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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SCIENCE >

2025 , Vol. 45 >Issue 1: 61 - 6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40653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Sun Yunlong
Expand
  • Department of Tour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3

  Revised date: 2024-12-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4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2023YFF0905000)

Project from the 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Key Think Tank Project from the Shangha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3.
Fold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riginates from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im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comprehensively reshaping the development paths and model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tourist behavior, and industry governanc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ris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reshaping the business forms and model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reconstruction involves not only the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of tourists but also includes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cal identity, and industry governance. The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als the multiple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llows tourists to experience tourism more deeply and personally, enjoying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tourism exper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lso poses potential threats to the authenticity of plac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perceptual experience of daily life.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3 tendencies that need to be vigilant while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issolution of perceptual life, deprivation of local authenticity, and of deviatio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ensuring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erves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well-being of every individual.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pla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ite this article

Sun Yunlong .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5 , 45(1) : 61 -69 . DOI: 10.13249/j.cnki.sgs.20240653

2023年9月，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①。此后，国家又多次全面系统地阐述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目标②。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1]，也是生产力学说与当代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为推进新科技、激活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打造新场景提供了顶层设计[2]。新质生产力之“新”，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新动能、新模式、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等方面，表现为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高效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3]。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演进，人地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在实践层面，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高新技术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大大拓展了人对自然的认知范围和理解方式，同时绿色能源、环境科学、生命医药等领域的科技进步也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可操作方案[4]。
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在人地关系耦合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构作用，地理学者需要重新思考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异、区域发展与政策制定、人才需求与教育投入等传统议题，更要关注新技术对地理空间组织利用和人类全面发展的深刻影响[5]。新质生产力从底层逻辑上深化拓展了地理学理论。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知识和信息，这类要素的生产与传播高度依赖空间网络化，地理学中的空间生产理论从关注物质空间向网络空间、虚拟空间转型[6]。其次，新质生产力加强了全球化进程，同时也突出了地方性的再生产，地理学研究更加关注地方资源的独特性，如创新网络、智能制造、数字资本以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等议题[7]。再次，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新视角，进一步突出了数字鸿沟、信息不对称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8]。最后也是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了虚拟世界与现实地理空间的深度耦合，传统的“人地关系”被重新定义为“虚实互动”[9]。
2018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加速转型升级，“文化+旅游+科技”的三轮驱动模式持续输出核心动能，助力欠发达地区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10]，肩负起服务国家战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重大时代使命[11]。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标志着文旅融合在政府层面所受到的重视，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带动下，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产品也相继涌现。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驱动的数字文旅应用场景应接不暇，沉浸式体验、交互式演艺、网红式打卡，社交媒体和技术赋能已经加速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从这个角度看，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支撑下的旅游业成为最体现新质生产力复杂性和多元化的一个领域[12]。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对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演变的追根溯源和系统梳理，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旅游主客体、现象、业态与模式的全方位重构特征，深入反思其中所隐藏的风险或“陷阱”，以期为旅游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层面的探讨。

1 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视角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3]。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将科技等同于生产力，他始终强调科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13]。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定义生产力概念：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3]。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对地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释放，既是劳动者对生产工具的创新和利用，同时也是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更新。可以说，生产力的每一次解放，都解构并重塑着人地关系，从而也改变着地理学的知识结构。
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对地理学和城市研究影响巨大的著作《空间的生产》[14] ，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路向，将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将空间表征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结果，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将空间分为3个维度：感知的（Perceived）、构划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这3种空间概念是理解空间生产过程的核心框架，揭示了空间与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个人体验之间的复杂交互[14]。列斐伏尔特别关注了当代社会的休闲空间，他认为这种空间在最初的观察中似乎已经逃脱了业已建立的秩序的控制，因此，凭着它们是娱乐空间，就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反空间”[14]。这些“反空间”比如度假区、主题乐园等，既为资本服务，同时也人的创造力和生命有机性的复归。
大卫·哈维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引发了地理学的范式革命，他继而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地理空间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等特征，在以实证主义为传统的地理学知识谱系中引发了一场批判主义和结构主义“转向”[15]。
哈维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出地理知识”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与实践，地理知识不仅是对空间的客观描述，还与资本主义的需求、矛盾以及权力结构紧密关联[16]。值得注意的是，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空间批判的转向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们始终没有忽视伦理价值，即人类的自由和正义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空间实践。空间资源分配必须要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如哈维所言：基于剥削的城市化是历史的遗产，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化尚未形成，仍待革命的理论绘制路线图，实现从基于剥削的城市化转变为适合整个人类的城市化，要实现这种转型，还得靠革命实践[17]。为了进一步解释城市化的“革命实践”，哈维提出“希望的空间”，将日常生活中的社区、游乐场等视作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场所，以促进个体权益和集体福祉，结合地方实践与全球化网络重塑人地关系，以应对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构建替代性空间来实现社会正义[18]。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注空间正义，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正义的实现需要构建以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为内核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新质生产力作为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形态，在空间生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重新定义了生产与生活空间，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成为新的空间生产模式。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重新塑造了社会关系，虚拟空间成为社交和生产的重要场所，但也可能加剧社会分化和数字鸿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生产和消费模式，也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人地关系产生深层改变，进而对地理学和旅游研究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据分析和大数据技术为地理学和旅游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者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空间分析和预测模型等方法，获取更加深入的洞见，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人地关系的交互模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重塑全球和地方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如何利用政策和技术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数字化治理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区域间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和发展，业已成为当前亟待回应的问题。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正在推动地理学的范式革命，从深层改变这地理研究的视角、方法和框架[19]。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质生产力的结合为理解和塑造技术驱动的社会与空间变革提供了独特视角，这种结合既有助于揭示新质生产力可能引发的资本冲动和社会矛盾，也为推动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和空间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2 赋能与重构：新质生产力与旅游的深度耦合

新质生产力属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体现出马克思理论时代化和中国化的新拓展[20]，具体表现为：人口红利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劳动资料由“机器化”向“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变；以数据、信息为代表的“无形物”开始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①。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开启了技术进步的新纪元，信息处理类型从文本扩展到图片和音视频，OpenAI发布的Sora已经可根据用户的提示词生成逼真影像，苹果发布的Vision Pro头戴式“空间计算”显示设备将现实物理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连接在一起，虚实交互、万物互联、虚拟共生和虚实融合的元宇宙逐渐成为可望可及的现实。未来会出现新技术与生产生活深度耦合的社会形态，虚拟现实技术将为人们提供沉浸式体验，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将成为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方式，几乎所有活动都将被数字化记录和分析，高度网络化与智能化技术将逐渐形成数据驱动型社会[21]。通过技术驱动和社会变革的结合，新质生产力将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改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深刻改变了旅游业的运行模式和发展路径。

2.1 新质生产力对游客的重构

麦克卢汉（McLuhan）的重要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22]已成为今日社会的现实，这一点毋庸置疑，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人是否是媒介的延伸？显而易见，在数字化时代，人类的日常行为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数字化社会媒介不仅成为当代人感知世界的人造器官，同时成为海德格尔（Heidegger）意义上构建当代社会的“座架”（Ge-Stell）[23]，人的主体性正在被媒介的构造力所取代。人工智能时代，游客的能力和身份发生了本质性改变。在传统时代，游客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方，内容是由专业团队设计生产后，在消费场景中提供给游客。而在计算机技术的赋能下，游客能够更全面及时地了解目的地信息，服务商也能够更精准有效地掌握消费者偏好，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内容生产过程从供给方转移向需求方，游客也不再是被动的产品接受方和使用方，而是成为主动的生产参与方和营销方。
首先，游客身份重构。在前互联网时代，游客的身份与物理身体紧密绑定，所有的经济行为、法律权责、社会关系等都与具体的人关联。互联网社会赋予当代人另一个角色：数字身份。如尼葛洛庞帝所言，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24]。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互联网用户都会拥有新的数字身份，这种身份也是与现实主体绑定的，但其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来源更多来自于虚拟世界。这也意味着游客的旅游行为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可以同时发生，两个身份同时规划、体验、展现着旅游所带来的满足感，旅游的主体既有具身性主体，也有无主体性的主体，即虚拟主体。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这两种主体的关系并非在逻辑上清晰可见，当现实主体隐身于虚拟世界中分享旅游体验时，他/她的言论得以传播，但是与言论相关的权责却难以追溯，甚或，发言者的确是一个无生命的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普及已经使得这一幕从科幻电影中走入现实世界。
其次，旅游行为重构。数字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影响着游客的旅游需求和行为模式。在传统时代，基于自然和人文资源而形成的旅游吸引物可以满足大多数游客的观光需求，因为相关信息和体验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具有普遍的稀缺性，到目的地旅游意味着好奇心的满足。人工智能时代是信息过载的时代，互联网原住民早已习惯足不出户就看遍世界，社交媒体上汹涌的资讯时刻满足人们对远方的渴望。就此而言，智能化社会中的旅游需求已经不止于表面的感官刺激，而是更加深刻的生存体验，游客更想了解的是目的地社区的人如何生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不同文化群体中如何和解？近年来小众化、主题化、专业化的自驾游和探险旅游发展迅猛，正是呼应了这一需求变化趋势。就此而言，“吃住行游购娱”6要素仍然还是游客的基本需求，但仅靠这些，很难吸引互联网原住民的注意力。
再次，旅游体验重构。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建设大规模、可互操作的沉浸式网络，能够实时渲染虚拟世界，可以让多用户体验实时同步，以及持续有效的在场感①。数字技术对旅游体验的重构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拓展旅游体验的时空边界，传统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在与其当下情境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一体的愉悦感受[25]。当虚拟现实技术融入到旅游产品中，“当下情境”就不再受到具体时空的限定，游客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在当下体验到四季轮换，也可以转化不同空间视角去欣赏景观，同时也可以穿越到历史或未来，与虚拟人物对话。二是改变旅游体验的形成机制，社交媒体对旅游体验的影响已经从在场互动，拓展到在线的“种草”和“拔草”，游客的满足感不再单纯来自于身心与“当下情境深度融合”，同时还来自数字身份与社交网络之间的“深度融合”，后者在不仅深度参与了游客对于旅游体验的想象、实现与回忆，甚至在出行前便开始塑造和引导着旅游体验的。

2.2 新质生产力对地方的重构

段义孚明确区分了“空间”与“地方”，将后者定义为注入个体生存经验的人性空间[26]，提出实验（科学）和经验（人文）是并行不悖的2种人地关系建构方式[27]。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赋能工具，不仅大幅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同时也赋予地方主动性，地方不再是被动地为“人的诗意栖居”[28]提供环境，而是主动地在虚拟世界中构造、变化、展现，在与用户的精准对接交互过程中，地方的形象与人地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转变。如果说，“一人千面”是互联网用户的身份特征，那么“一地千貌”就是地方营造的新趋势。地方经由用户需求的定制和社交媒体的重构，在不同游客中呈现出全新面貌，游客在社交媒介的精准营销中初步建立起与地方的关系，然后跨越空间距离以具身实践的方式进入到具体的地方，然后将“打卡”体验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参与到虚拟地方的再生产过程中。就此而言，真实地方与虚拟地方同样具有类似于游客的身份二重性，实验（科学）与经验（人文）的2条路径深度交融，构建虚拟地方的情感也是游客的真实情感。就此，地方不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本真性的储存空间，而是经由技术中介和建构的再造空间，在地理学的“传播转向”和传播学的“空间转向”的汇流中，数字时代的“地方”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2.3 新质生产力对旅游社交的重构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去”，这句口号成为Z世代游客的口头禅。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旅游行为不仅限于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6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的即时分享与互动，换言之，线上与线下的即时交互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旅游行为新模式。首先，人工智能具有组织自发化、社交虚拟化、身份数字化、场景具身化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的时空局限性，人与人的交往将更加全面普遍，协同合作的方式也将更加便捷有效。其次，社交媒体为旅游过程中的陪伴关系带来新的可能性，游客既可以在路上享受宁静的私人空间，也可以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场合邀请亲友远程陪伴，消除距离隔阂。上述场景在传统旅游活动中是很难同时在一个产品中实现的，但是在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场景创新中，技术将会大大改变游客在路上的社交行为。数字技术所能够实现的社交关系，绝不仅限于旅途中的图片或影像分享，而是更为及时和亲密的互动，将此在与遥在、独行与同游这一系列矛盾融为一体，根据用户需求而任意搭配。

2.4 新质生产力对旅游行业的重构

传统旅游业的内核是为游客提供旅行服务，而服务大多是由人工完成，因而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互联网时代，流量为王，旅游服务被资本和技术敏锐地识别为流量入口，经历了过去的20多年，现在华丽转身成为创投热土，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流量密集型行业。在线旅游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弥平信息差，用低毛利高流量的盈利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旅游业的格局，仅靠“水泥+鼠标”便成功孕育出一批国内外OTA（Online Travel Agency，在线旅行社）领军企业。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大量用户数据和行业资源的在线旅游企业纷纷上线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专用大模型，探索能够运用数据和算法精准匹配供给和需求的低成本高能效生产方式变革。
风险管控与应急预警一向都是旅游发展中的头等大事，影响游客安全的因素多样，来源广泛，尤其是在高峰时段，管控要求高，难度大，效果不明显。上述问题可借助旅游大数据的异常识别与预警功能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对旅游数据的分析和预测，主管部门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为管理方提供决策支持和预警信息。此外，游客点评数据也构成了旅游治理的重要信息源，旅游评论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评论的语境、语义、情感等与其他类型的评论有所不同，其中包含景区特色、服务质量、游客体验等特定信息，通过传统分析方法很难处理海量数据。当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能够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将数据矿藏转化成为治理工具，利用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文本理解方面的优势，开展旅游服务智能评价，全面评估服务质量，有效提升治理水平。

3 风险与预警：数字时代本真性的缺失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高能级的生产效率，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不可估量，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对生活所带来的风险不可低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它可能也会对日常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过于关注生产力的“物性”，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人性”。

3.1 警惕数字技术对“感性生活”的消解

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生活是哲学的真理性概念，所谓感性对象无非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产物，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对象[29]。尽管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绝对精神”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已瓦解，但他的警告并未失效，在今天，仍需要认真思考：人工智能所构建的虚拟世界是否也具有专制力量？人类是否会在数字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不断获得满足，而放弃在感性生活中实现人生价值？当人类的劳动对象和对象性活动本身都被虚拟化的时候，人类的主体性如何能够保持感性特征？
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尽管可能存在专制力量和虚拟满足的诱惑，但人类仍然有能力和责任在这一新环境中保持感性特征和主体性。通过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与主动设计，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使人类在数字构建的世界中继续实现其人生价值。当务之急是去追求探索一种关注人类价值、伦理和感性生活的数字人文主义，以确保在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的发展中，人类的主体性、创造力和价值观仍然得到尊重和实现。

3.2 警惕数字技术对“原真地方”的褫夺

数字技术对地方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互联网和在线直播等社交媒介消除了人与地方的物理距离，让更多游客对多样化的地方产生兴趣，建立联系，这对于重塑地方意义、建构公民身份与地方认同感、促进创意经济和区域转型具有重要价值，旅游地空间也向着现实空间、虚拟空间、想象空间与混杂空间等更为复杂多元的维度拓展[30]。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及其诉求。当技术应用纯粹服务于地方和社区发展时，上述创新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但是当技术应用的动机是为了最大化满足商业利益，地方营造就可能导向负面后果，地方原真性可能会被篡改、删除和操纵的，这种倾向在旅游地媒介化研究中已经反复被强调[31]。随着人工智能在旅游地营销中的普及，地方原真性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而后者往往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下，以牺牲地方利益的方式来获取超额利润。如同数字身份与现实的人之间所产生的问题，虚拟地方与原真地方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人们会因为满足于精准营销中构建起来的虚拟地方想象，而对地方的原真呈现而感到失望吗？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会不会因为游客的失望而放弃原真性，而追求更具有流量效应的网红打卡地？在不久的未来，真实世界中多彩多样的地方性是否会被元宇宙中的虚拟地方性所替代？这些问题可能会改变人地关系，值得持续关注。

3.3 警惕数字技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偏离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试图回答的是人的本质与社会制度适配性的根本问题：“因此，它（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地、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9]。这里提到的“全部财富”指的就是对历史上优质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当经济条件不再为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服务，而是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服务[13]，改造那些限制个人发展的经济关系成为被自由个体的联合所支配的力量，它们成为真正的、被有效控制着的生产力，为自由生活的实现而服务，而不再戕害个体的自由生活。
在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不仅表现为效率，还应体现为公平。毫无疑问，新质生产力源自于科技革命，但如果仅从技术、工具和效率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概念，显然是偏颇的。马克思认为，发达的生产力具有如下特征：能够更好地帮助每个人实现个性发展；能够让劳动者从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真正将劳动理解为生命价值实现；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自觉自愿、公平公正的交往方式[29]。

4 结论与讨论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正在深刻重塑旅游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游客身份、旅游行为、地方营造、行业治理以及社会关系。这种重构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涉及人与技术、地方、社会三者之间的深层次互动。上述演变亟待地理学和旅游研究的紧密跟踪和深层思考。
首先，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技术，显著提升了旅游体验的个性化、沉浸感和交互性，使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和创造。然而，这种技术进步不仅要服务于经济效益的提升，更应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创造能够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其次，新质生产力改变了人地关系和地方认同的传统模式。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使地方能够以多样化的方式展示自身特色，但也可能导致地方原真性被篡改和商业化泛滥。如何在技术驱动与地方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地方文化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是未来研究和实践的关键。
再次，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揭示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感性生活的消解、地方性丧失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偏离。为此，必须通过技术伦理的规范、法律框架的完善，以及对技术应用目标的不断反思，确保其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
最后，本文呼吁学界关注新质生产力的伦理维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深远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视角出发，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融入旅游研究，为探索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提供理论支持。这一工作需要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持续推进，以应对新时代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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