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晴青
, 陈佳, 朱媛媛
Yang Qingqing, Chen Jia, Zhu Yuanyuan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2-0195-11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4-12
修回日期: 2017-07-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4-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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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晴青（1992-）,女,湖南益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居环境研究。E-mail: yqq@mails.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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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setting up evaluation framework→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detection of core dynamics→analytical driving mechanism". In the view of the core areas about urban human settlement, such as ecological, residential, public services, leisure, this article has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ch 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the key factors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by using the methods about AHP, comprehensive fuzzy evalu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1) urban human settlement comprehensive quality pattern shows a process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orthwest area has been relatively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outheast reg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High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graduall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Poyang Lake urban circle and the areas along the Beijing-Guangzhou line. 2) The patter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gradually is divided by Xiangyang-Ji’an lin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dividing lin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west sid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living and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are similar, and the leisure environment is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two. The main feature is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public service quality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Beijing-Guangzhou railway line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at of along the Zhejiang-Jiangxi railway line in Jiangxi, but the quality of leisure environment gradually has been inferior to the cities along the Zhejiang-Jiangxi in Jiangxi. 3) The evolu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object,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each driving force are different. Among them,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investment is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the social group's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s the key motive force, and the land supply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re the subordination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esent stage. In addition, the scale of the cit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through the agglomeration and the catalysis.
Keywords：
城市人居环境是人们赖以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和场所,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1]。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剧烈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促使城市空间急剧扩张。在此过程中,城市人居环境的变化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生态空间被过度挤占,生态系统恶化,进而对居民生活与健康造成威胁;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力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设施条件,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卓有成效。此背景下,丰富多样化的人居面貌,不同尺度空间的人居演变以及相继涌现的人居问题吸引了城市规划、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和社会等学科的关注。以吴良镛先生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学者最早对人居环境展开系统研究,开创了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新局面[2]。现阶段地理学凭借其综合集成研究手段、空间分析技术运用等优势逐渐占据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主导地位。其中,关于城市单元的研究集中于3方面：其一,基于“指标-评价”模式,对不同尺度的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建设水平衡量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3,4,5]。其二,对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建设水平,如自然适宜性[6]、居民生活质量[7,8,9,10]、城市生态[11]、公共服务设施与可达性[12,13]等进行了讨论,并对致使人居环境居民满意度变化的社会问题如隔离与不平等[14,15]、公共安全[16]、社会分异[17,18]等给予了关注;其三,对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因素日益重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动态指标体系构建、统计分析或空间技术运用、质量评价等内容[19,20,21],并探索了城市化、经济发展、能源消费、政府等因素与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性[1,20~24]。在“指标-评价”研究中,指标选取及数据统计多为城市全域,未对乡村地域空间进行剥离。对演变过程的刻画也多是对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特征描述,而较少衡量其空间分异程度的变化。此外,对其演变动力机制的刻画仍处于探索阶段,少量研究对单因素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尚未形成系统的城市人居环境机理分析。基于此,本文选城市聚居特征显著的区域为研究区,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等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刻画该区域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政府投入、社会群体收支、城市规模、土地供给、建设投资等驱动力进行探测,识别核心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方向,并进一步梳理探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动力机理,以期为该区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也为其他地区提供治理借鉴。
长江中游城市群（简称“中三角”）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在近30 a来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人居环境变化剧烈,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模式的共同作用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初步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此背景下,选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案例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已经由国务院批复实施,文章将探讨此规划批复前15 a年间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情况及动力机理,为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借鉴。本研究的时间断面以5 a为间隔,即选择1999、2004、2009、2014年为代表年份。鉴于乡村人居环境与城市人居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仅选择城市聚居特征明显的市辖区及省直管市,即《规划》范围内的28个地级市辖区以及仙桃、潜江、天门3个省直管市,国土面积约5.1×104 km2。
研究中,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类指标数据来源200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5]、生态、居住、休闲类指标数据来源1999~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6],少数指标数据来源于各个省、市统计年鉴或环境状况公报。
宜人的居住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舒适和谐的休闲交往空间,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系统均为城市空间内稳定、和谐、健康的人居环境内容。为探索研究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及子系统质量演变特征,作者参考国内指标体系[1~5,19]构建,遵循以人为本、科学性、动态性、层次性、可比性等原则,构建一个反映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状态、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具备普适性的城市人居环境动态评估体系。其子系统包括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公共服务、休闲环境,每一子系统又分别选择若干具体指标。同时,采用AHP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问题（表1）,其过程为：① 明确决策问题;②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③ 构造成对比较阵;④ 计算权向量;⑤ 进行一致性检验。考虑指标正负向性,选用均值标准化方法,消除因指标量纲不同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表1 城市人居环境动态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Table 1 Dynamic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 目标层（Y） | 子系统层（B） | 指标层（C） |
|---|---|---|
| 城市人居 环境建设 质量 | B1 生态环境[0.2685] | C1 城市污水处理率（%）[0.1250];C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2543];C3 建成区绿地率（%）[0.1069];C4 PM10浓度（mg/m3）[0.2174];C5 SO2质量浓度（mg/m3）[0.1711];C6 酸雨频率（%）[0.0749];C7 区域环境噪声（dB）[0.0504] |
| B2 居住环境[0.3431] | C8 用水普及率（%）[0.2238];C9 人均生活用电量（kW·h）[0.0333];C10 燃气普及率（%）[0.1919];C11 人均道路长度（km）[0.0492];C12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0.1554];C13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辆）[0.1375];C14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m/m2）[0.0817];C1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723];C16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比重（%）[0.0549] | |
| B3 公共服务[0.2040] | C17 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0.1604];C18 万人医生数（人）[0.2915];C19普通中学师生比（%）[0.2724];C20 每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个）[0.1190];C21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0.1011];C22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0.0556] | |
| B4 休闲环境[0.1844] | C23 百万人拥有公园数（个）[0.3093];C2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0.2811];C25万人拥有公厕座数（座）[0.1655];C26 每公里道路路灯数（盏）[0.0536];C27 百万人拥有剧场、影剧院数（个）[0.1094];C28 人行道面积占道路面积比（%）[0.0811] |
在驱动因子探测研究中,基于对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动力主要来源的考量[1,20~24],选择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政府投入、社会群体收支、城市规模、土地供给、投资与建设等领域对应的13个指标作为驱动因子（表2）,以探测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及子系统演变的驱动程度及驱动方向。
表2 驱动因子探测指标体系
Table 2 Index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 detection
| 探测领域 | 探测因子 | 指标 |
|---|---|---|
| 经济规模与 产业结构 | X1经济规模 | 人均GDP（元） |
| X2第二产业发展 | 第二产业占比（%） | |
| X3第三产业发展 | 第三产业占比（%） | |
| 政府投入 | X4政府投入程度 | 人均财政支出（元） |
| 社会群体 收支 | X5消费水平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
| X6可支配收入水平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 X7工资性收入水平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 |
| 城市规模 | X8城市人口规模 | 城区常驻人口数（人） |
| X9建成区规模 | 建成区面积（km2） | |
| 土地供给 | X10居住用地供给 | 人均居住面积（m2） |
| X11建设用地供给 |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m2） | |
| 建设投资 | X12房地产投资 | 地均房地产投资（元） |
| X13市政建设投资 | 地均市政设施建设投资（元） |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包含因子探测、风险探测、生态探测、交互作用探测4个探测器模块。地理探测器擅长分析类型量,而对于顺序量等,只要进行适当的离散化即可适应[27,28]。文中城市人口规模因子是依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分类,其他驱动因子数值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离散化分层,从低值至高值依次分为1~4层。
因子探测器认为,若某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运用因子探测器模块探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Y的空间分异性;以及探测某驱动因子X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属性Y的空间分异。运用因子探测模块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城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性以及对驱动因子的动力值进行探测,用q值度量,公式如下：
式中,h=1,…,L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Nh和N分别为分层和全区的样本数;σh2和σ2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方差。q的值域为[0,1]。如果分层是由驱动因子X生成的,则q值越大表示驱动因子X对属性Y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如果分层是由属性Y本身生成的,则q值越大说明Y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
风险探测是用于判断驱动因子的不同空间类别分区间的属性均值是否有显著的差别,用t统计量来检验。均值显著大的分层,其风险高,即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高,反之则相反。鉴于因子探测模块无法展示驱动力方向性,因此借用风险探测器模块,基于结合1~4层驱动因子数值递增的分层标准,据此探索驱动因子对属性Y作用的方向性。根据风险区探测结果,将1~4层风险均值逐层逐渐递增定义为驱动因子具有正向力,逐层递减定义为负向力,若曲折变化则视为无方向或方向不明确,即驱动因子对属性状态的推动或抑制作用均存在一个适度区间,但寻找这个适度区间需要更多的样本,本文不予讨论。
为了直观反映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演变规律,依托ArcGIS10.1软件平台,基于指标体系构成,AHP综合评价结果,采用自然断点法对1999~2014年研究区域内城市人居环境及子系统质量进行分级,其中质量等级由低至高依次划分为恶劣、较差、中等、良好、优异5个级别。运用因子探测模块,以此5个级别作为探测1999~2014年区域城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性的分层,其探测q值见图1。此外,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及子系统质量的时空格局分别见图2、3。
3.1.1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时空过程
时间维度上(图1~3),1999~2014年“中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分异度（q值）呈现略升-极降-陡升的趋势。2004年优异、恶劣级别的城市数量最多,2009年则均缩减至3市,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居多,空间分异度（q值）最低。可归因于：一是武汉、孝感、长沙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滞后于城市人口增长、空间扩张过程,致使人居环境综合质量降级;其中,武汉市5 a间城区人口增加182万人,长沙市城区人口增加了50万人;二是,荆州、吉安、抚州等城市生态及休闲环境等质量改善,促使其综合质量升级。
图1 中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及子系统质量空间分异轨迹
Fig.1 Space diversity trajectory of comprehensive and subsystem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in study area
空间维度上,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空间演变过程。一方面,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集中于环鄱阳湖地区以及京广线沿线,其中始终处于中等以上级别的城市多为省会城市、副中心城市。可归因于该类城市经济条件优异,城市建设起步早,公共服务及设施相对完善。另一方面,人居环境呈劣质级别的区域分布变化较小,以地处丘陵之间、经济薄弱、以传统种养农业为主的中小城市居多,如咸宁、抚州、仙桃等。此外,就区内三省而言,优质人居环境的区域分布不均且波动较大。湖北片区表现最为突出,2004年中等以上质量级别城市占比达61.5%,至2014年逐步发展呈现“一城独优” 的局面,即仅武汉为优异、黄石为优良级别。湖南片区内京广线沿线城市始终为优良级别,老工业基地城市娄底逐渐由最优降至较差级别;江西片区内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仅抚州、宜春、萍乡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较劣。
图2 1999~2014年中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时空格局
Fig.2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in study area in 1999-2014
图3 1999~2014年中三角人居环境子系统质量时空格局
Fig.3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subsystem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in study area in 1999-2014
3.1.2 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质量时空过程
由图1、3可知,中三角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度（q值）变化较为平缓,呈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其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襄阳-吉安连线成为优劣分割线,连线东侧城市多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西侧则反之。演变特征主要有：一是优良生态环境城市已由集聚于湖北片区转为分散分布于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经济圈。二是,经济实力、工业基础较佳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如湖北“一主（武汉）两副（宜昌、襄阳）”中心城市、长株潭地区以及黄石、衡阳、娄底等老工业基地城市;三是长株潭“3+5”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始终处于劣势,江西片区绝大数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相对上升趋势,临山型城市新余、宜春两地始终为优良级别。
居住环境质量时空格局均较为稳定,q值变化呈逐渐下降-略微上升的轨迹,其空间分异较1999年明显缩小。第一,京广线沿线城市始终拥有相对较佳的居住环境;第二,除上饶外,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始终为劣势;第三,江汉平原或丘陵地带的中小城市均处于中等以下级别,如仙桃、咸宁、常德、宜春等地。主要归因于以传统种养农业为主,发展落后、住房及设施老旧;第四,省域中心、副中心（黄石、九江、岳阳）等经济基础较佳城市均处于优异级别,且多分布于中三角中心地带,呈现出三角形地理格局。纵观居住环境质量级别的演变特征,表明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城市规模等对城市居住环境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15 a间,中三角地区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格局相似于居住环境质量。一是,京广线沿线城市公共服务始终为优良级别,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多为较差等级;二是,经济实力强、城市规模大或是城市建设较早的老工业基地城市相对完善。但不同于居住环境质量时空过程相对稳定的状态。公共服务质量处于优异及恶劣两类级别的城市显著减少,处于中间级别的城市增多,其中,娄底、吉安、景德镇等中三角边缘城市相对质量级别降低最为显著。因而其空间分异度（q值）呈曲折下降轨迹,2014年q值最低且低于其他子系统。
休闲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剧烈,主要特征有：一是,空间分异度（q值）呈急剧降低-急剧上升的变化轨迹,中三角休闲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略有扩大。2004年,中三角休闲环境空间分异度最小,且呈高位均衡,归因于天门、益阳、萍乡等地的休闲环境质量显著上升,恶劣级别城市显著减少。二是,除南昌市外,江西片区休闲环境质量几乎均为优良级别,萍乡、抚州、鹰潭改善最为明显;三是,湖南、湖北片区内仅天门、益阳两市因以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为发展重心而逐渐成为优异级别,而京广线沿线城市休闲环境质量逐渐降为较差、恶劣两类别。
城市人居环境及子系统质量的时空演变过程显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一定程度上受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城市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阶段、不同子系统所受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不同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驱动力,及其作用方向与强度进行探测。
1） 从时序上看（表3）,不同时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受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投资等外部驱动力作用强度及方向具有一定的差异。主导1999年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核心驱动因子是经济规模、政府投入、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水平、建成区规模;2004年,政府投入、工资性收入水平、经济规模、市政设施建设投资及建成区规模是驱动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因子;2009年核心驱动因子依次为经济规模、居民消费水平、居住面积、政府投入、可支配收入水平;2014年,表明核心驱动因子有居民消费水平、经济规模、第三产业发展、政府投入、工资性收入水平。此外,综合考虑4期数据的核心驱动因子,比较其最大与最小q值,可知1999~2014年核心因子的探测q值呈现先降低后逐渐增强的趋势,表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受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投资等外部动力作用日趋增大。
表3 1999~2014年研究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3 Driving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in study area in 1999-2014
| 驱动因子 | 1999年 | 2004年 | 2009年 | 2014年 |
|---|---|---|---|---|
| X1 | 0.5760 + | 0.2300 N | 0.5229 N | 0.5093 + |
| X2 | 0.2191 + | 0.1608 + | 0.0789 N | 0.1580 N |
| X3 | 0.2188 + | 0.0105 N | 0.1555 + | 0.5076 + |
| X4 | 0.6400 + | 0.3770 N | 0.2972 + | 0.4592 + |
| X5 | 0.4329 + | 0.1732 + | 0.3575 + | 0.5601 + |
| X6 | 0.3537 + | 0.1779 N | 0.1982 + | 0.3053 + |
| X7 | 0.3259 + | 0.2475 + | 0.0235 + | 0.3787 + |
| X8 | 0.1845 + | 0.0792 N | 0.1153 N | 0.3237+ |
| X9 | 0.3282 N | 0.1823 N | 0.0855 N | 0.3557 + |
| X10 | 0.0788- | 0.1061 N | 0.3358 + | 0.0246 N |
| X11 | 0.1209 N | 0.1043 N | 0.1233 N | 0.1552- |
| X12 | 0.1506 + | 0.1049 N | 0.0652 N | 0.1668 + |
| X13 | 0.2415 + | 0.2132 + | 0.0795 N | 0.0431 N |
2） 分系统看（表4）,① 生态环境子系统,在不同时期受到建设用地供给、居民消费与收入、城市规模、政府投入、房地产投资等驱动因子的影响,现阶段主要受到后3种因子的驱动力。除房地产投资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对生态环境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力外,其余驱动因子的作用方向不明确,仅在一个适度的区间有助于生态环境改善;② 居住环境子系统的核心驱动力始终为政府投入、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探测q值较大,且均为正向促进作用;③ 公共服务子系统的动力来源相似于居住环境子系统,主要受政府投入、经济规模、居民消费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④ 休闲环境子系统,主要受到建设用地供给、政府投入因子的正向动力,但现阶段主要受到城市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动力,而房地产投资、经济规模因子动力方向性不确定,根据风险区探测结果可知优质休闲环境对应于适度的房地产投资及经济规模。
表4 研究区1999~2014年城市人居环境子系统质量核心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4 Core driving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subsystem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in study area in 1999-2014
| 1999年 | 2004年 | 2009年 | 2014年 | ||||||||||||
|---|---|---|---|---|---|---|---|---|---|---|---|---|---|---|---|
| 1 | 2 | 3 | 1 | 2 | 3 | 1 | 2 | 3 | 1 | 2 | 3 | ||||
| 生态环境 | X11：N 0.3230 | X5：N 0.2190 | X9：N 0.1756 | X12：- 0.3021 | X4：N 0.2914 | X6：N 0.2719 | X12：- 0.4207 | X7：N 0.3956 | X8：- 0.3649 | X4：N 0.2885 | X12：- 0.2705 | X8：- 0.2377 | |||
| 居住环境 | X4：+ 0.6976 | X1：+ 0.6335 | X5：+ 0.6149 | X1：+ 0.4938 | X5：+ 0.3445 | X8：+ 0.2781 | X5：+ 0.6667 | X4：+ 0.5832 | X1：+ 0.5438 | X5：+ 0.7469 | X1：+ 0.7044 | X8：+ 0.5949 | |||
| 公共服务 | X4：+ 0.7995 | X1：+ 0.5966 | X5：+ 0.5330 | X4：+ 0.5367 | X7：+ 0.3143 | X12：+ 0.2912 | X1：+ 0.4400 | X5：+ 0.3846 | X10：N 0.3569 | X5：+ 0.6618 | X1：+ 0.6014 | X4：+ 0.3989 | |||
| 休闲环境 | X4：+ 0.1827 | X2：+ 0.1140 | X11：N 0.0723 | X11：+ 0.2585 | X8：- 0.2277 | X7：N 0.1761 | X8：- 0.3946 | X11：+ 0.2607 | X1：N 0.2225 | X12：N 0.3617 | X8：- 0.3402 | X5：- 0.2166 | |||
3） 从驱动因子角度看,各因子在不同时期对人居环境建设的动力发现出特定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经济规模、政府投入驱动程度与方向表现一致,在四期数据中始终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驱动力,且在初期、末期均为正向促进力。表明,经济规模与政府投入是推动人居环境建设的主导力量,但其动力方向不稳定。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在多期数据中显示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正向核心作用,且驱动力逐渐增强,是为影响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内在重要动力因子。第二产业动力值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发展动力值显著增强,表明人居环境建设的动力来源逐渐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人居环境改善。城市规模凭借其集聚效应对人居环境建设的力逐渐增强,未来可成为核心驱动力。此外,据综合人居环境质量风险探测结果,常驻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始终对应于最高等级的人居环境质量。居住用地供给仅2009年对人居环境建设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市政建设投资仅在1999、2004年中驱动力值较大,表明现阶段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对土地供应及建设投资的依赖已明显降低。
经济规模与结构、政府投入、社会群体收支、土地与投资以及城市规模均为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关键因子,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人居环境子系统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图4）。
图4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驱动机理
Fig. 4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evolution 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 经济发展与政府投入是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经济总量增长对人居环境建设具有双向作用,而第三产业发展则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生态、休闲环境改善帮助较小,但可显著促进居住、公共服务改善。如以武汉、长沙、南昌、黄石、岳阳、九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多拥有较完善的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环境,但其生态、休闲环境多处于劣势。政府投入动力对居住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为正向促进作用,水、电、气等设施建设,教育、社会保障经费的投入均与政府投入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据风险探测结果,政府投入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动力方向不明确,较佳的生态环境对应于适度的政府投入额。主要归因于政府过度投入于建设活动,对生态治理与修复投入份额较少,则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使其恶化。因此,在运用政府投入驱动力时,应强调对不同领域投入额度的调控。
2） 社会群体收支因子是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在关键动力,驱动力值逐渐增强且多为正向力。居民收支增长必然会对城市人居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将逐渐由满足生理物质需求向自我实现层级逐级递升。这一内在动力将从改善居民个体居住条件逐渐扩展至促进居住小区、交往场所设施环境的完善,最终促使城市更新。因而,以城市居民群体为主体的驱动力是为最持久、稳定且日趋显著人居环境建设内在动力。但类似于经济发展动力,居民群体收支水平同样对生态、休闲领域表现出负向或不明确方向的驱动。现阶段城市居民已基本满足了温饱需求,但仍停留在较低层级,主要表现在闲暇时间不足、生活节奏快城市生活特征,倾向于“快餐式”消费享乐、室内空间娱乐等休闲行为,导致公共开敞、半封闭空间建设被弱化,自此形成恶性循环。
3） 城市规模主要以集聚与催化作用推动人居环境演变,尤其在城市建设初期及现阶段作用力显著。集聚作用表现为通过对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等的集聚对人居环境演变产生作用。如城市规模越大,集聚公共服务领域所需的人力资源以及居住建设的资金投入更为容易,促进设施及服务改善。但又可因人口规模过大导致城市交通拥挤、休憩场所不足、空气污染等“城市病”突出,生态、休闲环境系统呈现为劣势。催化作用是指集聚作用过程中,城市规模类似于催化媒介。城市规模越大,集聚资源、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建设更新更为频繁,通过对经济发展、政府投入、社会群体收支、土地供给及投资等动力的催化,使其强则愈强,弱则更弱,经济、政府投入驱动力的“双刃剑”效果也被放大,如驱动生态、休闲环境恶化,居住设施、公共服务改善更为显著。
4） 土地供给、建设投资为推动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次要动力,其动力方向不稳定、不明确。土地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资源,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既作为人居环境演变过程的表征,又加剧了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如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景观可为山水秀丽的生态环境表征,而建设用地扩张、地面硬化等土地利用行为挤占生态空间,造成景观格局、生态网络破碎。此外,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多为不可逆的过程。如城市地面过度硬化及大规模非渗透地表的建设致使城市逢雨必涝、雨后即旱、“热岛”效应等的出现。得益于城市中高层住宅建设、宜居紧凑的生活空间布局导向,城市区域的住房与居住水平已逐渐摆脱了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而作为休闲场所表征的广场、公园用地类型对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建设用地规模成为休闲交往环境的重要驱动力。2004年以前,房地产投资及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有力的推动了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主要表现为对居住、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此后,投资驱动力显著降低,既非综合人居环境演变的核心动力,也无法驱动子系统显著改善。2009年,房地产投资开始大度涌入中大城市,强大的投资动力仍未成为显著促使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而超负荷的房产开发建设致使其成为扰动生态子系统的核心因子。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为典型案例区,基于AHP法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公共服务、休闲环境四大方面城市人居环境动态评估指标体系,依托ArcGIS平台刻画了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人居环境演变的驱动力进行探测,主要结论：
1） 人居综合质量处于优质级别的城市减少,劣质级别的城市增多。空间维度上,呈现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变化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集中于环鄱阳湖区域以及京广线沿线,较劣质的人居环境始终集中于丘陵地区、经济薄弱的中小城市。
2） 自然生态环境基本形成以“襄阳-吉安”连线作为区域优劣格局分界线,东西双侧分别处于优、劣势的格局。另外拥有较佳生态质量的城市已由集聚于湖北片区演变为分散分布于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经济圈内部;居住环境、公共服务质量的演变相似,江西浙赣线沿线城市多为较恶劣级别,而京广沿线城市多处于优良级别;休闲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剧烈,江西片区内城市多上升为优良级别,而京广线沿线城市则逐渐恶化。
3） 经济发展、政府投入、社会群体收支、城市规模等多种动力共同促使城市人居环境演变,且其作用阶段、程度与方向存在显著差异。① 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均为推动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外部主导动力,均具有“双刃剑”属性,对居住、公共服务系统具有正相力,对生态或休闲系统具有负向力;② 社会群体收支动力内在关键驱动力,驱动力值逐渐增强且多为正向力;③ 城市规模以其集聚及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具有双向作用;④ 现阶段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对土地资源及建设投资依赖较小,为次要动力,且应提防过度投资、土地扩张对生态、休闲等领域产生的负向扰动。
在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和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城市人居环境优化问题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关注。人居环境学的丰富内涵也使从不同视角切入,关注典型区域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因素、过程机理,进行不同尺度的综合集成研究,应为现阶段人居环境科学的关注重点[29,30]。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中人居环境多是基于“指标-评价”模式研究,对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理解析涉及较少。本文遵循“评估体系构建-演变过程刻画-核心动力探测-驱动机理解析”的逻辑路线,在选择人居环境质量衡量指标时力求“以人为本”,贴近居民基本需求,重点刻画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维过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构建人居环境演变驱动机理。人居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系统求解方法多样,本文仅针对尺度宏观、时序跨度大的时空分异问题提供了其中一种思路,尚缺少对具体人居环境问题或城市居民心理需求及行为特征的把握。鉴于此,从人居环境问题切入,涉及社会文化、自然状况、个体心理行为等多学科交叉的人居环境研究值得关注。
契合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的导向,立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诉求,针对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地区存在的生态恶化、居住与公共服务设施老旧、休憩开敞空间不足等人居环境问题,基于核心驱动力的领域特征,提出优化人居环境的3点政策建议：① “襄阳-吉安”连线以西城市多处于自然生态环境劣势。建议该片区城市以绿地、县郊自然山体为基础构建城市森林生态网络;调控房地产投资,谨防建设用地挤占生态空间,造成生态通道或网络断裂;政府财政应增加对生态修复与治理领域的投入份额。② 江西浙赣线沿线城市的居住环境及公共服务水平始终处于劣势。建议培育第三产业正向动力;加大对居住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经济较落后、地方财政薄弱的山区城市,如抚州、宜春、吉安,建议通过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撑其设施更新与建设;激发该地区社会群体的内生动力,助力居住条件、公共服务提升。如重点扶持大学生、农民、科研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创业,逐步提高居民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③ 改善京广沿线城市休闲交往环境。增加对公共绿地和广场等开敞空间的用地支持,利用山、水、岸等自然条件,建设滨河、道路游憩绿廊,营造充满自然要素、休憩设施健全的公共开敞空间;依据人口规模调控建成区规模与建设用地,缓解旧城区设施压力;通过消费引导,培养促进身心健康的消费风气及消费情趣,促进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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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5.03.022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大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较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分别求出了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和系统间的协调度值,定量分析了13年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并结合实际提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
Quantitative analysis about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nd economy in Dalian since the 1990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5.03.022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大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较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分别求出了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和系统间的协调度值,定量分析了13年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并结合实际提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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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空间分异研究 [J].
<p>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在中国101个拥有5个3A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城市中选取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30 个典型旅游城市经济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气候环境适宜度、服务环境适宜度和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得分,并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排序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排名前两位且优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排名与典型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差距不大且大部分排名前15,是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典范;沿海城市(大连、青岛、厦门等)和传统旅游城市(桂林、昆明、黄山)由于旅游季节单一等原因造成城市旅游综合指数得分的排名不高,但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高,优势主要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和服务环境适宜度;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城市(西安、洛阳等)人居环境适宜度排名普遍不高;重庆、广州在典型旅游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低,此类城市在做好旅游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发展。</p>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in Chinese typical tourist cities .
<p>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在中国101个拥有5个3A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城市中选取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适宜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30 个典型旅游城市经济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气候环境适宜度、服务环境适宜度和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得分,并对典型旅游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度进行排序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排名前两位且优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排名与典型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差距不大且大部分排名前15,是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典范;沿海城市(大连、青岛、厦门等)和传统旅游城市(桂林、昆明、黄山)由于旅游季节单一等原因造成城市旅游综合指数得分的排名不高,但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高,优势主要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度、生态环境适宜度和服务环境适宜度;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城市(西安、洛阳等)人居环境适宜度排名普遍不高;重庆、广州在典型旅游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得分较低,此类城市在做好旅游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发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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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人群及空间差异特征 [J].Research of polariz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s satisfactory of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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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研究 [J].
<p>人居环境是与人居活动、人居文化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总结了国内学者开展人居环境研究的现状,尝试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地理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地理尺度下人居环境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人居环境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① 人居环境的研究方向日益综合化、系统化、微观化;② 人居环境的资料搜集、数据获取、模型方法日益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③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不统一、人居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不足。据此提出了未来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研究动向及前瞻趋势。</p>
The geographic scale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
<p>人居环境是与人居活动、人居文化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总结了国内学者开展人居环境研究的现状,尝试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地理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地理尺度下人居环境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人居环境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① 人居环境的研究方向日益综合化、系统化、微观化;② 人居环境的资料搜集、数据获取、模型方法日益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③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不统一、人居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不足。据此提出了未来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研究动向及前瞻趋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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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技术的万州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J].
<p>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格局，对于界定主体功能区和人口发展功能区、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与流动，促进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GIS技术，建立包括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文指数和自然灾害危险度的万州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空间格局。结果显示万州区的人居环境指数介于1642~8460。沿长江一带自然适宜程度最高，西北其次，东南部最差。比较适宜区面积最广，占万州区总面积的31%；一般适宜区居次，占2481%；临界适宜区占1892%；高度适宜区面积占1576%，不适宜地区面积最小，仅占95%。万州区总人口的7713%分布在一般适宜区及其以上的区域，相应面积占全区域的7158%，说明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万州区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实证表明基于GIS技术的测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的空间格局，能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适度聚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p>
Nature suitability for human settlement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
<p>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格局，对于界定主体功能区和人口发展功能区、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与流动，促进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GIS技术，建立包括地形起伏度、地被指数、水文指数和自然灾害危险度的万州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空间格局。结果显示万州区的人居环境指数介于1642~8460。沿长江一带自然适宜程度最高，西北其次，东南部最差。比较适宜区面积最广，占万州区总面积的31%；一般适宜区居次，占2481%；临界适宜区占1892%；高度适宜区面积占1576%，不适宜地区面积最小，仅占95%。万州区总人口的7713%分布在一般适宜区及其以上的区域，相应面积占全区域的7158%，说明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万州区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实证表明基于GIS技术的测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的空间格局，能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适度聚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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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in Taipei [J].https://doi.org/10.1016/j.buildenv.2006.11.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QOL) can be used as 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diagnosis of previous policy strategies, and is a required foundation for drafting future spatial and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QOL. This study then adopts the widespread Detroit Area Study as the basic conceptual structure with modifications to fit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Taipei. The modified DAS model is adopted to guide this study. A field survey of 331 Taipei residents is conducted to survey subjective resident assessments of QOL, and a LISREL analysis is also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QOL variables.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 that district, marriage, age, education, and income influence various satisfaction domains. The LISREL result has acceptable goodness of fit.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influences on satisfaction are community status and local attachments, followed by neighborhood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influences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s are trivial, even insignificant. To summarize, respondents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personal safety and public services, which are also the key influences on QOL for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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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y disorders and life qual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v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J].https://doi.org/10.1016/j.jfludis.2010.05.009 URL PMID: 20831965 [本文引用: 1] 摘要
: The reader will be able to describe: (i) contemporary issues in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i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ency disorders and life quality; (iii) the conceptual limitations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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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approach for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s [J].https://doi.org/10.1007/s11356-013-1511-6 URL PMID: 23370852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s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s ( n=1,075), and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with a pollutant standards index to estimate the weights of weather, air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 aspects and each respective factor.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these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livable environment. A value of 100 was designated as the perfect living cond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ights of weather, air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 aspects were 0.288, 0.395, and 0.317, respectively. The weight ranges of three weather factors, five air pollution factors, and t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0.311-0.358, 0.191-205, and 0.081-0.116, respectively. The monthly livable index of 28 districts in Taichung City and of 20 cities/counties in Taiwan ranged from 81.1 to 92.4 and from 83.1 to 90.8 in different months, respectively, showing that environmental aspect played a key role.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provide a quantification index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each reg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governmental improvement policy firmly. This study also presents a 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especially on the apportionment rate of governmental construction funds for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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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and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in Curitiba [J].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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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J].
<p>基于上海城市气象站点数据、卫星遥感反演的土地利用数据、气象灾情记录数据和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咨询法，建立了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湿润指数、气象灾害指数、水体密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植被质量指数开展了上海城市250 m空间格网的人居生态质量评价和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是可行的，上海人居生态质量在多数地区都为良或一般等级，在闵行、宝山和嘉定一些地区以及青浦和浦东个别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差，而在崇明北部和南部一些地区以及浦东、南汇和奉贤沿海极少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优等级</p>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quality for human settlements in Shanghai .
<p>基于上海城市气象站点数据、卫星遥感反演的土地利用数据、气象灾情记录数据和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咨询法，建立了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湿润指数、气象灾害指数、水体密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植被质量指数开展了上海城市250 m空间格网的人居生态质量评价和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是可行的，上海人居生态质量在多数地区都为良或一般等级，在闵行、宝山和嘉定一些地区以及青浦和浦东个别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差，而在崇明北部和南部一些地区以及浦东、南汇和奉贤沿海极少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优等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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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的影响研究 [J].Effect degree modeling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to geo-regional human settlements. China Pop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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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s: Mapping variation in access to community resources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220080221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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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ondominiums exclusives (gate-guarded neighborhoods) in Brazil [J].https://doi.org/10.1177/0013916597296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Many neighborhoods in contemporary Brazilian cities, known as condom铆nios exclusivos (CE) (exclusive condominiums), are surrounding themselves with walls or fences and using security gates to control access. By reinforci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urning inwards, and avoiding the rest of the city, CEs are dramatically affecting urban form. This article describes our study of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Brazilian CE phenomenon: specifically, satisfaction among CE residents. We used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o study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one CE. Not surprisingly, resi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living in a CE. However, the reasons why they moved into the CE do not coincide with why they like living there now.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predict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Es are their: a) location, b) safety, and c)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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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diversification in urban renewal: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J].https://doi.org/10.1007/s10901-004-304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ritish and Dutch urban policies have advocated housing diversification and social mix in neighbourhoods subject to urban renewal. Question marks have been placed against the evidence base for the assumed social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view of research into the actual consequences of diversification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After a brief policy discuss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five issues for which evidence is reviewed: housing quality and area reputation, neighbourhood-based social interactions, residential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mix, the role-model effect, and problem dilution. The review shows ambivalent results that necessitate modest expectation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area reputation, cross-tenur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sidential attitudes. This ambivalence is partly due to unclear policy goals and policy terms as well as vagueness about the relevant spatial level.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tenure mix is often superseded by other, more important factors i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such as lifestyle.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positive role-model effects in neighbourhoods have not yet been adequately studied and therefore remain based on conv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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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结构及其影响机制——以城市110警情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50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是城市公共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和特点。本文基于2006-2011年北京市110警情治安数据,结合GIS的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刻画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的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状况明显改善,犯罪空间形成小集聚多分散的演化特征,形成了多个警情高发的集聚区;②北京公共安全空间变化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差异性,形成西北—东南的极化现象。③不同的犯罪类型其空间分布特征也不同,不同的犯罪类型都存在明显的、各具特色的空间分异特征。④从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分异机制来看,经济功能区、人居环境、交通、流动人口和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等要素差异会引发不同的犯罪类型和形成不同的犯罪集聚区。本研究可为首都社会治安防控的空间管理策略和城市公共安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ocial and public security: An urban security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from city crime alarm data .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50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是城市公共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和特点。本文基于2006-2011年北京市110警情治安数据,结合GIS的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刻画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的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状况明显改善,犯罪空间形成小集聚多分散的演化特征,形成了多个警情高发的集聚区;②北京公共安全空间变化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差异性,形成西北—东南的极化现象。③不同的犯罪类型其空间分布特征也不同,不同的犯罪类型都存在明显的、各具特色的空间分异特征。④从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分异机制来看,经济功能区、人居环境、交通、流动人口和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等要素差异会引发不同的犯罪类型和形成不同的犯罪集聚区。本研究可为首都社会治安防控的空间管理策略和城市公共安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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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in Saskatoon 1991 and 1996: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24.8.69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terest in the concept of "quality of life" (QOL)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in many areas of public policy. A constant theme in QOL research in the last 30 years has been a focus on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types of indicators utiliz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structure, spatial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quality of life from 1991 to 1996 within Saskatoon, Saskatchewan by using a range of indicators relating to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modified by perception. The QOL model u ed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aspects of Cutter's (1985) geographical model of quality of life and Myers' (1987) community of quality of life model to assess QOL over time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e integration of objective, subjective and perceptual indicators, using a survey of Saskatoon residents, allowed for a broader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than is normally the case. The structure of QOL identified from the results of a seri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es consistently identified two important structures, structures of general affluence and general disadvantag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disadvantaged residents in 1991 and 1996 were living to the west of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lustered in several neighborhoods, while residents enjoying a higher QOL tended to live in the suburbs toward the periphery of Saskat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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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J].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of Nanjing in the new perio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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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J].https://doi.org/10.7666/d.Y223464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https://doi.org/10.7666/d.Y223464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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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J].
要: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从农民生活、生产环境、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生态安全等人居环境核心领域出发,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对1998—2012年间利川市乡村人居环境做了评价,剖析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时序演变历经传统发展、过渡发展、生态化建设三个阶段,人居环境系统及影响因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盆地、城镇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河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高山区生态脆弱性增强;3农户行为受政策调控作用由无序、扭曲化向规范化变迁,政策调控与农户行为互动作用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
Liu Yajing et al.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 in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A case of Lichuan .
要: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从农民生活、生产环境、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生态安全等人居环境核心领域出发,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对1998—2012年间利川市乡村人居环境做了评价,剖析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时序演变历经传统发展、过渡发展、生态化建设三个阶段,人居环境系统及影响因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盆地、城镇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河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高山区生态脆弱性增强;3农户行为受政策调控作用由无序、扭曲化向规范化变迁,政策调控与农户行为互动作用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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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2.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at prefectural level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2.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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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分析 [J].URL 摘要
在构建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进一步探讨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整体不高;人居环境支撑条件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性特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子系统亦存在空间不均衡与发展不同步现象,且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社会经济与公共服务设施支撑条件依次降低;人居环境支撑条件与城市化水平存在对应关系与部分错位现象。空间计量分析验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普通OLS回归却低估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带动能力。
An analysis of supporting conditions of living environment for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URL 摘要
在构建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进一步探讨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整体不高;人居环境支撑条件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性特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子系统亦存在空间不均衡与发展不同步现象,且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社会经济与公共服务设施支撑条件依次降低;人居环境支撑条件与城市化水平存在对应关系与部分错位现象。空间计量分析验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普通OLS回归却低估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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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5 URL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rovement of urban human habitat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5 URL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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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对大气污染物NO2和PM2.5浓度的影响 [J].https://doi.org/10.5846/stxb20150205029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污染问题更加严重。那么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否必然导致空气污染的加剧?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否是防治空气污染的有效手段?这些问题成为空气污染防治中政府、公众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焦点。采用2013年冬季全国114个重点城市两种典型大气污染物-NO2（传统）和PM2.5（新型）-浓度的实时监测数据，首先分析了这两种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定量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关系。结果显示：（1）仅有21%的城市NO2浓度达到WHO的城市年均浓度标准（40μg/m3），全部城市的PM2.5浓度高于WHO年均浓度标准（10 μg/m3）；（2）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和区域性特征，表现为：NO2呈较为分散的空间分布，而PM2.5的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内陆高沿海低的特征。NO2浓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天津、河北东南部和山东中部地区，PM2.5浓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河北西南部和山东西部；（3）常住人口规模同冬季NO2和PM2.5浓度呈倒U型关系；在1000到1200万的城市冬季平均NO2和PM2.5浓度最高（NO2：69.28μg/m3，PM2.5：119.58μg/m3）。（4）总人口低于1200万的城市，冬季NO2浓度和PM2.5浓度随着城市规模增加而显著升高（NO2：r=0.44，P < 0.01；PM2.5：r=0.43，P < 0.01）；总人口高于1200万的城市，NO2浓度同城市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91，P < 0.05），PM2.5浓度随城市规模增加逐渐降低。（5）常住人口密度在1000人/ km2以下的重点城市，NO2和PM2.5浓度同城市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NO2：r=0.23，P < 0.05；PM2.5：r=0.36，P < 0.01）。常住人口密度在1000人/km2以上的城市人口密度同NO2和PM2.5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NO2：r=-0.61，P < 0.05；PM2.5：r=0.63，P < 0.01）。以上研究结果可以为划定不同大气污染物的重点防治区域和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并为重点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和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理论完善提供参考。;With the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ir pollution at different areas and ways to reduce it in the major cities of China has been a growing concern. Recently, research on setting the largest cutoff for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cities may effectively reduce air pollution in cities. While these measurements still need validation, our research addressed this issue in ci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Additionally, NO2 and PM2.5, which represent traditional photochemical smog and new-type haze, respectively, are taken as indicators of urban air quality. We selected the real-time ground-measured air pollutant records, which are closer to the actual exposure concentrations experienced by urban inhabitants as compared to other ways of obtaining air pollution records (e.g., modeling and remote sensing).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NO2 and PM2.5 concentrations in 114 major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winter of 2013-2014 with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records that have seldom been applied at the national scale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en,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two air polluta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two air pollutants. We found that (1) only 21% (23 cities) of the cities that have NO2 concentration beyond the air quality guideline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QG of WHO; 40 μg/m3), and no city was found with PM2.5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AQG of WHO (10 μg/m3).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two pollutants ha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NO2, PM2.5 distribution has a distinctive and clear pattern, i.e., the northern part has higher concentrations than the southern part, and the inland part is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Spe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gainst heavy NO2 pollution should be taken at Tianjin, the southeast of Hebei and the middle of Shandong. On the other hand, spe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taken against heavy PM2.5 pollution at the southwest of Hebei and the west of Shandong. (3) An inverse U 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ants and urban population is observed. Cities with population between 10-12 million have the highest NO2 and PM2.5 concentration of 69.28μg/m3 and 119.58μg/m3, respectively. (4)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tained between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NO2 (r=0.35, P < 0.01), and PM2.5 (r=0.39, P < 0.05) for th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less than 12 million. Moreover, in th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more than 12 million, the size of urban popul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NO2 (r=0.58, P < 0.05) and PM2.5. (5). Whil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NO2 and PM2.5 wit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ignificant for cities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less than 1000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NO2: r=0.23, P < 0.05; PM2.5: r=0.36, P < 0.01),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NO2 and PM2.5 wit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ignificant for cities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more than 1000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NO2: r=-0.61, P < 0.05; PM2.5:r=0.63, P < 0.01).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on areas with traditional and new-type air pollutants as well as the design fo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it.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pinion that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except limiting the population of citie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adapted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Impact of urban population on 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 dioxide (NO2) and fine particles (PM2.5) in China .https://doi.org/10.5846/stxb20150205029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污染问题更加严重。那么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否必然导致空气污染的加剧?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否是防治空气污染的有效手段?这些问题成为空气污染防治中政府、公众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焦点。采用2013年冬季全国114个重点城市两种典型大气污染物-NO2（传统）和PM2.5（新型）-浓度的实时监测数据，首先分析了这两种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定量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关系。结果显示：（1）仅有21%的城市NO2浓度达到WHO的城市年均浓度标准（40μg/m3），全部城市的PM2.5浓度高于WHO年均浓度标准（10 μg/m3）；（2）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和区域性特征，表现为：NO2呈较为分散的空间分布，而PM2.5的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内陆高沿海低的特征。NO2浓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天津、河北东南部和山东中部地区，PM2.5浓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河北西南部和山东西部；（3）常住人口规模同冬季NO2和PM2.5浓度呈倒U型关系；在1000到1200万的城市冬季平均NO2和PM2.5浓度最高（NO2：69.28μg/m3，PM2.5：119.58μg/m3）。（4）总人口低于1200万的城市，冬季NO2浓度和PM2.5浓度随着城市规模增加而显著升高（NO2：r=0.44，P < 0.01；PM2.5：r=0.43，P < 0.01）；总人口高于1200万的城市，NO2浓度同城市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91，P < 0.05），PM2.5浓度随城市规模增加逐渐降低。（5）常住人口密度在1000人/ km2以下的重点城市，NO2和PM2.5浓度同城市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NO2：r=0.23，P < 0.05；PM2.5：r=0.36，P < 0.01）。常住人口密度在1000人/km2以上的城市人口密度同NO2和PM2.5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NO2：r=-0.61，P < 0.05；PM2.5：r=0.63，P < 0.01）。以上研究结果可以为划定不同大气污染物的重点防治区域和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并为重点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和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理论完善提供参考。;With the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ir pollution at different areas and ways to reduce it in the major cities of China has been a growing concern. Recently, research on setting the largest cutoff for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cities may effectively reduce air pollution in cities. While these measurements still need validation, our research addressed this issue in ci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Additionally, NO2 and PM2.5, which represent traditional photochemical smog and new-type haze, respectively, are taken as indicators of urban air quality. We selected the real-time ground-measured air pollutant records, which are closer to the actual exposure concentrations experienced by urban inhabitants as compared to other ways of obtaining air pollution records (e.g., modeling and remote sensing).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NO2 and PM2.5 concentrations in 114 major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winter of 2013-2014 with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records that have seldom been applied at the national scale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en,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two air polluta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two air pollutants. We found that (1) only 21% (23 cities) of the cities that have NO2 concentration beyond the air quality guideline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QG of WHO; 40 μg/m3), and no city was found with PM2.5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AQG of WHO (10 μg/m3).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two pollutants ha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NO2, PM2.5 distribution has a distinctive and clear pattern, i.e., the northern part has higher concentrations than the southern part, and the inland part is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Spe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gainst heavy NO2 pollution should be taken at Tianjin, the southeast of Hebei and the middle of Shandong. On the other hand, spe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taken against heavy PM2.5 pollution at the southwest of Hebei and the west of Shandong. (3) An inverse U 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ants and urban population is observed. Cities with population between 10-12 million have the highest NO2 and PM2.5 concentration of 69.28μg/m3 and 119.58μg/m3, respectively. (4)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tained between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NO2 (r=0.35, P < 0.01), and PM2.5 (r=0.39, P < 0.05) for th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less than 12 million. Moreover, in th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more than 12 million, the size of urban popul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NO2 (r=0.58, P < 0.05) and PM2.5. (5). Whil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NO2 and PM2.5 wit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ignificant for cities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less than 1000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NO2: r=0.23, P < 0.05; PM2.5: r=0.36, P < 0.01),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NO2 and PM2.5 wit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ignificant for cities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more than 1000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NO2: r=-0.61, P < 0.05; PM2.5:r=0.63, P < 0.01).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insights on areas with traditional and new-type air pollutants as well as the design fo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it.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pinion that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except limiting the population of citie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adapted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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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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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asur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J].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16.02.05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referring to the within-strata variance less than the between strata-variance, is ubiquitous in ec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ecological zones and many ecological variables.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nature, implies potential distinct mechanisms by strata, suggests possible determinants of the observed process, allows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observations of the earth, and enforc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q -statistic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and to test its significance. The q value is within [0,1] (0 if a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is not significant, and 1 if there is a perfect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The exac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is derived. The q -statistic is illustrated by two examples, wherein we assess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ies of a hand map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NDVI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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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居环境作为人类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人居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梳理了近20 年来关于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从人居环境演变趋势的影响因素分析、演变机制探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动向.总体而言,人居环境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特点,在数据获取、演变过程的研究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化技术和模拟分析方法,但学术界对人居环境的内涵、演变机制解析等仍然存在着分歧.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限于人居环境评价,对人居环境演变机理涉及较少,且研究数据和方法较为单一.最后本文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居环境作为人类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人居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梳理了近20 年来关于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从人居环境演变趋势的影响因素分析、演变机制探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动向.总体而言,人居环境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特点,在数据获取、演变过程的研究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化技术和模拟分析方法,但学术界对人居环境的内涵、演变机制解析等仍然存在着分歧.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限于人居环境评价,对人居环境演变机理涉及较少,且研究数据和方法较为单一.最后本文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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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界人居环境研究回顾与展望 [J].
<p>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古老而又全新领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备受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地理学16种期刊刊发的180篇有关人居环境研究论文,发现国内研究:① 起步晚、发展缓慢,高层次研究成果少且增长慢,以城市内部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②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宏观尺度地理环境的宜居性与中观层面城市人居环境分异及其理想模式构建和微观社区单元综合居住环境评价及规划实践等;③ 综合集成研究的方法体系探索尚未取得突破,当前常用方法中PSR模型和DPSIR模型主要以机理解析为目标,实体指标与主体问卷调查心理指标及经济学方法旨在确定人居环境评判标准体系,当然GIS空间聚类也成为近年运用热点.</p>
Yu Jianhui et al. Over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of Chinese geographers .
<p>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古老而又全新领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备受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地理学16种期刊刊发的180篇有关人居环境研究论文,发现国内研究:① 起步晚、发展缓慢,高层次研究成果少且增长慢,以城市内部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②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宏观尺度地理环境的宜居性与中观层面城市人居环境分异及其理想模式构建和微观社区单元综合居住环境评价及规划实践等;③ 综合集成研究的方法体系探索尚未取得突破,当前常用方法中PSR模型和DPSIR模型主要以机理解析为目标,实体指标与主体问卷调查心理指标及经济学方法旨在确定人居环境评判标准体系,当然GIS空间聚类也成为近年运用热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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