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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2 , Vol. 32 >Issue 1: 18 - 24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1.18

Orginal Article

Place Identity and Sense of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hina

  • ZHU Hong , 1, 2 ,
  • QIAN Jun-xi 1, 2 ,
  • LU Xu-ping 2
Expand
  • 1.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0-12-3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1-06-13

  Online published: 2012-01-20

Copyright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is very important within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roles that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play with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It is connected with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defi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place identity means that the meanings of place are taken as part of self-definition. Through place identity,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ve nature of place as a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place and identity are exploited as the main axes around which this discussion is embarked. Taking Guangzhou's "Artist Village"—Xiaozh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evolution of identities of both the local villagers and the newcomer artists is to be understanded, under the context of Guangzhou′s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existence, juxtaposition, collision and even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lace-based identities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status of fragmentation between the place identities of the two social groups. There is no sound proof in support of any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either group′s place imagination, in which sense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re will still be a long process before the two social groups are fully integrated in, regar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place-based identities.

Key words： Xiaozhou Village; urban space; place; identity

Cite this article

ZHU Hong , QIAN Jun-xi , LU Xu-ping . Place Identity and Sense of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 32(1) : 18 -24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1.18

艺术村或创意园区是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的新生事物。目前,中国城市较为典型的创意空间主要是以老旧建筑为物质载体,现代性特质为文化内核的艺术园区,创意活动在空间上多呈现集聚状态[1]。而由传统的社区聚落与文化创意活动相结合而形成的城市创意空间则相对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创意空间的形成并不单纯是文化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也是一个地方（place）再造的过程。换言之,创意空间的形成是文化、产业与原有地方特质的叠加以及复杂互动的产物。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语境中,地方被定义为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2~4]。主观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是建构地方最为重要的特征[5,6]。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经由人类主观性的重新建构与定义,超越了空间实体单纯的物质性,进而成为了一种充满意义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地方意义在于无意识的能动性使其成为了人类“存在（existence）”的中心,以及人类在整个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定位自身的一个坐标体系[5]。
地方的意义与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必然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与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我是谁”的方式[7]。而认同的建构则是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在这一系列符号或隐喻之中,人与社会群体栖居的地方无疑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个人与社会群体通过将地方意义加入到一个整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可以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分,同时获得自身观念与价值观的延续,实现自我的尊严与目标,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8~14]。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或社会群体通过对地方意义的体验与诠释,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的存在[15]。地方与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地方构成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的一部分,而社会与文化意义又通过不断的空间实践将意义记录在地方之中[16]。
对于任何地方来说,基于其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都不是单一与同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地方的意义,以及自身的身份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17]。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是由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构成的,这些社会群体通过阶级、种族、职业、性别等维度来定义,且任何个人本身亦跨越由多种社会规范所界定的多个社会群体,自我本身即是由认同的共存（coexistence）、并列（juxtaposition）甚至是矛盾（conflict）所建构的[18~20]。而城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空间类型与聚落文化形态,因其多变性与公共性,而成为了认同交叉、碰撞、演变与重构的重要场域[21]。任何城市空间内部,必然存在多样化的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随着城市空间不断地被不同的社会团体所占据、重构或放弃,城市空间内部的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也呈现出不断的碰撞与融合 [22,23]。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变迁到处都体现着地方意义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地方与认同的建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共同定义了城市空间的意义。
本文以广州市海珠区的小洲村为案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研究地方意义的重构与演变。

1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选择

本文选取的研究案例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小洲村。作为广州海珠区东南部“万亩果园”内的一个城中村聚落,小洲村的形成本身即是广州快速城市化过程的产物,但没有被现代性的洪流所淹没,传统的社会文化元素仍然得到传承。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看重此地宁静秀丽,发起组建了小洲艺术村,至今约有近百余位老画家、书法家居住在村内的艺术家别墅小区。随后,各类艺术家纷纷进驻。2004年,与小洲村仅一桥之隔的广州市大学城建成,数所高所艺术类学生选择村内租金便宜的民居作为工作室和居所,小洲村成为“大学城的前花园”,艺术氛围渐浓。自2007年开始,多样化的文化艺术活动纷纷在小洲村展开,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除小展览工作室外的咖啡馆、书店、露天实验剧场等多元艺术场所的入驻。小洲村由一个传统的岭南渔村转变为广州重要的城市文化与创意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空间演变与重构的过程,更是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社会群体在同一个地方空间范围内不断碰撞,互动与融合的过程。在城市空间变迁的大背景下,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考察艺术家搬入小洲村后,作为两个社会群体的艺术家和本地村民基于地方的认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本文将探究两个社会群体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同时考察两个群体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艺术家”和“村民”这两种文化建构的互动、冲突与融合中得到重构。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小洲村村民以及艺术家地方认同的冲突或融合定义为“小洲村艺术家及村民对本村目前文化特征、地方特征接纳和认可的态度”,从“态度”上的积极或消极、包容或排斥来考察艺术家及村民的认同包容、认同冲突情况。时蓉华认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所构成的、比较持久的个人的内在的结构[24]。”从这3个维度出发,对于小洲村村民及艺术家的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进行具体的考察与分析。
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半结构式访谈法,意向图法与辅助问卷调查法,着重对近15名小洲村艺术家以及约15名村民艺术家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在0.5~1 h。
研究同时引入“认知”维度的来探索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地方的特殊建构与感知。利用“意象图”的研究方法,让小洲村的艺术家与村民画出他们意象中的小洲地图,了解两者对小洲村的空间认知,进而深入探索情感认知的层面。而“情感”和“意向”维度的探索更多是依靠在对艺术家和村民的访谈以及问卷方法,结合参与式观察法将其定性化。

2 多元文化背景下小洲村文化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

2.1 认知维度

城市意象是居民头脑中经过想象可以回忆出来的空间形象,它是观察者与城市环境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结果。凯文·林奇指出,居民以路径主导型和空间主导型两种方式来构造其对城市的意象地图[25]。他描述的“环境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
笔者在小洲村调研中,主要采用了口头访谈艺术家和村民包括游客对小洲村的意象认知,同时邀请艺术家和村民手绘出小洲村意向图的方法,来了解其对小洲村的空间认知乃至情感认知情况。
2.1.1 空间认知现状分析
在对艺术家和村民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邀请他们画出心目中的“小洲意向图”。回收图画共计15份（其中艺术家7份,村民8份）。
图1a中,48岁的简先生画的是他家附近的一条河涌,以及河涌两头村里的两个重要建筑：公祠以及古码头。图1b中,15岁的简妹画出的意象图区域主要是她家附近的场所。图中标识出的几个地点,包括“大学城”、“瀛洲公园”、“古村”都是小洲村附近比较有名的范围较大的地点。图1c中,50岁的简先生对小洲村总体意象图形状和小洲村实际地图相似,他还在图中准确地标明方向,注明“简氏大公祠”、“古码头”等村中重要建筑,说明他对小洲地形十分熟悉。
Fig.1 Local villagers′cognitive map of Xiaozhou Village

图1 村民小洲村意向图

图2a中,雕塑家江萍对小洲村的总体感知“是圆形的,就像一个八卦图一样”,八卦图右边有个小屋子,“这就是我的住处（工作室）了”。她十分喜爱的小洲村附近的珠江江滨也是她对小洲意象感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实际上,小洲村虽然总体呈圆形结构,但村里的街道构造并非呈八卦图形,画中珠江的位置、艺术工作室的具体位置也有出入。图2b中,诗人画家何继描绘的是一弯灵动的水,这是他对小洲村的直接意象反应,因为他觉得小洲村是靠水联系的。从图画中可以直接得知,艺术家描绘的小洲村意象图是从十分抽象的、艺术的角度描绘出来的,并非构建在明确的位置和方向上,不具有方向,也没有相关建筑物。
图2c和2d是两幅很有趣的意象图。图2c的绘制者策展人陈乾说,画中的3个点是他在村里的主要走动点;图2d的绘制者影像家青缘也表示,小洲村是圆形的,它由生活住所、工作室、菜市场等4个点构造而成。这两幅意象图简化而抽象,且已经脱离小洲村的物理环境、地理位置、方向等客观意象因素而独立存在。这体现了艺术家因其本身特殊的、敏感的艺术触觉,对空间感知的创造性和建构性。
Fig.2 Artists′cognitive map of Xiaozhou Village

图2 艺术家小洲村意向图

对比村民和艺术家的“小洲村意象图”,发现村民的意象图方向总体明确,结构较为清晰,大多标识了村里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重要建筑,说明这些建筑对于他们对小洲村的感知有重要指示作用。村民的小洲意象图中呈现出的元素,虽然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倾向,但一般也具有方向指认功能,意向图中呈现的空间元素与真实的空间形态较为契合。而艺术家的意象图几乎都无明显方向指向,缺失小洲村当地的重要建筑,脱离现实的空间抽象化特征十分明显。说明对于艺术家来说,村里的重要建筑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地标”作用,感知性不强烈。艺术家的小洲意象图基本表现出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轨,在认知空间的过程中有浪漫化倾向,与其职业特征亦是密切相关的。
2.1.2 认知倾向的选择
为了解艺术家和村民对于空间指认及认知的倾向,笔者对10名艺术家以及10名村民做了一个测试,分别询问艺术家小洲村的几个街道名,咨询村民艺术场所的具体位置或方向。得出结果为10名艺术家中,仅有3名解答了问题,而10名村民中,几乎全部无法解答问题,表示“没听过这个地方”。村民对于村里的街道名字与走向十分熟悉,但对于艺术场所的分布大体均不清楚;类似,艺术家对小洲空间及方向的认知是建构在“艺术空间地图”的认知上的,对于村里的街道名字较为陌生。由此可见,艺术家和村民对小洲村空间及方向的认知是分别建构在街道认知以及艺术空间分布的认知之上的,空间的意义在两个社会群体之间有明显的割裂。
空间认知的区别也体现了两个群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区别。对于村民来说,地方意义基于的空间元素是村落的古建筑、街道,也将其作为向外界指认方向的标识;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对小洲村认同的更多是自己的艺术场所、文化氛围、艺术空间脉络,而非村里的古建筑和街道,这是由文化身份与文化倾向不同所导致的空间认知的区别。
2.1.3 文化倾向认知
在是否支持艺术家入住这一点上,村民总体上支持艺术家搬入小洲村,但大部分的村民在意识上认为觉得艺术家入住与他们无关。其中,持支持态度村民平均年龄较低,支持原因主要是租金升高、村子知名度提高;而不支持的村民,大多没有从租金升高中得到利益,反而因艺术家的入驻受到政府更多的管理限制。经过深度访谈,笔者了解到这两年因为艺术家的搬入,外界对村里的关注加强,政府对小洲村的限制也严格了,例如 楼房的高度,果树采摘等,直接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可以发现,村民对于艺术家入住的好感程度主要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认同度实际上受其经济利益所影响,而与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关系不大。
调研也考察了村民在地方意义建构中对于艺术家这一群体的角色认同。在回答“是否将艺术家视为村民的一份子”这一问题时,大部分的村民基本不能认同艺术家的“小洲人”身份,认为他们是“外来人”。村民对艺术家职业的认同显示,村民对艺术家的职业不太理解,而对艺术创作本身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同,认为艺术家地位高高在上,与村民社会地位与文化修养格格不入。问卷也发现,仅有约45%的村民表示了解并支持艺术家的工作,约28%表示不了解,更谈不上支持,另外还有表示了解但不支持的（觉得他们的工作赚不了钱）。在与小洲村荒岛图书馆工作人员小小的访谈中,笔者得知,大部分的村民平时很少参与到村里的艺术文化活动中,也不常踏足村内的艺术空间场所,即使踏足,也不了解艺术家们的工作。而从艺术家角度出发,在访谈中多名艺术家提及了“村民就是村民”的语句。他们普遍认为,小洲村里的村民大多为投机的小农心态,关注的最多是“租金上涨”,平时与村民打交道更多也是房屋租借上的冲突问题。这从村民的言语中也得到证实。
可见,小洲村艺术家和村民对于各自群体的身份认同是有明显的断裂的。对于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艺术家和本地村民来说,具备这两类不同身份的人群在身份认同上有明显的界限。小洲村作为一个地方,其地方意义在两个社会群体之间有显著的分异。两个社会群体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文化与社会交流很少。由此小洲村基于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的结构是破碎和断裂的。

2.2 情感维度

情感维度主要从个人角度以及社会因素出发,考察小洲村艺术家和村民对小洲村的归属倾向,包括愉悦感、归属感、安全感、自豪感等情感因素。
2.2.1 村民情感归属表征
作者分别对作为小洲村村民的愉悦感、自豪感、独特性、持续性等因子进行了考量,调研发现村民对小洲村具有较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绝大部分小洲村民对乡村生活的愉悦感、独特性持肯定态度：超过85%的村民觉得住在小洲村很开心,主要原因是环境好、空气好、邻里间关系和睦。在超过95%的村民的心目中,“小洲村是个无可取代的地方”。村民的情感持续性强烈,约有70%的村民认为小洲村符合自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希望可以一直住在小洲里。少部分提出“不开心”、“希望搬走”的村民,埋怨的焦点是在小洲村的生活水平上,但对于小洲村这个地方本身还是具有很稳定、很强烈的积极情感的。
2.2.2 艺术家情感归属表征
为了解艺术家对小洲村的情感态度,研究借鉴威廉斯等提出了地方依恋的理论框架,以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建构作为测量地方依恋感的维度,其中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附,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26]。
访谈发现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入住小洲村最开始都是因为“租金便宜”、“靠近大学城”、“环境幽静”等功能性依赖因素。入住一段时候后,大多数都因为其与小洲村所衍生的内部联系,例如社交上的、工作上的、情结上的因素,而从最开始的功能性依赖渐进地上升为情感性的认同及依赖。例如作为小洲村青年艺术节发起人的陈先生,他在小洲村已经居住了4 a多,对小洲村的情感比较深,也包含多种复杂的感情,用他的话来说,更多是一种居住的“情结”。此外,艺术家对小洲村的情感依恋也更多是表现在与小洲村村民、其他艺术家的社会交际上。
但笔者同时发现,虽然在访谈中绝大多数的艺术家都表现出了对小洲村的喜爱、依恋之情,但并无确定长住于此的计划。这点与村民也有明显不同。艺术家虽然表示热爱小洲村,但对其的情感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Hidalgo和Hernandez曾提出,地方的心理依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种不愿远离所依恋的地方的倾向[27]。由此可见,小洲村本地村民对于小洲村的地方依恋情感比艺术家的依恋情感更为真实深刻,其与地方的依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

2.3 行为意向维度

行为意向维度主要考量的是艺术家和村民对小洲村内现有两种不同生活模式的态度和反应。村民目前在小洲村里主要靠果业和刺绣为生,业余消遣一般为打麻将、闲聊娱乐形式,在旁人眼中看似简单无聊,但他们津津乐道。而艺术家在村里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艺术创作,娱乐方式一般为村里的各类艺术文化活动。
2.3.1 村民行为意向
经调查发现,约有60%~70%的村民表示对村里的艺术活动不感兴趣,平时也从不参加这类活动。约有20%的村民表示支持艺术文化活动,有时会去看看;其余的村民表示虽然支持艺术文化活动在村里开展,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但自己本身不感兴趣。
从年龄和性别来说,表示不感兴趣的多为年长的村民,以女性居多;而对活动感到好奇的多为年轻的村民或比较健谈的男性。可见对艺术文化的接受度受村民自身性格、视野、还有他周围的邻里圈子影响。总体看来,村民对于艺术家生活方式的接受度较小,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与村民日常生活无论在实践还是心理层面上距离都比较远。
2.3.2 艺术家行为意向
对于艺术家来说,对于融入村民自身的日常生活以及娱乐消遣并不感兴趣,很少加入村民之间的麻将聚会或闲聊。但部分艺术家已经意识到艺术家的活动应当成为小洲村地方意义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村民,使其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或者村里的艺术氛围。例如策展人陈乾举办第一届小洲村青年艺术节的时候,便希望这可以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具有亲和力的艺术活动,不仅是村里的艺术家,更包括村民。但总体来说,村民对艺术文化的关注力和参与积极性都很低,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融入本地村民的积极性也不高。
总结来看,小洲村的艺术家可以归为两类,一部分坚持互不打扰的原则,不愿用艺术活动去影响村民,希望其保持生活原味;另一部分则积极的希望通过艺术活动的举办,感染村民,带动整个村里的艺术氛围。

3 结论与讨论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城市空间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得到空前的增强,如何审视同一地方内不同的社会群体地方认同的冲突与融合,是当代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话题。小洲村兼容了“艺术家”这样一个文化特性迥异的群体,而艺术家作为小洲村的新移民,其自身特殊的文化倾向与身份认同也在与本地居民不断的碰撞与互动中催生了小洲村的文化变迁。小洲村向“艺术村”的演变,虽然从宏观的角度看是城市空间变迁所驱动的结果,但若要深入理解微观尺度上地方意义对于宏观的空间过程的响应,却必须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出发,探究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的冲突、断裂与融合,以此了解地方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演变与重构。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小洲村的艺术家与本地村民对于地方的认知、想象与体验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断裂、分割的状态。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边界清晰明确,对于小洲村的地方意义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多元的文化群体的介入,使得原有的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地方现实之间发生断裂,个人与社会群体对于地方的认知与想象与原有认知之间出现明显的断层。
哈维（Harvey）认为一切基于地方性的激进行为本质上都是“反动”的,是将处在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地方简单化为一种僵化的、单一的、带有排他性文化边界的封闭区域[28,29]。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也同时提出了一种“进步的地方感（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认为社会群体应该积极的拥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积极地承认一个由多样化的地方认同构成的地方 [30~32]。然而,小洲村的实证案例既没有体现出哈维所批判的激进冲突,亦没有表现出马西所提倡的高度融合的进步的地方感。小洲村中两个群体的地方认同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消极的断裂。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边界,虽不是冲突的根源,却在客观上构成了文化与认同融合的壁垒。梅（May）在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伦敦绅士化社区的绅士与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后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即使没有直接的认同冲突,但其地方认同往往是建立在排除他者的狭隘地方想象基础上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而要融合其对地方认同的想象,难度可想而知[33]。而我们对于小洲村艺术家及本地村民的研究也证实了梅的结论。由此可见,两个群体之间还缺少有效的碰撞与互动,实现认同的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多样的文化、多元的知识体系、多种选择的价值体系,将不可避免地为今日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机会与可能性。小洲村作为中国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案例,值得我们加以考察与思考。艺术家和村民这两类不同人群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生活模式,如何在一个地方空间之内从割裂走向碰撞,从对立走向融合,也是本研究在未来可以拓展与深化的领域所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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