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 2018—2025年的 Sentinel-1A数据,利用 SBAS-InSAR技术获取北京平原 In-SAR形变场数据,并结合水文地质数据,系统解析了北京平原现今地表形变与地下水系统的构造控制规律及人工调水工程之间的响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形变格局受 NE向黄庄-高丽营断裂、顺义-良乡断裂及 NW向南口-孙河等断裂联合控制,形成构造约束的差异形变单元。北部呈现明显回弹特征,其中顺义区的后沙峪凹陷和平谷区的平谷凹陷最为典型,形变单元最大抬升量分别为 127 mm、85 mm。东部朝阳区、通州区表现出持续沉降的态势,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438 mm,对应大兴隆起单元边界内。②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地下水补给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构造分带特征,南口-孙河断裂北侧的昌平区、顺义区、平谷区各含水层平均升幅为 8.39~13.13 m,显著高于大兴隆起单元内朝阳区、通州区的 0.75~2.37 m。此外结合重力反演数据,推测基底构造通过调控地下水运移影响形变分异,凹陷区（如后沙峪凹陷）因基岩地势低,对地下水具有汇聚作用,使得土基回弹量显著高于隆起区（如朝阳、通州沉降区）。研究成果可为位于承压冲积盆地的城市人工补水在合理布设回补井群、优化地下水回补方案提供指导,以均衡地表形变差异,保障区域地质环境安全。

土壤水分是土壤-大气物质能量迁移的纽带,定量解析土壤水分运移规律对于认识区域水文过程、区域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 2023 年生长季（4—11 月）黄土高原东部典型传统耕地与非农耕地下的不同水体同位素数据,定量评估了 2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入渗、储存及蒸发能力,解析土壤水分运移规律。结果表明：①2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 δ18O 平均值均在 0~20 cm 土层最为富集,在 80~100 cm 土层最为贫化,同时在季风期呈现剧烈波动。②非农耕地下降水最高入渗时长（6 d）小于传统耕地（8 d）,入渗深度略大于传统耕地,但均不超过 80 cm。③2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蒸发损失量均值在季风期前最大（7.35%）而季风期后最小（2.25%）,随着土层深度增加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化。④2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储水量在研究时段内均呈现出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均由表层至深层逐渐增加,传统耕地（平均值 63mm）土壤储水量高于非农耕地（平均值 57 mm）。⑤气温与饱和水汽压差对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分蒸发损失量存在极显著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耕地,非农耕地下的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受环境要素变化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及农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 Google Earth Engine（GEE）这一全球地理信息云平台,利用其高效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对 1990—2024年六盘山区的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探究。以 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为基础,采用像元二分模型、趋势分析、Hurst指数等方法,探讨了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以及未来变化预测。此外,结合地理因子探测器对影响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地理因子进行了深入解析。结果表明：①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向西北高-中-低-高的格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覆盖度差异显著;②植被覆盖度在 35 a间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值为 0.357 7,增速为0.001 2/a,低覆盖度区域减少 15 270.54 km2,高覆盖度区域增加 3 969.71 km2;③植被覆盖度趋势分析显示不显著增加区域占比 40.71%,不显著减少区域占比 27.93%;结合 Hurst指数分析显示未来 3~5 a内植被覆盖度呈减少趋势区域占比 60.99%,呈增加趋势区域占比 38.86%;④降水是影响植被覆盖度的主要地理因子,解释力为 0.634;各因子交互作用对植被覆盖度的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其中降水与气温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强为 0.752。

由细菌产生的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brGDGTs）,是示踪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关于此类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其不同组分相对分布的气候代用指标,关于其总体含量的影响因素还少有研究。这限制了对于地质记录中 brGDGTs 含量气候指示意义以及 brGDGTs 指标季节性的合理解读。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大范围表土中的 brG-DGTs 含量,并分析了其与环境因子（包括干旱指数、土壤 pH 和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 brGDGTs 含量与干旱指数具有最强的相关性,而在不同区域 brGDGTs 含量均与干旱指数存在中等或较强正相关,但与 pH 值或温度的相关性不稳定,说明土壤湿度可能是现代表土中brGDGTs 含量的主控因素。因此,地质记录中 brGDGTs 含量的波动可能反映了过去的干湿环境变化。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土壤中 brGDGTs 古温度代用指标的季节性,可能不仅包括通常认为的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受湿度（降水）的季节性变化所影响。

随着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时代变迁,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投资的目的与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中国需按照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因素变化,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促进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 2011—2021年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样本,从目的-条件相结合角度重新架构了影响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走出去的因素体系,并建立了二值选择模型,对影响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地区）创新资源与投资限制都是影响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东道国（地区）投资限制因素的影响更大,东道国（地区）创新资源因素需要满足投资限制条件才能发挥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新时期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趋向于投资限制较低且拥有可利用创新资源的东道国（地区）。根据新国际国内环境下影响中国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变化,本文最后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稳住中国经济、科技外循环的政策建议。

现有文献大多从静态视角探讨了城市网络外部经济效应,但城市网络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在不同演化阶段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以制造业网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网络空间演化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区域政策协同影响城市网络演化的逻辑机理,提出了城市网络演进的地域化和全域化两种形态。本文基于中国 19个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①城市网络空间范围取决于城市互动成本与网络外部收益之间的比较,随着城市互动成本降低,城市网络会从地域化阶段逐步演进到全域化阶段。②区域政策协同提高了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城市互动成本,促进了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和外部经济效应的发挥。③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网络发育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绝大多数地区城市网络处于地域化阶段,全域化网络发育水平较低。虽然两种网络联系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当前地域化网络外部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未来要推进城市群内和城市群间双重政策协同,以促进城市网络演化,充分发挥城市网络外部效应的作用。

以 2000—2020年中国 1 599个革命老区的县级面板数据,结合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红色旅游发展影响革命老区收入福祉的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红色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投入、提高非农就业水平以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途径促进革命老区收入福祉提升;②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收入福祉的政策效应存在马太效应,具体表现为在红色资源密度、基层执行效能、区位禀赋条件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革命老区更加显著;③红色旅游发展不仅增进了老区当地的收入福祉,还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地理位置相近老区的收入福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域合作战略构想,协同推进范式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文章将协同发展界定为协同程度和增值能力双重特征的矢量,运用矢量模型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化趋势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 年黄河流域协同程度和增值能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大部分城市仍处于“低协同、低增值”水平,且上中下游差异性较大,下游显著高于上中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驱动效应较大,压力、状态和响应的驱动效应依次递增。文章最后从完善协同推进顶层设计、构建全域协同合作体系、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铁路建设与运营引发的沿线土地利用/覆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协调性关乎区域发展质量。以亚吉铁路为研究对象,分析 2010—2018年铁路沿线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 Tapio脱钩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二者之间的时空协调性。研究表明：①亚吉铁路建设与运营引发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较小,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沿线土地利用程度整体较低,仅在原有格局基础上有所扩展。②亚吉铁路沿线的有效灯光主要集中在 3大中心城市,其扩展形态具有明显的交通导向性。沿线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并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呈现先快后慢的增长态势。③亚吉铁路建设与运营提高了铁路沿线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二者间的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弱负脱钩”。铁路沿线土地利用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HL”聚集类型缩减,“HH”“LH”聚集类型扩展,铁路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随着迁徙模式的不断演变,人口流动已成为推动地区人口变化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采用空间混合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经济型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发现：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梯度格局。南方经济发达区域（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明显高于北方,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吸引大量流动人口,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改善也逐渐带来人口流入,反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对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影响表现出更强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型流动人口通常流动性更高,其迁移决策直接受到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社会型流动人口则更关注医疗保障及公共服务等因素,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小。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的推进,社会因素对 2 类流动人口的影响力均已超过经济因素,驱动因素正逐步从经济激励转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总体而言,人口流动模式受到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现出复杂的异质性。因此,在流动人口治理过程中,需综合考量经济活力、公共服务和区域规划等多重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的均衡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人口流动的动态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在优化社会治理和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吉林省白城市为例,采用 2015—2022年多源数据（空气质量、气象、卫星、遥感）,在系统分析重度污染事件形成成因的基础上,筛选了重度污染事件PM_2.5 质量浓度预测的最佳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在 2017年以前,白城市重度污染发生频率较高,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初和深冬;2017年以后重度污染天数显著减少。重度污染主要分为 4种类型,即本地排放型、传输主导型、气象诱导型、复合污染型,其中复合污染型比例最高。本文构建了重度污染发生期间的空气质量、气象、遥感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预测算法,对白城市 PM_2.5质量浓度进行了预测,XGBoost算法表现最优,R²为 0.92,均方根误差（RMSE）为 24.6 µg/m³,显著优于随机森林（R²=0.87）和支持向量机（R²=0.67）等算法。本研究为东北地区平原型城市重度污染的预测提供了一种简洁、易掌握、精度高的流程和算法,有利于大气环境日常管理。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测度是城市空间战略制定与评估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形态-功能复合维度考察且对行业异质性考虑不足。利用上海市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的可达性空间集聚程度最强,工业最弱,公共性服务业介于其间。分行业看,生产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单中心空间结构,消费性服务业为就业单中心-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公共性服务业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工业为就业多中心-居住去中心空间结构。总体上,上海表现为就业-居住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且居住与就业存在一定空间错配,前者的郊区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城际比较发现,上海与国内外大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以哈尔滨市旅游爆火现象为例,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旅游信息流对客流的触发机制、时空动态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旅游信息流与客流在准备、启动、爆发和持续4 个阶段呈现引流与互动共生的特征,引流体现在阈值效应和前兆效应,互动则通过反馈强化形成良性循环;②旅游信息流与客流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地区层面则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人群消费潜力、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对旅游客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对客流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信息传播和营销策略提供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