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省份,近年来人口总量显著“缩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少子化严重,同时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移,大部分县域变成人口收缩地区。文章基于“五普”至“七普”数据及湖南省统计年鉴,从“全省-区县-主体功能区”多尺度,系统分析 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变化趋势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总量呈现“先快速增长-顶峰-急剧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空间上人口从县域（乡村）向市辖区（大城市）的单向迁移格局;② 区县层面,从市辖区向外随距离增加人口收缩程度不断加深;2000—2010年区县人口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年后区县人口收缩范围扩广、程度加深,持续收缩型区县24个,新增人口收缩型区县 52个;③ 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流入集聚,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而不断收缩。最后,就省域人口空间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对策。

以中三角地区38个地级市（州）为样本单元,选取2011年和2021年为时间节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数理统计与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三角地区陆路交通与旅游经济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研究发现：①中三角地区交通水平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陆路交通综合水平显著提升,由中部向外围片区呈“三角状”梯度递减;②中三角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持续向好,旅游经济水平省际差距明显,由“单核突出”向“多中心显现”转变;③在陆路综合交通与旅游经济的同步协调性方面,市州规模的协调型远小于失调型,匹配水平较低,省际存在一定发展差异。基于此,研究结果可为交通和旅游供需有效适配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导向。

土地沙漠化问题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护沙区生态平衡、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紧迫任务。本文以科尔沁沙地为研究区,运用 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4期的土地利用和降水量等数据,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进行分析,通过生态需求评估识别生态源地,借助电路理论,结合Linkage Mapper工具箱和Circuitscape软件提取生态廊道、识别夹点区和改善区;最终构建研究区1990—2020年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①1990—2010年生态源地数量、面积呈现出增加趋势,其中源地面积增幅达8.37%,这与林地、草地面积增加有关。2010—2020年源地数量下降,源地面积减少了1.38%,说明研究区近年来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②1990—2010年生态廊道数量从32条增加到120条,2010—2020年生态廊道数量减少了30条,表明生态源地面积的增减显著影响生态流的流动强度;③夹点主要分布在研究区林地和草地集中地区,改善区则分布在未利用土地与城区周围;④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一带、两轴、三中心”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策略,为科尔沁沙地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手段。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鸿沟现象有所缓和;碳排放绩效水平整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产业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且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 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具有高耗能特征的数据中心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这关系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层面制定了“东数西算”战略以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缓解东部的资源环境压力,其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转移规律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中心层面的细粒度数据构建碳核算框架,模拟预测2020—2030年是否实施“东数西算”战略的2类情景下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数量及空间转移规模,并分析了战略节能减排的潜力。结果表明：“东数西算”战略能够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在“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21 131.03万 t,相比未实施战略的情景将减少2 274.16万 tCO₂;东部降低了5 544.67万 tCO₂,其中京津冀枢纽与长三角枢纽地区的碳排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东部向中部转移了1 788.51万 tCO₂,向西部地区转移了1 332.88万 tCO₂,同时减缓了高碳区域的碳排放的增加速率。研究结论对揭示“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数据中心这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转移规模与空间转移格局提供数据支撑。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以家的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探究经营型移民生计空间家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营型移民家的营造实践表明了工作空间与家的共存性,具体来说：① 稳定的经营场所是经营型移民营造家的核心,给予他们本体安全感和归属感。② 商业空间家庭化的实践是建构“生计之家”的关键,自主创业与家庭式经营的管理方式,经营型移民可以灵活掌控事业与家庭,融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③“生计之家”具有社会性,移民通过商业活动,建立本地的业缘关系网络,强化原有的亲缘、地缘网络。丰富了家的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家的多元功能和多重尺度的认识,构建“生计之家”的理论框架,贡献了地理学视角下经营型移民的理解。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