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环境规制是保护旅游生态安全和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域2006—2021年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增长强劲，且二者均呈现出东部较强、中部中等、西部和东北较弱的空间格局，时空异质性特征凸显。②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关联性显著，“H-H（高-高）”和“L-L（低-低）”集聚型占比较高。③环境规制通过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本地旅游生态安全，并通过产业转移、政策示范等方式对邻地旅游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库区移民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在实践中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困境，揭示其悖离机制对促进移民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及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移民社区问卷调查及结构访谈数据，融合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理论框架，借助Logit-ISM模型揭示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67%的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政策宣传缺位、物价上涨和生计转型的风险感知、乡村旅游需求程度不足、移民农户间支持和信任程度缺乏及家庭劳动力短缺是导致悖离产生的原因。意愿与行为悖离有两条形成路径，其中农户个体基于经济理性权衡形成成本高于收益感知是悖离形成的直接原因，个人–社区建构的社会网络资源支撑乏力是悖离形成的间接原因，个人-社区-政府互动与多维支持不足是悖离形成的深层原因。

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探讨TOD模式与城市旅游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公共交通建设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因此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人本尺度的TOD城市旅游活力（TOD urban tourism vitality, TOD-UTV）分析框架，从地理环境与环境体验两个方面验证了南京TOD模式对城市旅游的影响。结果发现：①TOD旅游活力的分布呈现出中心城区高，周边地区低的特征。②TOD旅游活力的变化倾向率亦表现为中部提升，四周降低的格局。③促成该结果的主导因素是核心城区TOD周边土地开发、道路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娱乐等商业场所服务质量的耦合效应显著。因此增强TOD周边环境因子的耦合效应才是促进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良性交互的有效策略。研究为评估TOD模式如何促进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框架，为以人本尺度探索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TOD规划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提供了新见解。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新疆旅游信息流关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从关系网络看，乌鲁木齐市虽具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呈现出传统地理网络中的“虹吸效应”，而是超越地理边界建构复杂的流关系网络；②核心-边缘关系网络结构具有层级性，且层级分类并非以自身固有资源优劣势作为单一衡量标准，而是取决于节点间的连接数；③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通过与核心节点相连，原先被视为处于边缘层级的节点也能够跃升至核心层级。本文不仅验证了网络具有层级性的创新性观点，还通过时空演变揭示了层级的动态变化，为处于边缘的旅游目的地跻身核心旅游区提供新的实践启示。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涉农企业是乡村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市级面板数据，在分析涉农企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基础上，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黄河流域涉农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由0.056增加至0.212，在空间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②2011—2020年黄河流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逐年增加，由0.273增长至0.411，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人力资本，涉农企业发展显著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涉农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0%，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将提高0.067。涉农企业的规模化、多样性、创新性、市场化、规范化水平的增强不同程度地促进乡村生产水平、效率、结构与方式的优化。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其联系提供理论依据，为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

专业村是产业兴旺的助推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研究专业村韧性水平及其演变特征，对优化专业村系统、提升农区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南省2008—2017年追踪调查的50个专业村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专业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数理模型，测度专业村韧性水平并探究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河南省56%的专业村综合韧性呈负增长，集中分布在豫北地区，豫南地区的综合韧性提升近10%，服务型专业村韧性相比其他类型专业村下降明显，农业型专业村韧性高值区由东向南转移。②制度韧性对专业村综合韧性贡献最大。河南省78%的专业村生态韧性下降，集中分布在豫东。豫中文化韧性和生态韧性均下降近10%，豫南、豫西文化韧性和经济韧性增幅均超35%，增长热点由豫东、豫中向豫西、豫南演变。工业型专业村文化韧性提升16%，但生态韧性下降近14%。服务型专业村文化韧性下降超10%。③专业村综合韧性的短板集中在文化维度，以及出口创汇额、主导产业年销售收入、农村年户均用电量和人均水域面积等关键指标。

明晰地理空间的演变现象及规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现阶段国内外针对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空间尺度、采用公开土地利用/覆盖数据集、围绕特定问题进行深入展开，对于从空间耦合结构及动态演变现象，到核心演变成因及内在复杂关系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更缺乏基于适宜理论支持和可行测度手段的实证性分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叠置、热点分析等方法，构建涵盖“聚集模式-演变特征-演变成因-内在关系”4方面的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的系统分析框架，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剖析自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以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系统的空间聚集规律及动态演变现象、要素时空流态及复杂适应关系，为具有共性特质的西北地区众多都市圈乡村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研究发现：在都市圈范围内，乡村地区“三生空间”往往存在类型化的聚集模式，而聚集模式的演变具有空间自限性和目标多向性，阶段性迥异的土地覆盖流态网络构成“三生空间”时空动态耦合的复杂路径。

在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成为理解全球金融地理格局及其动态演化的重要理论工具。现有GFN研究大多聚焦于以纽约–伦敦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结构，然而对于成功融入GFN中的地方经济体和GFN的等级性和区域性特征缺乏足够关注。本研究以79家泉州企业的境外首次公开募股为例，利用企业间服务和合作联系来刻画区域性的GFN，识别其中关键的地理单元和网络结构，并揭示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泉州企业选择前往邻近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境外上市，这一过程形成了区域性GFN，地方经济体的区位条件和产业特征是理解区域性GFN形成的关键因素。②香港在泉州融入全球金融格局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泉州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也是为泉州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服务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企业的主要集聚地。

科技企业为现代金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金融企业通过市场购买技术服务，由此促成了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溢出与金融企业建立创新联系。本研究依托商业银行向科技企业购买应用于金融科技新业务的技术交易数据，基于技术溢出视角，构建城市金融科技联系网络，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由新业务发展需求推动、产业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的金融科技网络已经形成，呈核心–边缘结构且具有小世界属性，技术溢出交易与东部城市密切相关，贵阳是网络西部的核心节点；②网络核心节点的中心性显著，技术溢出能力突出，城市行政等级较高；③三大城市群的金融科技网络各具特色，3类商业银行接受技术溢出的行为倾向亦存在差异；④城市的创新能力、金融环境、经济发展态势、行政等级及交通通达性等均对金融科技网络有影响，但对吸收技术和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不一。技术需求所促成的技术溢出为金融与科技跨行业构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网络不仅为解构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素材，也为金融与科技结合后研判拥有大型科技企业的城市的竞争力提出了新命题。

城市个体的规模特征及在关联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共同塑造着城市体系发展新格局。基于2005—2022年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刻画城市体系网络结构与演进特征，依据城市规模中心性与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进行城市等级划分，进一步探析城市经济、人口规模与网络地位的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城市网络由北京、上海双核驱动逐渐演化为多核联动辐射格局，高强度投资联系逐步占据主导地位；②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空间分布的“核心–外围”圈层特征不断显化，大部分城市网络中心性持续提升，节点非对称性显著增强；③“规模–网络”双重维度下将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典型表现为“规模–网络”地位匹配型城市和非匹配型城市2种类型。④城市网络中心性与经济规模具有持续多期的显著正向互馈效应，人口规模变动对网络中心性存在相对长效的单向提升作用，而网络中心性变动对人口规模仅存在短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城市体系结构特征的认识，为优化城市发展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城际关系有多种类别，其中合作型关系和流动型关系是其中2种主要类型。合作型关系来源于彼此城市功能相似并达到规模效应，或城市间存在功能互补；流动型关系来源于源汇城市间的要素势差。在分析合作与流动关系形成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风险投资关系的视角，检验合作网络与流动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2种网络关系的发生机制不同导致距离、城市规模组合的差异性影响；但在反映区域经济格局上又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出相似的层级结构等。此外，双向加和的流动网络虽然和合作网络较为相似，但单向流动网络可以更真实地揭示流动关系特征。研究区分了合作与流动关系的模式差异，并启示了城市网络研究中区分关系类别的重要性。

城市群是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城市间技术溢出的重要纽带，现有文献大多将城市群作为分析边界，忽视了城市群战略实施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差异化影响。为此，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转移数据，分4个时间段对中国19个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专利转移的总体特征与时空动态进行分析，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城市群协调效应、集散效应、联动效应出发，分析城市群战略对不同尺度专利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9个城市群专利转移网络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化和区域化的特征，以北京、上海、广深和成渝为顶点的“菱形结构”逐渐显现，城市群战略促进了同一城市群内部城市、城市群与其周边城市、不同城市群城市之间的专利转移。

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合作模式、产业链地位和嵌入性演变。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全国尺度的城市合作网络存在多中心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全球尺度存在“境外研发出版–国内运营”（模式1）、“国内研发–境外出版运营”（模式2）、“国内出版运营–境外研发”（模式3）3种合作模式。其次，中国城市总体上仍处于全球数字游戏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和出版环节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城市依赖性较大，但随着模式2和模式3的快速崛起，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厦门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再次，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在近10 a里大致经历了本地化嵌入减弱、国内跨城联系增强、国际依赖减弱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去本地化特征和地方−全球再分工过程。本研究助益于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基于城市间上市公司投资数据构建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结构韧性指数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投资网络结构及韧性状况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顶点的三角形投资联系骨架，投资网络密度较小但持续提升，各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差异明显，核心城市的网络控制力不断强化。②投资网络的非均质性和层级性明显，导致在应对可能冲击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网络有均质化、扁平化趋势。③投资网络具有整体较高的匹配韧性，节点之间联系路径倾向于异质化和多样化，企业投资流能够通过交叠的方式增强联系路径的“鲁棒性”。④投资网络的路径传输效率较高且在不断改善，整体网络具备较高的连接韧性。⑤投资网络具备一定的集聚程度，投资联系以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的单向联系为主，在促进边缘城市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降低了核心城市的风险负荷，提升了城市投资网络的结构韧性。

准确理解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内涵意蕴，探究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的机理，是化解空间矛盾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基础。研究表明：①自然形成的空间环境和逐利的人性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市场机制、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机制共同作用于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机理。②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的功能在于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结构、保障生态利益空间再分配、矫正市场机制逐利天性。③布局规范的空间结构、合理分配的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权利是生态利益配置的预设基准。当前，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初次配置存在空间用途竞争凸显、空间资源错配丛生、空间权利不平等的内生张力，以及二次配置界限的失衡隐忧，需为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划定“三线一单”生态承载力的底线边界以及约束政府权力的上限边界，优化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机理的协同机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合理配置生态利益，实现生态利益的全民共享。

由细菌产生的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brGDGTs），是示踪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关于此类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其不同组分相对分布的气候代用指标，关于其总体含量的影响因素还少有研究。这限制了对于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气候指示意义以及brGDGTs指标季节性的合理解读。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大范围表土中的brGDGTs含量，并分析了其与环境因子（包括干旱指数、土壤pH和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brGDGTs含量与干旱指数具有最强的相关性，而在不同区域brGDGTs含量均与干旱指数存在中等或较强正相关，但与pH值或温度的相关性不稳定，说明土壤湿度可能是现代表土中brGDGTs含量的主控因素。因此，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的波动可能反映了过去的干湿环境变化。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土壤中brGDGTs古温度代用指标的季节性，可能不仅包括通常认为的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受湿度（降水）的季节性变化所影响。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吉林省白城市为例，采用2015—2022年多源数据（空气质量、气象、卫星、遥感），在系统分析重度污染事件形成成因的基础上，筛选了重度污染事件PM_2.5质量浓度预测的最佳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在2017年以前，白城市重度污染发生频率较高，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初和深冬；2017年以后重度污染天数显著减少。重度污染主要分为4种类型，即本地排放型、传输主导型、气象诱导型、复合污染型，其中复合污染型比例最高。本文构建了重度污染发生期间的空气质量、气象、遥感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预测算法，对白城市PM_2.5质量浓度进行了预测，XGBoost算法表现最优，R²为0.92，均方根误差（RMSE）为24.6 µg/m³，显著优于随机森林（R²=0.87）和支持向量机（R²=0.67）等算法。本研究为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重度污染的预测提供了一种简洁、易掌握、精度高的流程和算法，有利于大气环境日常管理。

城市群功能分工研究对于优化城市群城市体系、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功能分工研究多基于城市功能差异的属性视角，缺少从城际功能关系的角度刻画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本文综合运用功能单中心–多中心理论、供应链分工关系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供应链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和“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②“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稀疏且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相对紧密且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紧密且处于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为主。③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单中心模式的“离心型”分工和“向心型”分工之间，单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之间的转变相对较少，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关系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尚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从流动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拓展了以往建立在属性数据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文献，力争为后续基于关系数据开展的功能分工研究奠定新的范式基础。

在对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全文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江浙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部分城市。②由高至低可分为协同发展、趋向协同、协同失调与协同滞后4种协同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将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态势进一步从基础、规模、结构维度呈现，各维度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分异性。最后通过对不同协同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城市制定系统协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蕴含着所属民系的 “基因”信息，其演变过程可用作揭示历史迁徙的侧面证据。但是当前仍然缺乏在大地理范围内研究传统聚落形态的手段，难以获得整体普遍的规律。本研究提出一个遥感AI探索大地理尺度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变的思路，可以自动从村落遥感影像中提取其聚落形态的民系原型信息，结合村落背后的民系迁徙过程，以还原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韩江、梅江流域存在客家村落和潮汕村落的聚落形态原型，并沿着迁徙路径呈现出形态渐变规律。本文结合数据驱动结果和历史资料，从聚落形态和地理空间2个角度论证出，客家和潮汕2种聚落形态原型在民系迁徙驱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即“百鸟朝凤”型，兼具客家和潮汕原型特征，从而补充现有的聚落形态知识。

智能化能够提高城市社会经济效率，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在从理论上分析了智能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了城市智能化水平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再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智能化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研究发现智能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即智能化对东部和中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西部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东部和中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劳动力技能结构在西部城市没有起到中介作用。本文提出应当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智能化建设并推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强化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积极影响。

基于2010—2022年中国110个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动态影响，分析政府治理能力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和成熟型城市最为明显。资本与劳动力错配状况整体上处于改善态势，但东北部及衰退型城市改善有限，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②环境规制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不同区域层面下，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东部地区最强，东北部地区最弱。不同类型城市层面下，环境规制对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错配有较强的改善效果，但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③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在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当市场化进程未达到第一门槛值前，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无显著影响；当市场化进程跨越第一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当市场化进程越过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越发明显。④分析发现，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改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改善本地资源错配，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改善邻近地区的资源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