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②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③ 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
在多尺度视角下探讨技术转移网络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技术转移强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技术转移网络等级分布明显。② 中国技术转移网络全行业网络集中度较高，不同尺度分网络差异显著。③ 不同尺度的技术转移均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但存在尺度差异。城市尺度作用最强，国家尺度次之，省域尺度影响最小。说明地理邻近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知识的复杂程度影响创新，获取知识的复杂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世界在科技全球化、科技变革和大国科技博弈进程中正步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全球科技竞合是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大国博弈的主导形式。文章首先从全球科技竞合现实出发，明确了中国在科技地缘政治时代修正或重构国家科技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认为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保障国家科技安全，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地缘政治研究。其次，从时代变迁和地缘政治理论演进的视角阐释了科技地缘政治研究亟需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地理学、政治学和科技管理领域关于科技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地理学领域的科技地缘政治探索虽详尽地揭示了全球科技竞合的时空特征，但并未从全球科技竞合的表象透视国家科技权力争夺的本质；政治学领域的科技地缘政治探索虽详细追溯了科技进步与地缘政治理论思潮演进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关系，但其剥离空间的抽象思维无法解释国家围绕一定地理空间进行博弈的现实；科技管理学领域的科技地缘政治探索虽进行了系统的全球科技体系演化与治理的研究，但其研究的立足点忽视了大国科技竞合的本质。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科技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系统梳理有关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嵌入到创业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构成，以及新要素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的空间过程和机制，并且分析总结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地方发展的交互动态。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着眼于中国创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化时代创业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指导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 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② 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③ 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② 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③ 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④ 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选取2015—2018年11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频次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及演变，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① 城市群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呈现明显的“钻石”结构，而城市群内部表现为不同丰度的“金字塔”结构，优化提升阶段城市群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区域，其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其他两个阶段更复杂。② 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相对稳定，以“胡焕庸线”为人口流动总量的分界线，在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作用之下，东部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总频次远大于中西部，呈现出稳定的“东密西疏”结构。③ 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性，形成明显的以相邻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④ 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舒适度水平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因子。人均绿地面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专利授权量和年均气温等在多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形成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不同城市群的人口流动产生异质性影响。
地理学视角的物流网络研究已成为物流科学领域的热点方向。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出发，在明确城乡物流网络理论来源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城乡物流网络的内涵、构成及研究框架进行梳理。基于研究，首先给出了城乡物流网络的定义，认为城乡物流网络的本质是旧的城市物流网络和乡村物流网络在空间上的延伸、衔接和提效。其次，从空间视角将城乡物流网络分解为节点、连线和域面3要素，指出网络各要素均出现了功能强化和更新，如节点的管理、衔接和经济社会功能强化；连线的联结功能和平衡功能出现，域面的协同组织、动态调整功能突出。最后，遵循地理学“格局-过程-机理-决策”的科学逻辑，提出“数据采集与融合、要素映射与解析、时空比较与分析、机理探究与优化”4个模块的城乡物流网络分析框架，为深刻揭示城乡物流网络结构及其演化机理提供基础。进一步指出未来应探讨城乡物流节点、连线、域面及网络的地区类型、区域适宜性及要素间相互作用机制，提炼适应不同区域、能有效提升要素流通效应的多尺度空间组织模式，加强对城乡要素流通系统的科学认知，科学支撑城乡地域融合发展实践。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② 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② 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③ 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识别流域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结构视角测度黄河流域水足迹变化，进而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Kaya-LMDI分解模型，解析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并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禀赋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识别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水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业水足迹占比高达85%，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问题突出。② 黄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量与水足迹空间分布不匹配，中下游面临更严重水资源约束。③ 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弱脱钩，但2015—2019年各省区开始向强脱钩转变。④ 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拉动作用，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禀赋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抑制作用，但仍有提升潜力，各省区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为此，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农业集约式发展，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水资源约束困境，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青海高原城市西宁为研究对象，开展家庭能源消费问卷入户调查，建立高原城市家庭能源消费数据库(N=500)，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总结分析家庭能耗碳排放的空间特征与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① 西宁市家庭人均能源消费量与人均能耗碳排放平均值分别为10.57 kgce/d和6.11 kg/d，取暖、厨房设备及热水器设备是家庭能耗及碳排放的主要来源；② 西宁市人均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总体呈现出高值区(HH)、低值区(LL)相对集聚，而局部地区也存在高低值区(HL)和低高值区(LH)集聚现象，其空间规律呈现明显的异质性；③ 家庭收入、地理环境以及建筑特征等因素是人均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空间异质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现代沟道农业是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地耦合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兴农业地域类型，其可持续发展对于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三生”空间优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人地系统科学认知出发，对现代沟道农业的内涵、可持续发展方向、典型发展模式和保障体系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展望，为系统认识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农业模式，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主要结论：① 沟道农业是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功能类型，具有多尺度、多层次的特点，其可持续发展应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协同解决土壤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和农业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② 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多功能农业，通过“3C”模式，即农业自身内循环、农业外循环、基于农业多功能的农业大循环，实现生产结构优化、产业链条延伸和城乡功能互补。③ 创新推广土地综合整治带动模式、农业结构调整带动模式、特色资源综合开发模式和土地流转规模生产模式，有助于农业提质增效和农业高质量发展。④ 拓展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化“理论-实践”贯通式研究，探索建立涵盖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培养、政策制度支撑等内容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沟道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生产效益，推动沟道农业现代化。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以中国286个主要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大气PM2.5质量浓度栅格数据及各地级市社会经济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市PM2.5质量浓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 中国PM2.5污染在时序演化上呈“M”型波动态势，在空间分布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集聚型格局；② 中国地级市PM2.5污染在空间效应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区域间大气污染存在交互影响；③ 人口密度与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对PM2.5质量浓度升高的贡献最大，而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PM2.5有较为显著的负向消减作用。
基于1951—2020年中国南方12个省（市、区）258个气象站的平均温度和降水量日数据，提取低温雨雪冰冻事件及其过程负积温、累积降水量及日最大降水量等指标，表征不同重现期下（5 a、10 a、30 a、50 a）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危险性分布，再依据交通线路数据评估暴露风险。结果表明，发生次数较多地区集中在海拔较高的贵州、湖北、安徽、江苏等。平均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呈条带状，高值区边界较清晰，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区域在贵州和湖南。50 a一遇下的低温、雨雪、冰冻的负积温最低值为-78.2℃，累积降水量最大值为83.2 mm，日降水量最大值为38.9 mm。湖北、湖南、贵州、安徽及江西等地危险性较高，上述高危险区均存在高风险路段。
基于安徽省140个采样点的土壤pH数据，综合考虑土壤、地形、气候、生物等因子对土壤pH的影响，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主成分地理加权回归（Principal Component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PCA-GWR）和混合地理加权回归（Mixe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GWR）3种模型对安徽省土壤pH空间分布进行建模预测，揭示环境因子对土壤pH的影响在空间上的差异，最后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为基准比较3种GWR模型的精度。研究表明：① 安徽省土壤pH具有空间异质性，且集聚特征明显。② 3种GWR模型中M-GWR模型略优，GWR、PCA-GWR和M-GWR的建模集调整后决定系数（Radj2）分别为0.59、0.62和0.63；对比MLR模型，3种GWR模型的Radj2分别提升了23%、31%和35%。M-GWR生成的预测图在空间上过渡平滑，建模效果稳定，其预测结果表明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多为碱性土壤，长江以南多为中性或酸性土壤，符合“南酸北碱”特征。③ GWR及其改进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土壤pH属性，反映环境因子在不同空间位置上对土壤pH的影响程度，而M-GWR兼具变量作用的全局性和和局部性，进而提升了模型解释能力，为大区域数字土壤制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