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从多维角度综合评价公共健康水平，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门槛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PECM）系统研究环境规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能够改善公共健康，同时应注重环境规制的适度性以有效发挥其公共健康改善效应。②沿海省份环境规制的公共健康改善效应比内陆省份更为明显，而相较于低煤炭消费占比的省份，高煤炭消费占比省份环境规制的公共健康改善效应未出现明显增强。③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在环境规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④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环境规制的公共健康改善效应逐渐减弱，而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影响下，环境规制的公共健康改善效应逐渐增强。⑤PECM结果证实环境规制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具有公共健康改善作用。本研究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和“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参考。

从多个维度感知街道活力并探究建成环境与多维街道活力之间的关系，是提升街道活力的基础。以深圳市福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热力图数据、大众点评数据、POI数据，从社会、经济、文化3个维度测度街道活力，结合XGBoost和SHAP分析多维街道活力与建成环境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①不同维度的街道活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经济活力整体空间分布呈现多中心点状空间结构，文化活力则呈现多中心片状结构，社会活力与经济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小，经济活力与文化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大；②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多维街道活力，其中，功能密度、最近商圈距离、最近地铁站点距离、建筑密度4个建成环境指标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重要性程度更高，且累积解释力度均达到了60%；③建成环境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明显，且对不同维度街道活力的影响共性与差异并存。多维街道活力与功能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公交站点密度整体上均呈现正相关趋势，与最近地铁站点距离整体上均呈现负相关趋势；高功能混合度、高绿视率与文化活力存在正相关趋势，而与社会和经济活力存在负相关趋势。研究结果可为提升街道活力、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本文在城市尺度下，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技术创业的时空格局。同时，应用面板数据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以探讨数字技术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自2008年以来，中国数字技术创业持续蓬勃发展，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强西弱、中部崛起”和“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创业不断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②中国数字技术创业的区域重心自东北向西南移动。③数字用户规模、风险投资、政府科技支持强度、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知识厚度、市场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技术创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且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创业对各影响因素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并且存在着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提升经济韧性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1999—2018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从网络稳健性对中国297个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面板回归探究城市技术网络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机理，以期从技术网络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提供新视角。结果表明：①不论是随机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还是定向移除技术节点状态下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结构的稳健性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2008年之后增长显著，北京和上海一直是中国技术网络结构稳健性较高城市，深圳、广州、苏州、南京、武汉等几个区域中心城市增长较快，中国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区域差异明显。②完全随机移除和完全定向移除节点的城市技术网络的稳健性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技术结构的相关多元化对经济韧性有促进作用。③不同定向和随机移除占比的回归分析显示，随着定向移除比例的增加，城市技术网络稳健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回归系数增大，即影响程度增强。

以中国15个城市群多年份数据为样本，在测度并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和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并剖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15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整体呈微弱的单中心化趋势。②研究期内各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高于内陆地区城市群。③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说明当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有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④效应模型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影响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到间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高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中等级和低等级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更有利于其经济韧性提升；多中心结构在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较高时对于其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城市群建设是推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优化城市群网络结构能提升城市群韧性，促进城市融合。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测度中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和鲁棒性特征。结果发现：①三大城市群的基本规模和复杂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间联系强势。② 三大城市群的连接鲁棒性表现较差，恶意攻击前20%城市会导致连接鲁棒性骤降到0.2，而恢复鲁棒性降低至0.5，则需要随机攻击破坏城市群80%或恶意攻击破坏城市群50%的城市节点。③网络密度与鲁棒性正相关，中心性特征值在随机攻击时与鲁棒性正相关，恶意攻击时负相关。④构建倒“U”型城市群层级结构能有效增强鲁棒性。

以福建平潭国际旅游岛北港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海岛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演化路径，为探索海岛乡村空间可持续演化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北港村空间演化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参与及其相互竞争与协商推进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异质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②北港村行动者网络转换过程中异质行动者的加入使得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出现再转译和角色转变，关键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也发生了转换和更替；③由于内源力与外源力的交错，北港村空间演化路径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推动”向“上下互动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反映了异质行动者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调适。

本文从粮食生产的生态视角出发，在构建绿色粮食生产效率和传统粮食生产效率偏差率模型的基础上，分析2000—2019年吉林省县域粮食生产效率偏差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影响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吉林省传统粮食生产效率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综合水平的变化趋势均为“U”型，但传统粮食生产效率整体上更优；二者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中西部稳定高值，中、东部剧烈波动，边缘区轻微波动的特征。②吉林省东、中、西部地区粮食生产效率均为负向偏差，前期效率偏差加重，后期略有缓和。空间上，2类粮食生产效率高且稳定的地区，偏差程度相对更轻。③要素投入水平、社会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但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吉林省东部地区应重点关注要素投入水平对效率偏差的影响，中部地区需综合考虑3类要素的复杂强影响；西部地区应统筹考虑3类要素的均衡弱影响，为更好平衡粮食增产和绿色发展，应在分区管控的基础上，探索并落实切实可行的农户绿色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和科技支持。

以家的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探究经营型移民生计空间家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营型移民家的营造实践表明了工作空间与家的共存性，具体来说：①稳定的经营场所是经营型移民营造家的核心，给予他们本体安全感和归属感。②商业空间家庭化的实践是建构“生计之家”的关键，自主创业与家庭式经营的管理方式，经营型移民可以灵活掌控事业与家庭，融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③“生计之家”具有社会性，移民通过商业活动，建立本地的业缘关系网络，强化原有的亲缘、地缘网络。丰富了家的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家的多元功能和多重尺度的认识，构建“生计之家”的理论框架，贡献了地理学视角下经营型移民的理解。

本文选取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集中化指数以及资源优势度等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工业遗产资源与旅游利用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主要以重工业类为主，轻工业类较少，各省间类型分布差异化明显；东北地区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呈聚集分布，在市域尺度呈现较明显的不均衡结构；东北地区工业遗产资源优势度区别较大，主要有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等分布特征。据此从推动工业遗产资源区域整体均衡发展、加快工业遗产资源向产品转化、推进工业遗产资源产品的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出工业遗产旅游利用方式，为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选取神农架林区为典型案例地，基于游客自我报告的活动细分法对游客类型进行划分，综合运用格网分析、行为链分析等方法分析各类型游客的时空行为特征，并采用K-Means算法对游客的时空行为模式进行聚类。研究结果显示：①神农架游客可划分为自驾、骑行、徒步、观光和摄影、滑雪、登山、越野跑、其他8种主要类型，日内活动时段集中，春夏两季游客多且假期效应显著，登山及徒步类型游客在生态保护区中停留的时间更长；②不同于传统景区游客的高度集中分布，分类视角下游客“分散集中”及“异中心化”的特点十分突出，流动结构呈现出“沿道路生长”和“小区域组团”的特征；③游客的时空行为模式可分为“热点打卡观景游”“丛林穿越深度游”和“休闲度假短线游”3种类型，其中丛林穿越深度游中深入尚未开发的生态保护区的游客轨迹占比高达39.82%，亟需作出策略性应对。

开展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逻辑路径探究是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推动该类村落保护性开发，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积极探索。通过构建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理论框架，明确重构目标定位，剖析重构驱动力、维度，继而解析系统重构逻辑，并以典型村落为例开展重构路径探究。结果表明：①传统村落重构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区位的自然本底条件支撑，民族文化体验的旅游市场需求，追逐利益的企业资本投入，改善民生的地方居民诉求及乡村振兴战略下旅游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与一般乡村重构驱动力相比，需重点关注共性驱动要素在这类特殊地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强化效果；②重构对象包括空间格局、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自然人文环境等多个维度，各维度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③基于系统性重构思维，具体从空间范围、景观特点、生产类型、旅游开发形式、开发主体、利益分配、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展开老洞村重构路径探究，结合物质空间景观特点和保护开发形式将其划分为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构性景观协调区，针对各区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差异，通过重塑生产逻辑与价值导向、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优化市场发展模式、重视生态服务价值赋能生产方式转型，驱动生产关系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共治转变，形成复合社会关系网络，继而引导各区文化生态重构。

以胶州湾洋河口的3种典型湿地类型为研究对象，采样测定土壤无机碳（SIC）、土壤溶解性无机碳（SDIC）含量及土壤理化性质，探究滨海湿地SIC含量分布特征；利用机器学习模型、结构方程模型预测SIC含量，确定了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显示：洋河口湿地SIC和SDIC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含量分别为（0.28~10.9） g/kg和（41.92~163.15） mg/kg，变异系数分别为58.97%和18.94%；SIC和SDIC含量受到湿地类型影响，其中光滩SIC含量最高（3.49 g/kg），碱蓬湿地SDIC含量最高（91.9 mg/kg）；SIC含量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SDIC含量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SIC含量除与土壤容重呈显著负相关外，与其他土壤理化性质都呈显著正相关（P＜0.01），基于相关土壤理化性质构建的RF模型预测SIC含量的性能表现最好[R²=0.73，RMSE（均方根误差）=0.11 g/kg]；土壤pH、含盐量和含水量是影响SIC含量的主要因素，可直接影响其含量。而含盐量也可通过影响土壤pH间接影响SIC含量，土壤容重则主要通过影响土壤孔隙度、含水量间接影响SIC含量。本研究明确了影响SIC含量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规律，为滨海湿地土壤碳循环及碳汇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方法参考，对揭示未来SIC的动态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济南为例，运用衰减模型、增强回归树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网格、街区、片区3种地理单元下蓝绿景观格局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及其分异规律。研究发现：①不同等级的蓝绿景观斑块皆可形成降温效应。随着斑块面积增加，蓝绿景观降温幅度、影响距离均波动增长；②蓝绿景观比例、平均核心区面积对地表温度的影响突出，蔓延度指数、香侬均匀度指数的影响较弱，边缘密度、斑块密度、凝结度指数对本单元及邻近单元的地表温度易呈现相反的作用方向；③不同地理单元下蓝绿景观格局对地表温度的影响特性存在明显差异。随着网格单元尺度增大，蓝绿景观格局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机制趋于复杂，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普遍减弱。街区、片区单元下局部地区蓝绿景观格局对周边地表温度的影响有限，街区单元下绿地景观比例对地表温度的作用较强，片区单元下水域景观格局的影响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