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胡泰;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肖宝玉

doi:10.13249/j.cnki.sgs.2023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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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4, Vol. 44 ›› Issue (12) : 2176-2184.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845

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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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census data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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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分析了福建省各县域流动人口结构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的省内化趋势增强，快速省内化的区域在空间上连结成3条“东南−西北”走向的横轴；相较于市辖区，县和县级市省内化倾向更加突出。② 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就业规模促进流动人口结构向省际化方向演化，第三产业就业规模和普通县则促进流动人口结构向省内化方向演化；相较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流动人口结构演化对空气质量和公共服务条件的响应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拓展了对中国人口流动结构转变规律的认识，亦可以为推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Abstrac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spanning from 2000 to 2020, alongside relevant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has been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intricat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cross various counties within Fujian Province, China. This analysis delves deep into the complex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is population dynamic and finds that: The trend of intra-provincial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Fujian Province has increased, and rapidly intra-provincialized areas are spatially connected into three horizontal axes in the “southeast-northwest” direction. A closer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compared to urban centers or municipal districts, the shift towards intra-provincialization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coun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level, air quality, public service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and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employment scale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re directly linked to encourages the inter-provincial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nversely, the growth of employment scale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encourages intra-provincial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unties encourages intra-provincial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oo. Additionally, inland regions, unlike their coastal counterparts, demonstrate a heightened sensitivity to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air quality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s, which further shap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indings lies not only in enhancing our grasp of population mobility patterns within China but also in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ly broadened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intricate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observed in China’s population mobility structure. Moreover, these insights can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policymakers and planners aiming to fost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s of the country. By considering the subtle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social factor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more responsive and sustainable policies can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Ultimately, this will help improve the livelihoods and social welfar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Fujian and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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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泰,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肖宝玉. 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4, 44(12): 2176-218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845

Hu Tai, Lin Liyue, Zhu Yu, Ke Wenqian, Xiao Baoyu.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census data from 2000 to 2020[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44(12): 2176-218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845

中图分类号： C924.2

中国人口超高速、甚至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正式步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1]，人口自然增长对区域人口变动的贡献逐渐弱化，人口流动成为区域人口变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中西部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http://www.stats.gov.cn/）强劲的经济增长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和人口流动的宏观格局^[2-5]。东南沿海经济带主要人口流入省份的跨省人口迁入规模呈下降趋势^[6]，流动人口结构趋向省内化，这不仅反映了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在空间分布上的组合差异，也反映了东部经济转型发展和区域发展差异趋于缩小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低生育率和人口回流的背景下，东部沿海省市流动人口结构呈现了怎样的省内化特征，未来是否会成为中国的主流，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新阶段东南沿海省份流动人口结构转变的规律，对于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及其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密切相关^[7-9]。2010年以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在全国层面上，出现了人口由东部聚集向中西部扩散回流的趋势^[10]，中西部省会（首府、直辖市所在地）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成为新兴的人口流入增长极^[11-12]。在省域层面上，江苏、广东和福建等省域的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规模下降，省内流动人口对流动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体现^[3,13-14]，而浙江省省际流动人口在2015年后止跌反弹，净流入规模节节攀升，位列全国第二。同时，沿海省域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和结构演变也存在差异。如，福建省内陆山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短距离的县内或市内跨县流动为主，而省际流动人口则明显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福州、厦门和泉州^[15]。又如，浙江省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杭州湾地区，杭州、宁波和嘉兴吸纳了超过1/2的省际流动人口，仅杭州1市便吸纳了1/3的省内流动人口。

在流动人口的驱动因素上，学者们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经典“推−拉”理论解释宏观层面要素对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16-17]。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是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重要因素^[6]。此外，近年来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逐渐由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空气质量、教育^[18]和医疗条件等舒适性因素共同驱动转变^[19-21]。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存在以下不足：① 在时间尺度上，既往研究多基于2010年及更早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结构演变的最新动态研究相对较少。② 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侧重于刻画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1]，缺乏由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规模此消彼长而引发的区域流动人口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③ 在研究区域上，虽然已有研究描绘了中国东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规模缩减，中西部省内流动人口崛起等最新动态^[3,10]，但较少以东部沿海省域为基本分析单元，从县级尺度探究跨省净流入规模缩减背景下流动人口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福建省是中西部人口跨省长距离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受自然区位、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影响，福建省沿海（福州、宁德、莆田、厦门、泉州和漳州市）和内陆地区（南平、三明和龙岩市）之间发展梯度差异明显，省际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福厦泉（福建、厦门、泉州）”地区，而落后的内陆山区流动人口规模偏小且以省内近距离流动人口为主^[15]。福建省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差异以及流动人口结构演变的现状恰如中国的缩影，选择福建省作为案例地，探究其流动人口结构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对于判断新阶段东南沿海省份乃至全国未来人口流动的趋势和走向，总结归纳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流动转变规律，以及科学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省内流动人口对流动人口规模的贡献力这一指标，刻画福建省县级尺度2000—2020年流动人口结构演化格局，利用随机效应Tobit回归模型解释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区域包括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29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和43个县（不包含金门县），共84个空间单元。由于行政区划变动，为便于分析，均以2020年为基础进行相应调整。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2010年、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福建省）数据（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①）。根据人口普查标准，将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0.5 a以上的人口定义为人户分离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部分即为流动人口（“五普”流动人口为去除掉户籍地为本市区乡、镇、街道的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又可根据其流动范围进一步划分为省内流动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2个类别。计量模型的GDP、教师数和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数据均来自2001年、2011年和2021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22]，PM_2.5质量浓度数据来自于大气成分分析组（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公布的全球PM_2.5栅格数据集^②。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的1︰100万公众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③。

1.2 流动人口结构的测度方法

通过考察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这一指标来刻画县级单元上的流动人口结构及其演变。借鉴已有研究^[23]，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C_{p}^{i} = F_{p}^{i} / (F_{p}^{i} + F_{o}^{i}) \times 100 %

(1)

式中，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

C_{p}^{i}

>50%，表示i地流动人口结构以省内流动为主。当省内流动人口增幅大于或小于省际流动人口增幅，可导致

C_{p}^{i}

值增加或缩小，进而反映出各县域对省内和省际流动人口吸纳及留存能力的差异；

F_{p}^{i}

代表i地省内流动人口规模；

F_{o}^{i}

代表i地省外流动人口规模。

1.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基于人口迁移理论和前文的文献综述，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24]为自变量。由于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为0~1，有明显的断尾特征，因此选用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此外，固定效应的Tobit模型通常难以对面板数据取得一致的估计值，故本文采用随机效应Tobit模型，并对自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模型构建如下：

C_{p t}^{i} = β_{1} \times E_{i t} + β_{2} \times P_{i t} + β_{3} \times N_{i t} + β_{4} \times A_{i t} + α_{i t} + ε_{i t}

(2)

式中，

C_{p t}^{i}

表示i地在t时期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β为回归系数；E_it、P_it、N_it和A_it分别代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变量；α_it表示不可预测地区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参考现有研究^{[12-15,18,24]}，在经济发展方面选取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表示地区第二、三产业市场规模；选取教师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公路通车里程表示公共服务水平；以PM_2.5质量浓度来表示自然环境；以县和县级市2个虚拟变量来区别政策差异。

2 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的时空演化

2.1 流动人口结构变动

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空间布局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① 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

C_{p}^{i}

＜50%的县级单元，即以省际流动人口为主的县级单元相对较少，在2010年前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3地，特别是在厦门、泉州2地连绵成团，这一方面彰显了厦门和泉州2地对省际流动人口的绝对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厦门和泉州2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较小的事实。② 2020年，福州、厦门、泉州三足鼎立的局势被打破，宁德蕉城区成为新的省际流动人口增长极，省际流动人口占比迅速提升。其中主要原因是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从而表现出与传统产业区截然不同的生命力。③ 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

C_{p}^{i}

＞50%的县级单元，即以省内流动人口为主的县级单元则广泛地分布在福建省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州和厦门外围区域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这主要是因为福州、厦门郊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与周围县市经济联系增强，体现了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的扩大。④ 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

C_{p}^{i}

＞90%的县级单元，即高度省内化的县级单元空间在2020年形成了分别从邵武市延展至武平县和从寿宁县延伸到永春县的2条南北走向的集聚地带，这是因为福建省西部地区受沿海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弱，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最外围区域，其人口流动主要以县内跨乡镇流动为主，省际人口流动活跃度极低。

图1 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福建省各县级单元省内的流动人口贡献力

Fig. 1 Con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f county-level uni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 2010 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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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在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2个时期年均增长率来看福建省各区县流动人口结构省内化速度（图2），发现近10 a来沿海地区县级单元流动人口结构变动的两级分化比较明显，一些原本以省际流动为主的县级单元，例如漳州的长泰县，泉州的晋江市、石狮市、惠安县等和三明市的永安市和沙县等地，也开始朝着省内化的方向发展，而一些原本结构相对平衡或者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县级单元近些年由于其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提升了省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导致其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的增幅持续下降，流动人口结构朝着省际化的方向发展，这其中以厦门的翔安区、宁德的蕉城区、莆田的秀屿区以及与此交界的泉州的泉港区等地的表现尤为抢眼。

图2 2000—2020年福建省各县级单元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增幅

Fig. 2 Changes in con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ounty-level units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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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动人口结构变动的区域分化

当将研究视野聚焦到不同类型的区域时发现，沿海流动人口省内化速度远超内陆。具体来看，2000—2010年沿海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增幅仅为内陆的1/8左右，到了2010—2020年迅速增长到内陆地区的1.3倍左右（图3）。这是因为福建省的省际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原本吸纳省际流动人口的制造业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省际流动人口，从而导致沿海流动人口结构的转变幅度要大于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内陆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行政等级的县级单元流动人口结构变动的差异程度远大于沿海和内陆间的差异。如图3所示，2010—2020年，在全省流动人口结构省内化的背景下，县和县级市的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都在增长，但县级市的省内化趋势愈发增强，其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的增幅从2000—2010年的−1.08%增长到了2010—2020年的30.41%，变化幅度巨大。这种变动趋势实际上与前述沿海地区的变动特征基本一致。因为县级市更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对省际流动人口有着绝对的吸引力，经济放缓和产业转型阵痛在县级市的影响首当其冲。以省际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县级市——晋江为例，其纺织服装、制鞋、树脂、包装、玩具制造等产业的外迁和转型造成了大量的省际流动人口流失，引发新一轮的“用工荒”，2023年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工业园整个厂区缺工率约占总人数的10%^[25]。市辖区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则与县级市完全相反，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化倾向，其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增幅从2000—2010年的4.97%，下降到了2010—2020年的−1.5%，说明市辖区省际化趋势进一步“固化”。这种变化趋势可能是源自于宁德、莆田和龙岩等后起之秀的市辖区在近10 a来对省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迅速扩大。

图3 福建省不同区域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 $C_{p}^{i}$ ）变化

Fig. 3 Changes of $C_{p}^{i}$ valu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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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动人口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

3.1 全域分析

本文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个年度的普查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对各县域流动人口结构演变的影响作用（表1）。

表1 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的回归结果

Table 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Fujian Province

指标		全域		内陆		沿海
指标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注：^*、^、^*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
经济发展	GDP	−0.058^**	0.026	−0.100^*	0.055	−0.070^**	0.032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0.101^**	0.045	−0.063	0.086	0.068	0.054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0.293^***	0.034	−0.027	0.066	−0.326^***	0.040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0.239^***	0.037	0.145^**	0.072	0.286^***	0.042
公共服务	教师数	−0.011	0.032	−0.092	0.070	0.008	0.038
	卫生机构床位数	0.009	0.030	0.148^**	0.065	−0.015	0.036
	公路通车里程	0.097^***	0.025	−0.089	0.069	0.093^***	0.033
自然环境	PM_2.5质量浓度	0.188^*	0.105	−0.410^*	0.221	0.194	0.123
制度因素	政区类型（参照组市辖区）
	一般县	0.343^***	0.055	0.449^***	0.070	0.356^***	0.073
	县级市	0.168^***	0.063	0.342^***	0.066	0.124	0.084

1）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GDP对流动人口结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这意味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地位越突出。虽然福建省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沿海和内陆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厦漳泉（厦门、漳州、泉州）和福州这类东南沿海中心性城市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仍然是省际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对流动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二者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对福建省整体而言，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会导致流动人口结构往省际化方向倾向，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则导致流动人口结构往省内化方向发展。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主要由省际流动人口推动，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主要源自于省内流动人口。这是福建省乃至东部沿海省域特有的产业体系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沿海省域最先抓住区位优势和政策福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省际流动人口。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以配套性的住宿、餐饮等低端的生活型服务业为主，无法吸引省外高素质劳动力，同时又需要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更多的交往，因此就业群体大都以省内近距离流动人口为主。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第三产业俨然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同时福建省一直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的市场规模和第二产业相当，省内人口流动活力得到激发，这也是造成前文中福建省整体流动人口越来越省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公共服务变量中仅公路通车里程对流动人口结构变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代表自然环境的空气PM_2.5质量浓度也仅有微弱的影响效应。其原因可能是福建省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称号，大量山区不仅制约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畅通，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福建省积极建立起以“三纵六横两联”为骨架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了山区县域的经济发展和交通畅通，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县域或市域内就地就近流动。同时，对于福建省全域而言，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广，空气质量基本良好，故而与经济发展和制度因素相比较其作用不显著或较为薄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医疗条件和空气质量的影响就不再重要，这在下文中分区域模型可以得到验证。

3）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与市辖区相比，一般县和县级市流动人口结构的省内化趋势更明显，特别是在一般县中表现得更突出。一方面，这是因为相对于市辖区和县级市，一般县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水平偏低，甚至大部分县域城镇化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基本是以生活型城镇化为主，对省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十分薄弱^[12]。另一方面，劳动力尤其是新生代劳动力的迁移策略开始显现出从经济效益最大化向家庭综合效益最大化转变，子女在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家庭团聚等成为县内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26]。

3.2 区域分异

从表1的结果可见，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异，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① 从经济发展因素看，第二产业市场规模对内陆地区的影响效应要弱于沿海地区。这可能因为内陆地区本来就属于第二产业不发达的区域，其吸引的流动人口也主要就地就近流动人口，且主要集聚在低端的第三产业内就业。② 公共服务因素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和内陆之间也存在差异。在内陆地区，卫生机构床位数对流动人口结构演变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这可能是省内流动人口更加倾向于家庭化流动，对老人和小孩的医疗服务需求比较强烈，因此在医疗服务资源相对较弱的内陆地区，医疗服务完善的县域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大。与之不同的是，沿海地区仅有公路通车里程对省内流动人口贡献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基础医疗和教育发展整体情况良好，故而体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公路通车里程会成为关键要素。③ 代表自然环境的空气PM_2.5质量浓度仅对内陆流动人口结构演化产生较弱的负面影响，而对沿海地区则不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以吸纳省内流动人口为主的内陆地区，其省内流动人口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更为强烈，而沿海地区的流动人口则更加在乎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机会。④ 从制度因素看，制度因素对内陆地区流动人口结构演化的影响作用要远大于沿海地区，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县级市相对于市辖区的影响作用仅在内陆地区发挥着显著的影响效应。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源于福建省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沿海县级市大多属于百强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亚于市辖区，泉州甚至出现县级市强于市辖区的倒挂现象，而内陆地区经济体量整体偏小，资源和政策都偏向于扶持和发展市辖区，市辖区对下辖县市的人口存在明显虹吸效应，进而影响到流动人口结构的演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福建省为例，以县级单元为分析尺度，通过省内流动人口的贡献力来衡量流动人口结构，探究了2000—2020年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福建省各县域流动人口结构的省内化趋势增强，流动人口结构趋于省内化的县级单元空间分布更加广泛且均匀，而趋于省际化的县级单元分布更加集聚在少数沿海县市。从区域分异看，沿海地区流动人口结构省内化趋势更加明显，县和县级市的流动人口结构都表现出明显的省内化趋势，仅市辖区流动人口结构表现出省际化倾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固化。② 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演化是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和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结构演变表现出强而有力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二产业仍然是调节流动人口向省际化方向演化的重要因素，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省内流动人口蓬勃兴起，同时县域单元迸发出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县城成为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通过内陆和沿海的对比发现，医疗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分别促使内陆和沿海地区流动人口结构演化的主要公共服务因素。

4.2 讨论

虽然本文研究区域为福建省，但研究结论对东部沿海乃至中国在应对流动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转型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前瞻性。一方面，福建省区域发展不仅具有明显的沿海和内陆差异，而且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着先发优势地区和后发崛起的区域差异，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中国区域发展的缩影。另一方面，福建省流动人口结构的省内化演变趋势与全国流动人口结构转型过程大体相仿。大部分县域的劳动力供给愈发依赖于省内流动人口，但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走低，预示着未来省内流动人口增量的前景堪忧。这种人口流动结构的省内化趋势是否会以福建省为起点，持续蔓延到其他东部沿海省份，继而对全国的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基于福建省的研究一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提醒社会各界需要调整社会和经济结构使之更好地适应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福建县域尺度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人们窥探这种模式变动及其效应的窗口或样板，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迁移转变规律，推动本土人口迁移理论发展。

如何适应省际人口流入趋势放缓以及省内流动人口存量增加乏力的社会经济挑战，笔者以福建省为案例，结合前文研究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发力：

从整体发展看，需要加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响应能力。一是针对流动人口变化建立适应性的战略。一方面，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保障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使其与流动人口结构演变相适应。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保障第二产业对省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二是考虑从社会层面找到解决省际流动人口下降的药方。不应忽视人居环境中的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因素，应坚持绿色生态发展，提高空气质量，优化人居环境以缓解人口外迁，坚持推进区域间交通建设，有利于将各地的市场、医疗、教育等优势联系起来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从内陆和沿海的区域分化看，应根据自身人口流动格局和发展特征找准功能定位，相互协作促进经济稳步发展。一方面，充分利用省内流动人口增长带来的契机，东部沿海地区应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重心逐步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同时加快构建内畅外联高效快捷交通网，以交通互联互通带动区域协同联动，推进沿海区域人口流动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内陆山区和欠发达县域应当把握好县城在流动人口中的中心性作用，依据自身特色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做大做强做优绿色产业、文旅产业。此外，进一步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打造符合城市标准的各项基础设施、商业空间、公共服务设施，让更多人留下就业，减缓外流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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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0)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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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出版日期
2023-08-30	2023-12-18	2024-12-31
发布日期
202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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