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多数大河三角洲面临地面沉降威胁,已有的沉降成因研究对于浅层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动与地面形变的关系鲜有量化。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为例,使用 SBAS-InSAR方法对2016—2024年共计 91景 Sentinel-1影像进行地面沉降反演,并结合实测地下水位数据探究地下水位季节性变化对地表形变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基于 GMTSAR工具 SBAS-InSAR方法反演的地面沉降结果比基于 ENVI的 SARScape方法精度提升 2 mm。②在大多数三角洲区域,地下水位与地表高程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季节性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导致地下水位和地面高程抬升。③在沿海盐田地下卤水开采快速沉降区,地下水位与地表高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沿海盐田区地面的持续沉降与沿海地下水位的持续上升共同作用所致。本研究结果可为黄河三角洲地面沉降灾害防治与生态保护提供依据。

油气管线途经的黄土地区地形复杂,滑坡等地质灾害对管线的安全平稳运行构成潜在威胁。针对单一滑坡敏感性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本文综合考虑各项评价特征指标,采用深度置信网络DBN（Deep Belief Networks）集成模型对目标区域进行滑坡敏感性综合评价,以减少评价误差并提高准确性。此外,传统静态因子评价方法存在时效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反映滑坡风险的动态变化。为此,本文利用修正矩阵将时序 InSAR结果与敏感性评价制图相结合,以提高滑坡敏感性评价的可靠性、时效性和准确性,为研究区油气管线安全运营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DBN集成模型 ROC曲线面积达到了 0.94,可以有效结合多种模型评价结果。滑坡敏感性分区面积占比分别为：低敏感性区 33.25%,中敏感性区 23.58%,高敏感性区 22.95%,极高敏感性区 20.2%,且绝大多数 InSAR 监测隐患点分布在高敏感性和极高敏感性区域。InSAR修正矩阵修正了研究区1% 的评价单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更新滑坡敏感性评价结果,并提升评价精度。

以杭州市为例,基于多元数据测度雨洪调节服务与绿地景观格局,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分析其非线性关联机制。结果表明：①杭州市雨洪调节服务呈现“东北低、西南高”的空间特征;②不同维度绿地景观格局对雨洪调节服务影响强度顺序表现为结构特征（28.00%）>规模特征（21.27%）>形状特征（7.34%）,表明绿地结构的优化是提升雨洪调节服务的有效举措;③关键绿地景观格局因子对雨洪调节服务的影响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绿地斑块规模较大、形状较复杂且破碎度较低的空间格局特征与更强的雨洪调节服务有关;④各绿地景观格局因子控制在特定阈值范围内,能使绿地雨洪调节服务维持在较优水平。其中,最大斑块面积比例高于 46.50%,平均斑块面积高于28.85 ha,平均形状指数高于 1.39,边缘密度高于 133.52 m/ha,破碎度低于 0.66,内聚力高于98.36。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创新具有复杂而特殊的空间关联性,但现有研究 对此探讨仍显不足。本文以中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常州市为案例,结合协同区位商测度 与实地调研访谈,从空间关联视角探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生产与创新的空间分布、协同集聚及演 化路径。研究发现,常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生产与创新的协同集聚存在显著差异,核 心零部件环节（如动力电池）呈现生产与创新的深度协同集聚;而整车制造与外围零部件环节则表 现为生产主导型集聚,反映出产业链内部功能分工与结构性差异。由此在常州市局部区域演化出 3 种典型格局：以零部件制造为主的低附加值生产集聚、以整车制造为引领的生产链式集聚、以动 力电池为引领的生产-创新协同集聚。其中,中心城区与溧阳-金坛分别呈现弱协同、强协同的空 间分化,前者以整车制造为核心,通过企业间经验反馈与工艺改进形成隐性协同,后者则依托动力 电池龙头企业的本地嵌入与创新平台建设,实现由外引生产向内生创新发展,并构建起企业主导、 产研一体、供应链协作的协同体系。研究表明,生产与创新协同集聚不仅依赖于地理邻近性,还受 主导环节技术特性、企业组织结构及制度供给等多重因素影响,由此提出促进地方产业生产与创 新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构建的迁移力模型,刻画 2012—2020 年中国制造企业区际迁移的时空特征并检验 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时序上,2012—2017 年为迁移高潮期,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而传统 制造企业则是 2018 年前长距迁移的主导。空间上,迁移呈“东出西进”格局,迁出地集中而迁入地 多样,同时邻近以及条件相似地区的双向迁移活跃,使迁移力净值高点稳定在中部地区。②生产 要素与企业需求的耦合：企业劳动力与技术需求倾向将分别强化外部的劳动力供给和专业化程度 的负向和正向迁移力;原料成本优势需要企业原料需求倾向的响应才能产生正向迁移力。③企业 资源能力与市场环境的协同：市场化水平的迁移力方向为正,政府干预度则与之相反;产业集聚与 企业能力都使得迁移力方向为负,但高能力企业可逆转产业集聚的负向迁移力;市场对外开放度 与企业社会网络可及性分别产生了正向和负向迁移力,而企业的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市场对外开放 度的正向作用。④生产要素与市场环境的联动：房价、市场规模都单独产生了正向迁移力,但高房 价将削弱市场规模的吸引力并逆转其方向。制造企业的迁移动因在时空与企业性质上存在异质 性,并驱动了区际迁移的时空演变。

基于 2008—2022 年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主体和专利申请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 准差椭圆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其创新空间格局演变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新主体 以企业为主、高校和研究所为辅,空间上以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区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呈现出 “大扩散,小集聚”的演化趋势。②专利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多核心-环核群带状连片”空间分 布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创新水平存在差异性,产业链中游创新成果占比最大,各环节专利分布 呈现单核集聚、双核集聚等多样化特点,依托产业园区在珠三角东岸形成集聚核心区。③创新联 系以广州、深圳为总辐射中心,佛山、东莞、珠海为次辐射中心,协同区域内其他城市形成“双核三 心多点”空间结构。④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交通通达程度、科研投入、资 本支持力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其中,资本 支持力度（0.899 1）、科研投入（0.805 7）、经济发展水平（0.6800）、政府支持力度（0.573 8）是主要的 影响因子,且以双因子增强为主。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该研究进一步 揭示了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空间集聚、联系特征与影响因素,可为其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产业链协同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林下经济兼具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战略意义。基于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 合协调机理,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动态 QCA（Qualitative comparat- ive analysis）方法探究长白山区 9 个县（市）的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22 年长白山区林下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经历 了高速协同阶段、转型调整阶段和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耦合协调度在时序上呈现“上升-下降- 回升”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局部高值离散分布”的格局。森林抚育面积是影响耦合协调度 的主要因素。根据影响因素导向,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主导型与劳动资料主导型 两类,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从主体间知识分工联系及其多地理尺度延展出发,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交易数 据,测算表征知识价值集聚的城域网络外部性和表征知识借用关联的城际网络外部性,剖析网络 外部性“点（本地集聚）‒线（跨域生长）‒面（社群联结）”的空间组织和使能条件演化。研究发现：①城域网络外部性能级提升由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向专业制造强市递进,空间组织符合区域等级扩散和接触扩散规律,空间集聚呈现时滞化“极化‒涓滴”效应。②地方化经济对城域网络外部性 的使能强度渐趋薄弱,城市化经济则先抑后扬;城域网络外部性的本底功能逐渐偏至为外部城市 供给商品或服务的能力。③枢纽城市（地区）支撑城际网络外部性的空间架构,跳跃扩散是跨域关 联的主要形式,经济等级同配性逐渐强化。④规模借用对城际网络外部性的使能强度先升后降, 功能借用的使能强度涌现且增强。⑤社群核心节点较为稳定,虚拟聚集与邻近集聚推动社群梯队 的跨域共融,节点联结动因转向以创新协作和认知邻近为主,地域限制减弱。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低空经济产业逐渐成为全球技术竞争的新焦点和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引擎。本研究以 2010—2021 年长三角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融合低空经济产业链和经 济社会属性数据,结合 ArcGIS 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集聚态势及创新效应。结果显示：①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空间集聚规模与集聚范围持续扩张,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合 肥等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空间集聚模式和苏锡常带状集聚格局;②低空经济产业具有较强的时空 非均衡集聚特征,但核心城市的集聚强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表明其产业空间布局向多元化和 均衡化方向演进;③从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低空经济产业集聚程度每提升 1%,本地城市创新水平 至少提升 0.024 4%;然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初期难以推动区域间技术合作与协同创新,反而因 资源虹吸效应和技术壁垒,对邻近城市形成较强的负向创新溢出效应;从距离溢出效应而言,低空 经济产业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存在一定的距离衰减特征,且具有较强的“集聚阴影”和时间滞 后效应;④低空经济产业具备一定的技术嵌入性与产业融合性,能显著提升长三角核心城市的技 术创新能力,还为产业薄弱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为缩小区域技术发展鸿沟提供有效途径。

知识经济时代,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载体,能否有效地将本地知识创造转化为经济价值, 并持续引入新技术以实现技术组合的多样化和高级化,成为衡量其创新活力、发展潜力与城市竞 争力的关键。本研究利用 2005—2016 年中国地级市尺度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 市本地技术转化能力对新技术进入路径演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将本地专利知识成功转 化为市场产品的能力,会成为新技术进入的关键驱动力,这种本地技术转化能力的积极影响对推 动城市突破原有路径,向不相关技术领域实现“蛙跳式”跃迁的作用,要显著强于对相关技术领域 的延伸。这种驱动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在设备工艺专用性强、子领域技术范式差异大的产业,本地 技术转化能力对引入该产业内新技术种类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被削弱甚至逆转。此外,这种转化能 力与外部合作关联、内部技术关联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对促进新技术进入的边际贡献会因为认知 固化或锁定效应有所下降。本研究为引导城市向更高级与多样化的技术路径演进、培育和强化城 市技术转化的内生能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撑。

基于 2005—2020 年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 61 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熵权 TOPSIS 法和地理探测器技术,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新网络节点能力异质性显著,核心区县如深圳南山区和广州越秀区在创新集聚和扩散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边缘区县则发展滞后;②创新联系强度呈增长趋势,尤其是环湾区城市带展现出紧密的创新合作关系;③创新交互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作为创新网络中心,其空间重心经历了从香港-深圳向广州-佛山的变迁;④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受经济、市场、科教和制度等多重因素驱动,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创新交互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为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对促进大湾区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 2000—2020 年中国高技能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省际迁移数据,运用网络莫兰指数和复 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劳动力迁移的网络特征和时空演化。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东部经 济发达地区始终是两类劳动力的主要迁入地,尽管两类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不平衡特征, 但这种特征从 2010 年起逐渐呈现减弱趋势;②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展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 应,其中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的集聚性先增强后减弱,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则呈现先减后增再减 的趋势;③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征,与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相比,普通劳动力 迁移网络“小世界”特征随时间推移加强,且迁移网络间的连接更紧密;④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受 到地理邻近性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其中高技能人才迁移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较小。研究丰富了人口 地理学中对异质性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演化机制的认识,拓展了既有研究的时间维度,为优化区 域人才治理政策和促进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提供了决策支持。

从流动距离、流动频率及流动方式 3 个方面分析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空间流动特征,进一步 探讨了流动如何重构留守老人的晚年主体性。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形成了近距离日常化、远 距离高频化的流动模式;留守老人的高频率流动集中在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与代际支持活动,低 频率流动则与特定的亲缘飞地和节庆事件有关;留守老人的交通选择具有多元化特征,未对特定 交通方式呈现显著排斥。流动性正在成为当下重构农村留守老人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在身体“自 主”主体性上,流动中的技术嵌入增强了留守老人的身体能力、打破了性别化的空间秩序,具身性 流动实践革新了主体认知,催生了新的身体策略;流动中涌现的关系“能动”主体性促使留守老人 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网络,能动建构地方意义和情感;流动中固有标签的突破、新角色的生产和新 身份的展演是留守老人在身份“创造”主体性上的体现。研究补充了当前学界对乡村基层流动性 关注的不足,揭示了流动对底层民众主体性建构的独特且多元的意义。

数字科技正快速成为支撑当前和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本文基于中国工商企业登 记大数据和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数据,采用股权穿透方法获取 2000—2021 年中国 327 个城市 165 038 条数字科技企业投资数据（数据未含港澳台）,结合加权中心度、优势流、空间结构指数以及二次 指派程序（QAP）等指标和方法分析中国数字科技联系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①从节点演化特征来看,研究期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数字科技投资影响力和控 制力逐渐提升,在数字科技联系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及少数新兴城市则 表现出“后发”态势,且整体上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高集聚特征和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虹 吸效应”。②从路径演化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数字科技投资路径演化由“点状突破”迈向“局部均 衡”,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存在“领头羊”效应,数字科技投资逐渐表现出明显的网络 效应与规模效应。③从格局演化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数字科技联系网络整体上呈现出极化发展趋 势,其中,数字科技本地投资格局由零星的散点分布逐渐演变为局部多点分布的趋势,且具有显著 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而数字科技异地投资规模历经先增强后减弱的演变过程,并主要由 经济发达城市或极少数核心城市主导以及在全局上呈现扩散而局部呈现集聚的态势。④从影响 因素来看,各影响因素对中国数字科技联系网络空间演化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诸 如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影响数字科技联系网络形态的重要因素,而技术创新、信息化水平、产业 结构高级化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作用效果因时而异。

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关键的供需主体,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协同分布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空间错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错位指数、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PLS）模型等方法,揭示三大城市群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错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大城市群的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分别表现为“单中心集聚”“多核心网络化”“深专-广高”（深圳专精特新企业密集、广州高校资源集聚）3 种典型模式,双变量结果显示,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弱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京津冀最为紧密,长三角次之,珠三角相对较弱;2）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其错位程度和类型在城市群内部呈现出多层级的结构性差异。其中,珠三角整体匹配度较高,长三角的错位现象则更为显著,双低正向错位型分布较多,企业主导负向错位型和双高负向错位型分布较少;3）空间错位由多维因素共同驱动,其中道路交通密度与高程提供基础条件,经济水平与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形成结构性张力,公共文化资源与营商环境评价发挥调节作用。

外围区企业在创新资源富集地设立异地研发中心,对于突破“集聚阴影”制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异地研发中心的布局特征、行业关联及其内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从迁出地布局特征看,地市之间异地研发中心拥有量差异显著。石家庄以24.91% 的占比大幅领先,成为第一梯队;廊坊、保定、唐山依托区位优势,优先在京津布局异地研发中心,构成第二梯队;邢台、衡水、承德则发展相对滞后,且后期增长缓慢。②从迁入地布局特征看,异地研发中心从初期邻近中心区的局部集聚状态,逐步向创新资源富集的远距离区域延伸,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格局,涵盖创新水平高的特大城市、区域创新型省会城市以及贸易自由度高的沿海城市。③企业异地研发中心布局的驱动因素呈现内外部协同特征：企业层面的资金储备、区位属性与创新合作水平是其布局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城市层面的人才培育、人口密度及数字基础设施对布局发挥助力作用,而营商环境的滞后则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全球面临高度复杂的生态风险,基于生态安全预警识别生态安全格局构成了生态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CNN-LSTM）模型进行生态安全预警评估。综合预警结果、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和电路理论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针对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域分类别提出保护措施。结果表明：①CNN-LSTM 模型在生态安全预警评估中展现出良好的预测能力和较高的预测精度;研究区的生态安全预警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②识别生态源地 26405km² 、生态廊道 29 条、生态夹点 149 处、生态障碍点 968 处、生态断裂点 96 处,构建了＂五区三带＂的生态安全格局。本文基于＂预警—格局＂联动框架,将生态安全预警与生态安全格局有机结合以便实现＂时＂＂空＂上的全方位生态风险管理,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葡萄酒兼具文化与消费属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葡萄酒产业面临产量与销量＂双降＂的困境。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结合agent的建模方法,＂动态＂模拟中国葡萄酒产业在不同情景下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降低生产成本有助于扩大国产葡萄酒的市场规模;②国内产品的差异化策略能够增加国产葡萄酒企业数量和市场份额;③当国产葡萄酒具备成本优势时,需求倍增,可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有效扭转进口主导的产业格局,并通过＂价格指数效应＂实现供销双赢。因此,葡萄酒产业发展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也要重视需求侧培育,其中营造葡萄酒的生活方式是关键。本文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兼顾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为地域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方法启示。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交媒介通过推动生产要素重构加快乡村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的过程、路径及＂人–社交媒介–地方＂的互动机制亟需深入探讨。本研究以广东省城乡结合部的 3 个网红村（那州村、会同村、崖口村）为例,通过新物质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社交媒介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促进网红村产业转型的过程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网红村产业转型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创的结果。其中,社交媒介的参与促使网红村产业转型从政企主导模式向多元主体博弈模式转变,最终形成社交媒介引导下的多主体共创格局。②社交媒介通过两种路径作用于网红村产业转型：一是作为社会要素,赋权且赋能于人和地方,使得地方被看见、被讨论、被建构;二是作为社会形塑力,构建虚拟空间,并推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虚拟流量–现实流量的转换和良性循环。③与传统乡村产业转型相比,社交媒介参与网红村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促进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研究响应了新物质主义对于非人类行动者的重视,验证了权力是多元共生的观点,并解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结合部网红村产业转型的逻辑,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时代,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十分关键。本文站在数字技术和生态位理论的层面,先从＂态＂＂势＂2个方面创建起＂数字技术生态位＂的概念架构,以2009–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寻数字技术生态位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研究成果显示,数字技术生态位会明显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机制分析得知,更新要素调配以及创业积极性在数字技术生态位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时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而经由交互模型的再次验证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汇集可以加强数字技术生态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研究旨在充实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理论交流,为城市制定更新政策、改善数字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改良给予有用的参考和指引。

利用 TOPSIS 熵权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中断模拟等方法,分析 2012—2022 年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和结构特征,模拟不同攻击情景下网络结构变化,进而利 用二次指派程序法（QAP）探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如下：①辽宁省城市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明 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与层级性特征。②整体网络结构逐步优化,沈阳市中心城区等核心区 域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资源控制能力。③与蓄意攻击相比,韧性关联网络在随机攻击模式下表现 出显著的结构脆弱性。④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对韧性关联网络产生积极 影响。地理邻近性和生态环境质量与城市韧性关联网络呈显著负相关。

文化赋能已成为当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了其多维价值耦合逻辑及IP 营造路径机制。结果表明：①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遵循“价值识别与耦合-资源资本化与IP 重构-空间再造与产业化”的逻辑,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与价值耦合,以特色 IP 实现创新转化,推动空间再造与产业化运营赋能乡村振兴。②文化赋能的多维价值属性间互馈转化,且各价值维度与乡村振兴目标双向耦合,通过全面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精神、经济、治理、生态、生活福祉等多维价值,与乡风文明建设、产业融合、治理创新、生态宜居及生活富裕协同共促。③文化IP 营造构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通过资源挖掘与IP 设计、IP 空间架构与场景营造、IP 品牌推广与产业融合,实现文化资源产业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形成“价值耦合-价值嵌入-价值转化”的逻辑闭环。未来应聚焦文化资源产业化、文化IP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及县镇村文化IP 体系构建等的基础理论、空间架构、路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逐步构建文化赋能的研究体系,支撑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桥梁”与“媒介”,乡村创新创业突破了乡村物质空间界限,成为新时期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兴动力。本研究利用2014—2021 年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识别乡村创新创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以及创新与创业的辩证关系构建了机制框架与实证模型,探究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乡村创新创业有效带动了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强化了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②乡村创新与乡村创业紧密关联但又存在本质差异,前者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后者能在需求端促进区域消费水平增长以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③地理空间尺度上,浙东北地区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相较于浙西南地区更加显著,行政区划尺度上,县层面乡村创新创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效应较之县级市更为显著。未来,应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创新创业体系,充分发挥乡村创新创业在城乡要素融通中的媒介作用,引导乡村双创联动发展。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 随地下水埋深H 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