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中，在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呈现一种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非线性趋势。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长期效应显著超越短期效应，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新质生产力通过激发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多重渠道，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最明显。

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剖析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呈“下降−上升”趋势；整体空间格局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流域内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分异的主要原因。②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高（低）效率地区对邻域地区具有正（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金融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交通水平对本地及邻域城乡融合发展效率提升均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化水平呈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研究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移民的生计韧性理论框架，用长江流域重点退捕区湖北段260户渔民家庭的调查数据，结合综合指数法、障碍度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究长江不同水域退捕渔民生计韧性差异以及较佳的扶持政策路径。研究表明：①退捕渔民生计韧性水平整体偏低，为0.173，且区域差异显著，干（支）流保护区最高（0.199），内湖保护区最低（0.128）；②在不同禁渔区，渔民生计韧性的障碍因子各异；技能培训这一维度对于干（支）流保护区的渔民更为重要，养老金水平是影响内湖保护区渔民福祉增进的关键因素，而社会融入状况的不理想，则成为制约干（支）流非保护区渔民后续生计发展的核心因素；③干（支）流非保护区最适用“政策推动型”帮扶政策，更偏重于通过政策力度的加大来实现生计的转型与恢复；干（支）流保护区则以“社会融入型”扶持举措最优，通过提升渔民的社会参与度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湖保护区中“生计资本型”的自然及物质资本补偿配置是较佳方案，通过增加渔民生计资本存量来保障其生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城乡间要素的流动与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共生发展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浙江省县域尺度相关数据，揭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重点探讨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各县域的共同富裕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总体上看，浙江省共同富裕的高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内陆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②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且这种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③从维度上看，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建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共生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时间上看，2015—2021年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11—2014年则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对贫困是制约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黄土高原地区属于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为有效治理相对贫困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从物质基础、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构建相对贫困测度体系，运用相对贫困指数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划定相对贫困线，识别出421户相对贫困农户，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个体和区域相对贫困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彭阳县物质基础维度和发展机会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低，但经济条件维度、可行能力维度和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高；②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平均高程、劳动力占比、基础设施满意度和工资性收入占比是影响相对贫困的主导因子；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医疗支出、是否有小额信贷和第一产业贡献率是次要因子；③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受阻、地区发展差异化明显。为破解黄土高原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困境，亟需以城乡融合为纽带，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依托跨区域要素流动破除发展壁垒，通过创新治理尺度构建多层级协同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湖泊沉积物蕴含有丰富的气候环境变化信息，是研究末次冰消期以来气候环境变化的理想介质。本文采用青藏高原典型湖泊的古湖沼学记录，举例说明研究过程中通常被忽略的一些基础科学问题，如湖泊分类、代用指标指示意义、湖泊状态转变历史等如何影响不同代用指标记录的解释。对湖泊基础科学问题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合理地解释代用指标记录，正确重建过去湖泊过程与气候环境变化，对深入理解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及机制也大有裨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耕地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研究此分异特征对把握未来耕地变化趋势、因地制宜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和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都非常重要。利用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图、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等多种数据源，分析了1990—2020年中国耕地的空间格局变化，并提出中国耕地增减的地理分界线：40°N线，即古代的农牧业分界线。在过去30 a，耕地变化在此线南北两侧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北侧（古代牧区）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南侧则相反，呈减少趋势。耕地减少最快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由东南沿海和（中国地势）二级阶梯的南段共同构成的“马蹄形”区域。最后，系统分析了引起40°N线南北两侧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驱动碳减排和人类福祉提升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构建并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人类福祉碳强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中国省域人类福祉碳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11—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西低东高”空间格局；而人类福祉碳强度明显降低，呈“北高南低”空间特征。②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中国人类福祉碳强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提高1单位，人类福祉碳强度相应降低1.138单位。数字经济通过降低用电能耗与产业结构升级来降低人类福祉碳强度，人均用电量、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1单位，中国人类福祉碳强度分别降低0.645、0.083单位，降低用电能耗的促减效应明显更强。③数字经济对中国省域人类福祉碳强度的促降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经济对本省及邻近省域的人类福祉碳强度具有显著降低作用。建议缩小中国数字经济的东西差距与人类福祉碳强度的南北差异，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减少用电能耗，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中国人类福祉碳强度。

本文提出使用饱和水汽压差（VPD）的正序排序（VPDr）为气候时空相对变化指标，以VPD、二氧化碳质量浓度（CO₂）和年降水量（Pre）为气候变化指标，基于岭回归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定量估算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VPDr、VPD、CO₂和Pre对植被指数NIRv的影响。结果表明：利用VPD建立的气候时空相对变化指标VPDr具有可行性，能定量估算其对植被的影响，通过对特定区域的分析，证明了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气候时空相对变化对植被有重要影响，其影响大于VPD本身。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干的速率大于变湿的速率，整体气候相对变干，对植被产生负影响。大部分区域VPDr的上升表明气候相对变干，抑制植被生长，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侧、天山山脉和内蒙古高原中段等区域，VPDr下降的区域表明气候环境保持稳定或相对变湿，气候适宜性增强，促进植被生长，主要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河西走廊−巴丹吉林沙漠和呼伦贝尔高原−大兴安岭北部等区域。该地区植被呈增长趋势，这主要是CO₂的施肥效应和降水增加导致。该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了气候时空相对变化的定量指标，并定量估算了气候时空相对变化对植被的影响，拓宽了气候变化对植被影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表明即使在气候较稳定的地区，气候也会在时空上有相对变化，植被同样受到气候时空相对变化的影响，且与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差异很大，所有地区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提高陆面模型对区域植被动态的模拟精度对研究植被与陆面水热循环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参数优化是改进陆面模型模拟精度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针对Noah-MP陆面模型在黄河流域的应用，通过调整动态植被模拟有关的5个参数并完成多次重复模拟试验后，参照卫星遥感获取的叶面积指数(LAI)产品分析了参数变化对植被模拟性能的影响，选出了最优参数集合。参数优化较大程度地解决了原默认参数对部分区域LAI模拟的低估问题和季节性滞后问题，对多种植被类型模拟的相关系数(R)、Nash效率系数(NSE)和均方根误差(RMSE)均有明显改善，如对落叶阔叶林，R从0.489增至0.879，NSE从−0.83增至0.46，RMSE从2.22降至1.21。与相应的遥感产品对照表明，此次参数优化还提升了模型对黄河流域总初级生产力的模拟性能。

加密技术可防止非授权用户浏览数据。可逆水印技术可用于对数据的一致性或来源进行认证，并可无损恢复原始数据。针对矢量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结合加密技术和可逆水印技术，提出一种基于非对称公钥同态加密的矢量地图加密域可逆水印方法。所提算法，基于加密算法的同态特性，在地图数据密文域中实现了基于改进直方图平移的可逆水印嵌入机制。对3个不同类型的地图数据进行算法实验，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对3个地图数据的水印嵌入性能的分析及与相关明文域和密文域矢量地图可逆水印算法的比较，发现本文算法具有更大的水印容量，更好的水印透明性及更安全的数据加密效果，是一种针对矢量地图的理想的非对称同态加密域可逆水印方案。

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目标协同视角，以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地级行政区为样本单元，测算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分析其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而通过回归分析探索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计算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的适度规模。结果表明：①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上升，其中黑龙江省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大、耕地利用效率较高，辽宁省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小，吉林省和蒙东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较低。②在此期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扩大、离散性增强，规模较小和效率较低的地区仍占据较大比例，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明显，耕地利用效率的两极分化得到缓解。③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增长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由正变负。④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在不考虑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前提下为11.61~11.95 hm²，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则为10.04~10.10 hm²。

基于共同富裕目标界定并测算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其动态演进及驱动因子，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的空间动能。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其分布演进及驱动力量，发现：①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高水平城市发挥“溢出效应”向周边城市辐射，中部城市“追赶效应”显著，西部城市正处在震荡阶段，东北城市亟待遏制发展颓势。②全国和 4 大区域均在相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0.93,0.99] 内转移概率由向上转为向下。东部高水平城市抵御下行能力较强，西部向上转移概率略低于全国，东北向上转移潜力羸弱，未来全国城市“东优西次，南强北弱”的不均衡现象仍将存在。③创新活力直接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协调和服务共享是重要渠道，生态文明和开放互联起次要作用，增收共促具有间接作用，且各因子交互也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4大区域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创新活力和产业协调驱动，东部和中部以创新活力为主导，西部的创新活力和服务共享交互作用较强，东北则突出产业协调对生态文明和服务共享的积极影响。不同规模城市中，创新活力是首要驱动，超大城市依赖其与生态文明、产业协调的交互作用，大城市依赖创新活力与生态文明合作，而中小城市则依赖其与服务共享、产业协调的交互作用。

产业有序更替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十分重视产业演替研究，但存在重产业进入而轻产业退出的问题，并且没有较好方法定量识别关联性和非关联性退出产业。本文提出了一个定量识别关联性和非关联性退出产业的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关联性和非关联性退出的数量特征与空间特征，并重点研究了（非）关联性退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区域产业退出以非关联性产业退出为主，关联性产业退出相对较少。1998—2012年中国非关联性退出产业约占退出产业总数的65%，而关联性退出产业约占退出产业总数的35%。②关联性和非关联性退出存在一定空间差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更高比例的关联性退出，西部地区具有更高比例的非关联性退出。③技术关联在产业退出中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关联性产业退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非关联性产业退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可为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有序退出提供政策建议。

运用融合时空行为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综合手机信令数据与微观企业大数据，以上海郊环内164个街镇为研究对象，在描绘不同街镇单元产业关联矩阵和通勤网络格局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内部产业动态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与城市通勤格局变化（通勤距离和通勤来源分布）的因果规律。研究发现：①若街镇单元产业演化越路径依赖，从业者平均通勤距离会趋于减小，且从业者居住地的空间分布会趋于集中，这主要是因为就业地产业发展保持稳定，其对从业者技能的需求变化不大，从业者会主动寻求通勤状态的改善；②若街镇单元产业演化越路径突破，从业者平均通勤距离会趋于增加，且从业者居住地的空间分布会趋于分散，这主要是因为就业地产业发展变化显著，其对从业者技能的需求改变较大，会吸引更远、更分散且本就业地缺少的从业者。研究指出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和提升城市通勤效率间既存在矛盾冲突也存在调和可能，需要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等政策工具通过统筹考虑、相互配合、弹性管控来平衡和兼顾超大城市产业升级与通勤改善的现实需求。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具有高耗能特征的数据中心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这关系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层面制定了“东数西算”战略以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缓解东部的资源环境压力，其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及空间转移规律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中心层面的细粒度数据构建碳核算框架，模拟预测2020—2030年是否实施“东数西算”战略的2类情景下的数据中心碳排放数量及空间转移规模，并分析了战略节能减排的潜力。结果表明：“东数西算”战略能够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实现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在“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21 131.03万t，相比未实施战略的情景将减少2 274.16万tCO₂；东部降低了5 544.67万tCO₂，其中京津冀枢纽与长三角枢纽地区的碳排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东部向中部转移了1 788.51万tCO₂，向西部地区转移了1 332.88万tCO₂，同时减缓了高碳区域的碳排放的增加速率。研究结论对揭示“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数据中心这一类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转移规模与空间转移格局提供数据支撑。

数字技术与城市场景的融合发展形塑了新的人地关系，对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产生多空间、多维度的影响。本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流动人才地方嵌入，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地方嵌入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城市数字化发展对流动人才地方嵌入的影响程度、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等。主要研究结论：① 城市数字化发展有效推动了流动人才的地方嵌入，对经济嵌入维度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② 数字化作用于不同级别城市呈梯度差异，其中二三线城市效果较为显著。③ 数字经济有效推动社会网络单一的流动人才地方嵌入水平。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桥梁作用，流动人才能够有效汲取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认同，不断扩大社交圈层与地方联结，提高自身的情感嵌入和文化嵌入。最后，文章分别从数字经济与流动人才地方嵌入两方面提出建议，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新政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具有高生成性兼具高波动性，既有研究考察了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但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解除进程及其背后的高波动性机理尚待明晰。基于“生成–维持”视角，采用2001—2019年合作发明专利构建全国创新网络，探索其演化特征，并采用可分离式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别揭示创新关系的生成与维持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网络规模日趋扩大，空间格局由三角形向“菱形+十字”发育。维持进程呈现“上三角–全三角–菱形–菱形+十字”的演化路径；生成进程呈现与下一阶段维持进程类似格局，并由“北上深”主导转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反映出路径依赖效应；解除进程由生成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以及中国东北、西南城市主导。② 创新网络演化机制出现阶段性分异。聚集效应对创新关系由抑制转为促进，中介效应对创新关系由促进转为抑制；传递效应、GDP与创新水平、地理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对城市创新关系的促进作用持续下降。③ 创新关系生成与维持的演化机制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和创新水平对于创新关系的维持作用基本失效，地理邻近性对于创新关系的生成作用下降，但是维持作用上升。本文增益于既有研究中对创新关系维持机制的探索不足，为提升创新网络的成长性、降低其波动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采用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专利权转让数据和航班数据构建中国多层城市网络，实证检验了多层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市多层度数中心性和多层PageRank中心性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表明城市多层网络中心性成为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来源。② 多层网络嵌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效应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创业孵化能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增强，表明城市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着多层网络嵌入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③ 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受益于多层PageRank中心性和多层度数中心性的提升，中西部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从多层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高于东部城市。城市多层网络嵌入的研究必然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鸿沟现象有所缓和；碳排放绩效水平整体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产业集聚、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城市的碳排放绩效，而且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欠发达地区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突出短板。本研究基于欠发达地区的科学认知，识别了中国欠发达县域的空间分布及其地域类型，提出了欠发达县域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建立健全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作为人地关系负向演化的结果，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以经济欠发达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地理概念，由此决定了对欠发达地区的识别宜采取“1+N”的方案。② 2022年，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边境地区以及苏‒浙‒闽沿海地区，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包括交通运输用地占比、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③ 基于主导因素识别的部门欠发达县域包括交通欠发达县域、教育欠发达县域、城镇化欠发达县域和工业化欠发达县域，宜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④ 经济欠发达县域主要分布在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可依据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导制约因素将其划分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约束型经济欠发达县域、工业化约束型经济欠发达县域、教育和城镇化约束型经济欠发达县域、多要素相对约束型经济欠发达县域和多要素严格约束型经济欠发达县域5类，不同类型欠发达县域的常态化帮扶策略应立足其主导制约因素的组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