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三江源生长季最大值合成MODIS NDVI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量化了三江源草地绿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运用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不同时空尺度下气温降水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三江源区草地生长季NDVI总体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增加趋势的像元占比为77.53%，其中显著增加趋势像元占比为33.95%（P<0.1）；而局部出现了降低的趋势，降低趋势的像元占比为22.47%，其中呈现显著降低趋势像元占比为3.03%（P<0.1）。② 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增加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2°~6°的阴坡，而生长季NDVI呈现显著降低的像元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000) m，坡度6°~15°的阳坡。③ 整个三江源区来看，生长季NDVI与生长季的气温降水有着最强的相关性，且与生长季最低温的相关性（R=0.79，P<0.001）大于生长季降水（R=0.66，P<0.001）和生长季平均温度（R=0.55，P<0.001）的相关性；栅格月尺度气候要素与生长季NDVI的关系表明，7月份降水与7月份最低温与生长季NDVI的年际波动具有最强的相关性，空间上表现为东部生长季NDVI受降水主导，而西部则主要受温度主导。

基于“同一城市在不同尺度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差异”这一现有城市网络研究中被普遍忽视的关键研究视角，以腾讯迁徙大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际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国家分尺度网络分析模型，对其网络特征的分尺度格局和跨尺度变化进行分析和对比，同步发掘分尺度视角下的“特殊城市”并解释其出现的原因。研究发现：分尺度视角下中国城际人口流动网络在“国家层级”和“都市圈层级”上的“核心−边缘”特征均较为明显，而在“城市群层级”中则出现了发展相对均衡的城市群落；直辖市、省会/首府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普遍在3级网络中保持了较高的接近中心性，也都是在国家层级网络中向内吸收城际流动人口、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层级网络之中向外扩散城际流动人口，但其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并非是发挥人口流动调度功能的核心节点；大多数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在都市圈层级网络和国家层级网络之中更加活跃，但部分位于长三角、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和大连、长沙、南昌等都市圈内的城市则与之相反，因为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链接了更广泛的人口基础、拥有更便捷的流通路径，并受到更强的推拉作用力，其城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活跃程度普遍在城市群层级网络中达到顶峰。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城市创新驱动系统，采用城市创新驱动系统中科技成果转化扩散阶段的投入产出效率，来间接表征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识别2003—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剖析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3—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年均增长率为1.32%，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创新驱动水平的增长动力不足。②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非均衡特征显著，空间分布格局由“西高东低”向“南高北低”演变。城市创新驱动水平增长集聚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省会/直辖市多为区域增长极。③ 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时空演变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期主要由城市富裕度和政府干预倾向驱动，后期主要依靠城市富裕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驱动，各因素对城市创新驱动水平的作用效果、作用强度以及波动方向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

绿色低碳交通是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核心动力。借鉴 OECD 的绿色交通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交通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揭示了近20 a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协整分析探讨了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个领域的创新引领着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前者占比达62.8%，后者占比51.5%；② 创新主体实现了由个人为主到企业为主的转换。企业创新主体占比达82.4%；③ 中国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显著，且日趋集中，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愈发成为绿色交通技术创新高地。深圳远超上海，在道路运输类、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2类最重要的创新类别中位列第1；④ 全国尺度，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研发投入对城市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产出起到普遍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和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城市规模和研发投入发挥主要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城市交通物流产业区位商、外国直接投资及政府环境规制起到促进作用。创新门槛、外资作用、环境规制与环境现状对绿色交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明显异于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绿色交通内部技术系统中，运输中的促成技术类创新对其他类别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法、趋势分析等方法，对秦岭南北降水季节性指数（PSI）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识别降水季节性空间主导模态，探讨降水季节性空间异常与全区海温的遥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20年，秦岭南北PSI线性变化趋势并不显著，以3.2 a的年际波动周期为主。1997年后，较长干季逐渐成为区域降水季节性的常态；② 在空间上，秦岭南北有61.3%的区域降水季节性为单一空间主导型，组合类型相对较少。其中，湿季偏长和干湿均衡是单一形态的主导类型；“干湿均衡−干季偏长”是组合形态的主导类型；③ 前冬、春季北大西洋涛动处于负相位，赤道中东太平洋由厄尔尼诺转拉尼娜时，秦岭南北PSI异常偏高，全区发生极端干旱风险较高。

结合DEA-SBM模型、碳排放评估模型、面源污染测算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动态刻画湖南武陵民族地区37个县域种植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解析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湖南武陵民族地区种植业生态效率低等级的行政单元不断向高等级转化，其等级结构不断优化；②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总体东高西低，东西及南北方向的变化均较为缓和，并呈“中心–外围”式分布特征；③ 区域种植业生态效率演变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自然条件是影响其格局及演变的基础，农业技术是其演变的牵引力，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产品市场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 区域未来种植业发展应当关注碳排放问题，并注重发挥相对发达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为研究地下水深埋条件下土壤给水度的变化规律，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为研究区域，采用野外原位观测的试验方法，测定了地表零通量条件下的完全给水度、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和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探讨了地下水埋深、入渗、蒸散发对给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包气带剖面含水率法测定地下水深埋条件下的土壤给水度是可行的；② 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μ随地下水埋深H的增大而增大，当地下水埋深超过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时，完全给水度变化较小，可近似看作常数；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丘间地地下水埋深平均值为8.80 m，地表零通量条件下完全给水度等于0.36，蒸散发条件下的平均疏干给水度为0.13，侧向渗漏补给条件下的平均充水给水度为0.17。研究结果可为地下水深埋区土壤给水度的测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在沙区植物生态建设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草本植物能达到最佳的防风固沙效果，这仍然是需要深入科学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移动风洞，在野外种植草本植物群落（沙打旺和中科1号羊草），在4种不同植被盖度下（10%、20%、30%和40%）探索其对输沙率与风速廓线的影响，以明晰该植物种类的防风固沙能力，风洞原位测试结果表明：沙打旺的防风固沙效能明显强于羊草，表现为在同等植被覆盖度和风速条件下，沙打旺的输沙率显著小于羊草，风速减少率和风蚀抑制效率明显大于羊草。沙打旺的最佳防风蚀盖度为30%，能抑制近地表20 cm以内约90%的输沙量，羊草植被盖度为32%时，能抑制地表20 cm以内75%的输沙量。从植物形态和结构来看，植物茎杆硬度大、茎多数且数个丛生其防风固沙效果更好。

本文运用修正的CRITIC评价法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多线程与稠密化的复杂结网态势，网络密度有所提升，整体不存在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③经济发达地区在空间网络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显著，西部及边陲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力有待提升；凝聚子群空间分布逐渐形成有序的团块化分布。④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创新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及地理空间距离始终表现出显著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效应则体现出先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上述因素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与重组。

基于时空特征分析、共现词项特征分析、相关性分析及频繁模式挖掘方法对城市运行管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到触发网格化管理事件发生的典型气象条件，并构建涵盖气象条件的典型网格化管理事件知识图谱。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件发生时间与工作时间高度吻合，发生区域也与城市人员密集区相重合，类别上存在“头部集中、长尾分布”的现象，网格化管理事件分词上可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聚类结构，形成以市民活动为主体的共现词项关系网络。结合气象资料分析，市政设施、环卫等小类与气温相关性较为明显，风易损结构受风力影响较大，并且在降水、低温、高温和大风等特定天气情况下基坑、纠纷类、高空抛物和河道绿化等事件将呈现高发趋势。此外，通过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归纳和表达气象与城市运行之间的关联，从而有利于城市运行管理人员在特定天气条件的提前应对和处置。

不同等级降雪变化可反映气候变暖对关键气候变量趋势和极端性的综合影响。基于1970—2018年逐日气象观测数据，辅以湿球温度动态阈值法、趋势分析等气候诊断方法，论文对秦岭南北11月—次年3月强降雪和小雪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究3个分区（关中平原、秦岭南坡和汉江谷地）不同等级降雪与气温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18年，秦岭南北11月—次年3月无降水日数增多，固态降水（降雪或雨夹雪）日数明显减少。1998年后，降雪日数比重由前期8.5%下降为5.2%。② 秦岭南北小雪降雪量、降雪日数变化显著下降，降雪强度显著上升；强降雪3个指标变化趋势均不显著，说明区域降雪变化以小雪减少为主。③ 在气温响应关系上，秦岭南北3个子区小雪降雪量、降雪天数与气温显著负相关；关中平原、汉江谷地气温与强降雪量、天数显著负相关，秦岭南坡气温变化与强降雪3个指标相关性较弱。说明河谷平原区是强降雪对气温响应的敏感区。本文研究结论可为理解中国南北过渡带冬季气候响应规律提供理论基础。

利用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从结构和比较的视角考察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规模、来源和目的地选择的典型特征及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失是始于1990年的长期现象，但人口流失的规模和比例远低于中西部主要人口流出区；持续性的人口减少是人口流入率低、户籍迁出率高、城乡人口同步流出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也是东北人口流失的典型地域特征。经济因素是东北和其他省份外流人口目的地选择的共性主导因素；东北外流人口更加重视流入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近20 a的流出人口年轻化导致该地区对教育资源的偏好性大幅提升，且持续受到区位因素的较大制约，但始终没有明显的气候偏好性。区域吸引力不足的长期性和全面性意味着东北三省在尽力延缓人口流失趋势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人口流失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以1999—2021年602篇C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VOSviewer、Data数据园、科学知识图谱等软件，从时间、期刊及作者分布3个方面解析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能量分布，并从研究脉络、热点前沿等方面探究整体概况。结论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逐渐进入政府和学术界视野，但直到2004年以后才真正被学术界大量关注研究；②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大致可划分为缓慢摸索期（2003年之前）、高速增长期（2004—2013年）及稳步推进期（2014年至今）3个时期；③研究热点前沿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资源型城市碳排放、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资源富集地区创新转型发展、采煤沉陷区及独立工矿区两类特殊困难地区综合治理6个方面。最后，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资源型城市碳减排及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4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展望。研究旨在为新发展阶段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构建土地利用耦合模型（PLUS-InVEST），分析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和碳储量时空差异，预测2030年兰州市“自然发展（BAU）、城镇发展（RED）、耕地保护（CPS）和生态保护（EPS）”4种发展模式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碳储量时空差异，结合复利现值/终值公式估算2000—203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结果表明：2000—2020年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面积减少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为主，20 a碳储量损失61.77万t；除EPS模式碳储量增加5.09万t，2030年其他模式与2020年相比碳储量均有不同程度损失，其中RED模式碳储量损失最多，为56.46万t；通过复利现值法得到2000—2020年兰州市碳储量经济价值增加10.3亿元，主要归因于碳价格在时间尺度上大幅增加。与2020年碳储量经济价值相比，EPS模式下碳储量经济价值最高，为34.58亿元，是研究区最优发展模式。研究对预测未来碳储量及经济价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使用专利数据界定数字技术并将其作为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使用空间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揭示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在需求与政策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呈现单调增长的态势，7类数字技术领域创新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等级格局。② 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空间差异显著，其演化表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引领及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为多点支撑的数字技术创新格局。7类数字技术创新的空间演化表现出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的相似历程，各类数字技术产出均始终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头部城市，但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主要城市构成略有差别，部分处于中高位序的城市在特定数字技术领域表现突出。③ 知识基础、技术引进是促进本地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因素对本地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仍待凸显，邻地各项解释变量对本地数字技术创新通常在虹吸作用下呈现出反向影响，或在溢出作用下表现为同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7类数字的影响因素表现相似性与异质性并存。

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使用Landsat-8遥感影像反演地表温度（LST），以表征城市热环境。同时，采用建筑数据量化17种建筑形态指标，并识别9种典型城市形态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城市形态原型间的地表温度差异，并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探究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的热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之间的夏季地表温度差异显著，低层高密度区地表温度均值最高，高层低密度区最低；②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建筑形态对夏季地表温度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③ 不同城市形态原型中各建筑形态因素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方向一致，但重要性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应关注城市形态模式和建筑形态，提出因地制宜的建筑形态调控策略。

城市道路的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2001—2019年LandScan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构建了多组多中心空间结构指标，并利用历史交通路线、规划路线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了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多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射线状或外围过境的高速公路能够提升外围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集聚土地、开发区、企业和人口要素的途径来加速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这一结论在更换变量、限制样本、消除内生性、非线性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始终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对大城市和东部、南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作用更大；特别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本身越强，越有利于城市塑造出多中心空间结构，但也会弱化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效应。

以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为例，基于百度热力指数等多源数据分析其空间活力特征，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测度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功能设施、开发强度、交通便利度以及环境品质6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的关联性。同时，结合K-means聚类算法，划分轨道交通站域类型并识别典型站域存在问题，从而针对不同类型轨道交通站域提出空间活力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在时序上呈现“晚高峰高于早高峰，休息日晚高峰高于工作日晚高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内高外低”由二环线向外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② 综合工作日与休息日早/晚/非高峰时段建成环境变量对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功能设施>开发强度>地理区位>土地利用>交通便利度>环境品质；③ 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可划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初熟型、孕育型4类，聚类特征明显，在空间上呈现“圈层结构”。其中，成熟型站域集聚分布在二环线内，成长型站域沿二环线呈环状分布，初熟型站域主要呈零散状分布在二环线外滨湖区与经开区，孕育型站域主要分布在二环线外城市各区，分布范围较广。研究旨在从建成环境视角为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提升与低碳交通策略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山东省为例，运用净碳汇核算模型和库兹涅茨曲线等方法，测算200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阐明耕地利用净碳汇时空变化与耕地经济效益及其社会效益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1―2020年山东省耕地发挥巨大碳汇作用，净碳汇总量呈波动上升态势。2020年，山东省耕地利用净碳汇量增幅达33.052%，已超过全国总量的1/9。② 山东省耕地利用净碳汇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仅2020年，净碳汇高值区是低值区的13.743倍。③ 山东省16个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之间存在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④ 山东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耕地利用净碳汇的时空变化与耕地利用经济效益、耕地利用社会效益之间有显著的响应关系。

基于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的历史模拟试验以及情景预估试验数据，分析了21世纪中（2035—2064年）、后期（2070—2099年）青藏高原积雪相对于参考期（1985—2014年）的变化。结果表明：相对于参考期，21世纪中、后期青藏高原平均年积雪日数、平均积雪期均表现为减少，减少幅度总体随着人为辐射强迫的增加而加大；除低强迫情景外，21世纪后期的减少幅度均大于21世纪中期；空间上总体表现为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减少幅度大于西北部。21世纪中、后期青藏高原积雪初日均表现为推迟、积雪终日均表现为提前，积雪初日推迟天数是积雪终日提前天数的1.5~2.0倍；人为辐射强迫越高，积雪初（终）日推迟（提前）天数越多；相同情景下21世纪后期积雪初（终）日推迟（提前）天数均多于21世纪中期。降雪（气温）与年积雪日数呈正（负）相关；随着人为辐射强迫的增加，降雪对年积雪日数的相对贡献率总体呈增加趋势；空间特征表现为降雪（气温）对青藏高原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年积雪日数的相对贡献更大。7—12月降雪的减少幅度大于1—6月，这可能是积雪初日推迟天数多于积雪终日提前天数的重要原因。不同情景下青藏高原未来积雪变化差异明显，由此可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减缓未来青藏高原积雪的减少速率至关重要。

利用高精度活动人口数据，整合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多中心模型，识别2019年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所有中心地，从中心数量、距离、均衡性评价多中心程度，基于前述3大指标归纳出10类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研究表明，除少量分散型城市，中心数越多，相应城市越少；山地海岛、与邻省交界或发达城市更易远离主中心形成副中心；组团式布局的大城市和强县弱区型中小城市具有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圈层扩张型城市则多呈极化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是形塑多中心结构的首要因素，自然地形起伏助推多中心发育，但政府搬迁、兴建开发区等外迁政策对多中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修建道路也难以壮大新中心。可见多中心结构是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产物，而非跨越式打造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