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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SCIENCE >

2025 , Vol. 45 >Issue 6: 1193 - 1205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50001

Influence of geography major studie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using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Yuan Zhenjie , 1, 2, 3, 4 ,
  • He Jun’an 1 ,
  • Yang Liguo , 1,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 2.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 3.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 4.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03

  Revised date: 2025-02-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Supported by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2022B151502008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430515)

Guangdong Provinci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GD24CJY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Guangzhou (Institute)(2023A03J0063)

Hunan Provincial Basic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Project(Y2024947)

Guangdong Rural Regional System Field Scientific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2021B1212050026)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5.
Fold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Geography Education’ explicitly states that helping students understand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is cruci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mong these, the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as a fundamental value in geography, is a key objec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assessment of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mainly focuses on basic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predominantly utilizes explicit measurement methods such as paper-and-pencil tests or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first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 Delphi method to collect and design vocabulary for the experiment, followed by the use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and survey methods to measure university students’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Finally,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triangulat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ird- and fourth-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both geography and non-geography majors at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1) Both the IAT effect values and explicit measurement scores of students are relatively high, reflecting a generally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2) Geography students exhibit significantly higher IAT effects than non-geography students, indicating a notable difference in implicit connection strength; 3) Geography students’ response times in both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tasks a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of non-geography students; 4) A dissociation effect is observed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recogni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valid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 of the IAT as a tool for measuring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verify the positive role of geography in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but provide dual-perspective measurement evidence of explicit attitude and implicit attitude for geography education reform and offer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Key word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geography educatio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geographical core competenc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Yuan Zhenjie , He Jun’an , Yang Liguo . Influence of geography major studie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using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J].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5 , 45(6) : 1193 -1205 . DOI: 10.13249/j.cnki.sgs.20250001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广泛融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体系。在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人地矛盾”问题[1]。段义孚先生提出，人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技术进步，更多地依赖于对人文因素的深刻理解[2]，而人地观念则在认识、分析及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继“卢塞恩宣言”[3]之后，2016年发布的“地理教育国际宪章”进一步强调了让学生理解人地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4]。人地协调观，作为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正确价值观，在批判性继承环境决定论、或然论与征服论等传统人地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加和谐的人地互动理念[5]。
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将人地协调观纳入国家地理课程标准，并贯穿于整个地理教育过程中[6-7]。在中国，随着大学地理教育的快速发展，地理学科日渐呈现出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然而，地理教育的实际效果仍面临“名实不符”和“学科认同”等挑战[8-9]。与此同时，鉴于地理专业大学生未来可能投身于地理教育、科学研究、城市规划及环境保护等实践领域，强化人地协调观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测量人地协调观水平是准确评估个体认知水平的前提，也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尽管国外研究尚未直接对人地协调观进行测量，但作为相近概念的“可持续发展观”，其科学评测在学术界已被广泛关注[10]。在环境态度[11]、自然联结[12]和环境素养[13]等领域，已开发出多个成熟的测量工具。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工具是Dunlap等人编制的新生态范式量表[14]及其修订版，其为人地协调观的评测提供了宝贵的启示[15]。国内地理教育已有研究注重地理核心素养的综合性，常通过纸笔测试等外显测量方法进行评测。例如，段玉山等通过生成测评试题，评估地理核心素养的水平[16]。也有研究将人地协调观作为独立变量，借助量表法进行测量。例如，黄雯倩等借鉴环境领域量表，开发并修订了专门用于测量人地协调观的量表[17]；姚泽阳等则通过改编新生态范式量表，研究高中生对人地观念的认同程度[18]。总体而言，人地协调观的评测研究在国内外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多依赖于外显测量方法，且集中于基础地理教育领域。
根据双重态度模型（Dual Attitude Model），人们对同一对象存在外显与内隐两种态度[19]。外显测量技术关注的是个体在特定环境和群体压力等因素作用下，其思维自我呈现的结果；而内隐测量技术则是在个体在不清楚操作任务目标时，通过内部无意识、自动化的心理加工，获取到难以通过内省触及的结果。人地协调观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具有较强的内隐性。在外显测量中被研究者可能因社会赞许效应或内省能力差异导致检测结果与现实情境出现分离，而很多行为都由内隐态度引起，内隐测量结果更具真实性[20]。
本研究以内隐视角为核心、外显视角为补充，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借助心理学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并混合量表法和访谈法，考察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认同特点，以期全面了解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真实认同程度和差异。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引入心理学中的双重态度模型，从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双重视角出发，开展人地协调观的研究，这一视角拓展了现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进一步理解人地协调观认知提供了新的框架。第二，关注地理专业教育对大学生人地协调观的影响，有益补充该领域研究范围，并为相关学科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研究构建了基于IAT的关于人地协调观认同的测量工具，以多方法结合的方式更客观、全面、真实地进行探讨，丰富了地理核心素养测评方法研究。

1 原理依据

双重态度模型指出，人们对于同一态度对象可以持有2种不同的评价，外显态度通常通过自我报告的直接测量来评估，而内隐态度则主要通过实验控制下的间接测量方法来探测[19]。作为内隐态度研究的先驱者，Greenwald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应时的内隐联想测验，该测验的实验原理是通过分类任务评估2个概念或属性之间的自动化联结强度，进而间接测量个体的内隐社会认知[21]。在IAT实验中，刺激材料的概念词和属性词均成对设置，如在早期研究中概念词的“花-昆虫”、属性词的“积极词汇-消极词汇”等[22]。当2个概念联系紧密时，人们容易对其做出同一反应；相反的，当2个概念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时，人们要做出反应则变为困难。利用人们对于不同概念的反应时长可获得个体内隐认知加工中2种概念间联系的强度，进而窥探其在无意识层面的自我认知和态度。当前，该方法在心理学领域广泛应用于内隐自尊、内隐刻板印象和内隐态度等研究[23]，并不断体现出学科外溢价值。例如，在环境感知研究中，有学者以永庆坊为案例，运用IAT发现社区感知中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分离效应，其中外显态度的差异性比内隐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24]，这一发现为地理学中使用IAT提供了实践经验。
从价值观测量的IAT构建原理来看，特定价值观的态度与个人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认同（identity）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方式，指个体对特定外在信息源的文化、习俗和行为进行认可与接受，并将其内化为自我一部分的过程[25]。Erikson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指出，认同包含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以及“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这种理解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26]。认同源于个体的“自我”，其核心在于价值认同：即个体调整自身的价值体系，将社会中的某些价值观和规范转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27]。价值观作为个体构建自我图式的核心原则，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支配作用[25]。因此，对人地协调观认同与否或认同程度的态度，不仅是对个体价值观的直接反映，还能够较为精准地预测其在行为层面的表现。在价值认同的解释机理中，IAT的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倾向于将自己认同的目标词与代表“自我”的词形成自动化联结[28]。这种联结特征为理解个体认知加工的深层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IAT已广泛应用于与人地协调观相近的概念研究中，例如气候变化态度[29]、环境价值观[30]以及环保主义者身份认同[31]等话题。在一项关于自我与自然联结关系的研究中，Bruni等结合量表与IAT设计实验，探讨了“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与“自我-非我”词的相互联结，结果表明该方法在研究环境态度方面具有较高的效度和可靠性[32]。除了揭示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结，Falk等指出，价值观所表现出的积极情感偏好与其与自我的紧密联结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个体的价值观与积极情感共享同一表征范畴[33]。基于这一理论框架，Thomas等设计了一项研究，发现环保主义者相比非环保主义者，对生物圈价值的内隐认同更强[34]。国内IAT同样被广泛用于价值观教育研究。例如，王洪等[28]和吴瑞林等[35]的研究通过实验揭示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隐认同，尤其在自我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内隐加工方面表现出明显特征，并发现不同民族、专业以及发展阶段的学生在价值观内隐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已有研究中，影响大学生人地协调观的统计学变量重点考察了性别、户籍和专业3个关键因子。研究普遍指出女性通常比男性表现出更加积极的环境态度[36-37]。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化理论来解释，认为女性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更强的同理心和情感关怀。此外，城市居民由于更频繁地暴露在恶劣环境中，同时接触大众媒体的机会更多，因此可能比农村居民更关注环境问题[38-39]。而对本研究而言，地理专业学生则因受到系统化的地理教育训练，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知通常更加全面和深刻，故可能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人地协调观认同。这种认知优势不仅源于课堂教学内容，还与地理学科独特的思维框架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由于IAT常使用词或图像作为刺激材料，词使用尤为经典和广泛，因此研究选择“自我”与“非我”词作为实验的概念词，同时选取经专家评定的、能够表征“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正向词和负向词作为属性词。通过对不同组别变量的设置，本研究旨在探索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态度，并进一步揭示性别、户籍与专业因素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提取人地协调观相关的核心词汇，形成初步词库。随后，邀请来自地理学各方向[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理教育（师范）]相关领域的专家采用德菲尔法对词进行评定与筛选，以确保实验材料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实验包括内隐联想测验和量表法2种研究方法，分别用于获取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态度与外显认同态度数据。最后，结合半结构化访谈法对实验结果进行三角验证，以提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与可信度。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内隐联想测验的人地协调观研究流程

Fig. 1 Flowchart of research on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concept based o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2.2 实验对象

通过志愿者广告的方式，招募广东某综合性大学的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该校地理学院学科排名位列全国前20%，涵盖理、工、教、管4大方向，地理专业包含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教育（师范）等，专业代表性强。该校的地理学科基础核心课程包括“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学”“遥感概论”“自然地理野外实习”和“人文地理专业实习”等。以自愿原则进行被试招募，最终确定62名被试参与实验（表1），其中地理专业学生32名[地理科学（师范）10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12人、地理信息科学10人）]，非地理专业学生30名（包括文科、理科及工科等学科方向）。所有被试均为本科三、四年级学生，平均年龄为20.42±0.62岁，已完成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及部分专业必修课，具备相对成熟的专业素养。
表1 被试者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性别/人 城市户籍/人 农村户籍/人 占比/%
地理专业 男：14 7 7 22.6
女：18 8 10 29.0
非地理专业 男：15 7 8 24.2
女：15 6 9 24.2

2.3 实验材料的内容分析

实验材料包括概念词和属性词，其设计充分借鉴了前人关于内隐自我偏向研究的经验[28]，并结合本研究的地域性特点（表2），新增了4个地域性词汇“本地”“本地的”“外地”和“外地的”，以表征被试的“自我”和“非我”概念。这些词的引入丰富了研究的情境关联性，且更贴合人地关系的实际语境。属性词被分为2类：表征“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正向词和负向词。目标词的内容筛选与分析分为以下2个步骤。
表2 内隐联想测验概念词与属性词列表

Table 2 List of conceptual words and attribute words i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内容 词条
概念词 自我词 我、我的、我们、我们的、自己、自己的、本人、本人的、本地、本地的
非我词 他、他的、他们、他们的、别人、别人的、他人、他人的、外地、外地的
属性词 正向词 可持续发展、人地共存、循环利用、物种多样、生态平衡、尊重规律、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因地制宜、和谐共生
负向词 人地冲突、乱砍滥伐、土地盐碱化、物种灭绝、过度捕捞、环境污染、不可持续、水土流失、
生态破坏、多样性减少
步骤1：文献分析。结合经典定义[5,17,40]，本文将“人地协调观”理解为人们对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判断和理解，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维度：“人对地的影响”“地对人的影响”以及“人与地如何协调”。依据这3个维度，主试及3名地理学专业研究生从中国知网（www.cnki.net[2024-08-31]）、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ww.wanfangdata.com.cn[2024-08-31]）等平台系统搜集整理与人地协调观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经过深入分析，初步筛选出60个能够表征“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中文词汇，其中包括30个正向词和30个负向词。
步骤2：采用德菲尔法确定属性词汇。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对初步筛选出的目标词汇进行专家评定。参与评定的专家共23名，分别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教育（师范）领域，涵盖教授4名、副教授10名及讲师9名。问卷设计基于李克特5级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对应评分1~5分），要求专家对每个词的适用性和代表性进行评价。根据专家评分的平均值，最终保留了10个正向词和10个负向词，共20个词作为后续实验的属性词。保留词涵盖正向词如“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以及负向词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表2）。这些词的选择不仅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也为IAT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2.4 实验流程

在预实验的基础上，本研究正式实验的数据采集和访谈工作于2024年9—10月完成。实验在独立、不受外部干扰的教学办公室进行。每个实验的完整流程需20~25 min。实验前，研究人员向参试者详细说明实验的目的及流程，告知这是一个基于反应时间的实验，并需要被试根据指导语的指示，对屏幕上出现的刺激快速按键反应。IAT使用E-Prime 3.0软件在Windows 11操作系统上编程设计，分为辨别、练习和正式3个阶段进行。
刺激呈现的具体流程如下：首先，屏幕显示指导语，说明实验的目标和注意事项；被试阅读后按任意键进入实验。实验开始时，屏幕会呈现注视点“+”（持续800 ms），随后出现刺激。刺激一旦呈现，被试需按照指导语要求，迅速按下“F”键或“J”键以做出判断（表3）。在练习阶段，系统会对被试的反应给予反馈，判断正确时屏幕显示绿色的“O”，判断错误或未反应时显示红色的“X”；在正式实验阶段则不提供任何反馈。
表3 内隐联想测验程序设计

Table 3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procedures design

阶段 任务描述 按F键 按J键 试次/次
1 初始概念词辨别 自我词 非我词 40
2 联想属性词辨别 人地协调的正向词 人地协调的负向词 40
3 相容联合辨别（练习） 正向词+自我词 负向词+非我词 40
4 相容联合辨别（正式） 正向词+自我词 负向词+非我词 160
5 相反属性词辨别 人地协调的负向词 人地协调的正向词 40
6 不相容联合辨别（练习） 负向词+自我词 正向词+非我词 40
7 不相容联合辨别（正式） 负向词+自我词 正向词+非我词 160
测验程序以Greenwald等[21]提出的标准IAT为基础，共分为7个小阶段（表3）。具体安排如下：第1阶段：单独呈现概念词，2种概念词各随机呈现20次（总计40次）。第2阶段和第5阶段：单独呈现属性词，包括正向词和负向词，各随机呈现20次（总计40次），按键反应的要求在2个阶段中互为相反。第3阶段和第6阶段：练习阶段，概念词和属性词联合呈现，每种刺激各随机呈现20次（总计40次）。第4阶段和第7阶段：正式测试阶段，概念词和属性词联合呈现，正向词联合刺激与负向词联合刺激各随机呈现80次（总计160次）。为平衡实验的顺序效应，将每组被试按照交替顺序：一部分按照表3中的顺序进行实验，先完成相容任务（“自我词+正向词”组合任务），后完成不相容任务（“自我词+负向词”组合任务）；另一部分则先完成不相容任务，再进行相容任务。
为避免测验过程受到外显自我报告的影响，测验完成后再请参试者填写相关问卷，含人口统计学问卷、由黄雯倩等编制的人地协调观检测量表[17]以及李金波等改编的认知负荷量表[41]。
实验结束后，对参试者进行简要访谈，并随机从中选取4名地理专业学生和5名非地理专业学生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间为30~70 min。访谈旨在探讨受访者对人地关系的看法、态度及相关生活经验，对实验结果进行三角验证。

2.5 IAT效应测度

2.5.1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处理集中在阶段4和阶段7，采用 Greenwald 等[21]和钱淼等[42]提出的IAT数据剔除与分析方法。被试数据的剔除遵循以下3条标准：① 参试者的正确率低于80%；② 超过10%的试次反应时低于300 ms；③ 平均反应时超出全体参与者平均反应时±3个标准差的范围。基于上述标准，共有2名被试的数据被剔除，其余60名被试（30名地理专业，30名非地理专业）的数据均被认定为有效，并进入后续分析。

2.5.2 效应测度

根据Greenwald等的研究[21]，IAT 效应（D）的大小用于衡量被试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情况：D＞0表示被试对人地协调观持积极的内隐认同态度；D＜0表示被试对人地协调观持消极的内隐认同态度。其中，D值在[0.15,0.35)代表认同强度为轻微强度，在[0.35,0.65]表示中等强度，大于0.65为强烈强度。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D=\frac{M_{1}-M_{2}}{\sqrt{\frac{1}{n} \sum_{k=1}^{n}\left(x_{k}-\bar{x}\right)^{2}}}$
式中，M1为被试的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M2为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xk为第k次试次的反应时，n为试次数，$\bar {x} $为n次测试的平均反应时。

3 结果处理与分析

3.1 人地协调观内隐认同态度

3.1.1 IAT效应的变量差异

60名大学生D值的分布范围为0.128~1.233，为进一步验证D值是否显著大于0，采用单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Dmean=0.627>0， t=21.458，P<0.001，95%CI=[0.57, 0.69]，表明D值显著大于0。进一步，针对地理专业与非地理专业的D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专业主效应显著（F专业=4.591, P=0.036<0.05） （表4）。具体而言，地理专业大学生的 IAT 效应值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大学生，说明地理专业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内隐认同更强。此外，将性别和户籍分别与D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不同性别及户籍的学生群体间未发现人地协调观内隐认同的显著差异（表4）。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D)

IAT效应（D）的描述性统计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Dmean SD df 均方差 F P
性别 男 0.607 0.220 1 0.026 0.507 0.479
女 0.649 0.235
户籍 城市 0.625 0.246 1 0.005 0.005 0.945
农村 0.629 0.212
专业 地理 0.687 0.192 1 0.222 4.591 0.036
非地理 0.566 0.243

3.1.2 专业背景与任务类型对反应时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

为探讨专业与任务类型之间的关系，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对反应时数据进行分析（表5）。结果显示：①任务主效应显著（F任务=2048.539，P<0.001），表明任务类型对反应时有显著影响；②专业主效应显著（F专业=133.568， P<0.001），这表明地理专业与非地理专业之间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③专业与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F专业×任务=56.955， P<0.001），说明专业背景会对不同任务的反应模式产生影响。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地理专业还是非地理专业，被试对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任务（F地理=1393.160, P<0.001； F非地理=711.765, P<0.001）。
表5 反应时数据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5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on reaction time data

变量 df 均方差 F P $ {\eta }_{p}^{2} $
任务 1 163383208 2048.539 0.000 0.176
专业 1 12549628 133.568 0.000 0.014
任务×专业 1 4542540 56.955 0.000 0.006
具体而言（图2），相较于不相容任务，参试者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更短（M2=610.57, SD=225.19; M1=795.41, SD=353.23）。同时，无论是相容任务还是不相容任务，地理组的平均反应时（M2=620.79, SD=235.42; M1=836.47, SD=381.35）都显著长于非地理组（M2=600.38, SD=214.03; M1=754.41, SD=317.51）。上述结果表明，地理与非地理专业学生在不同任务中的反应速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佐证了专业背景对内隐认同效应的影响。
图2 专业间被试对不同任务的平均反应时

Fig. 2 Average reaction time of different tasks among different majors

3.2 人地协调观外显认同态度与实验认知负荷

研究对量表所得数据进行标准化赋值，并计算各维度选项的总得分作为外显态度的测量结果。人地协调观量表包括“地对人的客观影响性观念”“人对地的主观能动性观念”和“人与地的整体协调性观念”3个维度[17]。可靠性分析显示，Cronbach α系数为0.775，接近0.800的良好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17]。人地协调观量表得分结果显示，地理专业大学生的外显态度平均得分（S地理=84.97）与非地理专业大学生（S非地理=84.67）相近，且整体达到良好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专业=0.025, P=0.875>0.05）。此外，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内隐认同效应值与外显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极低，未达到显著水平（P=0.314>0.05）。以上结果说明：①大学生在人地协调观上的外显认同水平较高，但不同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②内隐认同与外显认同存在显著的区分效度，二者相互分离。
认知负荷量表包括“任务难度”和“主观努力”2个维度[41]。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地理专业与非地理专业在任务难度感知上无显著差异（F专业=0.039, P=0.844>0.05）；在主观努力程度上，地理专业学生的得分略高于非地理专业（S地理=84.523, S非地理=76.296），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F专业=3.315，P=0.074>0.05）。

4 讨论

4.1 大学生普遍表现出积极的人地协调观认同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地理专业还是非地理专业的大学生，其IAT效应值均较高，表明被试更倾向于将自我词与人地协调的正向词联系在一起，而非我词与人地协调的负向词关联更紧密。这反映出大学生在内隐层面对人地协调观持积极的内隐认同态度。量表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外显认同水平也较高，访谈结果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
大学生的人地协调观认同特点与前人的理论研究和调研结果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差别。例如，美国学者Bruni等的研究不仅指出大学生对自然联结持积极的认同态度，还报告了内隐态度在性别方面的显著差异[32]，而在本研究中未观察到性别效应。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在诸多方面较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38]，然而，在本实验中未得到相似的结果。从形成机制来看，城乡差异主要由暴露差异引起，而由于中国的实际城镇化水平以及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经历，多数被试在乡村的暴露频次有限。此外，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对大众媒体的接触等可能掩盖了性别和城乡的差异[43]，与访谈的结果相印证。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人地协调观的内涵已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例如在公共社区、新闻媒体、网络话语中，体现人地协调观价值内涵的宣传和事例随处可见，这种较高的接触频率使大学生对其认同已不断内化到自我价值体系中。

4.2 地理专业学生的IAT效应值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学生

参考效应值指标，地理专业大学生的IAT效应值平均为强烈强度，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的中等强度。这可用于解释大学地理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效果，包括校内外的课程对地理专业大学生核心素养的作用，直接促进了学生自我概念与人地协调观的深度融合。对地理专业学生的后续访谈结果反映，核心地理学课程例如“人文地理学”“环境学概论”和“自然资源学”等促进他们对人地协调观的认同。Lankenau等的研究指出，特定的生态学入门课程对大学生自然联结水平具有显著增强作用[44]。此外，高校教师个人见解和教学方法同样重要，正如学生C提到：“‘人文地理学’这门课请了很多老师开讲座，他们做的研究和观点（比书本知识）更能打动人，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听人与地方互动的具体过程和有趣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野外实习作为地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学生带入现实情境，是培养地理专业大学生人地协调观的重要方式。有研究基于农业与消费地理课程指出，大学生通过参与野外实习，能够实地考察牲畜的工业化生产环境及其与社会复杂性的关联，对直接经验与情感认知的形成有重要作用[45]。也有研究者指出城市地理课程的学习和野外实习提高了大学生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情感态度[46]。这些实践活动进一步印证了大学地理教育对人地协调观认同的积极影响。同时，本研究发现为大学地理教育研究中的相似观点提供了内隐测量的支持性证据。

4.3 地理专业学生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非地理专业学生

从反应时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相容任务还是不相容任务测验，地理专业大学生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非地理专业。根据Brendl等提出的随机波动模型对IAT的解释，在实验中被试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工刺激材料时，逐渐抽取并积累“积极”“消极”反映的信息，积累信息超过一定阈限才能做出反应[47]。不相容任务由于被试对目标词汇与属性词汇的感情色彩存在冲突，因此反应更慢，相容任务则相反。地理专业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接触较多，其内涵掌握的深广程度高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在无意识层面的加工机制更为复杂，可能降低了对目标词汇和属性词汇进行简单二元划分的速度，从而导致反应时增加。
同时，从认知负荷量表结果来看，地理专业大学生和非地理专业大学生对实验难度的评分相似，而前者对任务的主观努力程度平均分略高于后者。地理专业大学生较高的努力程度反映了他们参加实验时的高动机，访谈学生G提到：“实验中的这些词汇其实我都挺熟悉的，所以选错很不应该，（出现一些错误后）到后面的测试就更小心了”。成功倾向较强的被试愿意付诸更多的努力和能量保持最佳表现，导致其更易疲劳，增加参与实验任务时的反应时。同时，若被试追求成功的倾向过高，也有可能为避免错误而采取保守策略，使目标词汇和属性词汇的反应阈限在两组任务中都得到提高。

4.4 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外显和内隐认同态度存在分离效应

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同时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为“双重态度”。尽管两者都是态度的表达形式，但可通过不同的关联模式展现，如对自然联结的外显与内隐测量结果是相一致的[30]。但在Thomas等关于环境价值的3组IAT数据中，仅有1组的内隐测量表现出与外显测量较强的关系[34]，预示着人地协调观作为一种专业的价值观可能比自然联结更为复杂。
本研究发现，对于人地协调观认同的双重态度测量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可能存在分离效应：即存在2个独立的认知结构和评价系统，从而验证了双重态度模型的适用性[19]。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显认同与内隐认同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实际上，研究表明大学生对外显和内隐的人地协调观都持有积极的态度，只是侧重点不同。有的学生在外显评价上得分较高，而另一些则在内隐评价上表现更优。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社会期望效应或个人心理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掩盖了两者潜在的正向关系。
总体来看，虽然外显态度测量未显示出专业背景间的差异，但内隐测量却表明地理专业的学生比非地理专业的学生更认同人地协调观。这证明了IAT在评估人地协调观方面的有效性和独特价值，能够揭示传统量表和访谈中无法触及的信息。因此，外显认同与内隐认同共同构建了人地协调观认同的认知框架。将这2种视角的测量结果有机结合，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更加客观、全面且真实的个体人地协调观图景。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在基于内隐联想测验的人地协调观实验中，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均普遍表现出积极的外显认同与内隐认同态度，这与社会文化和教育导向密切相关；②地理专业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内隐认同水平均显著高于非地理专业，表明大学地理教育在塑造和提升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内隐认同具有积极意义；③地理专业学生在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非地理专业学生，可能与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动机水平、对内容掌握的深广程度等因素有关；④大学生对人地协调观的外显认同态度与内隐认同态度存在分离效应，验证了IAT用于人地协调观测量的有效性和价值。

5.2 建议

1）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加强对人地协调观相关概念的教育，将有助于提升其对人地协调观的认同感。鉴于非地理专业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缺乏专门的地理课程设置，将生态文明教育、环境教育、人文素养教育等与人地协调观念紧密相关的教育内容有机融入非地理专业的学生人才培养体系尤为重要。此外，构建涵盖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等多个分支领域的地理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亦十分必要。
2）针对地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进一步帮助学生明确有利于人地协调发展的行为，并培养学生在未来职业中实施这些行为的能力。当前国内外大学地理教育改革的前沿更加关注知识传递的多维互动，以及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和批判性地位。这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知识的记忆能力或思维能力训练，更需要重视在复杂情景中情感和自我加工在其中的作用，以促进学生将价值观转化为直接的行为动机。人地协调观的培育具有具身性、情感性和实践性，特定“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需必要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参与。因此，在地理课程体系方面，综合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合理设置显得尤为关键，地理野外实习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在大学课程的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中，为提升人地协调观教育的有效性，教师应当避免其形式化、机械化和表面化的倾向。通过创新教学的媒介、工具和方法等，改变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们的活跃和投入程度，培养其辩证思维能力和创造力，以增强课程的教学效果。此外，对人地协调观的培育离不开时时教导、久久为功，因而有必要将人地协调观的培养融入到大学生普遍价值观的教育中，例如大学生关注的消费观、择业观和人生观等其他重要价值观。

5.3 展望与不足

受限于研究条件，本研究仅针对广东某大学的学生展开，对人地协调观的认同是否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其他类型大学的学生是否具备同样的认同特点，尚需深入探究。其次，对于被试在人地协调观IAT实验中的心理机制，本研究尚需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支持，例如通过脑成像技术收集实验数据。最后，本研究依据横截面数据对因果关系进行推断，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探索大学地理教育对人地协调观认同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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