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空特征分析、共现词项特征分析、相关性分析及频繁模式挖掘方法对城市运行管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到触发网格化管理事件发生的典型气象条件，并构建涵盖气象条件的典型网格化管理事件知识图谱。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件发生时间与工作时间高度吻合，发生区域也与城市人员密集区相重合，类别上存在“头部集中、长尾分布”的现象，网格化管理事件分词上可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聚类结构，形成以市民活动为主体的共现词项关系网络。结合气象资料分析，市政设施、环卫等小类与气温相关性较为明显，风易损结构受风力影响较大，并且在降水、低温、高温和大风等特定天气情况下基坑、纠纷类、高空抛物和河道绿化等事件将呈现高发趋势。此外，通过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归纳和表达气象与城市运行之间的关联，从而有利于城市运行管理人员在特定天气条件的提前应对和处置。

本文运用修正的CRITIC评价法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多线程与稠密化的复杂结网态势，网络密度有所提升，整体不存在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③经济发达地区在空间网络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显著，西部及边陲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力有待提升；凝聚子群空间分布逐渐形成有序的团块化分布。④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创新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及地理空间距离始终表现出显著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效应则体现出先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上述因素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与重组。

发展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使用专利数据界定数字技术并将其作为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使用空间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揭示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在需求与政策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呈现单调增长的态势，7类数字技术领域创新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等级格局。② 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空间差异显著，其演化表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引领及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为多点支撑的数字技术创新格局。7类数字技术创新的空间演化表现出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的相似历程，各类数字技术产出均始终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头部城市，但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主要城市构成略有差别，部分处于中高位序的城市在特定数字技术领域表现突出。③ 知识基础、技术引进是促进本地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因素对本地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仍待凸显，邻地各项解释变量对本地数字技术创新通常在虹吸作用下呈现出反向影响，或在溢出作用下表现为同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7类数字的影响因素表现相似性与异质性并存。

利用高精度活动人口数据，整合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多中心模型，识别2019年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所有中心地，从中心数量、距离、均衡性评价多中心程度，基于前述3大指标归纳出10类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研究表明，除少量分散型城市，中心数越多，相应城市越少；山地海岛、与邻省交界或发达城市更易远离主中心形成副中心；组团式布局的大城市和强县弱区型中小城市具有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圈层扩张型城市则多呈极化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是形塑多中心结构的首要因素，自然地形起伏助推多中心发育，但政府搬迁、兴建开发区等外迁政策对多中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修建道路也难以壮大新中心。可见多中心结构是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产物，而非跨越式打造而成的。

不同等级降雪变化可反映气候变暖对关键气候变量趋势和极端性的综合影响。基于1970—2018年逐日气象观测数据，辅以湿球温度动态阈值法、趋势分析等气候诊断方法，论文对秦岭南北11月—次年3月强降雪和小雪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究3个分区（关中平原、秦岭南坡和汉江谷地）不同等级降雪与气温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1970—2018年，秦岭南北11月—次年3月无降水日数增多，固态降水（降雪或雨夹雪）日数明显减少。1998年后，降雪日数比重由前期8.5%下降为5.2%。② 秦岭南北小雪降雪量、降雪日数变化显著下降，降雪强度显著上升；强降雪3个指标变化趋势均不显著，说明区域降雪变化以小雪减少为主。③ 在气温响应关系上，秦岭南北3个子区小雪降雪量、降雪天数与气温显著负相关；关中平原、汉江谷地气温与强降雪量、天数显著负相关，秦岭南坡气温变化与强降雪3个指标相关性较弱。说明河谷平原区是强降雪对气温响应的敏感区。本文研究结论可为理解中国南北过渡带冬季气候响应规律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山东省为例，运用净碳汇核算模型和库兹涅茨曲线等方法，测算200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阐明耕地利用净碳汇时空变化与耕地经济效益及其社会效益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1―2020年山东省耕地发挥巨大碳汇作用，净碳汇总量呈波动上升态势。2020年，山东省耕地利用净碳汇量增幅达33.052%，已超过全国总量的1/9。② 山东省耕地利用净碳汇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仅2020年，净碳汇高值区是低值区的13.743倍。③ 山东省16个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之间存在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④ 山东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净碳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耕地利用净碳汇的时空变化与耕地利用经济效益、耕地利用社会效益之间有显著的响应关系。

本文利用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腹地和周边地区61个气象站点逐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量等观测数据，选取了通用的24种极端气候指数，分析了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候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北方沙漠沙地增温趋势明显，不同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显著，并且空间差异较小。其中，气温极值指数显著上升，并且年极端低温的上升幅度最大。霜冻日数、冷昼日数等极端冷事件显著减少，夏日日数、暖昼日数等极端暖事件显著增加。②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降水指数的年际波动较大，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中，西部沙漠的年降水量以5.11 mm/10a的速率显著增加，一日最大降水量、强降水量等其他极端降水指数也显著增加。而东部沙地的极端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明显的干旱化趋势。③ 中国北方沙漠沙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特征与中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变化幅度大多超过了北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陆地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幅度。④ 北极涛动（AO）对东部沙地极端低温和极端冷事件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近几十年来东亚夏季风的减弱是导致东部沙地极端降水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西部沙漠极端降水的增加可能受到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M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以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为例，基于百度热力指数等多源数据分析其空间活力特征，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测度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功能设施、开发强度、交通便利度以及环境品质6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的关联性。同时，结合K-means聚类算法，划分轨道交通站域类型并识别典型站域存在问题，从而针对不同类型轨道交通站域提出空间活力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在时序上呈现“晚高峰高于早高峰，休息日晚高峰高于工作日晚高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内高外低”由二环线向外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② 综合工作日与休息日早/晚/非高峰时段建成环境变量对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功能设施>开发强度>地理区位>土地利用>交通便利度>环境品质；③ 合肥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站域可划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初熟型、孕育型4类，聚类特征明显，在空间上呈现“圈层结构”。其中，成熟型站域集聚分布在二环线内，成长型站域沿二环线呈环状分布，初熟型站域主要呈零散状分布在二环线外滨湖区与经开区，孕育型站域主要分布在二环线外城市各区，分布范围较广。研究旨在从建成环境视角为轨道交通站域空间活力提升与低碳交通策略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道路的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2001—2019年LandScan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构建了多组多中心空间结构指标，并利用历史交通路线、规划路线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了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多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射线状或外围过境的高速公路能够提升外围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集聚土地、开发区、企业和人口要素的途径来加速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这一结论在更换变量、限制样本、消除内生性、非线性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始终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对大城市和东部、南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作用更大；特别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本身越强，越有利于城市塑造出多中心空间结构，但也会弱化高速公路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塑造效应。

以1999—2021年602篇C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VOSviewer、Data数据园、科学知识图谱等软件，从时间、期刊及作者分布3个方面解析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能量分布，并从研究脉络、热点前沿等方面探究整体概况。结论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逐渐进入政府和学术界视野，但直到2004年以后才真正被学术界大量关注研究；②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大致可划分为缓慢摸索期（2003年之前）、高速增长期（2004—2013年）及稳步推进期（2014年至今）3个时期；③研究热点前沿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资源型城市碳排放、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资源富集地区创新转型发展、采煤沉陷区及独立工矿区两类特殊困难地区综合治理6个方面。最后，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资源型城市碳减排及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4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展望。研究旨在为新发展阶段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依托2020年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等方法解读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环境的社会空间分异及其对家内学习体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家庭教育环境的不同维度和综合得分均存在多尺度的空间分异，其中家庭之间的分异程度最为显著。② 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普通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低收入家庭和低文化家庭分别在不同区位提供了差异明显的家庭教育环境，比较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提供的家庭教育环境更具有优势。③ 噪音影响程度、父母期望程度、父母为学习同伴、父母有能力帮助解决子女学习上的问题以及家中藏书量等是影响家内学习体验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城市家庭教育环境复杂性的解读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

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多年冻土退化严重影响土壤碳循环过程，揭示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下多年冻土区土壤有机碳的垂直分布规律，对于预测未来多年冻土区土壤碳库变化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大兴安岭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森林、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为研究对象，利用钻探法采集土柱（7~8 m），对3种不同植被下的土壤碳（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进行测定，进一步分析土壤碳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随着深度增加，土壤碳含量降低，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为14.55~95.98 g/kg（森林沼泽）、17.48~132.93 g/kg（森林）、2.58~396.50 g/kg（灌丛沼泽），但在多年冻土层中也存在较高碳含量的情况；活动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灌丛沼泽>森林>森林沼泽，多年冻土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在森林沼泽>森林>灌丛沼泽；各组分碳在活动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31%~114.26%，各组分碳在多年冻土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23%~192.09%；相关分析表明，土壤碳与深度和pH呈负相关，与土壤水分显著正相关。

环南海地区作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起锚之地，厘清其区域的航空连通性及其发育机制对促进各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通过构建航空连通性指数并运用优势流和TERGM模型，尝试刻画环南海区域航空网络的空间演化规律并揭示其自组织发育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南海区域内航空枢纽等级体系保持基本恒定性和一定突变性，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香港、广州等城市是环南海区域航空联系的关键枢纽。②环南海区域内航空联系稳定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三角区，并呈现向东部中国沿海城市及菲律宾蔓延态势，轴辐组织呈现出多中心演化态势，遵循区域集聚规律。③在影响机制方面，网络演化主要受到内生结构、城市属性与城际关系的共同作用。闭合三元结构对航空联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核心城市的航空联系扩张迅速，低等级节点在网络演化过程中愈发呈现主动扩张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制度邻近性、文化邻近性以及合作事件对航空客运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冲突事件对航空联系产生负向影响，网络整体呈现稳定发展态势。

本研究以黄河流域5座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采用水足迹及其相关评价指标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水资源利用水平评价框架。在描述2010―2019年城市群水足迹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分别建立流域整体、上中游和下游城市群的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驱动水足迹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群水足迹及相关指标均有所下降，自上游至下游呈梯级分布格局，上中游和下游城市群水足迹表现出两极分化的集聚状态，整体向“低−低”集聚跃迁。驱动因素在不同城市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和空间交互效应。为此，提出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市群水资源生态系统韧性、根据不同城市群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性水资源系统治理等对策建议。

在合理构建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使用2000—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此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258个城市和5大城市群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探究其辐射带动能力。研究发现：① 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略有下降，但近期有上升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南部和北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明显，东部和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则保持稳定。② 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比未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平均高0.4663，说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③ 在城市层面上，环渤海城市、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中西部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城市群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高，成渝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低。

通过对不同年份库布齐沙漠毛不拉孔兑流域河岸沙丘地表沉积物样品进行粒度、化学元素分析，获得其粒度和元素组成特征及其变化：2019年和2013年样品粒度组成均以极细沙和粉沙为主，含量占70%以上，峰度呈窄峰，分选较好，表现为典型风成特性。但2019年较2013年粒径组成变粗，分选性变好；化学元素组成上以Si、Al为主，与上陆壳平均化学元素组成相比，2019年较2013年大部分化学元素亏损程度加大。A-CN-K图解揭示了2个年份内流域河岸沙丘地表物质化学风化程度均很低，处于较弱的去Na、Ca阶段，其他元素未发生明显的化学风化或迁移；对于不同河流断面，2019年和2013年的样品均表现出自河流上游至河流中下游，粒度组成变细，峰度变窄，分选性变好，风成特性更明显。与上陆壳平均化学元素组成相比，2013年4个断面样品的元素变化趋势一致性较2019年更明显。在流域尺度上，不同年份河岸沙丘地表沉积物样品理化特征具有较大相似性，其原因与母岩，以及在风水交互作用下地表物质呈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有关。

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综合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及叠置分析、Logistic模型和岭回归模型，探究了海南岛村庄空间格局及其对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响应关系，并进一步划分了村庄类型。研究发现：① 海南岛村庄分布呈现“沿海稠密，内陆稀疏”和“东部密集，西部分散”的空间格局；村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空间分异整体上亦与中央山区–外围沿海的自然地理分异基底相吻合；② 乡村转型背景下，村庄空间分布主要受海拔、坡度等自然条件和乡镇交通可达性表征的经济区位影响，而村庄空间规模更受人口、GDP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外部驱动；相对而言，建设用地的分布与扩展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耕地对自然环境仍然具有较高依赖性；③ 在此基础上，划分了5种海南岛村庄类型，希望以此作为“因村制宜”的一个科学依据，助力海南岛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促进人地关系耦合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饮食在地域之间不断交融，跨越国界、民族及社区，既成为一种表征的文化意义结构，也成为非表征的日常参与和实践，在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饮食地域刻板印象的存在与具体内容值得探讨。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对饮食地域刻板印象进行验证和测量。子研究1使用了问卷调查法检验外显层面的饮食地域刻板印象，子研究2采用语义启动的实验范式检验内隐层面的饮食地域刻板印象。研究发现，被试在内隐和外显层面均持有饮食地域刻板印象，主要包括主食偏好、口味偏好、份量偏好和具体菜品4个维度。本研究验证了饮食地域刻板印象具有外显和内隐、经验与情景并存的特征，这扩展了表征与非表征理论相结合的饮食社会文化地理知识。

基于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的历史模拟试验以及情景预估试验数据，分析了21世纪中（2035—2064年）、后期（2070—2099年）青藏高原积雪相对于参考期（1985—2014年）的变化。结果表明：相对于参考期，21世纪中、后期青藏高原平均年积雪日数、平均积雪期均表现为减少，减少幅度总体随着人为辐射强迫的增加而加大；除低强迫情景外，21世纪后期的减少幅度均大于21世纪中期；空间上总体表现为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减少幅度大于西北部。21世纪中、后期青藏高原积雪初日均表现为推迟、积雪终日均表现为提前，积雪初日推迟天数是积雪终日提前天数的1.5~2.0倍；人为辐射强迫越高，积雪初（终）日推迟（提前）天数越多；相同情景下21世纪后期积雪初（终）日推迟（提前）天数均多于21世纪中期。降雪（气温）与年积雪日数呈正（负）相关；随着人为辐射强迫的增加，降雪对年积雪日数的相对贡献率总体呈增加趋势；空间特征表现为降雪（气温）对青藏高原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年积雪日数的相对贡献更大。7—12月降雪的减少幅度大于1—6月，这可能是积雪初日推迟天数多于积雪终日提前天数的重要原因。不同情景下青藏高原未来积雪变化差异明显，由此可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减缓未来青藏高原积雪的减少速率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高德地图兴趣点（POI）数据，将其分为生活、生产、公共3类设施，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并设计了一个反映设施类型结构在空间中演化的三角轨迹模型，以上海主城区为参考，基于不同类型设施的数量、分布和聚集程度，分析了上海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探讨了五个新城进一步建设的方向。研究发现：与上海主城区相比，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发展历史较长的新城已经出现明显的单中心空间结构，而发展历史较短的新城表现为微弱的多中心结构；从设施高密度圈层到低密度圈层，主城区的设施类型结构变化较小，表现出内部“城市功能趋同”的特征，而五个新城则均表现出生活设施的占比逐步降低而公共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占比升高的趋势，新城之间呈现“扩张结构趋同”的特征；新城的高密度圈层中，生活设施占比均高于主城区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卧城”特征；低密度圈层中，尽管生产设施占比均高于高密度圈层，但不同类型设施聚集中心高度重合表明生产设施的聚集中心同样在新城的中心区，其外围城市功能薄弱，并没有出现完善的“专业功能中心”。因此，新城的进一步建设需强调设施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城市功能，避免出现“卧城”“空城”等现象。

钚（Pu）核素具有极强的辐射毒性和生物毒性，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危害巨大，分析Pu同位素在树轮中的水平、迁移规律及其污染历史对于潜在的生态安全和植物毒性评价至关重要。在中国核电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立不同区域树轮的Pu同位素背景数据尤为迫切。为此，本文对目前现存的少量文献资料进行了总结和归纳，首先简要阐述了环境中Pu同位素来源与沉降模式；重点分析了Pu同位素进入树轮的潜在途径，以及Pu同位素在树轮中的径向分布特征及其指示意义；最后，本文强调了建立树轮Pu同位素化学分析测试方法的重要性，及其示踪应用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和拓展树轮Pu同位素示踪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00—2020年，随着平台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在平台应用的情境下进行地理知识的生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平台城市主义的视角，以广州为案例地，探讨了出行者借助数字平台开展日常出行活动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塑造的“人-平台-空间”关系。研究发现，广州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活动已与数字平台高度融合。但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其使用平台制定出行计划、进行出行活动的具体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出行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也增强了数字化日常出行的复杂性，塑造了计划性出行、偶然性出行、灵活性出行等多种出行模式，并促使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现实实践中相互交织。归根结底，上述多样化的数字化日常出行是出行者、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指南”和“磨合”为代表的互动方式分别体现了平台对出行过程的影响以及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出行相关研究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为未来数字中国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更具人本主义的观点。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为前提，聚焦大城市边缘区特殊空间区位，在科学理解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梳理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发展历程，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得到以下结论：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交流日益频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具有功能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组织结构体系化等特征，由此对应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3方面内容。② 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不断参与到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行为机制。③ 基于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同，文章提炼出5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内生驱动型、村企联合型、多元协作型，不同类型具有相应优势和缺陷。基于以上研究，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 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 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 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基于大兴安岭北部多年冻土区5个气象站1974—2020年逐日气温、地面温度、积雪深度资料，利用气象统计方法分析了积雪气候特征及长期变化、积雪物候变化及积雪对温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兴安岭北部冻土区积雪深度年内变化呈单峰型，积雪深度最大出现在2月，平均17.9 cm，年积雪日数为161.5 d，积雪日数和积雪深度最大月份不重合。年均积雪深度为10.6 cm，最大积雪深度平均为22.6 cm，近47 a年均积雪深度呈弱的上升趋势。积雪初日显著推迟，终日显著提前，使得积雪持续日数明显缩短。研究区年均积雪深度和冷季地面-雪面温差呈较好的正相关，年最大积雪深度和冷季地面-雪面温差亦呈较好的正相关，积雪深度越大其对地面的隔热作用越大，年均积雪深度每增加1 cm，地面-雪面温差升高0.4211℃，年最大积雪深度每增加1 cm，地面-雪面温差升高0.2889℃，年均积雪深度对冷季地面-雪面温差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