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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

2022 , Vol. 42 >Issue 5: 907 - 91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2.05.016

Landscape Featur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laid Porcelain Decoration in Hue Imperial City of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

  • Wu Tong , 1 ,
  • Zhan Jia , 2, * ,
  • Guo Yakun 1
Expand
  • 1.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 2. School of Art and Archaeology,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5-07

  Revised date: 2022-02-13

  Online published: 2022-05-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6BZS020)

Key Research Base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Jiangxi Universities(JD17087)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of Young Marxists in Jiangxi(19QM61)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Fold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document sorting, etc., taking the main palace restored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in Vietnam Nguyen Dynasty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design to extract and identify the spatial pattern, decorative themes, color configuration, it reveals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with Chinese Lingnan inlaid porcelain deco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laid porcelain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culture in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of Lingnan, and the reason why the Vietnamese official inlaid porcelain style is formed i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similar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interregional radi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eramics and the favor of the ruling class of the Nguyen Dynasty,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laid porcelain decor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ingeniousness, beauty and complexity, showing the imperial power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riarchal rites and the will of the country, and has become a model of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of the royal palaces in Southeast Asi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ctiva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Imperial City of Hue, Vietnam; inlaid porcelain decoration; Lingnan area; cultural landscape

Cite this article

Wu Tong , Zhan Jia , Guo Yakun . Landscape Featur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laid Porcelain Decoration in Hue Imperial City of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 42(5) : 907 -917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5.016

建筑装饰是建筑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内容，作为建筑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建筑装饰映射出特定地域环境中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等特征，成为识别地域建筑景观的重要标志。顺化皇城为阮朝的行政中心，堪称越南乃至东南亚经典的皇家建筑群，是中越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查考以往相关成果，国内外针对越南顺化皇城研究大致为3个方面：一是论证中、西文化影响下的顺化皇城。研究多在中、越、法三者关系背景下分析顺化皇城宫殿选址布局、空间形态及建筑规制等，指出顺化皇城形貌为吸收中西文化元素且融合越南本土化的结果[1,2]。二是在汉喃文献基础上，分析顺化皇城的建筑及装饰特点。着重讨论《大南一统志》中皇城宫殿营建制度，对中国筑城法式的吸收与改造，论述越南阮朝顺化皇城陶瓷马赛克与绘画相结合的装饰艺术效果[3,4]，虽明确提出受中国装饰影响，但并未深入展开。三是宏观论述中国文化对越南及东南亚的影响。从历史及地缘的角度，以物质、制度、精神3个层面阐释古代中国文化在越南及东南亚的影响与演化[5,6]。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焦点多集中于中西文化影响下的顺化皇城及宫殿建筑规划、形制等问题。建筑景观方面，国外学者关注于建筑景观与地理环境的可持续性，建筑、园林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等[7,8]，国内学者则聚焦于传统村落景观、城市建筑构成及空间分异规律和旅游开发等问题[9,10]。对于陶瓷文化景观，侧重将陶瓷作为绿色环保材料应用于现代城市景观和公共环境的相关研究，以及窑业经济发展特点等[11~13]，缺乏对古代中外建筑的陶瓷装饰景观及其时空变化的地理学解读，部分文章虽有涉及，但多为概括性介绍，系统性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以顺化皇城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地理学和设计学的视角，立足于实地田野考察，提取识别越南阮朝皇城嵌瓷装饰的景观特征，从空间格局、装饰题材、色彩配置3个维度专题研究，分析越南与中国岭南嵌瓷装饰的承接关系与影响机理，助力中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1 顺化皇城概况

顺化皇城位于越南中部承天顺化省顺化市(107°34′38″E、16°28′13″N)（图1）。《大南一统志》[14]：“京师统山海之会，居南北之中，气候和平，山水奇秀。大江罗其前，峻岭卫其后。皇城坐西北朝东南，面对香江，背靠御屏山，根据中国风水五行之理兴建。《大南实录》[15]记载：“甲子嘉隆三年(1804年)夏四月朔夏，己未砌筑宫城皇城。皇城四面通长六百十四丈，砌砖高一丈五尺，厚二尺六寸，池左右后三面通长四百六十四丈一尺”。在原西山朝皇城基础上，以中国明清紫禁城建筑风格为蓝本扩建，于明命十四年(1833年)完成，营造时长约30 a。护城河环绕皇城，皇城环绕紫禁城，整体呈方形(图1)，面积达520 hm2，以中轴对称、一殿一广场院落渐进式布局，遵循主中次侧、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原则排列，诸司衙署按职能分布中轴线两侧。20世纪60年代顺化皇城遭战火侵袭，多数宫殿仅剩遗址，今保存并修复了午门、太和殿、庑殿、太庙、延寿宫、长生宫、肇庙、阅示堂和太平楼等，恢复了处理朝政、祭祖祀典、生活起居的主要建筑。
图1 顺化皇城区位与宫殿空间分布

Fig. 1 The location and palace space distribution of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嵌瓷是顺化皇城装饰的主要手段，以绘画、雕塑为基础，通过瓷片拼接、叠嵌物象，色彩妍丽、造型纷杂。《抚边杂录》[16]：“厦屋巍峩，彩綦辉映，远垣环庑，门户四达，彤刻绘饬，穷极人工。诸堂室皆瓮石平碁，内外复墙，皆砌厚数尺，以石灰瓷片，并列碁中。又在对岸作龙、虎、麟、鸟、花卉之形”。皇城建筑布局虽与中国紫禁城一脉相承，但建筑装饰却将琉璃换成嵌瓷，构件组合、纹样题材表现出鲜明的岭南特色，其珠围翠绕和繁复多彩的嵌瓷装饰成为阮朝独特的建筑艺术，体现出中越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与融合性。

2 顺化皇城嵌瓷装饰的景观特征

顺化皇城在吸收中国岭南寺庙、宗祠、宅第等民间建筑景观基础上，发展为阮朝皇宫建筑装饰，成为越南本土化的显著标志。

2.1 空间格局的景观体现

解剖顺化皇城嵌瓷设计，关键是寻找其重要的载体，仰视的屋顶和平视的墙体构成了建筑高度和进深比例统一的特殊空间格局。而嵌瓷装饰置于建筑立面的原因有二：其一，瓷饰部位受中国岭南建筑装饰影响，具有稳固墙体的实用功能，但顺化皇城嵌瓷又有其独特的样式；其二，嵌瓷的美化功能，置于屋顶犹如璀璨的冠冕，置于墙体犹如华丽的盛装，彰显了皇家风范。

2.1.1 屋顶嵌瓷

从空间形态看，屋顶嵌瓷装饰比例较大，是整个建筑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化皇城主要宫殿多采用重檐歇山式屋顶，如太和殿(图2)等级虽低于明清紫禁城重檐庑殿顶，但阮朝习用“trùng thiềm điệp ốc”(重檐叠屋)象征建筑等级。即南北两栋建筑相连，面阔9间，进深7间，纵向重檐，横向叠屋，两顶长约30 m，前顶高约10.2 m，后顶高约12.4 m，横间沟渠可排雨水，两侧釆用瓷兽吞头连搭装饰，整体呈南低北高之势。由于屋顶结构不同，嵌瓷装饰具体分布在以下部分。
图2 顺化皇城太和殿侧俯视图

A1/A2， 正脊 (a1-1/a2-1，脊刹；a1-2/a2-2，1/4处；a1-3/a2-3，端尾；a1-4/a2-4，立面)；B1/B2，垂脊；C1/C2，戗脊；D1/D2，围脊

(d1/d2立面)；E1/E2，角脊；F1/F2，山花；S1/S2，窗棂

Fig. 2 Top view of hall of supreme harmony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①正脊。中段脊刹冠载瓷饰总长约1.9 m，高约1.3 m，置于屋顶最高处，是宫殿重要的装饰位置，1/4处为对称朝内的装饰单元，两端装饰于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瓷饰长约2.9 m，高约1 m，体量大且高于屋顶，以彰显屋主及建筑本体的地位。正脊前后2个立面有“一画一诗”的图绘和御制诗词，为阮朝独特装饰，从位置到形式具有鲜明的等级意义和艺术特色。②垂脊。瓷饰置于正脊两侧前后坡平行向下的延伸部位，端头立面造型长约1 m，高约0.7 m，规格相对正脊较低，构成屋顶空间视觉转换的节点。③戗脊。太和殿戗脊长度较短，瓷饰位于两侧戗挑上，长约1.5 m，高约0.7 m，与垂脊装饰物相接呈45°方向，高度低于垂脊，起支戗作用。④围脊。珐琅图绘与御制诗词小品饰于围脊一周，合角兽围合四角，作护角防水的装饰构件，常在顺化皇城等级较高的宫殿、庙宇上使用。⑤角脊。瓷饰置于重檐下檐层四侧翼角45°端头位置，体量较大，长约2.7 m，高约1.5 m，呈对应状态，作用与戗脊同。

2.1.2 墙体嵌瓷

山墙。屋顶两侧山花部位以浅浮雕拼贴叠嵌正面龙首图案，细节精致，填补墙体厚重、单调的视觉效果，利于营造靓丽的空间场域。
窗棂。瓷饰镶嵌在棂框和棂条上，变化墙面装饰，色调同一，细部构造考究，构成墙体装饰图案的繁复与统一，保持了空间采光、通风的布局。
照壁。皇城内照壁多为一字形门内照壁，设在寝宫和内院，立面瓷饰在壁身中心和四角，以贴嵌或镂空式占据照壁大部分，色彩绮丽，装饰醒目。受中国风水理念影响，讲求藏风聚气、过渡内外空间和转换空间的作用。
嵌瓷装饰的结构规制、位置尺度构成了顺化皇城的空间秩序，划定了装饰体系的基本职能，瓷饰空间序列体现特定环境中君权至上的表达形式，具有影响空间感知行为的属性，即收束和引导视线，又增添层次，达到了严整庄重与视觉美感的协调统一。

2.2 装饰题材的景观体现

嵌瓷装饰题材是建筑景观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看作符号和象征系统，更关注社会文化与景观之间的相互形塑与影响[17]。因此，辨析顺化皇城主体建筑瓷饰的景观标识性维度与景观象征性维度，即可发现中国儒家文化的宗法、伦理的印迹，多重装饰题材烘托出皇宫的威严，传达出越南较强的文化吸收与融合能力。其装饰题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4种类型。

2.2.1 祥禽瑞兽

龙凤纹样作为统治阶级的专属题材，在宫殿装饰中应用最为普遍。越人自誉为龙子仙孙，10世纪丁朝宫殿中龙纹就已出现，历经李、陈、胡、黎等朝代，至阮朝明命时期，龙纹主题在材料和形式上达到顶峰，宫殿龙饰通身嵌瓷，盘曲似蛇形，犄角短小，眼鼻凸出，仰首张口，整体风格轻盈、简洁。龙象征皇权，在太和殿屋脊和飞檐上，龙型瓷饰多达32件，脊刹龙首托青花葫芦瓶，呈飞腾定乾坤之势。凤代表美德，体现女性形象，在延寿宫屋脊上，凤型瓷饰多达22件，凤鸟姿态高贵娴雅，作展翅飞翔状，与祥云、火珠等作组合搭配。在越南考古学研究中，龙、凤组合形象代表此时期皇室的正统和威仪。
蝙蝠题材常被装饰在宫殿山墙上。受汉文化影响，用“dơi”(蝠)隐喻“phúc”(福至)[18]，以浮雕式青花瓷片嵌饰在延寿宫、午门等山墙中心，结构对称，展翅倒悬，寓意“福从天降”，以蝙蝠题材传达祈福纳祥的愿景已演变为皇城宫殿独特的文化符号。
狮子题材继承11世纪李朝的佛教神兽，在升龙皇城和鲁江行宫遗址筒瓦残片上可见此瑞兽形象，越南民间称其为麟、猊，阮朝作镇宅驱邪之用。在左庑殿和右庑殿屋脊上，狮头昂首卷毛，动态造型与中国岭南狮子特有的活泼憨态趋同，置于重檐翼角与围脊相交处，既是结构的衔接支撑，又为重要的装饰部件。
此外，麒麟、鹿、马、兔、喜鹊、龟、鱼等纹样多以组合构图于脊堵，体量较小，动静有常，形态各异，传达阮朝统治下的和平场景。

2.2.2 文字宝器

自秦朝在交趾、九真设郡，汉字便作为官方文字传入越南。1839年，明命帝奏请清道光帝向越南颁发《康熙字典》,以供越人学习汉文。嗣德帝曰:“吾越文明至士燮以后，盖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19]。因此，汉字成为维护秩序、规范行为、传递思想的重要表征。文字题材在顺化皇城装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宫殿、廊庑、照壁、门楼等建筑构件上大量列置。皇宫牌匾以汉字书写；窗棂、照壁以寿字纹雕饰，单字构图，成圆形透雕状，瓷片嵌于内，四周饰蝙蝠、宝器、花卉，具有天赐福寿之意；脊堵、楹联以五言绝句装饰，仅太和殿内、外诗匾就达300余件，内容多宣扬天命血统与和平繁荣，如内诗匾“文献千年国，车书万里图。鸿庞开辟后，南服一唐虞。”外诗匾“天心蒙眷祐，人意本能知。百姓恬熙日，四方宁谧时”。等诗画结合的装饰。
宝器题材在皇宫装饰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包括扇、玺、盒、葫芦、犀角、毛笔、画卷、琵琶、棋盘、玉板、渔鼓、如意、剑、花篮等浅浮雕图案，各类杂宝均系绶带，常与文字有机组合排列于围脊立面空间，顺应阮朝崇儒尚文的思想，反映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观。

2.2.3 神仙人物

神仙人物题材鲜明，尤以太平楼装饰最为华丽，太平楼为一幢两层藏书楼，是皇室成员读书、写诗之地。在北屋一层西侧山墙内壁雕饰福、禄、寿三星君(图3)，开光构图，由左至右列序，以青花瓷嵌饰的俯身老者为寿星，以青瓷嵌饰的峨冠博带者为福星，以彩瓷嵌饰的古代官员身边一童子为禄星，疏密得当，诸彩明快。三星君在明、清时为常见的装饰题材，此母题传入越南后，与民间信仰混杂并逐渐越南化，被称为“Phúc”“Lộc”“Thọ”。福星司祸福、禄星司富贵、寿星司生死，三星君是越人最为熟悉的神灵，常一并奉祀，作为精神寄托。阮朝国家独立，社会安定，安置于屋顶上蕴含三星高照，国泰民安。
图3 顺化皇城太平楼福、禄、寿三星君

Fig. 3 Three gods of fortune, prosperity and longevity of Thai Binh Pavilion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故事题材主要饰于太平楼门廊位置，以横向场景构图，多为情节化人物故事，雕绘皇帝、官员、士兵等人物，身着朝服，神态各异，呈现出阮朝官场系列叙事场景。此外，在肇庙围脊上还有《二十四孝图》等名人轶事、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等题材，巧妙地糅合现实与虚幻，展现出忠、孝、礼、义等典型儒家伦理教化观念，反映阮朝政府祈保臣民良善，江山永固的时代风貌。

2.2.4 草木花卉

草木花卉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约占顺化皇城总脊饰的3/5，按类型可分为：花形(莲花、牡丹、梅花、茶花、菊花、柠檬花等)、树形(竹、松、柳等)、果形(桃、葫芦、荔枝、石榴等)、叶形(忍冬、惹草、藤蔓等)4类。
草木花卉图案一般多作集锦式辅纹衬托主体物，以对称式与垂直式构图为主，形状、大小、动态、层次，各尽其致，繁密之极，表达百花呈瑞，盛世升平。越南视莲花为国花，象征着力量、吉祥、平安、光明，一切美好理想皆以莲花表示，顺化各宫殿中均饰有莲花纹样；梅竹菊松，越语称“tứ thời”(四时或四贵)，梅为春，竹为夏，菊为秋，松为冬，象征四季和轮回，具自然属性，常与假山禽鸟组合饰于皇城门楼和廊庑，是永恒、幸福的集合。
在顺化皇城题材选择上，统治者借用部分中国文化元素建构其特有的政治空间，注重各类题材的组合搭配丰富宫殿装饰，维系和强化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巧妙地运用祥禽瑞兽、宝器文字、神仙人物、草木花卉题材，通过借喻、比拟、谐音等表现手法，营造出装饰与寓意相结合的建筑景观，展现了丰富、联结、生动的空间图景。

2.3 色彩配置的景观体现

顺化皇城主要宫殿虽历经改造与重建，但瓷色依旧可见当年原貌，呈现出阮朝统治阶层对形式层面和文化语义的能动建构。而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空间不再是简单的几何形态，而是可供分析与解读的文本[20]。通过对门楼、外朝、内廷、祭祀区4种典型单体建筑(即午门、太和殿、长生宫及肇庙)的专项色彩景观单元考查，笔者发现各宫殿色彩语码皆遵循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配置，陶瓷彩饰寓于整体物象色彩中 (表1)。
表1 顺化皇城宫殿色彩配置组合

Table 1 Color configuration combination of the building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2.3.1 屋顶

基于RGB色彩空间，屋顶整体以大面积琉璃瓦为主色调，午门主楼和阙亭为黄、绿两色，太和殿和肇庙为黄色，长生宫为绿色。阮朝在中国建筑制度影响下形成了严格的用色等级制度，色彩肌理成为崇尚礼制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黄色琉璃是最高等级颜色，代表中央方位和至高无上，为帝王专用色；黄、绿混合色、绿色琉璃是第二等级颜色，用于门楼、后宫等次级建筑；而灰色琉璃则用于民居等低等级建筑。

2.3.2 屋脊

屋脊局部以瓷片色为辅色调，由主到次排列为红陶、青花瓷、彩绘瓷、白瓷、青瓷、色釉瓷等6种基本母色瓷，其中，白瓷与青瓷作调合色。在不同形状、面积、色相中有序穿插组合，形式妍丽繁缛且不失严谨。以正脊两翼龙形瓷色介质为例：①门楼：午门是皇城正门，被视为阮氏王朝的面孔，极为注重颜色空间的层次性(图4a)。红陶、青花瓷、彩绘瓷嵌饰主体，红陶片铺陈龙鳞，青花瓷嵌于龙须、背鳍、鬣毛、尾鳍和流云上，彩绘瓷则饰于鼻、下颌、火焰披毛等处。用色部位采用冷暖色差互补的原则，增强纯度与明度对比，表现行龙飞扬灵动之感。②外朝：太和殿是朝廷举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图4b)，红陶、青花瓷、彩绘瓷、白瓷装饰主体，红陶片堆叠排列作通身鳞甲，青花瓷、彩绘瓷、青瓷嵌于龙角、背鳍、鬣毛和流云，白瓷作腹甲轮廓线，色釉瓷则少量点缀龙首和尾鳍，整体嵌套区间以瓷色的简繁对比比、穿插呼应体现龙云交错的祥瑞之气。③内廷：长生宫为皇后寝宫，象征女性的身份，所以正脊两翼以凤形为饰(图4c)，青花瓷镶嵌主体，白瓷、青瓷交相搭配，3种釉色呈现出浓淡深浅的变化，彩绘瓷作流云点缀色，黄、红色少见，整体以蓝色为主色调，蓝色在越南代表着女性安静、阴柔和谦逊的性格。顺化皇宫中凤形脊饰皆为蓝色，与龙形暖色脊饰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尊卑高下、主次分明的封建文化特征。④庙宇：肇庙为祭祀肇祖阮淦的庙宇(图4d)。青花瓷、彩绘瓷、白瓷装饰主体，与午门和太和殿龙饰颜色的视觉效果不同，肇庙以青花瓷片为基调饰于龙首和鳞甲，白瓷饰龙角，彩绘瓷嵌于火焰披毛、肘毛处并连接流云，青花与彩绘交相搭配鬣毛和尾鳍，青瓷、色釉瓷则填补细节，色层互辅，和谐有序，以衬托宗教建筑的特殊性。
图4 顺化皇城午门、太和殿、长生宫、肇庙正脊龙凤形

Fig. 4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s on the main ridge of the Ngo Mon Gate, Thai Hoa Palace, Truong Sanh Palace, and Trieu To temple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值得注意的是，绿、褐等玻璃片作为点缀色出现在景观单元中，在黄、白、红等墙体映衬下，与瓷片有机结合，相互辉映，而玻璃料经考证一部分为来自日本和欧洲地区。综前所述，色彩配置作为区分建筑的手段，已同封建秩序联系起来，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重要标志。采用多重瓷色来显示色区的空间层次是功能的需求，统治阶级为达到独尊的目的，保持宫廷建筑空间系统内的差别，使装饰样式有别于民居建筑，更加注重屋顶、屋脊色彩的明丽和局部的精细，从而呈现出庄严活泼、异彩缤纷的律动效果。

3 中国岭南嵌瓷装饰对阮朝顺化皇城的影响机理分析

顺化皇城建筑装饰呈现的本土化特征是越南宫廷文化形态的产物，但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更多受到中国岭南嵌瓷装饰的直接影响。
从认知论和发生机制看，建筑装饰在地域叠加下会产生文化景观，而其景观基因源自地域文化景观传承性文明的始源文化。嵌瓷始于明、盛于清，是中国岭南民间建筑装饰工艺，与陶瓷生产密切相关。明代早期利用废弃瓷片在屋脊或檐边嵌贴简洁图案，至嘉靖、万历时期随着五彩瓷的出现，工艺技法娴熟，嵌瓷装饰艺术迅速发展。如始建于1899年广州汕头存心善堂大峰庙，空间装饰较自由，无特殊程式，以瑞兽、花卉和神话故事为主，运用多色配合、对比色表现来达到鲜艳明快的艺术效果，装饰风格表现出平和、世俗的特点。
越南嵌瓷装饰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具体出现年代不详，早期鲜见于庙宇和公社中。19世纪末，越南嵌瓷蓬勃发展，阮朝工匠借鉴中国岭南民间传统嵌瓷工艺和装饰元素，将嵌瓷与越南本土文化相融，技艺日臻成熟后，逐渐为皇室专有，应用于顺化皇城。首先，宫廷嵌瓷装饰带有越南封建社会等级体系的再建构，装饰目的表现皇权的正统地位，表征出具有秩序、尺度、意义的景观空间，其组织排列与岭南瓷饰传统基本一致。其次，题材多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涵盖中国岭南地区典型的主题图案和设色模式，又与阮朝皇权思想融合共通，集合成一个完整的建筑装饰系统，并揭示其形态、功能、语义的空间融合与生成机制。最后，经过自我调适，将中国岭南民间嵌瓷装饰上升为阮朝官署嵌瓷装饰，使其在越地实现不同性质的身份转换，熔铸了越南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蕴，呈现多元文化混合性特点，成为其建筑文化中的一种“精神图腾”，反映出越南建筑景观的演进。
地理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将其作为空间行为的对象，而是深入文化本身，探讨其对于空间的建构与塑造作用[21]。通过梳理中国岭南与越南顺化皇城嵌瓷装饰发展脉络，发现中越区域间建筑装饰存在承继关系，其形成机理与中国岭南民间嵌瓷装饰一脉相承，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

3.1 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

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顺化皇城承袭中国岭南地区嵌瓷装饰的内在动力。受地理决定论的影响，越南和传统岭南地区壤土相接，山海相连。《汉书·地理志》[22]：“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 。自秦代在越北设象郡，汉代于越北部至中部设交趾（越南东京）、九真（越南清化）、日南（越南顺化）3郡，唐代设安南都护府，明初设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越南北、中部均在传统中国岭南区域范围。两地拥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纬度较低，皆处于北回归线区间和近赤道地带，夏长冬短，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洋性气候特点明显，故年平均湿度可达80%，年平均气温23~27℃，年平均日照1 200~1 900 h，年平均降雨量1 500~2 500 mm，总体以湿度大、气温高、日照长、雨量多为主要气候特征[23]。
气候条件对建筑装饰材料有较大影响，而经高温、低温烧制的岭南嵌瓷，瓷片质地坚实，具有耐日晒风吹、防雨水雷电、抗腐蚀氧化、避湿潮虫害等抗自然袭扰的功能属性，贝灰、草筋灰和蔗糖调制的灰泥黏着牢固，其他户外装饰材料则难以替代。在顺化高温、湿热、多雨的热带环境中，瓷釉仍历久弥新，璀璨夺目，而屋顶的透雕嵌瓷更有利于消减风力、散热排水，所以成为顺化皇城采用中国岭南嵌瓷装饰的因素。同时，从生态环境系统看，顺化与岭南同属农耕区，瓷料装饰更易于在传统农耕区传播和接受，相似的气候环境下两地四季常青、百花争艳、色彩斑斓，终年不绝。农、林、渔等物产富庶，为嵌瓷工匠提供了大量的取材元素，这种半自然、半技术的景观类型则充分表达出自然与建筑景观的综合表征，营造出既具有中国岭南装饰风格，又体现越南本土化的审美情趣，且蕴含因地制宜的科学精神。故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嵌瓷装饰逐渐被越南皇家宫殿、衙署、庙宇、园林、陵墓所广泛采用。而这也便是顺化皇城在建筑布局、形制上仿效北京故宫，在建筑工艺、材质上却异于北京故宫的原因。

3.2 中国建筑陶瓷的区际辐射

中国建筑陶瓷的区际辐射是顺化皇城借用中国岭南地区嵌瓷装饰的外在动力。阮朝建立之初，正值清朝中期，中国制瓷业处于鼎盛时期，陶瓷由粗至精，由单色到多彩，分工精细，规模庞大，种类丰富。景德镇由“官搭民烧”到“官民竞市”，成为世界陶瓷生产中心。与之呼应，德化白瓷、漳州汕头器、石湾建筑陶瓷等岭南产品别具一格，而祠堂、宫庙、会馆、学宫、书院等装饰推动了建筑陶瓷的发展，如潮州枫溪、高陂、九村等地，大量烧制彩瓷及其产生的碎片，是美化建筑的最好材料。
从时空邻近度视角看，人的空间移动总是由近至远。中越两地长期的陶瓷贸易和大量侨居越地的中国移民，特别是绅商宗族和殷实之户，因思故土，便将其会馆、家宅、宗祠等建筑遵循原乡样式设计，同时把建筑陶瓷带入河内、顺化、同奈、西贡、前江、河仙等地。1679年，广东龙门总兵杨彦迪与雷廉总兵陈尚川等率数众迁居顺化等地，阮氏政权将之遣往嘉定一带，辟地垦荒，构立铺市，杨彦迪于美湫地区，“起房舍，集华夷，结成廛里。治南为美湫大铺市，瓦屋雕甍，高亭广寺，洋江船艘，帆樯往来如织，繁华谊闹，为一大都会”[24]。陈上川于边和地区，“瓦屋粉墙，岑楼层观，炫江耀日，联络五里。经画三街，大街铺白石甃路，横街铺蜂石甃路，小街铺青砖甃路”[24]。18世纪初，广东雷州人鄚玖依附阮主，委任河仙镇总兵时，立村社，筑城郭，使河仙为华夷杂处之地，其子鄚天赐管理后，兴建三宝寺、关帝殿、孔庙、萧寺、会同庙、鄚公祠等庙宇。《清朝文献通考》[25]：“有城以木为之，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鄚氏于异域开发治理过程中在城邦格局、筑室文化等方面仍效仿并保持原乡模式，建构起充满浓郁华风色彩的海陬之邦。可见，以中国为中心的陶瓷文化圈南向辐射至近邻越南，其中，华人作为驱动媒介，入居越地后仍保留中华文化传统，筑屋立市循岭南之习，皆以陶瓷作为建筑材料，将中国建筑思想、装饰形式和营建技术传播越南，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越南的宫廷、庙宇、陵墓等建筑，并一度成为顺化皇城最高级的装饰构件。

3.3 阮朝统治阶层的青睐

统治阶层的青睐是顺化皇城官式嵌瓷装饰出现的人为驱动力。阮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便“起宫殿，制朝仪”，且独立后，阮世祖嘉隆帝更以“南中华”和“大南帝国”正统自居，视满清为夷狄，自我认同上保留越南身份，文化上却继承中华文明，治理国家过程中依旧以中国文化思想为依据，朝廷谕旨、公文、科举考试，乃至贸易账簿皆用汉字书写，上层统治者“崇尚儒术，垂情礼乐”[15]。在以“礼”为本，注重等级分明、尊卑有别浸濡下，阮朝上层社会形成了一套符合皇家审美标准的建筑美学观。以中国岭南嵌瓷为表现的装饰构件，具有宣扬礼乐教化的功能，与阮朝政治和宗教制度奉扬国王及神明永垂不朽的思想相吻合。瓷器历来属于珍稀物品并为上层社会垄断使用，用价值不菲的瓷料装饰皇城符合统治阶层的品位，其雕饰巧丽，形色突出，经日光照射后会形成反射率，通过瓷片釉色间的拼接，整体效果造型光华灼灼，耀眼夺目，一派富丽堂皇。因此，阮朝统治阶层模仿中国岭南嵌瓷装饰，将其纳入顺化宫廷建筑，并作为主要装饰手段，凝固皇权意识，以向东南亚国家夸示其文化中心性。
阮朝先代皇帝筑城期间都注重建筑装饰，不惜斥巨资大兴土木，倾举国之力制造、购买和征收瓷料。朝廷还大量签署了来自中国的陶瓷订单，以满足宫殿和陵寝装饰的需要[26]，聘请中国岭南工匠或华侨工匠传授制陶技术。《大南实录》[15]记载：“嘉隆九年(1810)十一月，命广东帮长何达和雇广东瓦匠三人，令于库上(顺化隆寿岗)锻煮琉璃瓦。青、黄、绿各色，使工匠学制如式，厚赏遣还”。《阮朝行政硃批奏折》[27]：“绍治七年(1847)覆本月初六日，接承天府臣尊室懋等册叙，筹拟开年应行印煮各色琉璃瓦砖，土瓦砖并水盆等项。抬请行和买充需隆寿场仰窑二连，俯窑八屋” 。隆寿陶器业迅速发展起来，近1 000名陶工和士兵在此从事生产[28]。阮朝中越陶瓷贸易频繁，香江码头为销行之地，长途运输中瓷器常有损坏，必然会产生大量碎瓷，船只靠岸时破损瓷器则被扔至河道中，久之形成瓷片堆积，而最初筑城瓷片就部分取自河道。在修复太和殿时饰料供不应求，朝廷大量建造瓷窑以供使用。《阮朝行政硃批奏折》[27]中有：“嗣德三十年(1877)二月三十日，庙殿及工作各所隆寿场应煮瓦砖二十四万六千片，应构窑厂九口，应派弁兵二百二名，应辨六个月” 。 “嗣德三十二年(1879)三月，工部共征收71 670块瓷片和72 500块土瓷”[27]；“四月，又从本地窑厂征收30000多块土瓷”[27]。钵场窑生产的优质陶砖和土瓷就专为顺化皇城使用[18]。此外，宫殿围脊上的珐琅饰件多从广州订购，明命时期中国嵌瓷工匠常被带至顺化助其修饰皇宫庙宇[18]，甚至可在政府部门“Nề ngõa tượng cục”（瓦工和建筑商组织，隶属工部）担任职务。
顺化皇城建筑景观中，文化构成了社会历史的支柱，通过代际延续来保证自己的身份识别和内在相关性[29]。嵌瓷装饰符合阮朝统治者强化统治、彰显伟业、固化秩序的需要，统治者主动接受和选择，转化成统治阶层凸显意志的场域，故顺化皇城形成一套有阮朝皇家特色的建筑景观体系。

3.4 嵌瓷装饰景观特征及影响机理

图5为对顺化皇城嵌瓷装饰景观特征及影响机理的详细梳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特征涵盖空间格局、装饰题材、色彩配置，3种视觉表征共筑了顺化皇城立体、多元、明丽的建筑装饰系统，在建筑规制中蕴含着宗法礼教与国家意志等功能性价值观，体现出顺化皇城装饰鲜明的地缘特色和时代特征。② 顺化皇城嵌瓷装饰是陶瓷景观在异域传播与嬗变的实例，其影响机理是不同尺度空间叠加效应的结果，即相似且适应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建筑陶瓷的区际辐射和阮朝统治阶层的青睐等，通过客观环境的内动力、区域贸易与移民的外动力，以及政治意志驱动力的作用机制下，折射出顺化皇城嵌瓷装饰景观的演进。③ 越南嵌瓷装饰是中越文明交流的重要表征，嵌瓷技艺源自中国岭南，借鉴其艺术形式、表达语言，与阮朝主流文化互渗糅合，由岭南民式建筑，经本土化调适，变为顺化官式建筑，以塑造统治阶层的特权，彰显顺化皇城建筑群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东南亚文化圈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阮朝嵌瓷装饰并不是机械地模仿中国岭南装饰样式，而是从适应越南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出发，将他者秩序化，重构属于越南自身审美品位的文化身份。因此，嵌瓷装饰形成机制、空间转换及分异规律符合越南文化体系的精神内核，并已然成为阮朝历史文化的载物。
图5 顺化皇城嵌瓷装饰景观特征与影响机理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featur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porcelain inlaid decoration in the imperial city of Hue

4 结论与讨论

文化景观是环境层面上文化行为的空间产物，反映出该地域文化体系的地理单元特征，而地域文化景观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空间上传承与形制叠加的人文地理性[30]。本文运用实地考查、信息采集、测绘数据、文献整理这些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梳理顺化皇城嵌瓷装饰的景观特征，厘清其基本面貌及空间的分异属性，作为陶瓷功能的延伸，嵌瓷装饰独特张扬，涂饰富丽，丰富了顺化皇城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催生出越南官式建筑装饰。第二，顺化皇城在空间格局与装饰母题中主动吸收中国岭南地区的装饰经验，且蕴含着阮朝帝制以及礼教观念，体现出越南高等级建筑的装饰特点与本土化倾向，成为其建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构筑了陶瓷装饰鲜明的地缘特色和时代特征，这种空间的溢出与反哺效应也为中国的建筑陶瓷装饰系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第三，嵌瓷装饰随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具有一种柔性的文化特质，对越南乃至东南亚建筑装饰的发展起到借鉴、激励和开发的作用，使陶瓷装饰获得了域外性的文化意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建筑文化景观。
本研究关注建筑景观与中外文化间的形塑与影响，以及同特定地域关系阐释的表征方式，是在交叉学科研究范畴中的一次尝试，也是对文化地理学和设计学在建筑景观和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转向中的佐证。然而，建筑陶瓷装饰在设计学研究领域属小众化，在建筑学研究领域属边缘化，应用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也尚处起步阶段，加之小语种的限制及史料获取难度大，量化分析限于文献资料和考察数据，在指标选取上也具一定局限性，因此本研究仍有改进空间：① 嵌瓷装饰在越南的传播机制与其在顺化皇城建筑群中的融合动力需要进一步明确。② 顺化皇城嵌瓷装饰的本土演化演进是否与中国岭南地区装饰规律保持一致。③ 中越嵌瓷装饰共性与个性的影响因素、区际互动的强度和参与度等相关问题需作更详尽的对比分析，故对嵌瓷装饰景观变量及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在陶瓷→建筑→环境→文化的空间关联层面进行深化和拓展。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王继东. 试析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化遗产越南阮朝都城顺化——以顺化外城墙为例[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3, 29(4): 163-166.

Wang Jidong. A discussion on hue, the capital of the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Wall of hue for example. Journal of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 (Social Science), 2013, 29(4): 163-166.

[2]
莫海量. 礼制序列的威严——中国文化影响下的越南宫殿建筑[J]. 新建筑, 2010(1): 132-134.

DOI

Mo Hailiang. The dignity of etiquette: Palatial architecture of Vietnam under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New Architecture, 2010(1): 132-134.

DOI

[3]
黄兰翔. 十九世纪越南国都(顺化)的城市规画初探[J].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998(48): 3-49.

Huang Lanxi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rban planning of Vietnam’s national capital (Hue) in the 19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College of Arts, 1998(48): 3-49.

[4]
Phan Thanh Binh. Khảm sành sứ-một điểm nổi của di sản văn hóa Huế[J]. Di Sản Văn Hóa Vật Thể, 2010(32): 92-96.

[5]
杨武. 越南文化艺术中的中国因素[J]. 东南亚纵横, 2007(6): 54-56.

DOI

Yang Wu. Chinese factor in Vietnam’s culture. Around Southeast Asia, 2007(6): 54-56.

DOI

[6]
贺圣达. 中国古代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J]. 思想战线, 1992(5): 80-86.

He Shengda.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Thinking, 1992(5): 80-86.

[7]
Zeunert Joshu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reating positive change through design[J]. Sydney: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7: 11-60.

[8]
Stamenović P, Bulajić Đ. Narrative spatial analytics (NSA) in urban landscape research and design[J].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2021: 1-15.

[9]
胡最, 刘沛林, 曹帅强.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 2013, 68(2): 219-231.

Hu Zui, Liu Peilin, Cao Shuaiqiang. Spatial pattern of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of Hunan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2): 219-231.

[10]
杨永春, 杨晓娟, 孟彩红, 等. 兰州城市建筑构成与空间分布研究[J]. 人文地理, 2008, 23(6): 32-36.

DOI

Yang Yongchun, Yang Xiaojuan, Meng Caiho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al constitution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Lanzhou. Human Geography, 2008, 23(6): 32-36.

DOI

[11]
Martin Bechthold, Anthony Kan, Nathan King. Ceramic material systems: In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M]. Berlin: Birkhäuser, 2015: 86-184.

[12]
宗思雨, 陈宇. 陶瓷材料在现代景观中应用的新模式[J].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17(2): 87-90.

Zong Siyu, Chen Yu. New usage of ceramic material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ilong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7(2): 87-90.

[13]
徐敏, 阙维民. 历史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窑业经济发展的时空特点——以窑业遗产为视角[J]. 地理研究, 2014, 33(4): 735-750.

DOI

Xu Min, Que Weimin.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kiln industry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in the view of kilns herit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735-750.

DOI

[14]
(日)松本信广. 大南一统志(第1辑)卷一·京师[M]. 东京: 印度支那研究会, 1941: 45.

Nobuhiro Matsumoto. Đại nam nhất thống chí(volume1)the capital of a country. Tokyo: Indochina Research Society, 1941: 45.

[15]
(越)张登桂. 大南实录(第一纪)[M]. 东京: 有邻堂, 1968.

Trương Đăng Quế. Đại nam thực lục(đệ nhất kỉ). Tokyo: Yurindo Press, 1968.

[16]
Lê Quýđôn, Bản Dịch Của Lê Xuângiáo. Phủ biên tạp lục[M]. Sài Gòn: Phủ Quốc Vụ Khanh Đặc Trách Văn Hóa, 1972.

[17]
万蕙, 唐雪琼. 中越边境乡村民居景观的符号象征与认同建构——广西龙州县边境乡村案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4): 595-602.

Wan Hui, Tang Xueqiong. The symbolism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French-decorated folk houses landscape o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 in Longzhou, Guang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4): 595-602.

[18]
Vu Honglien. Royal Hue: Heritage of the Nguyen dynasty of Vietnam[M]. Bangkok: River Books Company Ltd, 2015.

[19]
利国, 徐绍丽, 张训常. 越南[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Li Guo, Xu Shaoli, Zhang Xunchang. Vietna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20]
詹嘉. 景德镇陶瓷作坊的文化生态景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 32(1): 55-59.

Zhan Jia.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ceramic workshops in Jingdezhe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1): 55-59.

[21]
周尚意. 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J]. 地理学报, 2004, 59(S1): 162-166.

Zhou Shangyi. Anglo-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S1): 162-166.

[22]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Ban Gu. Han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23]
郝文明. 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Hao Wenming. Ethnic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24]
戴可来. 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Dai Kelai. Three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Lingnan Zhi Guai. Zhengzhou: Zhongzho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ress, 1991.

[25]
张廷玉. 清朝文献通考[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Zhang Tingyu. A critical general survey of literary texts of theQing dynasty.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House, 2000.

[26]
Trần Đức Anh Sơn. Gốm Việtnam trong quần thể di tích cố đô Huế: xuất xứ, loại hình, chức năng[J]. Cultural and History of Hue from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and Outside Regions, 2010: 304-318.

[27]
Trung Tâm Lưu Trữ Quốc Gia I. Quốc sử quán qua châu bản triều Nguyễn (1802-1945)[M]. Hànội: Thông Tin Và Truyền Thông, 2019.

[28]
Gia Bè̂nphan. Sơ thảo lịch sử phʹat triẻ̂n thủ công nghiệp Việtnam[M]. Hà Nội: Nhà xuá̂t bản Văn Sử Địa, 1957.

[29]
(德)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Trandlated by Jin Shouf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30]
王兴中, 李胜超, 李亮, 等. 地域文化基因再现及人本观转基因空间控制理念[J]. 人文地理, 2014, 29(6): 1-9.

Wang Xingzhong, Li Shengchao, Li Liang et al. Regional cultural gene repetitions and the conception of humanism transgenosis space control. Human Geography, 2014, 29(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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