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定量与定性混合的研究方法，选取杭州东部的上城区与钱塘区为案例区，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生计韧性变化。定量研究部分，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方面构建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生计韧性进行测度，通过核密度分析对失地农民生计韧性进行组间对比。定性研究部分，对部分失地农民进行跟踪回访与观测，挖掘失地农民生计韧性变化的内在因果和发展规律。结果表明：① 案例区失地农民生计韧性指数整体较低，3个维度的单项测度结果依次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② 生计韧性水平与距离城市中心区的区位、征地面积、征地用途、征地时间等存在关联性，但非简单的线性关系；③ 受个体差异与外部因素影响，失地农民生计大致沿“外部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内卷趋平”的轨迹变化。
以沈阳市主城区和大连市主城区为例，探讨地铁对空间结构不同的城市在公交系统特性和可达性上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 地铁开通对沈阳市和大连市公交系统的特性和可达性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以地铁线路为轴向外围递减；② 地铁开通后大连市公交系统特性和可达性的变化更明显，地铁自身产生的影响在沈阳市表现得更显著，两城市公交系统特性和可达性的差异在地铁开通后扩大；③ 地铁开通后，单中心圈层结构城市公交系统集聚中心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该类型城市内部各区域公交系统特性及可达性差异扩大，多中心组团结构城市公交系统特性及可达性水平则趋向均衡化。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参与式规划理论，构建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社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广州市深井村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例，探讨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社区社会空间的内容和机制。研究表明：① 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居民参与能力、公共空间公共性和公众社会生活3方面内容。其中，居民参与能力在认知、互动和行为3方面得到了提升；公共空间公共性在功能、可达性、互动性3方面发生重构；公众社会生活在社会关系和生活空间两方面进行了融合。② 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和基于“沟通-共识-行动”的行动闭环，参与式社区规划实现了影响社区社会空间效应的累积。未来需要进一步解释认知、互动、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实证来验证分析框架是否有效。
利用网约车订单数据，提出基于网络距离搜索的核密度估计方法进行载客热点识别，分析网约车载客热点的空间分布特性。建立以兴趣点（POI）、土地利用多样性、路网密度以及公共交通临近性作为解释变量、载客点网络核密度值作为因变量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各类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分布的空间异质性，挖掘了城市建成环境在空间区域上对网约车出行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宏观角度，餐饮住宅、风景医疗、科教购物设施、土地利用多样性与载客点网络核密度值总体呈正相关性；从微观角度，各类设施对载客点网络核密度值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且异质性是受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利用多样性、道路属性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作用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
基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展示了中间产品进口空间演化格局，在全球-地方互动理论背景下将外部知识输入、本地知识吸收、本地知识扩散3个环节联系起来，重点关注中间产品进口视角下本地与跨区域知识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探索依托中间产品进口驱动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中间产品进口具有本地与跨区域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并不必然发生，其与地方中间产品进口的贸易类型、来源国类型紧密相关；中间产品进口的溢出效应影响渠道包括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通过进口替代直接使用进口中间产品提高生产率，提升地方出口竞争力，而间接效应通过中间产品其内含的研发成果实现技术溢出，这一渠道可能存在陷入全球化低端锁定的风险。
构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涵盖了适宜性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计算分级人居环境适宜性指数，并探讨与人口、GDP密度的空间一致性，验证适宜性较好的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表明：① 辽宁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呈现中部及沿海地区高于东部西部，空间上呈顺应山脉走向的东北–西南方向的纵向分异规律。其中沈阳市、大连市的自然适宜性指数最高；朝阳市、本溪市的自然适宜性最低。② 辽宁省人居环境人文适宜性指数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其中沈阳市、葫芦岛市的人文适宜性指数最高。③ 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适宜性的空间分异特征体现为：中部及沿海区域综合适宜性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适宜地区面积占比51.72%，临界适宜性地区占比44.53%，不适宜地区占比3.37%，辽宁省整体人居环境适宜性等级为良好。④ 辽宁省的人口和GDP密度与人居环境综合适宜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好的空间一致性。累计百分比统计显示，人口经济集中于综合适宜性较高的地区，充分利用了人居环境适宜性高的土地。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跨越行政边界类型界定迁移距离，来考察迁移距离对健康的影响和机制作用。研究表明：① 长距离迁移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匹配法和关键变量置换法3种方法对此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② 长距离迁移降低了居留时间和工作时长对健康的损害作用，同时强化了医疗保险和劳动合同对健康的保护作用。③ 适应性风险和健康生产资本是迁移距离与健康关联的解释机制，长距离迁移通过降低适应性风险和提高健康生产资本提升总体健康水平。
基于武汉市实有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空间统计、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行政村为研究尺度，从3个不同年龄组（0~18岁、19~59岁、60岁及以上）探究2014—2018年武汉市乡村人口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乡村地区常住人口数量整体增长，但年龄结构组间差和组内差呈不断扩大趋势；其中，95.29%村庄的0~18岁人口都在减少。② 乡村人口变化空间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空间集聚，在城市建成区边界、市区行政边界、重点集镇边缘等典型区域变化剧烈。③ 空间上人口平均增长率总体呈现“先缓降后缓升”趋势，峰值约在距市中心25~30 km和65~75 km之间，人口平均减少率则是“持续缓升”，在20~30 km处呈现最低值；受到主城区的“虹吸效应”最为明显的建成区周边乡村，人口的增减流动现象较为突出，是承接城乡人口转移的主要聚集区。④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驱动因子在不同年龄组和距市中心不同距离表现的影响力均不同，“文体商服点数量”“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乡村人口流动变化最广泛的影响因素。
以浙东运河城市绍兴市的180个景区、景点为研究对象，以携程网的14 181条点评作为数据来源，利用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分析文化型旅游目的地旅游者感知意象的主题及其显著性，并结合三因素理论深入探讨旅游者感知意象主题的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发现：① 旅游者感知意象包括景区服务、特色文化、山水风光、传说故事及名人故居5个主题；② 旅游者感知最强的是景区服务，其次分别是特色文化、山水风光、传说故事及名人故居；③ 旅游者感知意象主题可以划分为激励因素、双向因素和保健因素，并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效应；④ 旅游者通过对文化资源、文化可参观性生产和文化产业链的消费和体验，对文化型旅游目的地产生了不同的感知意象。文化型旅游目的地旅游者感知意象的提升需要注重完善景区服务，保护文化景观、真实性及自然资源，并充分发挥名人故居、山水风光和传说故事的积极作用。
以云南省3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为例，采用基于分层栅格数据的成本距离测算法计算旅途时间，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泰尔系数、日常可达性，探究无高铁、现状高铁、规划高铁下旅游交通格局及客源市场演变。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显著提升旅游可达性，圈层状可达性空间格局出现破碎化，形成滇中地区、大理–丽江、昭通旅游交通优势地区。② 高铁加剧旅游景点可达性的不均衡，规划高铁时期有所缓和。可达性总体差异主要源于旅游发展区间与州市内，滇西北旅游发展区的州市间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发展区。③ 旅游客源市场发生重构，5~8 h和8~12 h等时圈客源地是省域客源市场主体，对应70%以上中长途潜在游客。高铁网络引发的可达性优化强化知名旅游州市的吸引力，但对旅游品位弱势的州市挖掘中远程市场的作用相对有限。
以云南省宁洱县困鹿山村为案例地，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当地普洱茶的商品化行动者网络中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和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在普洱茶商品化的时空过程中，不同的人类主体围绕普洱茶展开了一系列社会实践，赋予了其丰富的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普洱茶见证了困鹿山村的乡村重构，村落的物质形态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普洱茶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商品化进程已经深深嵌入到地方的发展中。通过剖析普洱茶在困鹿山村重构的核心作用，自然要素的能动性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式与过程，进而呼吁从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重新理解中国新时期乡村发展的进程和动力机制。
生计恢复力研究不仅有助于准确判断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效，更有助于理解新时期脱贫群体的生计状况，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综合评估脱贫户生计恢复力的基础上，探析影响其演变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①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高生计恢复力脱贫户仅占27.73%；② 不同类型脱贫户的生计恢复力存在分化特征，海拔低、脱贫时间早、劳动力禀赋强、抚养比低的脱贫户生计恢复力较高；③ 2014—2019年脱贫户生计恢复力主要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演变，除受政策干预、区域条件和生计风险的影响外，还受其交互作用的显著影响。
基于微观视角，从家庭经济、退地决策、社会保障、居住条件4个方面入手，以吉林省第二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宅基地退出后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风险矩阵法对宅基地退出风险因素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宅基地退出会一定程度上触及农民的权益及微观福利边界，从而会形成退地风险。吉林省宅基地改革试验区的农村宅基地退出风险水平整体不高，但宅基地退出风险中家庭日常消费、家庭人均收入、就业机会风险属于高风险等级，应予以重视。因此，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要创新退出形式、合理确定补偿标准、明晰退地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健全农户就业培训体系、根据不同区位类型实施退地安置、建立宅基地退出风险监管机制，进而为宅基地退出提出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建议。
在综合国内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黄山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数据库和Meta回归模型并进行有效性检验，建立生长函数对单位面积价值量进行了修正，分析了2010—2019年黄山市的服务价值占比变化和各区县服务价值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黄山市森林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总价值呈现递增趋势；② 样本内外效益转移平均误差分别为31.71%和32.79%，均位于20%~40%的有效区间内，所构建的Meta回归模型效果较好；③ 从修正后的价值量来看，近年来黄山市森林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价值占比稳步上升，而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占比略有下降；④ 从黄山市各区县时空差异来看，各区县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自2016年后呈现出协同增长的趋势。
将19个城市群203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城市发展的集聚扩散效应和拥挤效应，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攀升数理模型等，定量分析2010―2019年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并对其进行模拟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呈波浪式攀升的增长态势，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育过程中对科技创新资源存在集聚扩散效应的演化趋势。② 中国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在空间上具有不均衡性，效率值的高低受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③ 城市群内所辖城市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强度不断增大，但存在着整合门槛值的限制。该研究通过模型验证了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和发展趋势，为推动中国城市群提升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提供了定量的决策支持依据，为城市群优化科技创新资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算法。
通过对广西感仙洞洞穴堆积物粘土矿物和元素丰度的分析，探讨了其垂向变化的古气候环境意义。结果表明，根据粘土矿物组成变化大致可将洞穴堆积物划分为以较高含量蛭石为特征的无分层的上部层段、以高岭石含量较高为特征且有较明显分层的下部层段以及底部砾石段。堆积物元素丰度存在剖面变化，但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显示洞穴堆积物（除砾石层外）物源基本一致。堆积物化学蚀变指数垂向变化不大，平均值为95.56，显示物源区风化强烈。总体来看该洞穴堆积物代表了古老基地形成的风化壳经侵蚀并在洞穴中再堆积的产物，这些堆积物主要形成于3个时间段，即700 ka 底部砾石沉积阶段、700—500 ka间多期次堆积阶段和500—150 ka间快速堆积阶段。最后，粘土矿物与元素含量垂向变化不同步应与物源区剥蚀再堆积及洞穴风化淋滤等有关。
以地处岩溶槽谷地貌的万山区为研究区域，采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非粮化”耕地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驱动因素，并结合岩溶槽谷地形地貌环境研究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万山区未耕种“非粮化”耕地较多，并且耕地向林地与园地调整比例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性。② 在众多因素中，距离农村道路的远近是引起区内所有耕地“非粮化”的主导驱动力，导致耕地形成不同的“非粮化”类型。③ 区内“非粮化”耕地的形成与分布受外在驱动力的影响显著，不同“非粮化”耕地类型的主导驱动力不同，但内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④ 在原始驱动力（地形因素）与外在驱动力（区位因素）并伴随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修复等措施诱导的作用下，槽谷谷底、谷坡、谷顶耕地“非粮化”类型大体相同。
以鄱阳湖南部的厚田剖面为例，构建了OSL年代框架，采用端元模型分析粒度组成，得出EM1代表粉砂端元组分，峰值对应于砂质古土壤；EM2与EM3代表中砂-粗砂端元组分，峰值对应于沙丘砂，其峰谷交替特征揭示了末次冰期万年尺度的季风演变规律。HTS4 (77.0—57.1 ka B. P.)、HTS3b (49.7—36.8 ka B. P.)、HTS2 (26.5—14.9 ka B. P.)主要发育沙丘砂，EM1和磁化率为谷值，EM2、EM3和CaCO3质量分数为峰值，指示了寒冷干燥大风的冬季风强盛期，分别对应于MIS4、MIS3b和MIS2阶段。HTS3c (57.1—49.7 ka B. P.)、HTS3a (36.8—26.5 ka B. P.)主要发育砂质古土壤，EM1和磁化率为峰值，EM2、EM3和CaCO3质量分数为谷值，指示了温暖湿润的冬季风减弱期，分别对应于MIS3c和MIS3a，这些事件同步于亚热带石笋、黄土高原黄土等载体揭示的变化规律，外在驱动因素是太阳辐射量变化，内部因素是季风强度和河水涨落引起的物源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