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Transformation

  • Tang Xueqiong , 1 ,
  • Xu Haimiao 1 ,
  • Yin Duo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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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cotourism,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Yunnan,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23

  Revised date: 2021-05-16

  Online published: 202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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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as a research case, with the guidance of scaling theory,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and illustrates different actions and practices of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that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two ways of scaling in the evolution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One is to meet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of Pu’er tea by using scaling-down, the other is to meet the local development needs by using scaling-up. 2) The scaling of the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is driven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support of tea enterprises, the cooperation of tea farmers and the pursuit of tea customers. 3)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caling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subjects met the interest demands of their respective group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realized the local development relying on the tea economy.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inese tea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stival and special event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case reference for tea villag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through local festival activities.

Cite this article

Tang Xueqiong , Xu Haimiao , Yin Duo .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Transformat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42(1) : 136 -142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1.013

斗茶是历史以来中国品评茶叶优劣的一种方法[1],其历史渊源是在唐代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向朝廷提供贡茶的茶商、茶农在每年春季新茶培制形成后,民间为了考评茶叶品质优劣而展开的比试[2]。这一从唐宋传承而来的传统民间节事活动,随着时间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其内涵和社会意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今已逐步演化成为茶经济发展和茶文化推广的一种独特方式。
云南是中国普洱茶原产地,拥有悠久的茶叶品饮与消费历史。普洱茶于清朝时期走进宫廷成为贡茶,并逐步呈现繁盛局面。现代茶叶经济在云南绿色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促进茶叶经济的增长,无论历史以来是否具有举办斗茶会的传统与经验,各大茶叶产区均开始陆续举办斗茶会,意欲通过节事活动来营销茶叶并推广地方文化与意象。斗茶会由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品评活动,转换为一种地方政府联合企业主推、茶农参与配合的茶叶政治经济活动,活动内容与形式、举办地点、承办主体等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多元行动者涉入后斗茶会的尺度变化问题,愈加成为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本研究将从尺度理论视角出发,立足云南古六大茶山之首的易武茶山,选取易武斗茶会这一典型节事活动为研究对象,探究易武斗茶会发展演变涉及的地方政府、茶商、茶农以及茶客等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将斗茶会所表征的尺度概念进行下推与上推,从而达到地方建设和茶经济推广的目的。

1 理论概念以及相关研究动态

1.1 尺度理论内涵及尺度转换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对不同范围的地理过程和不同维度的地理属性进行划分、组合和再现形成的等级化的认识论框架、结构或关系[3]。尺度一般被通俗地界定为对现实世界的维度划分(如大小、范围和等级等)[4],具有多维性、层次复杂性和变异性的特点[5]
尺度类型多变,很多学者对尺度类型做了划分。传统的尺度概念是地理空间层级,可划分为国际、区际、区域、省域、地(市)等多空间尺度[6,7]。李双成、蔡运龙将地理尺度分为本征尺度和非本征尺度,所谓本征尺度是指自然本质存在的真实尺度,一般可区分为空间、时间、组织以及功能尺度等,属于自然地理学的范畴;而非本征尺度是人为附加的,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尺度,包括研究(观测)和操作尺度,指研究者对尺度的运用[8]。刘云刚认为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及实践尺度3个层面,现实尺度指实体空间的真实客观的尺度大小,分析尺度则是基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需要将尺度等级化,实践尺度则是将尺度看作一种争夺资源和利益的政治工具[9]。殷洁、罗小龙则将地理学中尺度分为制图学的尺度、方法论的尺度和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尺度[10]。由于尺度类型多变以及人们所选择的具体尺度和使用的方法不一,尺度理论的研究难以形成完备的理论和方法体系[5],有学者提出淡化对尺度概念本身的争论,将重心转移到尺度的实践过程[11]。实践中,研究者不再拘泥于尺度的静态概念,而关注尺度如何被构建和转换的动态过程。
所谓尺度转换,是指不同行动者从个人或群体利益出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将相关事件置于尺度框架之下,通过尺度上推和下推这2种途径进行转换。尺度转换研究关注到在事件中的多方主体如何在利益协商下推动尺度转换,通过“强势方”“弱势方”之间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来进行博弈[12]。在尺度下推的过程中,强势方利用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或权力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表达进行限定和压制,将弱势方的行动和诉求限制在某个低级尺度的空间内[13]。反之,弱势方通过借助外界力量扩大事件尺度,达成自身诉求,促成尺度上推。尺度转换研究关注到在事件中的多方主体如何在利益协商下推动尺度转换,从而进行权力博弈。例如刘云刚、王丰龙在对三鹿奶粉事件的研究中,分析了2个相对势力如何运用尺度转换来维护自身利益:消费者受害后通过投诉、举报以及借助媒体力量等尺度上推方式来扩大事件影响,三鹿集团则通过秘密安抚消费者等各种尺度下推手段来降低事件影响挽救企业形象[9]。在尺度转换的研究中,应着重关注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构建不同的尺度并进行上推和下移,来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目的并最终达成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

1.2 节事及其尺度相关性

Getz是节事研究的先行者,他强调现代的很多节事活动都是由古代的节赛演化或者重新策划组织而来[14]。Selberg提出节事是一种借助当地特色的传播,让外界对这一地方产生兴趣的活动[15]。节事活动带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节事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学者们对旅游节事的管理和组织模式[16,17]、节事活动中不同主体的节事感知度[18]、社会文化经济效益[19,20]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还有学者关注到节事活动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如传统节事的商品化[21]以及节事变迁中“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22]
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原本只是傣族地区特有的民族节事活动,旅游市场的催发使其从一个傣族地区特有的地方性活动逐渐演变为云南各地乃至全国都可以举办的参与、体验型旅游节事活动[21]。再如,近年来苗族花山节在中越两国地方政府介入下,规模、场地、活动内容均产生了巨大变化,由地方民族传统节庆上升为两个国家之间具有跨境交流意义的国际性活动,边界两侧的苗族民众在跨境流动中不仅维系了共有的民族认同与集体记忆,也成为了维系中越两国友好关系的纽带[23]。因此可见,在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语境下,越来越多的传统节事活动交织着保护、传承与重构的涤荡,在这种文化重构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所谓尺度转换的问题与现象。但综观现有节事研究文献,学者们较少关注到节事发展变化中的尺度转换过程,未能探析驱动节事活动进行尺度转换背后的深层权力运作机制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具有尺度转换典型性的易武斗茶会为研究对象,将节事活动置于尺度转换框架中,探究其构建和演变的历时性过程,以及不同的行动者对推动节事发展的作用,分析节事变化背后的尺度转换机制与效应,以期为探究地方节事活动驱动下本土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案例概况

易武镇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东北山区,范围内坐落着易武茶山,有深厚历史背景和丰富的茶叶及茶文化资源。易武茶山和与其所属一县的象明乡的革登、倚邦、莽枝、蛮砖以及景洪市的攸乐茶山共称为六大古茶山。而易武茶山是六大古茶山中茶园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茶山,也是其中保护最好、古树遗存最多的茶山。易武茶山是有名的“七子饼茶”的原产地,镇内公家大圆更是茶马古道的起运点。易武斗茶会作为古六大茶山重要品牌茶事活动,经过多年推广已经取得良好评价和市场反应,对推动古六大茶山区域的普洱茶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2 研究方法

易武斗茶会为一年一届的周期性节事活动,于每年4~5月期间举办,研究者于2016年11月、2019年4~5月到勐腊县城、易武镇以及象明乡进行现场调研,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与文本分析法进行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全程跟踪观察易武斗茶会各项活动以及不同活动会场的风貌,关注不同主体如何参与斗茶节事。研究对28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茶商、茶农、茶客/旅游者等,并对受访者分别编码N01,N02……N28。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主要包括斗茶会的发展历程及效应、不同主体的行动等。对茶商的访谈主要侧重参与斗茶会的目的及企业效应等方面。对茶农的访谈主要侧重斗茶会对村寨茶经济的影响、对斗茶会的感知等方面。对茶客/外来旅游者的访谈主要侧重斗茶会的核心吸引力及参与体验。在实地调研前后期,研究者通过地方政府网站、新闻报道、史料记载等渠道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与补充。

3 易武斗茶会的尺度转换过程

3.1 易武普洱茶经济与国家宏观发展的尺度相关性

从地方尺度和国家尺度的关联性来看,易武普洱茶种植、品饮与贸易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易武普洱茶的发展随时间演进经历了兴衰起落,这一过程与云南和中国整体发展脉络相契合。即普洱茶与国家命运和本土居民生活的幸福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具体而言,普洱茶发展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萌芽阶段和发展阶段。据易武镇博物馆所呈现的资料记载,易武茶树的人工种植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但由于交通不便,普洱茶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一直到唐朝才逐渐开始被世人所知。清朝时期普洱茶进入宫廷成为贡茶,被钦定为岁进贡品。贡茶制度形成后,大量外来者涌入易武做茶,普洱茶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形成了“山山有茶园,处处有人家”的格局。
衰退阶段。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战争、饥荒与疫病,茶叶贩运通道受阻,加上民众食不果腹的缺粮状况,喝茶成为了奢侈行为。于是,各路茶庄被迫停业,茶农为了谋生甚至砍伐茶树烧毁茶园以种植粮食作物。只有部分历来就保有饮茶习惯的世居民族还在采茶制茶,也正是因为这部分人及其后代对于饮茶习惯的延续才使得易武本土普洱茶品饮文化得以传承。但总体而言,当地的喝茶习俗还是受到了影响,出现了断代局面。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茶叶由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茶农茶商制茶交由供销社,少数保留喝茶传统的茶农做茶自饮,易武的茶文化逐步淡化萧条。可见,易武古镇可谓因茶而兴,却也因茶而衰。
复兴发展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易武普洱茶在中国台湾茶客的带动下迎来复兴。流落在外的一批普洱老茶被中国台湾的老茶客发现后,根据包装线索追根溯源来到了易武。他们带着模具重新指导易武人恢复茶叶的古法手工制作,使得易武普洱茶制作工艺与茶文化得到恢复。21世纪初期,普洱茶再次崛起,并在各地茶叶与文化商人的运作下开始了在云南甚至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波炒作,普洱茶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全国各地茶商与茶客的视野中,人们也逐渐开始细致的品评与区分普洱茶的口感与生长环境的差异,开启了追逐作为古六大茶山之首的易武普洱茶的热潮。从此,易武茶山逐渐出现了各类茶庄和茶厂,地方普洱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

3.2 易武斗茶会的尺度下推

1) 市场需求推动下的普洱茶消费尺度下推。随着普洱茶消费市场的复兴,普洱茶生产出现了古树茶与台地茶之分。且伴随着人们对于健康、原生态的追求和推崇导致茶客作为消费者对于古茶树的茶客偏好和对茶叶产地的严格要求。由于古树茶的生长环境和年份使其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不可复制的茶叶数量和口感使古树茶的细分价值不断提升,引发人们对茶叶的产地与品牌越来越细分,出现了尺度缩降的驱动力和可能性,导致对于特殊地方的锁定和强调。人们对古树普洱茶的偏好不断聚焦,由追求品饮云南区域尺度的普洱茶,到追求不同城市尺度的普洱茶(如西双版纳、临沧),再细分到追求县域(如勐腊县、勐海县)甚至更小范围的乡镇(如易武镇、象明乡)尺度所产出的普洱茶。可见,市场对于普洱茶的追逐,已经形成了“省-州-县/市-乡镇”的逐步下推的尺度层次(图1)。
图1 易武斗茶会构建中的尺度转换

Fig. 1 The development of Yiwu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transformation

2) 斗茶会对于普洱茶消费尺度下推的固化。为了固化茶叶市场对于易武茶叶不断细分所带来的优势,2009年易武乡政府和茶叶协会创办具有易武特色的品牌茶事活动——易武斗茶会,以此来提升茶叶经济,推广茶叶和展示地方形象。在斗茶会的组织策划中,活动的主导者遵循普洱茶的市场细分原则,采取了金奖评比和细化参与主体两种方式对尺度下推进行固化。
金奖评比是易武斗茶会中茶叶等级划分的一种方式,在所有参赛的茶料经过一番评比后,由专业评审选出最优者获得这一项荣誉。金奖评比成功将对易武普洱茶的营销由乡镇尺度下推到村寨尺度,让外界开始追逐易武所谓“七村八寨”不同口感与品质的普洱茶。2013年,地方政府联合大型茶企——祥源茶厂参与斗茶会,开展采茶比赛、制茶比赛、贡茶原料评比等活动,评出的金奖茶叶现场拍卖成为斗茶会的高潮环节。2018年落水洞原料金奖茶拍成20万元/kg,而2019年原料金奖曼秀茶5 kg成交价107万元。金奖评比强化了同一茶区内不同村寨的茶叶的差异性,曼秀、落水洞、麻黑等获得金奖的村寨茶叶价格显著提升。金奖茶成为引导茶客购买易武茶叶的风向标,从外地到易武寻茶的茶客,会亲自去往获得金奖的村寨看茶,意图在购买最为正宗易武茶叶的同时一睹茶山风采。茶农们以所在村寨曾获得金奖为谈资,向来访者介绍本村寨的茶叶。对于易武整个茶区来说,金奖评比提升了区域内普洱茶的品质和名气,使得易武镇整体茶叶经济稳定发展。
为了继续迎合普洱茶市场对于茶叶产区尺度不断下推的趋势,易武镇政府采取了不断细化参与斗茶会主体的方式,将营销单位再次细化由村寨尺度下推到村组尺度。第一届易武斗茶会活动参与者以及活动范围均局限在易武镇的范围内,规模相对较小。第二届斗茶会参与评比的对象扩大至六大茶山20个主体,2019年斗茶会的参与主体再次细化出33个村组(表1)。由于参与主体的细分,不同村寨茶叶的差异更为细微,专业普洱茶评审专家需要非常仔细地去区别不同村寨茶叶的茶味,将茶叶分出不同的等级,而这些差异则在市场上转换为茶叶之间的差价,对不同村寨的茶叶进行塑造和升值。
表1 2019年斗茶会参赛村寨

Table 1 Villages in the tea competition festival in 2019

古茶山 参与斗茶会评比的村寨
易武茶山 金厂河村、中山上寨、布龙河村、高山村、
落水洞村、曼秀村、三合社村、易比村、
曼洒村、刮风寨、丁家寨(瑶族)、
丁家寨(汉族)、旧庙寨、倮德寨、大寨、
新寨、张家湾寨、易武村委会
攸乐茶山 亚诺村、司土老寨、
洛科新寨
蛮砖茶山 曼庄村、曼迁村、曼林村
倚邦茶山 倚邦村、麻立树村、曼拱村
革登茶山 值蚌村、新酒房村、撬头山村
莽枝茶山 安乐村、秧林村、曼丫村
参与主体的细化使不同村寨茶叶的差异被凸显出来,固化了茶客对普洱茶“七村八寨,寨寨不同”的认知,也将利益主体下推到更小的个体,一个个具有优质茶的村寨在斗茶会中逐渐被发掘。参与主体的尺度下推,不仅满足了茶叶市场对优质普洱茶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了普洱茶产区和茶农的发展诉求。

3.3 易武斗茶会的尺度上推

1) 区域发展背景下易武斗茶会的县域化。伴随易武斗茶会愈加轰动的效应及其掀起的品饮易武茶的热潮,易武镇茶经济快速发展,勐腊县整体呈现出发展格局的不均衡性。因此勐腊县政府意图借助易武斗茶会这一发展平台,推动斗茶会从村镇尺度到县域尺度转化,对斗茶会的主办方、参与者、活动范围和内容等做出了调整,力图借力尺度上推带动整个县域的茶叶经济发展。
首先,活动主办方由易武镇政府上升为勐腊县政府。易武斗茶会举办之初是由易武镇政府和易武镇茶叶协会主办,只是一个乡镇活动。从第二届斗茶会开始,主办方变为勐腊县政府,从官方层面上将斗茶会尺度上推为县级活动。2013年,祥源茶厂加入,斗茶会从一种茶叶评比活动转变为政府力量与农资企业联办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其次,斗茶会的参与主体和活动空间由易武镇扩大至勐腊县范围。2019年斗茶会以“论茶-祭茶-斗茶”为活动主线,在勐腊县城-象明乡-易武镇三地布局。开幕式和茶文化论坛于县城举行,邀请更多的茶企、茶客、专家及媒体等共聚勐腊,博得了更多的市场宣传与营销。象明乡于孔明山举办“勐腊茶祖孔明祭茶大典”,包括宣读誓词、击鼓鸣号、供奉祭品以及上香仪式等环节,打造和营销象明茶叶品牌。易武则传承传统斗茶会的斗茶主题和系列斗茶活动。
在勐腊县政府的推动下,易武斗茶会成功将古六大茶山推介在茶客的视野中,提高茶山名气的同时,带动了整个勐腊县普洱茶经济的发展,使得斗茶会实现了从乡镇尺度到县域尺度的上推。
2) 跨境合作背景下易武斗茶会的尺度跃升。勐腊县地处中国、老挝两国接壤区域,是中老两国间的联系纽带。位于勐腊县的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对接,是中老两国唯一的国家级一类口岸。为了推进中老两国的交流和贸易,先后设立了云南西双版纳磨憨经济开发区、云南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国际合作区。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加突出了磨憨-磨丁口岸的重要性。
从茶叶的联系上看,易武镇与老挝边境的茶山仅有一山之隔,茶叶是中老边境互市的商品之一,已形成跨国商道[22]。由于中老两国对茶叶的需求差异,中方的普洱茶经济比老挝发展更好,大多情况下,老挝的茶叶市场是要依靠中国茶商来运行的。2019年易武斗茶会直接更名为“勐腊(国际)贡茶文化节”,成为勐腊政府与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云南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共同合作主办的节事活动。主办方为老挝的进口茶设立了展位,供往来茶商与茶客品鉴。易武斗茶会到勐腊(国际)贡茶文化节的尺度上推,使其从县域尺度直接跃升为国家尺度,加强了中国和老挝间茶叶的流动,助推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共同发展,同时促进中国和老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发展,极大提升了斗茶会的国际影响力。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选取易武斗茶会为研究对象,引用尺度理论,分析节事活动发展演变背后的利益主体转换及其推动下呈现出的一系列尺度转换方式。茶客根据云南普洱茶的市场导向在“省-市-县-村”不断缩降的尺度中找寻最原真、最具风味的普洱茶。地方政府抓住此契机,以斗茶会等节事活动作为地方发展的突破点,联合茶企巩固茶价,打造地方品牌和形象。而茶农亦借此节事活动带来的氛围与效应实现了本土发展。在将资本引入、品牌固化后,地方政府转而通过扩大节事活动行政等级与空间范围等手段,助力本土普洱茶需求朝向更加宽广的范围推进,意图实现全域发展,消除市场需求差异而带来的茶乡财富不均衡性。易武斗茶会的变迁完整地演示了行动者之间在各自发展诉求下所驱动的斗茶会尺度转换的过程,即政府推动,茶企支持,茶农配合与茶客偏好。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为节事活动的举办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经济支撑与宣传渠道,从而达到推广地方特色、发展地方经济和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目的。
首先,研究从尺度转换视角切入,对于节事活动举办、推广的机制及其效应进行了系统解析,为深化节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与方向。近年来,为了宣传城市形象、实现地方发展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食节、啤酒节与音乐节等各地各类节事活动已然层出不穷。这些节事活动曾一度受到大众的偏爱和青睐,被认为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宣传的有力抓手,但近年来各地居民与游客对于雷同且缺乏新意的节事活动热情已然逐渐衰退。因此,要保持活动的热度并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就需要解析节事活动举办并逐步推广的驱动力机制及涉及其中的行动者的多元化诉求,根据市场导向不断更新活动模式和内容,在保持活动原真性的前提下注入新的文化色彩。易武斗茶会的发展演化过程,为研究节事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但要注意的是,在尺度转换过程中,应关照到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针对地方特色和活动特色合理利用尺度工具。
其次,研究丰富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普洱茶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斗茶文化作为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探讨而缺乏立足本土茶乡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易武斗茶会的发展进行剖析,探究了斗茶会举办的驱动力机制及其为当地带来的影响和效益,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品饮中国特色茶叶背后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茶文化的实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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