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三江源生长季最大值合成MODIS NDVI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量化了三江源草地绿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运用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时空尺度下气温降水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三江源区草地生长季NDVI总体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增加趋势的像元占比为77.53%，其中显著增加趋势像元占比为33.95%（P<0.1）；而局部出现了降低的趋势，降低趋势的像元占比为22.47%，其中呈现显著降低趋势像元占比为3.03%（P<0.1）。② 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增加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2°~6°的阴坡，而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降低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6°~15°的阳坡。③ 整个三江源区来看，生长季NDVI与生长季的气温降水有着最强的相关性，且与生长季最低温的相关性（R=0.79，P<0.001）大于生长季降水（R=0.66，P<0.001）和生长季平均温度（R=0.55，P<0.001）的相关性；栅格月尺度气候要素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表明，7月份降水与7月份最低温与生长季NDVI的年际波动具有最强的相关性，空间上表现为东部生长季NDVI受降水主导，而西部则主要受温度主导。

基于“同一城市在不同尺度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差异”这一现有城市网络研究中被普遍忽视的关键研究视角，以腾讯迁徙大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际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国家分尺度网络分析模型，对其网络特征的分尺度格局和跨尺度变化进行分析和对比，同步发掘分尺度视角下的“特殊城市”并解释其出现的原因。研究发现：分尺度视角下中国城际人口流动网络在“国家层级”和“都市圈层级”上的“核心−边缘”特征均较为明显，而在“城市群层级”中则出现了发展相对均衡的城市群落；直辖市、省会/首府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普遍在3级网络中保持了较高的接近中心性，也都是在国家层级网络中向内吸收城际流动人口、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层级网络之中向外扩散城际流动人口，但其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并非是发挥人口流动调度功能的核心节点；大多数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在都市圈层级网络和国家层级网络之中更加活跃，但部分位于长三角、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和大连、长沙、南昌等都市圈内的城市则与之相反，因为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链接了更广泛的人口基础、拥有更便捷的流通路径，并受到更强的推拉作用力，其城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活跃程度普遍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达到顶峰。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城市创新驱动系统，采用城市创新驱动系统中科技成果转化扩散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来间接表征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识别2003—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3—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年均增长率为1.32%，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②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非均衡特征显著，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高东低”向“南高北低”演变。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增长集聚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省会/直辖市多为区域增长极。③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变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期主要由城市富裕度和政府干预倾向驱动，后期主要依靠城市富裕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驱动，各因素对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作用强度以及波动方向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绿色低碳交通是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核心动力。借鉴 OECD 的绿色交通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交通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揭示了近20 a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协整分析探讨了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个领域的创新引领着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前者占比达62.8%，后者占比51.5%；② 创新主体实现了由个人为主到企业为主的转换。企业创新主体占比达82.4%；③ 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显著，且日趋集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愈发成为绿色交通技术创新高地。深圳远超上海，在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类最重要的创新类别中位列第1；④ 全国尺度，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研发投入对城市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产出起到普遍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和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和研发投入发挥主要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城市交通物流产业区位商、外国直接投资及政府环境规制起到促进作用。创新门槛、外资作用、环境规制与环境现状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显异于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绿色交通内部技术系统中，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创新对其他类别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法、趋势分析等方法，对秦岭南北降水季节性指数（PSI）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识别降水季节性空间主导模态，探讨降水季节性空间异常与全区海温的遥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20年，秦岭南北PSI线性变化趋势并不显著，以3.2 a的年际波动周期为主。1997年后，较长干季逐渐成为区域降水季节性的常态；② 在空间上，秦岭南北有61.3%的区域降水季节性为单一空间主导型，组合类型相对较少。其中，湿季偏长和干湿均衡是单一形态的主导类型；“干湿均衡−干季偏长”是组合形态的主导类型；③ 前冬、春季北大西洋涛动处于负相位，赤道中东太平洋由厄尔尼诺转拉尼娜时，秦岭南北PSI异常偏高，全区发生极端干旱风险较高。

结合DEA-SBM模型、碳排放评估模型、面源污染测算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动态刻画湖南武陵民族地区37个县域种植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解析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湖南武陵民族地区种植业生态效率低等级的行政单元不断向高等级转化，其等级结构不断优化；②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总体东高西低，东西及南北方向的变化均较为缓和，并呈“中心–外围”式分布特征；③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演变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自然条件是影响其格局及演变的基础，农业技术是其演变的牵引力，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产品市场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 区域未来种植业发展应当关注碳排放问题，并注重发挥相对发达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随地下水埋深H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在沙区植物生态建设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草本植物能达到最佳的防风固沙效果，这仍然是需要深入科学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移动风洞，在野外种植草本植物群落（沙打旺和中科1号羊草），在4种不同植被盖度下（10%、20%、30%和40%）探索其对输沙率与风速廓线的影响，以明晰该植物种类的防风固沙能力，风洞原位测试结果表明：沙打旺的防风固沙效能明显强于羊草，表现为在同等植被覆盖度和风速条件下，沙打旺的输沙率显著小于羊草，风速减少率和风蚀抑制效率明显大于羊草。沙打旺的最佳防风蚀盖度为30%，能抑制近地表20 cm以内约90%的输沙量，羊草植被盖度为32%时，能抑制地表20 cm以内75%的输沙量。从植物形态和结构来看，植物茎杆硬度大、茎多数且数个丛生其防风固沙效果更好。

选择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评价面积−高程积分（Hypsometric index，HI）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以2 km×2 km网格计算HI，通过热点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来探讨兰坪盆地HI特征及其控制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坪盆地HI具有聚集分布特征，HI值介于0.198~0.746，平均HI为0.495，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期，HI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崇山、龙马山、雪帮山隆起带，低值区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沘江和漾濞江的河谷，整体上呈自西向东逐渐减小的趋势；②HI与网格面积大小的相关性较差，但与海拔、起伏度和坡度等地形指标以及圆度指数、降水量等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HI无尺度依赖性，但受流域形态和地形气候的影响；③HI在不同岩性区的排序为：火成岩区（0.532）＞变质岩区（0.503）＞砂页岩区（0.494）＞碳酸盐岩区（0.470）＞松散岩区（0.446），表明在岩石抗蚀性较强的区域地貌发育演化更趋向壮年期特征。HI与构造因子的相关性表明距主断层的距离也是控制HI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随着距主断层距离的增加，构造活动性减弱，HI逐渐降低。综上，研究区地貌演化是构造隆升、降水侵蚀与岩性阻力相对抗的结果，研究可为未来自然灾害防治、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育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运用河南省鸡公山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全轮、早材与晚材径向生长数据，分析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鸡公山马尾松的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均包含较多的气候信息，且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全轮与早材主要受上年生长季前期和当年生长季前期和末期的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其中当年春季的水热组合是影响该地马尾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晚材主要受上年秋季降水和当年生长季前期水热组合的影响。该地区在1994年发生气温突变后，全轮与早材的年轮指数增长明显，晚材的年轮指数变化不明显；随着气温的升高，全轮与早材对气温的响应增强，晚材对气温的响应变化不明显。通过分析鸡公山马尾松年轮的不同指标，可以较为深刻理解马尾松径向生长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变化，为大别山西部地区森林更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碳储量损失61.77万t；除EPS模式碳储量增加5.09万t，2030年其他模式与2020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研究对预测未来碳储量及经济价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全面测度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助于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屏障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黄河流域8省（区）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刻画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创新维度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②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上游–下游>上游–中游>中游–下游”特征，并且地区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全流域Kernel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向右移动，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提高，分布曲线在2018年后出现由单峰向双峰或多峰转变，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在2018年后呈现极化分层特征。本研究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黄河流域合理构建农业产业布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使用Landsat-8遥感影像反演地表温度（LST），以表征城市热环境。同时，采用建筑数据量化17种建筑形态指标，并识别9种典型城市形态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城市形态原型间的地表温度差异，并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的热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之间的夏季地表温度差异显著，低层高密度区地表温度均值最高，高层低密度区最低；②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对夏季地表温度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③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各建筑形态因素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方向一致，但重要性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应关注城市形态模式和建筑形态，提出因地制宜的建筑形态调控策略。

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对蒙古高原典型脆弱区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格局动态及驱动机理进行探讨，进一步开展中蒙两国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1982—2020年，蒙古国典型区草地NPP多年均值明显低于中国，约为中国区域的4/5；两国典型区草地NPP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区域NPP增长速率约是蒙古国的2倍，且表现出显著性。②由第一阶段（1982—1999年）发展到第二阶段（2000—2020年），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面积占所属国典型区草地面积的比例各增长了19.0%和22.1%，分别达到了91.7%和85.8%，研究区草地以恢复为主。③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其次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而草地NPP的减少则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其国别差异在于：在草地NPP增加上，蒙古国呈现由双因子转变为单因子的驱动演变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持续的三因子驱动特征；在草地NPP减少上，蒙古国表现为人类活动驱动的单因子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三因子驱动特征。④降水是影响蒙古高原草地恢复的主要因子，人类活动是中蒙两国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和强化政策实施，以促进草地恢复；蒙古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改进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管理措施，以政策引导加快草地生态保护和治理。

沉浸式旅游场景对于形成难忘、非凡旅游体验至关重要，互动是沉浸式旅游场景中的关键因素，深入挖掘沉浸式旅游场景中游客多元互动及其组态影响路径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APS理论），基于“情境−认知情感单元−行为单元”探究了沉浸式旅游场景游客多元互动的概念、维度，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游客多元互动影响因素的组态路径。本文提出了沉浸式旅游场景的概念，是集技术、叙事及互动等为一体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虚拟或现实空间。根据CAPS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出游客多元互动的量表，涵盖认知互动、情感互动及行为互动等维度。最后，在目的地要素、目的地魅力、消费者创新性、游客涉入度、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利用fsQCA方法共提炼出11条组态路径，将其归纳为4类逻辑，即地方依恋逻辑、情境参与逻辑、形象认知逻辑及深度体验逻辑。研究为今后开展游客沉浸式体验、旅游场景、游客互动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同时为旅游目的地沉浸场景的开发、管理及营销提供了实践启示。

研究选取1987—2022年遥感影像，基于3S技术，采用NDVI像元二分法模型统计沙化土地时空动态变化；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沙化土地空间变化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最后选取PLUS模型预测了2032年沙化土地分布格局。结果显示：① 35 a间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整体呈增长趋势，由13.59%增长到30.43%；自西向东呈现流动沙地到固定沙地的明显划分，北部沿黄段植被居多。② 流动沙地面积减少50%；半固定沙地面积增长10%，主要来自流动沙地治理；固定沙地增长89.80%，其中2017年涨幅最大为2.3%。③ 沙化耕地35 a间由13.98%增长至17.56%，平均每5 a增长约1%~2%；沙化耕地面积增加的30.83%来源于半固定沙地，6.49%来源于流动沙地；沙化耕地弃耕或蚕食导致草地面积增加18.97%。④ 社会经济因素是库布齐沙漠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未来库布齐沙漠将向半固定沙地，固定沙地增加，林地、草地、耕地等资源型用地面积增加的方向发展。研究区沙化土地减少植被覆盖增加，可为后续沿黄段沙漠治理与沙漠工程实施提供借鉴和数据参考。

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境外合作区逐渐成为中外经济和贸易合作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境外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境外合作区的建立显著减少了非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促进了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进而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机制检验表明，境外合作区主要通过扩大OFDI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制度质量来减少非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促进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进而优化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境外合作区建设对出口产品结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合作区；进一步分析发现，境外合作区的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低技术产品和中技术产品的出口，但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加快经济“走出去”战略，实现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