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天池区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发源地，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研究结合天池区地形地貌条件以及特殊的地质岩性和环状-放射状断裂构造特征，分析了天池水循环条件和水动力特征，明确了环状断裂构造的水力“消峰”作用和放射状断裂的导水作用，论证了天池补给区的地下水分水岭外扩的可能性。在天池区水循环与水动力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天池区2003—2020年气象水文监测数据，利用水均衡法对天池水量平衡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天池区的降水条件可以维持天池的水量平衡，距离环天池地表分水岭外侧高程850~2200 m范围内的大气降水可以维持天池年排泄量3600万m³的水量平衡，水量平衡区对应的地表高程平均高于天池水面（2189.7 m）约125 m。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以青藏高原中部的普若岗日冰原为例，探讨了快速批量处理遥感数据并获取冰川面积变化的方法。结果表明，利用GEE平台结合像元级影像合成和最小归一化积雪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 NDSI)，可快速获取年度合成影像，提取冰川边界。通过对1988—2020年共512景遥感影像合成计算，获得了1988—2020年普若岗日冰川面积变化特征，分析发现：33 a间冰川面积减小了31.08 km²，年均退缩率为0.23%/a，冰川面积退缩主要发生在冰川末端，部分末端在20 a间退缩了1506 m。相对于冰川的实地观测或传统遥感监测法，本方法提高了影像利用率和数据处理效率，可快速实现冰川面积变化长时序分析，为现代冰川变化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② 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③ 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④ 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⑤ 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其水系统变化特征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基于GRACE重力卫星、归一化植被指数和蒸腾、气温和降水等数据，分析青藏高原陆地水储量变化时空格局，解读水储量变化对植被变化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青藏高原陆地水储量变化可分为2个阶段：2003―2012年，水储量变化相对稳定；2012―2016年，水储量呈递减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南部外流区显著亏损（部分区域达–12 mm/a，P<0.01），而中北部羌塘内流区则显著盈余。但内流区水储量的盈余趋势在2012年发生了逆转，由盈余转为亏损。② 2002―2016年，青藏高原呈变绿趋势，61%的格点植被变绿，39%的格点植被褐化（位于高原南部、北部及西北部区域）。③ 青藏高原植被指数与陆地水储量的直接关系不明显，因为高原植被主要位于东南部，其他区域植被稀疏。但植被通过蒸腾作用可间接影响该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当青藏高原植被变绿，植被蒸腾增加，导致土壤水储量亏损，进而影响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认识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大气圈–生物圈–水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综合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及叠置分析、Logistic模型和岭回归模型，探究了海南岛村庄空间格局及其对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响应关系，并进一步划分了村庄类型。研究发现：① 海南岛村庄分布呈现“沿海稠密，内陆稀疏”和“东部密集，西部分散”的空间格局；村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空间分异整体上亦与中央山区–外围沿海的自然地理分异基底相吻合；② 乡村转型背景下，村庄空间分布主要受海拔、坡度等自然条件和乡镇交通可达性表征的经济区位影响，而村庄空间规模更受人口、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外部驱动；相对而言，建设用地的分布与扩展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耕地对自然环境仍然具有较高依赖性；③ 在此基础上，划分了5种海南岛村庄类型，希望以此作为“因村制宜”的一个科学依据，助力海南岛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促进人地关系耦合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本文利用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腹地和周边地区61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等观测数据，选取了通用的24种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了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增温趋势明显，不同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显著，并且空间差异较小。其中，气温极值指数显著上升，并且年极端低温的上升幅度最大。霜冻日数、冷昼日数等极端冷事件显著减少，夏日日数、暖昼日数等极端暖事件显著增加。②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降水指数的年际波动较大，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西部沙漠的年降水量以5.11 mm/10a的速率显著增加，一日最大降水量、强降水量等其他极端降水指数也显著增加。而东部沙地的极端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明显的干旱化趋势。③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变化幅度大多超过了北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陆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幅度。④ 北极涛动（AO）对东部沙地极端低温和极端冷事件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近几十年来东亚夏季风的减弱是导致东部沙地极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西部沙漠极端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M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多年冻土退化严重影响土壤碳循环过程，揭示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下多年冻土区土壤有机碳的垂直分布规律，对于预测未来多年冻土区土壤碳库变化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大兴安岭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森林、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为研究对象，利用钻探法采集土柱（7~8 m），对3种不同植被下的土壤碳（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进行测定，进一步分析土壤碳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随着深度增加，土壤碳含量降低，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为14.55~95.98 g/kg（森林沼泽）、17.48~132.93 g/kg（森林）、2.58~396.50 g/kg（灌丛沼泽），但在多年冻土层中也存在较高碳含量的情况；活动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灌丛沼泽>森林>森林沼泽，多年冻土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在森林沼泽>森林>灌丛沼泽；各组分碳在活动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31%~114.26%，各组分碳在多年冻土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23%~192.09%；相关分析表明，土壤碳与深度和pH呈负相关，与土壤水分显著正相关。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为前提，聚焦大城市边缘区特殊空间区位，在科学理解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梳理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发展历程，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得到以下结论：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交流日益频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具有功能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组织结构体系化等特征，由此对应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3方面内容。② 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不断参与到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行为机制。③ 基于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同，文章提炼出5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内生驱动型、村企联合型、多元协作型，不同类型具有相应优势和缺陷。基于以上研究，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夜间灯光数据为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但其具体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GIS及遥感技术，通过对DMSP/OLS和NPP/VIIRS数据进行校正获取1992―2018年蒙古国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夜间灯光数据对欠发达国家研究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蒙古国夜间灯光在首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呈现“中北部集中，铁路沿线增长较快”的空间格局；灯光总值在2010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表明电力供应实现快速、稳定增长。② 空间尺度越大，夜间灯光数据适用性越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估算精度越高；在同一省级尺度上，只有当城镇化率大于30%并且人口未大量流失时夜间灯光数据才与人口数量有正相关性，否则呈负相关或不相关。③ NPP/VIIRS监测到的定居点数量多于DMSP/OLS，稳定的电力供应是定居点是否被监测到的关键。

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单元，对民族自治区语境下收缩城镇的发展特征、形成机理与响应模式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证验证。结果表明：①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有62.5%的城镇被诊断为收缩城镇，但整个自治州并未被诊断为收缩城市，被识别的5个收缩城镇在产业发展、人口结构、经济理念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② 收缩城镇的形成是中圈功能关联区（整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的空间分异“驱动”主导、内圈收缩城镇自身发展转型“挤出”＋外圈外部性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外部环境）空间关联“拉动”辅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收缩城镇规划响应的路径设计为“加强与中圈功能关联区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在核心–边缘理论的框架下，基于“极化”与“扩散”的研究视角，以蚌埠为例，对其从省域核心城市到边缘城市的变迁进程、阶段特征及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 交通、工业、创新3个维度核心地位的建立是蚌埠“核心”崛起的动力来源与表征，遵循了“核心”形成的理论路径；② 城市的边缘化主要表现为战略、交通地位下降以及工业、创新维度的“核心”竞争力下滑；③ “核心”的边缘化以及“边缘”锁定的动因源于政策的倾斜与市场经济自发的不均衡性，其中政策力量起主导作用；同时边缘化与城市收缩的不断累积形成负向反馈，削弱了“核心”的扩散效应；④ 创新提出“核心”逆向演替的本土化理论解释，即政策力量成为核心–边缘结构的主导机制，能够强化“核心”的极化作用并引导“核心”发挥扩散效应，但市场机制对于扩散效应的具体实施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对若尔盖盆地进行实地考察，选取盆地西端黄河出口段典型的一级阶地沉积序列为研究对象。通过沉积物粒度和端元特征分析及OSL测年断代，对若尔盖盆地出口段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阶地底部的河床相砂卵石与河漫滩沙层构成了二元结构沉积层，其中河漫滩沙层夹有5.0—4.2 ka B.P.期间堆积形成的浅洼地泥沼土透镜状层，表明该河段黄河一级阶地从5.0 ka B.P.开始形成。河漫滩上为高原强劲风力改造成的风沙层，夹有古洪水滞流沉积层组，表明4.2—4.0 ka B.P.期间气候恶化，黄河源曾发生多期特大洪水事件。4.0—2.8 ka B.P.期间气候湿润，阶地面浅洼地有淤泥质沼泽形成。其后沙尘暴搬运堆积的粗粉沙覆盖阶地面，形成了风成黄土，其上部经生物风化成壤改造，发育成为具有团粒构造的现代亚高山草甸黑土土壤层。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中国历史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地方政权，国力相对弱小，但其存续阶段同时和北宋、南宋、金和蒙古等几个帝国政权长期并存，并通过频繁的战争使其长期稳居西北一隅，诸多学者都对其生存之道做过多种讨论。本文选取西夏实际上形成独立政权（公元982年）至宋室南迁（公元1127 年）之前2个政权共存时段作为研究时段，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对其立国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高分辨率的气候资料探讨西夏前期与北宋频繁发生战争的原因。研究认为：在研究期内，因自身条件所限，西夏重要生活所需不能自给，亦不能通过正常的贸易获得，在这样的生态压力下，西夏为求生存，选择在不断的战争中充实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实现以战养战，并最终立国。而相对温暖的气候条件则为盛极一时的西夏国发动战争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障。至于夏、宋间的3次最大规模战争，则可能源于气候环境恶化所引起的物资短缺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而其他战争并不源于环境状况恶化，可能是因为西夏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综合利用多源遥感卫星资料，分析了1989—2019年塔里木河流域及其各水系水体面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调水影响下的年际变化趋势与各水系地表水变化对典型区域（罗布泊）地下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近30 a来，塔里木河流域地表水面积增长趋势明显；② 降水是引起流域内地表水面积变化的主要气候因素，生态调水则影响着流域内地表水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流域内各水系地表水的增长变化对罗布泊地区地下水储量的恢复作用显著。对于了解塔里木河流域地表?地下水系统的长期变化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地域功能与乡村振兴紧密关联。以农业生产、非农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育和文化景观5个维度构建乡村地域功能结构体系，解析功能分异特征，以逐步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探索影响因素，解译功能影响机理，以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神经网络与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功能类型区划，明确振兴方向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 云南省各县（区、市）乡村地域功能、各功能结构间差距较大，高值聚集在滇东、滇中、滇西南等地，低值集中于滇西北和滇东北等地。② 云南省乡村地域功能在外有人口城镇化和规模工业企业的驱动，在内有乡村劳动力、耕地面积、医疗卫生服务、乡间路网建设的促进作用和内部异质性的抑制作用，内外作用力度和强度存在空间梯度差异。③ 以最佳分类边际效益识别出5个云南省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区与发展方向，提出巩固型、发展型、提升型、深化型、引领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以功能类型分区明晰乡村振兴发展方向，以差异机理明确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 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 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 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2000—2020年，随着平台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在平台应用的情境下进行地理知识的生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平台城市主义的视角，以广州为案例地，探讨了出行者借助数字平台开展日常出行活动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塑造的“人-平台-空间”关系。研究发现，广州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活动已与数字平台高度融合。但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其使用平台制定出行计划、进行出行活动的具体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出行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也增强了数字化日常出行的复杂性，塑造了计划性出行、偶然性出行、灵活性出行等多种出行模式，并促使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现实实践中相互交织。归根结底，上述多样化的数字化日常出行是出行者、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指南”和“磨合”为代表的互动方式分别体现了平台对出行过程的影响以及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出行相关研究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为未来数字中国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更具人本主义的观点。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将损失最小化并寻求转型发展的能力，是乡村研究的前沿议题。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截至2022年1月28日的国内外乡村韧性(Rural Resilience)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梳理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前沿方向与趋势。研究发现：① 国外乡村韧性研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从基础概念、理论与实证延伸到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从多元视角揭示了不同压力冲击下的乡村韧性。② 国内乡村韧性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局限性，且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布局分散，关联性低。文章指出，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仿真模拟技术，揭示乡村系统演化规律、韧性阈值与短板因素，聚焦多重挑战影响下的乡村韧性能力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构建产业生态化指数定量测度2005—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57个县域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并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其空间溢出效应并探析其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产业生态化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中心-外围”阶梯式扩散的空间格局。产业生态化空间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县域间空间自组织性和空间变异性不断增强，并在地理空间的各方向上随着与中心区域距离的扩大呈现出递减特征。产业生态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发展水平、结构升级、发展活力及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交互影响与作用形成其空间传导路径与机制。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利用1961―2019年青海省6城市逐时气温资料，结合2000—2019年各城市社会经济资料，评估了气候变化及城市化对各城市空调度时数的影响，研究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高原地区的空调需求。受气候变暖影响，各城市空调度时数均显著增多，升幅为1.1(℃·h)/10a （玉树）~124.2(℃·h)/10a（乐都），且随海拔升高而减小。除祁连和玉树外，格尔木、共和、西宁和乐都空调度时集中出现在午后11~18时，近10 a显著增多。祁连、玉树、共和气温超过26℃的日持续时长偏短，多为1~2 h，而西宁、格尔木、乐都则偏长，可达11~14 h。空调度时数与城市发展规模有一定联系，人口多的地区，空调度时数大，反之亦然。本研究证实，气候变暖导致青海高原部分城市空调度时数不同程度地增多，对夏季空调有一定需求，气候特征及城市发展均影响青海高原地区夏季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