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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5 , Vol. 35 >Issue 1: 1 - 10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5.01.1

Orginal Article

Academic Though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V 2014)

  • FAN Jie ,
  • WANG Ya-fei ,
  • TANG Qing ,
  • ZHOU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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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11-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12-10

  Online published: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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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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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nnovative work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s of China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oriented to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arrying body: the natural foundation (which consists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logy and disasters) with the carrying object: the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activities, and presents the academic thought that the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s an overload early-warning according to the cap of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r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rational scales or other key thresholds, and also presents a process early-warning in terms of the changes of the natural basic conditions or the tendencies of the impac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early-warning carrying capacit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differential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overall technical process of early-warning of marine and terrestri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Land resources stress index, water resources use intensity index, environmental stress strength index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change range index are chosen as basic indicators to conduct an overall regional evaluation, and different specific indicators, such as the pollution level of dust-haze,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arable land, equilibrium index of grass and livestock and the varia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chosen to conduct the specific evaluation respectively for the urbanized areas,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pastoral and semi-pastoral areas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and then the key thresholds of these indicators are determined to conduct classifying evalua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all the evaluations and puts forward an evaluation method which shows the differentials in terms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and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nsistent expression, and then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evaluation using two indexe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essure to reflect auxiliary the early-warning state of Chin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ies, 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trictive measur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mechanisms.

Key word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monitoring; early-warning;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 MFOZ )

Cite this article

FAN Jie , WANG Ya-fei , TANG Qing , ZHOU Kan . Academic Though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V 2014)[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 35(1) : 1 -10 . DOI: 10.13249/j.cnki.sgs.2015.01.1

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和制度是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系列部署[1,2],因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变化的监测预警应当成为未来检测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和制度实施成效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今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调整的重要依据[3,4]。中国正处在转变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增长方式的发展时期,强化约束性、限制性的自上而下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紧迫的现实需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无疑是一个有效合理的途径。自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首次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成功运用于重大规划决策之后,在决策层和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5,6]。从“十二五”规划开始,科学认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渐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区域战略和政策、研制发展和布局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可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对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7,8]。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提出要系统解决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其解决方案与地理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和主攻方向高度一致,其研究工作包括对资源环境发展态势的科学观测、监测、评估、预测和政策建议等[9-13]。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是对自然基础条件变化过程的认知和掌握,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重要环节[14,15]。傅伯杰院士在中国地理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的大会主题报告《走向世界的中国地理学》中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过程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中国地理科学未来发展的9个战略方向之一。可以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也是“未来地球”计划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应用基础研究方向,是解决地球系统科学中自然圈层与人文圈层相互作用机理和过程的重要科学选题,具有显著的学科价值。
按照科研项目计划和国家任务要求①(① 2014年4月10日,根据中办、国办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分解,国家发改委部署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目标是“研究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内涵,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开展以县为基本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试评价,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提出预警,并作为研究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的基础,深化对监测预警机制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将该研究作为重大突破项目立项,组织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共同完成,樊杰研究员担任首席科学家。),2014年作为开展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第一年,重点针对承载能力预警探讨学术思路和技术方法,同时在指标体系选择、技术流程设计等方面,以数据可获得性为出发点。同时,把笔者团队的主体功能区研究成果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评估及相关探讨提供了功能匹配的分类标准和基础平台,也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和参考依据。

1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学术思路

1.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

“资源环境”实质是指社会经济发展依托的自然基础,“承载能力”通常是指一个承载体对承载对象的支撑能力,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指作为承载体的自然基础对作为承载对象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支持能力。这里,自然基础包括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所有自然条件,如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中的“资源环境”只是综合自然条件的代名词[16]。
科学认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必须从自然基础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认识。着眼于自然基础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表达为,在承载不断变化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时,资源环境系统进入不可持续过程时的阈值或阈值区间,即资源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上限约束作用,对相同规模和类型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不同的自然结构、自然功能,其约束上限的阈值或阈值区间是不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同自然结构和自然功能有着紧密的关系。着眼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表达为,在维系自然基础可持续过程的同时,能够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或人口规模[17,18]。显然,在同样的自然基础条件下,不同的开发功能、不同的利用效率,其可承载的经济规模或人口规模是不同的,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同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19]。

1.2 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探索

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资源可划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20]。一般而言,不可再生资源供给总量在满足不断增长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需求时,是不断减少的,无节制地开发将加快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使未来资源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出现短缺而影响人类正常发展,因代际不公平而出现不可持续发展过程（图1a）,拐点（A1）出现时的不可再生资源供给能力就是具有预警价值的重要阈值。可再生资源供给总量取决于资源恢复能力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图1b）,显然,如果消费需求大于再生能力,意味着消费将动用可再生资源的基数,可再生资源也同样表现为同不可再生资源一样的减少过程,进入不可持续状态。因此,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一旦出现消费需求大于再生能力时,即拐点（A1′）也同样具有预警价值。
Fig.1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 classes

图1 资源类承载能力状况

理论上,无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各类环境都有一个可接纳污染物的合理容量,无论污染物属性、环境自净能力、累积效应等污染过程如何复杂,其结果均表现为环境质量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污染物排放不断占有环境容量、有可能逼近甚至超越环境合理容量,区域发展进入不可持续过程（图2）[21]。而且,在合理环境容量范围内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阈值（即拐点B2）,一旦污染排放超越该阈值,其随后将路径依赖而演变为超越容量上限的过程,或环境治理成本出现增长拐点。因此,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环境管理,应根据环境剩余容量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调控,而且预警的不应只是合理容量超越与否、而应同时超前给出临界预警。在环境容量没有具体给出之前,按照环境质量标准或环境质量变化状态进行管理就不失为一种有效、且科学合理的方式。
Fig.2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classes

图2 环境类承载能力状况

生态系统的属性决定着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中必须关注其内部性和外部性2个方面,内部性关注的重点是维系生态系统自身稳定性所需要保障的最小生态用水、最小生态空间等;外部性则更多关注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其对人居环境感知的生态质量变化的影响。因此,自然生态类的预警涉及数量和质量2个方面,具有复合特征。与数量相关的生态承载能力预警可比照资源类的评价,而与质量相关的生态类承载能力预警评估可参照环境类的方法[22-24]。而且,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可恢复能力,在生态占用超出最小阈值、生态服务功能严重受损之后,生态系统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完全恢复,但在受损达到一定程度后生态系统的恶化将呈现不可逆态势（即拐点C3）,这也是预警须关注的重要阈值和过程（图3）。
Fig.3 Carrying capacity of ecological classes

图3 生态类承载能力状况

灾害往往发生时间短、但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改变往往比较显著,对承载能力改变的程度与受灾程度密切相关。灾害在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中大体可分为可预测和不可预测2种类型,其对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方法选择和关键参数提取影响很大。针对可预测灾害,通常采用整治和避让的措施,整治意味着提高了区域承载能力,避让则意味着降低了承载能力。无法预测的灾害则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通常将风险评估引入技术流程中,提高预警的精准程度（图4）。
Fig.4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ural disaster classes

图4 灾害类承载能力状况

如果将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表达为承载对象压力,随着承载对象压力不断增加,资源环境——即承载体的损耗将不断增加,资源环境供给能力随之下降,承载体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图5）。在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和资源环境供给能力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承载对象压力曲线与承载体脆弱性曲线形成有3个重要的阈值节点（或阈值区间）,即点A、B、C,分别为临界超载、超载、不可逆。这里,临界超载是指可能发生惯性逼近超载的状态,或治理与调控的成本激增的拐点。超载是指承载体难以满足承载对象压力增长需要、或承载体将出现恶化的状态。不可逆则是指采取任何干扰措施无法恢复承载体的原有状态。因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既要对阈值进行研究并对相应状态进行预警,同时也要对阈值之间的变化过程（如AB、BC段）进行诊断并对相应状态进行预警。也就是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以可持续性调控为功能定位,既可以通过确定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的方式进行超载状态的预警,也可通过自然基础条件的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的变化态势进行可持续性的预警。
Fig.5 The connotation and proc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图5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过程及内涵

1.3 承载能力预警的思路归纳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学术思路可归纳为：以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按照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可持续性预警2个维度,采用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互动融合、静态分析和过程测度相互支撑、短板效应与集成作用互为佐证、流动资源分配与总量控制相互协调的方式,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预警评估。同时,把反映资源环境承载状态一般规律的评价作为基础,进行地域全覆盖的评价;把反映不同功能区特征的评价作为专项评价和关键阈值确定的依据,进行分类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具有差别化的评价方法、但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最后,通过自然基础条件和人类生产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解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原因,并提出优化资源环境配置、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完善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1.4 预警研究的特点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短期内有助于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这就使其具有较强正向作用的特点。采用各时段的最高值意味着从严管理,有利于资源环境管理和保护,而作为约束条件,精细管理对预警研究的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冲突剧烈、发展需求旺盛、资源环境有限时,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环境就需要更加精准的预警结果。此外,承载能力预警还具有应用导向的特点。由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显著的作用是“短板效应”,即制约区域发展的某个关键要素可能直接决定整体承载能力的强弱,识别短板便可揭示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症结所在。消除短板后的理想状态是发展瓶颈得以突破,但也存在原有短板解决后新的短板效应立即突显的可能,而使综合治理成本进一步提高。因此,明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部结构也具有丰富的政策意义。

2 预警指标体系的选择

2.1 指标体系选取原则

指标体系选取原则除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之外,还应兼顾以下原则：① 立足功能定位、兼顾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确立差异化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系统演变阶段的基本特征,修订和完善关键参数。② 服从总量约束、满足红线要求。针对流域、城市群等完整的地域功能单元,指标体系的选取须以水土资源、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为前提,并满足生态、水资源等各类部门红线要求。③ 注重区域统筹,突出过程调控。根据预警单元的发展状态对其他相关区域的影响效应,综合考察资源环境质量、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等历史变化特征值,调整指标体系和预警参数。
由上述原则可归纳出某个区域预警评估研究的基本范式,表示为由发生学原理和政策指引为基本出发点、与时间有关的函数：
F = f ( v 1 , v 2 ) = f 1 ( v 1 , v 2 ) ⋃ f 2 ( v 1 , v 2 ) ⋃ f 3 ( v 1 , v 2 ) ⋃ f 4 ( v 1 , v 2 ) f ( t ) = f 1 ' ( t ) ⋃ f 2 ' ( t ) ⋃ f 3 ' ( t ) （1）
式中,F表示某个区域预警的基本范式,v1、v2分别代表发生学原理和政策指引2个维度,f1、f2、f3、f4分别代表区域内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状况、区域依赖状况、海陆间相互影响状况和总量需求约束状况的函数; f 1 ' 、 f 2 ' 、 f 3 ' 分别表示承载体、承载对象和承载强度随时间的变化函数。其中,承载强度定义为单位承载体所支撑的承载对象的规模。

2.2 指标体系及用途

本文构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包括陆域和海域2个系列,其中陆域指标体系由基础评价指标、专项评价指标、过程评价指标、“一票否决”预警指标和部门红线管控指标等5类指标构成;海域指标体系由海域空间资源承载状况、海洋生物资源承载状况和海洋环境承载状况等3类指标构成（表1）。
Table 1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表1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构成 具体指标
陆 域 基础评价指标 资源类 土地资源压力指数、水资源利用强度
环境类 环境胁迫程度
生态类 植被盖度指数变动度
专项评价指标 城市化地区 灰霾污染程度
农牧地区 耕地面积变化幅度、草畜平衡指数
生态地区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植被盖度指数变动度
过程评价指标 资源环境综合效益 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压力
待补指标 “一票否决”预警指标 自然保护区扰动程度、风景名胜区水质恶化程度等
部门红线管控指标 生态红线、水红线、环境红线、土地红线等侵占程度
海 域 海域空间资源承载状况 岸线开发强度、海域开发强度
海洋生物资源承载状况 近海捕捞强度、近海养殖强度
海洋环境承载状况 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海洋生态灾害和环境风险状况、典型海洋生境状况
2.2.1 陆域
1） 基础评价指标。基础评价指标包括资源、环境、生态3类指标,用于对全国县级单元全覆盖的评价,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基础。资源类指标由水资源、土地资源构成。其中,水资源评价指标选取水资源利用强度,反映地表水和地下水综合开发利用的程度。土地资源评价指标选取土地资源压力指数,测度现状建设用地同建设用地潜力之间的比例关系。环境类指标选取环境胁迫程度,反映现状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实现相应环境质量标准的程度。生态类指标选取植被盖度指数变动度,测度过去10 a年间植被覆盖程度的变化趋势。此外,由于尚未选得适合的指标项以及数据获取的局限性,灾害类指标未纳入2014版基础评价的指标体系。
2） 专项评价指标。专项评价指标是对全国不同主体功能区类型设计的针对性评价指标,反映不同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特殊性问题。城市化地区选择灰霾污染程度作为评价指标,即近年来受全国普遍关注的PM2.5浓度;农产品主产区选择10 a来耕地增减幅度作为评价指标,反映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程度的变化趋势;牧区半牧区选择草畜平衡指数作为评价指标,用以评判草地放牧“是否超载”、“超载程度有多大” 的标准[25];在生态地区,则选取10 a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评价指标①。(①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指标引用“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调查评估报告（送审稿）》,2014.”)
3） 过程评价指标。过程评价指标用于对10 a来中国工业领域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污染程度变化的评估,辅助反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环境综合效益指标由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2项内容构成。其中,资源利用效率表达为单位工业产值用地、用水、用电量的变化情况,环境污染压力表达为单位工业产值废水、废气排放量的变化情况。
此外,陆域评价的待补指标还包括对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禁止开发区的扰动程度而提取的“一票否决”预警指标,以及有关部门划定的红线管控指标。
2.2.2 海域
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包括3类指标：① 海域空间资源承载状况,由岸线开发强度和海域开发强度2项指标构成,前者指人工岸线长度占区域岸线总长度的比例,后者指各种海域使用类型的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比例;② 海洋生物资源承载状况,由近海捕捞强度和近海养殖强度2项指标构成,前者指现状捕捞量与“十五”时期捕捞量平均值之比,后者指现状养殖量与“十五”时期养殖量平均值之比;③ 海洋环境承载状况,由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海洋生态灾害和环境风险状况指标构成,前者反映海水水质状况与管理目标相比的符合程度,后者反映海洋生态灾害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用赤潮、溢油、危化品泄露的频次与多年平均值之比表示②。(② 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引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3年度试评估报告》”。)

3 技术流程设计

遵循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学术思路,基于陆域、海域2个系列的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了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总体技术路线,如图6所示。在本次评价过程中,按照海陆统筹的要求,还将海域的海岸线开发强度评价结果同陆域土地资源压力在沿海区县进行了集成。未来将进一步关注海洋环境对陆域污染物的溯源研究及其综合评价,为建立海洋环境倒逼陆域环境管理机制提供依据。
Fig.6 The overall technical flowchart of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图6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总体技术路线

3.1 陆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陆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分以下4个步骤：
1） 县级单元全覆盖的基础评价。采用基础评价指标,对全国陆域县级单元进行逐项评价,为针对功能区类型超载阈值选择、主体功能区域评价、以及综合评价提供基础和依据。其中,土地资源压力评价首先确定不同地域单元粮食安全底线、生态安全最小空间和不可利用的土地作为不可占用空间,然后对剩余土地进行适宜建设用地条件评价,得到适宜建设用地并与现状建设用地进行比较,确定超载类型。水资源承载状态以分水方案为各地可利用水资源的依据,确定差异化的生态用水量,分别从地表水和地下水利用强度进行评价,集成后确定超载类型。环境胁迫程度评价主要通过大气和水环境对典型污染物的容纳能力来反映,集成大气和水环境容量承载指数后确定超载类型。
2） 主体功能区类型的专项评价。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参考农业区划、城市规划等成果,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进一步细分,形成了8种功能细化类型。其中,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域为城市化地区,按照城市功能划分为综合性大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工矿城市、旅游城市、一般城市。限制开发区域分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两类,其中,农业地区再细分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牧区半牧区;生态地区细分为生态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
专项评价仅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牧区半牧区、生态地区选取特征指标进行专项评价。基础评价、专项评价、过程评价均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功能细化的具体方案（图7）,确定不同功能类型的超载、临界超载阈值,并集成形成单项指标的监测预警评价结果。
Fig.7 Specification of functions and selection of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to different evaluations

图7 功能细化方案及各类评价对应的功能类型选择

3） 预警分类与集成评价。从空间分布、要素构成、时序变化等方面,分项归纳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3种类型的预警特征;以基础评价为主要依据,结合专项评价结果,参考过程评价结论,运用等权重方式进行等级组合,形成陆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集成评价方案。其中,超载区县包括基础评价中任意两个指标超载或者3个指标均超载的区县,或基础评价中一个指标超载且任何一个专项指标超载的区县;临界超载区县是指基础评价中任意一个指标超载、且专项评价中属于临界超载或不超载的区县;不超载区县是指基础评价中任意一个指标均未超载的区县。集成评价的详细技术流程如图8所示。
Fig.8 Research flowchart of integrated evaluation

图8 集成评价技术流程

4） 超载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对不同类型超载区域,按照分类预警和综合预警评价结果,从自然本底条件、人类开发利用过程和现状、以及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解析造成超载的主要原因,提出引导资源、环境、生态优化配置与合理布局的目标任务,提出人口、产业、城镇化、区域发展、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调整完善的政策建议,为国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制定限制性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下一步主体功能定位及区划的完善和调整提供参考意见。

3.2 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以沿海县级单元为评价对象,依据管理目标与标准为衡量基准值或以多年平均值为标准值,对每个单项指标逐一进行评价,划分为“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3种类型。然后进行集成评价获得综合得分,确定I -V这5个等级,形成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预警评价结果。进一步地,按照总体技术流程图,归纳预警类型和特征,解析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成因,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4 结论与讨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是指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情况的监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超载状态的预警。监测和预警应该是在统一的顶层设计与统筹的工作部署下开展的上下游工作。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是对自然基础条件变化过程的认知和掌握。由于自然基础条件复杂、构成因素多样,有效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工作,应该以服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为指向,在指标选取、监测布点、精度标准、监测频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预警要求。同时,未来作为政策依据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如灾害类指标、“一票否决”预警指标、部门红线管控指标等也需纳入总体评价过程,且对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基础理论与基础科学性工作还有待完善,如环境容量如何界定、不同区域合理的开发强度如何测算、不同空间尺度流动资源和环境要素如何合理分配到特定的地域单元、海域污染物如何进行陆域溯源等等。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内涵和可持续性调控为出发点选取的预警指标体系具有其合理性,但部分指标测度的科学性与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仍需要进一步检验与调整。评价过程中关键步骤和集成方法的选择,都需要有清晰化、差异化的政策内涵,能够作为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调控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的重要依据和政策手段。
致 谢：参加本项目研究的人员还有张文忠、李丽娟、徐勇、陈田、王传胜、李九一、余建辉等,文章中的成果也有他们的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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