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全球南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张力，强调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本土适应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南方智慧城市的建设实践展现了“技术追赶”与“本土适应”的双重特征，理论创新应当融合南方本土经验与城市建设实践，以重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非正规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模式挑战了技术决定论，揭示了南方发展的韧性逻辑。这些发现解构了线性技术进步观，证明南方国家（地区）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研究为技术民主化提供理论启示，推动智慧城市从效率工具转向社会公平载体，助力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向知识生产主体的角色转型。

韧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生计韧性分析是解决地区或个体家庭生计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基于国内外生计韧性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本文梳理了生计韧性的概念内涵、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研究发现：①生计韧性是以人及其能动性为核心，在应对生计系统冲击时能够抵御扰动、完成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其概念内涵可基于过程、能力、策略和转型4个视角进行划分。②生计韧性研究主题呈现“融合递进式”发展，从外界气候变化转向对于自然灾害的应对意识，再转向人为扰动因素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尺度呈现出全局化、多尺度的趋势，指标体系构建更趋于主客观统一，但仍存在概念泛化、忽略生计策略转变与生计长期变化等局限。③根据主导干扰因素与研究主题演变，可将生计韧性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方法分为“气候变化型”“自然灾害型”和“人为扰动型”3种：气候变化型生计韧性衔接气候适应与生计保障，服务长期气候适应政策；自然灾害型聚焦突发性灾害应急响应与短期恢复能力的量化评估；人为扰动型关注人本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交互，资源利用、知识学习等细分维度更贴合社会经济场景。未来应逐步构建系统类别式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强化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和多案例应用研究，关注生计韧性评估的多尺度权衡及时空动态性，探索生计策略的长期动态变化特征。

齐家文化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是中国最早受欧亚大陆史前文化交流显著影响的重要文化类型，由于缺少对已发表测年数据的系统性研究与评价，对于齐家文化形成年代和发展过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本文收集整理了已发表的37个遗址的137个齐家文化¹⁴C测年数据，并选择可靠测年的71个植物残体（作物种子）和骨骼测年数据，利用贝叶斯方法建立年代模型，由此推测齐家文化形成时代为4200—3400 cal a B.P.（指距1950年的日历年，即2250―1450 a B.C.），结束年龄比过去认为的3500 a B.P.更晚，并发现已发表的炭屑测年存在200~300 a的“老碳”效应。依据新建立的齐家文化年代模型，齐家文化在4200 cal a B.P.首先在甘肃东部的泾河-渭河上游发展，后向西扩散到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河西走廊东段，随后在3800 a B.P.之后重心收缩到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推测齐家文化晚期受跨大陆交流影响导致的齐家文化内部分化和转型是齐家文化走向衰亡的原因。

学术文献与社会公众因划分依据不同或缺乏科学认识，导致茶卡盆地存在划为柴达木盆地或共和盆地的地理归属不清问题，且其仅发生在晚更新世末成盐的可能机制亦不清楚。为此，从构造、地形地貌等特征讨论了茶卡盆地演化、成盐和地理单元空间划分，以形成科学认识，规范科学表述，科普社会公众。结果显示：早在10 Ma的晚中新世早期，隆升的鄂拉山已将茶卡-共和-青海湖等区域与柴达木盆地分割开来。茶卡盆地与共和凹陷的沙珠玉内流水系仅被高出现代湖面不足20 m的第四纪沉积横梁所分割，远低于西侧的鄂拉山分水岭最低点，地形上看茶卡盆地属于共和盆地的一部分，其流域面积约为3100 km²。茶卡盆地转为内流水系的动因可能是恰卜恰（共和）运动与第四纪沉积过程（洪积扇连接的东分水梁）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确认。茶卡盐湖成盐大致发生于新仙女木时期或全新世早期以后，湖盆沉积成盐与盆地封闭的水系演化并非简单同步关系，成盐过程在湖盆构造与地貌条件满足的同时还取决于气候的制约。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空间流动和再分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及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深刻影响着区域竞争格局。作为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方向，中国人才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010年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人才地理学沿革和最新进展，解析关键概念及总结学科属性与发展脉络，从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特殊类型人才的分类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从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和空间效应机理入手解析中国人才分布与流动的关键机制，从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人才红利地理、全球人才流动3个角度展望中国人才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人才地理学议题的内涵与理解，为中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思路。

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系统探究了县镇村联动发展的学理认知、科学内涵及作用机制，构建起实现县镇村联动发展的逻辑体系，并提出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县镇村联动发展作为新型城乡融合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县域内县城、乡镇和农村在支撑体系、空间组织、产业体系及综合治理的联动，促成县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规划、产业网络、空间管控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县镇村联动发展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为支撑基础；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县域、镇域与村域在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协同；在产业体系构建上依托县镇村异质性产品形成具有产品提升潜力与升级空间的县域产品空间网络；并在县镇村多层级组织体系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治理。面向城乡融合目标，县镇村联动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及发展主体强化，依据县镇村各层级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市场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展乡村内生力量、社会及市场主体，强化生产协作、服务共享和经营联合等多元联动渠道。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的多维理论框架，提出多维度与多尺度交互的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并结合三维魔方空间分类模型与三角形模型构建了冲突分区管控方案。以202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的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能从多维度、多尺度提高土地利用冲突评价的科学性和全面性；②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为154 881.22 km²，其中功能冲突较为突出，规模冲突相对较轻，格局冲突以中度为主，整体土地利用冲突分布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③依据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结果，研究区被划分为规模管控区、功能优化区、格局调整区、发展调控区及战略预留区5类分区，其中战略预留区占比最高（60.82%），规模管控区占比最低（0.12%），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分区管控是缓解冲突的关键路径。本文提出了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新视角，可为丰富土地利用冲突理论内涵、多维度识别与管控土地利用冲突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土地覆盖及其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变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碳循环、水循环监测等重大需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卫星遥感技术、计算机存储与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土地覆盖制图与变化监测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空间分辨率从1 km提高至10~30 m，时间更新频次也从单期制图发展为逐年更新。本文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公开发布的21套全球土地覆盖产品，从土地覆盖分类体系、模型算法以及数据产品3个方面进行了综述。首先，系统性归纳当前全球土地覆盖产品的分类体系，阐明了各自的特色和优缺点；其次，从全球土地覆盖制图和长时序变化监测两个方面梳理了产品算法模型的发展历程，评估了全球土地覆盖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趋势；最后，阐述了当前全球土地覆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该方向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新高铁线路的开通不仅提升了沿线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和区位优势，还可能带来区域层面的网络效应，从而在不同尺度影响高铁城市的经济活动结构。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探讨高铁网络发展对不同尺度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着重分析新建高铁线路对城市的本地效应与网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新高铁线路的开通对土地价值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直接使高铁沿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平均提升了11.2%（本地效应），另一方面还对区域内其他高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带来平均约2%的额外提升（网络效应），揭示了高铁网络扩张对城市群整体网络价值的增强作用。②新建高铁的网络效应在不同等级城市呈现显著差异，相较于县和县级市，高铁网络效应对市辖区住宅用地价格的提升更为显著。本研究强调了高铁效应中的本地和网络尺度特征，增强了对高铁网络发展的多维度与异质性影响的理解深度。

以哈尔滨市旅游爆火现象为例，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旅游信息流对客流的触发机制、时空动态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旅游信息流与客流在准备、启动、爆发和持续4个阶段呈现引流与互动共生的特征，引流体现在阈值效应和前兆效应，互动则通过反馈强化形成良性循环；②旅游信息流与客流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地区层面则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人群消费潜力、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对旅游客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对客流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信息传播和营销策略提供实践指引。

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作为国内外遗产研究的最新范式，重新审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从多维度深入探索遗产营造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人文地理学立足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推动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议程，特别强调了对主体、遗产与地方之互动建构过程和时空异质性的认识。本文对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之相互关联的研究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遗产地理研究已形成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而对“遗产认同与遗产治理”“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日常生活与活态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混杂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的交织并行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能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遗产地理研究体系和实践理论提供启示。

东北地区夏季极端降水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降水资料的准确性对于防灾减灾和科学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国家基准气象站1998—2018年东北地区逐日以及吉林省内逐小时降水资料，对比分析了CLDAS多源融合降水数据和CN05.1格点化降水数据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适用性。结果表明，CLDAS-Pre和CN05.1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合理地反映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相较于CN05.1，CLDAS-Pre与观测降水的相关性更好（>0.8），平均相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更小。CLDAS-Pre和CN05.1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模拟分别存在干偏差和湿偏差，这种现象在8月最明显。两套资料对于小雨和中雨量级降水日数的再现都偏多，对于强降水日数的模拟则都偏少。CLDAS-Pre小时降水再现的准确率峰值全区大致在午夜至凌晨。综合而言，CLDAS多源融合降水在东北地区的适用性更好，但CN05.1数据序列较长，在模式检验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也不可忽视。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空间规划互为“理论−实践”支撑，特别是人文−经济地理学有关区位论与功能分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要素空间配置等理论方法研究，为区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当前，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区域/空间规划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由“开发−保护”冲突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需求与空间供给错配，区域/空间规划编制的底层逻辑、地理布局方案内容、技术手段等亟需适应性转型，进而对人文−经济地理学关于不同尺度与类型空间人地关系、全领域多要素流动配置及其区位选择规律、政府−市场协同空间管治等研究认知提出新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研究议题，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区位特征与布局规律、城市区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区位布局及协同联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保护优先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亟待深化，以支撑因地制宜布局新质生产力及高质量发展要求。

从“生产-流通-消费”3个视角出发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认为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驱动作用，尤其在文化旅游资源配置重组、文化旅游产品创新、流通体系升级、消费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乡村地区存在数字鸿沟凸显、资源转化动力不足、数字空间治理体系缺失、价值转化内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数字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建立规范制度，加强对新型生产组织系统的监管，完善现代流通体系，优化数字语境下的消费“三新”关系。以此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优化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是解决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工作。系统梳理国内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优化的研究进展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至关重要。本文以国内2004—2024年发表的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研究文献为基础，运用CiteSpace软件系统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的研究历程与主要内容，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研究发现：①国内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研究总体遵循“问题现状-空间分析-对策建议”方向不断深化拓展。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要问题诊断、空间格局刻画、保护空缺识别、生态空间完整性优化、整合优化政策与措施。③基于现有的研究不足，从跨界自然保护地协调发展与整合路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地功能分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效果评估与动态监测、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协同路径研究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村庄产业用地是新时代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三调”的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2020年中国村庄产业用地的空间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村庄产业用地变动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平均规模为821.47 hm²，人均规模为43.52 m²/人，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②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和东部地区人均村庄产业用地规模均超60 m²/人；在省域层面，仅河北和山东村庄产业用地规模超过20万hm²。泰尔指数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主导了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空间不平等的形成。③在全国层面，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子对县域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驱动强度较大。在区域层面，城镇化率、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西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影响较大，其他地区则主要受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影响。交互探测表明乡村产业用地规模也受到多因素复杂的综合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着眼于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研究结合各地区乡村发展特征及趋势，提出促进村庄产业用地整合以及集约节约利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保护旅游生态安全和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域2006—2021年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增长强劲，且二者均呈现出东部较强、中部中等、西部和东北较弱的空间格局，时空异质性特征凸显。②环境规制强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关联性显著，“H-H（高-高）”和“L-L（低-低）”集聚型占比较高。③环境规制通过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本地旅游生态安全，并通过产业转移、政策示范等方式对邻地旅游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刻画2017—2021年珠三角城市群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时空格局，聚焦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揭示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探究影响因素随时间、空间和产业链环节的变化。研究表明：①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由以深圳为“单核心”向以深圳与广州为“双核心”的空间格局演进，在广佛与深莞交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上游“原材料”企业由深圳向广州、惠州、珠海等城市扩散，中游“核心零部件”企业一直以深圳集聚为主，下游“整车制造”企业集聚于深圳与广州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延伸“配套及后市场”企业由以深圳和广州为双核心向多热点区演变。②政府与市场共同影响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时空格局，且影响程度随发展阶段、地理区位、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而变化。发展阶段上，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由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转向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地理区位上，珠三角东岸地区受市场动力影响更深，西岸地区则受政府作用相对更显著；产业链上，上游与中游环节主要受到市场作用，下游与延伸环节受到政府与市场力量共同影响。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旅游地理学日益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围绕旅游地理学的内在生成逻辑、研究范式演进、知识外溢效应及其在新时代的学科体系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发现：①经过长期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研究领域持续深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支撑力显著增强。②旅游地理研究始终以旅游人地关系为核心主线，并实现了从早期侧重“地”到聚焦“人–地”互动机制的学术转向。③旅游地理研究范式逐渐由经验归纳转向理论与实证并重，进而形成了以定性与定量融合、多元数据交叉检验为支撑的方法论体系，并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知识外溢。④在国家和区域需求牵引、人才培养与机构组合驱动、研究范式与主题更迭三重路径的共同作用下，跨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成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⑤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传承和发展，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科技赋能，并聚焦人才培养、基础理论创新、学科体系优化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核心任务。

丹江口水库地处汉江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也是气候变暖的敏感区。夏季降水变化对库区防洪蓄水、综合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1960—2022年中国1 km分辨率逐月气温、降水数据，辅以趋势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丹江口夏季降水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1960—2022年，丹江口水库夏季降水以年际波动为主，降水增加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汉江、丹江上游；②在环流变化上，当夏季亚洲极涡面积偏小、强度偏弱，青藏高原北部气压偏高时，高空西风急流减弱且位置偏南，有利于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汇聚，导致丹江口水库夏季降水偏多；③在水汽收支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脊线位置偏南时，中国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存在反气旋异常，有利于暖湿气流向北输送，为丹江口水库降水异常提供了水汽条件；夏季降水偏少年，中国中东部、西太平洋地区气压偏低，减弱海陆热力差异，使得东亚夏季风降水向南推移，加剧丹江口水库的干旱程度。

人地系统可持续性是当前全球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可持续性风险的评估和治理是实现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本文从风险概念的定义与分类、一般性风险的评估与预警、治理方法出发，初步探讨了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内涵；结合一般性风险评估方法，构建了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综合评估框架，包括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速率过慢或倒退的内部风险，以及应用多重方法评估不同扰动或冲击的外部风险；根据传统风险预警系统的4个关键过程，提出了包含动态分级的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预警技术体系，并讨论了在系统思维下进行多方协同的风险治理模式。本文有助于深化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认识，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与风险应对能力的协同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依据中国的668处国家级与省级旅游度假区点位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及皮尔逊相关系数探究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地形地貌、河流水域、天气条件、资源条件等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市场状况、交通运输、医疗水平、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域内旅游度假区分布不均衡，呈聚集性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部一核、中部两带、南部三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出“近低地、沿缓坡、亲水域、喜温暖、临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②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在自然资源因素上，与海拔、坡度、河流距离呈负相关，与旅游资源密度呈正相关，且多分布在温暖湿润地区。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旅游度假区数量与生产总值、人均GDP、旅游业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常住人口等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车站数量、水运客运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接待入境人次数、星级酒店数量呈负相关；与港口数量不相关（P>0.05）。

辨识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可为弥合旅游产业“数字鸿沟”、优化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旅游业数字化的内涵特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法探究了2011—2022年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存在“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状态，区域内呈“东北＞东部＞西部＞中部”的差序格局，省际间差距是旅游业“数字鸿沟”扩大的主要来源。③条件概率密度曲线沿45°对角线两侧分布，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分布动态相对稳定；在纳入地理空间因素后，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表现出敛缩态势。④不考虑地理空间效应，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长期存在“马太效应”和“俱乐部趋同现象”，随着相邻省份空间滞后类型水平的提升，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受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