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青藏高原阿里地区夏达错流域为研究区，采集湖泊周边人类以及驴、狐狸、兔子、马、狼、鸟、羊、牛9个物种的粪便样品，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粪便样品中的9 种甾醇化合物进行检测，并分析其分布特征及指示意义。结果表明：粪甾烷醇和异构粪甾烷醇是人类粪便中的主要甾醇，约占人类粪便总甾醇质量浓度（粪便中9种甾醇质量浓度之和）的60%，但这2种化合物在其他物种粪便总甾醇质量浓度中占比仅为0.66%~10.04%，且粪甾烷醇和异构粪甾烷醇在人类粪便中的质量浓度之和是其在其他8个物种粪便中质量浓度总和的两倍有余，因而这两种化合物可用作夏达错地区人类活动的代用指标；胆固醇在狐狸和狼等食肉动物粪便总甾醇中的占比均超过了50%，而在其它物种中的占比均小于7%，可用于示踪食肉动物；β-谷甾醇在鸟类粪便总甾醇中占比超过85%，远高于其在其他物种粪便总甾醇中占比，可用于识别植食性鸟类；β-谷甾醇、豆甾醇、24-乙基粪甾烷醇和谷甾烷醇是植食性哺乳动物粪便中的优势甾醇，可用于识别植食性哺乳动物；甾醇化合物的特定比值能够有效地识别出夏达错周边地区的人类粪便样本。该研究为重建青藏高原西部夏达错地区过去人与环境关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冰缘区系冻融作用强烈的冻土区，易发生地表隆沉、失稳滑移等形变，是冰川灾害的物源区。系统解析冰缘区活动层水−热−力效应引起形变的作用机制，对研究冰缘区地表形变类型和冰川灾害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青藏高原发育现代冰川冰缘区面积1.05×10⁶ km²，其中在过去几十年由于冰川退缩新增冰缘区面积约 0.15×10⁵ km²。冰缘区在气候、地形和现代冰川作用的综合影响下，产生以冻胀融沉为机理的垂直形变和以重力运移为主导的水平形变。未来研究应利用多源数据，结合冰缘区历史地表形变环境及致灾过程，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现代冰川冰缘区地质灾害高效识别和预测预报，完善现代冰川冰缘区形变的监测−模拟−预测体系，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基础数据与理论支撑。

高原湖泊流域因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较大，建设用地不可避免地出现“向湖”“爬坡”扩张现象，通过构建建设用地坡谱可有效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以滇池流域为例，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基于DEM转化的海拔数据，借助陡峭度、均匀度、上限坡度等方法分析了坡谱演化特征，提出了加权爬坡指数（WBCI）以定量表征建设用地爬坡程度，并结合海拔区间的视角探究了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分异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滇池流域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呈现以滇池北岸主城区为主核心，东岸呈贡区、南岸晋宁区为次核心的建设用地分布格局；② 建设用地垂直空间扩张呈现两阶段特征，即先平地扩张后爬坡扩张。2000—2015年为向湖、降海拔扩张阶段（WBCI<0）；2015—2020为爬坡、升海拔扩张阶段（WBCI>0）。③ 建设用地坡谱演变与海拔变化在流域尺度具有一致性，即爬坡指数变化趋势与建设用地分布的平均海拔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但在区县尺度，建设用地爬坡扩张与海拔爬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研究为城镇空间二维扩展向三维扩展提供新的思考和视角，也可为城镇空间用地规划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提供支撑借鉴。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通过2018—2020年的野外实地调查，结合GIS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经过形成期（17世纪—1904年）、发展期（1904—1962年）、初步恢复期（1962—1994年）和缓慢恢复期（1994年至今）4个时期的演化发展，整体上呈现减少趋势；②2020年西藏边境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尼边境，初步形成了以口岸型为主，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为辅的边贸市场体系，中印、中不边境贸易市场呈现出萎缩态势；③喜马拉雅山脉特殊的自然环境限制边贸市场沿断裂河谷分布，交通可达性促使边贸市场趋向集镇聚集，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的“离岸平衡”战略、印度的“缓冲区战略”意在阻断边贸市场，尼泊尔和不丹希望通过边贸发展来降低对印度的过度依赖，西藏边境管控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贸的发展；④未来应该积极探索在边境县城和集镇增开边贸市场，边贸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以及差异化的边境维稳和管控模式，以促进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重点关注技术关联在发达国家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后发国家来说，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会影响技术关联的作用。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吸收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份，构建1个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阶段性调整。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刘易斯二元经济阶段、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后发国家赶超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中提取3个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主要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变化与技术关联综合影响下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本文研究结果可对后发国家区域产业演化提供一定启示。

本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基于移民福祉角度，从经济环境、公共服务、居住环境、制度环境和城市现代化5个方面重新评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并利用2期人口迁移数据，对中国279个地级市的人居环境进行互动效应分析，探索城市人居环境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① 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有一定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差距缩小，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城市出现“俱乐部趋同”现象，中西部内陆地区陷入“低值陷阱”。② 全国人口净迁移格局呈现出“中间低、周围高”的凹形空间特征，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但迁移人口增长主要动力点是中小规模城市。③ 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对提高人口迁移流动具有积极效应，经济发展差异和社会融合水平是引发人口迁移规模空间差异的核心因素，生活舒适性逐渐成为驱动人口迁移的重要来源，在省级尺度上各驱动要素体现出空间异质性。④ 人口迁移规模尚不足以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变化的稳定主导因素之一。据此提出以增进福祉为要义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应适配于新发展阶段人口特征变化以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研究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和驱动因素，对于协调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研究区11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权衡/协同关系及其多重因子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武汉市城市化率增长25.43%，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大，增加了25.86%，湖泊和耕地面积显著减少。② 武汉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现下降趋势，减少了6.70亿元，调节服务价值占主导地位，达到总量65.75%以上，其中水文调节服务价值总量最高，主要来源于湖泊。③ 2000―2020年武汉市11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关系为主导，占比80.00%，权衡关系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④ 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度高于自然因素，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对其影响强度最大。

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梳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基于领英（LinkedIn）大数据洞察平台，获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数字人才静态区位（2022年）和动态迁移（2021—2022年）数据，比较分析中国三大城市群数字人才分布与流动格局。结果表明：① 数字人才高度集中在核心城市，但在能级上与顶尖全球城市还有较大差距；② 粤港澳和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发展的协调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并形成了港–深、沪–苏两大高地；③ 数字人才在中国呈现环流格局，但全球尺度上是非“零和博弈”，表现出以香港为枢纽向海外转移的趋势；④ 三大城市群中不存在净流入型活跃城市，因而都面临严峻的数字人才流失风险。最后，从全球、区域和地方角度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