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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2 , Vol. 32 >Issue 12: 1481 - 148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12.1481

Orginal Article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ir Support of Climate Policy in China: Based on Global Surveys and in Comparison with USA

  • CHANG Gen-ying ,
  • HUANG Fu-peng ,
  • LI Man ,
  • LI Guo-jing
Expand
  •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School of Arid Environment & Climate Chan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1-12-0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2-06-18

  Online published: 2012-12-20

Copyright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Abstract

Publ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influenc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of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and their support of climate policy. Based on five global surveys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urvey 2006, BBC World Service 2007, World Public Opinion 2009, BBC World Service and GlobeScan 2009, and World Bank 2009), this article compared publ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pport for climate policy between China and USA. Surveys showed that about four-fifth of Chinese respondents heard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believed that human activity was a significant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hereas more American respondents heard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less believed that human activity was a significant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bout two-thirds of Chines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climate change has already affected our life, whereas only one-third of American respondents held this view. If no actions are taken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Chines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future climate change will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likelihood of natural disasters, rainfall and availabl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types of food, whereas American respondents had a more positive perception. Chinese respondents had greater worry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n American ones, and 70% of Chinese respondents supported urgent actions to limit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es, including change in individual life style and behavior, acceptance of higher energy costs, preserving or expanding forested areas, gradual increase in fuel efficiency of automobiles and gradual reduc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t favor private transportation, whereas less American respondents supported such actions. 90% of Chines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place a high priority 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hereas less than 50% of American respondents held this view, and more than two-thirds of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respondents took the view that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Finally, futur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support of climate policy; questionnaire survey; China versus USA

Cite this article

CHANG Gen-ying , HUANG Fu-peng , LI Man , LI Guo-jing .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ir Support of Climate Policy in China: Based on Global Surveys and in Comparison with US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 32(12) : 1481 -1487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12.148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1],自1850年以来,全球经历着明显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气温和海温升高、降水变化、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变化等方面。气候变化使得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海平面上升,影响了许多自然系统,对农牧业和人类健康等带来了影响。气候变化的许多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减缓措施而避免、削弱或推迟,而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可以通过适应而降低,适应能够大大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可分为对当地气候变化的感知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当地气候变化感知是影响适应行为的重要变量[2~4],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则影响减缓气候变化行为。对全球气候变化概念、发生原因和影响了解较多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5];即使公众对相关政策制定影响较小,认知也可能影响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另外,公众个人的消费行为,如用电、出行（交通）方式等直接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公众对环境危害结果的感知与其环保行为（如节约能源）呈显著正相关关系[6]。
国外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认知开展了大量研究[7],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吕亚荣、陈淑芬的研究中涉及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概念和原因认知[2];常跟应等在甘肃会宁县和山东单县较系统开展了乡村居民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内容包括气候变化概念、原因、绝对风险评估、相对风险评估、减缓气温升高的义务认知、能力认知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支付意愿等[8]。这些研究样本量较少,涵盖的地域范围小,样本远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本文利用5次国际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分析了中国公众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认知的一般特征。同时,为了更好理解中国公众的认知特征,本文把中国的认知状况与美国作了对比分析。选取美国作为比较对象的原因是有关美国公众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认知的研究较多。

1 数据来源

对网络资源的搜索发现,近期包含中国且公布中国气候变化认知数据的国际范围类的调查共有9个。对9个调查的资料整理后发现,有4个调查涉及气候变化的问题较少、且相关问题已经包含在其他调查中,所以本文只分析了其余5个调查的数据,所有调查数据可从www.worldpublicopinion.org网站下载。调查机构、时间、国家数、中国的样本数、取样地、调查方式如表1所示,受访者为18岁以上的成人。世界银行、皮尤全球态度项目等的调查采用概率抽样法确定样本,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Table 1 Data sources

表1 数据来源

调查机构 调查时间 调查国家数（个） 总样本
/中国样本（个）		 中国样本情况
取样地 调查方式
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2006年4~5月 15 16710
/2180		 上海、北京、广州、新乡、晋中、泸州,城市人口 面对面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全球扫描 2007年6~7月 21 22182
/1800		 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沈阳、武汉、西安、郑州城市人口 电话
全球调查网 2009年4~7月 19 18578
/1006		 安徽、河北、黑龙江、湖北、江苏、陕西、上海、四川、云南,60%城市人口 电话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全球扫描 2009年7~8月 23 24071
/1000		 北京、成都、都江堰、汾阳、北流、阜阳、广州、杭州、满洲里、泉州、上海、衢州、沈阳、双城、武汉、西安、西宁、郑州城市人口 电话
世界银行 2009年9~10月 16 13518
/1010		 安徽、河北、黑龙江、湖北、江苏、陕西、上海、四川、云南,60%城市人口 电话

2 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认知

2.1 对气候变化的了解

皮尤全球态度项目2006年的调查显示,中国约4/5（78%）的受访者听说过全球变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19%,不知道或没有回答的3%）,而美国91%的受访者听说过全球变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9%）,较中国高13%。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非常了解、了解一些、了解不多和不了解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公众比例分别为30%、42%、24%、3%（1%不知道）,而美国的比例分别为59%、30%、8%、2%（1%不知道）。美国宣称非常了解气候变化的公众比例较中国高29%,而不了解和了解不多的比例较中国低17%。
全球和中国大部分科学家相信气候在变化、全球在变暖[1,9],并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在世界银行2009年的调查中,中国57%的公众接受“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很紧迫,有足够证据表明应采取行动”这个观点,8%的接受“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紧迫,尚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应采取行动”的观点,27%的认为两种意见难分伯仲（8%不知道）,而美国的对应比例为38%、17%和43%（2%不知道）,美国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承认气候在变化、全球在变暖的比例较中国低19%。在气候变化原因方面,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87%的受访者认为人类活动是气温升高的重要原因,11%认为人类活动不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2%不知道）,美国的对应比例是71%和24%（5%不知道）,美国认为人类活动不是气候变化重要原因的比例较中国低13%。

2.2 影响认知和担忧程度

2.2.1 影响认知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农牧业、森林和生态系统、水资源、海岸带和人体健康等已产生了影响 [10]。世界银行2009年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2/3（71%）的受访者感受到了这些影响、认为气候变化已在严重危害国人,认为严重危害在10 a后、25 a后、50 a后、100 a后出现和不会出现的比例分别为9%、5%、5%、2%、3%（6%不知道）。美国只有34%的公众认为气候变化已对美国人带来了严重危害,而认为严重危害在10 a后、25 a后、50 a后、100 a后出现和不会出现的比例分别为12%、15%、12%、10%、14%（3%不知道）,这与其他调查揭示的美国民众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将来才显现一致[11]。
中国4/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不控制,气候变化对食物种类、动植物种类、降水和可利用水资源、食物供给、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和海岸线等将会带来很大或一些影响（表2）。相较而言,较少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带来移民压力。中国公众最担心的影响是自然灾害、降水及可利用水资源和食物种类。61%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很大影响,或者说,认为气候变化会导致自然灾害的增加;约一半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对食物种类和降水及可利用水资源有很大影响,他们担心气候变化会导致降水减少、可利用水资源减少和食物种类减少。气候变化对食物的影响,中美两国受访者的认知接近;而在其他影响中,美国受访者认为影响不大的比例较中国受访者约高10%,而认为影响很大的比例低10%以上（海岸线影响除外）,这与美国公众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对美国的影响大一致[7]。
Table 2 Public perception of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ir own countries (%)

表2 公众对气候变化对本国影响的认知（%）

国家 没有影响 影响不大 有一些影响 有很大影响 不知道
食物种类 中国 1 8 41 49 1
美国 9 19 45 27 1
动植物种类 中国 2 8 39 51 1
美国 9 18 42 30 1
降水和可利用水资源 中国 3 7 36 52 4
美国 9 18 40 33 1
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中国 3 13 43 34 7
美国 8 15 44 32 1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中国 2 5 30 61 3
美国 9 17 39 34 1
海岸线 中国 2 6 37 39 16
美国 9 17 39 34 2
需要移民 中国 6 16 43 26 9
美国 14 28 40 16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9。问题为：在不采取措施控制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您觉得气候变化对您国家的影响有多大。

2.2.2 担忧程度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会使公众不同程度地担忧气候变化。皮尤全球态度项目2006年的调查显示,中国非常担忧、比较担忧、有点担忧和不担忧全球变暖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20%、41%、29%和8%（2%不知道）,而美国对应的比例分别为19%、34%、26%、21%,中国不担忧全球变暖的受访者比例较美国低13%,而非常担忧和比较担忧的比例高8%。与此类似,虽然可能受到问题措辞的影响,表3中两次调查的数据并不一致,但在两次调查中,中国认为气候变化问题非常严重和有些严重的受访者比例均较美国高。
Table 3 Public perception of seriousness of global warming/climate change problem (%)

表3 公众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问题严重性的认知（%）

国家 非常严重 有些严重 不太严重 不是问题 不知道 数据来源
中国 57 31 7 1 4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9
美国 45 29 13 12 1
中国 28 48 21 1 2 世界银行,2009
美国 31 39 18 12 1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意向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70%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重大行动减缓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1/4的公众认为有必要在未来数年采取适度行动,而只有4%受访者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1%不知道）,美国对应的比例分别为59%、33%和6%（2%不知道）。中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重大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较美国高11%,而美国认为有必要在未来数年采取适度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较中国高8%。
减缓行动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2009年中国生活用能和交通运输（含仓储和邮政业）用能占总用能量近19%,控制个人和家庭用能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59%的公众认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绝对有必要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认为可能必要、可能不必要和绝对不必要的比例分别为28%、6%和5%（2%不知道）。美国48%的公众认为绝对必要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认为可能必要、可能不必要和绝对不必要的比例分别为31%、10%和9%（2%不知道）。中国认为绝对必要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公众较美国高11%,而认为可能不必要和绝对不必要的比例较美国低8%。相应地,中国47%的公众声称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强烈同意显著改变生活方式,37%有些同意,9%不同意,5%强烈不同意（3%不知道）,美国强烈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强烈不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32%、8%和14%（3%不知道）。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同意显著改变生活方式的公众比例较美国高9%。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需要提高能源的税收和成本,从而增加公众能源消费和相关产品的支出。世界银行2009年调查了公众是否愿意接受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使得生活成本每年提高所在国人均GDP的1%,结果是中国68%的受访者愿意,29%的不愿意（3%不知道）;美国48%的愿意,而51%的不愿意。如果把提高的生活成本降低一半,则上述中国不愿意和不知道的受访者中,14%愿意,16%不愿意（2%不知道）;美国14%愿意,37%不愿意（1%不知道）。
由上可见,虽然中美两国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必要和愿意改变生活方式,但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愿意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增加生活成本。当增加的生活成本较低时,中国4/5的受访者愿意作出牺牲,而美国仍然有近2/5的受访者不愿意接受。

4 气候政策

4.1 国内政策

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94%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本国政策制定中应该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而美国只有44%的公众持此观点（表4）。中美两国公众都认为本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工作做得不够。中国78%的公众认为政府把应对气候变化已经置于较优先位置,较预期的94%低16%,而美国较预期的低23%。世界银行2009年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5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工作做得不够,28%认为适宜,13%认为太多（1%不知道）,美国认为不够、适宜和太多的比例分别为87%、9%和2%（2%不知道）,美国公众较中国更不满意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Table 4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ment’s priority 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

表4 公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在本国的优先程度（%）

国家 平均值 中值 0~4 5 6~10 不知道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优先程度现状 中国 7.31 8 8 13 78 2
美国 3.84 4 61 17 21 1
政府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何种优先程度 中国 8.86 9 1 3 94 2
美国 4.71 5 42 13 44 1

注：优先程度共分为11级,0级没有优先考虑,而10级是高度优先; 数据来源：全球调查网,2009。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减少就业岗位,但即使这样,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调查,中国仍有78%的受访者同意优先应对气候变化（17%的不同意,7%的不知道）,而美国不同意以牺牲经济发展和减少就业岗位而优先应对气候变化的受访者比例达46%（53%同意,1% 不知道）,比中国高29%。在调查的4个政策选项中,中美受访者对保护或扩大林地面积的支持率最高,且中国的支持率比美国高10%（表5）;对其他3个政策选项的支持率约在60%~70%之间,对控制煤电厂的建设速度和减少政府对私人交通的补贴选项上,中国的支持率略高于美国,而在提高机动车的能效选项上,美国的支持率比中国高9%。
Table 5 Public attitude to possible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 (%)

表5 公众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政策的态度（%）

政策 国家 强烈支持 有些支持 有些反对 强烈反对 不知道
即使减少农业和建设用地,也要保护或扩大林业用地 中国 53 35 7 2 3
美国 35 40 16 9 1
即使增加能源价格,也要控制煤电厂的建设速度 中国 30 37 18 5 9
美国 21 43 22 13 2
即使提高汽车生产成本和公交车票价,也要逐步提高机动车的能效要求 中国 24 38 25 7 6
美国 27 44 18 10 1
即使提高成本,也要减少政府对私人交通工具的补贴 中国 29 39 19 5 8
美国 17 45 25 10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9。

4.2 国际合作

历史上,温室气体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排放的,且目前经济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国家[12],那么经济欠发达国家有义务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吗?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中国68%的受访者支持“由于较贫穷的国家总排放量很大且在增加,这些国家应该同富裕国家一起限制导致气候变化气体的排放”这个观点,27%的支持“较贫穷的国家人均排放量少,不应该期望这些国家同富裕国家一起限制导致气候变化气体的排放”这一观点（4%的不知道）,美国支持第一种观点的比例较中国高7%,而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比例较中国低9%（7%不知道）。中美2/3以上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包括富裕国家和较贫穷国家在内的人类共同的责任。
较贫穷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缺少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资金和技术,经济发达国家应该支持欠发达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吗?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90%的受访者支持“富裕国家为较贫穷的国家提供经济资助和技术,而较贫穷的国家同富裕国家一道限制导致气候变化气体的排放”这种安排,7%的反对（3%不知道）,而美国的支持率为70%,21%反对（9%不知道）。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的差异可能受两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强度和内容的影响。自1988年美国发生了严重干旱和热浪以来,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显著增多,绝大部分美国公众开始关注气候变化[13]。但美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并不是一面倒地肯定全球在变暖、且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在以化石能源相关的利益团体的推动下,一直存在反对观点。新闻媒体把两种相左的观点都报道,这在部分美国公众中引起了认识上的混乱[14]。大众媒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对中国公众了解气候变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媒体较美国媒体报道的强度可能较低、时间可能较短,从而使得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关注较少;同时,中国媒体一面倒地报道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坚信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这使得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的理解更为一致。
美国较少民众意识到气候变化已产生了影响的可能原因是,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很少,绝大部分民众不能切身体会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美国民众收入高、生活水平高,抵御高温、热浪、干旱、气候变化引致的疾病的能力强,气候变化产生的实际影响较小,使得他们相应地忽略了气候变化。中国农业人口比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相对低,气候变化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影响大,亲身经历和新闻媒体对气象灾害的广泛报道使得较多民众认识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感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公众比例越高,则担忧气候变化公众的比例越高,越多的公众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严重问题,进而更多的人支持采取重大行动减缓气候变化,更多的人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牺牲。自然灾害增加、可利用水资源减少、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较美国大,使得中国更多的人担忧气候变化,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严重问题。相应地,相较美国,中国更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采取重大行动减缓气候变化, 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必要改变生活方式及行为,同时更高比例的公众愿意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接受较高的能源和关联产品价格。
虽然中国绝大部分受访者声称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改变生活方式,但如同美国的情况[14],他们也许只愿意在家中从事比较容易、几乎不带来成本的生活方式,如废物回收和少用能源;类似地,虽然中国绝大部分受访者声称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愿意接受较高价格的能源和相关产品、愿意不惜以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他们唯一普遍接受的政策措施是保护森林,而近1/3的公众不接受每年提高相当于1%人均GDP的生活成本、控制煤电厂的建设速度、减少政府对私人交通的补贴和提高机动车的能效政策选项。并且,在改变生活方式、支付意愿、支持政策选项等中,中国受访者的选择可能受到问卷调查中社会需要偏好的影响,既受访者按照社会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真实观点做出反应,应该冷静对待这方面的调查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私家车的数量、航空旅行者、远途旅游者的数量可能会持续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可能增加。大部分公众可能并不愿意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降低生活水平,如何协调提高生活水平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是个很大挑战,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和应对措施设计。在中国不同地区和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样本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其他问题包括：对气候变化概念和原因的理解;公众对当地气候变化感知（如对气温、降水、极端天气、气象灾害的感知）与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的关系,感知可能影响气候变化概念的理解和危害程度的评价等;气候变化问题相对重要性评价,如相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相对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险、安全、教育等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相对重要性而不是绝对重要性评价直接影响人们的决定;减缓气候变化义务和能力认知等;中国公众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向、支付意愿、行为改变和对政策选项的支持等。

5.2 结论

中国公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受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公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程度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影响。气候变化对中国公众的影响较大,加之近些年来新闻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较多,使得中国大多数公众听说过全球气候变化。同时,受中国新闻媒体一面倒地报道全球气候变化主流观点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公众认为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中国公众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担忧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因而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责任,支持政府采取措施减缓全球变暖,并愿意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在改变生活方式方面,公众可能愿意从事便利且成本低的减少碳排放的行为,而可能不愿放弃乘飞机和自驾车出游等碳排放强度较高的消费行为。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生态世界观有助于改变公众的碳排放行为。政府的碳减排措施可能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提高的生活成本越底,公众越倾向于接受。在碳减排中,应该优先考虑不提高公众生活成本的政策选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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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L C.Education,politics and opin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interaction effects[J].Climatic Change,2011,104(2):231-242.U.S.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larized in recent years, as partisan think tanks and others worked to recast an originally scientific topic into a political wedge issue. Nominally "scientific" arguments against taking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have been publicized to reach informed but ideologically receptive audiences. Reflecting the success of such arguments, polls have noted that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increased with education among Democrats, but decreased with education among Republicans. These observations lead to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exist interaction (non-additive) effects between education or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net of other background factors, in predicting public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Two regional telephone surveys, conducted in New Hampshire (n = 541) and Michigan (n = 1, 008) in 2008, included identical climate-change questions that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both surveys finds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fit with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several other recent studies. They suggest that the classically identified social bases of concern about the environment in general, and climate in particular, have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Narrowcast media, including the many Web sites devoted to discrediting climate-change concerns, provide ideal conduits for channeling contrarian arguments to an audience predisposed to believe and electronically spread them further. Active-response Web sites by climate scientists could prove critical to counterbalancing contrarian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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