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
, 杨永春, 蒋小荣
Li Jianxin, Yang Yongchun, Jiang Xiaorong
中图分类号: K902;F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12-2014-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1-30
修回日期: 2018-0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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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建新（1990-）,男,江西东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空间规划研究。E-mail:lig@n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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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the status of "world factory" for China,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ale and structure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will be the realistic demand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samples of 342 prefecture-level units and enterprise-level data, this article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ion for the manufacturing scale and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2013 by mean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UPG) index,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model and GI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cale pattern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a core-periphery model oriented by eastern coasta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in the east and west of ‘Hu Huanyong’ line for the scale, that are the obvious superiorities of three core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YRD)”, the “Bohai rim”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nd the smallest scale of southwest, northwest and Qinghai-Tibet region. Second, there is no obvious gradient attenuation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PG index, while it showed a mosaic mixed distribution model with an evident decline in traditional heavy industrial bases such as northeast,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a consecutive upgrade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especially YRD, PRD, and Shandong Peninsula. Third, it’s an increasi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scale and UPG, but their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always been at a low level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moderately unbalanced phase of 1998 to the verge of maladjustment phase in 2013 and the spatial feature for its growth pattern a stepped decrease from the east to the central part then to the west.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过程,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两大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制造业在东部沿海等中心地区高度集聚,在中西部等边缘地区相对薄弱,在空间上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结构[1];其次,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竞争范式转变,以及要素成本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危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剧增[2,3,4,5,6]。上述问题已引起中央层面的高度担忧,提出要通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实现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均衡。既有研究已分别就制造业的规模分布和结构升级展开了部分探讨,仍需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交互协调关系有何演进态势?呈现出何种空间结构特征?科学回答该问题,将有利于揭示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为促进区域制造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由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理论上的新突破,并且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规模在国家以及区域间的分布问题重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学者们试图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上述理论的适用性,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7]。同时,西方学者对于制造业结构演进也展开了丰富的探索,并且主要强调的是产业间技术结构或者产业竞争环境的演进,认为技术以及创新水平是影响国家或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驱动因素[8,9]。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学术界就中国制造业规模分布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关注。自新经济地理理论兴起以来,主流的地理学和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空间不均衡现象。当前关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既包括制造业分布格局的评估,也包括制造业分布不均的原因和机理分析[10,11,12,13]。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尤其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世界工厂”如何转型、产业结构如何升级成为另一大关注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理论上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到达必须通过产业升级以获取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亟需以知识密集型及高附加值产业替换劳动力密集型及低附加值产业[14,15]。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揭示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学者对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进行了测算,发现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份额的增加,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有所提升,存在较为显著的产业升级效应[16]。近来还有部分学者对江苏省[17]、徐州都市圈[18]等展开了区域层面的探索。另外,建立在特殊历史条件上的中国制造业,其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受到制度、市场、区域和全球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9,20],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多元性和混合性特征。以上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结构高级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启示,但已有研究尚未从地级单元层面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也鲜有综合考虑制造业规模与产业结构高级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通过引入科学合理的测度指标及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产业规模及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并重点定量评价二者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和时空格局。
1） 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依照产业技术水平将制造业结构分为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4类,随后有学者把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合并,将制造业分为3类：低技术、中技术及高技术产业①（① 低技术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木材、家具、造纸、印刷、文体用品、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中技术产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塑胶制品、非金属矿物、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高技术产业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电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化工、医药。）,本文沿用这一产业分类方式[2,16]。在此基础上,采用改进的结构相似系数法（又称夹角余弦法）对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进行测算[21],计算原理及步骤如下：首先,将上述各类产业产值占所有产值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其次,分别计算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
最后,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PG为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指数,指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度水平越高。
2） 协调度评价模型
首先,引入耦合度评价模型来计算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另外,尽管耦合度可体现两组指标间的耦合发展情况,但难以判别一些特定差异,如制造业产值和结构高级度均处于较高水准或均处于较低水准都会带来较高的耦合度,从而导致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根据通用做法,再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以反映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真实协调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世界工厂”,而制造业结构升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在实际计算中分别将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的贡献系数赋值为0.4和0.6。因篇幅所限,该研究方法便不再赘述,具体步骤详见文献[22]。最后,根据研究惯例,进一步将协调发展度D划分为10个等级区间：极度失调[0~0.1）、严重失调[0.1~0.2）、中度失调[0.2~0.3）、轻度失调[0.3~0.4）、濒临失调[0.4~0.5）、勉强协调[0.5~0.6）、初级协调[0.6~0.7）、中级协调[0.7~0.8）、良好协调[0.8~0.9）、优质协调[0.9~1.0]。
研究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建立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http://dbnav.lib.pku.edu.cn/node/12037）,该数据库当前可获取年份为1998~2013年,基于等距抽样原则,本文选取其中1998、2003、2008、2013年4个时间节点的制造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为使研究结论在年份间具有可比性,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些必要处理：第一,数据库统计口径在2011年发生变化,要求企业每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由500万元及以上改为2 000万元及以上,因此剔除了2011年以前主营业务收入低于2 000万元的企业;第二,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将各研究年份的制造业产值根据相应价格指数调整至1998年的价格水平;第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和2011版本中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分类标准存在细微差异,根据最大化利用数据原则,对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合并和拆分。最终整理出1998年127 009家、2003年171 035家、2008年382 436家、2013年319 653家制造业企业有效样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归类和计算：首先,根据企业的行业分类代码和省地县代码将企业按产业技术等级和行政单元进行归类;其次,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计算公式得到4个研究年份各地级单元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指数。需说明的是,考虑到行政区划调整因素,本文以2008年行政区划方案为基准,对剩余年份的地级单元边界进行了部分修正,最终纳入分析的地级单元数为342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99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显著增长的过程,制造业总产值在1998、2003、2008、2013年分别为59 250、128 210、331 459、691 597亿元,地级单元平均规模相应达到173.25、374.88、969.18、2 022.22亿元,在15 a内增长了10.67倍之多。基于1998、2003、2008、2013年各地级单元的制造业总产值,通过ArcGIS软件以10、500、1 000、10 000亿元为断裂点将研究区划分为低值区、中低值区、中值区、中高值区及高值区共5种类型（图1）。可发现,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格局经历了较大变化,但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且胡焕庸线两侧的规模差异十分明显。
图1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空间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scale in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1998-2013
具体来看：① 1998年,各研究单元的制造业规模以低值区和中低值区为主,其中,胡焕庸线西北侧以低值区为主,仅在河套-宁夏平原、兰州-西宁、河西-天山北坡及南疆等地区分布有数量较少的中低值区;胡焕庸线东南侧则以中低值区为主,而在一些区位相对优越的区域出现少数中值区和中高值区的点缀分布,尤其是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部分核心城市为中高值区。② 2003年,胡焕庸线西北侧的格局变化不大,中低值区范围未发生明显扩展;但胡焕庸线东南侧开始出现一些显著变化,尤其沿海地区的中高值区在三大城市群地带加速扩展,且上海成为第一个产值超过万亿的高值区。③ 2008年,胡焕庸线西北侧,除青藏高原地区以低值区为主外,其余地区开始出现中低值区的连绵分布态势,少数重点城市如包头、兰州、乌鲁木齐成长为中高值区或中值区;胡焕庸线东南侧,沿海三大城市群的中高值区进一步扩展,苏州、深圳成为继上海后产值超过万亿的城市,而其余省会城市及部分重点城市也基本成长为中高值区。④ 2013年,胡焕庸线西北侧变化较小,青藏高原地区依然以低值区为主,其余区域以中低值区为主,中值区及中高值区的数量有所增加;胡焕庸线东南侧,东、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出现大面积中高值区连绵分布的态势,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高值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天津、佛山、广州、青岛、无锡在内的众多城市成长为高值区,重庆也由中高值区演变为高值区。
随着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及不同技术层次产业间结构的调整,1998、2003、2008、2013年中国制造业UPG指数分别为5.987、6.241、6.267、6.225,表明中国制造业结构高级度在长时序上确实有所提升,存在较为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但金融危机以来也发生了轻微下滑。类似地,基于1998、2003、2008、2013年各地级单元的制造业UPG指数,以5.5、6.0、6.5、7.0为断裂点将研究区划分为低值区、中低值区、中值区、中高值区及高值区共5种类型（图2）。可以看出,与制造业规模呈现出的“东-中-西”梯度降低格局有所不同,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现出的是“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难以寻找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因此,进一步结合使用Getis-Ord G*指数识别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UPG指数的“热点区”及“冷点区”。
图2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结构高级度及其冷热点的空间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UPG index and its hot spot in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1998-2013
具体来看：① 1998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UPG指数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北方地区,尤其自东北的吉、辽两省,经京津唐、黄河中游地区,一直延伸至西北的陕、甘、宁三省（区）,出现一条由传统工业城市为主所形成的热点区域集聚带。同时,自19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政策高地,外资的大量进入加速了其电子信息等产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长三角地区出现一个包括上海、苏南、浙北在内的热点区域集聚区。② 2003年,一方面,传统工业城市的UPG指数相对下滑,尤其吉林省、黄河中游、甘宁地区的热点区域显著减少。另一方面,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城市的UPG指数迅速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热点区域进一步向苏南扩展,珠三角地区在国家及地方政策导向下,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23],开始出现较大范围的次热点区集聚态势。另外,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尤其在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周边,大量城市的UPG指数也得以提升,且基本成长为次热点区。③ 2008年,一方面,传统工业城市的UPG指数进一步下滑,尤其东北地区出现“滑坡式”下降,原有热点区域全部消失,陕、甘、宁的热点区域也迅速减少。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一些技术层次相对较高的产业开始在区域内部由核心区向外围扩散[24],带动了整个区域UPG指数进一步提升,并形成一个以上海为核心包括浙江、苏南、皖东的大面积热点区域集聚区。珠三角地区格局与上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长江中游地区部分城市的UPG指数有所下降,次热点区域减少较多,这可能与该时段发生的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密切相关。④ 2013年,随着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专注于“高精尖”产业,一些通信设备、计算机等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向外围区域转移,带动了外围区域的发展。此时,UPG指数热点区已囊括了整个长三角地区并扩展至苏北地区。与此同时,山东半岛各城市的UPG指数也迅速提升,均上升为次热点区。另外,由于2008年广东省政府明确提出“双转移”战略,珠三角地区一些技术层次较高的制造业开始向外围转移[25],因而东、西两翼一些城市的UPG指数也有所提升。而一些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河套-宁夏平原、河西-天山北坡、成渝等中、西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具有较高的UPG指数,形成次热点区的小范围集聚。
首先,对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各研究年份的相关系数不断增大（1998年,R=0.218,P<0.01;2003年,R=0.302,P<0.01;2008年,R=0.340,P<0.01;2013年,R=0.379,P<0.01）。这表明,当制造业规模越大,制造业结构高级度也倾向于越高,且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但较低的相关系数也同时表明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的关系总体仍较为松散。
进一步采用协调度模型来探讨二者相互关系的协调程度。计算结果表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的协调度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4个研究年份的协调度分别为0.255、0.324、0.409、0.483,总体已由中度失调阶段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是,地级单元间的协调度水平差异十分显著,且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式降低格局,逐渐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协调度水平较高区域。通过ArcGIS软件的空间可视化结果（图3）可以看出,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图3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类型区
Fig.3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ion types between manufacturing scale and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1998-2013
1） 1998年,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上海和深圳,由于兼具制造业规模优势和结构高级度优势,其协调度为所有研究单元中最高,D值分别达到0.61和0.52,进入初级协调以及勉强协调阶段。但此外,其余研究单元均处于非协调状态（D<0.5）,且有多达294个研究单元处于中度失调及以下（D<0.3）,占全部研究单元数量的85.96%。从空间分布看,协调度相对较高区域主要位于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政策环境均较为优越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以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主。东北和中西部地区除部分省会及重点城市的协调度水平相对较高外,其余研究单元由于制造业规模较小、结构高级度较低多处于严重失调和极度失调阶段。
2） 2003年,在上一时段空间格局基础上,达到协调状态的研究区域明显增多,且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D=0.75）达到中级协调阶段,深圳（D=0.69）、苏州（D=0.64）和北京（D=0.61）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天津、广州、无锡、南京、杭州、东莞、佛山、青岛、长春、重庆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进一步的统计表明,1998~2003年有139个研究单元的协调类型实现了向高等级转移,占全部地级单元数量的40.64%。其中,绝大多数（133个）属于向相邻等级的递次转移,而实现跨等级转移的研究单元有6个,依然以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包括北京、苏州、长春、青岛、佛山、东莞。但同时,也有4个研究单元出现协调类型的向下转移,且全部分布在西北地区,分别为海西、固原由中度失调下降为严重失调,武威、哈密由严重失调下降为极度失调。
3） 2008年,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三大城市群的协调度进一步提升,上海（D=0.87）、深圳（D=0.83）和苏州（D=0.82）率先步入良好协调阶段,天津（D=0.72）、无锡（D=0.71）和北京（D=0.70）也进入中级协调阶段,同时位于中西部的重庆、武汉等城市也达到初级协调阶段。从转移路径来看,2003~2008年有多达226个研究单元的协调类型实现向高等级转移,占全部地级单元数量的66.08%,其中,206个属于递次转移,而实现跨等级转移的研究单元也大幅增加,包括天津、大连、无锡、苏州、宁波等达20个。但同时,也有5个研究单元的协调类型发生向下转移,全部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分别为安顺、金昌由中度失调下降为严重失调,德宏、海南、固原由严重失调下降为极度失调。
4） 2013年,东部沿海尤其从长三角北上延伸至京津冀地区形成较高协调度区域连绵分布的态势,尤其上海（D=0.916）和苏州（D=0.914）率先进入优质协调阶段,另外,珠三角核心区的协调度也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一些地理区位和发展基础相对优越的中西部城市群区域,包括长江中下游、成渝、中原城市群的协调度也相对较高,而胡焕庸线西北侧以及云贵地区的协调度较低。从转移路径来看,2008~2013年同样有多达226个研究单元的协调类型实现向高等级转移,其中,200个为递次转移,26个为跨等级转移。另外,哈尔滨出现了协调类型的向下转移,由濒临失调阶段下降为轻度失调阶段。
为进一步发现1998~2013年研究区协调度水平的空间成长规律,以2013年的协调度值减去1998年的协调度值,得到各研究单元在整个研究期的成长值,并在ArcGIS软件中根据自然断裂分级法进行空间可视化,分别命名为高增长区、中高增长区、中等增长区、中低增长区和低增长区共5类成长类型（图4）。
图4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成长格局
Fig.4 The changes of coordination index between manufacturing scale and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1998-2013
1998~2013年,除制造业发展极为落后的个别自治州出现协调度下降外,几乎所有研究区域的协调度均处于提升状态。但协调度成长空间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分布特征,大体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格局,表明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其协调度的成长幅度总体上也越大。这将导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的协调发展水平格局形成空间锁定或路径依赖效应,从而使得“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分异格局更为明显。具体来看,高增长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从长三角北上延伸至京津冀地区,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的制造业规模和结构高级度均处于明显提升的状态。另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部分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会及重点城市增幅也十分明显,如重庆、武汉、长沙、成都、郑州、长春等均属于高增长区。中高增长区主要分布在沿海三大城市群的外围区域,如长三角外围的浙东、苏北、皖东地区,环渤海外围的鲁南、冀南、辽北地区,珠三角外围的粤东地区。另外,中西部一些区位相对较好的城市群区域也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中高增长区,如长江中下游、中原、成渝、哈长、呼包鄂、北部湾等城市群。中等增长区分布相对广泛,主要包括黄河中游、福建海西、湘中-桂东-粤西、黔中-滇中、甘-新-蒙的省际边缘区等。中低增长区及低增长区的分布面积较大且相对集中,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地区和各方向的内陆边疆地带,另外,滇西、鄂西、贵北、桂西北等民族聚居区域也有小范围分布。
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增长了10.67倍,反映出作为“世界工厂”的客观事实。但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始终未变,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差异显著;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UPG指数由5.987提升至6.225,反映出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总体有所升级,但2008年以来有轻微下滑。同时,地级单元制造业UPG指数未呈现明显的梯度衰减规律,而是更倾向于“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具有不断强化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已由中度失调阶段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地级单元协调度水平的差异十分显著,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式降低格局。另外,协调度的增长空间具有一定的空间锁定或路径依赖效应,也大体保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降低格局。
本文从地级单元层面,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协调度评价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两大系统间的协调演进态势与时空格局,是对二者关系研究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研究结论不仅符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而且结果也更加精确,在当前制造业发展转型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另外,由于研究数据、篇幅和框架的限制,本文未就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展开分析,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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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s exist in core and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firstly presents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the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Then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re-periphery gradient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o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cases and employing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nd and 3rd China Industrial Censuses and the 1st and 2nd China Economic Census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evidently skews to east 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cross provinces, and shows preference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high consumption ratio,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labor intensive or human-capital intensive, however,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peripheral on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gradients is not synchronized. In a certain period, province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re-periphery gradients by industry across province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Evolv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s exist in core and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firstly presents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the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Then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re-periphery gradient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o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cases and employing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nd and 3rd China Industrial Censuses and the 1st and 2nd China Economic Census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evidently skews to east 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cross provinces, and shows preference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high consumption ratio,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labor intensive or human-capital intensive, however,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peripheral on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gradients is not synchronized. In a certain period, province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re-periphery gradients by industry across province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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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J].
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Structure chang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
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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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 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视角的分析 [J].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既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之一,亦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学术界往往未能充分利用开放经济的相关信息和技术水平的贡献作用,并缺乏对要素结构进行相关配套分析。为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为样本,对其进行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即先分析了2015年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及节能减排潜力,然后分析了各种要素投入的联动配套问题,并重点针对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它的产能利用率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产出结构具备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可以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提供支撑,能够让2015年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比原始值分别降低18.08%和17.42%。(2)为降低要素错配,制造业产出结构优化调整后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进行联动配套,特别是资本存量水平需要有较大幅度的变动。(3)资本要素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测算结果则进一步显示,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惯性的影响,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56.14%)远低于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中后期(2008—2010)的均值水平(73.27%),而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后的产能利用率则可以回升至后一水平。
Toward the systemic optim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 Based on outpu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lement structure matching perspectives .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既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之一,亦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学术界往往未能充分利用开放经济的相关信息和技术水平的贡献作用,并缺乏对要素结构进行相关配套分析。为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为样本,对其进行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即先分析了2015年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及节能减排潜力,然后分析了各种要素投入的联动配套问题,并重点针对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它的产能利用率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产出结构具备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可以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提供支撑,能够让2015年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比原始值分别降低18.08%和17.42%。(2)为降低要素错配,制造业产出结构优化调整后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进行联动配套,特别是资本存量水平需要有较大幅度的变动。(3)资本要素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测算结果则进一步显示,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惯性的影响,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56.14%)远低于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中后期(2008—2010)的均值水平(73.27%),而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后的产能利用率则可以回升至后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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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 兼评《中国制造2025》 [J].
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何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特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制度观研究常常在复杂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一些各国共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对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规范研究的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与美、日、德、韩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以这样的学术理解为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统产业政策,而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制造业"往何处去"和"如何去"的问题。
” .
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何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特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制度观研究常常在复杂的实证分析之后提出一些各国共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对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规范研究的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与美、日、德、韩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以这样的学术理解为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政策力度更大的传统产业政策,而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制造业"往何处去"和"如何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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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生产率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3.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正经历着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关系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概念界定与发展、制造业生产率的来源及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路径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指出不同阶段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及下一阶段研究的改进方向；进而通过对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率实证研究的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国内研究缺乏本土化的制造业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缺乏突破；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制造业成长的历史背景、地理分布和政策环境等特征在实证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解析。未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需要建立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理论研究体系，拓展研究方法，关注在当今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以及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制造业生产率来源和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及趋势，并加强对实践指导和政策参考方面的延伸。
Research progres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oductivity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3.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正经历着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关系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概念界定与发展、制造业生产率的来源及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路径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指出不同阶段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及下一阶段研究的改进方向；进而通过对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率实证研究的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国内研究缺乏本土化的制造业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缺乏突破；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制造业成长的历史背景、地理分布和政策环境等特征在实证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解析。未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需要建立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理论研究体系，拓展研究方法，关注在当今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以及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制造业生产率来源和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及趋势，并加强对实践指导和政策参考方面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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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ew normal” [J].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15.107768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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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https://doi.org/10.1093/jeg/lbq0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ttp://joeg.oxfordjournals.org/cgi/doi/10.1093/jeg/lbq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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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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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plant production [J].https://doi.org/10.1111/grow.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impacts of agglomeration and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examin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establishment-level productivity. Using micro-level data, measur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economic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 structure are incorporated together into a production function system estimated cross-sectionally for three years and thre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U.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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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 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 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 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 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Loca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 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 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 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 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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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 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J].
<p>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 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 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 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p>
Evolution of China's spatial economy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shift: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anges in economic shares of Chinese provinces from 1952 to 2010 .
<p>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 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 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 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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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emerging in China. Since the period 2004-2005, some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areas.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have decreased obviously. In contrast,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some inland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Jiangxi, Hunan, Henan and Sichuan have increased. At a prefecture level,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astal cities to the developing coastal cities and the inland cities with relatively large local markets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key development zones of central China. Rising labor and land costs in the coastal areas have widened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access and supply access in the inland areas have been improved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Growing regional gap of production cost and reducing gap of trade cost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resulted in a reversing change in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cost and trade cost, which has led to the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emerging in China. Since the period 2004-2005, some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areas.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have decreased obviously. In contrast,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some inland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Jiangxi, Hunan, Henan and Sichuan have increased. At a prefecture level,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astal cities to the developing coastal cities and the inland cities with relatively large local markets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key development zones of central China. Rising labor and land costs in the coastal areas have widened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access and supply access in the inland areas have been improved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Growing regional gap of production cost and reducing gap of trade cost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resulted in a reversing change in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cost and trade cost, which has led to the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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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山东省制造业时空分异研究 [J].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Spatial pattern chan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spatial durbin model .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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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09.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We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inequality.61Decomposition was performed for different spatial groupings and industries.61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61Inequality in China would be reduced by half if industrialization was distributed evenly.61The high value-added sectors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the disparity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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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ing space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New city-based and land-centered urban transform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7014266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space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ere occupied primarily by the interests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Since the mid 1990s, China's urban spaces have been reproduced through a city-based and land-centred process of urbanisation in which large cities managed to reassert their leading position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globalising and urbanising economy. This study analyses changes in China's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Chinese citi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ree sets of data reveals a high intensity and great unevennes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the country. China had 29.5 million hectare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in 1996, which accounted for only 3 per cent of the national land mass. Over 80 per cent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wa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dustrialisation and numerous 'development zon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d use data and Landsat images identifies two concurrent processes of urbanis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 Rapid urban sprawl of large cities, driven by the expansion of ring-roads and setting up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s. At the same time,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a housing boom have given rise to a dispersed pattern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Given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e forces of continuing urb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the state's attempt to protect China's dwindling farmland will not reverse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but are likely to slow the pace of land conversion. Anecdotal evidence such as 'hollow villages' and idle land in numerous encircled 'development zones' suggests that there exist ways for China to use its non-agricultural land more efficiently and economically than hith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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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分析: 以两国制造业为例 [J].
展望未来韩国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变化,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为了探析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与程度,根据OECD技术分类标准,以制造业为中心,对中、韩两国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示,两国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产业高度化态势.在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的比重显著增加.韩国高端技术产业比重的增长快于中国,中国在中端技术产业与低端技术产业的比重大于韩国.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
展望未来韩国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变化,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为了探析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与程度,根据OECD技术分类标准,以制造业为中心,对中、韩两国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示,两国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产业高度化态势.在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的比重显著增加.韩国高端技术产业比重的增长快于中国,中国在中端技术产业与低端技术产业的比重大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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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业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与机理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工业转型系数、工业高级化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和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近10年来江苏省工业转型速度呈先快后慢而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工业转型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各工业部门增长速度差异显著,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发生更替,但主导产业的主导作用变化不明显;空间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工业转型速度、方向及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苏州—无锡、南京、徐州三个工业空间集聚高地;工业专业化分工梯度差异显著,呈现以苏南为核心向外工业技术层次逐渐降低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贸易需求、区域政策是造成江苏工业转型时空分异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4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工业转型系数、工业高级化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和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近10年来江苏省工业转型速度呈先快后慢而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工业转型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各工业部门增长速度差异显著,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发生更替,但主导产业的主导作用变化不明显;空间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工业转型速度、方向及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苏州—无锡、南京、徐州三个工业空间集聚高地;工业专业化分工梯度差异显著,呈现以苏南为核心向外工业技术层次逐渐降低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贸易需求、区域政策是造成江苏工业转型时空分异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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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效应分析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下,采用工业结构转型相关指数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近10 a来徐州都市圈工业转型速度、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且与工业经济增长明显相关,但合理化程度下降;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呈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演化趋势,但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有待增强;空间上呈现先集聚后扩散趋势,不同行业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沿东陇海工业集聚发展轴;工业专业化分工呈现以徐州为核心向外技术水平下降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工业高级化和区域工业占有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而对能源消耗和工业SO<sub>2</sub>排放抑制作用明显,但不同尺度区域影响存在差异。</p>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nfluence effect in Xuzhou metropolitan area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在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下,采用工业结构转型相关指数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近10 a来徐州都市圈工业转型速度、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且与工业经济增长明显相关,但合理化程度下降;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呈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演化趋势,但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有待增强;空间上呈现先集聚后扩散趋势,不同行业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沿东陇海工业集聚发展轴;工业专业化分工呈现以徐州为核心向外技术水平下降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工业高级化和区域工业占有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而对能源消耗和工业SO<sub>2</sub>排放抑制作用明显,但不同尺度区域影响存在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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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 [J].
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理论聚焦于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收入增长等因素,但除此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率显著波动和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等特征,现有文献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同时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通过引入多部门的Eaton&Kortum(2002)国际贸易模型、完整的投入产出结构、非位似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我们将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部门的比重分解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通过使用1978—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了这六种效应的影响。我们发现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存在转移成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我们还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六种效应的变化情况。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structural change during the reform era .
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理论聚焦于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收入增长等因素,但除此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率显著波动和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等特征,现有文献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同时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通过引入多部门的Eaton&Kortum(2002)国际贸易模型、完整的投入产出结构、非位似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我们将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部门的比重分解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通过使用1978—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了这六种效应的影响。我们发现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存在转移成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我们还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六种效应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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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J].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Effect of value-added in China's export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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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565.2010.08.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dustr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565.2010.08.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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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度的时空差异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协调度理论及其用于旅游的常见模型,建立省旅游业多年发展协调度分析模型.利用1996-2010年全国旅游统计数据,从旅游供应、需求与支持三个方 面分析了全国省域旅游业协调变化.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业各要素协调水平中,有23个省份协调水平显著提高,5个协调水平下降,还有4个没有明显变化.此 外,协调度地区差异依然明显,尤其是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全国4个省份协调度处于高水平,7个较高水平,12个中等水平,5个较低水平和3个低水平.东部 沿海省份多处于高协调水平,而西部内陆则多位于低协调水平.
The coordination in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tourism system prospectiv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协调度理论及其用于旅游的常见模型,建立省旅游业多年发展协调度分析模型.利用1996-2010年全国旅游统计数据,从旅游供应、需求与支持三个方 面分析了全国省域旅游业协调变化.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业各要素协调水平中,有23个省份协调水平显著提高,5个协调水平下降,还有4个没有明显变化.此 外,协调度地区差异依然明显,尤其是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全国4个省份协调度处于高水平,7个较高水平,12个中等水平,5个较低水平和3个低水平.东部 沿海省份多处于高协调水平,而西部内陆则多位于低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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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演进: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J].
建立在资本跨国化及新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国际产业扩散对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泛嵌入国际产业链而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珠江三角洲为例,试图通过对其产业演进基本路径、结构特点及内在机制的系统分析,探寻其未来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及与此相联系的区域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区分其与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区别,以期对指导依靠全球化力量启动快速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实践有所借鉴。
Industrialization evolvement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regions based on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Taking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
建立在资本跨国化及新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国际产业扩散对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泛嵌入国际产业链而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珠江三角洲为例,试图通过对其产业演进基本路径、结构特点及内在机制的系统分析,探寻其未来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及与此相联系的区域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区分其与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区别,以期对指导依靠全球化力量启动快速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实践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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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 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 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 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 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 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 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 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 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 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 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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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新一轮制造业产业空间重组及机制研究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GIS空间计量分析法、产业静态和动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以及半结构式企业访谈等方法,对广东省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进行分析.Moran's I指数的分析表明,全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性呈现到“U”型分散化趋势,该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扩散所造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动态区位熵(D)也证明珠三角转移扩散而非珠三角地区不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最后通过企业访谈重点考察了产业空间重组动力机制,广东省新一轮产业空间重组是在全球资本流动新特征、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背景产生的,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The new round of manufacture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mechanism study in Guangdong province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GIS空间计量分析法、产业静态和动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以及半结构式企业访谈等方法,对广东省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进行分析.Moran's I指数的分析表明,全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性呈现到“U”型分散化趋势,该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扩散所造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动态区位熵(D)也证明珠三角转移扩散而非珠三角地区不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最后通过企业访谈重点考察了产业空间重组动力机制,广东省新一轮产业空间重组是在全球资本流动新特征、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背景产生的,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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