.133**-0.0523***-0.0278**-0.128**
KL-0.0175-0.0297**0.0513-0.00324-0.0234*0.116**
A-0.0900***-0.0930***-0.203***-0.0747***-0.111***-0.223***
S-0.637***-0.639***-0.344***-0.676***-0.672***-0.322***
D-0.151***-0.165***-0.257***-0.295***-0.248***-0.172*
R0.01590.0371**0.109*0.01080.0609***0.0675
P0.0132**0.0148**-0.02420.0241***0.0137*-0.00499
常数项-1.598***-1.651***-2.387***-1.736***-2.008***-2.453***
R20.2720.2120.0240.3700.2590.025
样本数27266271367708324213218510475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G为相对工业产出增长率;GN为用内销工业总产值计算的相对工业产出增长率;GK为用出口型企业出口交货值计算的相对出口增长率。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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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工资的影响来看,对比表2中模型1和模型4可以看出,2004年以前工资水平与制造业的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制造业增长越快。结合以往研究来看,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制造业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促进了这些地区工资水平的微弱上升,因此工资水平与制造业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2004年以后,工资水平与制造业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2004年以来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放缓,而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制造业增长更快,即发达地区较高的工资水平推动着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对比模型2和模型5可以发现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制造业与制造业总体呈现出相同的规律,2004年以后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服务国内需求的制造业增长速度越慢,较高的工资水平促进了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制造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对比模型3和6可以发现,工资水平对出口型企业的增长始终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出口型企业多为加工贸易企业,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生产,因此不论何时加工贸易企业总是倾向于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第二,从制造业增长的相对资本劳动比来看,表2中模型1和模型3均不太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区域差异较大,在全国尺度上不同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既存在资本驱动型也存在劳动力驱动型,因而较难归因于某种单一的力量。但从模型2和模型5可以看出相对资本劳动比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1998~2008年服务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多为劳动力驱动型,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并没有呈现出由劳动力驱动转变为资本驱动的特征。但从模型6可以看出2004~2008年相对资本劳动比与出口型企业的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2004年以后中国出口呈现出了资本驱动型,出口型企业率先升级。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39]

第三,通过表2模型1到模型6可以看出,地区产业绝对规模、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增长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地区产业的绝对规模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则地区产业的增长速度会放缓。就地区的产业多样化水平而言,本文构建的产业多样化指标系数为负说明产业样化可以促进产业的增长。实证结果显示地区产业多样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产业的增长。通过模型2和模型4可以看出,企业规模越大、利润率越高越会促进服务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的增长。

2004年以后制造业出现了向东部沿海相对落后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在全国尺度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工资水平差异是导致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因素。从东部和中西部内部劳动力成本提升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来看:表3和4中模型4的相对工资水平均显著为负,说明2004年以后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均会促进制造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出口型企业和服务国内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均表现了类似特点,尽管表3中模型5的相对工资水平并不太显著。 从表3的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均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总体及服务国内市场的制造业企业一直都主要是由劳动力驱动,产业升级的趋势并不明显。但模型6中相对资本劳动比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出口型企业率先实现了由劳动力驱动转变为资本驱动。表4中模型1到模型6的资本劳动比均不太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区域差异较大,一些地区产业的发展由资本驱动显,而另一些地区产业的发展则由劳动力驱动,因而在整体上使得模型中相对资本劳动比并不显著。

表3   东部地区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astern area in China

1999~2003年2004~2008年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GGNGKGGNGK
W0.00770.0294-0.179***-0.0636***-0.00514-0.177***
KL-0.0714***-0.107***0.0824-0.0230*-0.0830***0.0970*
A-0.146***-0.142***-0.180**-0.0927***-0.135***-0.309***
S-0.521***-0.499***-0.390***-0.658***-0.664***-0.209***
D0.02560.0209-0.254**-0.294***-0.137**-0.172
R-0.019-0.00980.1010.0355**0.128***0.0446
P0.002280.00701-0.005930.0332***0.0152-0.0256
常数-1.623***-1.588***-2.150***-1.872***-1.955***-3.143***
R20.2690.1610.0290.3980.1870.024
样本数1144611366591712919128237476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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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iddle and western area in China

1999~2003年2004~2008年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GGNGKGGNGK
W0.02050.0316*0.0143-0.0478***-0.0385**-0.0114
KL0.002910.000885-0.04080.005240.003390.127
A-0.0619***-0.0743***-0.260*-0.0668***-0.0962***-0.00700
S-0.695***-0.706***-0.190-0.684***-0.677***-0.579***
D-0.280***-0.299***-0.225-0.298***-0.277***-0.233
R0.0428**0.0728***0.1070.0004630.0296*0.0912
P0.0185***0.0180**-0.0710*0.0202**0.01310.0432
常数-1.624***-1.779***-2.972**-1.676***-1.930***-0.614
R20.2770.2440.0150.3610.3110.031
样本数1582015770179119502193622999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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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劳动力及土地等方面的要素优势逐步发挥出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快速发展。许多研究均表明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不断向东部沿海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聚的发展过程,并且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的也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17]。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在中国劳动力较为充足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10年左右主流经济学者就开始认为中国在2004年已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并且沿海地区工资水平不断提升。本文在此背景下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2004年是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不断降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仍然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也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迁移。

2) 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相一致,2004年以前,中国劳动力较为充足,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的也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不论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还是出口企业都是如此,尽管二者的迁移路线存在差异。

3) 中国产业升级的较为缓慢。根据经典的雁阵理论,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发展中国家,自身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然而,尽管中国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份额在2004年以后不断降低,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尤其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型企业发展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5.2 讨论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无法较为全面的分析2010年以来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变,也无法验证2010年以后发达地区是否如理论所言实现了产业升级,下一步待搜集到更加完整的数据后,再进行深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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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1.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labor shortage in China has become an emerging issue. However, there is heated debate on whether China has pass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entered a new era of labor shortage from a period of unlimited labor supply. Most empirical studies on this topic focus on the estimation of total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Yet the poor quality of labor statistics leaves the debate open. In this paper, China's position along the Lewis continuum is examined though primary surveys of wage rates, a more reliable statistic than employment data. Our results show a clear rising trend of real wages rate since 2003. The acceleration of real wages even in slack seasons indicates that the era of surplus labor is over. This finding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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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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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j.1746-1049.1962.tb0102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bonding in the molecule ion VO(H2O)(5)(2+)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lecular orbitals. In particular,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VO2+ seems to be the existence of considerable oxygen to vanadium pi-bonding. A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level scheme is estimated which is able to account for both the "crystal field" and the "charge transfer" spectra of VO(H2O)(5)(2+) and related vanadyl complexes. The paramagnetic resonance g factors and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ies of vanadyl complex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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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S0014-2921(98)0006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structures and income levels. For high trade costs, industry is spread across regions to meet final consumer demand. For intermediate trade costs, increasing returns interacting with migration and/or input-搊utput linkages between firms create a propensity for the agglomera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activities. When workers migrate towards locations with more firms and higher real wages, this intensifies agglomeration. When instead workers do not move across regions, at low trade costs firms become increasingly sensitive to cost differentials, leading industry to spread out again
[9] Alfred 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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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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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2307/1444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advanc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obliterate distance, cities and regions face a tougher time anchoring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In prob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ome manage to remain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this paper rejects 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in either its Marshallian or more recent Italianate form, as the dominant paradigmatic solution. I identify three additional types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with quite disparate firm configurations,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orientation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 hub-and-spoke industrial district, revolving around one or more dominant, externally oriented firms; a satellite platform, an assemblage of unconnected branch plants embedded in external organization links; and the state-anchored district, focused on one or more public-sector institution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are reviewed. The hub-and-spoke and satellite platform variants are argued to be more promi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the other two.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requires a broader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nd must encompass embeddedness across district bounda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a purely locally targe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fail to achieve its goals.
[12] Lu Jiangyong, Tao Zhigang.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9, 65(2): 167-180.

https://doi.org/10.1016/j.jue.2008.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sing large firm-level data for the period of 1998 to 2005. It is found that the ext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measured by the Ellison-laeser index, has increased steadily throughout the sample period, though it is still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selected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lso found that local protectionism among China's various regions obstructs the process of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is result is robust to the use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for dealing with possible reverse causality and omitted variable problems and to the control for traditional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uch as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scale economies.
[13] Ge Ying.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3): 550-559.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08.07.005      URL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nkag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gree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1985 to 2005.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Industries dependent on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end to locate in regions with easy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Export-oriented and foreign-invested industries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than other industries.
[14] He Canfei, Wei Yehua Dennis, Xie Xiuzhe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7): 923-945.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701543272      URL      摘要

He C., Wei Y. D. and Xie X.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may stimulate industrial clustering, while decentralization may lead to protectionism and industrial dispersion. This paper examines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during 1980–2003. While Chinese indus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geographically, the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temporal and sectoral variations in concentration. Least protected indus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and most globalized industries are cluster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l scale economies have contributed to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while protectionism has hindere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While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locate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ternal scale economies have not fostere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He C., Wei Y. D. et Xie X. La mondialisation, la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la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la mutation économique et la concentration industrielle en Chine, Regional Studies. Il se peut que la commercialisation et la mondialisation en Chine encouragent l'établissement de grappes industrielles, alors que la décentralisation amène au protectionnisme et à la dispersion industrielle.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la distribution industrielle en Chine entre 1980 et 2003. Tandis que l'industrie chinoise se concentre de plus en plus, il s'avère que cette concentration varie sensiblement des points de vue temporel et sectoriel. L'industrie la moins protégée se concentre de plus en plus et l'industrie la plus mondialisée s'agglomère pour la plupart dans la zone c00tière. L'analyse laisse voir que la mondialisation et les économies d'échelle internes ont contribué à la concentration géographique, alors que le protectionnisme a entravé la spécialisation industrielle. Pendant que l'industrie se localise en fonction de l'avantage comparatif, les économies d'échelle externes n'encouragent pas la concentration industrielle. Mutation économique69Mondialisation69Décentralisation69Agglomération69Concentration géographique69Chine He C., Wei Y. D. und Xie X. Globalisierung,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und Industriestandorte: wirtschaftlicher Wandel und industrielle Konzent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Die Marktorientierung und Globalisierung in China kann sich f02rdernd auf die industrielle Clusterbildung auswirken, w01hrend eine Dezentralisierung zu Protektionismus und industrieller Streuung führen kann. In diesem Beitrag untersuchen wir die industrielle Verteilung in China im Zeitraum von 1980 bis 2003. Die chinesischen Industrien haben sich geografisch zunehmend konzentriert, doch zugleich finden wir signifikante zeitliche und sektorale Schwankungen hinsichtlich der Konzentration. Die am wenigsten geschützten Industrien haben sich zunehmend konzentriert, w01hrend die am st01rksten globalisierten Industrien in Clustern an der Küste angesiedelt sind. Unsere Analyse l01sst darauf schlie08en, dass die Globalisierung und die internen Ma08stabs02konomien zur geografischen Konzentration beigetragen haben, w01hrend der Protektionismus die industrielle Spezialisierung behindert hat. Zwar suchen sich Industrien ihren Standort eher aufgrund von Wettbewerbsvorteilen aus, doch externe Ma08stabs02konomien haben sich nicht f02rdernd auf die industrielle Konzentration ausgewirkt. Wirtschaftlicher 05bergang69Globalisierung69Dezentralisierung69Agglomeration69Geografische Konzentration69China He C., Wei Y. D. y Xie X. Globalización, cambio institucional y localización industrial: Transición económica y concentración industrial e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La comercialización y globalización en China podrían estimular la aglomeración industrial y a la vez la descentralización podría llevar al proteccionismo y la dispersión industrial. En este ensayo examinamos la distribución industrial en China durante 1980–2003. Aunque las industrias chinas se han ido concentrando geográficamente, hemos observado variaciones significativas temporales y sectoriales en concentración. Las industrias menos protegidas se han acabado concentrando y las industrias más globalizadas están agrupadas en las regiones costeras. Nuestro análisis indica que la globalización y las economías a escala interna han contribuido a la concentración geográfica y el proteccionismo ha impedido la especialización industrial. Aunque las industrias tienen más probabilidad de ubicarse basándose en ventajas comparativas, las economías a escala externa no han fomentado la concentración industrial. Transición económica69Globalización69Descentralización69Aglomeración69Concentración geográfica69China
[15] 贺灿飞,谢秀珍.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省区专业化

[J].地理学报, 2006,61(2): 212-222.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2.010      URL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He Canfei, Xie Xiuzhe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and Provincial Specializ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61(2): 212-222.]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2.010      URL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16] 贺灿飞,谢秀珍,潘峰华.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J].地理研究,2008,27(3): 62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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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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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03.04.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in both the second and third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es. It was found that man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re highly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several coastal regions in 1995.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between 1980, 1985 and 1995, suggests tha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become mo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further support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reveals that China appeared to be on the upside of the upside down U curve.
[18] 金三林,朱贤强.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成因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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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贺曲夫,刘友金.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基于2000~2010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2,32(12):85-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2000---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论表明:虽然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尚未发生;现有产业转移基本遵循了梯度转移规律,即先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然后再向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研究发现,我国八大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特点差异明显,在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时不能“东、中、西部”一概而论。最后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的一系列对策。

[He Qufu, Liu Youjin.

A Study on the Features and Tread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mong Regions of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e During 2000-2010.

Economic Geography, 2012,32(12):85-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2000---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论表明:虽然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尚未发生;现有产业转移基本遵循了梯度转移规律,即先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然后再向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研究发现,我国八大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特点差异明显,在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时不能“东、中、西部”一概而论。最后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的一系列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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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32(2):1-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848.2010.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主要对1993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的形成以及与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出现背离的原因。本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截止到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只发生了部分的相对产业转移,绝对产业转移的现象尚未发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还不显著;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型密集型产业转移和许多产业越过中部地区直接转移到西部地区的现象。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是:同一国度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分析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时不能机械照搬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试图通过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实现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困难的。

[Feng Genfu,Liu Zhiyong,Jiang Wending.

An Analysis on the Trends, Features and Cause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mong China’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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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848.2010.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主要对1993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的形成以及与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出现背离的原因。本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截止到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只发生了部分的相对产业转移,绝对产业转移的现象尚未发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还不显著;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型密集型产业转移和许多产业越过中部地区直接转移到西部地区的现象。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是:同一国度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分析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时不能机械照搬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试图通过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实现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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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基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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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3,33(12):90-96.

URL      摘要

基于偏离一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Huang Shunkui,Wang Yujin,Zhang Keyun.

The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mong Eight Regions in China—Based on the Idea of Shift-Share Analysis.

Economic Geography, 2013,33(12):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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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一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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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雁模式”发生了吗?——对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J].经济学(季刊), 2013,12(3): 757-7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县级经济体的水平上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发生“飞雁”模式的转移.我们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一直发挥着促使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该效应的效果逐渐下降,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的趋势.此时,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逐渐成为诱致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Qu Yue, Cai Fang, Zhang Xiaobo.

Has the “flying geese” occurred in China? an analysis on th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1998 to 2008.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3,12(3): 75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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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县级经济体的水平上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发生“飞雁”模式的转移.我们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一直发挥着促使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该效应的效果逐渐下降,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的趋势.此时,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逐渐成为诱致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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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泛长三角制造业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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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9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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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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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777-7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27] 张杰斐, 席强敏, 孙铁山,.

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分工与转移

[J].人文地理, 2016,31(4):95-101.

URL      [本文引用: 1]     

[Zhang Jiefei, Xi Qiangmin,

Sun Tieshan et al.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transfer of manufa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uman Geography, 2016,31(4):95-101.]

URL      [本文引用: 1]     

[28] 蔡昉,王德文,曲玥.

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J].经济研究, 2009,(9): 4-14.

URL      [本文引用: 1]     

[Cai Fang, Wang Dewen, Qu Yue.

Flying Geese within Borders: How China Sustains Its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9): 4-14.]

URL      [本文引用: 1]     

[29] Ruan Jianqing, Zhang Xiaobo.

“Flying geese” in China: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s pattern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4, 34(10): 79-91.

https://doi.org/10.1016/j.asieco.2014.06.003      URL      摘要

China has large regional variations in both factor endowments and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inciple, som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ll relocate to the inland regions from the coastal regions to take advantage of lower wage rates and land prices, provided that the regions are different enough.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mpirically tested whether this kind of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omestic industrial relocation has occurred on the ground or not. Using data from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11, this paper shows the existence of 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Data show that before around 2005,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was cluster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but it has since shifted towar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0] Shi Jin, He Canfei, Guo Qi.

How did geese fly domestically? Firm demography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apparel industry

[J]. Area, 2016,48(3): 346-356.

https://doi.org/10.1111/area.12269      URL      摘要

Using a firm‐level database from 1999 to 2008,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the industrial dynamics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 highlighting the multi‐scalar process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imarily...
[31] He Canfei, Wang Junsong.

Regional and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post-WTO period

[J]. GeoJournal, 2012, 77(3): 361-381.

https://doi.org/10.1007/s10708-010-9396-0      URL      摘要

Based on the micro level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spatial chang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2002-2007. Liberalized and globalized industries are largely concentrat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while low technology, resource-based and protected industries are widely dispersed in the inland regions. Som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encountered congestion effects and are relocated to the central region. Statis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ly benefited from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related enterprises.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s however differ across regions and sectors. The coastal region enjoys both 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The western region has no significant localization economies while the central region has no evidence of urbanization economies. The Capital Region enjoys urbanization economies to a certain degree. Bo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the benefits of agglomeration. The further agglomeration in the PRD however would generate congestion effects. Although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gain from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the congestion effects of related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s are not pervasive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like China.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ould contribute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only in a globalized and liberalized environment.
[32] 吴爱芝,孙铁山,李国平.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区域转移

[J].地理学报,2013,68(6):775-7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纺织服装产业是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对其研究可更真实、清晰地审视中国的产业转移路径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本研究借助区位基尼系数和局部Moran分析对全国地市层面2001-2009年的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可视化的定量测度,以产业中心的变化来追踪和分析该行业的产业转移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大于0.95的主要是原料依赖性强的细分行业,对原料依赖性相对较低的细分行业在空间分布上则较分散;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非常高,但近些年来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产业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也在逐渐下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转移,主要发生在山东和江浙一带的省内地市间,也呈现出向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市转移的态势;互动性强的细分行业具有空间布局临近性,但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性。

[Wu Aizhi, Sun Tieshan,Li Guoping.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shift of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69(6):775-7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纺织服装产业是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对其研究可更真实、清晰地审视中国的产业转移路径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本研究借助区位基尼系数和局部Moran分析对全国地市层面2001-2009年的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可视化的定量测度,以产业中心的变化来追踪和分析该行业的产业转移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大于0.95的主要是原料依赖性强的细分行业,对原料依赖性相对较低的细分行业在空间分布上则较分散;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非常高,但近些年来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产业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也在逐渐下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转移,主要发生在山东和江浙一带的省内地市间,也呈现出向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市转移的态势;互动性强的细分行业具有空间布局临近性,但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性。
[33] 罗胤晨,谷人旭.

1980~2011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J].经济地理,2014,34(7):82-89.

URL      [本文引用: 1]     

[Luo Yinchen,Gu Renxu.

The Pattern and Evolutional Trend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s Spatial Agglomer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1980 to 2011.

Economic Geography, 2014,34(7):82-89.]

URL      [本文引用: 1]     

[34] Gordon Hanson.

Regional adjust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8, 28(4): 419-444.

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98)0000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effect of trade reform on regional employment in Mexico. Three factors condition regional labor demand: (1) transport costs, which encourage firms to locate in regions with goo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2) backward–forward linkages, which encourage firms to locate near buyers and suppliers, and (3)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hich reinforce the pre-trade pattern of industry loc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ransport costs and backward–forward linkages influence regional employment. Post-trade employment growth is relatively high in regional industries that are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a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Trade reform appears t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up of the Mexico City manufacturing belt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y centers in northern Mexico.
[35] Gao 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4, 34(1): 101-124.

https://doi.org/10.1016/S0166-0462(03)0002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several theori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of China. It studies regional factors representing three broadly defined sources of regional growth: dynamic externalities arising from knowledge spillovers, natural advantage and local market conditions, and foreign trade and direct investment. Using provincial-level data on two-digit Chinese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industries over 1985-1993, we find that local competi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 There is also strong evidence that provinces with a smaller state sector grow faster, and that a better transport system helps growth. Finally after controlling for various other regional factors, we find that expor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ve strong posi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
[36]

宇博智业.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DB/OL].

URL      [本文引用: 1]     

[YUBOINFO.com.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dabase.Economic Geography,]

URL      [本文引用: 1]     

[37] Ron Boschma, Koen Frenken.

The emerging empiric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2): 295-307.

https://doi.org/10.1093/jeg/lbq0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llowing last decade0964s programmatic paper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we report on recent empirical advances and how this empirical work can be positioned vis-0102-vis other strand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geography. First, we review studies on the path dependent nature of clustering, and how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elates to that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we discuss research on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in Regional Science, and how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ontributed to this literature with the concepts of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related variety. Third, we go into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we relate this to the way Institu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ends to view institutions. From this discussion, a number of new research challenges are derived.
[38] Catherine Beaudry, Andrea Schiffauerova.

Who’s right, Marshall or Jacobs? The localization versus urbanization debate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2): 318-337.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8.1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Marshall or Jacobs theories regarding the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ty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egions. This paper surveys thes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nd summarizes their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reviewed empirical work presents a diverse picture of possibl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each kind of externalities could be at work. The wide breadth of findings is generally not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strength of agglomeration forces across industries, countries or time periods, but by measurement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levels of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together with the choice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ty indicators are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lack of resolution in the debate. The 3-digit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eems to be the level at which MAR and Jacobs effects are undistinguishable from one another, and this is often exacerbated by a high level of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39] Richard Upward, Wang Zheng, Zheng Jinghai.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3, 41(2): 527-543.

https://doi.org/10.1016/j.jce.2012.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is paper we use new,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linked firm-transaction data to measure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over the period 2000-2007. We evaluate the extent of value-added in China's exports, using a modification of a method proposed by Hummels et al. (2001)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evalence of processing firms. In addition, we provide new estimates of the skill-and technology-intensity of China's exports. Our estimates of value-added suggest that the domestic content of China's exports increased from only 53% to about 60% over the period 2003-2006. Our cross-firm analysis reveals that processing exporters have value-added shares approximately 50% lower than non-processing exporter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dustry. We also show that Chinese expor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largely driven by skill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 within indus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 (2) (2013) 527-543. Leverhulm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GEP) and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Swed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hina; Queen'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United Kingdom. (C) 2012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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