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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1 , Vol. 41 >Issue 11: 1980 - 1991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1.11.011

Rethink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The Progress of Western Animal Geographies

  • Liao Jianhao , 1 ,
  • Cai Haohui 2, 3 ,
  • Tao Wei , 3, 4,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EX4 4QJ, UK
  • 3.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 4.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1-05

  Revised date: 2021-08-01

  Online published: 2022-01-24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Animals, as the key member of the Nature, have been making history with our humans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anim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 western human geographers began to ‘bring the animals back’ in 1995, which have made animals become more focused in this discipline since then. Animal Geographies have provided lots of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land, nature and society, human and animal. We select totally of 585 papers about Animal Geographies, which are published i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eb of Science from 1995 onwards, as the analytic case to introduce the basic and current research topics of Animal Geographies into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research topics of Animal Geographie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2 main periods of animal geographies’ development: the embryonic stage in 1995-2005 and the vigorous stage 2005 onwards. What’s more, UK is the center of Animal Geographies research. Current research in Animal Geograph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2 parts based on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imals space’ and ‘beastly place’. The former focuses more on human society and covers the issues of human inequality, animals as capital and biopower and biopolitics. Based on the new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core topics of ‘animal places’ include animals’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new animal ethics and the practice of human-animal companion. To sum up, Animal Geographies have become a popular research cluster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covering the field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ethics and ecolog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nimal Geographies tend to combine the methodologies in both natur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 this basis, we call for Chinese human geograph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imals and human-animal relations, making more contributes for international Animal Geographies.

Key words： Animal Geographies;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imal subjectivity;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Cite this article

Liao Jianhao , Cai Haohui , Tao Wei . Rethink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The Progress of Western Animal Geographi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 41(11) : 1980 -1991 . DOI: 10.13249/j.cnki.sgs.2021.11.011

2019年末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席卷全球诸多国家，人类社会运转遭受重创。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与各类自然灾害共同向人类询叩一个重大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为何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越发紧张？早在2011年，国外生物普查科学家已推测地球上约有777万种动物，而人类能够描述并分类的物种仅占12%[1]，这足以证明人类对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世界仍知之甚少。在所谓的“人类世”中，人类与动物的日常互动越发频繁和复杂，饲养宠物成为人们普遍的休闲活动，保护野生动物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但虐待动物、人畜共患病等人类与动物的不和谐冲突仍层出不穷[2]。地理学研究传统中的空间性、综合性思维成为分析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手段，西方地理学家借助自身学科优势为当代“人类与动物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贡献。
作为自然界重要组成部分，动物成为透视“人地关系”的重要棱镜，但中国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割裂发展的历史事实使得国内人文地理学者尚未给予动物议题足够的关注[3]。部分研究仅以简单的量化方法理解人类与动物间的复杂关系，忽视了人类和动物主体的时空异质性。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追求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不仅需要自然与技术的角度，还需以人文视角理解动物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要素，以实现自然与人文视角的交叉融合并丰富相关应用。本文梳理西方新动物地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分析相关的热点研究议题，提出中国新动物地理研究的可能话题，呼吁人文地理学者加强对动物议题的关注，以期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

1 新动物地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1.1 地理学中的动物研究传统

地理学对“非人类动物”及“动物与人类间的互动关系”有着较长的研究历史，纵观动物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学者认为其至今共经历3波思潮演变。早期的动物地理学呈现两大截然不同的分支，两者间的研究迥异折射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长期以来且日益加剧的“对话鸿沟”[4]。
19世纪现代地理学诞生时，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堡便在其著作中研究世界范围内动植物的种类分布[5]，动物此时已是地理学研究对象中的“常客”。20世纪早期的地理学者遵循这一研究思路，逐渐形成第一波动物地理学的研究思潮——（自然的）动物地理学（zoogeography）。此时的动物地理学属于自然地理学的分支，研究者受自然进化论等新生物理论的启发，主要探究（野生）动物在地球上的空间分布以及自然环境与动物间的相互关系，对不同类型的动物在何处分布、特定物种的栖息地偏好、何种自然要素决定动物分布规律等问题进行研究[6]。由于该思潮与生物学、生态学具有强相关性，第一波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逐渐被归入这2个学科领域，现已成为生物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第二波动物地理的研究思潮发生于20世纪中期，该阶段的动物地理研究仅作为伯克利文化景观的子话题，研究内容集中于动物驯化的起源、驯化动物的数量及种类的分布与扩散。以Carl Sauer为代表的学者将动物视为一种文化产物以及人类塑造景观的中介，剖析了包含动物驯化的农业生产对特定区域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转变的关键作用，并探讨了文化在形塑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7]，随后，伯克利学派逐步走入文化决定论并忽略人类积极建构文化意义的能力，并因此遭受广泛批判[8]，与之紧密相关的第二波动物地理学的研究思潮随之沉寂，动物地理的话题也逐步淡出学术视野。

1.2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动物转向”

新动物地理学，即第三波动物地理学思潮，与西方学界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后”学之风有密切联系。因此，在梳理新动物地理学诞生之前，有必要对其理论起源作必要介绍。自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现代人文主义高举人类主体性，将其视为一切价值与知识的源泉。然而，无限膨胀的主体性滋生出企图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工业化下的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日益频发，这不仅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学界对人文主义的反思[9]。
在后现代语境下发展而来的后结构主义成为批判和发展人文主义的理论工具，进一步发展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思潮[10]。后结构主义中坚持解构的观点，试图消解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论与中心论，并否认事物主体先验存在的社会文化意义[11]。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后人类主义者拒绝将人类或者智人视为特殊的、优于其他动物的存在，进一步将人类回归自然物种之一，开始拆解将社会和自然、人类和动物割裂看待的二元对立论述，以期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12]。与此同时，重新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渐趋繁荣，动物伦理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走入研究视野。休斯等的动物福利论、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以及更为激进的动物权利论等动物伦理的创立，进一步促使人类从道德伦理层面开始思考与动物的关系[13]。此后，动物伦理的传播和自然保育运动的兴起也促使人类社会深刻反思环境退化、濒危动物和掠夺性狩猎等自然生态议题，并引发自然与社会科学家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及价值理念。

1.3 新动物地理学的诞生

在生态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的背景下，新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开始重新思考文化与主体性的内涵，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家反思与再理解“自然”的含义，伴随“文化转向”思潮的涌现与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不同派别的地理学者与自然科学家尝试打开自然的“黑箱”，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重新纳入地理研究议题[14]。Wolch 等作为《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EPD)》期刊1995年第6期的客座编辑，组织了一期以“将动物带回来”（Bringing the Animals Back in）为主题的专刊，呼吁人文地理学者不应继续对非人类动物议题保持沉默，而需要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在不同时空中的复杂关系[15]。该专题期刊的登载被视作第三波动物地理学研究思潮的开端，其开创出的“新动物地理学”（Animal Geographies）研究范式也一直延续至今。
Philo等在21世纪初出版的一本经典学术著作——《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动物空间与兽性地方》）被誉为新动物地理学的里程碑，此书梳理出新动物地理学中2个具有显著差异但又相互交织的学术话题：前者“动物空间”更为关注人类与动物互动中的人类主体，通过理解这些互动进一步剖析不同人类群体的社会实践；而后者“兽性地方”更为偏向动物本体的身体经历、生态属性与生活体验，以挖掘他们与人类互动过程中的实践、伦理与政治特征及结构[16,17]。据此，Urbanlik总结了新动物地理学思潮与前2波研究思潮区分的两大关键点[18,19]：一是新动物地理学将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研究范畴拓展至人类可能与动物邂逅的所有空间与地方，并重新认识到动物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中心，他们以远超人类的数量参与这个世界的构成；二是遵循后结构与后人类主义的立场，尝试将“动物”视为生命主体（subjects），意识到他们会如人类般主动地建设和创造世界，而不再仅是人类控制下的客体（objects）。随后，Whatmore开始倡导人文地理学“去人类的中心化”并承认“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新动物地理学逐渐成为重新审视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间分歧及关系的重要工具，并作为超越人类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的子话题，成为是弥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学科间分歧的重要力量[20,21]。
作为自然地理学子学科的（传统的）动物地理学分属自然科学范畴，新动物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两者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均具有显著差别[22,23]（表1）。新动物地理学者并不否认自然动物地理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希望提供更多新视角和新方法重新理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文社科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以及自然科学的生态环境学与动物行为学均为新动物地理学提供了洞察动物世界的多元方法，不同理论方法的交叉发展不断拓展新动物地理学的话题广度，提高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24,25]。
表1 动物地理学与新动物地理学的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Zoogeography and Animal Geographies

研究领域 动物地理学
Zoogeography 		新动物地理学 Animal Geography(ies)
以人类为中心的“动物空间” 打破人类-动物二元对立的“兽性地方”
学科归属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生物地理学 社会文化地理学 超越人类地理学
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 建构主义 关系主义
研究方法 野外调查、科学实验、量化分析 民族志、扎根理论、话语分析 跨物种民族志、动物行为学、非表征理论
研究旨趣 阐明地球上动物的分布和
演变规律 		考察作为客体动物在
人类社会所表征的意义 		理解人类与动物作为双重主体的互动
实践，探求两者和谐共存的可能

2 数据收集与热点分析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新动物地理学业已成为人文地理学中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并与人文社科研究的“动物转向”密切联系，发展出独特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体系。1998年，Wolch等在《EPD》相关专刊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本新动物地理的专著《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2]。2 a后，Philo等出版《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进一步批评社会科学对动物的忽视[16]。Urbanik的新近著作《Placing Anima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ograph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则深入梳理与展望了新动物地理的丰富议题[18]。以上3本著作均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笔者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animal”为关键词、限定时间范围为“1995—2020年”和研究方向为“geography”进行检索，在剔除不相关的文献及书评后得到585篇作为本文数据来源。新动物地理学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刊文量最大的是《Geoforum》《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EPD》等长期关注自然与人文关联问题的跨学科期刊，同时农村领域中的《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和《Sociologia Ruralis》等期刊亦发表了较多文献。值得关注的是，人文地理学顶级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PHG)》业已出版十余篇关于新动物地理学的综述报告与研究展望，这充分显现出国际人文地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与重视①(①2018年开始发行的《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已经承接大量同系列期刊中新动物地理研究的文章。)。
使用Citespace工具[26]对西方新动物地理学研究领域进行共被引文献和关键词分析（表2），并结合585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布情况发现，新动物地理学自1995年正式诞生大致可分为2个发展阶段：①1995—2005年的探索起步阶段。此时动物议题尚未得到人文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少有较高影响力的文章和专著；②2005年至今的蓬勃发展阶段。新动物地理学现已成为话题多样、方法多元的研究领域，并表现出持续的学术生命力。在研究地区和机构方面，英国是新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地区，埃塞克特大学、牛津大学和卡迪夫大学均拥有出色的新动物地理、生命地理或超越人类研究小组。新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话题广泛，核心关键词有保护、政治、科学、农业、管理，这反映出当前该领域的重点话题包括野生及濒危动物保育、动物与生命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农业生产中的动物、人类世界对动物的管理。此外，生物安全与多样性、超越人类和政治生态等近年新热点亦是新动物地理学的重点关注话题。
表2 1995年以来西方新动物地理学的共被引文献和关键词信息

Table 2 The information of co-cited papers and keywords of western Animal Geographies literature since 1995

共被引文献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发表时间 文献作者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59 0.04 2008 Haraway D J 68 0.03 conservation
34 0.05 2014 Buller H 62 0.05 politics
29 0.05 2010 Lorimer J 42 0.03 space
26 0.02 2015 Buller H 39 0.04 science
25 0.08 2011 Bear C 38 0.04 agriculture
21 0.01 2013 Collard RC 37 0.02 management
20 0.04 2013 Srinivasan K 32 0.02 biosecurity
19 0.06 2007 Holloway L 30 0.03 landscape
19 0.06 2012 Urbanik J 30 0.01 life
19 0.05 2011 Bear C 26 0.06 livestock
18 0.13 2000 Philo C 26 0.02 place
18 0.03 2012 Collard RC 25 0.04 ecology
18 0.10 2006 Fox R 23 0.02 biodiversity
18 0.02 2014 Collard RC 23 0.02 food
18 0.04 2009 Shukin N 23 0.05 knowledge
17 0.04 2007 Lorimer J 23 0.01 political ecology
本文遵循Philo等对新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分类方法，结合该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地理学百科全书以及上文的Citespace热点分析结果，梳理划定了“动物空间”中的3个研究主题和“兽性地方”中的4个研究主题[16,17,27,28]。必须指出的是，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新动物地理的研究主题纷繁复杂且高度交叉，“动物空间”与“兽性地方”以及不同子主题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此7个主题亦不能涵括新动物地理学的所有研究话题。

3 “动物空间”研究

3.1 动物与人类社会不平等

“动物空间”（animal space）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不同地域中人类与动物的实践活动，以探讨其背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动物在此仅充当一种客体化角色——人类用于思考和认识自我的“窗口”或“镜子”。新动物地理学发展初期，后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开始拆解西方、白人和男性的中心地位，相关地理学家常以动物作为“隐喻”折射人类社会建构中的不平等结构，探讨动物如何被表征为特定的文化、种族和性别政治符号[29]。长期研究澳大利亚当地土著民族的Anderson认为，西方白人长期以来将世界各处的原住民类同为动物，将其放置于线性文明体系的底部，并将人类对待动物的剥削、物化等一系列“人类中心论”的话语和实践，直接复刻至与各土著民族的关系上，持续“合理化”土著民族的边缘地位[30,31]。类似地，Emel探讨了美国西部地区19~20世纪的猎杀狼狗行动，狼狗的怯弱野蛮与白人男性的正义勇敢相违背，这一对立的表征想象直接导致当地狼狗种群的灭绝，还显露出西方白人男性主义对美洲原住民的歧视与贬低[32]。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国际、国家和地方中存在的权力结构及冲突也存在于动物广泛参与的生产生活，并通过处于中心位置的动物突显出来。在国际动物保护中，Mcgregor研究赞比亚的鳄鱼保育项目时发现，发达国家的保护理念强迫当地在野外重新培育因早期受商业猎杀而大幅减少的鳄鱼，但却无视当地居民因此受到鳄鱼攻击的日常风险，此类所谓的动物保护举措实际是世界后殖民主义国家关系的一种深刻体现[33]。在国家农业生产领域，Neo研究了马来西亚中充满文化、宗教与政治争议的养猪业，探讨了“马来-穆斯林”霸权模式是如何将弱势的华裔养猪户建构为“他者”，并持续加剧马来西亚两大种族间的社会文化脱节[34]。在地方野生动物旅游方面，Laudati通过研究乌干达布温迪国家公园发现，原住民受到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不得开发与破坏公园，园区内的原住民与动物均成为外来游客凝视的“冷冻对象”，当地大猩猩受生态旅游影响越发习惯人类存在，开始逾越保护区、进入村庄、掠夺作物并造成各类破坏[35]。此外，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与动物互动亦透视出社会空间的建构与争夺。例如宠物饲养便引发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危险猫狗伤人以及动物粪便卫生问题的关注。Urbanik等研究了美国人对日渐流行的“不拴绳的狗公园”的意见冲突，养狗的人认为需要专门划定“给宠物狗自然奔跑与玩耍”的区域，反对者则认为狗的主人应在家中照顾狗，而非将可能失控的狗带入公共空间，这反映动物正将人类分化为不同社会群体，并促使他们争夺相关的公共空间使用权与社会话语权[36]。

3.2 作为生产要素的动物

以动物与人类社会不平等为研究主题的学者主要以表征角度分析动物并将其扁平化为特定符号或文本，另一部分学者则以更为激进的角度探究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实际用途与功能。马克思早在19世纪洞察到，资本主义利用各种方式无休止地将习以为常的“自然”塑造成人类的劳动产物与可销售的商品[37]。动物常被冠以“生产单位”的身份，并被视为存在于经济系统的“物品”，动物及其身体均演变为资本积累与循环的场所[38,39]。
农业生产是人类利用动物生产的最主要领域。工业革命时期，人们认为在街道众目睽睽之下宰杀农场动物是与“文明”相冲突的，希望不再目睹此过程而决定将动物隐藏在“看不到的地方”[40]。此后，冷藏储存与交通运输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疏离了人类与农村动物的空间距离，城市人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了解农场动物的生存情况，工业化的养殖模式也为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41]。诸如美国东南部的生猪与肉鸡生产基地等 “规模化畜禽养殖”（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CAFOs）的推广固然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少个体农户因此受到大企业的排斥挤压而被迫到厂房务工赚取低廉工资，同时生猪排泄物的露天排放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环境压力[42]。类似的肉类生产污染出现于集约化水产养殖，水产养殖商为增加产量而大量使用化工饲料的行为引发了社会争论，反对者认为此类水产品是背负化学污染物的“毒药”且会危害人体健康[43]。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及身体健康俨然已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角斗场，动物成为洞察新自由市场主义下的社会不公及生态破坏的重要棱镜。
除农场动物外，动物亦作为其他领域的生产要素出现于不同的空间与地方。例如，Nast提出“批判性宠物研究”（critical pet studies）概念，认为宠物是新自由主义积累制度下的后工业时代可被消费的产品[44]；Collard追踪危地马拉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发现，蜥蜴和猴子等野生动物均成为“鲜活的商品”（lively commodities）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型非法贸易由此滋生[45]。一些新动物地理学研究则聚焦于小白鼠等实验动物，他们被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用于药物测试和解剖而为人类健康作出卓越贡献，然而基因工程相关的动物伦理仍在剧烈争论中[46,47]。耕地用的牛、运输用的马和骆驼等动物在部分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生产中仍担当重要角色，这为新动物地理学者理解当地社会文化提供了新视角。Geiger等用“展演性”（performativity）探究为非洲博茨瓦纳Maun地区小农提供可负担的交通工具和粮食保障的驴子，并以驴子的生存福利映射该地区中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小农[48]。Shell则聚焦于缅甸北部及印度东北部深山老林中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亚洲象，当地人长期利用训练有素的亚洲象在洪灾救援和战争冲突中运输人员及物品，她将这一独特的运输方式视作地方政权抵抗国家的潜在力量，并据此质疑混凝土道路和铁路等现代化运输方式的绝对优势[49]。

3.3 人类对动物生命的管治

早在1984年，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出版的《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便剖析了人类控制和深爱动物的矛盾情感，人类会想方设法地改变动物的外貌与习性以符合自身审美与需求[50]。新动物地理学者将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嫁接到动物生命范畴，探讨人类与动物如何产生生命属性纠缠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业已成为热门的研究话题[51]。随着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人工授精、胚胎移植、遗传标记等生命权力控制手段迭出，人类对动物的控制愈发精细化并渗透至动物的健康和繁育等层面，人类过往对待动物如捕猎、屠杀、囚禁等暴力支配已被干预和管控动物个体与物种的生命权力运作逐步取代[52]。
“规模化畜禽养殖”是人类对动物管治生命权力的重要代表。肉类生产巨头从遗传信息与饲养技术等层面干预动物，培育繁殖能力强的动物个体并大量增殖成为肉类生产的标准化、快速化和廉价化的重要手段[53]。某种程度上，食物生产已经脱离农场土地，转移到大型公司的生物实验室内[54]。另一方面，辅助农副产品生产的机械化系统成为管治动物的新方式。Holloway研究的“自动挤奶系统”看似给予奶牛自主选择挤奶时间等更大“自由”，但实质是人类主宰动物的身体及空间活动的生命权力管治手段——乳房高度不符合该系统的奶牛会遭受淘汰，奶牛亦因缺乏户外活动容易产生跛足等疾病[55]。如他所述：“（动物）活生生的身体已经被重置为基因的表达形式”“动物也已被设定在（人类）对其进行身体评价的政治过程中”，人类精确地控制着动物是什么、他们如何生存以及如何死亡[56,57]。
此外，人类对动物生命权力的管治同样充分体现于动物保育工作，如通过基因工程、辅助繁育、生态干预等方法救援濒危野生动物。Hennessy追踪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育种计划，发现人类成功干预一只繁殖能力极强的象龟“迭戈”的数十年育种，这使得象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继续繁衍而免于灭绝[58]。然而，人类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施行“保育生命”看似中立，但依旧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Hodgetts 追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红松鼠保护行动，发现人类会通过干预生物以达成预设保护目标并取得其他利益——当地通过生物技术方法促进松貂的繁育以控制外来灰松鼠的数量，不仅保护了被灰松鼠抢夺生态资源的本土红松鼠，还使当地林业减少被灰松鼠啃食树皮的危害[59]。

4 “兽性地方”研究

4.1 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兽性地方”的研究核心从人类转至动物，相关地理学者摒弃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范式，视动物为如人类般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生命个体，并发展出丰富理论以理解动物的身体、生态及鲜活的“日常生活”[17]。受后结构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影响，“兽性地方”主题的研究常以“关联”和“混合”视角（relational and hybrid approaches）再概念化“人类-动物”的二元对立界限，以寻求一个人类与动物亲密互存的连续共同体[60,61]。
该主题在摒弃以往的人类中心本体论及认识论的思考方式后，逐步发展出更为接近动物本体的方法论[62]。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拒绝自然和社会的先验分离，不视动物等非人类对象为预先的存在，并试图将异质行动者放置于研究网络，因而成为新动物地理学前期重要的研究工具。譬如Whatmore等在2000年追踪非洲象保护网络，发现动物的虚拟身体活跃于基因库及宣传形象，但其实质身体又处于动物园和野生保护区等不同地方[63]。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亦暴露出一定缺点，有学者认为其一定程度地将动物、人类和机器等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及主体性视为同质和静止的，也忽略了不同行动者在网络中的权力不平等，同时难以认识单一动物个体作为内在生命所具备的意识、情感、认知和创造力等“动物性”（animality）[64,65]。
其后，学界以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多（跨）物种民族志”（multi- or trans-species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前往考察动物农场和动物园等人类与动物关系密切的地方，以同理和共情的态度叙写人类与动物“互动共享”的民族志，记录人类与动物日常互动实践中的平凡生活与精彩时刻[66]。学者运用此种由认知行为学、生态学和人类学民族志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文化”现象拓展到纯粹人类意义之外的动物社会[24,67]。人类与动物固然难以通过共通语言交流，但正如Buller所言：人类与动物双方确实分享了具身的生命与运动（embodied life and movement），我们均以一种生物性和社会性都密切关联对方的方式栖居于同一世界上[24]。因此，强调身体和具身、情感和情绪、展演和流动等日常生活实践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与现象学方法开始被拓展至动物世界，学者尝试以此探索和记录人类与动物共享且具身的邂逅（shared and embodied encounter），进而解释双方共同存在和行动的实质关系[68]。同样，Lorimer H主张需要探讨人类与动物共同的日常环境、户外生活和生命基本现象，据此解释两者间关系，继而更好理解“生命正在发生的事情”[69]。Burke则认为人类与动物是互补的共同体，双方共同缔造和编织着所有的经历、生存环境甚至世界[70]。

4.2 动物的主体性及其理论扩展

新动物地理学者眼中的非人类动物无论身在何处，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均为普遍存在的。然而，人类对不同动物个体以及种群主体性与能动性的感知会根据自身经历和社会背景产生巨大的差异。例如，不少人会将自身饲养的宠物视为家庭的一份子，宠物宛如人类幼儿般施展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与人类共同“协商”建构“家”的空间及意义，这种“超越人类的家庭”（more-than-human family）已越发成为一种潮流[71]。但另一方面，人类常以“物种代替个体”的整体视野与“陌生”的动物互动。Bear通过对英格兰“深海”水族馆的巨型章鱼Angelica和人类日常互动的研究发现，饲养员和参观者对她的个体性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饲养员需要“读懂”Angelica动作和了解她的个性偏好，方可在合适时间点引导其与参观者互动；但参观者对Angelica的认知层次仍停留于章鱼该“物种”概念，就如他们对Angelica此个体在该研究期间已然死亡并被取代之事无知无觉[72]。
上述研究引发了学者对于动物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在考量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时，要重视动物个体（individual）的特性和属性。不少学者“试验性”地将“权力”（power）、“流动性”（mobility）和“氛围”（atmosphere）等人文地理学的关键理论嫁接到动物世界，在《PHG》上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争论的理论观点。Hovoraka从“物种的权力关系”（species relations of power）入手，讨论了动物种群中个体与个体、与种群、与人类可能存在的社会网络关系；譬如蜂群内部有蜂王、工蜂、雄峰的分工差异，动物系统内部本身就存在等级差异和权力不平等，动物族群内部的复杂关系和具有不同权力属性的动物个体如何影响人和动物的互动值得深入研究[73]。Hodgetts和Lorimer J则提出了“动物流动性”（animals’ mobilities）和“动物氛围”（animals’ atmospheres），将多物种视角引入到传统的流动和非表征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展了两大理论的话题范围[74,75]。动物主体性是两者的核心关键，动物既是具有主动流动能力的流动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生理情况、外界的环境变化调整自己不同时空尺度的流动节奏，例如候鸟和草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和肉食动物的外出捕食；动物也是空间和地方情感维度的主动构建者，他们具有感知周边环境属性变化的能力，亦能够利用动作、声音、气味建构特定的氛围。

4.3 新动物地理学对动物伦理的再思考

自地理学家将“缺席”的动物变得“可见”以来，人文地理学中动物的相关问题大多具有伦理性[76]。Lynn提出新动物地理学正重新描绘一幅动物与人类关系的道德图景[77]，其发展出的“地伦理学”（geoethics）认为人类与每一动物个体、物种均构成一个“地理共同体”，动物伦理的对错性质实际上是由主体所处的不同地方所决定[78]。这意味着动物伦理具有高度的地理属性，譬如同一种大象会因被圈养于动物园或在野外自由生活而与人类产生迥异关系；又如人类在与大象互动时担当的驯兽师、观众、大象主人等各异角色也会改变人类与大象的关系[63]。
Johnston进一步呼吁“负责任的拟人化”（responsible anthropomorphism），即动物和人类等所有物种均共存于对世界的体验过程，人类应基于在不同地方生活生产时与动物建立的实际关系认识和了解动物，还应秉持谦虚与尊重的“负责任”态度将动物视作“可信任的伙伴”并与其相处于同一世界[64]。因此，应注意人类和动物中不同个体的主体性，一系列复杂的身份与伦理关系会在不同时空下人类与动物邂逅的时刻浮现，即一种情境主义的伦理（ethical contextualism）[79]。新动物地理学者为单纯的动物伦理提供一个动态的空间框架，并揭示出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和地方的物质实体、符号结构和场所秩序是人类与动物道德行为和伦理实践的重要条件。现代化牧场、电子动物园等赛博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当前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实践越发多元且复杂，而地理学能够发挥其空间性和整体性的独特视角优势，帮助社会更好地理解动物与人类的道德伦理关系[76]。

4.4 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存的日常实践

除偏重理论思考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动物伦理外，地理学家还重点关注与动物相关的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推进人类与动物和谐共处乃至成为地球上的生态共同体。时至今日，人与动物的不和谐互动依旧屡见不鲜，这既包含为游客制造惊喜邂逅海洋生物而侵扰动物的“伪生态旅游”等不人道行为[80]，也包括城市扩张引起人类与动物争夺生活空间[27]和野生动物侵入村落掠夺食物等人类与动物的冲突[81]。
2008年著名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出版了《When Species Meet》一书，正式、鲜明地提出“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的概念，呼吁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伴共存[82]，引发了新动物地理学者对人与动物如何共存的再思考。在新动物地理学家看来，“实践”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核心，关键在于人类懂得在邂逅动物时尊重双方差异，从自身与动物的互动中更为积极地、共情和移情地理解彼此的关系[83]。Hinchiffe在研究伯明翰水鼠时，亲自学习了解读水鼠的足迹大小深浅、粪便气味组分等活动信号的技能，“真正地”以亲身观察和追踪等方法理解和刻画动物世界[84]。据此，他认为人类应当拒绝自身对动物预先设定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表征，而应积极与动物接触和互动，并在此过程中意识到自身与动物生存于同一颗星球。同样的，在Yaukey的“圣诞节鸟类统计”活动[85]和Lorimer的斯里兰卡亚洲象保育研究[86]中，正是因为志愿者可以亲身完成调查区域内的鸟类统计工作以及斯里兰卡当地人与亚洲象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人类才能理解动物世界的运行方式，并获得识别和思考其他物种生命的珍贵体验。

5 总结与研究展望

纵观地理学发轫之始，动物在内的自然世界一直是学术研究的核心；然而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因学科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差异而渐行渐远；直至1989年，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方开始重启“人文地理的再自然化”（“renaturalization” of human geography）学术思潮[87]。动物不仅是维持自然界和谐运作的关键一环，还是人类理解自身、感知地球环境和对话自然的重要工具，在人文地理学的“重新发现自然”思潮中担当重要角色[88]。本文对西方新动物地理学的相关文献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①与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过程相似，新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动物的‘生产’与‘表征’”以及“超越人类的动物”两大理论取向；②人类与动物的多元互动关系带来的研究角度之多、尺度之丰和议题之繁对于新动物地理学研究是机遇也是挑战；③得益于人文和自然学科提供的充足营养，新动物地理学发展出颇多新的分析视角、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新动物地理学高度响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其话题多样性与视角独特性亦能为美丽中国、乡村振兴与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等政策的推进落实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新动物地理学提供了跨学科和跨理论的研究话题与方法发展，对缓解地理学科内部相互独立的困境有所裨益[89]。新动物地理学在西方学界已蔚然成风，虽然自然的社会建构[3]和超越人类地理学[21]等相关领域在近年来已被国内学者引荐至中文世界，但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对动物的关注明显不足。在国际学界，新动物地理学者已广泛地开始担忧学术知识生产受英语世界主导而产生不良影响，而要求新动物地理学的知识构建需要不断的全球化与去殖民化[90]。中国拥有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广博社会文化和前沿动物自然地理研究成果[91,92]，均能为新动物地理学、甚至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交叉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土壤。
基于此，建议从以下方面展开中国特色的新动物地理学研究：①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和谐共处。保护野生动物和维续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但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仍未绝迹。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在不少地区尚未妥善解决，部分地区过激的动物保护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动物，甚至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和动物繁衍生息中达到平衡，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仍然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与分析[93]；②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动物。伴随着城市发展理念与城市生活的转型，城镇居民与动物的接触日益频繁，交往形式越发丰富。未来研究可从文化经济、公共卫生和休闲娱乐等视角揭示城市中的人类与动物的互动，剖析宠物的收养与遗弃、动物休闲消费空间、虫害和疾病卫生防治等案例均有助于研究者重新理解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94]；③动物在乡村振兴中的能动作用。动物是畜牧业和渔业的核心生产者，目前已经逐渐演变成能为农村带来发展机遇的生态旅游吸引物。不少地区的猪、鸭和鱼等动物及其制品已成为颇具地方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林中观鸟和休闲牧场等乡村旅游方式吸引着大量城市游客，但肉类生产、畜牧乳业、水产捕捞和养殖等基本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蕴藏的人、动物、地方的互动关系仍有待挖掘。以动物视角理解他们在农业与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对总结中国乡村发展经验和预估未来具有重要意义[95]。
为更深入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倾听到动物的“发声”，探索人类与动物在更多地方上的邂逅情境，关注动物不应再“缺席”于人文地理研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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