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通道是打破自然阻隔、连通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跨江融合、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实现全国南北要素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中国长江干线过江通道的发展过程，并采用时间可达性和中介中心性对过江公路的区域连通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① 根据数量、类型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的建设过程可分为起步攻坚阶段（1957—1995年）、提速扩张阶段（1996—2010年）和多功能拓展阶段（2011年至今），至2021年6月，上中下游过江通道比例达54.7∶23.4∶21.9，从经济规模和常住人口来看，长江下游过江通道密度远低于上中游地区；② 长江经济带平均公路过江时间由1980年的19.73 h下降到2020年的6.09 h，可达性显著提升，且上、中、下游过江时间成本差距不断缩小；③ 长江南北两岸地市间跨江连通水平提升显著，过江最短路径由高度依赖于若干过江公路发展为多条过江公路共同分担，高中介中心性过江公路主要布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上游地区过江公路连通能力普遍偏弱。
考虑综合交通网络优化、邻近跨海通道的影响和客货运输差异，利用空间可达性和联系潜力模型，多情景、多维度评估了沪舟甬跨海通道的空间收敛效应。结果显示：① 由于沪甬跨海通道的竞争和替代效应，沪舟甬跨海通道对出行活动的影响较小，主要服务于舟山市的城际出行活动，并具有成为旅游通道的潜力；② 沪舟甬跨海通道增强了浙江洋山深水港在浙江省的竞争优势和宁波舟山港在江苏省的竞争优势，但对洋山深水港的影响显著高于对宁波舟山港的影响；③ 相较于沪甬跨海通道，沪舟甬跨海通道在货运上具有优势，未来对沪舟甬跨海通道的需求预测和科学论证应重点关注其货运功能。
川藏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干线铁路，完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融合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川藏铁路为研究对象，以各类路网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结合川藏地区的特殊性，从全国尺度测度川藏铁路对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剖析其对区域潜在联系和高铁网络结构的影响，以期为中国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川藏铁路建设极大改善了西藏城市的区位条件，不仅对沿线城市有重要影响，也提高了其他城市的可达性，在空间上促使沿线分散的圈层结构拓展为沿川藏铁路的廊道结构，尤其便利了西藏与西南和华南地区的联系；川藏铁路促进了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完善了高铁网络结构，有利于西藏与四川形成紧密关系；川藏铁路促进了边疆地区、贫困县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县等特殊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土地作为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化解人地矛盾的关键突破口。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减缓中国土地供需矛盾，维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关键途径。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DEA（Epsilon-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演化特征及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凸显；② 产业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突破“索洛悖论”，提升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③ 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中的适用性； 但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降低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通过研究以期为合理指导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实现城市建设用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通勤出行逐渐成为居民的重要出行需求，相关研究也成为人本主义视角下城市规划、交通地理学领域的热点。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借助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探究城市内及城市间居民非通勤出行特征及其非线性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南京都市圈城市内非通勤出行集中于各城市中心城区，城市间非通勤出行集中于城市交界区域及南京市中心城区。② 建成环境对居民非通勤出行具有非线性影响，城市内非通勤出行受到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双重非线性作用，城市间非通勤出行则主要受到交通设施的非线性作用。③ 不同影响因子具有不同的非线性作用方式，需要根据其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调控和配置。最后，文章提出基于非通勤人流特征和建成环境非线性影响作用的都市圈设施优化配置策略。
本文从碳管控政策下的制造业空间转移和碳排放相互作用机理分析出发，使用融入区位要素的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构建了基于碳管控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引力机制与离心机制，推演制造业空间转移对碳排放格局的“重塑机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基于参数改进的空间临近影响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法验证了制造业空间转移、碳管控政策对碳排放格局影响的空间效应，为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① 碳管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行为与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离心作用，限制性碳管控政策倾向于导致制造业企业区位转移。② 无论何种碳管控政策，企业都倾向于以碳排放上限进行生产，地区碳排放是企业生产行为和区位选择、碳管控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结果。③ 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制造业空间转移呈现明显的跳跃式扩散和就近扩散的特征，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分布集聚。④ 区域碳排放格局是政府和市场通过引力机制和离心机制作用于企业的均衡结果。低碳和高碳制造业企业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转移使得碳排放格局呈现相对集聚-相对分散-绝对集聚的状态。⑤ “十三五”与“十二五”时期相比，碳管控呈收紧态势，政策强度和力度不断提高。离心作用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转移到碳管控力度较低的地区。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电影产业链分工联系，分析城市电影网络结构，探究多维邻近性对城市间联系的影响及其城市主体差异。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电影网络呈现出以北京为主核心的轮辐式结构，而未表现出其它行业常见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② 中国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时期，城市间产业链联系更多基于政策邻近和组织邻近，而非地理邻近。经济势差、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对城市间联系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多维邻近性对在电影生产活动中具备不同发展基础的城市间联系存在差异影响。政策邻近和组织邻近在发展基础强大的高连通度城市间联系中发挥显著正向影响。随着电影产业市场化深入，组织邻近和经济势差在高连通度城市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中、低连通度城市间联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组织邻近和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能够显著促进中、低连通度城市间联系，而政策邻近的正向影响显著性降低或不再显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旅游收入和民航客运量面板数据以及2020年旅游景区与机场位置空间截面数据，借助核密度、机场可达性分析和PVAR动态模型，对西部地区民航运输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时空关系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① 西部地区机场布局与旅游资源分布整体协调度较高，但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空间协调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可将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优质协调发展区、良好协调发展区和初级协调发展区3种类型；② 西部地区呈现民航运输对旅游业单向影响更强烈的局面，二者并未形成长效互动机制；③ 从控制变量贡献看，财政支出对民航运输业的推动作用更强，旅游业的发展则更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陆路交通网络密度，城镇化规模对二者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①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②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③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④ 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从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拓展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4—2020年中国沿海9省（区）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变异系数法、障碍度模型，深入分析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了以山东、江苏、海南为核心的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三足鼎立的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格局。② 研究期内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正在逐步扩大，其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高效维度。③ 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来自经济高效和空间拓展维度，并且空间拓展维度上的障碍度仍有增大趋势。
基于综合评价法、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从要素层面开展1995—2020年浙江山区26县城乡融合水平评价及差异化路径研究。研究表明：①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稳定增长，且呈组团状分布格局。②山区26县各要素间协调互动作用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以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为分水岭，实现由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阶段式跨越；创新型要素内部、创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尚未形成良好的互馈效应。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技术要素辐射范围和深度不够、对区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带动作用不足是制约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未来，可从强化要素流动与组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城乡融合发展障碍因素、加强区域密联4个方面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差异化路径，以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运用核密度分析、GWR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量化模型，探究168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长江、黄河为中心，呈“一核多片区-双廊道”空间分布格局。②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的地类型结构呈局部聚集和非均衡态势，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冀、中原和成渝等城市群，以核心景区带动型、历史文化遗产型所占比例为最高和最低。③ 旅游吸引物、服务与设施、经济与政策、自然地理基础、市场与交通区位等因素协同作用构成其空间分布的驱动机理，各因素存在局部促进或抑制效用。④ 各类型示范区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各异，因子两两交互显著提升其空间解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和双因子增强效应，资源向心力、市场牵引力、经济推动力、交通通达力、服务集成力和环境舒适度构建其空间分布的动力六维模型。
聚焦“三大地区–九大农区–省域单元”等多种尺度，探究了1987—2017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区域演变特征，并深入解析了居民膳食结构变化的健康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逐渐由“粮菜为主”向“多元化消费”转变，膳食质量普遍提高的同时动物源食品摄入量大幅增加。② 人地关系的差异性驱动多尺度视角下各区域膳食结构向不同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动物源食品消费比例上升最快、西部地区始终是油脂类消费比例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最小；九大农区动物源食品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他类膳食消费各有所异；各省居民膳食结构尚未形成明显的地域空间分异格局。③ 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以及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与动物源食品、油脂类消费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与粮食消费量呈显著负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科学制定中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平衡对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本文基于水足迹视角，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分析2002—2017年中国省际各产业水资源流动格局，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综合考虑了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共20个指标，分别探讨影响中国省际流入与流出虚拟水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研究期间，各产业流入与流出虚拟水占比有所变化，农业始终占据较大的比重，工业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服务业的占比逐渐增加，到2017年仅次于农业；② 在流动格局中，东部绝大部分地区各产业流入虚拟水高于流出虚拟水，中部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各产业流出虚拟水高于流入虚拟水；③ 流入虚拟水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中，产业影响力、人口总数和水资源承载力等因素的增长对流入虚拟水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耕地灌溉面积比例和R&D经费投资总额的增长会抑制流入虚拟水的增加；④ 人口总数、交通密度和单位GDP耗水等因素的增长会促进流出虚拟水的增加，而单位GDP耗能、产业影响力和R&D经费投资总额等因素的增长则会对流出虚拟水的增加起阻碍作用。
以浙江省大田河流域为案例，基于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GIS）开展野外调查，构建居民建筑及其室内财产的脆弱性曲线；利用HEC-HMS水文和HAND淹没模型，模拟6种洪水淹没情景，开展承灾体建模、暴露与潜在损失分析，从而实现社区尺度的多情景洪水风险分析。结果表明，基于PGIS的问卷调查和家庭访谈可有效收集社区本地知识并辅助完成风险分析。从2年一遇到500年一遇洪水，受淹建筑足迹由6.72%增至61.44%，总的暴露资产由23.24亿元增至222.48亿元；结合脆弱性分析得出，洪水潜在损失由3.86亿元上升为54.19亿元。社区的洪水年期望损失为4.89亿元，有必要采取综合性防洪适应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洪水灾害风险。该研究可为开展社区参与式的洪水风险分析提供借鉴。
本文基于ERA5气候数据、GRACE重力卫星的Level 3水储量产品数据，计算了黄河流域的标准降水蒸散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SPEI）和标准化陆地水储量指数SWSI（Standardized Water Storage Index, SWSI），采用Spearman秩相关法探究了SPEI和SWSI之间的时滞效应，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气象水文干旱时滞差异的主导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两两交互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9年黄河流域气象干旱与水文干旱间均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不同月份的SWSI和SPEI的滞后时间不一样，整个流域春冬两个季节的平均滞后时长为3个月，夏秋季节的平均滞后时长为4个月。土壤类型对时滞差异的影响最大，气象因子和人类活动对时滞差异的影响次之，气象因子中潜在蒸散的影响最大。不同因子间的交互影响均比单因子影响大。在双因子交互影响中土壤类型和潜在蒸散之间的协同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土壤类型与温度以及土壤类型与土地利用的协同作用。
利用2014—2018年近地面观测PM2.5质量浓度数据、MODIS 10 km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数据、ERA5再分析气象数据和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据，分别构建估算东北地区PM2.5质量浓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 Effects Model, LME）和随机森林模型（Random Forest, RF），利用十折交叉验证方法对3个模型进行精度评价。根据最优模型估算2009—2018年东北地区逐日PM2.5质量浓度，结果表明：① 3种模型模拟的PM2.5质量浓度与地面实测值间的相关系数R2排序为RF>LME>MLR，RF模型整体精度最高。② 不同季节、月份的RF模型模拟PM2.5质量浓度与地面实测值间的R2均高于0.93，通过RF模型估算东北地区的PM2.5质量浓度是可行的；③ 2009—2018年东北地区PM2.5质量浓度呈先升后降的年际变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的季节性变化特征；从空间分布上看，PM2.5质量浓度由西南到东北逐渐降低，总体上辽宁>吉林>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