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凭借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深度嵌入区域发展,成为重塑人地关系的核心力量。在人文地理研究“数字转向”与中西方平台研究分化的背景下,平台经济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亟需系统性理论构建与对话。本文基于平台资本主义与平台城市主义理论,回顾社交媒体、电商与共享3 类行业平台的研究进展,构建“权力-机制-效应”整合性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平台具备经济硬权力、文化软权力与不对称权力,通过价值攫取、算法调控与注意力配置3 大相互嵌套的核心机制,多维度重塑区域。区域获得产业升级、资源配置优化与地方品牌转型等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平台过度扩张引致的负外部性。进而,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制度环境下平台-区域关系差异化路径,揭示出中国中央制度监管与地方政府能动协同可制衡平台权力,使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兼具发展效率与公共价值,形成平台-区域系统深度耦合。中国实践为既有理论提供制度情境修正与补充,未来平台-区域研究应向多样化发展路径整合、动态演化建构及前沿议题批判拓展。

外围区企业在创新资源富集地设立异地研发中心，对于突破“集聚阴影”制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异地研发中心的布局特征、行业关联及其内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从迁出地布局特征看，地市之间异地研发中心拥有量差异显著。石家庄以24.91%的占比大幅领先，成为第一梯队；廊坊、保定、唐山依托区位优势，优先在京津布局异地研发中心，构成第二梯队；邢台、衡水、承德则发展相对滞后，且后期增长缓慢。②从迁入地布局特征看，异地研发中心从初期邻近中心区的局部集聚状态，逐步向创新资源富集的远距离区域延伸，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格局，涵盖创新水平高的特大城市、区域创新型省会城市以及贸易自由度高的沿海城市。③企业异地研发中心布局的驱动因素呈现内外部协同特征：企业层面的资金储备、区位属性与创新合作水平是其布局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城市层面的人才培育、人口密度及数字基础设施对布局发挥助力作用，而营商环境的滞后则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都市圈是城镇化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影响着区域发展。长三角集聚了多个空间相互毗邻、功能高度交织、规划边界交叠的都市圈，相互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形成独特的空间结构，对长三角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等多维指标，综合运用熵值法等加权集成分析，刻画多中心格局下都市圈之间的空间竞合特征。长三角内部都市圈的实际功能联系范围与规划边界之间存在显著偏离，都市圈间的空间竞合并非均质分布，形成了核心协同型、跨省依附型、边缘耦合型和多向嵌入型共4种类型，在空间和功能上呈现多样化结构特征。这种结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城市在多核心牵引下的隶属关系并不一致，部分城市呈现稳定归属，而部分城市则处于双核或多核势能叠加的竞合界面。竞合关系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沿沪宁、沪杭、宁合等主要通道呈带状集聚，并在都市圈交界与省际过渡区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边界模糊性与类型分化特征。

本研究以东北老工业基地34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考察了1990-2023年城市收缩与产业升级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城市收缩呈现“先加剧后缓解”的阶段性特征，产业升级则呈现前期低位徘徊、后期快速跃升的发展特征；②二者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形成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核心的高协调集聚带（辽中南–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而边缘地区长期陷入“低协调陷阱”；③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城市区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其中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对提升协同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建议优先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增强产业韧性，并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以促进核心与边缘地区协调发展。

城市收缩是当前中国落实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且随人口负增长与少子老龄化演进而呈加剧态势，城市收缩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治理的新命题。然而，现有研究多移植西方“精明收缩”等理论框架，对中国制度环境与发展阶段的回应不足，收缩治理的“中国化”理论建构亟待推进。基于此，本文遵循“为何、为谁、治什么、如何治”的逻辑主线，构建“理性认知–重点内容–实现路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中国语境下城市收缩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案。研究指出：①理性认知层面，收缩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城市收缩的认知转型，理性审视地方政府对收缩标签的“排斥性认知”，推动收缩议题从“被忽视”到“被正视”的转变，在治理过程中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②重点内容层面，治理需实现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从“规模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范式转型，聚焦经济转型与产业重构、基础设施调整与公共服务优化、空间重构与城市更新、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建设四大核心领域；③实现路径层面，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整合政策体系配套、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构建区域协同框架、强化技术与学科融合支撑五大路径。研究结果旨在推动城市收缩治理的“中国本土化”发展，为城市收缩治理与规划实践提供理论方法支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转移是重塑区域发展格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利用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2004-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模式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空间格局表现为显著的双核极化及梯度扩散态势，北京和深圳始终处于技术转移强度顶端，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城市形成“高–高”技术转移集聚的第二梯队，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低–低”的技术转移洼地；②网络权力结构呈现北京和深圳双核主导格局，网络密度持续提升，但标准差同步扩大，表明网络规模扩张的同时极化效应进一步加剧；在核心–边缘结构中，北京、上海、深圳3极联结密度达399.833，进一步强化了其绝对主导地位，空间非均衡性随网络发展不断深化。③城际技术转移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空间演化特征，依次呈现从核心—边缘、多中心网络化再到极化加剧的演变。④根据技术转移规模、流向以及网络中心度，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转移的空间模式可划分为中介枢纽型、全域辐射型和技术内生集聚型3类。

创新导向的城市更新是中国大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方式。本文以创新“三螺旋”理论和创新生态研究中“架构者”概念为基础，构建“架构者—战略行为—资源能力—路径选择”分析框架，并以南京3个高校老校区的更新为例，解析多元治理模式下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的不同路径与结果。研究发现，①在以高校老校区为对象的创新导向城市更新微观实践场景中，客观地形成了以高校主导为主流、大企业主导次之和地方政府主导最少的多元治理状况；②高校、大企业、地方政府3类架构者不同的战略行为逻辑和资源能力结构深刻影响了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的路径选择，共同塑造了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和各具特色的微观创新生态；③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创新导向城市更新均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推动校—地—企3方加强战略对接和资源能力互补构成共同的优化策略。研究扩展和丰富了创新导向城市更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政策工具。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其土地利用与生态韧性的协同关系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VIKO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揭示用地效率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化规律及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①用地效率呈“W”形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分异，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明显；②生态韧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0―2007年快速衰减，2008―2020年趋稳，武汉城市圈低于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极化效应明显，交界区“中心塌陷”突出；③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0.372）提升至勉强失调（0.501），空间上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但整体协调水平仍较低。研究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统筹生态安全与集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同类型区域可持续发展作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已经成为弥合数字创新资源空间极化与绿色转型普遍需求之间矛盾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中国2006-2022年284个城市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对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联合研发网络与技术转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联合研发网络呈现出“北京引领+重点城市协同”的发展格局，而技术转移网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技术输出–外围城市技术承接”的梯度扩散格局。②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展现出“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型特征。③数字技术联合研发与技术转移均对城市绿色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互补效应，但联合研发对绿色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④相较于东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数字技术联合研发与数字技术转移对西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化转型作用更为显著，且前者在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市中更具优势，而后者则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城市中效果更突出。⑤数字技术创新合作能够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两条渠道推动城市绿色化转型，联合研发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更强的引领作用，而技术转移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展现出更大的驱动力。

本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青年再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分析方法，分析典型流动模式，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青年再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动多集中于15~19岁，20岁后再流动频率逐渐增加，且在现流入地居留时间明显长于首次流入地。②首次流动以跨等级向上流动为主，其次为同级流动与跨等级向下流动。随着年龄增长，向上流动比例逐渐下降，同级流动与向下流动比例则趋于上升。③根据青年再流动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可归纳出6类典型流动模式：早迁上行–平/降流、上行长驻–平/降流、上行–平/降流、同级流、晚迁上行–平/降流、随迁子女–无序流。④青年再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是微观个体层级和宏观城市层级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尝试揭示人口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探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对其流动模式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在海洋强国与数实融合战略双重背景下，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推进器。本研究基于“三态”人居环境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1-2022年中国53个滨海城市的时空发展特征及其耦合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①从发展趋势看，53个滨海城市整体上发展较快且质量较高，滨海城市人居环境五大系统各方面均不断提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整体上空间分化趋于缩小；②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总体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并呈波动增长趋势，协调逐步增强并呈阶段式跨越，到2022年整体呈现“多点开花”“中心–辐射”空间效应；③在驱动机制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主导驱动因素，公共基础建设是基础性支撑力量，工具系统作为新兴驱动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信息系统则发挥着重要的媒介驱动作用。将滨海城市作为主体地位建构了新的人居环境理论框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人居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为滨海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协调与统一迈进高质量发展道路制定措施提供典型案例与决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乡村数字新媒体平台通过聚集注意力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旅游经济，有效带动少数民族山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流量经济理论框架，以贵州“村超”为例，采用实地考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深入探究流量赋能少数民族山区乡村旅游转型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时代，旅游业正向流量密集型产业形态转型，乡村数字新媒体平台汇聚现实客流量与虚拟数据量，使少数民族山区得以打破“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构建起多业态联动的旅游产业生态；②流量经济的数字化、平台化、共享化与空间化特征，系统驱动乡村旅游转型，实现流量在纵横时空维度上的流动增值，赋能目的地形成具有包容特性的多功能流量空间；③面对流量可能引发的风险与现实困境，本文构建了“平台聚流–创新引流–机制管流”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平台文化引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流载体；生活场景化的创新引流，将流量空间转化为旅游者的精神依托地；韧性治理模式着力破解乡村旅游转型中的制度障碍，实现机制管流。研究成果拓展了流量经济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的解释维度，为数字时代民族山区旅游转型与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本研究从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双重视角，探讨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首先，将微观授权发明专利大数据、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测算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和城市创业活力指标，进而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均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城市内和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并且互联网发展正向调节创新合作网络与城市创业活力的关系。城市内创新合作网络通过技术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活力。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如何充分发挥创新合作网络的创业带动效应，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协同效应，提升当地创业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耕地撂荒已成为实现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关键问题，但现有治理路径对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抑制耕地撂荒的探索亟待深化。本文基于张家口市526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系统阐释了农村产业融合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①农村产业融合对抑制耕地撂荒具有显著作用；②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本地非农就业的拉力作用与机械化的替代作用，缓解了因劳动力短缺引发的耕地撂荒；③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优化耕地资源配置与增强流转稳定性，提升撂荒耕地流转率，有效减少耕地撂荒；④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与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了耕地经营风险；⑤非平原地区的资源禀赋劣势使其依赖产业融合的增量创新效应，抑制撂荒的效果优于平原地区。政策层面需构建产业与劳动力配置协同机制与差异化耕地流转体系，因地制宜地推动基础设施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

立足数智时代的社会–技术–生态转型，本文系统梳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解析从时空图式到企划和活动地方秩序等关键概念的理论发展，阐释时间地理学在本体论层面的3重范式革新：时空观从绝对时空转向关系性场域，行为观从路径描绘转向企划驱动，生态观从个体路径编织的存在之网拓展至企划–活动系统的全生态分析。聚焦数智时代时间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讨论虚实混合路径、物理–数字双重制约、ICT介导的地方秩序等新理论拓展，揭示“双活动日志”数据采集、虚实活动混合测度及前后台活动可视化等方法创新，指出数智时代人类活动前后台持续交织、时空解组合与再组合、远程介入常态化、节奏制定者多元化等新特征，并认为算法将成为重塑企划及地方秩序的内生力量。数智时代的时间地理学为深度解析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型机理、优化人本城市时空间、提升居民福祉等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日益广泛的应用推动了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也深刻重构了地理空间和 行为地理学。本文在梳理数智化时代的行为地理研究基础上，归纳了数智化对空间属性、人的主 体性、空间行为和空间治理的重构。进而通过引入幸福感概念，构建了“地理空间–情感体验–活动 系统–空间治理”的交互关系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系统反思了数智化时代幸福感与空间行为及 空间治理关系的转变。研究发现：①数智化会影响幸福感的参照点和人对实体环境体验的敏感性， 并引发算法的优化目标与个人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对齐问题，从而可能对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②数智化通过重构空间选择集和淡化价值判断在行为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重塑“信息收集–价值判 断–空间决策”的链条。③数智化会通过消解实体空间改造的重要性和凸显数字空间设计与注意 力调控的重要性，重构空间治理的对象和方式。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强可解释分析框架、丰富治理 方式、推动跨尺度整合和重构基本规律等建议，并讨论了关于数智化对行为地理学中“空间”和“行 为”理论研究的启发。

数智技术的演进深刻重塑了居民的行为模式以及环境与行为的互动关系，并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在实虚环境与实虚活动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环境、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动态演变，及3者间的复杂关系。本文系统梳理了行为地理学视角的心理健康研究，以及数智时代的行为模式重构和心理健康变化，深入探讨了数智技术驱动下，个体数字素养、实虚混合环境与行为模式重构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智时代的“环境–行为–心理健康”研究新框架，该框架将实虚混合环境与实虚活动系统纳入考虑，引入个体数字素养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以揭示人群分异，从时间、空间和交互维度刻画实虚活动系统的多维度特征，从风险到福祉、从即时到长期系统揭示心理健康结果，并提出了面向心理健康的实虚协同环境优化与行为引导策略。为数智技术影响下的环境健康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行为视角深化了数智时代的健康机制研究。

随着时空行为大数据的日益丰富及长时序数据的可获得性，实证行为地理学正从“空间–行为”的互动关系分析转向精细化的交互过程追踪，从相关关系研究走向因果推断设计。本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聚焦“实体空间–居民行为–生活空间”三者的动态交互关系，指出现有研究在全过程追踪、长时序分析与因果识别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构建融合过程追踪与因果推断的行为地理过程研究框架，并从实体空间对居民行为的影响、居民生活空间的形成演化、城市空间优化与应急响应等方面指出了未来研究构想。最后，探讨多源数据融合、因果方法创新及应用转化等未来方向，为深化微观人地关系研究、支撑精细化城市规划与韧性治理提供理论与方法参考。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媒介已深刻重塑城市流动性与居民健康福祉。本文首先立足于行为地理学与健康地理学的交叉前沿，拓展环境、流动性与健康福祉的新内涵，分别提出数字媒介下的数字景观、虚拟行为与数字健康支持3个核心概念。其次，基于“时–空–人”耦合分析框架，认为数字媒介为时间、空间和个体三者互动及其健康效应研究注入新的议题，拓展了相关学科的理论交叉视野；推动了动态过程解析与可解释性地理人工智能等方法论的创新，并促进了面向个体健康主动服务及空间资源动态适配等应用场景的发展。最后，展望未来，文章认为数字景观将更加多维，虚实互动将日趋深入，个性化主动健康支持亦将持续演进；然而，由此引发的伦理安全风险与社会公平问题也亟需引起重视。

数智技术已经广泛进入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深刻改变着个体时空间行为的地理基础、过程机制与反馈方式。按照信息化、数字化与数智化 3 个阶段梳理了行为地理学的演进历程，总结了数智转向下个体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要变化，并提出了数智行为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该框架由结构基础与 3 层耦合机制构成，其中结构基础包括数智赋能的复合主体、深度中介的数智技术和可计算的虚实融合时空间 3 个方面，耦合机制则由现实行为生成层、孪生模拟扩展层与行为调控反馈层组成，用以解释个体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开展时空间行为、行为如何被数据化并进行建模模拟、如何通过模拟结果反馈于行为调整与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显著重塑了时空间行为的主体特征、时空间背景与过程机制，使其呈现出虚实融合、持续反馈与可模拟演化的新特征，为行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该框架有助于推动行为地理学加强对行为过程分析、建模模拟与反馈调控的理论构建。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中国战略协同推进的背景下，厘清数字要素空间布局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城市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及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数字接近度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接近度主要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优化区域资源配置3条路径提升绿色能源效率；③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同样受到邻近地区数字接近度的影响，但该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④数字接近度对绿色能源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南方地区及国家级城市群中更为显著，呈现出“梯度递减”与“俱乐部收敛”特征。

基于2014年与2024年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投资数据，构建欠发达城市新质生产功能跨区域网络，运用社会网络与ERGM模型系统揭示网络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网络规模持续扩大，联系强度明显增强；度分布呈幂律分布，节点差异不断加大；形成以兰州、酒泉等为核心的集聚–扩散空间格局。②省内仅威望型城市增多，省外各类型城市数量均增多；资本来源地主要为邻省（区）省会（首府）及东部高等级城市，目的地扩展至更多可获取研发、服务等高阶资源的发达城市；跨行政区经济的多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相比于2014年，2024年网络的结构更为稳定和成熟，网络互惠协作，网络结构更依赖非核心节点扩展与高等级城市中介连接；产业升级始终是对外投资核心驱动力，创新与经济水平作用增强。资金丰裕对城市吸引投资作用增强；技术邻近始终主导城市合作联系，地理距离和社会邻近作用下降，制度联系转向跨差异协作。欠发达城市更倾向与胡焕庸线以东行政等级高、市场化程度高、技术相似的城市开展合作。研究为欠发达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城市系统模型是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前沿科学问题，是城市演化与运行的综合理论凝练，也是支撑城市研究和规划治理的重要科学工具。本文构建了城市系统模型评价框架，从原理、结构、功能、技术参数、计量方法与应用6个维度，提出35个评价关键指标，对1960年以来的109个城市系统模型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分析发现：①城市系统模型经历了从静态均衡到动态演化、从宏观聚合到微观仿真的范式变迁，逐步形成多学科理论交叉、跨尺度技术集成和多维度情景拓展的发展趋势。②当前城市系统模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演化机制建构薄弱、多元政策响应不足、复杂建模范式滞后与开放共享生态缺位。③城市系统模型正处于从传统结构模拟向复杂机制表达的关键转型期，未来应着力探索复杂性导向、自适应耦合的实用构型理论，建立集成式、可拓展、响应型的综合模型体系，推进机理–数据–问题驱动的智能计算范式和构建开放、统一、可用的标准化建模生态。本文对于研发新的城市系统模型及其平台技术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技术方向。

本文基于2024年48.75万份全国城市体检数据，以LightGBM-SHAP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评估文化舒适性对定居意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文化舒适性是影响居民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商业吸引力的重要性位居前列，仅次于住房产权，并明显高于多数传统经济变量。②不同文化舒适性维度表现出差异化非线性特征，历史文化保护等氛围型舒适性存在明显的阈值特征，评价低于“满意”水平时总体呈现负向预测贡献；而提升商业等实用功能型指标则能带来强劲的边际收益。③定居决策存在深刻的学历异质性。本科及以上群体对文化氛围最为敏感且重视品质提升；大专学历群体对文体活动质量变化较为敏感；中等及以下学历群体则更关注实用功能，改善日常商业与文体活动供给能够有效增强其定居意愿。本研究通过揭示文化舒适性对不同学历群体定居意愿的差异化影响路径，为各城市精准制定人才吸引策略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的多要素交互作用过程与格局是黄河流域人地系统科学认知的重要基础。综合运用修正耦合协调度、OPGD和IGTWR等模型，识别199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并探测主导交互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碳存储和食物生产相对稳定且持续提升，而水资源波动变化较大。此外，水资源和食物生产均表现为下游大于中游的特征，碳存储则表现相反。②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态势，高值区集中在陕南秦岭山地、黄河冲积平原、鲁中南丘陵和胶莱平原，低值区分布在黄土高原。③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交互叠加作用主导着水–碳–食物多要素耦合关系，气候变化中的降水因子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地理工程措施在与降水因子的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显著协同增强效应。④降水与人口城镇化交互作用对水–碳–食物耦合关系的影响以负向抑制为主，分布在晋陕豫交界县域。降水与经济城镇化交互作用表现为以正向促进为主，集中在陕西东部和山西中南部县域。降水与退耕还林还草交互作用表现为正向促进，分布在黄土高原核心区。最后，从自然–工程融合优化路径、水资源约束下发展策略、关键交互过程规律探测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数据、人口密度法和供需比指数，对2001-2021年秦岭地区碳汇服务供给、需求和供需平衡关系进行了评估。同时，运用HYSPLIT模型，将大气传输动力学和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结合，模拟碳汇服务流的扩散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在县级尺度上核算了横向生态补偿。2001-2021年秦岭地区碳汇服务的供给量由1.13×10⁸t增长至1.80×10⁸t，需求量由0.78×10⁸t增长至2.31×10⁸t。秦岭碳汇服务供给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而需求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秦岭内部碳汇需求区的CO₂主要扩散至北方地区。秦岭碳汇供给区除了向秦岭内部提供碳汇服务外，还向15个域外地区提供碳汇服务，其中北方受益省份10个，南方受益省份5个。秦岭碳汇需求区需要支付的补偿金额为81.04×10⁸元；域外地区需要向秦岭碳汇供给区支付33.39×10⁸元，需要从秦岭碳汇需求区获得90.69×10⁸元；秦岭碳汇供给区获得的补偿金额为91.54×10⁸元；国家财政需要代付的补偿金额为67.80×10⁸元。本研究揭示了秦岭碳汇服务跨区域流动特征，提出的补偿机制兼顾公平性和可行性，为生态服务跨区域补偿提供了科学依据。

水源涵养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流域水安全与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东江流域为研究区域，运用InVEST模型评估2000-2023年流域的水源涵养量，结合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与累积距平法分析时间变化趋势，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流域水源涵养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23年东江流域水源涵养量为117.93~309.93 mm。研究期间存在多个突变节点，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同时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变化；②水源涵养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且聚集性特征显著，高–高聚集区多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部和南部则多为低–低聚集区；③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植被可利用含水量对东江流域水源涵养的影响程度最大，蒸散发对流域水源涵养的影响程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流域的水源涵养功能具有放大效应。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植被可利用含水量作为主导因素时主要控制着流域约66.86%的区域，其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本文以典型的鞋服工业村——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洋埭村为例，采用多源数据，结合田野调查与定量研究方法，基于宗地尺度研究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洋埭村土地利用呈现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和圈层式空间肌理，给产权认定、工业优化升级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带来了不利影响。土地利用演化经历了私营经济萌芽期、产业高速发展期、产业集群发育期和空间制约生产期4个阶段，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宗族和侨眷网络等主体共同推动了土地开发进程。基于因子生态分析将全域宗地分为6类，在用地规模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差异化的再开发策略，以期为乡村工业化地区土地利用优化提供借鉴。

基于2021年中国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了包括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和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在内的综合城市舒适物感知框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城市舒适物感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主客观住房负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整体较优，平均得分为4.04分；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和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得分依次递减，得分分别为4.21分、4.19分和4.14分。②三类城市舒适物感知均显著（P<0.01）且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的影响强度最大。③主客观住房负担均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客观住房负担的负向影响更强，同时二者均抑制了城市舒适物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④异质性分析显示，三类城市舒适物感知均对高收入群体、有住房产权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自然环境舒适物感知对超大/特大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服务设施舒适物感知对新市民（外地出生，本地户口）、大城市居民和中小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文化舒适物感知对本地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可为中国宜居城市建设和居民福祉提升提供有效的政策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从“物理—社会”综合视角构建了居住环境剥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超大城市杭州市主城区居住环境剥夺水平，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整体处于中低水平（0.29），剥夺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邻里剥夺、休闲服务剥夺、交通服务剥夺、环境污染剥夺、教育服务剥夺、生活服务剥夺、医疗服务剥夺和自然景观剥夺。②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空间格局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其中，生活、教育和医疗服务剥夺的空间格局呈现“多中心”结构特征；自然景观、环境污染和邻里剥夺的空间格局呈现圈层结构特征；其他维度与整体剥夺格局相似。③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人口密度、经济发展、规划调控与地理条件共同驱动杭州市居住环境剥夺空间格局的形成，所有因子交互组合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型”，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与海拔高度交互组合的增强效应最强。破解超大城市居住环境剥夺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人口调控、产业发展、规划引导与空间优化的协同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宜居城市高质量建设。

研究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对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流域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流域内跨区联系不断增强，要素流动性加剧，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的跨地交互作用日益密切。本文在构建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近远程耦合关系分析框架基础上，以黄河流域为案例区，系统研究了2000-2023年间耦合关系时空变化特征，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且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明显，差距逐渐拉大；水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呈上游>中游>下游空间格局。②流域城镇化主导近程耦合，协调性增强。远程耦合协调具有空间依赖性与跨区高效性特征；近远程耦合协调呈“下游最优、中游次之、上游较差”空间格局，但上中下游差距逐步缩小，并以中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下的“低城镇化–低水生态系统服务”和“低城镇化–高水生态系统服务”为主。③未来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近远程耦合协调度将稳步上升，但上中下游提升速度存在差异。该研究结果对流域实施精准化分区管控及治理，促进流域城镇化与水生态系统服务高水平协调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发展区域品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可通过催生新质生产力进而重构区域品牌建设路径。以广东省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为案例，采用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分析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的构建困境，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重构路径与建设逻辑，并提出进一步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通过推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与新型劳动工具等关键要素的生成，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破除高州市荔枝产业区域品牌的发展局限，进而重构区域品牌；②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将新型生产要素与产业链相结合，形成与新型生产要素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并从质量、销量与口碑等方面促进区域品牌价值提升；③未来可通过创新驱动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品牌管理长效体系以及推进创新人才培育行动等方面推动区域品牌的进一步升级。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品牌建设有助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但需要因地制宜，尤其注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共同构建。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事件频发，对城市交通系统运行及应急响应构成重大挑战。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交通方式的仿真模拟分析，未能全面反映真实极端暴雨事件对城市交通网络的系统性影响。本研究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为例，基于网络科学理论构建道路与地铁交通网络模型，结合官方地铁运营数据、道路受损及公众求助信息数据，分析极端暴雨灾害对交通网络性能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极端暴雨发生后，道路与地铁交通网络的效率持续下降，其他网络结构特性也呈现同步恶化趋势；环状线路是城市交通网络灾后连接城市内外的关键运输纽带，对极端暴雨事件下应急调度具有重要作用；城市交通网络鲁棒性随灾害发展持续降低，地铁网络较道路网络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研究为提升城市交通系统在极端暴雨情景下的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从空间正义视角审视传统渔村生产空间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空间正义理论为框架，聚焦资本与权力共同作用下的生产空间演变过程，选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疍家渔村为案例，整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访谈与问卷调查方法，系统解析渔村生产空间的演变特征、非正义表现及其生成机制。研究表明：① 潟湖环境整治与渔业转型升级政策驱动生产空间系统性重构，具体表现为海上传统养殖空间的大幅压缩、陆域经营空间的快速扩张以及深海网箱养殖空间的结构性增长。② 资本介入与权力规制引发了3个维度的空间非正义：在分配层面，空间资本化与准入门槛导致深海养殖等新兴产业的惠及范围有限，易产生“精英俘获”现象，使弱势渔民的生计保障面临挑战；在程序层面，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渔民主体地位的关注不足，导致部分空间权益面临落实困境；在承认层面，传统文化空间在商业化进程中存在过度景观化的倾向，群体认同遭遇冲击。③ 空间非正义的根源在于：资本逐利本性与行政手段对资源再分配的主导形成叠加效应，二者共同驱动空间资源配置的层级化分异。基于此，提出通过空间资源公平配置、决策程序多元赋权与文化主体性回归等方式构建三维治理路径，为沿海传统渔村的可持续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本研究基于校正的水系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及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构建城镇化背景下水系演变与调蓄能力综合评价体系，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研究199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水系变化与调蓄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及三维城镇化与水系数量、形态特征2个维度5个因子变化对水系调蓄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地区三维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区内城镇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偏移。②水系变化明显，不同时段各市水系变化差异大。其中数量特征上，水面率和河网密度分别减少33%、2%；结构特征上，支流发育系数、河网复杂度衰减率分别为5.50%、5.11%。③研究期内水系调蓄能力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槽蓄容量、单位面积槽蓄容量增长，可调蓄容量、单位面积可调蓄容量减弱。④水系调蓄能力变化与区域人均GDP、水面率、河网密度、面积长度比、河网复杂度等因子显著相关。时间异质性上，人均GDP、面积长度比、河网复杂度对槽蓄容量的影响都经历了由负转正、逐年增长的过程。空间异质性上，人均GDP对株洲槽蓄容量影响最大，对长沙影响最小。该研究为湘江流域下游长株潭城市群水系规划和保护，区域防洪减灾提供支持。

旅游嵌入驱动乡村社会关系在异质主体利益交织与行动错配中复杂演化，解析其演化脉络及主体行动逻辑对协调传统人情与现代契约结构性张力具有重要价值。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竹山村社会关系演化特征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①该村社会关系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类别化社会转型演化；②社会关系演化呈现阶段性特征，萌芽起步期遵循礼仪习俗和崇尚法理契约的双重性，快速发展期异质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形成“分类结网”，利益—契约纽带凸显，人情作用趋弱，呈现半熟人和类别化社会关系并存态势，转型成熟期类别化社会关系占主导，商业契约和理性治理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机制；③社会关系演化逻辑表现为政策势能催化伦理共同体松动，市场资本嵌入深化异质主体“分类结网”机制，人口流动、专业分工及合作深化推动社会关系重构，功能协作、制度规则塑造稳定流动的类别化社会关系。

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关键的供需主体，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协同分布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空间错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错位指数、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PLS）模型等方法，揭示三大城市群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错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大城市群的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分别表现为“单中心集聚”“多核心网络化”“深专—广高”（深圳专精特新企业密集、广州高校资源集聚）3种典型模式，双变量结果显示，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弱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最为紧密，长三角次之，珠三角相对较弱；2）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其错位程度和类型在城市群内部呈现出多层级的结构性差异。其中，珠三角整体匹配度较高，长三角的错位现象则更为显著，双低正向错位型分布较多，企业主导负向错位型和双高负向错位型分布较少；3）空间错位由多维因素共同驱动，其中道路交通密度与高程提供基础条件，经济水平与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形成结构性张力，公共文化资源与营商环境评价发挥调节作用。

文化赋能已成为当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了其多维价值耦合逻辑及IP 营造路径机制。结果表明：①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遵循“价值识别与耦合-资源资本化与IP 重构-空间再造与产业化”的逻辑,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与价值耦合,以特色 IP 实现创新转化,推动空间再造与产业化运营赋能乡村振兴。②文化赋能的多维价值属性间互馈转化,且各价值维度与乡村振兴目标双向耦合,通过全面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精神、经济、治理、生态、生活福祉等多维价值,与乡风文明建设、产业融合、治理创新、生态宜居及生活富裕协同共促。③文化IP 营造构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通过资源挖掘与IP 设计、IP 空间架构与场景营造、IP 品牌推广与产业融合,实现文化资源产业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价值耦合-价值嵌入-价值转化”的逻辑闭环。未来应聚焦文化资源产业化、文化IP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及县镇村文化IP 体系构建等的基础理论、空间架构、路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逐步构建文化赋能的研究体系,支撑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