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安置补偿是城市内城改造与扩张过程中涉及拆迁居民利益的核心问题,拆迁安置家庭多个特征因影响补偿方式和受益率。针对补偿方式不同与受益率不同,分别采用二项逻辑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南京市4个安置区的349户拆迁安置居民家庭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对于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城中村拆迁安置居民家庭和夫妻双方职业均为“无业”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实物补偿。②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城中村拆迁安置家庭成为拆迁安置家庭中的最大受益者,7人及以上的大家庭、高学历家庭也是货币补偿中的受益者。但其受益并非是由市场化的结果造成,而是市场作用与计划经济旧有制度的共同使然。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尼双方相互贸易依赖程度,总结中国对尼贸易与投资特征;在回顾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基础上,利用EG指数分析园区产业聚集程度,得出了园区多数产业集聚度较高,并符合尼日利亚鼓励先锋行业要求的结果;通过对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总结目前园区在产业、基础设施、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政府与企业两方面提出园区产业优化与发展的建议。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可以分为S形和J形2大类别,其变化特征、动力学背景及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城市化曲线研究可以分为唯象分析和唯理分析2大途径,唯理研究包括城—乡人口异速生长、城—乡人口替代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和转换3种路径,目前这些方法主要用于S形曲线研究,对J形曲线的探索不够深入。S形曲线是一种奇对称曲线,其模型导数却是一条偶对称曲线,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将城市化的S曲线分为3或4个阶段。发展中城市化过程通常不能有效拟合S形曲线,却表现出J形曲线的特征。但是,J形曲线及其函数的导数曲线均不对称,其动力学根源和阶段划分方法暂时尚不明朗。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曲线研究似乎应该将重点放在J形曲线方面,揭示J形曲线更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动力学。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并带来了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变革。但是,其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小数据的应用角色。但是,传统小数据并没有失去其应用价值,相反,以城市与居民行为活动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必要充分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并探讨适宜的方法论与方法框架,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和居民需求。提出“物质空间与活动空间结合”、“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挖掘结合”的3个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样本空间发展评价+空间差异与联系发现+小样本影响因素探究”、“小样本模型构建+影响因素发现+大样本验证及挖掘”、“微观活动分析+活动空间界定+影响因素探究”3种方法框架,且分析了这些框架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未来的城市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针对中外学者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上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在基本概念上存在的争议及其原因,归纳了旅游地演化的阶段组成和阶段间拐点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及意义。其次,总结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结合具体案例,研究不同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特征,补充和丰富旅游地生命周期内容体系;二是研究推动旅游地演化的因素和机制,以及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对策。最后根据当前旅游研究的新趋势和未来旅游发展环境的变化,提出未来旅游地生命周期领域研究主要的重点是：不同旅游地在各阶段的发展质量,旅游地的衰退机制与转型对策,旅游业发展的重新定位。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在面临新一轮振兴机遇的形势下,人口分布的集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亟待细致梳理。根据中国第四、第五、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洛伦兹曲线、人口密度相对变化率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1990~2010年、176个县域的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0个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从总体分布格局变化特征来看,20 a来人口密度始终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且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T”型人口分布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②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且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占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占地面积大。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人口密度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现象;③从人口密度变化类型来看,1990~2010年,共80个县域属于快速增加和缓慢增加类型,快速降低和缓慢降低类型的县域共96个,其中辽宁省县域人口密度变化“两极化”现象较为明显;④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作用于人口密度变化,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①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②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③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

南海诸多岛礁是中国最早发现的领土,南海九条断续线是中国海域疆界线。南海九条断续线的形成与演进,既是重要的海洋地缘政治问题,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权益和岛礁保护与资源管理的重要问题。南海断续国界线形成的历史线索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尚未拓展的领域。地图是国际上确认领土的一种证据,除了用文字进行阐述外,着重利用地图本身特有的功能来反映这条界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条疆界线的形成分为雏形期、形成期、成型期3个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现在南海的中国海上疆界线的时期,为疆界线形成的雏形期;20世纪30年代为南海疆界线的形成期;20世纪40~50年代,为南海海域疆界线的成型期。从以上时期的地图上可以形象地看到这条海上疆界线的 “连续线”和“断续线”2种画法。同时从地图发展上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条疆界线由11条线演变成为现今的9条线。这条海域疆界线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说明了南海9条断续海域疆界线内的岛礁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南海9条断续海域疆界线是中国海上国界线。

中国是受台风影响较多的国家之一,中东部地区人口、经济密集,台风频繁登陆对农业、人口、房屋与经济构成重大威胁。从台风灾害成灾机理出发,在采用历史灾情数据构建台风灾害损失标准的基础上,对承灾体脆弱性进行评估,综合分析台风在每一个县域单元内的发生可能性,基于承灾体脆弱性和台风发生可能性评估结果,应用风险评估模型,对不同强度等级台风造成的风险进行定量评估。通过对同一强度等级不同承灾体的风险、不同强度等级台风风险进行综合,实现台风灾害风险分区,划分为3类（高、中、低风险）9个大区,并提出防灾减灾策略与建议。

基于多源大数据,构建了整合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运行系统、城市环境系统4个系统的城市体征诊断指数体系。该指数体系分解为底力、动力、压力、活力4个维度,具有4个层次和12个时空间尺度。底力指数表征土地、人口等空间单元基本属性,用以把握区域总体特征;动力指数通过企业发展状况、环境质量等反映了空间单元的发展状态;压力指数用以监测城市系统运行状况,起到风险评判与预警的作用;活力指数以活动和流的时空特征进行活动动态展现,反映空间单元的真实活力。最后以2016年4月6日为例,计算和展示了上海各街道的综合和各维度体征诊断指数,说明了体征诊断指数的可应用性和指数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城市体征诊断指数可以辅助于城市网格化管理、压力预警等治理需求。

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2 376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台湾地区除外）。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呈带状、组团状分布, 分布不均衡。从全国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组团状分布在东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 而西部相对稀少,呈现西疏东密的空间分布;从南北看, 南方分布数量与密度均大于北方,且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带。影响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地理大环境的影响,物产丰富和人类活动较多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 二是与人类的宜生环境和民族性地域性有关;三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地处边疆,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文化传统不易被破坏。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基于GIS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1 063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63.29 %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3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对1982~2013年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以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海洋经济研究的3 441篇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出研究热点、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的知识结构图谱。结果表明：自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成立以来,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主要围绕 “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海洋资源”、“海洋开发”、“滨海旅游”等展开;韩增林、张耀光、郑贵斌、殷克东、李靖宇、徐志斌等是主要的发文作者;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广东海洋大学为发文较多的机构;《海洋开发与管理》是海洋经济相关研究载文量最多的期刊,《经济地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地域研究与开发》、《资源科学》等是主要的载文核心期刊。除了传统的海洋经济研究视角下,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海洋产业结构与布局及优化、海洋产业竞争力、海洋产业集群、现代海洋产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人海关系的脆弱性、滨海旅游等的研究外,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海洋经济相关理论、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研究、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及“一路一带”战略对海洋经济相关研究的新要求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选择现代物流业相对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主城区为典型案例,通过对物流园区实地调研与管理部门的访谈获取论证数据展开案例实证。重庆市主城区的物流园区的案例研究发现：① 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围绕城市中心区外围布局,二是沿交通干线或重要交通设施布局;② 物流园区的自身建设是城市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一方面促进和引导城市建成区的向外扩张,另一方面体现在物流园区通过自身建设和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改变城市的用地结构和内部用地功能。最后分析总结了物流园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4种机制：垄断机制、配套机制、地价机制和聚集机制。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q从2000年的0.787提高到2010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以购物中心为研究对象,选择广州为案例地,采用ArcGIS和SPSS软件进行空间属性表达和统计分析,探讨购物中心时空演变特征及与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广州购物中心数量及规模增长呈现出周期性和跳跃性的特征,购物中心的分布主要集聚于中心城区,其空间分布格局正逐步由集聚中心城区向集聚与扩散并存的方向发展。从购物中心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规模与购物中心数量及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购物中心空间布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购物中心时空演变还受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影响较大,而消费者一站式购物、体验消费趋势也对购物中心空间布局以及经营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探讨了购物中心发展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购物中心发展促进城市商业中心等级体系呈现扁平化,有利于城市多中心商业空间结构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购物中心也影响了城市商业业态结构,提升了商业中心现代化水平。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基于苏南地区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对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市域和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力,初步构建了驱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分布整体较为集聚,苏锡常地区村庄密度较高,宁镇地区呈稀疏化分布,村庄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规模面积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县域单元乡村聚落用地总体较低。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包括政府调控、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发展等,并基于社会发展角度构建了驱动力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性产业转移浪潮,海港加快向第3代甚至第4代转型,发展中国家的海港城市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首选之地。作为国际物流供应链枢纽节点,海港可以通过对物流资源的整合,实现功能提升、产业集聚和空间成长,并推动港-城空间系统演化更新。基于相关研究评述,根据海港及海港城市发展的新特点,提出现代海港城市“港-城空间系统”演化理论,将其分为港城形成初期的港-城共生、港-城空间集聚、港口外迁与城市裂变、港-城双向网络发展4个时序阶段,对各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刻画和解析。其次,从港口对城市产生地域空间效应、港城空间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化、现代物流资源整合与流空间塑造3方面对“港-城空间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最后,通过对中国典型海港城市案例分析加以实证,验证前述“港-城空间系统”演化理论。

以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圈河流域河岸沙丘为研究对象,运用遥感与GIS技术,结合遥感影像、地形图等资料,分析该区1984~2015年河岸沙丘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计算河岸沙丘分维值与稳定性指数。结果表明：该区河岸沙丘主要分布在弯曲型河道东岸,呈WNW-ESE向带状展布,面积15.71 km²。近31 a沙丘面积总体呈减少态势,净减少0.09 km²,其中,较少有人类活动的A区,沙丘面积呈减少趋势,减少幅度为8.21%;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B区,沙丘面积持续增加,尤其近5 a增幅达32%。河岸沙丘分维值虽总体高于内陆沙漠沙丘,但变化不显著,说明河岸沙丘处于相对稳定的发育演化过程中。该研究为图们江下游跨国界地区生态环境可续持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