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人类世”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高强度人类活动与信息智能化的多重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大，全球人地系统及其地域格局正经历关系重塑和功能重构的巨大挑战，现代地理学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范式转型应对的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创建“地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实践（Practice）”四维融通模式（简称Geo-STEP模式），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四维交互机制及其创新应用。研究表明，Geo-STEP模式是一套系统化、综合性、贯通式的现代地理学方法论体系，它聚焦多维度关联、多体系耦合、多场景协同，构建起地理科学、技术、工程、实践多维融通的有机整体，其传导逻辑遵循“科学认知（S）−技术创新（T）−工程落地（E）−实践反馈（P）”的通用范式，推动现代地理学实现3个关键转型：一是从解释现象的理论研究向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转型；二是从单一学科的独立发展向综合交叉的协同创新转型；三是从理论研究向重大战略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转型。本文重点剖析了Geo-STEP模式在国土空间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地理教育与教学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场景，初步验证其用于分析解决复杂人地系统问题的独特优势与综合能力，为“人类世”“人地圈”时空格局下地理科学体系与学科体系的优化重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文旅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流量成为推动地方发展和文旅融合的主要动力。在流量的刺激下，旅游市场由政府、平台、个体等主体共同塑造，“网红官员”与“草根网红”开始涌现并发挥主导作用，但二者在行动逻辑、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流量既反映新时代旅游受算法、大众和数字媒体共同主宰的“狂欢”业态，也反映了缺乏外力支持的中小城市和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制造“网红”而“狂飙突进”的发展渴望。个体“网红”和流量经济催生新的文旅业态和繁荣的同时，也导致旅游本质失真、地方特色失语、系统支撑失位与流量适配失衡，成为新时代旅游发展的悖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流量在空间和地方上的配置引发流量正义的关键问题，将是地理学、旅游、媒介、经济管理等学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定量分析转型发展对现代化的影响对推动乡村转型和提高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河南省1155个专业村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其转型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转型发展对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8—2017年，河南省专业村转型发展水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变异系数由2008年的0.214增加为2017年的0.307，极化差异增大。转型等级以较低和中级为主，转型发展水平较低，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显著但程度逐渐减弱，高密度核心区由“点状”向“面状”分布演变。②专业村现代化水平与转型发展变化趋势一致，空间差异相对较小，以低、较低和中级为主，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并由北部和中部向全省扩散，集聚特征显著但程度有所减弱，北部焦作–郑州–新乡附近的集聚程度增强并向多个地区扩散。③专业村转型发展对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2008年和2017年均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每提高1%会使相邻地区专业村现代化水平分别增加0.251%和0.121%。④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交通水平、产业升级水平、发展活力、地形及地理区位等因素直接推动专业村转型发展，又间接驱动现代化水平提高，从而塑造了专业村现代化水平的空间格局。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全球供应链调整重构、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宏观背景下，针对中国乡村产业布局分散、要素瓶颈突出、质量效益不高等现实困境，科学认识特色产业专业村转型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基于不同时空尺度，对专业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机理和效应展开了大量探讨。从产业运行角度概括了专业村转型过程，聚焦企业家精神、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府行为等关键驱动因素，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等理论，阐释了转型机理，重点测算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在产业集群扩张、知识传播和绿色生产等方面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现有研究针对专业村转型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内在机理尚缺乏系统建构，对专业村转型发展模式的区域差异和可持续性仍有待深入探究。为此，未来研究可吸收多学科理论视角，构建专业村转型综合分析框架，从多尺度链接资源、多主体参与互动、多维度要素重构的角度解析专业村转型发展过程，从要素关联和驱动因素级联的视角剖析转型机理，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和村域、县域、国内、国际等多尺度分析转型效应，进而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转型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研究选取3个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传统村落“人−地−业”协同的生产逻辑。研究发现：①生产主体的生计转型是“人−地−业”协同的驱动机制。生计转型模式可被归纳为从土地依赖向资本驱动的资源重构型、从文化积累向市场赋能的文化内生型、从政策引导向多元联动的政策协同型；②生产载体的要素重塑是“人−地−业”协同的表征图式。生产过程会反映在空间形态上，解构图式语言体系，利用图式语境奠定空间组建逻辑、图式语法挖掘空间组织秩序，图式语汇重塑空间组合符号。③生产系统的业态融合是“人−地−业”协同的共生路径。发挥“人”主体意识与整合“地”资源要素，将“业”的生产反作用于“人”生产主体与“地”生产载体，构成“人−地−业”系统协同的良性循环。

壮大县域富民特色产业，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特色种植业转型发展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探索政府主导下广西田东县芒果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田东县芒果产业转型发展历经探索起步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和稳定发展期，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在问题聚焦与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整合行政、科研、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投入生产要素，推动芒果产业从分散、粗放经营向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和集群化方向转型。②在此过程中，异质行动者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地方政府始终是核心行动者，科研院所持续提供科技支撑，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参与主体愈发多元，非人类行动者作用日益凸显。③推动县域特色种植业转型发展，关键在于立足资源环境适宜性，通过主体联合与要素整合，建立健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产业共育机制、品牌共建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和价值共创机制。

以苏州市双湾村为例，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了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环境、环境规制等非人类行动者不同程度地参与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中，并通过不同的转译过程对产业转型产生异质影响。②环境敏感区乡村同其他乡村一样具备实现产业转型的潜质，但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转型难度更大、成本更高。③转型成败在于关键行动者能否通过协商、干预、征召中介组织等行为强化自身话语与权力，满足其他行动者利益诉求并排除异议，以此稳固产业联盟。研究有助于厘清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中多元主体的权力博弈和话语建构机制，为环境敏感区乡村产业转型提供实践参考。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空间规划互为“理论−实践”支撑，特别是人文−经济地理学有关区位论与功能分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要素空间配置等理论方法研究，为区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当前，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区域/空间规划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由“开发−保护”冲突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需求与空间供给错配，区域/空间规划编制的底层逻辑、地理布局方案内容、技术手段等亟需适应性转型，进而对人文−经济地理学关于不同尺度与类型空间人地关系、全领域多要素流动配置及其区位选择规律、政府−市场协同空间管治等研究认知提出新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研究议题，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区位特征与布局规律、城市区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区位布局及协同联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保护优先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亟待深化，以支撑因地制宜布局新质生产力及高质量发展要求。

构建景镇共生空间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以黄山风景区和门户城镇为案例，借助引力模型、核密度估计和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探讨景镇共生空间的演化特征及模式。实证表明：①景镇共生空间发展呈现非均衡协同演进特征，具体表现为景区子系统指数长期趋稳、城镇子系统和共生环境子系统指数总体上升的差异化态势。②黄山风景区和各门户城镇共生关联强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景镇共生空间呈现交叠型、圈层化的多核心空间组织特征。③在景镇共生关系动态调整过程中，黄山风景区与各门户城镇的景镇共生空间模式呈现逆向型、稳定型与正向型等不同类型。景镇共生空间理论与实证研究对促进景镇和谐共生、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布局、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公园是兼具生态服务和社会功能的公共空间。既有城市公园研究存在“就园论园”的思维局限，缺乏地理学的理论透视。为此，本文先从地理学出发界定了城市公园的空间性。然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人地兼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3种视角，剖析了城市公园引发的人地关系，以便理解人与自然、城市与城市公园互塑互构的动态关系。最后，为阐明城市与公园的适配性及其时代重要性，以中国城市公园为透镜，从历史进程、空间治理及日常生活3个维度解析其权力关系、社会文化意义及人地互动机制，旨在为城市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理解城市发展与城市公园系统之间的复杂性提供深刻洞见。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

轨迹记录数据被广泛用于计算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和挖掘人类活动规律。当原始轨迹数据记录的时间采样间隔不同时，对移动对象位置信息的时间观测尺度随之变化，计算的人类活动特征数值和分析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即为时间聚合效应。为此，本研究利用志愿者123 d长时序高频采样的手机数据，从4个维度选择了6个典型的人类活动空间特征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基于轨迹记录数据计算的典型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存在时间聚合效应，即随时间采样间隔增加，指标数值整体被低估，但不同指标被低估程度存在差异；②对短持续时间活动存在依赖的指标（如日出行距离、日出行频次、日出行空间结构）受影响程度显著，侧重刻画长持续活动时空特征的指标（如日最大活动范围、日活动锚点个数量等）受影响程度较低，综合性指标（如活动位置熵）受影响程度居中；③采样时间间隔超过30 min时，除了日出行距离之外，其他指标变化程度在个体之间的一致性较好。本研究关于时间聚合效应的定量化评估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基于轨迹数据的人类活动空间特征分析结果的理解，提升决策支撑的科学性。

国家公园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重要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森林、湖泊、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资源富集，具有极高的固碳价值和固碳潜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探究国家公园碳汇补偿是适应“双碳”战略及保障其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本文以正在创建的黄河口国家公园为例，从碳中和视角探究黄河口国家公园固碳服务的供需状况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减碳作用，并通过生态辐射力模型模拟固碳服务的域外效应，从受偿方、补偿方两个角度探究其横向生态补偿价值，为国家公园碳汇补偿提供一定借鉴。结果表明：①黄河口国家公园碳汇资源丰富，固碳服务总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除中和自身碳排放，有充足盈余空间可吸收周边地区约1540.54万t的二氧化碳，为域外效应提供良好支持。②东营市除黄河口国家公园外其余区县碳供需状况差异化明显，仅河口区在满足自身固碳需求后还有423.28万t的盈余空间可中和其余区县排出的二氧化碳，垦利区、利津县、东营区和广饶县固碳服务均供不应求，未固定的碳需其他区域固碳服务的补给进行中和。③黄河口国家公园可根据固碳服务的供需平衡及基于生态辐射力模型模拟的固碳服务域外效应，构建碳汇补偿和碳排放交易体系，促进碳汇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及区域的协同发展。

联合国消除贫困和建设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目标的实现，正面临全球南方城市贫困空间复杂性的严峻挑战。基于此开展系列研究，整合文献计量（1939―2023年1394篇）、卫星遥感与实地调查验证数据，在绘制全球南方108个国家（地区）、1075个城市的120 m 分辨率贫困空间地图基础上，重点开展冷热点区域分析。结果表明：①全球南方城市贫困问题显著，4.23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4.76%）居住在环境恶劣的贫困空间，面积达约46927 km²（占总建成区39.43%），最严重的是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②全球南方城市贫困研究存在地理分布不均衡的特点，67个城市被识别为热点城市，85.07%的热点城市人口超百万（平均人口规模560.20万），且高度集中于中低收入国家（地区）。冷点城市总计1008个（占比93.77%），其人口规模较小（平均人口规模56.49万），却承载60.15%的总贫困人口，广泛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③城市贫困空间制图与关注度研究相互促进，能够挖掘城市贫困的区域差异，揭示各地区贫困治理的紧迫性与优先度，为低收入国家（地区）和中小城市的贫困治理降本增效。通过共享贫困数据、优化国际援助及推广中国减贫经验，有效推动全球南方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进程。

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全球南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张力，强调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本土适应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南方智慧城市的建设实践展现了“技术追赶”与“本土适应”的双重特征，理论创新应当融合南方本土经验与城市建设实践，以重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非正规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模式挑战了技术决定论，揭示了南方发展的韧性逻辑。这些发现解构了线性技术进步观，证明南方国家（地区）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研究为技术民主化提供理论启示，推动智慧城市从效率工具转向社会公平载体，助力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向知识生产主体的角色转型。

在现有文献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对比欧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构建了时间序列下由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内生-外生”的基本推动力和“推-拉”作用3组驱动机制和不同阶段下经济发展协调性、人口迁移、社会融合、城市化规模和空间表现5个方面变化特征构成的城市化“驱动机制-进程-结果”分析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逐步增强的动态平衡下，从推力为主的集中型发展模式逐步转向拉力为主的分散型模式，形成了滞后城市化与同步城市化共进、集中与分散共处、发展与挑战共存的“推-拉”和“内-外”交互转化的“新二元”城市化模式。研究为全球南方城市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中国范本。

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环境规制是保护旅游生态安全和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域2006—2021年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增长强劲，且二者均呈现出东部较强、中部中等、西部和东北较弱的空间格局，时空异质性特征凸显。②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关联性显著，“H-H（高-高）”和“L-L（低-低）”集聚型占比较高。③环境规制通过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本地旅游生态安全，并通过产业转移、政策示范等方式对邻地旅游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库区移民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在实践中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困境，揭示其悖离机制对促进移民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及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移民社区问卷调查及结构访谈数据，融合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理论框架，借助Logit-ISM模型揭示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67%的移民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政策宣传缺位、物价上涨和生计转型的风险感知、乡村旅游需求程度不足、移民农户间支持和信任程度缺乏及家庭劳动力短缺是导致悖离产生的原因。意愿与行为悖离有两条形成路径，其中农户个体基于经济理性权衡形成成本高于收益感知是悖离形成的直接原因，个人–社区建构的社会网络资源支撑乏力是悖离形成的间接原因，个人-社区-政府互动与多维支持不足是悖离形成的深层原因。

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探讨TOD模式与城市旅游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公共交通建设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因此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人本尺度的TOD城市旅游活力（TOD urban tourism vitality, TOD-UTV）分析框架，从地理环境与环境体验两个方面验证了南京TOD模式对城市旅游的影响。结果发现：①TOD旅游活力的分布呈现出中心城区高，周边地区低的特征。②TOD旅游活力的变化倾向率亦表现为中部提升，四周降低的格局。③促成该结果的主导因素是核心城区TOD周边土地开发、道路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娱乐等商业场所服务质量的耦合效应显著。因此增强TOD周边环境因子的耦合效应才是促进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良性交互的有效策略。研究为评估TOD模式如何促进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框架，为以人本尺度探索城市旅游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TOD规划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良性交互提供了新见解。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新疆旅游信息流关系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从关系网络看，乌鲁木齐市虽具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呈现出传统地理网络中的“虹吸效应”，而是超越地理边界建构复杂的流关系网络；②核心-边缘关系网络结构具有层级性，且层级分类并非以自身固有资源优劣势作为单一衡量标准，而是取决于节点间的连接数；③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通过与核心节点相连，原先被视为处于边缘层级的节点也能够跃升至核心层级。本文不仅验证了网络具有层级性的创新性观点，还通过时空演变揭示了层级的动态变化，为处于边缘的旅游目的地跻身核心旅游区提供新的实践启示。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涉农企业是乡村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市级面板数据，在分析涉农企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基础上，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黄河流域涉农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由0.056增加至0.212，在空间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②2011—2020年黄河流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逐年增加，由0.273增长至0.411，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人力资本，涉农企业发展显著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涉农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0%，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将提高0.067。涉农企业的规模化、多样性、创新性、市场化、规范化水平的增强不同程度地促进乡村生产水平、效率、结构与方式的优化。探究涉农企业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其联系提供理论依据，为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

专业村是产业兴旺的助推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研究专业村韧性水平及其演变特征，对优化专业村系统、提升农区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南省2008—2017年追踪调查的50个专业村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专业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数理模型，测度专业村韧性水平并探究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河南省56%的专业村综合韧性呈负增长，集中分布在豫北地区，豫南地区的综合韧性提升近10%，服务型专业村韧性相比其他类型专业村下降明显，农业型专业村韧性高值区由东向南转移。②制度韧性对专业村综合韧性贡献最大。河南省78%的专业村生态韧性下降，集中分布在豫东。豫中文化韧性和生态韧性均下降近10%，豫南、豫西文化韧性和经济韧性增幅均超35%，增长热点由豫东、豫中向豫西、豫南演变。工业型专业村文化韧性提升16%，但生态韧性下降近14%。服务型专业村文化韧性下降超10%。③专业村综合韧性的短板集中在文化维度，以及出口创汇额、主导产业年销售收入、农村年户均用电量和人均水域面积等关键指标。

明晰地理空间的演变现象及规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现阶段国内外针对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空间尺度、采用公开土地利用/覆盖数据集、围绕特定问题进行深入展开，对于从空间耦合结构及动态演变现象，到核心演变成因及内在复杂关系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更缺乏基于适宜理论支持和可行测度手段的实证性分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叠置、热点分析等方法，构建涵盖“聚集模式-演变特征-演变成因-内在关系”4方面的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演变现象及规律的系统分析框架，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剖析自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以来银川都市圈乡村地区“三生空间”系统的空间聚集规律及动态演变现象、要素时空流态及复杂适应关系，为具有共性特质的西北地区众多都市圈乡村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研究发现：在都市圈范围内，乡村地区“三生空间”往往存在类型化的聚集模式，而聚集模式的演变具有空间自限性和目标多向性，阶段性迥异的土地覆盖流态网络构成“三生空间”时空动态耦合的复杂路径。

在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成为理解全球金融地理格局及其动态演化的重要理论工具。现有GFN研究大多聚焦于以纽约–伦敦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结构，然而对于成功融入GFN中的地方经济体和GFN的等级性和区域性特征缺乏足够关注。本研究以79家泉州企业的境外首次公开募股为例，利用企业间服务和合作联系来刻画区域性的GFN，识别其中关键的地理单元和网络结构，并揭示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泉州企业选择前往邻近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境外上市，这一过程形成了区域性GFN，地方经济体的区位条件和产业特征是理解区域性GFN形成的关键因素。②香港在泉州融入全球金融格局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是泉州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也是为泉州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服务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企业的主要集聚地。

科技企业为现代金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金融企业通过市场购买技术服务，由此促成了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溢出与金融企业建立创新联系。本研究依托商业银行向科技企业购买应用于金融科技新业务的技术交易数据，基于技术溢出视角，构建城市金融科技联系网络，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由新业务发展需求推动、产业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的金融科技网络已经形成，呈核心–边缘结构且具有小世界属性，技术溢出交易与东部城市密切相关，贵阳是网络西部的核心节点；②网络核心节点的中心性显著，技术溢出能力突出，城市行政等级较高；③三大城市群的金融科技网络各具特色，3类商业银行接受技术溢出的行为倾向亦存在差异；④城市的创新能力、金融环境、经济发展态势、行政等级及交通通达性等均对金融科技网络有影响，但对吸收技术和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不一。技术需求所促成的技术溢出为金融与科技跨行业构建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网络不仅为解构城市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素材，也为金融与科技结合后研判拥有大型科技企业的城市的竞争力提出了新命题。

城市个体的规模特征及在关联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共同塑造着城市体系发展新格局。基于2005—2022年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刻画城市体系网络结构与演进特征，依据城市规模中心性与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进行城市等级划分，进一步探析城市经济、人口规模与网络地位的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城市网络由北京、上海双核驱动逐渐演化为多核联动辐射格局，高强度投资联系逐步占据主导地位；②有向加权转换中心性空间分布的“核心–外围”圈层特征不断显化，大部分城市网络中心性持续提升，节点非对称性显著增强；③“规模–网络”双重维度下将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典型表现为“规模–网络”地位匹配型城市和非匹配型城市2种类型。④城市网络中心性与经济规模具有持续多期的显著正向互馈效应，人口规模变动对网络中心性存在相对长效的单向提升作用，而网络中心性变动对人口规模仅存在短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城市体系结构特征的认识，为优化城市发展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城际关系有多种类别，其中合作型关系和流动型关系是其中2种主要类型。合作型关系来源于彼此城市功能相似并达到规模效应，或城市间存在功能互补；流动型关系来源于源汇城市间的要素势差。在分析合作与流动关系形成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风险投资关系的视角，检验合作网络与流动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2种网络关系的发生机制不同导致距离、城市规模组合的差异性影响；但在反映区域经济格局上又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出相似的层级结构等。此外，双向加和的流动网络虽然和合作网络较为相似，但单向流动网络可以更真实地揭示流动关系特征。研究区分了合作与流动关系的模式差异，并启示了城市网络研究中区分关系类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