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体现，也是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优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如何科学地认识并评估其空间效应成为当前学术界亟需解决的理论性问题。在系统梳理中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概念内涵、类型与职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地理学和经济学视角解析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空间效应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和形成机制，从评估目标、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3个方面构建空间效应评估理论框架，以期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评价与布局优化提供指导。
地理学擅长从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的视角评估跨区域重大交通工程的空间效应，但系统性的评估思路和体系仍需探索性创新。本文首先界定了跨区域重大交通工程的定义，探讨了空间效应的内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区域重大交通工程空间效应的评估思路，并展望了该领域重点研究议题。研究认为，跨区域重大交通工程空间效应评估应基于系统观和整体观，从综合性和区域性的视角出发，厘清工程对与之相关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功能、形态和结构等的影响，从自然–经济–技术的复合维度探索避免或最小化消极影响以及最大化积极影响的策略与措施，服务于跨区域重大交通工程的决策、运维管理与风险控制，促进相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整体优化与综合平衡；评估要点包括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科学预判未来发展情景、全生命周期动态追踪评估、积极与消极影响兼顾、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多学科领域评估体系衔接与互动等。
本文以国内外基础设施空间效应评估相关文献为依据，在阐述了基础设施空间效应的概念内涵与评估内容基础上，系统梳理了项目与宏观区域层面基础设施空间效应的评估技术方法进展。基础设施空间效应可理解为基础设施在与区域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的综合作用，贯穿于基础设施整个生命周期。既有空间效应评估的方法体系存在片面性，多维度综合视角下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空间效应评估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体系亟待整合与完善，提出加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评估方法与技术整合、构建面向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基础清单数据库、加强关联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评估方法与技术研究、加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国土空间格局效能集成评估方法与大数据在基础设施空间效应评估中的应用等内容作为基础设施空间效应评估方法研究的重要方向。
通过对多机场体系概念内涵的解析，基于机场与区域空间关系的视角，构建了多机场体系量化甄别的两步搜索法，并提出了多机场体系界定的关键技术参数。基于机场-都市圈距离模拟优化阈值（70 km）识别的全球多机场体系空间格局研究发现：① 全球共有59个多机场体系，其业务规模在全球民航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机场体系内的机场数量多为2个或3个，其中“一主一辅”布局模式占据主导，（航空）港-城的平均车程时间为39.35 min。② 多机场体系呈现出多核空间布局特征，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或大洲/国家尺度的区域性中心；多机场体系的运输规模、机场数量、港-城距离等特征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③ 在空间指向上，多机场体系呈现出中心地指向性和海洋指向性的特征。
基于拓展的三要素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测度2003―2018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程度，通过时空核密度和综合协调指数解析城市资源空间错配的集聚模式及协调度，以准确反映城市资源空间错配程度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样本期内不同资源的城市空间错配程度变动趋势差异明显。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空间错配持续改善，但土地空间错配先缓解后加剧，行政力量阻碍资源市场化流动是加剧土地错配的重要因素。② 3种资源在城市间的空间集聚模式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资本和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具有强烈的区域偏向性和共聚性，相邻城市资源配置呈现高–高、低–低型正向集聚模式；户籍壁垒和非均等化公共服务阻碍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得相邻城市劳动力配置呈现出高–低型负向集聚模式。③ 相邻城市在资本市场化改革和土地政策调整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城市之间劳动力错配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东北地区要素市场化改革协同性最低。研究结论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明晰城市层面资源配置的演化路径和优化策略提供了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下文简称“连通性”）既包括基础设施的物理（硬）连通，也包括交通组织的运营（软）连通等，主要服务于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连通性，影响了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以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从交通设施连通与否及其连通性水平2个层面定量评价和测算了不同类型交通连通性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门槛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① 连通性提升对货物贸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② 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海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公路和航空运输，而中欧班列的运行影响不显著；③ 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行业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可为连通性提升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外溢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为中国如何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提供启示。
以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旅游重点村和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典型村落整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传统村落高密度区分布于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南-闽北、晋东南一带，核心区呈“品”字形格局；民族村寨高密度区位于湘桂黔交汇处，由西南向西北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旅游重点村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为双核心向西辐射到青甘、川滇一带；森林乡村则以北京以及浙江与安徽交界处为双核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③ 影响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地形地貌、水文、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生态环境等。全国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能为全国典型村落的开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以山东省新泰市789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对村庄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不同维度下村庄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似，平均生产效率最大，生活效率次之，生态效率最小。② 同一村庄不同维度发展效率不同，多数表现为生产、生活效率值相近，但与生态效率差值较大。③ 不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高值区的重合度偏低，仅为43个，占5.45%。④ 随着乡村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乡村制约作用逐步降低，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且政策文化因素与村庄发展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基于2003—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要素结构、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的城乡结构协调度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城乡结构演变格局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3年来，东北三省城乡结构协调水平整体提升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但中心城市的城乡结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要素资源分布较为集中。② 城乡结构各指标变化率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其中经济结构和要素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增长型，公共服务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降低型，社会结构演变类型省际差异明显。③ 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度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城乡结构、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具有正向溢出作用。④ 城乡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就读高等院校带来的学生跨区域流动是人力资本空间再配置的重要环节，从地理学视角基于高校招生配额构建学生的流动网络，对于进一步剖析人才流动规律、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双一流”高校的招生数据，刻画地区间学生就学迁移网络，探讨其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公平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多从人口规模大的省级行政区流向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的省级行政区，高校所在地的省（市、区）内招生、东中西部区域内招生等属地优势凸显，中西部地区学生外流比较严重。学生就学迁移网络主要受到考生人数、高校资源容量、经济差异、国家招生政策倾斜、文化和地理距离的共同影响。各地省(市、区）人均和考生人均录取率的基尼系数并不大，但各省（市、区）省内录取率、各高校的外省（市、区）录取率、及东中西部区域内外录取率均差异较大。一些省（市、区）面临省（市、区）内录取率低、“双一流”高校考取困难、学生外流明显的三重困境。鉴于此，本研究提出需从宏观上认知学生就学迁移对区域差异的长期影响，并从地方发展上破解人才外流的困境。
城市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以南京中心城区的商业租金和住宅租金为研究对象，采用冷热点、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比较2010—2019年间南京商住租金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差异发现：① 商住租金时空演化差异显著，住宅租金呈现“稳步”增长和“多核集聚”分布格局，而商业租金增长更具“波动性”，空间上体现出内城“强核心”特点，其空间拓展滞后并依赖于居住空间。② 南京商住租金空间结构存在由单中心圈层结构向一极多核层级网络结构演化的趋势，但城市尺度上依然呈现出“核心–边缘”的整体空间结构。③ 中国城市商住租金的空间分异现象是压缩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人口、资本、交通等城市资源要素的配置与调整重塑了城市商住租金空间的分异与耦合。④ 商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合理协调商住空间开发建设的步调对于郊区商住空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选取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犯罪恐惧感高于无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在选取的12项犯罪经历相关指标中，有5项指标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比值比从大到小分别为自身经历的扒窃和入室盗窃、亲朋好友在公交地铁和其它公共场所犯罪受害、社区内发生的扒窃见闻，其余7项指标不显著；个体属性方面，仅教育水平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社区类型对被访者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以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演进。结果表明：① 电影企业并购双方在地理上呈现出向大城市协同集聚的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目标城市（州）的选择也逐渐增多；② 电影企业并购双方在相互邻近的城市（州）间存在正向的关联互动，但相关水平整体较低，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与其周边城市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空间关联形态；③ 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州）等级差异明显，呈典型的“金字塔”状分布；④ 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展现为“主干–次干–支线”的三元结构。基于此，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应从强化电影企业空间联系、鼓励电影企业跨界并购、优化电影企业集聚效率等方面着手优化。
在考虑农业非合意产出的情况下，选取2010—2018年中国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应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中国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在研究期内，内蒙古和海南的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均值较高，两者均高于0.99，原因是农产品单位价值较高或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较少。江苏和广东等省份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增长率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因素推动的。中国东部地区在研究期内的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明显上升，年均增长速度最快，是由于该地区经济目标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共同推动了东部地区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海洋热浪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综述了海洋热浪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与长期变化趋势及其形成机理的主要研究进展。已有的研究表明：① 由于夏季海洋混合层深度较浅，海表温度对海面加热过程更敏感，导致海洋热浪多发生于夏季且强度最强，冬季则相反。复杂的局地海洋与大气强迫也使得海洋热浪的季节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② 海洋热浪的年际变化主要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印度洋偶极子（IOD）等年际尺度海气耦合模态的影响，其中ENSO对海洋热浪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范围覆盖了全球大部分海域，IOD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热带印度洋和热带太平洋，北大西洋涛动和大西洋纬向模态主要影响区域分别位于北大西洋和非洲西岸近海。③ 年代际太平洋涛动、太平洋十年涛动等低频气候波动对太平洋、热带大西洋以及东南印度洋海洋热浪的年代际变化具有重要作用。④ 海洋热浪长期变化趋势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气候模式的结果表明，在RCP8.5情景下，到2100年海洋热浪的强度将是RCP4.5的2倍，并且全球大部分海洋将陷入“永久性”的海洋热浪状态。最后，本文讨论了海洋热浪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正在不断增加。尽管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关于高温发生频率与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但目前学界对于高温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为了分析不同阈值检测出的高温事件的差异，基于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均一化气温日值数据集(V1.0)中的1979―2019年的日最高温和日最低温数据，使用绝对阈值和相对阈值2种方法来定义高温，在此基础上计算绝对阈值高温日数、绝对阈值高温积温和相对阈值高温日数3个高温指标，使用Mann-Kendall检验、Sen's slope、Hurst指数和经验正交函数（EOF），对比分析不同阈值条件下计算的高温指标的变化趋势和时空分布的差异。结果显示：①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使用不同阈值的高温指标变化趋势以及持续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相对阈值法得到的高温日数呈显著增加的站点相比绝对阈值法的更多。绝对阈值法显示高温日数在新疆、华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的持续性较强，而相对阈值法显示高温日数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持续性较高。②不同阈值的高温指标的EOF反映的高温指标的时空分布模式同样存在明显不同，绝对阈值高温指标的第二模态反映的是华东地区南部和华南大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反向分布模式，相对阈值高温指标的第二模态反应的是南北地区的反向分布模式。研究者需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高温阈值。
空气花粉被认为是空气污染物之一，可引起人群过敏反应，导致一系列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或加重。但由于不同地区气候条件、植被和植物种类的差异，空气中的植物花粉种类和数量亦有所不同，所以空气花粉研究需要不同区域进行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北部2020年3月1日至10月15日的空气花粉监测，分析了空气花粉种类和浓度变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2020年北京市北部的花粉季从3月15日至9月5日，共172 d，占全年总天数的47.0%。② 不同植物花粉传播峰值有差异。③ 花粉总浓度变化呈双峰型，即3—5月为第一高峰，主要是树木花粉（如柏科、杨属、柳属、榆属）；8—9月为第二高峰，主要是草本花粉（如蒿属、藜/苋科、禾本科）。④ 春季花粉数量显著高于秋季花粉数量，峰值出现在3月中下旬。
对苏宏图盆地红色粘土沙丘表沙、结壳、湖底沉积物粒度和水溶液电导率特征及沙丘走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苏宏图盆地红色粘土沙丘表沙粒度组成以粉砂为主（51.52%），粘土含量较高（16.64%），粒度频率分布呈明显的多峰布特征，与典型的沙漠沙丘具有显著差异；② 红色粘土沙丘表沙与湖底沉积物具有大致相似的粒度分布特征，反映了苏宏图盆地湖底沉积物是粘土沙丘的主要物质来源；③ 苏宏图盆地红色粘土沙丘是以砂粒大小的团聚体颗粒被风搬运、堆积形成；④ 粒度组成、沙源和气候条件的差异是造成不同地区粘土沙丘形态、可移动性及沉积构造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⑤ 苏宏图盆地耙状红色粘土沙丘可被认为是东西走向遵循不稳定床型发育模式的新月形沙丘叠加上东南延伸遵循指状延伸模式的次生臂膀而成。
基于冰川-气候模型，青藏高原东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北坡、布尔汗布达山南坡、达里加山、拉脊山、贡嘎山东坡、贡嘎山西坡和海子山发育冰川临界海拔与物质平衡线高度的差值 (Δh)分别为89 m、85 m、4 m、24 m、16 m、29 m和8 m。研究区5个山体地形、气候和地势的对比分析表明，研究区不同山体间Δh的差异受控于山体平衡线高度（ELA）处的年降水量和ELA以上区域的坡度 ，布尔汗布达山ELA处极低的降水使得其Δh最大，达里加山ELA处较为丰沛的降水和较为平缓的坡度使得其Δh最小。气候是影响冰川发育最重要的因素，应进一步探寻气候波动下山体发育冰川临界海拔的变化规律。
