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丽丽
, 王润晓, 梁新怡, 肖凡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Xia Lili, Wang Runxiao, Liang Xinyi, Xiao Fan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9）02-0277-08
收稿日期: 2018-12-10
修回日期: 2019-02-1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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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夏丽丽（1975-）,女,安徽寿县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空间演变、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hslil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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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关键词：
Abstract
The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nnovative mechanism has become a new topic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ing forces on the innovation of host countri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the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innovation consequence of host countrie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Few literatures, however,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developing host countries to achieve technical transition and value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this article begs the question of what effect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has o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of China, especially on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firms, which play a key rol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face increasingly ur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demand of technical transition in China. Fieldwork is carried out to obtain R&D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firms using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rough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owners or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firms selected by convenient and snowball sampling. Location of the samples covers major manufacturing area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1990s, the indigenous firm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R&D input,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R&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actively promoted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anwhile, the R&D behavior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are relatively weak. These changes indicate the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firms have experienced a R&D mode transition from highly dependent on introducing technolog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behavior dominated by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motivation of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of indigenous enterprises underlies the evolution of R&D behavior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ntegrating multin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The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what impacts the technical spillover from foreign investments have on the evolution of R&D mode of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its mechanism by building an ordinal polytomou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model, the effect of technical relation, productive cooperation and labor turnover between translational and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ve been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ical spillover from foreign investmen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nsition of R&D mode of local enterprises. Both of the decreased technical gaps and the free flow of labor for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motivation of independent R&D behavior of local enterprises. More closely embe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Howeve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procure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of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help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local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ts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policy-making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tegrated global forces.
Keywords：
经济、技术、金融全球化带来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及生产组织变革,对地方创新环境影响深远。商品链、价值链及全球生产网络将全球与地方联结起来,创新过程的全球-地方关系及跨国创新机制成为区域发展的新论题[1,2]。
中国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成为地区创新的主体[3]。企业研发行为演变成为推动地区创新过程演变的基础力量,并反映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与价值体系中的角色变迁。作为技术、经济的后发者,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努力与地方惯例,也受跨国资本技术势力的影响与约束。随着全球技术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发展,来自跨国资本直接的技术传输获取后发优势的空间日趋狭窄,间接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的创新影响变得愈加重要。
技术溢出作为跨国资本对东道国经济效率及发展能力的无意识间接影响,是一种非自愿技术扩散[4]。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更趋频繁[5],地方创新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尤其是自主创新动力生成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基于技术溢出“正”的外部性促成地方集群技术良性演化机制的生成,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需要应对的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从企业微观尺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地方背景下面临日益紧迫的环境规制及技术转型要求的制造企业[6]研发行为演变进行细致梳理与提炼。并从跨国资本技术溢出的角度建立本土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阐明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作用与机制,为促成包含跨国企业在内的区域生产系统的良性演化及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目前,全球化对地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主要沿着关注创新主体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创新网络研究和以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创新影响为切入点的技术溢出研究两条主线展开。前者探讨全球、区域及地方尺度下,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地方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间形成的创新联系及由此产生的网络形态、组织形式、结构变迁和作用机制[7]。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渠道以及影响机制则主要被纳入技术溢出的研究框架。
技术溢出作为跨国资本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扩散的重要通道,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也是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8]。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经济进步、技术更新[4,9]及空间演变[10,11,12]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主要限于经济及创新结果变迁,对企业研发行为等创新过程的关注仍然有限[13]。已有的研究成果也颇具争议：一方面,跨国资本的进入为东道国企业技术演进提供了由“成熟技术”到“固化技术”再到“新兴技术”,由模仿到创新的新路径[14],跨国企业的“示范效应”及科技人员的流动会刺激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13]。但另一方面,创新成果通过不可控的技术溢出,使研发投入产生的收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导致模仿者自主研发的“惰性”,同时跨国资本带来的“竞争效应”降低其生产规模和利润水平,恶化国内企业的研发融资能力,也会对企业研发行为产生抑制作用[13,15]。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行业统计数据,对影响机制的讨论也多基于抽象的模型推演,缺乏建立在多样本、多变量企业调研基础上的实证观测,无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演变,也难以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揭示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区域尺度对企业微观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及相应的组织行为[3],对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较少涉及,需要从企业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理论补充与实证检验。
主体数据来自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面对面半结构式问卷调查。调研于2014年1月、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及2016年12月展开。调研对象为位于广州市的全内资或外资比例低于50％的合资制造企业。共填写问卷335份,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65.67%,样本中全内资企业占总数的93.18%。调研过程中部分小、微型企业拒绝回答产值规模,故在国家统计局企业规模划分[16]的基础上将小、微型企业合并,企业规模按“大、中、小型”划分,并仅用“企业员工数”作为划分依据。卡方检验表明,当显著性水平
半结构式问卷介于结构式与开放式问卷之间,具有双向沟通性,可深入理解受访者创新行为背后的动因和机制,探究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过程及机理[17]。抽样方法为便利及滚雪球两种抽样方法的叠加。问卷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竞争模式”“知识获取与结网行为”“技术与生产联系”及“研发国际化”5个模块。研发行为演变的参照时点设为“创立初期”与“现阶段”。此外,不同经营时间的企业群组构成特定的“时间序列”,根据注册时间将样本企业分为“初始经营”（经营时间小于3 a）、3~5 a、5~10 a、10~20 a及20 a以上5个群组,对群组间研发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考虑到研发行为的关联性和复合性,题型多设置为多项选择。
从研发行为主体、客体及过程3个方面[17]阐述全球-地方背景下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研发行为主体是研发活动及其相关行为的承担者,包括企业内各种研发组织、部门和机构;客体指研发行为指向的对象,是其产生的技术后果,主要内化于企业的新产品;过程指各种具体的研发活动及其相关的组织方式与实施途径等。
企业研发行为主体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以自主研发为目的的独立研发机构日益重要,研发与制造空间逐渐分离。数据显示,现阶段已有40.45%的受访企业在国内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且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比例越高,在20 a以上群组中已高达57.14%。独立研发机构的区位主要位于广州、深圳、北京及上海。66.29%的独立研发机构以自主研发为目的,比居于第二位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高38.20个百分点。同时,有6.36%的受访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比中国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2.76个百分点[18],主要位于欧洲、日本、美国及印度等地区,其中53.86%为兼具“获取海外技术资源”与“开发和适应海外市场”目的的复合型研发中心。独立的研发机构已成为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主体的重要形式,并呈现珠三角-国内-海外的空间拓展趋势。
企业研发行为客体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竞争模式的改变。调研数据表明,在本土市场,新产品竞争的低成本和缝隙市场模式逐步被技术领先与先进营销所替代。新产品以“生产成本低”和“填补市场空白”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分别由创立初期的38.50％和24.88%降至现阶段的30.84％和14.49%,以“技术领先”和“先进营销”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则分别由创立初期的50.23％和17.84%升至现阶段的60.28%和21.96%。同时,以“生产成本低”为竞争优势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经营时间3~5 a和5~10 a的群组中,两者比例分别高达45.83%和44.17%,在20 a以上群组中则降至20%,其中单纯依靠“生产成本低”的企业仅为7.5%,表明低成本越来越难成为企业长期的生存依托。在全球市场,51.93%的出口企业仍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但单纯以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的企业已降至25.58%;单纯以先进技术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则达到22.48%。新产品不断提升的技术竞争力,正逐步改变本地生产系统“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的传统印象。
1）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且分化显著。数据表明,84.72%的受访企业研发经费逐年增加,现阶段研发经费占销售额比重高于5%的受访企业已达51.92%,其中32.21%的企业达到10%以上,主要集中在初始经营和10~20 a的企业群组。但同时,32.69%的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低于3%,其中17.79%的企业甚至低于1%,主要集中在3~5 a和5~10 a的企业群组中。在研发人员投入上,35.41%的受访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低于3%,其中18.66%的企业低于1%;另一方面,有25.36％的企业超过10%,甚至9.57%的企业达到30%以上。此外,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研发人员投入相对较多。在初始经营和3~5 a的群组中,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低于3%的企业分别高达40%和48%,10~20 a和20 a以上群组则降为31.14%和21.96%;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0%的企业中,10~20 a和20 a以上的群组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35%和25%。
2） 技术引进与模仿的职能日趋弱化。以往的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地区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引进与模仿[19]。然而技术引进成本高昂且并非前沿,单纯的技术模仿成本也相当可观,后发国家需要在技术引进、模仿与自主研发间进行权衡[20]。调研数据表明,样本企业正日益向自主研发倾斜。现阶段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列为研发重要职能的企业分别为53.05%,34.74%和21.13%。这一趋势在初始经营企业群组中最为明显,三者比例分别为58.33%,25%和16.67%,其中将“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作为唯一研发职能的企业更是降至0.94%和0.47%。技术引进与模仿在本土制造企业技术变迁中的作用趋于弱化。
3） 明显的研发内部化倾向。样本企业构建了以“内部研发”“全球技术市场”为核心,“国内技术市场”“国内大学（研究机构）”和“本土企业”为节点的创新网络。网络演化总特征为内部研发持续增强,创新的外部联系相对趋弱。数据显示：以“内部研发”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企业由创立初期的68.40%上升至现阶段的80.09%,同期“全球技术市场”由44.81%降至36.02%,“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略升0.07个百分点,达到16.11%,“国内技术市场”由14.15%降至13.27%,“本地企业”比例最低,现阶段已降至9.95%。研发内部化倾向在经营时间10~20 a的企业群组中最为显著,群组内以“内部研发”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企业已高达82.09%,“全球技术市场”则低至28.36%,“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本地企业”也分别低至14.93%和8.96%。总体而言,样本企业的创新活动日益具有福特经济的内部性特征。
4） 以“技术联盟”为主导的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现阶段已有26.36%的受访企业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不论是单一还是复合模式,“技术联盟”均是最重要的进入模式。数据显示,84.09%的企业选择单一模式,其中67.56%的企业以技术联盟的方式进入,海外研发中心模式为27.02%,离岸外包和跨国并购模式各占2.70%。在复合模式中,比例最高的是技术联盟与离岸外包组合模式,占复合模式总数的42.85%。技术联盟、海外研发中心与离岸外包三者组合模式则占复合模式总数的28.57％。虽然对企业研发国际化情景因素的理论分析表明,以技术联盟为主体的进入模式仍处于技术依赖度高、国际化经验低的研发国际化初级阶段[21],但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国际化扩张同时表明,企业不再单向、被动地接受技术全球化向地方的渗透和影响,而是主动寻求创新资源的跨国配置,成为推动全球创新网络结构演变的新生力量。
综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逐步经历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倾向及国际化扩张的研发模式转变。企业明显强化自主研发,不断增设以“自主研发”为目的的独立研发机构。在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弱化技术的引进与模仿职能,新产品竞争中技术领先和先进营销的优势不断提升,在全球区域分工和价值分配上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和流通环节延伸。在研发过程日趋自主和内部化的同时,以“技术联盟”为主导进入模式,改变“被动嵌入”的全球化传统路径。演变趋势在“初始经营”和经营时间10 a以上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方面表明处于创立和经营初期的企业研发行为特征与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总趋势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全球–地方日趋复杂的技术、市场竞争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获得可持续的技术竞争力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
上述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表明,其核心变量是自主研发强度的增加。研发内部化倾向是增加自主研发能力,向高层级结网行为转型的过渡特征,因为从外部获取资源,需双方均拥有独特的所有权优势或创造可外部化的优势以产生杠杆效应[14,22],以自主研发为基础的技术内化能力也是降低外来者劣势,应对全球研发网络协调与治理成本,推进研发国际化的基础保障之一[23,24],是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促成地方生产系统良性演化路径形成的关键要素。
因此,以“自主研发强度”为研发行为演变的代理变量,定义其为包含“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研发职能技术度”在内的复合有序多分类变量。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强度分别根据“研发经费占销售额比重”和“研发人员占企业员工比重”由低至高赋值1~5分;“研发职能技术度”根据问卷中5个职能选项“技术模仿”“技术改进”“技术开发”“独立开发新产品”“保持全球技术领先”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要求由低至高分别赋值1~5分。3个变量按相同权重计算并通过四舍五入取整。
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和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考察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① 技术联系反映两者间技术交流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基于调研结果提取“购买跨国企业技术成果”“出售技术成果给跨国企业”“技术合作”和“技术差距”4个二级指标。前三者为二元响应变量,选“是”赋1分,选“否”赋0分;后者根据技术差距选项“日益加大”“变化不大”“日益缩小”“全行业领先”分别赋值1~4分。② 生产联系反映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对研发行为演化的影响。根据跨国与本土企业生产联系的紧密程度,由低至高赋值0~3分。③ 劳动力联系反映人力资本在两者间流动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化的影响,包括“研发团队外籍人员比重”和“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员工比重”两个二级指标,由低至高分段赋值1~5分。
此外,根据已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除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外,还有一些企业自身及市场、环境因素会对企业研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包括：① 企业规模,不同规模的企业研发动力和能力各异,企业规模根据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分别赋值1~3分;② 市场竞争模式,反映市场竞争状况,根据企业产品“填补市场空白”“技术领先”“先进营销”“生产成本低”4种不同的竞争模式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由低至高赋值1~4分;③ 技术网络,反映企业的技术结网状况,根据企业技术网络的节点数赋值。
以“自主研发强度等级优势比”为因变量,以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和“劳动力联系”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市场竞争模式”和“技术网络”为控制变量,建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选择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用Logit函数作为联接函数,使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没有通过平行线检验。故以显著性水平
表1 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估算结果
Table 1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β | sig. | |
|---|---|---|
| [自主研发强度等级= 1.0] | -2.722 | 0.001 |
| [自主研发强度等级= 2.0] | -0.252 | 0.749 |
| [自主研发强度等级= 3.0] | 1.737 | 0.029 |
| [自主研发强度等级= 4.0] | 3.659 | 0.000 |
| 购买外企技术成果 | -0.858** | 0.014 |
| 与外企间技术差距 | 0.509*** | 0.005 |
| 生产联系程度 | 0.224* | 0.066 |
| 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员工比重 | 0.527*** | 0.001 |
| 市场竞争模式 | -0.762*** | 0.000 |
| 技术网络 | 0.297* | 0.054 |
| 伪R方 | 0.257 | |
| 样本数 | 220 | |
1） 技术溢出对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根据表1,技术联系中“购买跨国企业技术成果”与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强度等级负相关,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购买跨国企业技术成果对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购买作为不同技术势差地区间技术转移和扩散渠道,短期内可能对企业生产率等创新结果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产生负效应,滋生自主研发惰性。“技术差距”系数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者间技术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技术在双方间对接、转移和扩散,促进本土企业自主研发活动。同时,技术差距愈小状态下的技术溢出,技术受体内化与学习能力愈强,越非简单、机械的被动式接受,正向溢出效应越显著。
“生产联系程度”对本土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正效应,且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者生产联系越紧密,本土企业越倾向于自主研发。这可能是因为跨国企业对嵌入其产业链的本土企业有明确的质量要求,且这一要求随产品技术更新不断升级,增加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内在需求。同时,与跨国企业紧密的生产合作可加强两者间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推动知识在网络间转移,降低本土企业自主研发门槛,对自主研发产生正向溢出。
劳动力联系中“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员工比重”系数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土企业中有跨国企业工作背景的人员越多,越倾向于自主研发。人力资源是携带不依赖实物转移的“知识型”技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与单纯的外籍员工身份相比,人力资源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而带动的技术、管理及某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技术诀窍等隐性知识流动才是促进技术转移的重要通道,对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强度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2） 其他变量对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控制变量中“市场竞争模式”系数为负,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由于高技术门槛带来的市场低竞争状态会显著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相反,以低技术水平陷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显著阻碍企业自主研发强度。技术结网系数为正,且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研发的外部网络越复杂,越能够促进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
全球与地方力量交织下,企业创新行为演化是自主创新的内在需求、技术环境转化的外部压力与技术传统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地方创新环境演变的综合响应。本文的调查和分析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的主体、客体及过程均发生显著变化,企业逐步突破全球产业分工与价值体系中“低附加值”的角色定位与技术依赖的桎梏,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内部化倾向与国际化扩张的研发模式转变。
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制造企业研发行为演变产生显著影响。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后发国家应依靠自主创新还是国际技术溢出取得竞争优势的争论可能并不完全对立。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以及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可以显著促进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不论技术溢出还是自主创新引致的两者间技术差距减小,均显著促进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强度。但直接购买跨国企业技术成果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广泛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中地区而言,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地方经济影响并不限于创新结果,也包括创新过程,尤其是创新过程中自主创新动力的生成,是跨国创新机制下地方生产系统研发行为演变及良性演化路径形成的关键要素。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全球化对地方创新过程演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为包含跨国资本在内的区域创新系统政策制定提供启示。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本土制造企业内部,大型国有企业与依靠灵活外包方式发展起来的私营中小企业间,一般制造与高技术产业间,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间研发行为的组织方式与演化逻辑可能存在重要差异。这些不仅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也将为更清晰地认识不同类型的本土企业创新行为演化机制,构建差异化区域创新政策及管治环境提供参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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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https://doi.org/10.1111/ecge.120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ar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s through which 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es compete and cooperate for a greater share of value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apture through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economic activity. Exist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o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and what we termGPN 1.0tend to under-theorize the origins and dynamics of thes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s and to overemphasize their governance typologies (e.g., modular, relational, and captive modes in GVC theory) or analytical categories (e.g., power and embeddedness in GPN 1.0). Building on this expanding literature, our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ward the reframing of existing GPN-GVC deb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at can better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firm-specific activities, strategic network effects, and territorial outcom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part of a wider initiative PN 2.0 in short hat seeks to offer novel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why and how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varies significantly within and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 sectors, and economies. Taking an actor-centered focus toward theory development, we tackle a significant gap in existing work by systematically conceptualizing thecausal drivers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erms of their competitive dynamics (optimizing cost-capability ratios, market imperatives, and 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risk environments. These capitalist dynamics are theorized as crit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shape the four main strategies adopted by economic actors in (re)configuring thei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ultimately, th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regions, an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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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光伏产业链中的全球-本地联系 [J].
以无锡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当地光伏产业链中多晶硅生产、电池元件生产、组件制造、相关设备生产、光伏设备运维服务,以及光伏用户等不同环节,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考察全球-本地联系在当地光伏产业链形成演化和技术发展动态中的具体表现。结论指出：（1）无锡光伏产业在短短10 a之内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到形成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体现了新兴技术的全球生产网络技术加速更新和产业快速转移的新特点;（2）本地相关产业集群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改进为新技术突破规模化瓶颈,获取市场竞争力打下基础,并由此对全球光伏技术发展的路径产生了关键影响;（3）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针对能源转型的长期目标,着重探索能源消费侧的技术转型路径。
Global-local linkages in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Wuxi, China .
以无锡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当地光伏产业链中多晶硅生产、电池元件生产、组件制造、相关设备生产、光伏设备运维服务,以及光伏用户等不同环节,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考察全球-本地联系在当地光伏产业链形成演化和技术发展动态中的具体表现。结论指出：（1）无锡光伏产业在短短10 a之内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到形成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体现了新兴技术的全球生产网络技术加速更新和产业快速转移的新特点;（2）本地相关产业集群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改进为新技术突破规模化瓶颈,获取市场竞争力打下基础,并由此对全球光伏技术发展的路径产生了关键影响;（3）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针对能源转型的长期目标,着重探索能源消费侧的技术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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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后福特二元生产系统下的企业创新行为——以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为例 [J].
<p>以珠江三角洲电子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考察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产业集群在生产系统、劳动力市场、融资体系、创新系统以及商务模式5个方面的特征,指出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企业在社会资本基础上发展呈灵活化外包的生产组织模式,但整个集群的劳动力市场、融资体系和创新系统都表现出福特式的封闭内向化特征,是典型的福特-后福特二元生产系统。建立创新行为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R&D投入、CEO背景、员工流动率以及城市化经济对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并有效区分了这些因素在不同创新类型(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创新活动仍然保持福特式的内部化特征,大中型企业和R&D投入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城市化集聚经济反而对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产生负效应,地方化集聚经济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产品创新。</p>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under the Fordism-post Fordism Dual produc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
<p>以珠江三角洲电子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考察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产业集群在生产系统、劳动力市场、融资体系、创新系统以及商务模式5个方面的特征,指出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企业在社会资本基础上发展呈灵活化外包的生产组织模式,但整个集群的劳动力市场、融资体系和创新系统都表现出福特式的封闭内向化特征,是典型的福特-后福特二元生产系统。建立创新行为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R&D投入、CEO背景、员工流动率以及城市化经济对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并有效区分了这些因素在不同创新类型(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创新活动仍然保持福特式的内部化特征,大中型企业和R&D投入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城市化集聚经济反而对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产生负效应,地方化集聚经济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产品创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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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 [J].
本文分析了本地内部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 (FDI)在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 ,发现 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 ,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提高 FDI的外溢效应水平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有负面作用。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 ,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本文的分析证实 ,80年代我国经历的原材料紧缺情况已经大为缓解 ,但 FDI在我国工业部门投资的产业结构存在偏轻化的格局 ,这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我国国内企业使用的工业资源。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影响 FDI外溢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地的技术水平对 FDI的正向外溢效应存在负面作用 ,技术水平提高速度越快 ,FDI正向外溢效应的增加越慢 ,这说明存在收敛效应。
Further quantization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
本文分析了本地内部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 (FDI)在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 ,发现 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 ,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提高 FDI的外溢效应水平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有负面作用。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 ,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本文的分析证实 ,80年代我国经历的原材料紧缺情况已经大为缓解 ,但 FDI在我国工业部门投资的产业结构存在偏轻化的格局 ,这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我国国内企业使用的工业资源。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影响 FDI外溢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地的技术水平对 FDI的正向外溢效应存在负面作用 ,技术水平提高速度越快 ,FDI正向外溢效应的增加越慢 ,这说明存在收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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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跨国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复杂性研究 [J].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GIS、Pajek、Matlab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构建世界跨国投资网络，考察2001～2012年世界跨国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复杂性的时序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世界跨国投资网络整体遵循“核心一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变化和重组，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互联演变，形成资本从西欧、北美、东亚向北欧、南美、西亚、东南亚流动的格局；②世界投资网络具有显著小世界性质和无标度特征，无标度特征伴随时间的推移趋于弱化；③投资活动活跃的国家，对跨国投资网络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但对强化投资的可达性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受市场等潜在因素的影响；④跨国投资结构的复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中枢型投资地、区域型投资地、一般型投资地、孤立型投资地，不同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
Network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global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GIS、Pajek、Matlab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构建世界跨国投资网络，考察2001～2012年世界跨国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复杂性的时序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世界跨国投资网络整体遵循“核心一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变化和重组，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互联演变，形成资本从西欧、北美、东亚向北欧、南美、西亚、东南亚流动的格局；②世界投资网络具有显著小世界性质和无标度特征，无标度特征伴随时间的推移趋于弱化；③投资活动活跃的国家，对跨国投资网络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但对强化投资的可达性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受市场等潜在因素的影响；④跨国投资结构的复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中枢型投资地、区域型投资地、一般型投资地、孤立型投资地，不同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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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J].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Evol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 China: DEA analysis perspective .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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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J].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2)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3)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4)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5)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Innovationnetwork 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 study of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2)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3)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4)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5)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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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adoptions by local firms on technology spillover [J].https://doi.org/10.1016/j.econmod.2015.07.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n technology spillover61If technology gap is large, local firm may not adopt it61Analyze the effect of LCR on technology transfer61LCR may fail to enhance technology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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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roles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istance play i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ductivity growth nexus [J].https://doi.org/10.1080/00036846.2011.6137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further examin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develops the national productivity of host countrie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FDI is an effective channel of technological transfer across borders and whether that technology transfer is bi-directional: from an investing country to a host country and vice versa. In particular, an analysis is provided of whether FDI helps channel more resources towards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hence augments economic growth indirectly through augmenting the host country's absorptive capacity. Also, the analysis uses a novel approach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physical distances can act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amongst countries, by embedding a measur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to two specif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Empirical results obtained all lend strong support to these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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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ed spillovers and knowledge flows: How does proximity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plants? [J].https://doi.org/10.1111/j.1944-8287.2011.0111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y means of a unique longitudinal database with information on all industrial plants and employees in the Swedish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geographic proximity influences the impact of spillovers and knowledge flows on the growth in productivity of plant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spillovers, it shows that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ontributes mainly to the performance of plants within a short distance an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s more influential farther awa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etup, proximity increases the need to be located near different, but related, industries, whereas increased distance implies a greater effect of intraindustry spillovers. The analyses also demonstrate that knowledge flows via the mobility of skilled labor are primarily a subregional phenomenon. Only inflows of skill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existing knowledge base of plants and come from fewer than 50 kilometers aw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plants. Concerning outflows of skil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less harmful for a dispatching plant if a former employee remains within the local economy rather than leaves it for a job in another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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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研发投资与中国发展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创新自主发展基础的面板联立方程分析 [J].
利用中国各省市2009~2012 年的面板联立数据,研究了跨国研发投资与中国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水平,跨国研发投资对中国的创新自主促进效应较为明显;凭借当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还将在国际研发分工调整过程中,实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目的。但与跨国研发投资的总体影响不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等分组省市与跨国研发投资的关系差异明显。其中,以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只有东部分组省区达到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建网的区位据点条件,中西部分组省区则受薄弱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制约,不能通过与跨国研发投资的良性互动,达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加快创新自主发展的目的。这表明在一国内部,跨国研发投资的实际影响,也将随着投资地自主创新发展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要实现对跨国研发投资影响的辩证认识,就必须结合考虑东道国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
Transnational R&D investment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The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analysis based 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of China .
利用中国各省市2009~2012 年的面板联立数据,研究了跨国研发投资与中国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水平,跨国研发投资对中国的创新自主促进效应较为明显;凭借当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还将在国际研发分工调整过程中,实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目的。但与跨国研发投资的总体影响不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等分组省市与跨国研发投资的关系差异明显。其中,以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只有东部分组省区达到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建网的区位据点条件,中西部分组省区则受薄弱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制约,不能通过与跨国研发投资的良性互动,达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加快创新自主发展的目的。这表明在一国内部,跨国研发投资的实际影响,也将随着投资地自主创新发展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要实现对跨国研发投资影响的辩证认识,就必须结合考虑东道国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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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geography, and spatial diffusion [J].https://doi.org/10.1016/j.iref.2016.02.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eographic exten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associated spatial diffusion. By adopting a spatiotemporal autoregressive panel model as the platform of our study, the complex impact resulting from FDI penetration is separated into spati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while accounting for feedback loops among regions. A set of spatially partitioned summary measures is produced to identify and to quantify FDI spillovers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with distinct geographic scopes.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document that the direct impacts of FDI presence to a specific location itself are likely to be negative. Domestic firms mainly benefit from FDI presence in their neighboring regions through knowledge spillovers that have wider geographic scope. Negative market stealing effect nevertheless has no spatial bound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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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J].
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投入的补充和替代作用,并得出了一些理论推断。以世界银行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对这些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一致地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第二,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结果,本文的估测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这些实证发现与本文的理论推断基本相符。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FDI 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China .
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投入的补充和替代作用,并得出了一些理论推断。以世界银行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对这些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一致地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第二,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结果,本文的估测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这些实证发现与本文的理论推断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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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atch-up of latecomers:Cases of Chinese telecom firms[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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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溢出、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3.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是影响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两大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理论分析,以我国22家上市军工企业为样本,采用2009年-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溢出与军工上市企业研发产出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67,说明技术溢出严重损害了军工企业创新研发动力,政府补贴与军工企业技术研发产出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16,说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但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与军工企业的特性和行业发展规律相吻合。因此,军工企业应该通过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等其他方式来减少创新溢出带来的企业创新动力的损害。
Research on impa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upon milita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li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3.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是影响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两大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理论分析,以我国22家上市军工企业为样本,采用2009年-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溢出与军工上市企业研发产出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67,说明技术溢出严重损害了军工企业创新研发动力,政府补贴与军工企业技术研发产出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16,说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但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与军工企业的特性和行业发展规律相吻合。因此,军工企业应该通过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等其他方式来减少创新溢出带来的企业创新动力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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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EB/OL].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rge, medium,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s(20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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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 [J].
<p>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a name="OLE_LINK1"><span>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span><span>；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span></a></p>
Evol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ransnational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
<p>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a name="OLE_LINK1"><span>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span><span>；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spa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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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 现状、问题与对策——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J].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创新人才短缺、创新资金来源单一、创新环境不完善、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等。分析发现,积极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当地政府支持创新的具体政策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未来创新意愿。
En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2015. Report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创新人才短缺、创新资金来源单一、创新环境不完善、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等。分析发现,积极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当地政府支持创新的具体政策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未来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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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4.08.0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中国2002-2010年各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以国内发达省市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为边界,对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考察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但间接作用不是通过技术创新而是通过技术模仿起作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753.2014.08.0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中国2002-2010年各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以国内发达省市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为边界,对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考察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但间接作用不是通过技术创新而是通过技术模仿起作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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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差距、创新环境与企业自主研发强度 [J].
本文在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中引入同时包含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研发投入的知识生产函数,以探讨后发国家企业自主研发强度的决定机制,并利用1996～2008年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结构数据检验国内外技术差距、技术吸收能力、创新环境和研发能力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研发强度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单独作用不显著,主要通过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研发决策;近年来技术引进效率的相对下降不利于总体研发强度提升却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研发环境因素中企业研发密度对自主研发强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地区经济规模、大企业比重和政府研发投入比重却有一定负面影响。
Technology gap,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independent R&D indensity of enterprises .
本文在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中引入同时包含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研发投入的知识生产函数,以探讨后发国家企业自主研发强度的决定机制,并利用1996～2008年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结构数据检验国内外技术差距、技术吸收能力、创新环境和研发能力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研发强度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单独作用不显著,主要通过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研发决策;近年来技术引进效率的相对下降不利于总体研发强度提升却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研发环境因素中企业研发密度对自主研发强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地区经济规模、大企业比重和政府研发投入比重却有一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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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409.2013.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技术依赖和国际化经验两个情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论分析,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当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都较高时,宜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都较低时,宜选择离岸研发外包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较高、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低时,宜选择跨国技术联盟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较低、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高时,宜选择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of entry mode for high-tech firms’ R & D 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409.2013.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技术依赖和国际化经验两个情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论分析,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当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都较高时,宜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都较低时,宜选择离岸研发外包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较高、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低时,宜选择跨国技术联盟进入模式;当技术依赖程度较低、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高时,宜选择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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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国际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信息技术企业的经验研究 [J].
研发国际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寻求先进技术资源、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以2009~2014年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首次从社会资源视角,检验了企业国有股权和高管政治联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论显示:研发国际化对我国跨国企业的创新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次,高管政治联系这一后天形成的隐性社会资源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相反,企业内含国有股权这一先天携带的显性社会资源则对两者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最后,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制度发达地区的企业,制度落后地区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和创新活动,进而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
Do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 & 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of China .
研发国际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寻求先进技术资源、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以2009~2014年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首次从社会资源视角,检验了企业国有股权和高管政治联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论显示:研发国际化对我国跨国企业的创新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次,高管政治联系这一后天形成的隐性社会资源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相反,企业内含国有股权这一先天携带的显性社会资源则对两者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最后,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制度发达地区的企业,制度落后地区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和创新活动,进而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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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的比较——基于制造业技术升级的视角 [J].
技术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制造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运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三种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企业间合作研发与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入考察本土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后,随着吸收能力的增强,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合作对技术升级的促进效果逐渐增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行业中,三种创新模式对技术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表明,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创新模式是最佳战略选择,同时需要增强企业在合作中对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能力。
The comparison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independent R & D and cooperative R & D .
技术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制造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运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三种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企业间合作研发与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入考察本土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后,随着吸收能力的增强,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合作对技术升级的促进效果逐渐增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行业中,三种创新模式对技术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表明,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创新模式是最佳战略选择,同时需要增强企业在合作中对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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