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城镇化及城镇发展的驱动因素、城镇化进程的快慢、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没有例外的都需要从国家和区域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价。不了解国情,不去研究区域特点和区域发展差异,只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去规划城镇发展、规划区域的城镇体系,就可能引起无法想象的后果。这方面的研究任务有：区域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结构基础和生态环境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城镇化格局是区域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区域内极为重要的关系。

几十年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工业化及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和超高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和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的巨大贡献,土地、水资源大规模开发以及环境和生态付出的巨大代价,等等,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国家制定的各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政策也是重要因素。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也要理解这些因素的作用及其变化,还要考虑到新的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城市吸纳人口的主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对城市人口增长作用将趋缓等等 。

深刻认识上述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其一,将可深化对于国情的认识,因为国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依据。国情,决定中国城镇化道路、发展模式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二,对于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合理进程可以作出较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 ,中国城镇化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 a,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近年来,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2.6%。 这样的高速发展进程,是与国家关于城镇化发展方针出现的偏差及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分不开的。“九五”时期城镇化已经是高速发展,但是,“十五”规划中又提出要“不失时机推进城镇化发展”,使本来已经高速行驶中的城镇化列车进一步“加速”,导致城镇化速度出现冒进。针对出现的问题。国家“十一五”规划进行了明确的调整。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集约和节约用地。“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但是,从这些年各地区出现的问题看,“十一五”和“十二五”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方针和城乡统筹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重视和贯彻执行。

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土地城镇化太快、失地农民持续增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迟缓甚至衰退。农村空心化、土地闲置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地区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等。地理学家要参与总结这些问题,明确中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促进未来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何谓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现阶段城镇化的质量主要指：城镇人口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水平（保障程度和公平程度等）,产业结构和就业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等。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快速城镇化和形成高城镇化率（很快达到70%乃至80%）而引起了广泛的“大城市病”。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失业人群以及大量存在的“贫民窟”,造成了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乃至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在中国,这种由于高速城镇化带来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应该低估。不同程度的“大城市病”也广泛存在。根据多年来各地区用于人为拉动城镇化的种种错误措施和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的基本理念,中国要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其核心是改变过去“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着力解决人的城镇化,即实现农民工完全市民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并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应该说,这是城镇化的高标准,也是应该达到的标准。长期以来,在诸多地区的城镇大规模建设中出现的强撤强迁事件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局部地区的环境事件所引起的社会事件,也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008年底美国人的金融危机,引起了2009年上半年中国几千万农民工离开东部沿海的工厂,回到了仍然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的农村,而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大规模的“半城镇化”对于社会安全来说是多么危险。

中国各地区在城镇化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等方面差异很大,必然会影响到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进程及城镇化水平、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城乡关系以及首位城市的区域作用等等。

其一,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等因素对于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其中,水、土、能源、气候资源等是城市产生、发展的直接条件,也是特大城市形成和大规模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二,通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限制而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最为突出的是“胡焕庸线”所说明的区域分异现象。世界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最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是海岸带和内陆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受到海洋的吸引是长期趋势,全世界6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集中在距海洋100 km的海岸带范围内。核心城市,特别是大型金融商贸中心城市更大程度地集中在沿海地带。

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差异,城镇化的规模和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差别很大。这一点,中国东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差异可以说明之。在理论上,可以运用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加以推导说明。

中国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最为突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绿洲经济情况下,绿洲的经济总量特别是水资源的总量影响乃至在某一阶段决定城镇化的总规模,即城镇（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总规模。因为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可能采取的节水措施（投入的节水技术及其经济性）是基本上被确定的。长期以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和解释全球变化的机制时高举“人类干扰”的大旗,这种理念已经被中国许许多多学者所宣传。作者认为,就全球而言,人类面临着由自然引发的环境变化正在转变为由人类引发的环境变化。解决这个人类共同的关乎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人类采取相应的行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及实施其他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但是,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些绿洲,由于长时期的开发及人口的增加包括城镇化的发展,使绿洲周围的环境和生态状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天然绿洲和天然湖泊面积萎缩,荒漠化和沙化扩大等。对于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应该斥之为“人类干扰”而主张完全恢复原有的生态系统呢?作者以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具体条件下,考虑河流、湖泊及其周围地区所形成的绿洲生态系统时,应该将“人”包括在内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应该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中心而不是相反。另外,我们在评价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使天然绿洲缩小的负面影响时,也应该看到人工绿洲以几倍的面积出现及其对改善周围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正面作用。

根据多年来特别是自“九五”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国必须十分强调“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化的基本理念,并始终贯彻到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中国人均占有的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短缺。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基本国情。即使到了现代化之时,中国人民也要过着相对节俭的日子。城市人均占地、人均生活能源消耗和淡水水源的消耗等不能仿效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人均生活能源消耗高达10 t标准煤以上）的人均指标。

城镇人均占地和人均生活耗能必须实行较低的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增加很快,达到了110~130 m²。大部分小城镇的人均综合占地指标高达200~300 m²。中国不能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那样蔓延式城镇化发展道路。2000年,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7%,是澳大利亚的1/30,加拿大的1/19,俄罗斯的1/9,美国的1/8。近年来,这个比例在进一步下降。建议以人均70~100 m² 作为中国城镇综合用地的适宜区间。需要根据人口、经济密度和人均耕地等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若干大区并确定它们的适宜控制指标。由于中小城市一般没有大型的公共设施（体育场、交通枢纽、市政广场等）,未来的规划建设完全可以进一步缩小占地规模。

什么是生态城市?各国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指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自然结构和生态系统环境下的生态城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作者认为,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生态城市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其一,城市发展（包括布局、建筑、基础设施系统等）应该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其二,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产生的废料及其相应的处理系统尽可能不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其三,城市的景观和景观结构应该与其所处的大的自然地带性相一致。

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生态城市决不可以理解为不顾客观条件的大规模“绿化”,特别是违背城市周围自然环境去造优美的风景：大型林地、草地、水景等。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都建设了诸多的人造景观,美化城市形象,吸引观光旅游。其中有一些人造景观是不具备客观条件的。在未来各地区的实践中,关于“生态城市”肯定还将有更多的具体内容和标准。

各国城镇化大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的起步阶段平均每年增加只有0.16~0.24个百分点,加速阶段每年增加也仅达0.30~0.52个百分点。但是,发达国家今天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达到70%甚至80%以上。回顾他们走过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并不是主张将我们的城镇化速度降到他们那时的速度,而是为了客观地思考中国有没有条件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城镇化的速度?根据中国的国情、城镇化人口总量以及产业支撑等条件来分析判断,要不要将70%~80%城镇化率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呢?后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过,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是,这种最终目标已经在支配人们的行为目标,甚至导致地区之间的攀比。作者认为,中国未来长远的城镇化目标不一定要追求70%~80%的城镇化率。

正确估计中长期内中国各种类型城市（大中小城市、城市群等）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可能规模和城镇化的合理进程。

2013年以来,为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方针,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制定以大规模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紧锣密鼓地编制城市群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及各种类型的开发新区、产业园、产业基地规划。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大规模推进城镇化、拉动内需、使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势头正在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如何正确认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方针及如何正确地理解城镇化所面临的任务十分重要。而为此,需要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10多年来高速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中长期内中国各种类型城市（大中小城市、城市群等）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可能规模和城镇化的合理进程。在此基础上,制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挥各类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启动这样大规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到遇到的困难和过程的长期性,以求科学地引导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预测和规划未来城镇化的合理进程,最重要的是科学地评估产业支撑能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扩大内需和扩大市场,使城市就业空间扩大。城乡建设本身也将提供新的就业空间。但是,这些方面都不会如同以往1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城市就业增加那样快。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虚假的城镇化。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发展,最大的不是基础设施问题,而是产业支撑问题,也是市场问题。就现阶段来说,一个中小城市,如果没有特别优势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或在附近大城市某些产业链上占有重要位置,则难以迎来持续较大规模的就业增加。为此,需要找出本地优势,搭建发展平台,培育特色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条件,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产业支撑。

经济全球化与进出口贸易的未来发展对于新的就业岗位增加所起的作用将会趋缓。而资源、环境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将比以往要强。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推进城镇化。城乡关系是国家、区域内最重要的关系。需要从区域的角度、从城乡整体的角度进行规划和统筹。使城市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同时使城市发展获得广泛的支撑。其结果是使城镇化速度和模式与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果我们深入地从中国的城乡关系及其产业支撑、资源环境支撑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会不那么倾向于也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会明显超过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镇化速度和较快地达到发达国家今天所达到的城镇化率水平。

传统理念总是将城镇化理解为“农民进城”。这种理念上的守旧,导致了城乡统筹的困难。需要逐步改变这样的理念。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实践中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具有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不城不乡的小镇,中国部分发达地区也出现这种情况。应当根据具体条件灵活地发展城镇化。建设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的新农村将是许多地区进行城乡统筹的重要模式。经济繁荣的新农村是中国社会安定的“稳定装置”。

近几年来,全国大约已经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众多的地市正在广泛地组织编制各种区域性规划（有的称作“空间规划”）,包括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新区规划、产业集聚新区（地带）规划、新城规划等。这些规划普遍存在问题： 规划的盘子过大,目标不切实际。多数区域的产业规划主观臆断,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科学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普遍借各类“新区”建设规划之名,实行大规模圈地、（向上）“要地”和“造城”。

地理学者多年来就积极主动参与了国土空间规划和城镇化规划、城市规划。但是,我们也看到近年来的一些区域性规划和规划研究普遍受到各种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而缺乏科学性。前者主要由于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方面的缺陷,表现为缺少对于各类型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判断能力,后者主要是遵照乃至迎合某些缺乏实际精神的领导的意志的结果。

实践证明,经过严格论证的科学的规划特别重要。这里包括全国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多种类型的区域性规划、城市群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和开发区规划等。其中,近年来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长期酝酿的全国国土规划二者在目标、原则等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是其它区域性规划的主要基础。城镇化规划可以分全国性和省区市两级,不宜编制地市一级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化规划主要阐明城镇化发展的意义、趋势、中长期目标及本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方向和支撑潜力、人口集聚、城镇规模结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保障和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等。全国一级的城市群规划可以先确定在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核心）、珠江三角洲（香港是这个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广州应该培育成核心城市）、京津冀（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城市）及成渝地区（以重庆、成都为核心城市）和辽宁中南部地区（以沈阳、大连为核心城市）5个地区进行。现在有关部门提到的省市区一级的城市群,就核心城市的产业层次、城市间产业联系、人口和就业人员流动的规模等还不具备城市群的条件,需要暂缓进行规划。城市规划及各种新区规划需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在产业规模、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要经过充分论证,坚决实行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针,坚决防止借各种名义再搞大规模“圈地”和“造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地理学的发展,愈来愈从注重由自然支配的环境变化转移到由人类支配的环境变化,这种变化将地球表层系统的理论研究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这样的大背景在中国的重要表现就是城镇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环境变化。这是今后一个阶段理论研究的重点。从各种类型区域的城镇化过程及特点阐述这种变化的驱动力以及不同地域范畴人-地系统的结构演变的规律,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其具体内容：城市化与区域发展;区域的空间整合和优势重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中小城镇合理发展;各阶段城市化发展合理水平及总体支撑系统。各阶段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及与资源环境的耦合效应;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空间集聚、空间扩散与大城市经济区的发展动力机制,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资源供给和国土空间利用等。

以地理信息科学的方法,推动中国城镇化的数字化,为城镇化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分析预报和决策支持系统。这既是地理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资源环境研究的方向之一。

城镇化领域的种种问题,已是今天国人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因而谈论这一问题所需要克服的知识门槛也最低。也因此,这个领域似乎谁都可以高谈阔论。但是,真正的分析研究和论断需要学者们去做。我们要了解城镇化领域一系列基础性理论和重大实际问题,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还有以下的理论问题,如：城市等级规模法则、合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等。

地理学家对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应该具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树立牢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强烈意识,在权力面前,在所谓“主流观点”面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敢于坚持科学真理,说真话。对于“大”、“假”、“虚”的城镇化的种种现象应该是嫉恶如仇,应以敏锐的科学眼光和强烈地的责任感去发现、批评这种现象,分析其原因,并明确地提出地理学者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