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8 , 38 (11): 1847-185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1.012

Orginal Article

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特征与成因分析

陈玉洁123, 张平宇1

1.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 长春130102
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Causing Reasons in Shenyang Tiexi District

Chen Yujie123, Zhang Pingyu1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102, Jilin,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11-1847-08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张平宇,研究员。E-mail: zhangpy@iga.ac.cn

收稿日期: 2017-11-1

修回日期:  2018-0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1-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2、41771179)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玉洁(1992-),女,山东滨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和社会地理研究。E-mail: chenyujie@iga.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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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问卷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分析沈阳铁西区不同社区弹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商品房社区社会弹性、制度弹性、社区资本分值高于单位社区;单位社区的经济弹性、物质弹性分值高于商品房社区。物质弹性、制度弹性对社区资本影响作用较为显著,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影响作用较小。从制度转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社区服务和社会与个人5方面探讨了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成因。沈阳铁西区在搬迁改造、产业转型等冲击下,城市更新过程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弱的学习能力,这是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城市再生 ; 社区弹性 ; 城区老工业区 ; 沈阳铁西区

Abstract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from primary dat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causing reasons in Shenyang Tiexi Distric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espective score of social resilience,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 capital in commercial-house community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nit residential community. While the score of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physical resilience in commercial-house community is lower than unit residential community’s. 2) Physical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rather than social resilienc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exert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3) The comprehensive causing reas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containe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unity service, soci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is put forward. Under the impact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oc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tc, stronger adaptability and weaker learning ability are reflected in the urban regeneration, which is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social resilience, economic resilience,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physical resilience.

Keywords: urban regeneration ; community resilience ; old industrial area in city ; Shenyang Tiexi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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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洁, 张平宇. 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特征与成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47-185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1.012

Chen Yujie, Zhang Pingyu.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Causing Reasons in Shenyang Tiexi District[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1): 1847-185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1.012

弹性、脆弱性和适应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重要核心概念,应用于众多研究领域[1,2],逐渐成为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范式[3],即以演化弹性的观点尊重社会生态系统基本规律,为理解周围世界和管理自然资源提供新方法。有学者认为弹性正在取代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和社区新的政治和决策目标[4]

弹性理论经历了从工程弹性、生态弹性到演化弹性3个范式的变化。21世纪以来,弹性研究开始聚焦于社会弹性[5],社区弹性成为社会弹性研究的重要方面[5,6]。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经济损失等传统或非传统风险中起着重要作用。弹性为社区这种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的系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可能是增强社区生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7]。目前社区弹性未形成统一概念及理论框架,从能力角度,社区弹性是一种依靠自身资源的恢复能力[8],是应对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等外部压力和扰动的地方化能力[5],以及维持和更新能力[9]。Cutter从系统功能角度强调了社区弹性的再组织功能,包括系统的回归及学习适应能力[10]。从动态过程角度,社区弹性是系统适应干扰并提升其适应能力的过程[6,11]。从结果角度,社区弹性关注压力/现象后的适应性和适应状态[3]。社区弹性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制度、物质等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包括知识/教育,文化、公民参与、交流组织能力、人口迁移等[6,12,13],经济因素包括当地企业所有权、经济多样性、替代性生计等[5,10,14],制度因素包括规划与交流传播能力、领导力等[15,16],物质/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周边基础设施、距离灾害区的接近程度等[17,18,19]。相关理论模型有BRIC模型[10]、4R模型[11]等。测度方法主要分为基于客观指标[10,17]和基于主观感知[12,18]。研究内容涉及自然灾害[8]、人为干扰[20]、能源枯竭、恐怖袭击[6]等。国内多数学者对弹性城市、区域弹性等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研究[21,22],而从社区尺度出发的社区弹性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目前,中国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国城市老工业区调整改造具有规模大、时间短、扰动强等特点,现有研究多数分析其衰退原因、改造对策和转型途径等[23,24],未意识到城市老工业区是城市有机生命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自身经历转型、适应的生命周期。从社会方面研究其转型和适应性再生缺乏理论指导,因此需要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典型案例。弹性理论能够解释社会经济系统的更新与再生,可以将社区弹性应用到老工业区改造后的社区再生发展研究。沈阳铁西区是中国重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该区占地约40 km2,空间布局为“南宅北厂”。20世纪80~90年代,沈阳铁西区步入持续的经济社会衰退阶段。2002年,沈阳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并。经过10余年的整体搬迁改造,实现了初步转型,创造“铁西模式”[25]。沈阳铁西区在产业转型、物质环境改造等扰动下,原有社区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搬迁和改造,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居住小区是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的生活居住空间,综合体现了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属性,是社会弹性研究重要的空间单元,因此,本文将城市住区等同于城市社区,开展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研究,并试图借鉴弹性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社区弹性影响因素及成因,为当前中国其它城市老工业区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社区概况

沈阳铁西区建设大路以南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住房分配制度而形成的单位住宅区,以北为新建商品房住宅区,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住宅小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特点。面对沈阳铁西区改造带来的冲击,两种类型的住宅区所表现出的社区弹性与适应性不同,所以本文综合考虑空间结构、改造前后体制背景、小区类型和典型性等因素,分别选取建设大路以南以北4个住宅小区作为案例,能够较全面地体现沈阳铁西区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其中,工人新村、建大社区、凌空一社区、艳粉小区为南部单位老旧住宅小区,建筑样式为低层(1~6层),建筑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2016年房屋均价普遍在6 000 元/m2以下;而浅草绿阁、宏伟金都、鑫丰俪城、金地名京为北部商品房住宅区,建筑样式为中高层(7层及以上),建筑时间是在2002年以后,均价为8 000~10 000 元/m2

1.2 数据选取

社区弹性受经济、社会、制度、基础设施、生态等多种因素影响[6,10,11]。本文主要参考BRIC模型设计问卷是因为该模型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制度、物质和社区资本5个方面,测量指标较全面,既包括社会经济指标,又包括物质因素和情感因素指标[10]。本文问卷主题设计包括个人与住房属性、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和社区资本6方面内容。沈阳铁西区作为城市内部的老工业区,经济社会因素主导社区弹性的形成,其自然生态系统对社区弹性影响较小,所以社区弹性二级指标的选取是根据研究区域实际情况而确定。问卷采用Likert 7级量表形式。

社区弹性主要受到居民社区弹性评价指标及个人和住房属性的共同影响。前者由社会、经济、制度、物质分维度弹性指标组成,其中,社会弹性包括社会公平、社会网络、学习和信任,经济弹性包括多样性、经济发展、企业影响以及替代性生计,制度维度包括社区参与、领导力、权利共享和集体效能,物质弹性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周边环境(商业购物、医疗、教育等)等;后者主要考虑被访者社会属性及居住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面积等。社区资本包括归属感、适应度和满意度,作为综合反映和衡量评价社区弹性的主观感知指标,由于社会价值观差异和需求差异,导致居民对社会、经济、制度、物质4方面弹性的认识差异,进而影响居民的社区资本差异。

1.3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课题组于2016年11月进行居民社区弹性调查,问卷发放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被调查者当面填写问卷,并当场回收,本文共计发放问卷800份,除去无效问卷和未回收问卷,有效问卷612份,作为本文的基本数据来源和问题分析基础。

2) 地理探测器。最初应用于地方疾病风险的相关地理影响因素的探测[26]。该方法在假设方面受到制约较少,针对类别数据算法优于连续数据。其中因子解释力(Power of Determinant, PD,U)主要测度不同维度的弹性对社区资本的解释程度,PD,U值越大,说明该因素的解释力越强、影响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案例社区居民基本属性统计分析

调研社区居民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如下: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比超7成,男女比例分别为40.86%,59.14%。家庭人口数主要是以两口、三口之家为主,比例65.67%。被访者受教育程度教育状况分布较均匀,其中初中、高中、大学所占比例分别为34.71%,29.10%和26.68%。个人月总收入在1 500~3 500元的比重最高,占59.51%,多数受访者处于中低档收入水平。从职业性质看,退休工人所占比例最大,为51.87%,其他职业分布较均匀。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样本所占比重分别为85.07%,14.93%。住房性质以商品房和单位房两种类型居多,占比分别为66.42%和19.59%。住房面积以40~100 m2的中小户型为主,占总体比重为67.71%。受访者居住时间以5 a内、6~15 a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35.26%,37.31%(表1)。被访者包含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类型,样本整体上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案例社区居民社会属性统计

Table 1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social attribute in selected communities

属性百分比(%)属性百分比(%)属性百分比(%)属性百分比(%)
性别个人月收入(元)单位属性住房面积(m2
40.86<150012.31政府部门1.68<408.58
59.141500~350059.51事业单位5.2240~7035.26
年龄(岁)3501~600017.91国企4.8571~10032.09
18~3010.636001~100008.02私企9.51101~13016.61
30~4019.22>100002.24个体经营13.25>1307.46
40~508.21家庭人口数(人)打工5.41住房属性
50~6019.0315.41退休51.87单位房改房19.59
>6042.91235.26种地0.37商品房66.42
教育水平330.41居住时间(a)租房9.14
小学及以下9.51415.861~535.26其他4.85
初中34.71512.136~1537.31籍贯
高中29.10>50.9316~2514.37沈阳铁西区85.07
大学26.68>2513.06其他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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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沈阳铁西区商品房社区与单位社区弹性对比分析

首先分别对商品房社区的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社区资本的二级指标分值进行求和,再分别除以各维度下的二级指标数量,得出各维度弹性的得分。同理得到单位社区的各维度弹性分值(图1)。问题分值低于4分(中间分)则该维度的弹性较弱,反之则该维度的弹性较强。

图1   沈阳铁西区不同类型社区弹性分数差异对比

Fig.1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ommunity resilience score in Shenyang Tiexi District

社会弹性方面,商品房社区分值大于单位社区,有45%的商品房居民打分超过4分,说明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对社区信任度和认可度高于单位社区。多数社区低于中间分,只有金地名京超过4分,原因为高档小区提供服务更加完善到位,因此社区居民对金地名京的信任度和认可度更高。而建大社区分数最低,有70.13%的居民赋分在1~3分之间,原因是新任社区领导尚未取得多数居民的信任和认可,不能有效解决卫生、噪声、老年活动室等问题,且社区中极少提供学习和就业技能培训服务。

经济弹性方面,商品房社区低于单位社区,原因是商品房社区居民中青年占比44.17%,在家待业人群较少,且其收入在沈阳市属于中高等水平,有36.75%的居民个人月收入超过3 500元。金地名京和凌空社区分数高于其他社区,原因是金地名京中青年比例最高(66.13%),其月收入多数在5 000元左右。在应对外部冲击(如失业等)时,高收入年轻群体相比于中低档商品房和单位社区的居民有更多获取高收入的工作机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更强。凌空社区居委会位于小区内部,便于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交流,2003年以来,居委会曾向居民提供部分再就业技能培训或岗位,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而鑫丰俪城、宏伟金都虽为商品房社区,但社区内部管理较为混乱,社区服务不到位,因此分数较低(图2)。

图2   沈阳铁西区案例社区弹性分数差异对比

Fig.2   The comparison of selected community resilience score in Tiexi District

制度弹性方面,商品房社区分数高于单位社区,原因是商品房社区的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组织分工及提供服务均优于单位社区。商品房居民收入>3 500元、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的比重比单位社区分别高18.32%,31.41%,他们对社区工作人员有更高的要求,这些业主常督促社区工作人员以保证自身及公共利益。建大社区分数最低,该社区为开放式社区,内部服务设施较差,室外只有健身器材与方形广场,缺乏老年活动室;周围建设高楼大厦带来了挡光问题;社区内部缺乏卫生管理。

物质弹性方面,单位社区分数高于商品房社区,原因是单位社区在建设之初其医疗、购物等基础设施就较为完善,直至今日依旧位于铁西区繁华地段,周围便利的服务设施使得部分居民不愿搬离。虽然建设大路以北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由于开发时间短,周围基础设施尚不十分完善,因此居民在出行购物等方面的便利程度较低。其中,金地名京分数最低,虽为高档小区,但周边服务设施种类较为单一,有居民反映,“周末仍需到市内大型购物商场购物,而且周边医疗配套设施较为滞后”。

社区资本方面,商品房社区的分数略高于单位社区。原因是商品房居民多为中青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更强,有56.89%的居民表示,未来搬迁的可能性较小,既然选择居住于此,就要把居住社区视为自己的家。而在单位社区,有55.29%的居民在此居住超过15 a,多年居住的社区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较强,且居民多为退休老年人,对住区要求不高。只有建大社区低于5分,原因如上文所述,加之内部成员多为原单位退休职工及外来搬迁租住户,缺乏社区向心凝聚力。

2.3 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影响因素探测及动因分析

1) 社区弹性影响因素探测。本文认为社区弹性是在外来压力与扰动下系统形成的一种新的适应状态与属性。社区资本是一个地方社区弹性反映的综合指标,居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及周边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能反映出居民在外来扰动后的形成的适应特性,数值越大,表示该社区弹性越大。因此,将社区资本作为因变量,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作为自变量,来探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先对各维度的问题分值进行求和,由于二级指标数量多,各指标贡献度差别较小,且评价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一级指标的差别,所以本文设定二级指标对该维度的弹性影响程度是等同的,各个指标的权重一致。再将各维度的总和分值除以二级指标数量并进行取整,得出每位被访者的各维度弹性得分。借助地理探测器计算各探测因子对社区资本的因子解释力,各因子解释力的排序为:物质弹性(0.270 978)>制度弹性(0.240 221)>社会弹性(0.187 055)>经济弹性(0.116 162),则物质弹性、制度弹性对于社区资本影响作用较为显著,而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对社区资本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2) 探测因子分析。物质弹性包括社区内部环境与外部服务设施等,是决定城市社会分层和居住环境微区位的重要因素。弹性社区视角下社区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区内外基础设施是否全面多样,二是基础设施自身的承载能力。一般来说,社区内部环境越好、周围基础设施越完善、便利程度越高,则越能满足居民出行购物、买药看病等方面的需求,即越优质的物质系统越能够帮助居民应对社会-经济方面的扰动及对居住社区建立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调研中发现,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单位社区,周边的服务设施都较为健全。

制度弹性用来考量社区管理部门、政府机构和居民自治组织对小区的管制能力。社区管理部门(如物管公司、居委会等)负责社区日常安全、卫生等,使社区处于正常的运行之中。居民自治组织(如业委会等)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负责监督社区的建设和运行。沈阳铁西区社区拥有较为健全的管理组织,并与铁西区政府有较为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因此当危机发生时,社区管理部门和居民自治组织可以制定应对方案,必要时政府管理部门可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等,如沈阳铁西区政府制定城市宜居环境建设规划、建设社区信息化建设服务系统等,在政府、社区、居民3个主体之间建立联系。

社会弹性用来表示社会网络等因素在系统抵抗干扰并使其恢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社区采取集体行动来达到共同目的,在社区发生危机时,居民可以及时得到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给予的帮助来抵抗干扰。这种网络关系的强弱影响着社区凝聚力的强弱,而社区凝聚力对社区采取集体行动应对风险的效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沈阳铁西区的搬迁改造打破建立在单位基础上的原住民社会网络关系,新入驻的中产阶层和外来人口逐渐代替原有的地缘和业缘联系纽带,取而代之的是以社区为单元的复杂交错的社会网络关系,失去原来彼此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另外,学习强调社区弹性概念中的一种创新和发展的能力,调研中发现,居民自我学习能力和风险意识较弱。

经济弹性中,高的经济水平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对于提升社区弹性有显著作用,前者主要指居民的就业收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后者表现为当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企业的性质规模。在外界社会-经济危机冲击前,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居民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并使社区具有较小的脆弱性,多样化经济结构的社区通常周围有较多的替代产业来代替受到严重影响的产业,从而能够以较快速度恢复重建。沈阳铁西区在“东搬西建,壮二活三”的政策下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政府及社区管理部门曾为下岗职工提供免费就业培训,实际上能享受到福利的居民不在多数,多数退休工人靠领退休金、做小生意等来维持生计,收入和储蓄的减少不能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3 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成因综合分析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是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的基础。2002年市政府通过“东搬西建”政策将国企迁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置换为商贸业和房地产开发提供了条件,致使建设大路以北出现大量商品房社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转型期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导致居民的社区弹性呈现出分化。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居民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经历过国企改革的居民在搬迁改造的过程中,其自身发展能力呈现出差异,最终引起不同社区的社区弹性的分异。

地方政府是调控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的主导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房屋开发建设的互动机制,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2000~2010年,工矿仓储用地转变为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面积分别为364.9 hm2和39.54 hm2,集中分布在建设大路以北[27];沈阳市政府和当地商业机构组成增长联盟,大量商品房社区的建设促进了居住空间的分化,加速空间重构。通过规划建设与政策调控等行政干预方式直接推动大规模的新城开发[28],居民可以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偏好选择不同区位和类型的社区,加快了单位社区的解体,同时也使不同居住群体展现出不同的社区弹性。

经济发展是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形成的核心因素。沈阳铁西区经济职能由“生产+服务”转变为“服务+生活”,房地产和商业空间的发展加剧了南北服务设施供给的分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就业人群的演变,2014年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为62 852人,相比2002年增加40 994人。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交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沈阳铁西区顺应国际形势进行城市工业创新并发展第三产业[29],经济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居民就业方式多样化及收入水平的提高,2014年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52 074元/a,相比2002年增加41 574元。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大量下岗劳动力,也提供了自主创业的机会,居民应对外部经济扰动的能力随之加强。

社区服务是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形成的重要保障。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场所,社区规划和领导组织直接影响社区的制度弹性。社区拥有社会资本存量和沟通机制,包括社区成员在确定问题和需求时可以得到有效的回应、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达成的一致以及社区领导的执行力等方面,使社区具有弹性潜力。沈阳铁西区社区的社会救助、社会养老、社区管理等功能明显增强,2014年各类社会救助资金相比2002年增加5 095.8万元。在沈阳铁西区转型的过程中,社区弹性实际上是社区在受到外部冲击后重构个体间关系,自组织形成新的较紧密团体结构的过程。在调研中,多数居民表示跟邻里、亲属之间的关系较好,这些居民团体能够较好的恢复功能,也就达到社区弹性的恢复。

社会和个人是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主体。由于社会阶层属性、经济能力、兴趣爱好等的差别,居民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选择不同类型社区,其归属感、适应度和满意度也呈现明显差别。另外,一方面,随着原单位社区解体,部分居民选择到其它社区居住,呈现出“分散”的态势。另一方面,一些社会要素具有特定的空间集聚效应,如中青年更多居住在商品房社区,而老年人多数居住在单位社区,产生一种特定的空间偏好效应。社会要素的“解体重构”和“空间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以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展现出来,这些综合作用都可以从制度、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社区和个人层面上找到基层的动力解释,在空间效应和空间感知评价上寻求社区弹性的结果。

4 结论

本文基于演化弹性理论,从社会、经济、制度、物质和社区资本5方面揭示了社区弹性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而分析社区弹性成因。研究表明:

1) 沈阳铁西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社区展现出不同的社区弹性,商品房社区社会弹性、制度弹性、社区资本的分值高于单位社区,而单位社区的经济弹性、物质弹性的分值高于商品房社区。

2) 物质弹性、制度弹性对社区资本影响作用较为显著,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3) 从制度转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社区服务和社会与个人5方面基层动力探讨了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成因;从空间效应和居民感知评价两方面来综合解释社区弹性的空间分异和要素差异。

本文对社区弹性的研究更侧重其形成的适应性,对社区弹性概念更倾向于“在外界和自身压力与扰动后的一种适应状态与属性”,并进行实证分析。总体来看,沈阳铁西区在经济社会转型、传统产业衰退、国企改革、搬迁改造等外界和自身扰动下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实现了初步转型,进入了城市适应发展的新阶段,城市更新过程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然而在调研中可以发现,沈阳铁西区在转型期间,其社会管治、公众参与的力量尚未完全发挥,表现出较弱的学习能力。这是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制度弹性、物质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城市有机生命体和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沈阳铁西区自产生、发展、衰落、转型到复兴,从衰落阶段转型到另一个稳态适应的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城市发展演变的特征,当前,沈阳铁西区尚缺乏从城市更新、城市演变理论视角来把握其演变的转型状态及适应过程。将演化弹性引入到城市老工业区研究是基于该理论具有解释系统的更新、再生和重组属性的能力,因此社区弹性研究方法在沈阳铁西区的研究是适用的。从社区弹性角度研究城市老工业区改造后的社区再生发展,为城市老工业区城市发展演变、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转型和适应是弹性系统的两个关键属性,且作为演化弹性的两个主要维度,有利于具体把握城市老工业区社会方面的转型和适应的过程、特性等,这也是本文重点研究沈阳铁西区转型和适应的原因。

本文尚属于探索性研究,社区弹性概念涉及多重含义,本文仅对其适应状态属性进行探讨分析,未来可以对其弹性能力、过程机制等进行深入分析。沈阳铁西区社区弹性的研究结论仅是基于一个时间截面数据,仅反映了社区弹性的阶段性特征,而城市老工业区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社区弹性的演变趋势以及不同社区之间弹性的分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未来在评估社区弹性方面,需要选取全面的、更加科学的指标,如借助大数据分析去进行更深层次的分类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致谢:感谢王林峰、李连刚、齐迹同学在调研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沈阳铁西区接受调研的居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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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热点问题及趋向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现阶段社会脆弱性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灾害脆弱性的重要研究范式,但学者们在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综合维度的界定、脆弱性评估方法构建、社会脆弱性与灾害种类相关性判读以及研究尺度选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争议。对这些争议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未来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中国城市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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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热点问题及趋向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现阶段社会脆弱性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灾害脆弱性的重要研究范式,但学者们在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综合维度的界定、脆弱性评估方法构建、社会脆弱性与灾害种类相关性判读以及研究尺度选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争议。对这些争议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未来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中国城市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2] 杨佩国,靳京,赵东升,.

基于历史暴雨洪涝灾情数据的城市脆弱性定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6, 36(5): 733-74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历史暴雨洪涝灾情数据构建脆弱性曲线,定量研究北京市在不同降雨量下的宏观脆弱性。分析显示,在现有的抗灾能力下,相同降雨量所导致的农作物受灾率值最高,死亡失踪率值最低;随着最大2 d降雨量增大,承灾体的损失率增加明显,当最大2 d降雨量重现周期达到百年一遇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暴露状况下,受灾人口数将达到147.4万人,死亡失踪人数也将有可能达到50人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有可能达到7万hm<sup>2</sup>,倒塌和损坏房屋将可能达到6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超过400亿元。北京市的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力度还有待加强。</p>

[Yang Peiguo, Jin Jing, Zhao Dongsheng. et al.

An urban vulnerability study based on historical flood dat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5):733-741.]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5.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历史暴雨洪涝灾情数据构建脆弱性曲线,定量研究北京市在不同降雨量下的宏观脆弱性。分析显示,在现有的抗灾能力下,相同降雨量所导致的农作物受灾率值最高,死亡失踪率值最低;随着最大2 d降雨量增大,承灾体的损失率增加明显,当最大2 d降雨量重现周期达到百年一遇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暴露状况下,受灾人口数将达到147.4万人,死亡失踪人数也将有可能达到50人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有可能达到7万hm<sup>2</sup>,倒塌和损坏房屋将可能达到6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超过400亿元。北京市的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力度还有待加强。</p>
[3] Wilson G A.

Community resilience, 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al pathways of decision-making

[J]. Geoforum, 2012, 43(6): 1218-1231.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2.03.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It argues that theoretical concepts such as transition theory can provide a lens through which resilience pathways at community level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and proposes a framework focused on a social resilience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the conceptual space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apital. It argues that certain types of communities are losing resilience through increased embeddedness into globalized pathways of decision-making, while other communities may be gaining resilience, although not one system is either totally resilient or totally vulnerable.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their scalar interactions with the global level is key for maximiza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while too much isolation of a community may be bad in light of over-dependency on local resources, skills and people, ‘over-globalization’, with possible loss of autonomy and identity, may be equally fraught with problems. In particular, relocalized communities have, so far, not shown much tangible success, as almost all members of the relocalization process at community level are simultaneously embedded within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through their dependencies on global economic processes.
[4] Simin Davoudi.

Resilience: 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

[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2, 13(2):299-307.

[本文引用: 1]     

[5] Adger W N.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3): 347-364.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00701540465      URL      [本文引用: 4]     

[6] 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8, 41:127-150.

https://doi.org/10.1007/s10464-007-9156-6      URL      PMID: 18157631      [本文引用: 5]      摘要

Communit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and adapt successfully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s. Drawing upon literatures in several disciplines, we present a theory of resilience that encompasses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stress, adaptation, wellness, and resource dynamics.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a process linking a network of adaptive capacities (resources with dynamic attributes) to adaptation after a disturbance or adversity. Community adaptation is manifest in population wellness, defined as high and non-disparate levels of ment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functioning, and quality of life. Community resilience emerges from four primary sets of adaptive capacities—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Competence—that together provide a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To build collective resilience, communities must reduce risk and resource inequities, engage local people in mitigation, create organizational linkages, boost and protect social supports, and plan for not having a plan, which requires flexibility, decision-making skills, and trusted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at function in the face of unknowns.
[7] 郭永锐, 张捷.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100-109.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Guo Yongrui, Zhang Jie.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mes of geography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34(1):100-109.]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1.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8] Mileti D, Noji E.Disasters by design: A reassessment of natural haz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M]. Washington D C: Joseph Henry Press,1999.

[本文引用: 2]     

[9] Magis K.

Community resilience: An indicator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0,33(5): 401-416.

https://doi.org/10.1080/089419209033056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ange is a constant force, in nature and in societ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silience pertains to the ability of a system to sustain itself through change via adaptation and occas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mises that communities can develop resilience by actively building and engaging the capacity to thrive in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change, and that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defined herein, is the existence, development, and engagement of community resources by community members to thrive in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change, uncertainty, unpredictability, and surprise. The U.S.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Forests commissioned a research project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based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well as an associated measurement instrument.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 is presented, the emergent definition and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re posited, and the Community Resilience Self Assessment is introduced.
[10] Cutter S L, Burton C G, Emrich C T.

Disaster resilience indicators for benchmarking baseline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2010, 7(1): 1-22.

[本文引用: 6]     

[11] Bruneau M, S E Chang, R T Eguchi. et al.

A framework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and enhance the 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munities

[J].Earthquake Spectra 2003, 19(4): 733-752.

https://doi.org/10.1193/1.1623497      URL      [本文引用: 3]     

[12] Marshall N A, Marshall P A.

Conceptualiz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social resilience within commercial fisheries in northern Australia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7, 12(1): 1.

https://doi.org/10.5751/es-01940-120101      URL      [本文引用: 2]     

[13] Folke C, Hahn T, Olsson P. et al.

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2005, 30: 441-47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nergy.30.050504.144511      URL      [本文引用: 1]     

[14] Plummer R, Armitage D.

A resilience based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adaptive co-management: Linking ecology,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a complex world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1): 62-74.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06.09.0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daptive co-management brings together collaborative and adaptive approaches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and social cological resilience. Enthusiasm for this management approach, however, is countered by recent critiques regarding outcomes. A lack of evidence from consistent evaluation of adaptive co-management further exacerbates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issue of evalu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recasts it in light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inking. An evaluative framework for adaptive co-management is developed which directs attention toward three broad components: ecosystem conditions, livelihood outcomes and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Scale-specific parameters are offered for each component to facilitate systematic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and encourage cross-site comparisons. Conclusion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atically incorporating evaluation into the adaptive co-management process and recognize the challenge for resource agencies and researchers to shift from a conventional to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erspective.
[15] Kulig J C, Edge D S, Townshend I.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y: Emerg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J].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3, 41(6):758-775.

https://doi.org/10.1002/jcop.215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16] Cohen O, Leykin D, Lahad M. et al.

The conjoint community resiliency assessment measure as a baseline for profiling and predict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for emergencies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3,80(9): 1732-1741.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2.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78 The CCRAM is an innovative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78 The CCRAM enables creating a unique profile for each investigated community. 78 The CCRAM profiles help focus activities for strengthening community's weak points. 78 The CCRAM was found to be a valid predictor of perceived community resilience. 78 Periodic assessments can form a standard gauge of the community's resilience level
[17] Maldonado J H, Moreno R P.

Estimating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local communities at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Latin America: A practical approach

[J].Ecology and Society, 2014, 19(1):16.

[本文引用: 2]     

[18] Matarritacascante D, Trejos B.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resource-dependent communities: Acomparative case study

[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13, 45(6):1387-1402.

[本文引用: 2]     

[19] Holladay P J, Powell R B.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Bas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21(8): 1188-1211

https://doi.org/10.1080/09669582.2013.77605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spite major investments in community-based tourism to diversify economies,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life quality in the Caribbean,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conditions lead to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from a resilience theory perspective is the likelihood an existing system of resource use will persist indefinitely without a decline in social and natural resource bases. Undertak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mproves a system's ability to persevere, adapt and learn to meet challenges from unanticipated economic, political or natural ev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six communiti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all part of a seven-year community tourism program, and examine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ir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It used a new scale using eight steps suggested by Devellis' scal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Data indicated moderate to low resilience in all four domains across the communities. This suggests that communities should invest in strengthening social bonds, developing capacity in local institutions, in diversifying the tourism product and controll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measuring trust, networks, local control, flexible governance, leakage prevention and controll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merged as important in assessing social 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20] Wilson G A.

Community resilience: Path dependency, lock-in effects and transitional rupture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3, 57(1):1-26.

https://doi.org/10.1080/09640568.2012.7415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dopting a framework based on ‘social resilience', this paper analyses path dependency in community resilience, with a specific emphasis on endogenous pathways of change. Path dependencies are shaped by ‘lock-in’ effects which shoehorn communities into positive or negative pathways of chang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are ‘structural lock-in effects’, ‘economic lock-in effects’ and ‘socio-psychological lock-ins’ which make certain community pathways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and can be severe hindrances for rais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Community transitions are usually not linear, but can be characterised by ‘transitional ruptures’ where the quality of resilience is abruptly changed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21] 蔡建明, 郭华, 汪德根.

国外弹性城市研究述评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0): 1245-1255.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如何在重重挑战与危机中, 因应各种变化, 保持自身发展活力,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外弹性理论研究的4 个领域, 即生态弹性、工程弹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 并归纳总结了它们各自的基本概念、内涵及代表性研究学者;在此基础上, 系统评述了国外相应的弹性城市研究的4 个领域的内涵与研究重点, 包括城市生态弹性、城市工程弹性、城市经济弹性和城市社会弹性;同时根据已有研究的发展脉络, 前瞻了未来弹性城市研究3 个趋势方向, 即社会平等的议题如何渗入到弹性城市的理念之中, 技术革新如何增强城市弹性, 跨学科、多领域的介入如何共同协作建设弹性城市。鉴于中国各地区自然社会经济差异较大, 不同地区的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因此弹性城市理论的应用更应考虑到中国特色, 使弹性理论本身更为&ldquo;弹性&rdquo;。

[Cai Jianming, Guo Hua, Wang Degen.

Review on the resilient city research overseas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10): 1245-1255.]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如何在重重挑战与危机中, 因应各种变化, 保持自身发展活力,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外弹性理论研究的4 个领域, 即生态弹性、工程弹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 并归纳总结了它们各自的基本概念、内涵及代表性研究学者;在此基础上, 系统评述了国外相应的弹性城市研究的4 个领域的内涵与研究重点, 包括城市生态弹性、城市工程弹性、城市经济弹性和城市社会弹性;同时根据已有研究的发展脉络, 前瞻了未来弹性城市研究3 个趋势方向, 即社会平等的议题如何渗入到弹性城市的理念之中, 技术革新如何增强城市弹性, 跨学科、多领域的介入如何共同协作建设弹性城市。鉴于中国各地区自然社会经济差异较大, 不同地区的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因此弹性城市理论的应用更应考虑到中国特色, 使弹性理论本身更为&ldquo;弹性&rdquo;。
[22] 彭翀, 袁敏航, 顾朝林,.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1): 84-92.

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5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弹性"正在国际范围内深远地影响着区域空间的发展、重构与规划。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国内外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首先,概括了弹性及区域弹性的概念与空间构成,并从属性、过程和能力三要素的角度,分别简要分析了弹性城市与区域的空间特征;其次,对目前区域弹性主流的工程、经济、生态和社会四领域在定义、研究背景、研究视角、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指标及意义与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然后,对应属性、过程和能力要素三方面,归纳了目前弹性评估的主要方法与技术;接着,从区域弹性的空间研究、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对区域弹性的空间实践展开讨论;最后,对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Peng Chong, Yuan Minhang, Gu Chaolin.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resilience

.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1): 84-92.]

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5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弹性"正在国际范围内深远地影响着区域空间的发展、重构与规划。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国内外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首先,概括了弹性及区域弹性的概念与空间构成,并从属性、过程和能力三要素的角度,分别简要分析了弹性城市与区域的空间特征;其次,对目前区域弹性主流的工程、经济、生态和社会四领域在定义、研究背景、研究视角、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指标及意义与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然后,对应属性、过程和能力要素三方面,归纳了目前弹性评估的主要方法与技术;接着,从区域弹性的空间研究、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对区域弹性的空间实践展开讨论;最后,对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3] Frederic Leriche, Sylvie Daviet.

Cultural economy: An opportunity to boost employ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7): 807-811.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10037326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issue focuses on the growth of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the role of this cultural economy in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t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Following an introduction, one paper focuses on the occupations of certain categories of creative workers (artists) in two California regions. The five papers that follow analyse ...
[24] 蔡海燕.

老工业区结构转型中的空间规划研究[D]

. 上海:同济大学, 2007.

[本文引用: 1]     

[Cai Haiyan.

The research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spatial planning in structural transition

. Shanghai: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7.]

[本文引用: 1]     

[25] 张平宇.

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的制度与文化因素

[J]. 人文地理, 2006, 16(2): 45-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沈阳铁西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内外著名的城市老工业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计划中唯一的区域性改造试点工程.但长期的技术改造为主策略并未使沈阳铁西工业区摆脱困境.2002年沈阳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为铁西工业区改造提供了新的制度动力.本文简要回顾了沈阳铁西区发展改造历程,重点分析了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取得突破的制度和文化原因,讨论了"铁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潜在问题及其对其它城市老工业区改造的启示.

[Zhang Pingyu.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henyang Tiexi industrial zone

. Human Geography, 2006, 16(2): 45-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沈阳铁西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内外著名的城市老工业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计划中唯一的区域性改造试点工程.但长期的技术改造为主策略并未使沈阳铁西工业区摆脱困境.2002年沈阳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为铁西工业区改造提供了新的制度动力.本文简要回顾了沈阳铁西区发展改造历程,重点分析了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取得突破的制度和文化原因,讨论了"铁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潜在问题及其对其它城市老工业区改造的启示.
[26] Wang J F, Li X H, Christakos G. et al.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24(1): 107-127.

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27] 王美玲,邴龙飞,郗凤明,.

老工业搬迁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以沈阳市铁西老工业区为例

[J]. 应用生态学报, 2013, 24(7):1969-197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div style="line-height: 150%">基于QuickBird遥感影像数据,在GIS支持下,分析2000&mdash;2010年沈阳市铁西老工业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铁西老工业区工矿仓储用地格局变化最大,由&ldquo;南宅北厂&rdquo;历史格局逐渐演变为以居住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格局.其中,居住用地面积增加9%,主要来自于建设大路以北地区工矿仓储用地的搬迁转化;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减少20%;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别增加1.3%和3.1%;建设用地是变化幅度较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总体变化率达76.9%.研究区2000&mdash;200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率高于2005&mdash;2010年.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政体制改革、产业升级等是铁西老工业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div><div style="line-height: 150%">&nbsp;</div>

[Wang Meiling, Bing Longfei, Xi Fengming. et 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 in industrial relocation area: A case study of old industrial area in Tiexi of Shenyang, Northeast China

.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3, 24(7):1969-197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div style="line-height: 150%">基于QuickBird遥感影像数据,在GIS支持下,分析2000&mdash;2010年沈阳市铁西老工业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铁西老工业区工矿仓储用地格局变化最大,由&ldquo;南宅北厂&rdquo;历史格局逐渐演变为以居住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格局.其中,居住用地面积增加9%,主要来自于建设大路以北地区工矿仓储用地的搬迁转化;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减少20%;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别增加1.3%和3.1%;建设用地是变化幅度较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总体变化率达76.9%.研究区2000&mdash;200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率高于2005&mdash;2010年.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政体制改革、产业升级等是铁西老工业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div><div style="line-height: 150%">&nbsp;</div>
[28] 杨永春,宋美娜,史坤博,.

渐进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国城市转型测度的空间分异

[J]. 地理科学, 2016, 36(10): 1466-14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3年的劳动力、企业等制度指标,采用空间插值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制度转型水平及其效应机制。研究表明:1空间上,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总体上在2003~2013年都表现为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衰减模式。时间上,制度转型及其引发的效应整体上表现为逐步强化,其中,制度转型效应表现为由2003年的"零星分布"向2008年"线状蔓延"进而向2013年"面状拓展"的空间演化特征。2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相关区域,其制度转型结果与效应大致呈现为圈层结构模式。3中西部地区(除成渝城市群外)的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高值中心大都为单个城市。4制度转型对城市转型效应影响显著,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强。

[Yang Yongchun, Song Meina, Shi Kunbo. et al.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transition in China with the model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0): 1466-14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3年的劳动力、企业等制度指标,采用空间插值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制度转型水平及其效应机制。研究表明:1空间上,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总体上在2003~2013年都表现为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衰减模式。时间上,制度转型及其引发的效应整体上表现为逐步强化,其中,制度转型效应表现为由2003年的"零星分布"向2008年"线状蔓延"进而向2013年"面状拓展"的空间演化特征。2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相关区域,其制度转型结果与效应大致呈现为圈层结构模式。3中西部地区(除成渝城市群外)的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高值中心大都为单个城市。4制度转型对城市转型效应影响显著,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强。
[29] 杜志威,吕拉昌,黄茹.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6, 36(3): 321-327.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创新活动数据,综合考察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首先,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包络分析方法,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个维度对城市工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然后,以聚类分析划分了3类工业创新效率城市,总结工业创新效率模式的空间特征,并分析了影响空间格局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呈现东强西弱,阶梯状减弱的总体空间格局,工业创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空间特征并不重合;全国尺度上,工业创新效率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x0201c;黑河<i>-</i>腾冲&#x0201d;线的分布基本一致,区域尺度上,城市间呈现&#x0201c;核心<i>-</i>边缘&#x0201d;空间结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受到工业发展基础与工业创新能力影响,提高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关键在于提升工业创新中人力资本要素和优化工业创新投入规模。</p>

[Du Zhiwei, Lyu Lachang, Huang Ru.

Spatial patter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for Chinese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3): 321-327.]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3.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创新活动数据,综合考察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首先,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包络分析方法,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个维度对城市工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然后,以聚类分析划分了3类工业创新效率城市,总结工业创新效率模式的空间特征,并分析了影响空间格局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呈现东强西弱,阶梯状减弱的总体空间格局,工业创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空间特征并不重合;全国尺度上,工业创新效率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x0201c;黑河<i>-</i>腾冲&#x0201d;线的分布基本一致,区域尺度上,城市间呈现&#x0201c;核心<i>-</i>边缘&#x0201d;空间结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受到工业发展基础与工业创新能力影响,提高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关键在于提升工业创新中人力资本要素和优化工业创新投入规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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