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从多尺度视角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单元进行界定,构建多尺度旅游资源本体价值评价图谱,深入挖掘不同尺度旅游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海南岛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评估多尺度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结果表明：①从数量特征和空间特征提出了旅游资源本体价值概念模型,并构建了集合体、聚合体和组合区的本体价值评价图谱;②旅游资源集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集合体集中分布在海口和三亚地区,东海岸数量多于西海岸,北部平原区多于南部山区;③ 旅游资源聚合体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优质聚合体以三亚和海口为南、北中心向外辐射,中部地区聚合体密集程度略低,多以单核心点状的形式扩散;④旅游资源组合区评价图谱显示,海南岛组合区分为 4个等级,1级聚类城市旅游资源本体价值高于 4级聚类城市,其开发潜力也越大。

准确理解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内涵意蕴,探究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的机理,是化解空间矛盾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基础。研究表明：①自然形成的空间环境和逐利的人性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市场机制、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机制共同作用于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机理。②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的功能在于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结构、保障生态利益空间再分配、矫正市场机制逐利天性。③布局规范的空间结构、合理分配的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权利是生态利益配置的预设基准。当前,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初次配置存在空间用途竞争凸显、空间资源错配丛生、空间权利不平等的内生张力,以及二次配置界限的失衡隐忧,需为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划定“三线一单”生态承载力的底线边界以及约束政府权力的上限边界,优化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机理的协同机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合理配置生态利益,实现生态利益的全民共享。

选取包括湿地受损指数（Wetland Damage Index,WDI）在内的 16个驱动因子,构建基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均衡发展 4种土地变化情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 2030年多情景湿地模拟,提出未来湿地受损指数（Future Wetland Damage Index,FWDI）,并进行湿地管育分区。结果表明： ①纳入湿地受损指数作为驱动因子的湿地模拟精度得到较好提升,PLUS模型的 FoM值与总体精度分别提高至 0.28、0.89。②2020—2030年,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的面积变化小,体现土地转换限制区域对湿地的保护作用;坑塘湿地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在均衡发展情景下分布更紧凑,体现经济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均衡。③2020—2030年的未来湿地受损指数结果显示湿地扩张和消失主要在连片湿地外围,湿地扩张区的未来湿地受损指数较湿地消失区低,对模拟未来湿地不变的区域有必要进一步挖掘。④未来湿地受损指数为评估未来湿地消失的风险提供具体指标,基于未来湿地受损指数构建湿地管育分区,湿地重建区是未来湿地扩张区域,主要在大湾区西部河塘密布区及沿海地带;湿地保育区是稳定分布且未来湿地受损指数低的区域,分布广泛;湿地控制区是预测湿地消失或预测不变但未来湿地受损指数高的区域,分布在大湾区中部坑塘密集区。在湿地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下,研究结论为湿地精准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地缘经济关系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产业链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印度分别处于东亚产业链和南亚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在产业链分工趋势下,厘清二者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解析中印主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竞合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中印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产业链为化工产业链和装备制造产业链,两国在化工产业链上游合作较少,中游合作最为紧密;在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合作当中,印度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②中印间化工产业链交流以互补性为主导,上游环节的互补性强,中游环节的互补性弱而竞争性强,双方未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合作;③中印间装备制造产业链以竞争性为主导,主要体现在上游,双方在对方的出口市场所占份额较小。本研究推进了产业链的具象化分析,可为中印深化地缘经济合作提供参考。

以中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国家级湘江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调查的租赁住房数据和住房小区空间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本文构建了租赁强度指数用于探究新区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影响空间结构的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特点。研究发现,①租赁强度总体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衰减,同时对产业园区、交通节点、大学城和景观具有明显指向性;②影响租赁强度的因子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园区距离、大学设施、景观公园、房屋品质、租金因素在二环内的影响偏低,距离中心城区越远强度越大。地铁和中学设施则相反,在核心区的影响强度更大,随着距离加大而降低;③租赁强度和因子强度在区位条件上表现出非一致性。这可能反映出异质租户群体在区位成熟度、人居品质和就业通勤三者间的不同权衡。在“租购并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能指导保障性租赁用房建设以及相关公服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为促进大城市新区的租购平衡化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群功能分工研究对于优化城市群城市体系、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功能分工研究多基于城市功能差异的属性视角,缺少从城际功能关系的角度刻画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本文综合运用功能单中心-多中心理论、供应链分工关系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并以中国 19个城市群为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供应链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和“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②“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稀疏且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相对紧密且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紧密且处于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为主。③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单中心模式的“离心型”分工和“向心型”分工之间,单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之间的转变相对较少,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关系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尚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从流动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拓展了以往建立在属性数据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文献,力争为后续基于关系数据开展的功能分工研究奠定新的范式基础。

在对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全文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 2010—2020年中国 284个地级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江浙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部分城市。②由高至低可分为协同发展、趋向协同、协同失调与协同滞后 4种协同发展类型,后 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将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态势进一步从基础、规模、结构维度呈现,各维度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分异性。最后通过对不同协同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城市制定系统协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城市与区域的金融化进程加快,成为地方政府影响产业多样化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2011—2019 年中国24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聚焦城投债和PPP 项目2 种关键的政府融资模式,分析地方政府对产业多样化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①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显著促进了产业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发展,中部地区则对相关多样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②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推动了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PPP 是东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推动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城投债则对西部地区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影响更大。③地方政府融资规模、融资模式、融资支出结构的区域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对产业多样化发展的不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金融工具推动产业发展时,不同地区应充分考虑地方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强化产业非相关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发挥产业多样化的外部性效应。

以边境国道G219为案例,在线型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启发下,构建了由景观资源、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和自驾服务构成的旅游廊道体验系统。运用空间资源可视分析、网络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廊道资源分布特征及旅游流动过程,并分析了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地域差异及影响。结果发现：边境国道G219是典型的线型旅游目的地,具有线路流动性、空间粘滞性、流量集聚性、路径辐射性等特征;节点与流量是表征旅游廊道影响的核心要素,沿边境G219国道自驾游途经的4个省区在旅游资源、地理空间、自驾服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廊道形象是吸引自驾游客移动流量、流程、流速的驱动力,旅游廊道建设应凸显空间性、地方性差异。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