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土地利用存在的空间冲突、尺度划分失真、功能错位等土地资源利用所面临的问题。本文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 通过归纳与演绎分析探索性提出了土地空间连续体概念, 从概念辨析、哲学解释、分类学解释等方面开展了内涵解析。依托主导因素分析、DEM 流域分析、图层叠加空间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土地空间连续体尺度划分理论框架。结果表明：①土地空间连续体概念能够从土地系统科学视角全方面、多尺度表达土地单元组合体内涵, 科学诠释了土地构成单元在空间上连续与间断的辩证关系。②以小流域、土壤、植被、土地现状利用方式为主导要素将阜平县土地空间连续体逐级划分为“小流域尺度−土地链尺度−土地段尺度−土地块尺度”四级尺度类型体系, 其中一级小流域尺度包含7 种类型单元, 二级土地链尺度包含54 种类型单元, 三级土地段尺度包含140 种类型单元, 四级土地块尺度包含560 种类型单元, 为土地空间多尺度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借鉴。③土地空间连续体各级尺度类型是从土地单元空间连续的视角考虑了多种主导因素的影响, 是一种综合反映环境和土地系统特点的基本研究单元。研究成果可为后续开展特征尺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与评价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 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 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 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 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 碳储量损失61.77 万t;除EPS 模式碳储量增加5.09 万t,2030 年其他模式与2020 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 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 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 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 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 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 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 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

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使用 Landsat-8 遥感影像反演地表温度（LST），以表征城市热环境。同时，采用建筑 数据量化 17 种建筑形态指标，并识别 9 种典型城市形态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城市形态原型间的地表温度 差异，并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的热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不同城市形态原 型之间的夏季地表温度差异显著，低层高密度区地表温度均值最高，高层低密度区最低；②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 筑形态对夏季地表温度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③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各建筑形态因素对夏季地表 温度影响方向一致，但重要性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应关注城市形态模式和建筑形态，提出因地制宜 的建筑形态调控策略。

高原湖泊流域因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较大,建设用地不可避免地出现“向湖”“爬坡”扩张现象,通过构建建设 用地坡谱可有效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以滇池流域为例,基于 2000—2020年土地利用和数字高程数据,借助陡峭度、均匀度、上限坡度等方法分析了坡谱演化特征,提出了加权爬坡指数（WBCI）以定量表征建设用地爬坡程度,并结合海拔区间的视角探究了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分异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滇池流域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呈现以滇池北岸主城区为主核心,东岸呈贡区、南岸晋宁区为次核心的建设用地分布格局;② 建设用地垂直空间扩张呈现两阶段特征,即先平地扩张后爬坡扩张。2000—2015年为向湖、降海拔扩张阶段（WBCI<0）;2015—2020 为爬坡、 升海拔扩张阶段（WBCI>0）。③ 建设用地坡谱演变与海拔变化在流域尺度具有一致性,即爬坡指数变化趋势与建设用地分布的平均海拔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但在区县尺度,建设用地爬坡扩张与海拔爬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研究为城镇空间二维扩展向三维扩展提供新的思考和视角,也可为城镇空间用地规划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提供支撑借鉴。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老工业城市是易发生收缩的典型城市,该类城市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恶化程度往往高于其他城市,因此城市收缩影响下的老工业基地生态环境质量演变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PSR模型,利用熵值法测算 2011—2020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收缩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分析了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城市收缩对生态环境质量演变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整体不高,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期内与增长城市的差距逐渐减小。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程度与城市收缩程度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② 城市收缩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城市收缩的初期、中期、后期依次表现为无显著影响、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③ 从全局角度来看,城市收缩程度对收缩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水平和资源依赖程度对其作用机制存在门槛调节效应。

运用归纳总结法和 SWOT 分析法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的主要发展内容,聚焦于村庄规划与偏远山区村庄发展的关系,提出经济、生态、文化、旅游等多维度的促进乡村发展的目标框架,探索规划对村庄的促进作用。 结果表明,① 偏远山区具有距离城市远、地形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的特点;② 偏远山区村庄规划,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地区生态等方面作用显著,对促进村庄发展至关重要。③ 针对“集聚提升类”村庄,结合白其口村自然环境特征和发展现状,规划整治村庄内部分区和发展格局,精准推动村庄发展,以期更好的促进偏远山区美丽乡村建设。

湖泊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和驱动机制研究对湖区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关重要。本文针对东北近现代湖泊生态环境重建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以阿尔山浅水湖泊——卧牛湖为研究对象,在210Pb 和137Cs 建立的精确年代基础上,通过沉积岩芯的正构烷烃、粒度、总有机碳（TOC）、总氮（TN）和碳氮比（C/N）等多指标分析,结合流域现代监测和历史资料,重建了 1848—2019年来卧牛湖生态环境（包括藻类、水生植物等）的演化过程,并评价了多种环境压力对湖泊生态演变的影响。20 世纪 40年代之前,湖泊生态环境处于自然演化阶段,20 世纪 40年代之后,人类开始通过农业施肥和用水灌溉对湖泊环境产生影响,并在 20 世纪 90年代显著加强,导致短链正构烷烃指示的藻类生物急剧上升。冗余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在 20世纪 40—90年代,营养因子、气候因子和流域侵蚀共同作用影响湖泊生态环境演化;20世纪 9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和营养因子成为湖泊生态环境变化的主控因子,人为干扰对湖泊环境影响显著加强,多种压力的胁迫作用导致了湖泊向富营养化状态的转变。

基于 2020年“中国民生调查”9 省（区）入户问卷数据,以 Stata17.0 为计量工具,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从回乡后从业类型、村居环境满意度以及政府服务满意度的角度探究回流农民现状生活满意度。结论发现：① 相比从事第一产业,回流后从事第二产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对现状生活的满意度。② 村政府服务满意度和村居环境满意 度评价作为两大支柱能够对农村回流人口的现状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村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更大。③年龄越大、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对现状生活满意度越高。④ 不同因素对农村回流人口现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西部地区从业类型为第二产业的农村回流人口对现状生活满意度更高,村居环境满意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政府服务仅对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为乡村人才回流政策制定、推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提升乡村居民满意度提供理论参考。

智能化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城市研究需要地理学从空间角度对城市智能化发展进行把控,从而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从研究历程、内容和方法 3 个方面梳理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展。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进行思考。首先,本文探讨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的地理内涵,即城市中的要素利用智能技术对城市中的客观事物和状态进行学习、分析、判断,并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从而有效地适应环境的过程。其次,本文提出了由人、机器和空间要素构成的城市空间智能化系统模型,对“人‒ 机‒空间”作用机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自发交互、自主调节和双向选择 3 种机制,可对城市空间的形态、功能、结构等研究有所帮助。最后,构建了城市空间智能化研究框架,以城市空间智能化特征、功能结构、人与空间互动关系以 及空间智能化模拟预测为重点内容,对城市空间智能化全过程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智能化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空间资源配置方案,丰富智能时代城市空间的研究。

本文基于 1982―2020年逐月自校正帕默尔指数 (sc_PDSI) 及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数据集,使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EEMD)、Mann-Kendall 趋势检验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西南喀斯特与非喀斯特地区的干旱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在多时间尺度讨论植被对干旱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西南喀斯特和非喀斯特地区均呈现“干旱-湿润-干旱”的变化过程,经 EEMD 分解后,sc_PDSI 存在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尺度的周期变化规律,其中年际尺度变化占主导地位（方差贡献率最大）。非喀斯特地区和喀斯特地区的 sc_PDSI 依次在 2014年、2015年发生突变,喀斯特地区干旱指数突变发生在非喀斯特地区之后。总体上,喀斯特地区干湿度优于非喀斯特地区。② 在西南喀斯特地区,呈现干旱化和显著干旱化的面积比例分别为 42.47% 和 12.75%,均低于非喀斯特地区干旱化（50.69%）和显著干旱化（27.79%）的面积比例。且喀斯特地区显著湿润化的面积比例为 48.81%,远高于非喀斯特地区显著湿润化面积 36.23%。③ 在月度、年度和多年尺度上,喀斯特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植被 NDVI 与 sc_PDSI 均呈负相关关系。且随着时间尺度增加,植被 NDVI 与 sc_PDSI 之间相关性越大。西南地区 78.87% 的区域植被 NDVI 对 sc_PDSI 的响应存在滞后性。喀斯特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植被 NDVI 对 sc_PDSI 的响应呈现滞后性面积比例分别是 76.43% 和 68.75%,滞后时间尺度分别以 1―3 个月和 3―6 个月为主。本文期望为喀斯特地区生态恢复及区域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基于时空间行为协调度，对教育资源需求、供给和供需关联强度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发现：① 居民居住聚集行为受到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等因素影响，在空间上并不均衡；② 主管部门持续投入和重点学校外迁，为外围城区提供了更加充沛的教育资源；③ 持续优化的道路结构和学校选址提升了区域的可达性和空间吸引力；④ 郑东新区、 高新区和经开区的教育协调度提升明显，但仍有部分区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建议主管部门通过政策导向推进校际资源均衡配置，通过统计分析协调供需匹配关系，通过新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探索科学分配规则。本文较为准确的呈现了教育资源空间协调状态，可以为居民进行空间选择和管理部门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吉林省沼泽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然而近年气候变化导致吉林省沼泽湿地面积减少,物种栖息地遭到破坏,因此气候变化对沼泽湿地植物多样性影响研究对沼泽湿地保护和恢复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吉林省沼泽湿地6 601个样点的 30 种优势植物分布数据和 19 个环境因子数据,利用 SSDMs 模拟了现状年（1981—2010年）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对各物种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识别,并对 21 世纪末（2 071—2100年）3 种气候情景（SSP1-2.6, SSP3-7.0, SSP5-8.5）优势沼泽湿地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影响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最湿季度的降水量、土壤 pH 和最温暖月份的最高温度。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不均匀, 东部物种丰富度高于西部,丰富度最高的地区为敦化市;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分布范围缩小,物种丰富度降低;吉林省优势沼泽湿地植物大部分现存已经被保护,模拟发现的一些适宜分布区和未来气候风险区,在保护网络建设时应予以考虑保护。期望研究结果为吉林省沼泽湿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宄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宄发现:①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宄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宄,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

通过构建沿海城市经济韧性分析框架,采用经济韧性测度模型和Esteban-Marquillas 拓展模型,以连云港为案例,分析了1996—2020 年沿海城市经济韧性特征及影响机理。发现：① 沿海城市宏观经济韧性呈减弱-增强-减弱的变化过程,第二产业主导着连云港市经济韧性的发展演化。② 沿海城市传统路径行业韧性弱于新兴路径,产业结构素质、竞争力、资源配置等要素作用强度变化具有动态阶段性。沿海城市经济韧性的演化受制于新兴路径行业发展,新兴路径行业并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是与当地区情况相应适应的产业。③ 沿海城市企业韧性有减弱之势,新兴路径行业的企业韧性强于传统路径行业。新兴路径行业和传统路径的化工产业新企业表现出对港口、高新区等特定空间区位的路径依赖,显示出港口区位对企业存活具有积极影响。推动产业向港口、开发区（高新区）集聚是提升沿海城市经济韧性的关键路径。

基于2013—2020 年中国31 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单元新基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升高,其增长幅度皆呈增加趋势;② 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③ 新基建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耦合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本文对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判,期望为中国新基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