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文化”的耦合视角检索了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梳理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演进过程，比较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语境下的研究阶段、热点主题及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发现：①中、英文语境下该研究均呈现热度攀升趋势，但阶段特征分化明显：国内研究受政策驱动，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共同富裕等议题形成实践导向型框架；而国际上更加关注可持续性、社区赋权与乡村绅士化等微观议题，主要体现批判性视角；②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逻辑。国内中文语境下研究强调政策刚性对文化资本化的赋能作用，国际英文语境下研究则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原真性与制度权力的博弈；③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研究偏重政策验证与定量分析，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在国际上研究则以质性解构为主，将更多视角投射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社区及人的探讨。未来乡村旅游研究应考虑从理论整合与框架创新、方法论创新、主题深化与拓展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叙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方式，其对遗产旅游发展和游客遗产责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数字可供性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半结构访谈收集定性数据，实证检验文化遗产数字叙事可供性不同维度如何通过情感、认知路径影响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发现：①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情景下，数字可供性维度可以划分为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二者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②目的地心理所有权与目的地形象共同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③目的地熟悉度在数字可供性(物理可供性、认知可供性)与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游客对目的地较为熟悉时，二者的正向关系会加强，反之会减弱。本文在理论方面补充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数字技术前因研究，在实践方面为文化遗产管理者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一定借鉴。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带，是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了探究与水共生的生态智慧，以山地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形态量化、景观图示等方法，建立传统村落水适应性空间形态及景观模式研究框架，并以湘西保靖县为例，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与水环境交互适应的组织结构及景观差异，构建由空间分布、形态格局、景观模式等组成的内容体系。研究发现：①保靖县传统村落大都遵循了“择水而居，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兼顾取水、用水与防洪安全；②在复杂的水环境影响下，保靖县传统村落形成了带状、团状、指状等多种形态格局，水适应性特征差异也十分明显；③以山间平坝、河谷坡地、山腰台地为典型地貌，归纳得出保靖县传统村落应对旱涝威胁的3种水适应性景观模式：“林−村−田−河”的平坝景观模式，“林−园−村−河”的坡地景观模式，“林−村−田−塘”的台地景观模式。可见，水适应性山地型传统村落空间建设提现了沿水而居的选址理念，因地制宜的空间形态，抗洪防旱的景观模式。

从产业链分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合作模式、产业链地位和嵌入性演变。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全国尺度的城市合作网络存在多中心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全球尺度存在“境外研发出版–国内运营”（模式1）、“国内研发–境外出版运营”（模式2）、“国内出版运营–境外研发”（模式3）3种合作模式。其次，中国城市总体上仍处于全球数字游戏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和出版环节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城市依赖性较大，但随着模式2和模式3的快速崛起，以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厦门等为代表的城市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再次，中国数字游戏产业在近10 a里大致经历了本地化嵌入减弱、国内跨城联系增强、国际依赖减弱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去本地化特征和地方−全球再分工过程。本研究助益于城市网络研究与产业链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吉林省白城市为例，采用2015—2022年多源数据（空气质量、气象、卫星、遥感），在系统分析重度污染事件形成成因的基础上，筛选了重度污染事件PM_2.5质量浓度预测的最佳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在2017年以前，白城市重度污染发生频率较高，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初和深冬；2017年以后重度污染天数显著减少。重度污染主要分为4种类型，即本地排放型、传输主导型、气象诱导型、复合污染型，其中复合污染型比例最高。本文构建了重度污染发生期间的空气质量、气象、遥感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预测算法，对白城市PM_2.5质量浓度进行了预测，XGBoost算法表现最优，R²为0.92，均方根误差（RMSE）为24.6 µg/m³，显著优于随机森林（R²=0.87）和支持向量机（R²=0.67）等算法。本研究为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重度污染的预测提供了一种简洁、易掌握、精度高的流程和算法，有利于大气环境日常管理。

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全国15个重点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①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单个因素并非制约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②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4种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双重驱动型、技术–环境双重驱动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表明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多样化的组合路径和驱动类型。③由技术基础设施、智慧文旅平台和冰雪装备制造技术组成的技术因素是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表明技术因素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遍的作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冰雪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为冰雪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讨全球南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张力，强调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本土适应性与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南方智慧城市的建设实践展现了“技术追赶”与“本土适应”的双重特征，理论创新应当融合南方本土经验与城市建设实践，以重塑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非正规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共生模式挑战了技术决定论，揭示了南方发展的韧性逻辑。这些发现解构了线性技术进步观，证明南方国家（地区）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研究为技术民主化提供理论启示，推动智慧城市从效率工具转向社会公平载体，助力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向知识生产主体的角色转型。

湖泊表层水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物理量之一，也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中国2260个面积＞1 km²的湖泊为研究对象，分析1985—2022年湖泊表层水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分析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对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85—2022年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年均值及其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均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分布态势。②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中国湖泊表层水温的年均值以（0.126 ± 0.016）℃/10a的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五大湖区中增温速率最快的为东部平原湖区[（0.214 ± 0.037）℃/10a]，最慢的是青藏高原湖区[（0.05 ± 0.015）℃/10a]；不同面积湖泊的表层水温增温速率不同，面积越小，增温速率越显著。③东部平原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在四季均呈增温趋势，春季增温最快，冬季最慢；青藏高原湖区因结冰期长，春季表层水温呈微弱下降趋势，秋季增温最快；其他3个湖区均在秋季增温最快。④影响中国湖泊表层水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纬度、平均气温、海拔和湖泊面积；五大湖区湖泊表层水温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因素以及风速和湖泊水深的影响。总之，气候因素和湖泊属性相互关联、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湖泊表层水温的变化。

城市群功能分工研究对于优化城市群城市体系、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功能分工研究多基于城市功能差异的属性视角，缺少从城际功能关系的角度刻画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本文综合运用功能单中心–多中心理论、供应链分工关系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供应链关系视角下的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可以划分为“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和“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②“离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稀疏且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向心型”分工的单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相对紧密且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城市群为主，“均衡型”分工的多中心模式以分工联系较为紧密且处于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为主。③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单中心模式的“离心型”分工和“向心型”分工之间，单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之间的转变相对较少，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关系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尚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从流动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联系模式，拓展了以往建立在属性数据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文献，力争为后续基于关系数据开展的功能分工研究奠定新的范式基础。

本文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这一全球地理信息云平台，利用其高效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对1990—2024年六盘山区的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探究。以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为基础，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探讨了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以及未来变化预测。此外，结合地理因子探测器对影响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地理因子进行了深入解析。结果表明：①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向西北高−中−低−高的格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覆盖度差异显著；②植被覆盖度在35 a间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值为0.3577，增速为0.001 2/a，低覆盖度区域减少15 270.54 km²，高覆盖度区域增加3969.71 km²；③植被覆盖度趋势分析显示不显著增加区域占比40.71%，不显著减少区域占比27.93%；结合Hurst指数分析显示未来3~5 a内植被覆盖度呈减少趋势区域占比60.99%，呈增加趋势区域占比38.86%；④降水是影响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地理因子，解释力为0.634；各因子交互作用对植被覆盖度的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其中降水与气温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强为0.752。

地缘经济关系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产业链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印度分别处于东亚产业链和南亚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在产业链分工趋势下，厘清二者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解析中印主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竞合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中印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产业链为化工产业链和装备制造产业链，两国在化工产业链上游合作较少，中游合作最为紧密；在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合作当中，印度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②中印间化工产业链交流以互补性为主导，上游环节的互补性强，中游环节的互补性弱而竞争性强，双方未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合作；③中印间装备制造产业链以竞争性为主导，主要体现在上游，双方在对方的出口市场所占份额较小。本研究推进了产业链的具象化分析，可为中印深化地缘经济合作提供参考。

以边境国道G219为案例，在线型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启发下，构建了由景观资源、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和自驾服务构成的旅游廊道体验系统。运用空间资源可视分析、网络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廊道资源分布特征及旅游流动过程，并分析了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地域差异及影响。结果发现：边境国道G219是典型的线型旅游目的地，具有线路流动性、空间粘滞性、流量集聚性、路径辐射性等特征；节点与流量是表征旅游廊道影响的核心要素，沿边境G219国道自驾游途经的4个省区在旅游资源、地理空间、自驾服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廊道形象是吸引自驾游客移动流量、流程、流速的驱动力，旅游廊道建设应凸显空间性、地方性差异。

韧性研究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生计韧性分析是解决地区或个体家庭生计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基于国内外生计韧性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本文梳理了生计韧性的概念内涵、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研究发现：①生计韧性是以人及其能动性为核心，在应对生计系统冲击时能够抵御扰动、完成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其概念内涵可基于过程、能力、策略和转型4个视角进行划分。②生计韧性研究主题呈现“融合递进式”发展，从外界气候变化转向对于自然灾害的应对意识，再转向人为扰动因素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尺度呈现出全局化、多尺度的趋势，指标体系构建更趋于主客观统一，但仍存在概念泛化、忽略生计策略转变与生计长期变化等局限。③根据主导干扰因素与研究主题演变，可将生计韧性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方法分为“气候变化型”“自然灾害型”和“人为扰动型”3种：气候变化型生计韧性衔接气候适应与生计保障，服务长期气候适应政策；自然灾害型聚焦突发性灾害应急响应与短期恢复能力的量化评估；人为扰动型关注人本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交互，资源利用、知识学习等细分维度更贴合社会经济场景。未来应逐步构建系统类别式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强化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和多案例应用研究，关注生计韧性评估的多尺度权衡及时空动态性，探索生计策略的长期动态变化特征。

探明地表过程中各要素的因果作用关系并量化因果效应，对理解地表变化规律至关重要。近年来，遥感技术和因果推理研究的快速发展，为基于遥感观测数据开展多尺度地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可能。然而，面向地学领域的因果关系、因果效应和因果推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尺度地表过程因果作用机制和规律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本文首先回顾因果推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研究进展；然后，通过实验探索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归因方面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因果推理在地表过程研究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表明：①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是当前地表过程研究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前沿热点，但却面临着因果关系假设过强、虚假因果关系识别困难、验证数据缺乏等诸多挑战。②2001—2020年云南省地表植被时空变化过程的实验结果表明，时序因果推理方法在地表植被变化的因果关系发现与因果效应评估中具有显著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植被与气候因子间存在显著因果作用关系和滞后效应，其中温度与地表温度是影响云南省地表植被变化的主导因子，同时植被对气候因子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反馈作用。③在地理大数据与地学大模型的背景下，支持地表过程因果推理验证的数据集构建、时空耦合的因果推理与可解释性的机器学习方法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中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国家级湘江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调查的租赁住房数据和住房小区空间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本文构建了租赁强度指数用于探究新区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影响空间结构的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特点。研究发现，①租赁强度总体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衰减，同时对产业园区、交通节点、大学城和景观具有明显指向性；②影响租赁强度的因子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园区距离、大学设施、景观公园、房屋品质、租金因素在二环内的影响偏低，距离中心城区越远强度越大。地铁和中学设施则相反，在核心区的影响强度更大，随着距离加大而降低；③租赁强度和因子强度在区位条件上表现出非一致性。这可能反映出异质租户群体在区位成熟度、人居品质和就业通勤三者间的不同权衡。在“租购并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能指导保障性租赁用房建设以及相关公服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为促进大城市新区的租购平衡化发展提供参考。

齐家文化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是中国最早受欧亚大陆史前文化交流显著影响的重要文化类型，由于缺少对已发表测年数据的系统性研究与评价，对于齐家文化形成年代和发展过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本文收集整理了已发表的37个遗址的137个齐家文化¹⁴C测年数据，并选择可靠测年的71个植物残体（作物种子）和骨骼测年数据，利用贝叶斯方法建立年代模型，由此推测齐家文化形成时代为4200—3400 cal a B.P.（指距1950年的日历年，即2250―1450 a B.C.），结束年龄比过去认为的3500 a B.P.更晚，并发现已发表的炭屑测年存在200~300 a的“老碳”效应。依据新建立的齐家文化年代模型，齐家文化在4200 cal a B.P.首先在甘肃东部的泾河-渭河上游发展，后向西扩散到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河西走廊东段，随后在3800 a B.P.之后重心收缩到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推测齐家文化晚期受跨大陆交流影响导致的齐家文化内部分化和转型是齐家文化走向衰亡的原因。

由细菌产生的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brGDGTs），是示踪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关于此类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其不同组分相对分布的气候代用指标，关于其总体含量的影响因素还少有研究。这限制了对于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气候指示意义以及brGDGTs指标季节性的合理解读。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大范围表土中的brGDGTs含量，并分析了其与环境因子（包括干旱指数、土壤pH和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brGDGTs含量与干旱指数具有最强的相关性，而在不同区域brGDGTs含量均与干旱指数存在中等或较强正相关，但与pH值或温度的相关性不稳定，说明土壤湿度可能是现代表土中brGDGTs含量的主控因素。因此，地质记录中brGDGTs含量的波动可能反映了过去的干湿环境变化。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土壤中brGDGTs古温度代用指标的季节性，可能不仅包括通常认为的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受湿度（降水）的季节性变化所影响。

学术文献与社会公众因划分依据不同或缺乏科学认识，导致茶卡盆地存在划为柴达木盆地或共和盆地的地理归属不清问题，且其仅发生在晚更新世末成盐的可能机制亦不清楚。为此，从构造、地形地貌等特征讨论了茶卡盆地演化、成盐和地理单元空间划分，以形成科学认识，规范科学表述，科普社会公众。结果显示：早在10 Ma的晚中新世早期，隆升的鄂拉山已将茶卡-共和-青海湖等区域与柴达木盆地分割开来。茶卡盆地与共和凹陷的沙珠玉内流水系仅被高出现代湖面不足20 m的第四纪沉积横梁所分割，远低于西侧的鄂拉山分水岭最低点，地形上看茶卡盆地属于共和盆地的一部分，其流域面积约为3100 km²。茶卡盆地转为内流水系的动因可能是恰卜恰（共和）运动与第四纪沉积过程（洪积扇连接的东分水梁）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具体时间有待进一步确认。茶卡盐湖成盐大致发生于新仙女木时期或全新世早期以后，湖盆沉积成盐与盆地封闭的水系演化并非简单同步关系，成盐过程在湖盆构造与地貌条件满足的同时还取决于气候的制约。

数字化重构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贸易格局。数字经济与地理的关系日趋紧密，港口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议题。中国港口数字化存在规划路线不明、多尺度协同欠缺、技术场景应用不足等问题，而港口数字化的相关研究缺乏。本文聚焦港口与数字化耦合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国际主要港口的比较，归纳总结港口数字化的特点，提炼出“创新推动−场景联动−协同驱动”3种港口数字化类型。在港口代际演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Space）+合作（Union）+尺度（Scale）+转型（Transformation）=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港口数字化耦合模式，以期为数字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思路。

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是地方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构成。以叙事理解与参与模型、说服理论为基础，以大运河纪录片为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非遗传承人媒体叙事的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内部真实性对目的地形象评价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外部真实性对其直接影响不显著；②内部真实性、外部真实性皆可通过动机内化的中介效应对目的地形象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而视角替代、情感共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③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在内部真实性与目的地形象之间存在调节作用；④目的地形象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目的地形象评价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研究构建了“事–人–地”的分析框架，为提升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在对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全文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江浙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部分城市。②由高至低可分为协同发展、趋向协同、协同失调与协同滞后4种协同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将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态势进一步从基础、规模、结构维度呈现，各维度数字技术与文旅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分异性。最后通过对不同协同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城市制定系统协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系统探究了县镇村联动发展的学理认知、科学内涵及作用机制，构建起实现县镇村联动发展的逻辑体系，并提出城乡融合导向下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县镇村联动发展作为新型城乡融合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县域内县城、乡镇和农村在支撑体系、空间组织、产业体系及综合治理的联动，促成县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规划、产业网络、空间管控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县镇村联动发展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协同为支撑基础；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县域、镇域与村域在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协同；在产业体系构建上依托县镇村异质性产品形成具有产品提升潜力与升级空间的县域产品空间网络；并在县镇村多层级组织体系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治理。面向城乡融合目标，县镇村联动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及发展主体强化，依据县镇村各层级经济发展特征与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市场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展乡村内生力量、社会及市场主体，强化生产协作、服务共享和经营联合等多元联动渠道。

准确理解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内涵意蕴，探究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的机理，是化解空间矛盾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基础。研究表明：①自然形成的空间环境和逐利的人性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市场机制、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机制共同作用于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配置机理。②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的功能在于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结构、保障生态利益空间再分配、矫正市场机制逐利天性。③布局规范的空间结构、合理分配的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权利是生态利益配置的预设基准。当前，国土空间生态利益的初次配置存在空间用途竞争凸显、空间资源错配丛生、空间权利不平等的内生张力，以及二次配置界限的失衡隐忧，需为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划定“三线一单”生态承载力的底线边界以及约束政府权力的上限边界，优化国土空间生态利益配置机理的协同机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合理配置生态利益，实现生态利益的全民共享。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地关系带来深刻改变。以洛阳为案例地，借助数字相遇探讨了人和地方在数字化舞台中的感知互动过程。研究发现：①数字平台中的“地方”成为现实空间与个体意识共同构成的混合概念，人类主体被赋予数字属性并依赖数字身份而存在；②数字相遇过程中，人与地方借助数字形象或身份实现虚拟在场，人地相遇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人与符号的意义交互；③数字化相遇改变了地方感的内涵，数字地方感既是个体对自我的内省与反思，也促进了人与地方的主动相遇。对新型人地关系的探讨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中有着深刻意义，也为城市和地方的数字营销、形象建构提供理论指引。

本文尝试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切入点，以盐城市建湖县建河村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空间治理过程及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建河村产业空间治理总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内生治理到自上而下的外生治理再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治理的转变。②建河村产业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资源重组，生产空间功能调整优化，产业发展规模化与集聚化，传统农业空间收缩，玻璃工业、电商业及服务业空间扩展。空间的复合化程度不断提升，呈现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转变的特征。③建河村的产业空间治理是在政府引导下以乡村社会为核心、以市场/社会为协同，对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调适的系统过程。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空间流动和再分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创新水平，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及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深刻影响着区域竞争格局。作为人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方向，中国人才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010年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人才地理学沿革和最新进展，解析关键概念及总结学科属性与发展脉络，从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特殊类型人才的分类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才地理学研究，从经济推拉机理、地方品质机理、政策驱动机理和空间效应机理入手解析中国人才分布与流动的关键机制，从人才地理学理论建构、人才红利地理、全球人才流动3个角度展望中国人才地理学的未来发展。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人才地理学议题的内涵与理解，为中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思路。

研究基于2018—2025年的Sentinel-1A数据，利用SBAS-InSAR技术获取北京平原InSAR形变场数据，并结合水文地质数据，系统解析了北京平原现今地表形变与地下水系统的构造控制规律及人工调水工程之间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形变格局受NE向黄庄−高丽营断裂、顺义−良乡断裂及NW向南口−孙河等断裂联合控制，形成构造约束的差异形变单元。北部呈现明显回弹特征，其中顺义区的后沙峪凹陷和平谷区的平谷凹陷最为典型，形变单元最大抬升量分别为127 mm、85 mm。东部朝阳区、通州区表现出持续沉降的态势，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438 mm，对应大兴隆起单元边界内。②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地下水补给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构造分带特征，南口−孙河断裂北侧的昌平区、顺义区、平谷区各含水层平均升幅为8.39~13.13 m，显著高于大兴隆起单元内朝阳区、通州区的0.75~2.37 m。此外结合重力反演数据，推测基底构造通过调控地下水运移影响形变分异，凹陷区（如后沙峪凹陷）因基岩地势低，对地下水具有汇聚作用，使得土基回弹量显著高于隆起区（如朝阳、通州沉降区）。研究成果可为位于承压冲积盆地的城市人工补水在合理布设回补井群、优化地下水回补方案提供指导，以均衡地表形变差异，保障区域地质环境安全。

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的多维理论框架，提出多维度与多尺度交互的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并结合三维魔方空间分类模型与三角形模型构建了冲突分区管控方案。以202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规模-功能-格局”视角构建的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测度方法体系，能从多维度、多尺度提高土地利用冲突评价的科学性和全面性；②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为154 881.22 km²，其中功能冲突较为突出，规模冲突相对较轻，格局冲突以中度为主，整体土地利用冲突分布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③依据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结果，研究区被划分为规模管控区、功能优化区、格局调整区、发展调控区及战略预留区5类分区，其中战略预留区占比最高（60.82%），规模管控区占比最低（0.12%），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分区管控是缓解冲突的关键路径。本文提出了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新视角，可为丰富土地利用冲突理论内涵、多维度识别与管控土地利用冲突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随着迁徙模式的不断演变，人口流动已成为推动地区人口变化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采用空间混合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经济型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梯度格局。南方经济发达区域（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明显高于北方，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吸引大量流动人口，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改善也逐渐带来人口流入，反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对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影响表现出更强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型流动人口通常流动性更高，其迁移决策直接受到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社会型流动人口则更关注医疗保障及公共服务等因素，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小。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的推进，社会因素对2类流动人口的影响力均已超过经济因素，驱动因素正逐步从经济激励转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总体而言，人口流动模式受到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现出复杂的异质性。因此，在流动人口治理过程中，需综合考量经济活力、公共服务和区域规划等多重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的均衡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人口流动的动态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在优化社会治理和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蒸散发及气象等多源数据，运用InVEST城市降温模型生成热缓解指数（HMI），探究城市蓝绿空间的热缓解能力，并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地理探测器、增强回归树等方法揭示景观格局对降温效应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夏季地表温度以中温区为主导。城市热岛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西部工业园，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冷岛则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近郊地区，在高密度建成区内呈散点状。②不同降温距离下HMI 的分布高度一致，三环外高值区多沿河流分布或集中于连片耕地，三环内则与含有水体的城市公园相对应；低值区主要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和工业区，呈连续面状，并在外围农村居民点表现为条带状。③蓝绿空间降温效应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景观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度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分别与斑块规模交互作用提升降温能力。各因子均表现出阈值特征，对降温效应的影响随自身数值区间的变化而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差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