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构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演化机制，并利用平均趋势线划分了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水平逐年升高，二者均呈现“东西高、中间低，高低值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逐渐发展成以汉中市北部县域、安康市汉滨区、丹江口库区周边县域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形成汉台区–汉滨区–邓州市横向发展轴。②乡村地域系统协调类型可划分为低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土地发展引领型、高协调水–产业发展引领型4种类型，土地和产业发展是促进乡村地域协调水平上升和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③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初期水源区乡村地域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而在产业发展和区域政策的调控下，不断促使水源区人类活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格局发生重构。

科技型企业是塑造城市创新空间的第一动力，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POI地理大数据定量分析中国科技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科技型企业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递减趋势，符合胡焕庸线分布规律，空间上形成“三核心–两环带–多核点”的集聚模式；② 大型企业集中于长江以北，以长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中型企业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南部占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以小微型企业为主；③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三大主导行业，制造业呈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形成东部高值聚集、中部哑铃状扩散、西部单核块状分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沿东部沿海、黄河流域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分布；④ 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经济实力等因素对企业影响显著，其中大型企业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小微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各行业均受政策影响最大，制造业还受市场结构和产业布局影响，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人才、经济水平和产业环境。

乡村转型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直接影响着乡村转型发展的进程。本文从乡村地域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3种迁移类型建构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问卷调研，借助GIS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计量模型，探究乡村地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转型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移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回流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阶梯式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②浙江省乡村地域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环杭州湾城市群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高值聚类区域，而浙西南的边缘地带出现乡村地域人口迁移低值聚类区域。③乡村地域迁移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特征、迁移目的以及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贡献与促进作用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人口迁入、人口迁出和人口回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转型发展。

本文运用河南省鸡公山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全轮、早材与晚材径向生长数据，分析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稳定性。结果表明：鸡公山马尾松的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均包含较多的气候信息，且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全轮、早材与晚材年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全轮与早材主要受上年生长季前期和当年生长季前期和末期的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其中当年春季的水热组合是影响该地马尾松径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晚材主要受上年秋季降水和当年生长季前期水热组合的影响。该地区在1994年发生气温突变后，全轮与早材的年轮指数增长明显，晚材的年轮指数变化不明显；随着气温的升高，全轮与早材对气温的响应增强，晚材对气温的响应变化不明显。通过分析鸡公山马尾松年轮的不同指标，可以较为深刻理解马尾松径向生长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变化，为大别山西部地区森林更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评价面积−高程积分（Hypsometric index，HI）的空间分布模式，并以2 km×2 km网格计算HI，通过热点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来探讨兰坪盆地HI特征及其控制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坪盆地HI具有聚集分布特征，HI值介于0.198~0.746，平均HI为0.495，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期，HI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崇山、龙马山、雪帮山隆起带，低值区主要分布于澜沧江、沘江和漾濞江的河谷，整体上呈自西向东逐渐减小的趋势；②HI与网格面积大小的相关性较差，但与海拔、起伏度和坡度等地形指标以及圆度指数、降水量等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HI无尺度依赖性，但受流域形态和地形气候的影响；③HI在不同岩性区的排序为：火成岩区（0.532）＞变质岩区（0.503）＞砂页岩区（0.494）＞碳酸盐岩区（0.470）＞松散岩区（0.446），表明在岩石抗蚀性较强的区域地貌发育演化更趋向壮年期特征。HI与构造因子的相关性表明距主断层的距离也是控制HI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随着距主断层距离的增加，构造活动性减弱，HI逐渐降低。综上，研究区地貌演化是构造隆升、降水侵蚀与岩性阻力相对抗的结果，研究可为未来自然灾害防治、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育提供重要参考。

针对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中考虑距水远近或部分水系数量指标而未考虑水系连通性对区域洪水风险的影响问题，本研究建立水系连通性三维度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此构建考虑水系连通性的洪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更为客观的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确定最优权重，自然与行政边界结合应用地图学中范围法绘制专题地图，并以湘江流域为例，研究基于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体系是否更具可行性与优越性。结果表明：①湘江流域的结构连通性和综合连通性自南向北增强，功能连通性北部水系也强于南部；干流水力连通性高于支流，下游支流水力连通性高于上中游支流。②流域内洪水风险整体从南向北递增，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59.25%，其中，中等风险区集中于湘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西南部和南部中部地区，面积占25.01%；低与较低风险区集中于南部山区及西部边缘区，面积分别占22.48%、34.24%；高与较高风险区集中于湘江下游，面积分别占9.34%、8.94%。③传统洪水风险评价低估了流域上游地区洪水风险，而高估了下游地区的洪水风险。结合湘江流域近年实际洪灾情况发现考虑水系连通性相较于传统方式刻画洪水风险评价结果更为客观细腻，能进一步提高洪水风险评价的科学性。

全面测度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助于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屏障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黄河流域8省（区）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刻画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创新维度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②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呈现“上游–下游>上游–中游>中游–下游”特征，并且地区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全流域Kernel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向右移动，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提高，分布曲线在2018年后出现由单峰向双峰或多峰转变，说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在2018年后呈现极化分层特征。本研究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黄河流域合理构建农业产业布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沉浸式旅游场景对于形成难忘、非凡旅游体验至关重要，互动是沉浸式旅游场景中的关键因素，深入挖掘沉浸式旅游场景中游客多元互动及其组态影响路径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APS理论），基于“情境−认知情感单元−行为单元”探究了沉浸式旅游场景游客多元互动的概念、维度，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游客多元互动影响因素的组态路径。本文提出了沉浸式旅游场景的概念，是集技术、叙事及互动等为一体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虚拟或现实空间。根据CAPS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出游客多元互动的量表，涵盖认知互动、情感互动及行为互动等维度。最后，在目的地要素、目的地魅力、消费者创新性、游客涉入度、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利用fsQCA方法共提炼出11条组态路径，将其归纳为4类逻辑，即地方依恋逻辑、情境参与逻辑、形象认知逻辑及深度体验逻辑。研究为今后开展游客沉浸式体验、旅游场景、游客互动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同时为旅游目的地沉浸场景的开发、管理及营销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对蒙古高原典型脆弱区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格局动态及驱动机理进行探讨，进一步开展中蒙两国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1982—2020年，蒙古国典型区草地NPP多年均值明显低于中国，约为中国区域的4/5；两国典型区草地NPP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中国区域NPP增长速率约是蒙古国的2倍，且表现出显著性。②由第一阶段（1982—1999年）发展到第二阶段（2000—2020年），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面积占所属国典型区草地面积的比例各增长了19.0%和22.1%，分别达到了91.7%和85.8%，研究区草地以恢复为主。③中蒙典型区草地NPP增加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其次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导致，而草地NPP的减少则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其国别差异在于：在草地NPP增加上，蒙古国呈现由双因子转变为单因子的驱动演变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持续的三因子驱动特征；在草地NPP减少上，蒙古国表现为人类活动驱动的单因子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主的三因子驱动特征。④降水是影响蒙古高原草地恢复的主要因子，人类活动是中蒙两国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和强化政策实施，以促进草地恢复；蒙古国需要借鉴中国经验，改进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管理措施，以政策引导加快草地生态保护和治理。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省份，近年来人口总量显著“缩水”，出生率断崖式下降，少子化严重，同时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移，大部分县域变成人口收缩地区。文章基于“五普”至“七普”数据及《湖南统计年鉴》，从“全省–区县–主体功能区”多尺度，系统分析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变化趋势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湖南省人口总量呈现“先快速增长–顶峰–急剧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0年人口出现负增长；空间上人口从县域（乡村）向市辖区（大城市）的单向迁移格局；②区县层面，从市辖区向外随距离增加人口收缩程度不断加深；2000—2010年区县人口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年后区县人口收缩范围扩广、程度加深，持续收缩型区县24个，新增人口收缩型区县52个；③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流入集聚，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而不断收缩。最后，就省域人口空间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对策。

考古遗址中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组合，不仅反映了先民对植物资源的直接利用，也体现了其管理、控制和开发所塑造的人为景观。当前，运用生态学研究方法对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统计分析，在人为景观视角下揭示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成为国际植物考古新兴的研究方向，中国在此领域仍较薄弱。本文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并引入了淀粉类植物组合[水稻（Oryza sativa）、芡实（Euryale ferox）、菱角（Trapa bispinosa）、橡子（Fagaceae）、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长江下游8200—3200 a B.P.期间20处遗址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时期植物物种丰富度增加，均匀度呈下降趋势；各淀粉类植物的比例存在历时性的变化；不同区域（浙闽丘陵、宁绍平原、江淮东部地区及环太湖地区）在植物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太湖地区开发了更多种类的植物资源；良渚时期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在植物资源利用上亦存在明显不同。人为景观和淀粉类植物组合的演变与差异性，集中反映了先民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环境适应与植物资源管理策略。环太湖地区对水稻的定向选择与开发，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求和、网络文本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评价旅游休闲街区的citywalk网络影响力，提炼核心发展要素，识别街区发展路径及要素间关系。研究发现：①游客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整体关注度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较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重庆、福建、广东等省（市），区域差异较大；②旅游休闲街区的良好发展是核心发展要素组态效应的结果，5个核心发展要素通过组态形成 3条等效发展路径，分别是产品强驱型、设施业态双驱型、文化营销助力型路径；③条件变量文化赋能与产品驱动之间存在互斥关系、设施加持与业态创新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因此，科学合理投放产品、千方百计创新业态将有助于旅游休闲街区获得较高citywalk网络影响力。

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蕴含着所属民系的 “基因”信息，其演变过程可用作揭示历史迁徙的侧面证据。但是当前仍然缺乏在大地理范围内研究传统聚落形态的手段，难以获得整体普遍的规律。本研究提出一个遥感AI探索大地理尺度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变的思路，可以自动从村落遥感影像中提取其聚落形态的民系原型信息，结合村落背后的民系迁徙过程，以还原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韩江、梅江流域存在客家村落和潮汕村落的聚落形态原型，并沿着迁徙路径呈现出形态渐变规律。本文结合数据驱动结果和历史资料，从聚落形态和地理空间2个角度论证出，客家和潮汕2种聚落形态原型在民系迁徙驱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即“百鸟朝凤”型，兼具客家和潮汕原型特征，从而补充现有的聚落形态知识。

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测度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空间分异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的新命题。基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下中国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并识别脆弱类型。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暴露度指数增加，高暴露城市集中于川渝、苏皖和东北地区；敏感性有所改善，低敏感城市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以及大部分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适应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高值核心区，向内陆递减的圈层结构。②10 a间超过1/2的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有所好转，但是东北地区却明显上升。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低脆弱区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及省会/首府城市和直辖市，中高脆弱区分布于东北地区以及陕甘川、蒙冀、湘桂和豫皖四大交界区的特点。③老龄化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梯度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显著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有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脆弱性越低的特点。④人均GDP增加有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经济脆弱性，但是GDP增长率对脆弱状态没有缓解作用。⑤2010—2020年城市脆弱类型空间演化呈现“东部向好，华北、东北脆弱”的特点。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集中度、空间自相关等指标方法，研究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龄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呈上升趋势，高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高龄化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城镇高龄化程度高于乡村。②空间上东部沿海地区高龄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口高龄化空间格局未突破“胡焕庸线”；高龄化在性别上以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域上表现为较大差异；高龄化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日益显著。③近20 a来，中国县域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从人口和自然因素为主向人口、自然、社会经济多因素转变。

本文基于MCD64A1火烧迹地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法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法分析大兴安岭野火时空格局演变，利用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大兴安岭野火发生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001—2021年大兴安岭野火过火面积总体呈递减趋势，季节变化表现为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其中春季过火面积占全年的73%。从空间分布上看，大兴安岭春季野火主要聚集于研究区东北部以及中部区域，而夏、秋、冬季野火则多集中在研究区中部。此外，春秋两季野火在空间上呈较高的聚集性。近20 a研究区37%的区域野火面积呈上升趋势，而63%的区域呈减少趋势。按影响因子对野火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居民点密度＞月总降水量＞水系网密度＞月平均饱和水汽压差＞植被类型＞坡向＞月平均风速＞坡度＞道路网密度＞海拔高度，表明大兴安岭人为因子、与湿度相关的因子以及植被因子是野火发生的关键影响因素。

以大运河沿线的546个传统村落和629项非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二者的空间差异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特征且二者之间存在较低程度的空间正相关。②传统村落重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心均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内部空间差异显著。③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空间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对二者的空间差异发挥着客观作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对二者空间差异的影响较为复杂。

从多个维度感知街道活力并探究建成环境与多维街道活力之间的关系，是提升街道活力的基础。以深圳市福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热力图数据、大众点评数据、POI数据，从社会、经济、文化3个维度测度街道活力，结合XGBoost和SHAP分析多维街道活力与建成环境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①不同维度的街道活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经济活力整体空间分布呈现多中心点状空间结构，文化活力则呈现多中心片状结构，社会活力与经济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小，经济活力与文化活力空间分布差异大；②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多维街道活力，其中，功能密度、最近商圈距离、最近地铁站点距离、建筑密度4个建成环境指标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重要性程度更高，且累积解释力度均达到了60%；③建成环境对多维街道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明显，且对不同维度街道活力的影响共性与差异并存。多维街道活力与功能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公交站点密度整体上均呈现正相关趋势，与最近地铁站点距离整体上均呈现负相关趋势；高功能混合度、高绿视率与文化活力存在正相关趋势，而与社会和经济活力存在负相关趋势。研究结果可为提升街道活力、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业与遗产领域中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的重要对象。对旅游背景下龙脊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建构及其地方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人与梯田的旅游利益联结机制、梯田历史与梯田边界构成了龙脊梯田社会建构的3个重要对象，内含自然−社会要素的丰富互动与多元建构，深刻引致了龙脊梯田的物质性变化，以及多元主体围绕“谁的梯田”对遗产主体身份的争夺，最终共同影响与形塑了龙脊地方特质与意义，使其成为一个随着人与梯田关系变化而动态重组的地方。这表明自然的社会建构是一个“人−自然−地方”相互联结形成的关系网络。

以海口市海岸带为研究区，选取1987年、2004年、2021年3期遥感影像，基于随机森林法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分析35 a间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时空分布变化及其变化的速度、结构等，揭示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对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87—2021年海口市海岸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演变剧烈，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显著（增加189.16 km²），耕地锐减最多（减少81.50 km²），水域及水利设施变化最小。②海口市海岸带时空分布变化明显，建设用地从中部向东西两侧延伸，耕地流失集中于西部，草地分布在南渡江东岸且呈波动减少；土地转换呈现单项集聚特征，有77%的转出面积流向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地转出面积分别超过了转入面积的1.73、2.37和2.88倍。③海口市海岸带在单因子驱动中，1987—2004年的最大驱动力经济指标（GDP）主导地位被2004—2021年的气候因子（降水）取代；交互驱动中，自然−社会因子协同效应显著增强（驱动力指数由1987年的0.535增高到2021年的0.844）。研究结果可为海口市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长三角是中国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探究其创业时空差异及影响机制对于优化当地资源配置和强化创新创业发展联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企查查和天眼查等开源数据平台，测算了2002—2022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创业率，并识别其时空格局特征。在区分创业类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涵盖区域制度、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与外资进入等多维因素的分析框架，采用时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在观测期内，长三角地区的创业活跃度稳步提升，机会型创业率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且各项创业率呈动态分散的特征。②不同时期创业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2年长三角较高创业率的城市呈“Z”字型分布格局，2012年则出现向内陆地区扩散的趋势，而到2022年则展现出金华市“一枝独秀”的局面。③政府对创业的关注度、城市创新能力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仅对机会型创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提升城市的创业服务水平对生存型创业的正向效应强于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则恰恰相反；外资的进入会抑制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发生，但能间接促进生存型创业。④城市金融环境的优化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地的创业水平，还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城市的创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