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安置补偿是城市内城改造与扩张过程中涉及拆迁居民利益的核心问题,拆迁安置家庭多个特征因影响补偿方式和受益率。针对补偿方式不同与受益率不同,分别采用二项逻辑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南京市4个安置区的349户拆迁安置居民家庭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对于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城中村拆迁安置居民家庭和夫妻双方职业均为“无业”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实物补偿。②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城中村拆迁安置家庭成为拆迁安置家庭中的最大受益者,7人及以上的大家庭、高学历家庭也是货币补偿中的受益者。但其受益并非是由市场化的结果造成,而是市场作用与计划经济旧有制度的共同使然。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尼双方相互贸易依赖程度,总结中国对尼贸易与投资特征;在回顾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基础上,利用EG指数分析园区产业聚集程度,得出了园区多数产业集聚度较高,并符合尼日利亚鼓励先锋行业要求的结果;通过对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总结目前园区在产业、基础设施、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政府与企业两方面提出园区产业优化与发展的建议。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可以分为S形和J形2大类别,其变化特征、动力学背景及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城市化曲线研究可以分为唯象分析和唯理分析2大途径,唯理研究包括城—乡人口异速生长、城—乡人口替代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和转换3种路径,目前这些方法主要用于S形曲线研究,对J形曲线的探索不够深入。S形曲线是一种奇对称曲线,其模型导数却是一条偶对称曲线,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将城市化的S曲线分为3或4个阶段。发展中城市化过程通常不能有效拟合S形曲线,却表现出J形曲线的特征。但是,J形曲线及其函数的导数曲线均不对称,其动力学根源和阶段划分方法暂时尚不明朗。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曲线研究似乎应该将重点放在J形曲线方面,揭示J形曲线更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动力学。

聚焦“三大地区–九大农区–省域单元”等多种尺度，探究了1987—2017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区域演变特征，并深入解析了居民膳食结构变化的健康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逐渐由“粮菜为主”向“多元化消费”转变，膳食质量普遍提高的同时动物源食品摄入量大幅增加。② 人地关系的差异性驱动多尺度视角下各区域膳食结构向不同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动物源食品消费比例上升最快、西部地区始终是油脂类消费比例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最小；九大农区动物源食品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他类膳食消费各有所异；各省居民膳食结构尚未形成明显的地域空间分异格局。③ 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以及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与动物源食品、油脂类消费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与粮食消费量呈显著负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科学制定中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平衡对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基于1980—2014年深圳市人口流动普查微观大数据，提取迁入深圳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个体粒度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人才迁入格局的时空演化，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影响近10 a人才迁移的多维驱动因素及人才政策调控机理，为完善区域人才政策提供决策支持。结果发现：① 深圳市迁入高学历人才数量快速增长，群体年轻化、未婚化特点显著，城乡户籍结构差异持续缩小，省内邻近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高值?高值集聚区域；② 个体家庭情况、地理距离阻碍、城市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迁移过程，来自人口数量少、人均GDP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学历人才具有更强烈的迁入意愿；③ 政策驱动力如深圳市2008—2012年实施的连续性审核制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人才迁入，不同阶段的人才政策对于不同属性人才群体的迁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基于Web of Science(WOS)和CNKI数据库中以撂荒地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撂荒地研究学科、作者、内容、热点、进程进行梳理，进而对撂荒地成因、机制、影响进行分析。了解国内外撂荒地研究历程和研究现状，并总结遏制土地撂荒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期待为中国撂荒地研究提供指引。结果表明：① 国内外学者对撂荒耕地的关注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多研究撂荒地的形成机制，国内学者则侧重揭示耕地撂荒现象。农用地撂荒是国外的研究热点，撂荒政策、模型模拟和遥感技术运用是国内的研究热点。② 国内外撂荒地研究的发展历程有所差别，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③ 撂荒地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成因、机制、影响、举措等方面有共识。建议学者采用地理空间大数据、流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对撂荒地的时空模拟、趋势推演、风险评估等开展研究；探寻不同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背景下撂荒的驱动和演变规律，总结演化过程；提出自然-社会-经济等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内容和成果；并开展村镇级小尺度案例研究，为理论深化和方法创新提供支撑，进而为小尺度区域的撂荒地生态修复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推动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新阶段。采用Citespace1.0软件分析及文献归纳方法,识别了城乡关系研究热点,梳理了城乡关系研究在理论探索、影响因素、测度与评价、空间组织及推进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进行了总结,从理论基础与总体思路、多源数据与方法集成等方面提出了基于要素流动的城乡融合分析框架,指出了城乡融合研究的重点是基于多源数据的城乡关系测度与评价,城乡要素流动的特征、格局与效应,城乡要素融合发展的流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调控策略等。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针对中外学者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上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在基本概念上存在的争议及其原因,归纳了旅游地演化的阶段组成和阶段间拐点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及意义。其次,总结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结合具体案例,研究不同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特征,补充和丰富旅游地生命周期内容体系;二是研究推动旅游地演化的因素和机制,以及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对策。最后根据当前旅游研究的新趋势和未来旅游发展环境的变化,提出未来旅游地生命周期领域研究主要的重点是：不同旅游地在各阶段的发展质量,旅游地的衰退机制与转型对策,旅游业发展的重新定位。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本文选取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基于GEE（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应用PML_V2（2002―2017年）和NDVI（1990―2020年）数据集，利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对黄土高原长时间尺度植被变化影响下的蒸散发分量变化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黄土高原植被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植被变化总体以基本不变（31.2%）和轻微改善（59.4%）趋势为主，空间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小；② 2002―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蒸腾、冠层截留蒸发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土壤蒸发呈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③ NDVI的增加导致了土壤蒸发的降低（P<0.05），增加了植被蒸腾和冠层截留蒸发（P<0.05）。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定量阐释植被生长过程和季节变化对蒸散发分量的影响，对进一步理解植被变化与流域生态水文过程的互馈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云南省沾益自然保护区内典型而宏大的喀斯特中度退化天坑——深陷塘为例，分析了该天坑地下森林的34种木本植物的8个功能性状的变异程度，并从种内和种间水平进一步探究功能性状变异与科类群、生活型、生长型和生态因子的关系及土壤因子对植物性状变异的解释效应。结果表明：天坑地下森林内分布的木本植物具有叶厚度大、比叶面积较小、叶干物质含量较高的特点；灌木植物性状种间变异普遍小于乔木，植物性状变异程度在常绿和落叶间相差不大，大部分叶性状的种内种间变异大于小枝性状；天坑内植物性状的平均种内变异系数达23.45%，相较于其他非喀斯特区域的植被类型，其性状种内变异幅度较低，表明喀斯特天坑区域的植物具有较小的形态可塑性；土壤养分是决定样地尺度上群落性状变异的主导环境因素，但物种系统发育历史及其生活史特性也是该地带性植被功能性状变异的内生动力。综上，表明天坑地下森林的木本植物物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其功能性状及其变异程度受非生物环境因素、系统发育过程、生活史策略等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可为负地形的喀斯特天坑的物种避难所价值提供材料和证据，为提升云南高原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和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科学开展天坑外部区域和地带性植被的生态恢复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将损失最小化并寻求转型发展的能力，是乡村研究的前沿议题。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截至2022年1月28日的国内外乡村韧性(Rural Resilience)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梳理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前沿方向与趋势。研究发现：① 国外乡村韧性研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从基础概念、理论与实证延伸到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从多元视角揭示了不同压力冲击下的乡村韧性。② 国内乡村韧性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局限性，且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布局分散，关联性低。文章指出，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仿真模拟技术，揭示乡村系统演化规律、韧性阈值与短板因素，聚焦多重挑战影响下的乡村韧性能力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以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圈河流域河岸沙丘为研究对象,运用遥感与GIS技术,结合遥感影像、地形图等资料,分析该区1984~2015年河岸沙丘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计算河岸沙丘分维值与稳定性指数。结果表明：该区河岸沙丘主要分布在弯曲型河道东岸,呈WNW-ESE向带状展布,面积15.71 km²。近31 a沙丘面积总体呈减少态势,净减少0.09 km²,其中,较少有人类活动的A区,沙丘面积呈减少趋势,减少幅度为8.21%;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B区,沙丘面积持续增加,尤其近5 a增幅达32%。河岸沙丘分维值虽总体高于内陆沙漠沙丘,但变化不显著,说明河岸沙丘处于相对稳定的发育演化过程中。该研究为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生态环境可续持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定量评价人类出行活动强度（下文简称“人类出行强度”）是进行人类干扰研究的基础，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城市与非城市区域之间的差异，为了提高人类出行强度对环境变量的响应程度，本文针对云南省非城市区域，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和最大熵模型探究环境变量对人类出行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云南省人类出行强度的各环境变量在交互作用下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类型，距居民点距离与地表覆盖类型共同作用下对人类出行强度的解释力达到最大；最大熵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好”的标准（Area Under Curve，AUC=0.855），研究区内的人类出行强度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距居民点距离、地表覆盖类型、距道路距离和坡度是主要的影响变量，累积贡献率超过90%；从整体上看，云南省内的人类出行活动集中于地势平缓、气候温暖、雨量适中且交通便利的居民区附近，实验结果对于揭示人类出行的分异性影响因素有价值，可为云南省的物种保护与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南海诸多岛礁是中国最早发现的领土,南海九条断续线是中国海域疆界线。南海九条断续线的形成与演进,既是重要的海洋地缘政治问题,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权益和岛礁保护与资源管理的重要问题。南海断续国界线形成的历史线索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尚未拓展的领域。地图是国际上确认领土的一种证据,除了用文字进行阐述外,着重利用地图本身特有的功能来反映这条界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条疆界线的形成分为雏形期、形成期、成型期3个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现在南海的中国海上疆界线的时期,为疆界线形成的雏形期;20世纪30年代为南海疆界线的形成期;20世纪40~50年代,为南海海域疆界线的成型期。从以上时期的地图上可以形象地看到这条海上疆界线的 “连续线”和“断续线”2种画法。同时从地图发展上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条疆界线由11条线演变成为现今的9条线。这条海域疆界线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说明了南海9条断续海域疆界线内的岛礁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南海9条断续海域疆界线是中国海上国界线。

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简称CA)是一种基于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空间离散动态模型,其强大的计算功能、固有的平行计算能力、高度动态及空间概念等特征,使它在模拟空间复杂系统的时空动态演变研究具有较强的优势。文章回顾了元胞自动机的发展历程,阐述了CA在地理学中的主要应用领域和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以现实世界地理实体及现代城市扩张特征为视角,分析目前CA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并对其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以下3个方面将是未来CA研究的热点：① 利用不规则元胞及可控邻域的CA模型,对不同规则或不同邻域地理实体的模拟研究;② 采用三维元胞自动机对现代城市扩张进行立体化模拟,以克服二维CA模型的缺陷;③ 将矢量元胞自动机模型应用于地理实体的模拟研究,进一步提高模拟精度。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2 376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台湾地区除外）。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呈带状、组团状分布, 分布不均衡。从全国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组团状分布在东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 而西部相对稀少,呈现西疏东密的空间分布;从南北看, 南方分布数量与密度均大于北方,且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带。影响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地理大环境的影响,物产丰富和人类活动较多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 二是与人类的宜生环境和民族性地域性有关;三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地处边疆,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文化传统不易被破坏。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利用2001~2010年间MODIS NDVI数据、同期气象数据和MODIS土地覆盖分类产品,探讨蒙古高原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及其对气温和降水量的季节响应特征。结果表明,10 a来,蒙古高原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势和呈下降趋势的面积基本持平;春季和夏季植被覆盖度呈下降趋势,而秋季呈上升趋势,降水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在秋季5种植被类型均呈增加趋势,而在春季和夏季不同植被类型的增减趋势因植被类型而异。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强,在国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政策导向背景下,乡村聚落逐渐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转型态势。探索不同类型乡村聚落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扰动,揭示其转型的多元路径是现代乡村地理学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韧性理论为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对于探究乡村地域系统如何抵御和化解内外部扰动,提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在阐述韧性概念、理论基础上,提出从韧性理论视角探讨乡村聚落多功能转型,开展乡村聚落韧性的系统性研究,并从韧性的尺度关联以及相互作用机制分析乡村聚落韧性的测度,围绕韧性视角下乡村聚落的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为乡村发展寻求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治理依据,丰富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