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关键的供需主体,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协同分布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空间错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错位指数、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PLS）模型等方法,揭示三大城市群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错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大城市群的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分别表现为“单中心集聚”“多核心网络化”“深专-广高”（深圳专精特新企业密集、广州高校资源集聚）3 种典型模式,双变量结果显示,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弱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最为紧密,长三角次之,珠三角相对较弱;2）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其错位程度和类型在城市群内部呈现出多层级的结构性差异。其中,珠三角整体匹配度较高,长三角的错位现象则更为显著,双低正向错位型分布较多,企业主导负向错位型和双高负向错位型分布较少;3）空间错位由多维因素共同驱动,其中道路交通密度与高程提供基础条件,经济水平与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形成结构性张力,公共文化资源与营商环境评价发挥调节作用。

外围区企业在创新资源富集地设立异地研发中心,对于突破“集聚阴影”制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异地研发中心的布局特征、行业关联及其内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从迁出地布局特征看,地市之间异地研发中心拥有量差异显著。石家庄以24.91% 的占比大幅领先,成为第一梯队;廊坊、保定、唐山依托区位优势,优先在京津布局异地研发中心,构成第二梯队;邢台、衡水、承德则发展相对滞后,且后期增长缓慢。②从迁入地布局特征看,异地研发中心从初期邻近中心区的局部集聚状态,逐步向创新资源富集的远距离区域延伸,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格局,涵盖创新水平高的特大城市、区域创新型省会城市以及贸易自由度高的沿海城市。③企业异地研发中心布局的驱动因素呈现内外部协同特征：企业层面的资金储备、区位属性与创新合作水平是其布局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城市层面的人才培育、人口密度及数字基础设施对布局发挥助力作用,而营商环境的滞后则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全球面临高度复杂的生态风险,基于生态安全预警识别生态安全格局构成了生态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CNN-LSTM）模型进行生态安全预警评估。综合预警结果、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和电路理论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针对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域分类别提出保护措施。结果表明：①CNN-LSTM 模型在生态安全预警评估中展现出良好的预测能力和较高的预测精度;研究区的生态安全预警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②识别生态源地 26405km² 、生态廊道 29 条、生态夹点 149 处、生态障碍点 968 处、生态断裂点 96 处,构建了＂五区三带＂的生态安全格局。本文基于＂预警—格局＂联动框架,将生态安全预警与生态安全格局有机结合以便实现＂时＂＂空＂上的全方位生态风险管理,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葡萄酒兼具文化与消费属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葡萄酒产业面临产量与销量＂双降＂的困境。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结合agent的建模方法,＂动态＂模拟中国葡萄酒产业在不同情景下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降低生产成本有助于扩大国产葡萄酒的市场规模;②国内产品的差异化策略能够增加国产葡萄酒企业数量和市场份额;③当国产葡萄酒具备成本优势时,需求倍增,可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有效扭转进口主导的产业格局,并通过＂价格指数效应＂实现供销双赢。因此,葡萄酒产业发展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也要重视需求侧培育,其中营造葡萄酒的生活方式是关键。本文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兼顾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为地域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方法启示。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交媒介通过推动生产要素重构加快乡村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的过程、路径及＂人–社交媒介–地方＂的互动机制亟需深入探讨。本研究以广东省城乡结合部的 3 个网红村（那州村、会同村、崖口村）为例,通过新物质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促进网红村产业转型的过程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网红村产业转型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创的结果。其中,社交媒介的参与促使网红村产业转型从政企主导模式向多元主体博弈模式转变,最终形成社交媒介引导下的多主体共创格局。②社交媒介通过两种路径作用于网红村产业转型：一是作为社会要素,赋权且赋能于人和地方,使得地方被看见、被讨论、被建构;二是作为社会形塑力,构建虚拟空间,并推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虚拟流量–现实流量的转换和良性循环。③与传统乡村产业转型相比,社交媒介参与网红村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促进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研究响应了新物质主义对于非人类行动者的重视,验证了权力是多元共生的观点,并解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结合部网红村产业转型的逻辑,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时代,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十分关键。本文站在数字技术和生态位理论的层面,先从＂态＂＂势＂2个方面创建起＂数字技术生态位＂的概念架构,以2009–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寻数字技术生态位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研究成果显示,数字技术生态位会明显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机制分析得知,更新要素调配以及创业积极性在数字技术生态位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时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而经由交互模型的再次验证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汇集可以加强数字技术生态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研究旨在充实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理论交流,为城市制定更新政策、改善数字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改良给予有用的参考和指引。

利用TOPSIS熵权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中断模拟等方法,分析2012—2022年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和结构特征,模拟不同攻击情景下网络结构变化,进而利用QAP分析方法探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如下：①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与层级性特征。②整体网络结构逐步优化,沈阳市中心城区等核心区域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资源控制能力。③与蓄意攻击相比,韧性关联网络在随机攻击模式下表现出显著的 结构脆弱性。④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对韧性关联网络产生积极影响。地理邻近性和生态环境质量与城市韧性关联网络呈显著负相关。

文化赋能已成为当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了其多维价值耦合逻辑及IP 营造路径机制。结果表明：①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遵循“价值识别与耦合-资源资本化与IP 重构-空间再造与产业化”的逻辑,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与价值耦合,以特色 IP 实现创新转化,推动空间再造与产业化运营赋能乡村振兴。②文化赋能的多维价值属性间互馈转化,且各价值维度与乡村振兴目标双向耦合,通过全面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精神、经济、治理、生态、生活福祉等多维价值,与乡风文明建设、产业融合、治理创新、生态宜居及生活富裕协同共促。③文化IP 营造构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通过资源挖掘与IP 设计、IP 空间架构与场景营造、IP 品牌推广与产业融合,实现文化资源产业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价值耦合-价值嵌入-价值转化”的逻辑闭环。未来应聚焦文化资源产业化、文化IP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及县镇村文化IP 体系构建等的基础理论、空间架构、路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逐步构建文化赋能的研究体系,支撑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桥梁”与“媒介”,乡村创新创业突破了乡村物质空间界限,成为新时期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兴动力。本研究利用2014—2021 年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识别乡村创新创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以及创新与创业的辩证关系构建了机制框架与实证模型,探究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乡村创新创业有效带动了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强化了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②乡村创新与乡村创业紧密关联但又存在本质差异,前者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后者能在需求端促进区域消费水平增长以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③地理空间尺度上,浙东北地区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相较于浙西南地区更加显著,行政区划尺度上,县层面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较之县级市更为显著。未来,应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创新创业体系,充分发挥乡村创新创业在城乡要素融通中的媒介作用,引导乡村双创联动发展。

城市绿地作为调节社会健康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绿地的哪些特征与居民个体社会健康水平最为相关尚未形成一致认知。本文基于2021年在广州开展的社区邻近绿地与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首先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对居民个体社会健康进行分类,随后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估计社区邻近绿地特征与居民个体社会健康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工作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家庭是否拥有小汽车等社会经济属性解释了不同居民个体社会健康的差异性。除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外,社区邻近绿地对其个体社会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居民主观感知的绿地可达性与其个体社会健康存在显著正相关,绿地的整洁性、游憩服务设施数量、安全性和美观性等质量特征是影响居民个体社会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城市绿地质量、促进居民与社区邻近绿地间的互动、充分发挥绿地健康效应提供科学依据。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