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全球南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张力，强调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本土适应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南方智慧城市的建设实践展现了“技术追赶”与“本土适应”的双重特征，理论创新应当融合南方本土经验与城市建设实践，以重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非正规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模式挑战了技术决定论，揭示了南方发展的韧性逻辑。这些发现解构了线性技术进步观，证明南方国家（地区）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研究为技术民主化提供理论启示，推动智慧城市从效率工具转向社会公平载体，助力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向知识生产主体的角色转型。

韧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生计韧性分析是解决地区或个体家庭生计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基于国内外生计韧性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本文梳理了生计韧性的概念内涵、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研究发现：①生计韧性是以人及其能动性为核心，在应对生计系统冲击时能够抵御扰动、完成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其概念内涵可基于过程、能力、策略和转型4个视角进行划分。②生计韧性研究主题呈现“融合递进式”发展，从外界气候变化转向对于自然灾害的应对意识，再转向人为扰动因素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尺度呈现出全局化、多尺度的趋势，指标体系构建更趋于主客观统一，但仍存在概念泛化、忽略生计策略转变与生计长期变化等局限。③根据主导干扰因素与研究主题演变，可将生计韧性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方法分为“气候变化型”“自然灾害型”和“人为扰动型”3种：气候变化型生计韧性衔接气候适应与生计保障，服务长期气候适应政策；自然灾害型聚焦突发性灾害应急响应与短期恢复能力的量化评估；人为扰动型关注人本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交互，资源利用、知识学习等细分维度更贴合社会经济场景。未来应逐步构建系统类别式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强化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和多案例应用研究，关注生计韧性评估的多尺度权衡及时空动态性，探索生计策略的长期动态变化特征。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空间流动和再分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及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深刻影响着区域竞争格局。作为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方向，中国人才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010年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人才地理学沿革和最新进展，解析关键概念及总结学科属性与发展脉络，从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特殊类型人才的分类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从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和空间效应机理入手解析中国人才分布与流动的关键机制，从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人才红利地理、全球人才流动3个角度展望中国人才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人才地理学议题的内涵与理解，为中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思路。

系统探究了县镇村联动发展的学理认知、科学内涵及作用机制，构建起实现县镇村联动发展的逻辑体系，并提出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县镇村联动发展作为新型城乡融合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县域内县城、乡镇和农村在支撑体系、空间组织、产业体系及综合治理的联动，促成县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规划、产业网络、空间管控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县镇村联动发展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为支撑基础；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县域、镇域与村域在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协同；在产业体系构建上依托县镇村异质性产品形成具有产品提升潜力与升级空间的县域产品空间网络；并在县镇村多层级组织体系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治理。面向城乡融合目标，县镇村联动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及发展主体强化，依据县镇村各层级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市场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展乡村内生力量、社会及市场主体，强化生产协作、服务共享和经营联合等多元联动渠道。

土地覆盖及其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变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碳循环、水循环监测等重大需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卫星遥感技术、计算机存储与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土地覆盖制图与变化监测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空间分辨率从1 km提高至10~30 m，时间更新频次也从单期制图发展为逐年更新。本文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公开发布的21套全球土地覆盖产品，从土地覆盖分类体系、模型算法以及数据产品3个方面进行了综述。首先，系统性归纳当前全球土地覆盖产品的分类体系，阐明了各自的特色和优缺点；其次，从全球土地覆盖制图和长时序变化监测两个方面梳理了产品算法模型的发展历程，评估了全球土地覆盖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趋势；最后，阐述了当前全球土地覆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该方向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作为国内外遗产研究的最新范式，重新审视了遗产的主体性，从多维度深入探索遗产营造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人文地理学立足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推动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议程，特别强调了对主体、遗产与地方之互动建构过程和时空异质性的认识。本文对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之相互关联的研究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遗产地理研究已形成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而对“遗产认同与遗产治理”“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日常生活与活态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混杂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批判性遗产研究思潮与遗产地理研究的交织并行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能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遗产地理研究体系和实践理论提供启示。

以哈尔滨市旅游爆火现象为例，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旅游信息流对客流的触发机制、时空动态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旅游信息流与客流在准备、启动、爆发和持续4个阶段呈现引流与互动共生的特征，引流体现在阈值效应和前兆效应，互动则通过反馈强化形成良性循环；②旅游信息流与客流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地区层面则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人群消费潜力、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对旅游客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对客流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信息传播和营销策略提供实践指引。

新高铁线路的开通不仅提升了沿线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和区位优势，还可能带来区域层面的网络效应，从而在不同尺度影响高铁城市的经济活动结构。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探讨高铁网络发展对不同尺度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着重分析新建高铁线路对城市的本地效应与网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新高铁线路的开通对土地价值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直接使高铁沿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平均提升了11.2%（本地效应），另一方面还对区域内其他高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带来平均约2%的额外提升（网络效应），揭示了高铁网络扩张对城市群整体网络价值的增强作用。②新建高铁的网络效应在不同等级城市呈现显著差异，相较于县和县级市，高铁网络效应对市辖区住宅用地价格的提升更为显著。本研究强调了高铁效应中的本地和网络尺度特征，增强了对高铁网络发展的多维度与异质性影响的理解深度。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空间规划互为“理论−实践”支撑，特别是人文−经济地理学有关区位论与功能分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要素空间配置等理论方法研究，为区域/空间规划编制奠定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当前，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区域/空间规划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由“开发−保护”冲突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需求与空间供给错配，区域/空间规划编制的底层逻辑、地理布局方案内容、技术手段等亟需适应性转型，进而对人文−经济地理学关于不同尺度与类型空间人地关系、全领域多要素流动配置及其区位选择规律、政府−市场协同空间管治等研究认知提出新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研究议题，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区位特征与布局规律、城市区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区位布局及协同联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保护优先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亟待深化，以支撑因地制宜布局新质生产力及高质量发展要求。

东北地区夏季极端降水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降水资料的准确性对于防灾减灾和科学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国家基准气象站1998—2018年东北地区逐日以及吉林省内逐小时降水资料，对比分析了CLDAS多源融合降水数据和CN05.1格点化降水数据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适用性。结果表明，CLDAS-Pre和CN05.1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合理地反映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相较于CN05.1，CLDAS-Pre与观测降水的相关性更好（>0.8），平均相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更小。CLDAS-Pre和CN05.1对东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模拟分别存在干偏差和湿偏差，这种现象在8月最明显。两套资料对于小雨和中雨量级降水日数的再现都偏多，对于强降水日数的模拟则都偏少。CLDAS-Pre小时降水再现的准确率峰值全区大致在午夜至凌晨。综合而言，CLDAS多源融合降水在东北地区的适用性更好，但CN05.1数据序列较长，在模式检验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也不可忽视。

从“生产-流通-消费”3个视角出发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认为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驱动作用，尤其在文化旅游资源配置重组、文化旅游产品创新、流通体系升级、消费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乡村地区存在数字鸿沟凸显、资源转化动力不足、数字空间治理体系缺失、价值转化内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数字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建立规范制度，加强对新型生产组织系统的监管，完善现代流通体系，优化数字语境下的消费“三新”关系。以此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粮食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条件变动、农业灾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大量占用、乡村空心化、农业技术变革等因素均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从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来探究多尺度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气候变化冲击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区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愈发突出且发生了显著时间跃迁，省域粮食生产格局经历了从“单核心–边缘”到“双核心–边缘”的空间重构。②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尺度差异性、叠加效应与交互效应。城镇化在多尺度上均表现为净正向效应，而气候因子仅在省域尺度上较为显著。二者叠加效应下，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相较于气候因子发挥主导作用，交互效应下，城镇化与气候因子的违和制约了省域粮食增产。③城镇化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从时间上看，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21世纪以来的前12 a，而城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发生在后11 a。从空间上看，城镇化仅对城镇化先发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不显著，气候因子则对非空间连续的粮食功能分区影响不显著。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

村庄产业用地是新时代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三调”的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2020年中国村庄产业用地的空间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村庄产业用地变动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平均规模为821.47 hm²，人均规模为43.52 m²/人，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②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和东部地区人均村庄产业用地规模均超60 m²/人；在省域层面，仅河北和山东村庄产业用地规模超过20万hm²。泰尔指数表明区域内部差异主导了全国县域村庄产业用地空间不平等的形成。③在全国层面，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子对县域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驱动强度较大。在区域层面，城镇化率、地形起伏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西部地区村庄产业用地规模的影响较大，其他地区则主要受乡村常住人口、地形起伏度、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影响。交互探测表明乡村产业用地规模也受到多因素复杂的综合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着眼于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研究结合各地区乡村发展特征及趋势，提出促进村庄产业用地整合以及集约节约利用的政策建议。

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优化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是解决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工作。系统梳理国内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优化的研究进展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至关重要。本文以国内2004—2024年发表的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研究文献为基础，运用CiteSpace软件系统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的研究历程与主要内容，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研究发现：①国内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与优化研究总体遵循“问题现状-空间分析-对策建议”方向不断深化拓展。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要问题诊断、空间格局刻画、保护空缺识别、生态空间完整性优化、整合优化政策与措施。③基于现有的研究不足，从跨界自然保护地协调发展与整合路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地功能分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效果评估与动态监测、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协同路径研究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刻画2017—2021年珠三角城市群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时空格局，聚焦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揭示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探究影响因素随时间、空间和产业链环节的变化。研究表明：①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由以深圳为“单核心”向以深圳与广州为“双核心”的空间格局演进，在广佛与深莞交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上游“原材料”企业由深圳向广州、惠州、珠海等城市扩散，中游“核心零部件”企业一直以深圳集聚为主，下游“整车制造”企业集聚于深圳与广州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延伸“配套及后市场”企业由以深圳和广州为双核心向多热点区演变。②政府与市场共同影响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企业时空格局，且影响程度随发展阶段、地理区位、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而变化。发展阶段上，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由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转向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地理区位上，珠三角东岸地区受市场动力影响更深，西岸地区则受政府作用相对更显著；产业链上，上游与中游环节主要受到市场作用，下游与延伸环节受到政府与市场力量共同影响。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旅游地理学日益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围绕旅游地理学的内在生成逻辑、研究范式演进、知识外溢效应及其在新时代的学科体系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发现：①经过长期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研究领域持续深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支撑力显著增强。②旅游地理研究始终以旅游人地关系为核心主线，并实现了从早期侧重“地”到聚焦“人–地”互动机制的学术转向。③旅游地理研究范式逐渐由经验归纳转向理论与实证并重，进而形成了以定性与定量融合、多元数据交叉检验为支撑的方法论体系，并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知识外溢。④在国家和区域需求牵引、人才培养与机构组合驱动、研究范式与主题更迭三重路径的共同作用下，跨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成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⑤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传承和发展，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科技赋能，并聚焦人才培养、基础理论创新、学科体系优化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核心任务。

本文依据中国的668处国家级与省级旅游度假区点位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及皮尔逊相关系数探究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并从地形地貌、河流水域、天气条件、资源条件等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市场状况、交通运输、医疗水平、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域内旅游度假区分布不均衡，呈聚集性分布，整体呈现出“东部一核、中部两带、南部三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出“近低地、沿缓坡、亲水域、喜温暖、临景区”的空间分布特点。②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在自然资源因素上，与海拔、坡度、河流距离呈负相关，与旅游资源密度呈正相关，且多分布在温暖湿润地区。在社会经济因素上，旅游度假区数量与生产总值、人均GDP、旅游业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常住人口等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车站数量、水运客运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接待入境人次数、星级酒店数量呈负相关；与港口数量不相关（P>0.05）。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辨识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可为弥合旅游产业“数字鸿沟”、优化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旅游业数字化的内涵特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法探究了2011—2022年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存在“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状态，区域内呈“东北＞东部＞西部＞中部”的差序格局，省际间差距是旅游业“数字鸿沟”扩大的主要来源。③条件概率密度曲线沿45°对角线两侧分布，旅游业数字化水平的分布动态相对稳定；在纳入地理空间因素后，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表现出敛缩态势。④不考虑地理空间效应，中国旅游业数字化水平长期存在“马太效应”和“俱乐部趋同现象”，随着相邻省份空间滞后类型水平的提升，旅游业数字化水平受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显著。

人地系统可持续性是当前全球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可持续性风险的评估和治理是实现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本文从风险概念的定义与分类、一般性风险的评估与预警、治理方法出发，初步探讨了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内涵；结合一般性风险评估方法，构建了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综合评估框架，包括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速率过慢或倒退的内部风险，以及应用多重方法评估不同扰动或冲击的外部风险；根据传统风险预警系统的4个关键过程，提出了包含动态分级的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预警技术体系，并讨论了在系统思维下进行多方协同的风险治理模式。本文有助于深化人地系统可持续性风险的认识，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与风险应对能力的协同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进入“人类世”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高强度人类活动与信息智能化的多重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大，全球人地系统及其地域格局正经历关系重塑和功能重构的巨大挑战，现代地理学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范式转型应对的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创建“地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实践（Practice）”四维融通模式（简称Geo-STEP模式），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四维交互机制及其创新应用。研究表明，Geo-STEP模式是一套系统化、综合性、贯通式的现代地理学方法论体系，它聚焦多维度关联、多体系耦合、多场景协同，构建起地理科学、技术、工程、实践多维融通的有机整体，其传导逻辑遵循“科学认知（S）−技术创新（T）−工程落地（E）−实践反馈（P）”的通用范式，推动现代地理学实现3个关键转型：一是从解释现象的理论研究向解决问题的工程实践转型；二是从单一学科的独立发展向综合交叉的协同创新转型；三是从理论研究向重大战略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转型。本文重点剖析了Geo-STEP模式在国土空间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地理教育与教学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场景，初步验证其用于分析解决复杂人地系统问题的独特优势与综合能力，为“人类世”“人地圈”时空格局下地理科学体系与学科体系的优化重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土壤有机碳(SOC)的形成与转化过程复杂，其对农业管理措施的响应存在明显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将SOC划分为不同的土壤碳组分进行探究。本研究旨在揭示农田管理措施对不同有机碳组分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调控作用。以黑土区常规耕作田为对照，比较了4种改良模式（深翻-连作、深翻-轮作、浅旋条耕-连作、浅旋条耕-轮作）对表土中微生物残体在颗粒有机碳（POC）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MAOC）中的贡献差异。结果表明农田土壤中MAOC是SOC的重要组成部分。秸秆还田与种植模式虽未显著改变SOC和POC（P>0.05），但对MAOC产生显著影响（P<0.05）。MAOC在对照组最高[(11.67±0.11) g/kg]，深翻-轮作处理最低[(10.20±0.36) g/kg]。微生物残体碳对MAOC的贡献率为21.07%~28.76%，其中真菌残体碳[(14.69±0.19) g/kg]是MAOC主要来源。在研究期内，浅旋条耕-连作模式促进微生物残体碳（特别是真菌源）在MAOC中的富集，有助于增强土壤有机碳的稳定性；相比之下，浅旋条耕-轮作处理更倾向于增加POC含量，从而扩展活性有机碳库的储量。该研究为中国东北地区农田土壤固碳管理的技术优化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2000—2022年285个城市粮食产量和年末人口规模等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空间分析、粮食产需空间失配指数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粮食产量、供需关系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放缓，3大粮食产销分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中主销区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产量空间集聚程度增加，高值集聚区向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集中，低值集聚区向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②人均粮食占有量由高于温饱水平增长至高于粮食安全线，粮食生产和需求的空间不匹配加剧；主产区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明显，粮食供给非常充裕；产销平衡区人均粮食占有量略有下降，粮食供给较拮据；主销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明显，粮食供给非常拮据；粮食供给非常充裕的城市向北方集中，供给非常拮据城市向南方集聚，供给较充裕和较拮据城市零散分布；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供需关系改善的城市数量较多，主销区粮食供需关系恶化的城市较多。③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关键积极因素，城镇化则是关键的消极因素。可为调整中国粮食产销分区、缓解粮食供需矛盾格局和促进粮食生产提供参考。

文章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韧性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影响过程、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韧性整体呈上升状态；前者呈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格局，后者呈现“中部塌陷”的空间演变格局。②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韧性均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之间具有正向空间关联特征。③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韧性具有显著的本地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直接效应影响程度为：东北＞东部＞西部＞中部，高数字经济地区>低数字经济地区；同时，中部地区因“虹吸效应”突出而呈现负向溢出效应，高数字经济地区则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④机制检验表明，旅游创新能力和旅游市场影响力是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韧性提升的两大路径。

在现有文献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对比欧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构建了时间序列下由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内生-外生”的基本推动力和“推-拉”作用3组驱动机制和不同阶段下经济发展协调性、人口迁移、社会融合、城市化规模和空间表现5个方面变化特征构成的城市化“驱动机制-进程-结果”分析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逐步增强的动态平衡下，从推力为主的集中型发展模式逐步转向拉力为主的分散型模式，形成了滞后城市化与同步城市化共进、集中与分散共处、发展与挑战共存的“推-拉”和“内-外”交互转化的“新二元”城市化模式。研究为全球南方城市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中国范本。

利用人口统计数据识别东北三省增长和收缩城市，通过综合指数法、InVEST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研究了2010—2020年2类城市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结果表明：①2类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生境质量在全局上变化趋势相反且错位关系明显，增长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整体高于收缩城市，而其生境质量指数则低于收缩城市。②2类城市的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呈现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③2类城市的城镇化和生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而收缩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④人口状况、经济表现、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决定因素维度，但增长和收缩城市的空间决定因素维度和指标差异性显著。

本研究收集整理了中国79个湖泊和沼泽沉积钻孔中¹³⁷Cs数据，探讨了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人类世时限的指示意义。研究发现：①中国湖沼钻孔中¹³⁷Cs沉积记录普遍可以检测到1963年蓄积峰，该蓄积峰作为主计年时标层位清晰、易识别，具有明确的时标特征；沉积钻孔中1986年¹³⁷Cs蓄积峰可作为次级计年时标，但需要结合其它测年指标确认其可靠性；②中国湖沼钻孔中¹³⁷Cs记录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受地形地貌、降水、径流侵蚀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¹³⁷Cs比活度整体上由北向南递减，且在1960—1980年¹³⁷Cs比活度值达到最高水平；③中国1963年¹³⁷Cs主蓄积峰时标明确，是可靠的年代层标志，可作为潜在地层证据指示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黑人女性主义法学，旨在揭示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身份如何在权力关系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独特的社会不平等经验。人文地理学引入该理论后，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空间化”（spatialization），将抽象的权力关系置于具体的地理情境（如地方、尺度、身体）中检验，从而赋予其独特的分析能力，避免其沦为抽象的身份政治或泛化的批判工具。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人文地理学“交织性”研究的国际动态，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本土化转化与对照提供深化与拓展。文章概述了交织性的概念演进与方法论，探讨了交织思想的空间性，并通过比较交织性在儿童、移民与女性主义地理学中的应用，揭示了该理论如何通过空间分析得以具体化，最后，追踪其从学术批判到社会实践的转化路径，借以阐明交织性是深刻理解当代空间不平等的必要视角。研究提出，通过不断丰富其空间化的理论与方法，交织性视角有助于地理学更好地履行其时代使命，即不仅深刻地解释世界中的空间不平等，更积极地参与到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