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网络流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生产与生活,也给地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关注流量与地方的耦合关系问题。本文聚焦流量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总结流量影响地方发展的态势,深入分析流量对地方在空间、情感、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构,建构流量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图式,划分了流量与地方强耦合、弱耦合和解耦 3 种类型,并延伸探讨了新的地方性生成与地方治理问题。地理学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流量与地方的互塑互构过程与机理,实现地方理论的创新,并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战略。

由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洪水等极端灾害严重影响着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聚焦于乡村灾害脆弱性,以河南省浚县 418 个村庄或居委会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力 3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了洪灾冲击下的乡村脆弱性。研究显示：① 浚县乡村灾害脆弱性平均值为 0.466（满分为 1）,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灾害暴露度（0.72）和适应力（0.76）较高,敏感度（0.45）相对较低。各乡镇在灾害韧性表现上存在空间差异。② 距离河道较近且地势低洼的地区一般具有更高的暴露度,相较于其他地区更早遭受洪水冲击,并倾向于面对更大的灾害损失。 此时,灾前阶段具备良好的预警机制及预防性措施能够有效通过提高适应力降低乡村灾害脆弱性。③ 洪灾之初,民众由于灾情尚未威胁到人身安全时更倾向于保护个人财产,这体现为各乡镇了解应对措施的比重普遍高于实际听指挥的比重。此时,现场引导工作在遭受灾害冲击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文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降低乡村灾害脆弱性、提升乡村灾害韧性能力的政策建议。

构建和推动高质量人才环流是中国国际人才培养和人才磁石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9 年中国与3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的国际人才流动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国际人才流动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39 个国家之间留学生交流密切,区域组团明显,形成北美亚太组团、南美欧洲组团、北欧波罗的海组团、捷克斯洛伐克组团。中国和美国是国际人才交流的中心,同时中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也是人才流动的门户与枢纽。② 各国家在输出和接收留学生上存在非对称性。中国留学生流出量占总网络的近50%,而OECD 各国输出量相对均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为留学生流入量排名前3,中国以7.17% 的占比居第四。③ 国家的开放程度、教育质量、经济水平对留学生流动的影响均存在发送者效应和接收者效应,地理、语言文化、贸易方面的邻近可促进留学生流动。结构依赖是留学生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其中互惠效应、择优依附效应与传递闭合效应最为显著,对于外生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中国与OECD 国家间的人才联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从个体属性、多维邻近性和结构内生性方面进行优化,促进区域内人才更加扁平化多元化交流发展。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 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 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 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 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 碳储量损失61.77 万t;除EPS 模式碳储量增加5.09 万t,2030 年其他模式与2020 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 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 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 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 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 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 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 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